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9日 香港蘋果日報
我知道華叔司徒華的遺願是建立民主中國，這大概也是不少香港人的心願。可是坦白講，經過多年在大陸走動的經歷之後，比華叔年少一半的我已經失卻這等雄心壯志了。現在的我，最期盼的不再是一個民主中國，而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中國。什麼叫做比較「正常」的中國呢？那就是讓一個家庭不要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有一天忽然給人拆了。好，就算你不能保證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強拆，起碼你也該留道氣口，讓他們去上訪投訴吧。如果你連上訪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強姦那個跑來上訪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強姦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讓那個女孩去報個案呢？就算做做樣子也行吧？萬一這女子太過害怕，找人陪同壯膽，能不能不捉那個陪她的善心人，說他是「聚眾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這個人，至少讓他見見家人和律師好不好？又如果大陸以外有人替他申寃訴苦，我請你不要動不動就怪這批人「井水犯河水」，行嗎？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2011年1月9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
2011年1月8日 星期六
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
2011年1月8日
明報2010年10月專訪司徒華所寫的系列報導〈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內容豐富，看完心裡五味雜陳。華叔談經營教協、組織工運社運，充分顯示他是有勇有謀、非常實幹的工運社運領袖，此所以他一再強調組織必須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必須能捍衛會員生計、福利，必須有辦法凝聚會員，並堅持教協自置物業作為會址。
但司徒華是否如林行止所講的「不談理想只顧現實」？是否「狡獪」？或許有人會認為，司徒華是為自己及同道謀現實利益多於實際推動他所明言的理想（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華叔心裡實際怎麼想，我們無從知道。我們能做的，是觀察他一生的言行。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如果「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那麼支聯會就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旗幟、象徵而已了。精神支援當然重要，而且支聯會或許也真的沒條件去積極顛覆中共政權，但我想熱心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人，咀嚼華叔這段話，心裡大概不太好受吧。
話說回來，以八九六四以來二十多年的政治現實，華叔領導支聯會在香港保住象徵中國人民主理想的這面旗幟，堅持嚴厲批判滿手血腥的中共暴政，堅持為當年為國為民犧牲的同胞組織大規模公開悼念活動，這已成為香港現代史重要的一頁。而我相信華叔及支聯會中人這麼多年的堅持，無疑是出於熱血與至誠。光憑這一點，司徒華先生已足以名垂青史。莫小看悼念六四死難同胞之意義，正如倪匡兩年多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只要仍有人堅持悼念，這城市就不致於徹底沉淪，就像耶和華答應阿伯拉罕，所多瑪城中，只要還有五十個，四十個……甚至只要有十個義人，這城市就可不必被毀滅。每年在維園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朋友，就是香港的義人。
關於平反六四，華叔頭腦很清醒：
他自問自答：「你問我，如果有天平反『六四』，支聯會的任務是否已完成？支聯會有五大目標要完成，平反『六四』只是其中一項。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是否看到平反也不重要，人活著一天就要做一天工作。就算中國結束一黨專政也有很多事要做。」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沒錯，我們都應記住：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
後記：寫完這篇看到李怡今天的蘋論〈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覺得相當中肯。而林行止說司徒華「不談理想只顧現實」，真是苛刻、偏激之論。
同日黃偉豪刊於明報這篇〈歷史會否還華叔一個公道？〉，以下兩段也有意思：
和很多泛民的政治領袖不一樣，華叔除了對民主有無窮的理想和熱情外，更有非凡的領導才能和組織能力。他有份參與成立的三個機構，教協、支聯會和民主黨，均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舉足輕重，發揮着極大影響力。這亦證明了他的遠見，明白到社會改革的延續，不能只靠個人的意志和魅力，而需要組織化使它可以長久及有自己的生命力。
華叔有兩點特質是很多香港當今的領袖絕對做不到的。第一，雖然他本身擁有卓越的才華，但卻拒絕做當權者的走狗和應聲蟲，而是選擇站在弱勢和公義的一邊，和大眾共同進退。第二，是他的無私，雖然他擁有出色的成就，但他的一切努力，均是為市民大眾爭取權益，而非為自己爭權或斂財。直到他死的一刻，在外表和生活上，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家，所住的地方也只是旺角舊區的普通單位，而非豪宅。他從沒有把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眾人之上。
李怡 - 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1月8日
近一星期，香港政界、傳媒，不分左中右，掀起鋪天蓋地對司徒華的讚頌之聲，幾乎把他評為「完人」了。近似造神運動的談話、文章，與筆者認識了近 40年的司徒華不一樣，甚至也違反了他生前的民主追求。倪匡在司徒華逝後一天的一個「對談」專欄上說：「民主運動的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參與者的努力，逃不出對『領袖』的迷思，就進不了民主的殿堂！」筆者對這句話深感認同，而且相信司徒華也會認同。
在這一陣讚譽聲中，最奇怪的，是過去罵他「反中亂港」的、反對他這 20年堅持「平反六四」的，包括特首在內的親共政治人物，也包括不知刊過多少罵他罵支聯會文章的左報，竟對他交相讚譽起來。曾特首稱讚他「一生熱愛中華及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曾鈺成說他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的鬥士」，范徐麗泰和譚耀宗都稱道他「熱愛祖國」。《大公報》有評論稱他為「資深民主人士」、「是港人社會中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有「鮮明的愛國立場、強烈的民族觀念」。就像陶傑所形容，這是一群飢餓的禿鷹向司徒華進行的「政治天葬」。
在禿鷹的談話、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們講的是甚麼民主？如特首所說的「文革」式民主，還是左報所遵奉的民主專政的民主？司徒華一生堅持的是甚麼原則？司徒華愛的是怎樣的國？如此「熱愛祖國」的人，何以拿不到回鄉證去親炙祖國大地？
在這些禿鷹的談話、文章中，更是重點談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支持 2012年政改方案，「功不可沒」，彷彿司徒華一生最大功業就只在最後階段支持政改，以前所做過的、所堅持的都在禿鷹的視野之外了。
在一片讚頌中持不同聲音的，反而來自泛民陣營，主要針對他去年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對民主黨「垂簾聽政」，甚至指為「出賣民主」，更有批評他在支聯會的「大佬」領導作風……。
這是香港出現的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景象：過去罵他的，今天對他交相稱讚；而部份曾深受他影響的同路人，對他反而有微言。
一個人剛逝去，人們在懷念中自然會對他說好話。但對司徒華來說，過譽以至神化並不符合他終生追求千萬人共同努力參與民主的目標。
司徒華雖不凡，但他終究也是一個人。人有七情六慾，人也會犯錯誤。其次，他是個政治人，是參政而不是僅僅議政的人物。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認為，從政者應遵從兩種倫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意圖倫理指從政的理想與信念，責任倫理指從政者必須對自己政治行為可預見的後果負責。由於現實世界的政治往往非理性，一味推行善的理念，不一定帶來善的結果，有時後果甚而是相反的。因此，從政者必須顧及政治現實，考慮到後果而作出階段性妥協，以逐漸推進自己的意圖。
過去數十年，司徒華是很懂得貫徹這兩種倫理的從政者。 04年他告別立法會時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我以為，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是『偽術』，『退一步，進兩步』的妥協，則是策略運用。」原則，是意圖倫理；策略，就是責任倫理。過去，他深明這個進退之道。
至於最後一年的反公投、撐政改，則是他具爭議性的政治行為。筆者在此願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09年 11月 25日及 28日，筆者寫過兩篇「蘋論」，呼籲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特別提請包括司徒華在內的元老參選。 12月 12日，早前朋友約定的一次在西貢的小聚會中，筆者與華叔碰頭。筆者問他有沒有看過這兩篇文章，他說看過，沉吟好久之後，他說，參選會很累，而且選後還有更多事要做。筆者不能說甚麼了，因為他畢竟歲數大了。從他當天頗為沉默的表現來看，他當時相信已知道自己患癌，只是可能未知已屆第四期。
他沒有對筆者的建議有任何批評或異議。反公投與撐政改是在他生命最後階段、而且相信已知惡耗時所作的政治行為。我們對他這一生，真是不能有再多的要求了。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但他仍是人，不是神，也不會是「完人」。他是政治人，是會妥協也會犯錯的政治人。神化他有違他人生的宗旨，拿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一件事做文章，無論褒貶，對他這一生都是不公平的。
近一星期，香港政界、傳媒，不分左中右，掀起鋪天蓋地對司徒華的讚頌之聲，幾乎把他評為「完人」了。近似造神運動的談話、文章，與筆者認識了近 40年的司徒華不一樣，甚至也違反了他生前的民主追求。倪匡在司徒華逝後一天的一個「對談」專欄上說：「民主運動的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參與者的努力，逃不出對『領袖』的迷思，就進不了民主的殿堂！」筆者對這句話深感認同，而且相信司徒華也會認同。
在這一陣讚譽聲中，最奇怪的，是過去罵他「反中亂港」的、反對他這 20年堅持「平反六四」的，包括特首在內的親共政治人物，也包括不知刊過多少罵他罵支聯會文章的左報，竟對他交相讚譽起來。曾特首稱讚他「一生熱愛中華及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曾鈺成說他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的鬥士」，范徐麗泰和譚耀宗都稱道他「熱愛祖國」。《大公報》有評論稱他為「資深民主人士」、「是港人社會中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有「鮮明的愛國立場、強烈的民族觀念」。就像陶傑所形容，這是一群飢餓的禿鷹向司徒華進行的「政治天葬」。
在禿鷹的談話、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們講的是甚麼民主？如特首所說的「文革」式民主，還是左報所遵奉的民主專政的民主？司徒華一生堅持的是甚麼原則？司徒華愛的是怎樣的國？如此「熱愛祖國」的人，何以拿不到回鄉證去親炙祖國大地？
在這些禿鷹的談話、文章中，更是重點談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支持 2012年政改方案，「功不可沒」，彷彿司徒華一生最大功業就只在最後階段支持政改，以前所做過的、所堅持的都在禿鷹的視野之外了。
在一片讚頌中持不同聲音的，反而來自泛民陣營，主要針對他去年反對五區公投和支持政改，對民主黨「垂簾聽政」，甚至指為「出賣民主」，更有批評他在支聯會的「大佬」領導作風……。
這是香港出現的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景象：過去罵他的，今天對他交相稱讚；而部份曾深受他影響的同路人，對他反而有微言。
