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已死，在遭受了中國當局幾十年駭人聽聞的虐待之後，劉曉波至少現在找到了安寧。
享年61歲的劉曉波，是自納粹時代以來，第一位在羈押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死是對中國殘酷對待一位現代偉人的指控。
就連在劉曉波罹患晚期癌症、頻臨死亡之際，中國仍拒絕讓他出國接受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治療。中國當局在沒有得到他同意的情況下，給垂死的劉曉波拍下影片，製作描述給他仁慈待遇的虛假宣傳片，這種做法愚不可及、令人作嘔。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國可能會試圖把劉曉波的遺體處理掉，而且是以不讓他的墳墓成為民主朝聖地的方式。當局無疑會企圖恐嚇、威脅劉曉波勇敢的遺孀劉霞，也許為了不讓她說話，會無限期地將她軟禁。
西方領導人會為她說話嗎？我認為恐怕不會，他們不會用比此前為劉曉波本人發聲更強有力的聲音為劉霞說話。
如果說，劉曉波死的方式是對中國壓迫的控訴，他的死同時也突顯了西方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太過膽怯，沒有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提出劉曉波的情況。川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間隙，在漢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了面，但川普根本沒有提劉曉波的名字。慚愧呀，所有人。
劉曉波死得有尊嚴、死得光榮，他恪守了自己的原則。其他所有人，差了點勁。
有朝一日，在民主降臨中國後，天安門廣場上將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碑。但在一個自由的中國裡，永遠不會有習近平的紀念碑，他在執政期間主持了對異見的嚴厲打壓，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自由度。
下面是讓那些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略微了解一下他：
1.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員，1989年春，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過得相當安逸。但在天安門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他迅速回到國內，以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當軍隊在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間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原本可以逃離，但卻留下來與軍方協商，為仍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生安排了一個安全離開的通道。在1990年代，他原本可以移居西方，但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裡為自由而奮鬥，他沒有走。
2. 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中國政府為了向他施壓，兇殘地對待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在情感上已經很脆弱，雖然她從來沒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但她被置於軟禁之中。中國政府知道劉曉波永遠不會屈服，所以政府故意讓他的妻子遭受巨大的隔離之苦，以此向劉曉波施壓。然而，這對夫婦堅持了下來，他曾用優美的語言向她致意：「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3. 異見者往往是不近情理的人，因為挑戰一個高壓國家有失去一切的風險，需要一種特殊的性格。劉曉波在職業生涯之初也不近情理，曾是一個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學者，但在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逐步變得溫和、明智。他用以呼籲民主的《零八憲章》，就是這種明智的範例，他時常讚揚自己的辦案者的專業精神，以明確地表示他並不厭惡他們——這正是我將他比作曼德拉的一個原因。
4. 習近平是否對劉曉波的死負有責任目前還不清楚，但很可能情況確實如此。雖然劉曉波死於肝癌，並曾患有肝炎（這是肝癌的一個危險因素），但中國監獄的醫療條件是臭名昭着地差，監獄當局常常拒絕為異見者提供醫療照顧，作為向其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如果他沒有被監禁的話，劉曉波的癌症會在能夠進行治療的時候、更早地被發現。
5. 劉曉波在羈押中死亡，也為人們看到習近平讓中國倒退了多遠提供了一個窗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的部分時間裡，劉曉波曾有過自由，能為海外刊物和互聯網刊物寫文章。（我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2008年他被捕前不久，我在電話裡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國安人員就把電話掐斷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比20年前的中國更不自由了。幾天前，我曾給劉曉波寫過一封公開信，將他描述為也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真希望他看到了那封信——但我相信當局不允許他那樣做。
6. 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說過劉曉波，因為國家宣傳機器禁止關於他的討論。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矛盾的現象：因其在中國從事的工作而贏得諾貝爾獎的首位中國人去世了，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多少哀悼他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中關心其無比重要和勇敢無畏的工作的人來說，有一種太多的空虛和悲傷感，主要不是為劉曉波本人感到悲傷，因為他現在已不再受迫害，而是為中國的大倒退感到悲傷，為世界領導人在一位現代偉人遭受野蠻對待時表現的膽怯感到悲傷。我們能夠從劉曉波的勇氣、正派和遠見卓識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他的紀念碑前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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