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11日
《南方周末》、《新京報》力抗中共宣傳部門,把中共新聞審查的醜態赤裸裸地向全世界展現,在內地所引發的民眾聲援從網絡發展到街頭,一度大有星火燎原之態。但隨着兩份報章如常出版,隨着《南周》再度公開認可「黨管媒體」原則,當局的釜底抽薪已見成效,民間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吶喊還能持續嗎?
海內外輿論多把《南周》員工抗議新年獻辭被強姦事件,視為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新領導層是否真心推動政治改革的試金石。但是,《南周》員工的抗爭從一開始就與外界的期待有落差,在其連串聲明中都恪守體制內抗爭的立場,甚至出現「充份尊重黨管媒體的原則」的字眼。顯然,《南周》的抗爭屬於「只反貪官(廣東省委宣傳部)、不反皇帝(中共)」,為自己預留了被招安的後路。這不只是中國的政治現實所然,也是媒體員工在市場中求生存的現實需要所然。
《南周》、《新京報》的如常出版,實際上是對新聞審查制度的屈服,捍衞新聞工作者尊嚴的行動終究是功虧一簣。不過,外界不應苛求《南周》、《新京報》的採編人員,都像《新京報》社長戴自更那樣,有辭職對抗審查的勇氣。而且,在中共現時的政治制度、新聞制度下,戴自更的請辭也未能阻止《新京報》轉載《環球時報》社評。
雖然《南周》、《新京報》的維權行動未盡如人意,但至少具雙重意義。一是以血淋淋的事實揭露中共新聞審查制度的嚴苛,令宣稱「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的中國外交部貽笑世界,令廣東省當局對新聞的事前審查有所放寬,這是體制內抗爭的成效。
二是彰顯推動中國新聞自由的真正力量不在新聞界、不在中共高層,而是在民間。社會知名人士聲援《南周》、《新京報》,一開始就着眼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並不認同「黨管媒體」原則,而是要求習、李履行實施憲法的諾言,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
外界如今把中國走向民主的希望寄託於習李身上,這是中國政治現實下的無奈選擇,是減少社會動盪成本的選擇,但並不是賴以成功的選擇。內地大批公共知識分子聯名上書呼籲習李推動政治改革,海內外輿論關注習李會出台甚麼樣的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真正力量不在習李,而是在中國民間。
中共元老鄧小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其功不可沒,但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民間,來自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安徽鳳陽農民包產到戶等力量的積蓄。收容制度、勞教制度的廢除,不是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功績,而是孫志剛等無數受害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民間力量推動下才得以實現。同樣,中國要實現新聞自由,無論是要求中共保障憲法規定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結束新聞審查制度、結束「黨管媒體」體制,還是要求解除報禁、立法保障新聞自由,不只需要新聞界人士付出一定的代價,更需要民間力量、社會力量的推動。
可喜的是,民間爭取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聲浪,不會因《南周》、《新京報》的如常出版而絕迹,不會因廣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公安的打壓、拘捕行動而絕迹。相反,當局日後任何一次報章、網絡整肅行動,都會激化民間抗議、集會,都會推動民間力量的凝聚。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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