一個人剛逝去，人們在懷念中自然會對他說好話。但對司徒華來說，過譽以至神化並不符合他終生追求千萬人共同努力參與民主的目標。
司徒華雖不凡，但他終究也是一個人。人有七情六慾，人也會犯錯誤。其次，他是個政治人，是參政而不是僅僅議政的人物。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認為，從政者應遵從兩種倫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意圖倫理指從政的理想與信念，責任倫理指從政者必須對自己政治行為可預見的後果負責。由於現實世界的政治往往非理性，一味推行善的理念，不一定帶來善的結果，有時後果甚而是相反的。因此，從政者必須顧及政治現實，考慮到後果而作出階段性妥協，以逐漸推進自己的意圖。
過去數十年，司徒華是很懂得貫徹這兩種倫理的從政者。 04年他告別立法會時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我以為，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是『偽術』，『退一步，進兩步』的妥協，則是策略運用。」原則，是意圖倫理；策略，就是責任倫理。過去，他深明這個進退之道。
至於最後一年的反公投、撐政改，則是他具爭議性的政治行為。筆者在此願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09年 11月 25日及 28日，筆者寫過兩篇「蘋論」，呼籲泛民以鋼鐵團隊參與總辭公投，特別提請包括司徒華在內的元老參選。 12月 12日，早前朋友約定的一次在西貢的小聚會中，筆者與華叔碰頭。筆者問他有沒有看過這兩篇文章，他說看過，沉吟好久之後，他說，參選會很累，而且選後還有更多事要做。筆者不能說甚麼了，因為他畢竟歲數大了。從他當天頗為沉默的表現來看，他當時相信已知道自己患癌，只是可能未知已屆第四期。
他沒有對筆者的建議有任何批評或異議。反公投與撐政改是在他生命最後階段、而且相信已知惡耗時所作的政治行為。我們對他這一生，真是不能有再多的要求了。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但他仍是人，不是神，也不會是「完人」。他是政治人，是會妥協也會犯錯的政治人。神化他有違他人生的宗旨，拿他生命最後階段的一件事做文章，無論褒貶，對他這一生都是不公平的。
2011年1月7日 星期五
黃哲斌 - 業配新聞是欺瞞、是詐術
2011年1月7日
幾天前，湖南某動物園有頭非洲獅，因為肚子餓，竟然把自己的尾巴吃掉了，連腹部也血肉淋漓。這頭飢不擇食的獅子，上了台灣的電視新聞，大約被列為「寰宇搜奇」一類的奇聞。
其實，這新聞一點也不稀奇；台灣大多數主流媒體，每天都在吃自己的尾巴，一路倒著吃，嚼得津津有味，肚臍以下差不多啃食精光。
原因是，「業配新聞」徹底破壞了新聞的核心規則、破壞了媒體的存在價值。媒體經營者以為「業配」是大補帖，強筋健骨，滋氣養腎；其實是「美國仙丹」，是類固醇，吃了只會虛胖，終生依賴成癮，無法戒除，最後加速壽終正寢。
就像那頭非洲獅，自食尾巴充饑。
新聞與廣告 遊戲規則各異
回歸「新聞」的定義，是由一媒體組織或個人，依其專業判斷，自發性採訪、編輯、傳播對讀者有益或有用的資訊。具有報導價值的新聞，一毛錢也不該收，媒體就有義務告知讀者；沒有報導價值的新聞，就算再多新台幣，也不應刊登在新聞版面上。
至於政府或廠商的訊息，必須透過廣告刊登或公關手段，爭取媒體曝光。我常說，新聞守門人與公關部門之間，就像美式足球的守方與攻方，雙方必須靠著智巧、力量、戰術、技能，相互正面碰撞。越高明的公關或溝通技巧，越容易在媒體版面上達陣；媒體的責任則是「分辨、篩濾那些拙劣的政策或商業話術」，只有真正具價值的訊息，無論正面或反面，才有資格成為「新聞」。
讀者或觀眾對於「新聞」的信任與依賴，不多不少，正來自對編輯室的信賴，對媒體品牌的信賴。
至於上不了新聞版面的政治宣傳或企業訊息，謝謝，請花錢買廣告；至少，讀者會知道，這些資訊是金錢對價換來的，知道是「官方說法」，知道是未經編輯人過濾的推銷員話術。
要談資本主義社會，對不起，這才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大家清清楚楚，銀貨兩訖。
然而，「業配新聞」販售的是欺瞞、是詐術，它將廣告包裝成新聞，在「不讓讀者知情」的前提下，將廣告主的垃圾訊息塞進新聞版面，無論它是一包衛生紙、一項政策、一名候選人，都已破壞了新聞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
廣告偽裝新聞 無異打假球
「業配新聞」或「隱藏式置入文宣」對新聞專業的破壞，正如「打假球」對職棒運動的破壞。兩者都透過大量金錢介入，操縱遊戲規則與從業人員，在欺瞞收視群眾的前提下，扭轉或改變最終結果，於是，不該漏接的球漏掉了、不該刊登的新聞也刊出了；不該輸的球隊輸掉了、不該出賣的版面卻賣得一塌糊塗。
沒有人喜歡花錢買票進球場，只為了看一場金錢操弄的比賽；也沒有人喜歡花錢買報紙或雜誌，只為了看一份專業編輯人棄守，廣告主輕易達陣的媒體。
你可以責怪主流媒體墮落、老闆賤賣新聞，罵他們一百次都不為過；然而，幕後以金錢交換正面宣傳的政府或企業，就是摧毀新聞這一行的「雨刷集團」。
有位網友留言說，「哪一行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幹嘛大驚小怪」。是，沒錯，打假球就像賣業配新聞，又沒有人受傷，不知情的觀眾照樣看得很高興，球團與球員可以賺外快，組頭更是開心灑花轉圈圈。
所以，媒體憑什麼指責打假球的球員或教練？憑什麼？相反地，體委會應該頒發「國光獎章」給他們，表彰他們「開創職業運動全新商業模式」的重大貢獻。
「台灣職業運動領先國際潮流」，得獎理由可以加上這一句，請記得，國際潮流。
唱片跳針一下，任何想為「業配新聞」或「未揭露廣告」抹脂擦粉的朋友，煩請先回答這個問題：既然業配新聞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若非有心欺騙消費者，為何廣告主不願揭露自己付費？為何媒體羞於向讀者啟齒：「是，你看到的部分新聞，其實是有價販賣的廣告」？
補充業配人生【FAQ】圖解：
二、那麼，對於讀者及政府等廣告主而言，業配還會造成什麼副作用？
答：這問題很好，前媒體人林照真曾說，「置入型行銷除了是新聞界的失敗，也是廣告界的失敗，進一步的，也將成為全民的失敗。」
茲事體大，請容我另篇闡述，先參考這兩張圖：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15個，個人5574人，總數5689。）
張文光寄往天堂給司徒華的信
張文光 - 一生正氣 兩袖清風2010年1月7日
【明報專訊】華叔：
一生人從沒想過寫信給你，沒有地址，只寫天堂，相信你會收到。
你收到香港人的思念，千言萬語，無盡哀思，懷念你錚錚的情操風骨，懷念你平民教育的理想，懷念你民主普選的壯志，懷念你平反六四的堅持，這一切奮鬥和追求，已成香港歷史，感動香港人心。
立法會前的皇后像廣場，豎立了紀念平台，黑底白字，莊嚴肅穆，寫上「華叔，我們永遠懷念你」，市民含淚獻上鮮花，寫下深深的懷念和尊敬。這些冒着寒冷、遠道而來的市民，更有白髮蒼蒼的長者，讚揚你一生的堅持，至死不渝的愛國。
情操以外 還有氣節
有市民寫上：一生正氣，兩袖清風，形容你高尚的情操，我認為非常貼切。無論教育還是政治，寫作還是抗爭，你都堅持人間的大是大非，一生正氣；無論生前和死後，校長還是議員，你都摒除任何的個人私利，兩袖清風。
情操以外，還有氣節。殖民地時期，你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當選立法會，你拒絕向英女王效忠；六四鎮壓後，你毅然辭去草委職務；臨時立法會，你寧願落車不做議員。但更重要的，是你領導支聯會21年，為平反六四奮鬥到底，為爭取民主貫徹始終。
每年六四燭光集會，都有你的燭光和淚水。今年六四，當維園萬千燭光搖曳，當《祭好漢》歌聲高揚，你已經離開我們，但我仍然相信，你的英靈仍在其中，與我們共度維園的燭光，與港人走過六四的長夜。如今，六四燭光，清明獻花，新年揮春，民主大遊行，中聯辦抗議，都有着我們深深的懷念，懷念我們21年風雨同路的日子。
崎嶇民主路 是一生的奉獻奮鬥
華叔，你說過：功成不必在我，成功我在其中。堅持到底便是勝利。但我們多麼希望，那堅持到底的、必然到來的、平反六四的日子，你與我們同在一起，同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人民的勝利。華叔，雖然你已離去，但我們一定會繼續奮鬥，在平反六四的日子，一定會向你報告，告慰你在天之靈。
華叔，你說過：民主的道路是漫長崎嶇，艱難曲折。最初聽到這說話，以為是對群眾運動的激勵。當民主派爭取普選的路，竟然超過四分一世紀；當真正的普選，即使2020年仍沒保證。當我們由青年變成中年，而華叔更離我們而去時，我們才深切感受到，這漫長崎嶇、艱難曲折的真正意義，是一生的奉獻和奮鬥。
華叔，你說過：要紀念辛亥革命的100周年，傳揚林覺民與秋瑾的詩文。自你離去之後，我想起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說：今日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也想起秋瑾的《對酒》詩：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如今，遺志仍在，同志仍在，長路漫漫，熱血勤珍重，請華叔放心，一路走好。
張文光
2011年1月7日
2011年1月4日 星期二
讀書好介紹《美好價值》
讀書好介紹匯豐銀行前主席葛霖著作《美好價值》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OXIV4DyHjn8
or http://www.56.com/u83/v_NTc1NjUwOTY.html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OXIV4DyHjn8
or http://www.56.com/u83/v_NTc1NjUwOTY.html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5日
陶傑 - 樓上的人
為自由的祖國，為光輝的使命，乾一杯再乾一杯。
--《我們舉杯》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4日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4日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2011年1月3日 星期一
明報社評 - 司徒華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病逝，終年79歲。在香港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發展，以至爭取平反六四和中國實行民主的歷程中，司徒華都是舉足輕重人物，他的選擇和做法，不同立場的人或許評價有異，但是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此一稱號，司徒華受之無愧；我們也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不會有異議。
華叔由工運、社運、從政到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切作為，都是與專權者對抗，而且透過發展組織，團結最大多數人共赴事工，取得成績，這樣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司徒華，在香港還找不到有人達到他的高度。
過去40年
華叔都向專權者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專制獨裁本質，對社會強力控制，大力壓制工運和社會運動，此際司徒華領導全港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待遇，成為工運領袖，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着組織力量，迫使港英讓步，也為社會抗爭立下楷模。此後，華叔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又參與揭露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為公義與當局周旋，並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史實等。
到80年代初，華叔儼然成為社會運動領袖，對市民有強大號召力。港英對實質「反殖」的華叔迅速冒起，當然並非樂觀其成，當時港英把華叔視為眼中釘，塑造他是「中共同路人」的形象。至於隨着香港刻日回歸，港英借助華叔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22年前的六四事件，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和爭取中國民主，這次他要周旋的中共，力量更龐大，絕非港英的小兒科，特別是九七回歸之後，華叔領導支聯會，隔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唱對台戲，在中央對港影響力愈趨全面之際，華叔所承受壓力之大，旁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董建華任特首時，曾要求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拒絕；另外，去年六四前夕，新民主女神像遭到滋擾等，只是已經公開的事態。
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無論中央政府有什麼說法，總之，當日以如此暴烈手段鎮壓，殺害手無寸鐵同胞的行徑，有良知的人都不會接受。而在香港，因為有華叔的堅持，頂住千鈞壓力，才使這樁人神共憤的慘劇，不致在當權者大力壓制之下，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消退。所以，過去40年華叔實際上都與專權者對抗。
