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
北京——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於本週四逝世，享年61歲。劉曉波是一位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曾守在天安門廣場，軍隊逼近之際，救護了現場的抗議者。因為起草並傳播一份呼喚民主的宣言，他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因肝癌離世。中國政府於6月末才披露這個診斷，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基本醫治無望。從官方的角度來說，劉曉波獲得了保外就醫。但即便是住進東北一家醫院、面臨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仍被禁言，始終有人看押。他幾十年來與這個專制政權的牢籠鬥爭，臨死時仍然是它的囚徒。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直被警方軟禁，並處於嚴密監視之下。警方不允許她就丈夫的死和遲到的癌症治療發表言論。
劉曉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開時，劉霞在一段對朋友的簡短的視頻中這樣描述他的情況：“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段視頻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
劉曉波的病況引起了朋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國際團體的廣泛同情。在他們看來，劉曉波是一名無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導者。他是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38年在監獄醫院中死亡的德國和平主義者、納粹的敵人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來，第一位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們對他病情的反應說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現居洛杉磯、一名認識劉曉波的前北京文學教授崔衛平說。“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輕人——在聽說有癌症晚期患者被關押至死，都相當憤怒。”
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之後。那是一份呼籲民主、法治以及結束審查制度的大膽的請願書。
一年後，北京一座法院審理了劉曉波的案子，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判刑。判決書引用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批評、戲謔中國政府的文章。面對沉重的判決，劉曉波回以一個對中國未來的警告。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劉曉波在一項為審判而準備的陳述中寫道：“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受審當時，劉曉波已是中國最出名的異見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變得更加出名。當時他被關在中國東北獄中。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表彰他是“中國人權鬥爭最突出的象徵人物。”
劉曉波無法親自領獎，在頒獎典禮上，本該屬於他的位置擺放著一張空椅子。他為審判而準備、卻未被准許宣讀的法庭陳述，被人代為朗讀，作為他的諾貝爾演講。
“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曉波都與中國及其命運緊緊相連，”劉曉波去世前，澳大利亞漢學家、他的好友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頌詞中這樣寫道。“到頭來，他的言論與行動可能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但是在一個專制的體制裏，在一個1989年以來不過是在殘酷與無情之間擺動的體制裏，那些言論與行動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
劉曉波對抗爭和監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名忠於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他卻一生頑強執拗地與專制主義抗爭。
“即使在異見者中間，他也是一名異見者，”劉曉波的友人余傑說道。他曾為劉曉波寫過一部傳記。余傑現居美國。
他還說道："劉曉波願意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就連許多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人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餘傑回憶了大約在1999年，他第一次與劉曉波通電話的情景：“他說，‘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評了我大約半個小時。”
20世紀80年代，劉曉波在北京作為一個嚴厲的文學評論家出了名，被人稱為“黑馬”。知識界的一致順從讓他深惡痛絕，哪怕是以改革的名義。當時，鄧小平拒絕進行與經濟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漸漸將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並結束政黨腐敗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將該時間點描述為一個“轉折點”——讓他結束學術生涯，不可逆轉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劉曉波對學生展現了無保留的同情。他最終敦促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共產黨領導層將動用武力結束抗議活動；這時，劉曉波和他的三個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廣場上一邊絕食聲援學生，一邊勸導他們撤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廣場上的學生並且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侯德健引述了劉曉波的話。
當軍隊進來時，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槍彈下和混亂中。但如果沒有劉曉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後果可能更加慘重。6月3日夜晚，當坦克、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朝天安門方向推進合圍時，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也守在廣場。
劉曉波和他的朋友與逼近的軍隊協商，要求為留在廣場的示威者開放一條安全的通道以便他們撤離，並說服驚慌的學生離開，避免衝突。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根據劉曉波撰寫的有關1989年的回憶錄，他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他的和平主義行動，”6月3日那晚同劉曉波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友人劉蘇裏表示。“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
軍方鎮壓動亂之後不久，劉曉波因支持抗議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21個月。他失去了大學講師的工作、著作被禁，共產黨把他貼上煽動民運的“黑手”的標簽。他隨後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內的美國政府政策的行為也招來鄙視。
但他沒有為此屈服。1996年，因為呼籲釋放因參與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劉曉波被判處勞教三年。
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但他後來參與了公開發佈這份聲明之前的準備，並且讓它能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還在北京挨家挨戶地敲門，動員知名人物簽字。
這一請願書一開始吸引了303人簽字，其中包括劉曉波動員的許多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律師和卸任官員。截至2009年5月，簽字人數已達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顧體制內外的人，”劉曉波的朋友、同樣也簽署了《零八憲章》的崔衛平說：
“他還把來自不同世代的反對派運動聯繫起來。我不認為除了劉曉波還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劉曉波和大多數其他簽署者對可能受到嚴懲的風險不以為然。但他的妻子劉霞擔心政府會嚴加報復。在劉曉波的審判陳述中，他感謝劉霞的“無私的愛”。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寫道：“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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