昨日，新華社報道司徒華病逝的消息，連標題只有88個字，其中只說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華叔在港英期間任立法局議員、草委會成員和支聯會主席的關係，都未提及。其實華叔的中國心和中國情，識者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人，都有深切體會和感受，華叔經常以年輕時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獸行，強調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再遭到欺侮。華叔與中央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另外，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國沒有民主，因此華叔領導的支聯會，爭取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度。
中共官方喉舌對華叔評價，不置一詞，應屬避重就輕，而以22年來，中央視支聯會為敵對組織，華叔離世卻未趁機鞭撻，或許已經是對華叔的「禮遇」了。不過，無論官方如何低調，也改變不了絕大多數市民對這位真正愛國者的尊崇。華叔對社會和市民影響最深遠，除了他崢崢風骨，展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對抗專橫擇善固執以外，他留給接棒者的政治資產十分豐厚而珍貴，就是留下了組織良好的力量爭取權益，達至目標。
華叔打開組織工會缺口
成為推動進步主要力量
當年華叔帶領教師成功爭取改善待遇，之後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展到現在，是本港人數最多、力量最大的行業工會，另外，教協創造行業工會先河，給組織獨立工會打開缺口，現在，各個行業都組織獨立工會，成為工運、社運以至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至於支聯會，也是以組織帶動，凝聚市民的感情、意志，參與爭取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
華叔能夠使教協和支聯會成功，其中最重要一點是他清廉自持，道德操守高尚，對一些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後「享天下」的心態，華叔曾形容為「議員病」，提出嚴厲批評。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華叔遺言把骨灰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國，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墳場的花園，此舉，充分反映他的中國情和香港情。華叔骨灰一半望神州，一半戀香江，這是表面形式，其實，華叔的畢生努力，正如他喜愛的清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華叔就是以一己生命化為沃土，要換成未來的繁花似錦。這兩句詩，是華叔此生的寫照。華叔，請安息。
【明報專訊】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病逝，終年79歲。在香港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發展，以至爭取平反六四和中國實行民主的歷程中，司徒華都是舉足輕重人物，他的選擇和做法，不同立場的人或許評價有異，但是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此一稱號，司徒華受之無愧；我們也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不會有異議。
華叔由工運、社運、從政到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切作為，都是與專權者對抗，而且透過發展組織，團結最大多數人共赴事工，取得成績，這樣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司徒華，在香港還找不到有人達到他的高度。
過去40年
華叔都向專權者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專制獨裁本質，對社會強力控制，大力壓制工運和社會運動，此際司徒華領導全港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待遇，成為工運領袖，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着組織力量，迫使港英讓步，也為社會抗爭立下楷模。此後，華叔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又參與揭露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為公義與當局周旋，並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史實等。
到80年代初，華叔儼然成為社會運動領袖，對市民有強大號召力。港英對實質「反殖」的華叔迅速冒起，當然並非樂觀其成，當時港英把華叔視為眼中釘，塑造他是「中共同路人」的形象。至於隨着香港刻日回歸，港英借助華叔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22年前的六四事件，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和爭取中國民主，這次他要周旋的中共，力量更龐大，絕非港英的小兒科，特別是九七回歸之後，華叔領導支聯會，隔着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唱對台戲，在中央對港影響力愈趨全面之際，華叔所承受壓力之大，旁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董建華任特首時，曾要求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拒絕；另外，去年六四前夕，新民主女神像遭到滋擾等，只是已經公開的事態。
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無論中央政府有什麼說法，總之，當日以如此暴烈手段鎮壓，殺害手無寸鐵同胞的行徑，有良知的人都不會接受。而在香港，因為有華叔的堅持，頂住千鈞壓力，才使這樁人神共憤的慘劇，不致在當權者大力壓制之下，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消退。所以，過去40年華叔實際上都與專權者對抗。
昨日，新華社報道司徒華病逝的消息，連標題只有88個字，其中只說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華叔在港英期間任立法局議員、草委會成員和支聯會主席的關係，都未提及。其實華叔的中國心和中國情，識者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人，都有深切體會和感受，華叔經常以年輕時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獸行，強調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再遭到欺侮。華叔與中央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另外，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國沒有民主，因此華叔領導的支聯會，爭取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度。
中共官方喉舌對華叔評價，不置一詞，應屬避重就輕，而以22年來，中央視支聯會為敵對組織，華叔離世卻未趁機鞭撻，或許已經是對華叔的「禮遇」了。不過，無論官方如何低調，也改變不了絕大多數市民對這位真正愛國者的尊崇。華叔對社會和市民影響最深遠，除了他崢崢風骨，展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對抗專橫擇善固執以外，他留給接棒者的政治資產十分豐厚而珍貴，就是留下了組織良好的力量爭取權益，達至目標。
華叔打開組織工會缺口
成為推動進步主要力量
當年華叔帶領教師成功爭取改善待遇，之後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展到現在，是本港人數最多、力量最大的行業工會，另外，教協創造行業工會先河，給組織獨立工會打開缺口，現在，各個行業都組織獨立工會，成為工運、社運以至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至於支聯會，也是以組織帶動，凝聚市民的感情、意志，參與爭取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
華叔能夠使教協和支聯會成功，其中最重要一點是他清廉自持，道德操守高尚，對一些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後「享天下」的心態，華叔曾形容為「議員病」，提出嚴厲批評。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華叔遺言把骨灰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國，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墳場的花園，此舉，充分反映他的中國情和香港情。華叔骨灰一半望神州，一半戀香江，這是表面形式，其實，華叔的畢生努力，正如他喜愛的清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華叔就是以一己生命化為沃土，要換成未來的繁花似錦。這兩句詩，是華叔此生的寫照。華叔，請安息。
2011年1月2日 星期日
陳雲 - 不義也是品味問題
明報 2010年12月29日
聖誕節過去了。殖民地時代，聖誕節和新年聽到的除了福音之外，便是教宗、英女皇和港督的文告，都是傳統的仁愛呼籲，略改文辭，港督則與家人圍在壁爐之前，向市民送上聖誕祝福。在傳統節日，守舊就是能耐，政治領袖的文辭和表達形式只能稍微創新，而這正是頂上功夫。亂搞亂舞一通，不是創新，而是荒誕不經，不成體統。
近年每逢聖誕新年，都要忍受特首無聊及失格的政治宣傳，在貧富懸殊之衰世，徒增一苦。老曾做特首五年，終於修成惡果，今年的聖誕文告的品味之壞，無以復加。我們無法投票選舉特首，出了一位品味惡劣的領袖，雖然與己無關，也是丟人現眼。
特首在空洞孤寂的府邸的壁爐架上玩弄塑膠聖誕裝飾，無所事事之際，聽見空蕩蕩的桌上放了的筆記型電腦有電郵信息，便走上前去，原來是歌手MC Jin歐陽靖作了一首聖誕歌Rap Now 2010 ，用來和議特首在政改方案的Act Now口號。煲呔對著電腦屏幕的MC Jin說：「Yo! Check it out!」歌曲以「起錨」為口號，串起政府的新政和面書的潮流，特首聞歌打拍子，叫囂讚歎。
老曾大概忘了他身處的是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末後卻用英文講聖誕和新年快樂，而且用了共產中文「祝願」。府邸除了他自己之外，空無一人，猶如孤家寡人。音樂方面，rap歌不是用來附和政府的，rap 歌有倡議反抗和變革之意。至於口號「起錨」，是漁家出海捕魚或黑社會逃亡海外之用，與聖誕節的安頓與休息大相逕庭。聖誕新年不叫人一家圍爐團聚，也該叫人憐恤孤苦之人，多加施捨，特首卻高呼「起錨」，航向冰冷的大海。MC Jin無疑有其來頭，奧巴馬競選總統，也用了他的《致奧巴馬的公開信》作為宣傳rap。然而有名歸有名，名人不是那樣用的。
廣告失時失地，不可饒恕。中國政治的古風，首重的是敬天時。冬至、聖誕與新年都是平息紛爭，與民休息及憐恤孤苦之時，不是用來聞歌起舞、勤呼「起錨」以支持政府新政之時。府邸場地空寂，毫無團聚之溫情，塑膠聖誕藤也毫無生氣，真的聖誕樹也許不環保，但最低限度要有真的松枝吧？一切不該犯的錯誤，都犯齊了。美學和文化判斷要到了病入膏肓的絕境，才會如此頭頭碰著黑的。
另一邊廂，地產財閥糟蹋大浪西灣、火燒南生圍、亂填農田和堵塞溪流，殺滅生物。明明可以保育環境，設計順應自然生態的豪宅也可以牟利的，財閥卻偏偏喜歡夷平地皮，用混凝土征服一切，而混凝土卻是監獄的材料美學。香港的不義，豈止是政治或道德問題，根本是美學品味問題。而美學問題，其實是人格問題。
201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孔捷生 - 溫總的心就是用來刺痛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30日
胡錦濤親政八年從未開過記者招待會，僅在京奧時精選外媒友好記者（可簡稱老友記）開過「座談會」，若論平庸與木訥，他和李鵬堪稱黨國雙璧。怎似溫家寶羽扇綸巾，憑三寸不爛之舌，即便到了天竺國印度，昔日寃家也得尊稱一句「溫爺爺」，那氣度就像孔明赴東吳舌戰群儒，締結盟好。近日溫總理上電台做叩應直播，談到通脹和高房價，感喟：「刺痛了我的心。」
溫總電台做 show，一如胡錦濤上網，網民和聽眾都是假的。溫總其實厭棄這一套，五四青年節他去北大，事先吩咐校方不要作假，但還是一眼看破並戳穿身邊的學生是「安排」的。此乃本朝制度使然，與溫總的喜惡無關。代際傳承下來，核心們與民眾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差。並非筆者誇張，倘無自欺欺人的保護圈，只要讓政治局九常委走進人間煙火，他們大多連黨話都說不流暢，更莫提說人話了。
然而溫總理口才和淚腺再發達，也無法直面嚴峻的現實問題。高房價和政府強拆本係雙頭怪獸，房地產係一石三鳥─ＧＤＰ、政績、貪賄聚寶盆。蟻民上訪、自焚、群體抗爭，都有醒世恒言等着他們：「你們算個屁！」「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如今最新金句出自江蘇張家港拆遷辦官員之口：「想不開就去死好了，就像死隻狗一樣，我們搞拆遷，死了多少人知道嗎？如果死了人就不搞了，還叫甚麼拆遷！」
這些官話可會「刺痛」溫總的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要在監獄度過五十五歲生日，溫總的心是否覺得很欣慰？不提政治敏感的劉曉波，只說趙連海，因維權和追討真相，他由結石寶寶的苦主家長變成階下囚，如無一國兩制這邊廂輿情洶洶，他也像「死隻狗一樣」。有賴海外援手，他得以「被就醫」，但此風不可長，以免日後井水頻犯河水，於是無論用重金贖買抑或超限威脅（應是雙管齊下），都要讓趙連海低頭就範。連事主都「認錯」了，外間說三道四的閒雜人等統統閉上你們的鳥嘴！
趙連海被「和諧」了，如今悲劇人物的焦點已轉移到錢雲會身上。關於基層村官和政府及發展商狼狽為奸的故事聽得多了，浙江樂清好不容易出了一個為民作主的錢雲會，他於○五年當選村主任，因土地被奪而帶領村民維權，上訪五年，三次入獄。卻在今年聖誕節這天被工程車碾壓而死，警方稱純屬「交通意外」，目擊村民則指證錢雲會是被人扔到路心再碾死的。這裏起碼有一個真相毋庸置疑，在中國做屁民難，做公民更難，若做維權的帶頭大哥，更「不得好死」！
錢雲會已經「被交通意外死」，他不可能像趙連海那樣「被認錯」了。錢雲會的遭遇，可會「刺痛」溫總理的心？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吳志森 - 溫總理正正點出中國處境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9日
Vic：講中國人的尊嚴問題，未免叫人太沉重。吳志森先生長期關注同胞人權狀況，難怪「身心俱疲」。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背道而馳，國家財力愈強，政府對異見的壓迫愈嚴厲--連韓寒辦一本文學期刊(即《獨唱團》)，也只能一期而終；連舉辦文藝論壇，也要事先審查發言稿。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溫總理還說「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真叫人哭笑不得。
期望有一天，我們不必再為同胞的人權狀況痛心，但這一天來臨之前，我們還需要記得劉曉波、趙連海、譚作人、胡佳、高耀潔，以及許多沒沒無聞的受壓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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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溫家寶上電台與聽眾網友對話，有人問：「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溫總理作了篇幅不少的回應，稍不留神，以為是哪一個維權人士被網警封殺的一番說話。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說：「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說得多麼動聽啊！
溫爺爺沒理由不知道「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的事情吧！他為吃了毒奶粉的孩子討回公道，卻莫須有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入獄，然後千方百計被剝奪上訴權利，又突然解除對律師的委託，被宣告申請保外就醫。整個過程，充滿着中國特色法治的荒謬。
空談保障自由和權利
趙連海是否已經「保外就醫」，到截稿時仍是真相不明，究竟他已經釋放了，回家了，還是「釋放」了，但卻被當局帶到適當的地方「就醫」，變相軟禁，還是根本未釋放，仍在監獄服刑，一切仍像謎一樣不明不白。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和權利啊？
溫總理又說：「第二，就是無論職業不同、財產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個人都完全平等，特別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這就更笑話了。
幾千年來，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自古皆然，於今尤烈。在社會底層，多少受逼迫的工人農民，寃屈無處伸張，上訪又受到無情打壓，致死致殘。最新一宗寃案，是浙江樂清市一位村主任，上訪伸寃，被「交通意外」謀殺，警方竟定性為車禍，討公道的家屬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何說起？
溫總理說：「第三，要使社會更加公平，特別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殘疾人、艾滋病人，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話。
智障人士被賣作奴隸工，在黑磚窯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屢禁不止，這不是個別的犯罪行為，公家部門更牽涉其中。關注愛滋病的維權人士，看看他們悲慘的下場：胡佳仍身陷囹圄，垂垂老矣的高耀潔醫生被迫去國流亡……還有多少關顧弱勢的維權人士被打壓、被恐嚇、被跟監、被判刑，即使刑滿出獄，仍然失去自由。這是甚麼有尊嚴的生活？
溫總理最後說：「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包括犯錯誤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通過教育和幫助使他們獲得新生。這就是我對尊嚴的理解。」完全經不起事實考驗。
「中國良心」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因八九六四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五年前客死異鄉，最近骨灰安葬祖國，但生前囑咐寫在墓誌銘的遺言，卻被當局禁止。連逝去的軀體，成灰的骸骨都那麼害怕，這算甚麼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妻子受長期軟禁，音訊全無，至親友人被禁出境，差不多要禍延九族。這就是尊重每個人的人格？
溫總說的每一句話：「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正正點出了目前中國的處境，聽後，只能憤怒和流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林博文專欄 - 軍事化是美國外交特色
中國時報 2010-12-29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題為〈巨大的（軍事）禁忌〉專欄中，痛批美國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太離譜了，他也抨擊民主、共和兩黨都是沆瀣一氣，什麼都刪，就是不敢刪國防預算，而使軍費變成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怪物。
紀思道引述波士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D. Bacevich）近著：《華盛頓主宰一切：美國邁向永久戰爭之路》的數據和分析說：一、美國的軍費等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總和；中國的軍費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軍費比中國多六倍；二、美國在全球維持五六○個軍事基地，有些基地已有六十五年歷史；三、美國情報單位龐大到不像話，有權利閱讀「極機密」資料的人比首都人口還多；四、美國今年花在阿富汗的戰費（五百五十億美元）超過獨立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美墨戰爭、南北戰爭和美西戰爭的總和；五、歐巴馬要求國會增加今年軍費百分之六，而達到九千億美元。
出身西點軍校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的巴塞維奇說，共和黨為打仗敲邊鼓而獲得選票，民主黨認為如不附和共和黨則將失去選票。軍費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增加、一代又一代猛漲，美國就如此日月陳兵海外而走向永無止境的永久戰爭。巴塞維奇在七○年代初打過越戰，具有實戰經驗；他的兒子也是西點畢業，三年前以中尉排長身分陣亡於伊拉克。巴塞維奇說他自己退伍後思想傾向保守派，不但訂閱《標準周刊》和《國家評論》等保守派雜誌，還常捐款給他們。幾年後自己的思想逐漸成熟了，對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觀察和了解更深入了，終於恍然大悟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輪流掌控美國政治、外交和軍事，並由他們來界定政治與社會議題。巴氏又認識到，儘管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南轅而北轍；奇怪的是，他們各自提出的解決方案和結果卻常大同而小異。
巴塞維奇在五年前出版的《新美國軍國主義：美國如何被戰爭引誘》中，就指出美國已陷入不斷地增添軍費、不停地擴大軍力的漩渦裡而不克自拔。更悲哀的是，拒絕自拔。為什麼不願意自拔，原來軍費上升和軍力擴充直接關係到美國必須保持「世界第一」的帝國觀念和「例外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人民不願看到別國力量超越美國的狹隘心態、軍火工業和政客（包括退伍將領）勾結而形成巨大的遊說勢力以及九一一事件後的「永久危機意識」等因素。
外交史家華特．米德（Walter R.Mead）把美國傳統上的外交政策分成漢彌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佛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等四大學派。目前仍主宰美國外交思維而常被討論是以提倡和平為基調的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sm）以及好戰黷武的傑克遜主義（Jacksonism）。很顯然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只是把傑佛遜主義當招牌，口號和幌子，一旦認為赤色武力擴張危及到美國所支持的政府，美國就會毫不手軟地出兵或由中情局發動改變以維護美國的勢力與權益。
負責主管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事務的外交家郝爾布魯克死後，美國公視時事訪問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即於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邀請和郝爾布魯克具有公私情誼的三位老友暢談美國外交與郝氏貢獻。三位友人之一是曾任職國務院、五角大廈、《紐約時報》和外交事務協會並且是當年〈五角大廈文件〉主要擬稿人之一的雷斯利．蓋布（Leslie Gelb）。蓋布曾提到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問題，他說這是一項嚴肅又嚴重的問題，郝氏生前即一直關切此課題。但因人多口雜和時間關係，當晚節目並未加以深論。一百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特色，有時外交與武力並行，老羅斯福的「胡蘿蔔和大棒」即為一例；有時外交先行、武力隨後；有時武力先發制人，外交聊備一格。
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為軍事化外交政策找到了藉口和護符，他以反恐和國安為出師之名，欺騙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以武力解決海珊。現在輪到歐巴馬來收拾阿富汗殘局，大家擔心的是他會不會變成越戰時代的詹森？在最近朝鮮半島危機中，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雖馳往黃海耀武揚威，但歐巴馬政府深知朝鮮半島危機絕不是依恃武力即可解決，難題是外交解決危機的途徑亦無從尋覓。中國有北韓這個惡鄰兼窮友雖至感頭疼，但平壤卻為中國擋住了美國勢力延伸至鴨綠江邊。六十年前爆發的韓戰一直沒有簽署正式的和平條約，而只有美國、中國和北韓三邊簽定的停火協定，這或許是半島危機迭起的原因之一。
美國立國精神與現實一開始就出現矛盾與虛偽，一面高唱「人生而平等」一面蓄養黑奴。外交政策亦復如此，一面高喊民主自由，一面討伐非我族類。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後果就是出現了美國的新型軍國主義。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題為〈巨大的（軍事）禁忌〉專欄中，痛批美國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太離譜了，他也抨擊民主、共和兩黨都是沆瀣一氣，什麼都刪，就是不敢刪國防預算，而使軍費變成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怪物。
紀思道引述波士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D. Bacevich）近著：《華盛頓主宰一切：美國邁向永久戰爭之路》的數據和分析說：一、美國的軍費等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總和；中國的軍費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軍費比中國多六倍；二、美國在全球維持五六○個軍事基地，有些基地已有六十五年歷史；三、美國情報單位龐大到不像話，有權利閱讀「極機密」資料的人比首都人口還多；四、美國今年花在阿富汗的戰費（五百五十億美元）超過獨立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美墨戰爭、南北戰爭和美西戰爭的總和；五、歐巴馬要求國會增加今年軍費百分之六，而達到九千億美元。
出身西點軍校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的巴塞維奇說，共和黨為打仗敲邊鼓而獲得選票，民主黨認為如不附和共和黨則將失去選票。軍費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增加、一代又一代猛漲，美國就如此日月陳兵海外而走向永無止境的永久戰爭。巴塞維奇在七○年代初打過越戰，具有實戰經驗；他的兒子也是西點畢業，三年前以中尉排長身分陣亡於伊拉克。巴塞維奇說他自己退伍後思想傾向保守派，不但訂閱《標準周刊》和《國家評論》等保守派雜誌，還常捐款給他們。幾年後自己的思想逐漸成熟了，對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觀察和了解更深入了，終於恍然大悟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輪流掌控美國政治、外交和軍事，並由他們來界定政治與社會議題。巴氏又認識到，儘管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南轅而北轍；奇怪的是，他們各自提出的解決方案和結果卻常大同而小異。
巴塞維奇在五年前出版的《新美國軍國主義：美國如何被戰爭引誘》中，就指出美國已陷入不斷地增添軍費、不停地擴大軍力的漩渦裡而不克自拔。更悲哀的是，拒絕自拔。為什麼不願意自拔，原來軍費上升和軍力擴充直接關係到美國必須保持「世界第一」的帝國觀念和「例外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人民不願看到別國力量超越美國的狹隘心態、軍火工業和政客（包括退伍將領）勾結而形成巨大的遊說勢力以及九一一事件後的「永久危機意識」等因素。
外交史家華特．米德（Walter R.Mead）把美國傳統上的外交政策分成漢彌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佛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等四大學派。目前仍主宰美國外交思維而常被討論是以提倡和平為基調的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sm）以及好戰黷武的傑克遜主義（Jacksonism）。很顯然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只是把傑佛遜主義當招牌，口號和幌子，一旦認為赤色武力擴張危及到美國所支持的政府，美國就會毫不手軟地出兵或由中情局發動改變以維護美國的勢力與權益。
負責主管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事務的外交家郝爾布魯克死後，美國公視時事訪問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即於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邀請和郝爾布魯克具有公私情誼的三位老友暢談美國外交與郝氏貢獻。三位友人之一是曾任職國務院、五角大廈、《紐約時報》和外交事務協會並且是當年〈五角大廈文件〉主要擬稿人之一的雷斯利．蓋布（Leslie Gelb）。蓋布曾提到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問題，他說這是一項嚴肅又嚴重的問題，郝氏生前即一直關切此課題。但因人多口雜和時間關係，當晚節目並未加以深論。一百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特色，有時外交與武力並行，老羅斯福的「胡蘿蔔和大棒」即為一例；有時外交先行、武力隨後；有時武力先發制人，外交聊備一格。
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為軍事化外交政策找到了藉口和護符，他以反恐和國安為出師之名，欺騙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以武力解決海珊。現在輪到歐巴馬來收拾阿富汗殘局，大家擔心的是他會不會變成越戰時代的詹森？在最近朝鮮半島危機中，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雖馳往黃海耀武揚威，但歐巴馬政府深知朝鮮半島危機絕不是依恃武力即可解決，難題是外交解決危機的途徑亦無從尋覓。中國有北韓這個惡鄰兼窮友雖至感頭疼，但平壤卻為中國擋住了美國勢力延伸至鴨綠江邊。六十年前爆發的韓戰一直沒有簽署正式的和平條約，而只有美國、中國和北韓三邊簽定的停火協定，這或許是半島危機迭起的原因之一。
美國立國精神與現實一開始就出現矛盾與虛偽，一面高唱「人生而平等」一面蓄養黑奴。外交政策亦復如此，一面高喊民主自由，一面討伐非我族類。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後果就是出現了美國的新型軍國主義。
Nicholas D. Kristof - The Big (Military) Taboo
December 25, 2010
The Big (Military) Taboo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We face wrenching budget cutting in the years ahead, but there’s one huge area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ike have so far treated as sacrosanct.
It’s the military/security world, and it’s time to bust that taboo. A few facts:
•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as much on military power as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t says that we spend more than six times as much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next highest budget,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troops at more than 560 bases and other sites abroad, many of them a legacy of a world war that ended 65 years ago. Do we fear that if we pull our bases from Germany, Russia might invade?
•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so vast that more people have “top secret” clearance than live in Washington, D.C.
• The U.S. will spend more o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s year, adjusting for inflation, than we spent o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War of 1812,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he Civil War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combined.
This is the one area where elections scarcely matter. President Obama, a Democrat who symbolized new directions, requested about 6 percent more for the military this year than at the peak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think banging the war drums wins them votes, and Democrats think if they don’t chime in, they’ll lose votes,” said Andrew Bacevich, an ex-military officer who now is a historian at Boston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a thoughtful recent book,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The costs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military force are not just financial, of course, as Professor Bacevich knows well. His son, Andrew Jr., an Army first lieutenant, was killed in Iraq in 2007.
Let me be clear: I’m a believer in a robust militar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backing up diplomacy. But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need a balanced tool chest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tools alike. Instead, we have a billionaire military and a pauper diplomacy. The U.S. military now has more people in its marching bands than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in its foreign service — and that’s preposterous.
What’s more, if you’re carrying an armload of hammers, every problem looks like a nail. The truth is that military power often isn’t very effective at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like a nuclear North Korea or an Iran that is on the nuclear path. Indeed,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our military force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fter the first gulf war,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ed bases in Saudi Arabia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ould enhance American security. Instead, they appear to have provoked fundamentalists like Osama bin Laden into attacking the U.S. In other words, hugely expensive bases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and we later closed them anyway). Wouldn’t our money have been better spent helping American kids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Paradoxically, it’s often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the military who lead the way in warning against overinvestment in arms. It was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ho gave the strongest warning: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And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i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who has argued that military spending on things large and small can and should expect closer, harsher scrutiny; it is Secretary Gates who has argued most eloquently for more investment i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id.
American troops in Afghanistan are among the strongest advocates of investing more in schools there because they see firsthand that education fights extremism far more effectively than bombs. And here’s the trade-off: For the cost of one American soldier in Afghanistan for one year, you could build about 20 schools.
There are a few signs of hope in the air. The Simpson-Bowles deficit commission proposes cutting money for armaments, along with other spe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unveiled a signature project, the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which calls for more emphasis on aid and diplomacy in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saves lives and money,” Mrs. Clinton noted, and she’s exactly right. The review is a great document, but we’ll see if it can be implemented — especially because House Republicans are proposing cu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y should remind themselves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government can protect its citizens in many ways: financing research against disease, providing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that reduce crime later, boosting support for community colleges, investing in diplomacy that prevents costly wars.
As we cut budgets, let’s remember that these steps would, on balance, do far more for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s than a military base in Germany.
The Big (Military) Taboo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We face wrenching budget cutting in the years ahead, but there’s one huge area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ike have so far treated as sacrosanct.
It’s the military/security world, and it’s time to bust that taboo. A few facts:
•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as much on military power as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t says that we spend more than six times as much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next highest budget,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troops at more than 560 bases and other sites abroad, many of them a legacy of a world war that ended 65 years ago. Do we fear that if we pull our bases from Germany, Russia might invade?
•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so vast that more people have “top secret” clearance than live in Washington, D.C.
• The U.S. will spend more o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s year, adjusting for inflation, than we spent o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War of 1812,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he Civil War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combined.
This is the one area where elections scarcely matter. President Obama, a Democrat who symbolized new directions, requested about 6 percent more for the military this year than at the peak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think banging the war drums wins them votes, and Democrats think if they don’t chime in, they’ll lose votes,” said Andrew Bacevich, an ex-military officer who now is a historian at Boston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a thoughtful recent book,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The costs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military force are not just financial, of course, as Professor Bacevich knows well. His son, Andrew Jr., an Army first lieutenant, was killed in Iraq in 2007.
Let me be clear: I’m a believer in a robust militar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backing up diplomacy. But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need a balanced tool chest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tools alike. Instead, we have a billionaire military and a pauper diplomacy. The U.S. military now has more people in its marching bands than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in its foreign service — and that’s preposterous.
What’s more, if you’re carrying an armload of hammers, every problem looks like a nail. The truth is that military power often isn’t very effective at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like a nuclear North Korea or an Iran that is on the nuclear path. Indeed,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our military force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fter the first gulf war,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ed bases in Saudi Arabia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ould enhance American security. Instead, they appear to have provoked fundamentalists like Osama bin Laden into attacking the U.S. In other words, hugely expensive bases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and we later closed them anyway). Wouldn’t our money have been better spent helping American kids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Paradoxically, it’s often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the military who lead the way in warning against overinvestment in arms. It was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ho gave the strongest warning: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And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i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who has argued that military spending on things large and small can and should expect closer, harsher scrutiny; it is Secretary Gates who has argued most eloquently for more investment i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id.
American troops in Afghanistan are among the strongest advocates of investing more in schools there because they see firsthand that education fights extremism far more effectively than bombs. And here’s the trade-off: For the cost of one American soldier in Afghanistan for one year, you could build about 20 schools.
There are a few signs of hope in the air. The Simpson-Bowles deficit commission proposes cutting money for armaments, along with other spe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unveiled a signature project, the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which calls for more emphasis on aid and diplomacy in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saves lives and money,” Mrs. Clinton noted, and she’s exactly right. The review is a great document, but we’ll see if it can be implemented — especially because House Republicans are proposing cu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y should remind themselves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government can protect its citizens in many ways: financing research against disease, providing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that reduce crime later, boosting support for community colleges, investing in diplomacy that prevents costly wars.
As we cut budgets, let’s remember that these steps would, on balance, do far more for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s than a military base in Germany.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黃哲斌 - 業配，是葉問他爺爺嗎？
2010年12月27日
上星期，跑了六場演講；凡演講必有笑話爆點，我常講一個「業配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故事：由於字字都是真金白銀，業配刊在報紙版面上，一個字都刪不得，連錯字都不能刪。因此，我作了一個比喻：
「業配是葉問的祖師爺，一個打十個，強國強種，誰都動不得。」
最近偶見業界優秀人士跑出來，忍不住為業配說項，說「業配或置入行銷沒那麼不好」，有病治病、沒病強身云云。對於此類說辭，我理解並同情，但不能不問三個問題：
一、既然置入行銷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沒有哪家報紙或電視，敢向他的讀者公開承認：「是的，本報確有業配新聞；亦即，讀者大爺翻閱的新聞版面、收看的新聞時段裡，確有私下向政府收賄、喬裝成正面新聞的廣告？」
二、若有媒體真敢如此承認，後果下場如何？
三、年久月深，這家報紙或電視又會有何種效應？
答案不複雜，一是「不會的，不會有哪家報紙或電視台敢承認，自己的新聞是政府花錢買的」；就像沒有哪位警察大人敢主動承認，自己收了色情業者的規費，擴大臨檢特別放水通融。
二是「如果哪家報紙敢承認，就必須面對讀者的信心危機；消費者閱讀時，會不斷檢視質疑，認為『這則也像業配、那則也像』；尤其與政策、施政相關的報導，除非是明顯負面新聞，否則大腦自動歸為政府文宣。」
三是「日子久了，這家報紙的公信力將徹底毀壞，它的報導不再被視為獨立客觀，而是某種附庸，政治力的附庸、商業力的附庸，最終是金錢的附庸。」
凡為「媒體置入行銷」說項的朋友，都必須面對此一問題：既然置入行銷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為何不敢揭露？為何羞於向讀者啟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如果置入行銷竟能振振有詞、自圓其說，如果業配新聞只是一種廣告形式；那麼，職棒假球、電話詐騙、內線交易都將成為偉大的商業模式。
至於「政治置入行銷」，我期期以為不可，主因有二：
一、公部門不應成為詐術的共犯，甚至教唆者。我們曾經歷戒嚴年代，深知當年有一名喚「新聞局」的單位，能指揮媒體「必須刊登某新聞、不准刊登某新聞」；如今，台灣已是民主國家，號稱黨政軍退出媒體，然而「新台幣取代新聞局」，竟能左右媒體版面、指揮編採內容，此其一難以忍受；
二、台灣向來不重視政治人物誠信，此為政壇僥倖投機風氣的元兇。馬總統上任前，既然白紙黑字承諾不作政治置入行銷，如今就應兌現。除非他承認，自己「酒後失身簽下空白本票」，否則，以如此明確的政治承諾、以國家元首的崇高位階，若能像坊間孩童輕毀然諾，「不算重來」，我不知道，各國使節將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的國書與玉璽。
若然，我會終其一生，像枚追熱飛彈，追著馬總統還我牛，這是一名成熟偉大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至於認為馬總統碰不得、摸不得，一碰就會掉金粉的網友，我尊重您放棄的公民權利，但麻煩借過，小心湯燙，謝謝。
關於政治置入行銷的危害，「罄竹難書」只是最謙虛的形容詞；朱淑娟提到的故事，是另一實例：「地方政府買了新聞，讀者分不清真新聞、假新聞，看了報還以為後龍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後龍科技園區。許多人看到我部落格的文章，才發現原來當天真正的情形是這樣....。」（ http://twurl.nl/tm4n68 ）
昨天，台灣的傳播學界罕見地召開聯合記者會，41所系所、131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連署人數持續增加中。這些一向安靜的學者生氣了，原因不是我，我沒那麼大面子，我從來不是個咖；這些老師站出來，是因為台灣的新聞圈與政治圈喇舌、互吃口水，已到達一個令人作嘔的新高度。
「政府、廣告主花錢『買』新聞，百名傳播學者連署抗議，今天聲明呼籲政府帶頭止步，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林元輝憂心地指出：『現在好新聞已不是好新聞，而是能賺錢的新聞。』」
（中央社：業配新聞掛帥 學者籲政府喊卡）
「輿論對於置入性行銷的反對聲浪越演越烈，繼環保團體和記者協會出面反置入後，平常在學校教書的傳播學者今(26)日也召開記者會指出，「置入性行銷」嚴重欺騙大眾，更危害民主政治的信任基礎。學者聯名要求，政府除了應該立即停止置入性行銷外，媒體也應以文字標示業配新聞，他們還呼籲政府檢討媒體產業政策，還優秀媒體工作者一個乾淨的工作環境。」
（新頭殼：學界：記者非業務員 政府不應帶頭買新聞）←推薦！記者會全程影音
「在台灣政府對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與媒體「業配新聞」日益嚴重之際，逾百名台灣傳播新聞學者聯名要求停止這類偽裝成新聞出現的政治或商業廣告。聯署的學者包括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等在內的十多所大學傳播學系主任及院長，這份尚在累積連署的呼籲在短期內已有逾百名大學教授支持。」
（BBC中文網：台灣學者聯署要求媒體「反收買，要新聞」）
「不滿政府大量購買置入性行銷及業配新聞，國內一百三十一位學者參與「反收買、要新聞」連署抗議，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性行銷，媒體應自律。昨新聞學者痛批政府拿人民的錢進行置入性行銷是「下三濫」的行為，媒體老闆若只想賺錢那「乾脆拿報社去開賓館」。」
（蘋果日報A10頭條：政府置入行銷 131學者怒吼）
各大學傳播系所連署名單，請點這裡
請容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我只是個軟弱、壞脾氣、中年危機的蠢蛋，也不是道德重整委員會的支持者；我只是單純認為，業配新聞不是新聞，是葉問他爺爺的新聞；新聞局從沒放棄控制媒體，只是角色由新台幣取代。只要現狀不改變，台灣的政治與媒體就沒有一絲光亮。
只要現狀不改變，我說過，還會有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的「業配人生」；除了巡迴演講，明年元月中旬，我預定會推出第二波報導與行動，這次會同時鎖定朝野政黨與主要媒體，敬請期待。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8個，個人5011人，總數5119。歐耶。）
最近偶見業界優秀人士跑出來，忍不住為業配說項，說「業配或置入行銷沒那麼不好」，有病治病、沒病強身云云。對於此類說辭，我理解並同情，但不能不問三個問題：
一、既然置入行銷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沒有哪家報紙或電視，敢向他的讀者公開承認：「是的，本報確有業配新聞；亦即，讀者大爺翻閱的新聞版面、收看的新聞時段裡，確有私下向政府收賄、喬裝成正面新聞的廣告？」
二、若有媒體真敢如此承認，後果下場如何？
三、年久月深，這家報紙或電視又會有何種效應？
答案不複雜，一是「不會的，不會有哪家報紙或電視台敢承認，自己的新聞是政府花錢買的」；就像沒有哪位警察大人敢主動承認，自己收了色情業者的規費，擴大臨檢特別放水通融。
二是「如果哪家報紙敢承認，就必須面對讀者的信心危機；消費者閱讀時，會不斷檢視質疑，認為『這則也像業配、那則也像』；尤其與政策、施政相關的報導，除非是明顯負面新聞，否則大腦自動歸為政府文宣。」
三是「日子久了，這家報紙的公信力將徹底毀壞，它的報導不再被視為獨立客觀，而是某種附庸，政治力的附庸、商業力的附庸，最終是金錢的附庸。」
凡為「媒體置入行銷」說項的朋友，都必須面對此一問題：既然置入行銷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為何不敢揭露？為何羞於向讀者啟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如果置入行銷竟能振振有詞、自圓其說，如果業配新聞只是一種廣告形式；那麼，職棒假球、電話詐騙、內線交易都將成為偉大的商業模式。
至於「政治置入行銷」，我期期以為不可，主因有二：
一、公部門不應成為詐術的共犯，甚至教唆者。我們曾經歷戒嚴年代，深知當年有一名喚「新聞局」的單位，能指揮媒體「必須刊登某新聞、不准刊登某新聞」；如今，台灣已是民主國家，號稱黨政軍退出媒體，然而「新台幣取代新聞局」，竟能左右媒體版面、指揮編採內容，此其一難以忍受；
二、台灣向來不重視政治人物誠信，此為政壇僥倖投機風氣的元兇。馬總統上任前，既然白紙黑字承諾不作政治置入行銷，如今就應兌現。除非他承認，自己「酒後失身簽下空白本票」，否則，以如此明確的政治承諾、以國家元首的崇高位階，若能像坊間孩童輕毀然諾，「不算重來」，我不知道，各國使節將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的國書與玉璽。
若然，我會終其一生，像枚追熱飛彈，追著馬總統還我牛，這是一名成熟偉大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至於認為馬總統碰不得、摸不得，一碰就會掉金粉的網友，我尊重您放棄的公民權利，但麻煩借過，小心湯燙，謝謝。
關於政治置入行銷的危害，「罄竹難書」只是最謙虛的形容詞；朱淑娟提到的故事，是另一實例：「地方政府買了新聞，讀者分不清真新聞、假新聞，看了報還以為後龍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後龍科技園區。許多人看到我部落格的文章，才發現原來當天真正的情形是這樣....。」（ http://twurl.nl/tm4n68 ）
昨天，台灣的傳播學界罕見地召開聯合記者會，41所系所、131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連署人數持續增加中。這些一向安靜的學者生氣了，原因不是我，我沒那麼大面子，我從來不是個咖；這些老師站出來，是因為台灣的新聞圈與政治圈喇舌、互吃口水，已到達一個令人作嘔的新高度。
「政府、廣告主花錢『買』新聞，百名傳播學者連署抗議，今天聲明呼籲政府帶頭止步，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林元輝憂心地指出：『現在好新聞已不是好新聞，而是能賺錢的新聞。』」
（中央社：業配新聞掛帥 學者籲政府喊卡）
「輿論對於置入性行銷的反對聲浪越演越烈，繼環保團體和記者協會出面反置入後，平常在學校教書的傳播學者今(26)日也召開記者會指出，「置入性行銷」嚴重欺騙大眾，更危害民主政治的信任基礎。學者聯名要求，政府除了應該立即停止置入性行銷外，媒體也應以文字標示業配新聞，他們還呼籲政府檢討媒體產業政策，還優秀媒體工作者一個乾淨的工作環境。」
（新頭殼：學界：記者非業務員 政府不應帶頭買新聞）←推薦！記者會全程影音
「在台灣政府對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與媒體「業配新聞」日益嚴重之際，逾百名台灣傳播新聞學者聯名要求停止這類偽裝成新聞出現的政治或商業廣告。聯署的學者包括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等在內的十多所大學傳播學系主任及院長，這份尚在累積連署的呼籲在短期內已有逾百名大學教授支持。」
（BBC中文網：台灣學者聯署要求媒體「反收買，要新聞」）
「不滿政府大量購買置入性行銷及業配新聞，國內一百三十一位學者參與「反收買、要新聞」連署抗議，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性行銷，媒體應自律。昨新聞學者痛批政府拿人民的錢進行置入性行銷是「下三濫」的行為，媒體老闆若只想賺錢那「乾脆拿報社去開賓館」。」
（蘋果日報A10頭條：政府置入行銷 131學者怒吼）
各大學傳播系所連署名單，請點這裡
請容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我只是個軟弱、壞脾氣、中年危機的蠢蛋，也不是道德重整委員會的支持者；我只是單純認為，業配新聞不是新聞，是葉問他爺爺的新聞；新聞局從沒放棄控制媒體，只是角色由新台幣取代。只要現狀不改變，台灣的政治與媒體就沒有一絲光亮。
只要現狀不改變，我說過，還會有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的「業配人生」；除了巡迴演講，明年元月中旬，我預定會推出第二波報導與行動，這次會同時鎖定朝野政黨與主要媒體，敬請期待。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8個，個人5011人，總數5119。歐耶。）
2010年12月26日 星期日
陳丹青 - 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6日
Vic：中共的言論審查愈來愈精密了，參加論壇也要事先提發言稿給當局審查。以下為畫家、文藝評論家陳丹青的抗議，原文標題為〈魯迅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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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次來中國藝術研究院參加文化部主辦的魯迅論壇，非常榮幸。尤其榮幸的是，回來十年，這是第一次被要求發言稿事先呈交當局審查。當局知道，「審查」二字不好聽，就說是「看一看」——等於現在警察局約你訓話，叫做「喝茶」一樣，非常斯文，非常禮貌——可是文化部官員為什麼要事先「看一看」呢，因為說將來要出書，好像文化官員成了書刊編輯，要出書，自然先要「看一看」。我不知道這套把戲是剛剛實行呢，還是早就實行？是因為討論魯迅這才要看一看呢？還是今後所有論壇的發言都要事先看一看？但我願意相信，今天大家坐在這裏開會，在座諸位學者教授都已經預先呈交了。
過去五年，我曾應孫郁兄和令飛兄的邀請，六次談論魯迅，事先從未要求把我的講稿「看一看」，後來，六篇講稿都放進書裏去，當然要給出版社，出版社又要給出版署的老爺看一看，看過之後，就要刪。刪，沒問題，我們都很幸福，都和魯迅同樣的命，說話，寫字，隨時準備刪。可是事後看，事後刪，和事先就要「看一看」，完全是兩回事。大家知道，為了安全起見，進機場，進人民大會堂，所有人必須全身摸一遍，搜一搜，現在，等於腦袋瓜也要預先掰開來，把我們黨的手電筒伸進去照一照，看看裏面有沒有藏着炸藥或者打火機，這真是新世紀的新創舉啊，我們的文化部，真是有文化！
大約一周前，我先接到主辦部門一位女士的電話，要求預審發言稿，當時我在出差中，還沒寫。前天，令飛兄來短信再次要求提交發言稿，想必主辦方着急向上交代，只好求他。可我仍然一個字還沒寫。令飛兄說，先把提綱發過來吧，以便交差。每次，只要魯迅先生的長孫有所要求，我會順從，於是當夜寫了幾行字，發到他郵箱。
我的意思是說，倘若不是令飛兄親自要求，我不會聽從任何部門的任何官員，除非我犯了法。現在，我很希望知道在座哪位是文化部官員，我非常樂意當面告訴這位官員：你們的上司不覺得這種做法多麼丟臉嗎？你們不覺得這是在調戲魯迅先生和他的家人嗎？你們不覺得文化部這種公然的卑怯，是在直接調戲你們自己嗎？真是能幹啊，你們的上司怎麼會想出這等猥瑣的把戲，調戲你們自己？
真的，這場戲太妙了。我提前相信：這種調戲行為遠遠比今天的魯迅論壇更有紀念價值。今年，魯迅先生死去74年。在他去世前幾年，曾在一篇雜文裏提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審查制度，懸想將來的子孫不會明白，所以在文末感慨道：「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魯迅真是老實人，心腸太好，想像力太有限：80多年後，今天，我希望令飛兄打電話通知你的祖父，說：「是的，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遠遠勝過魯迅的時代。諸位同意嗎？大家坐在這裏，包括魯迅的親孫子，一起紀念魯迅，談論魯迅，而所有的談論，事先全都交給文化部哪幾位官員看過了。看過了，又怎樣呢，你們到底怕什麼？是怕魯迅嗎？還是居然害怕坐在這裏的書生？我們很乖的，都已經褲子脫下來，腦袋掰開來，給你們摸過，搜過，而且從來就被你們集體看管着，豢養着，怕什麼呢？莫非是怕魯迅和劉曉波有來往嗎？80多年前，咱們魯迅早就一口回絕了諾貝爾獎，80多年過去，你們怎麼還是怕？
請諸位原諒我不懂事，原諒我的大驚小怪。我知道，此刻我可能正在冒犯大家。可是我實在不能容忍文化部這些小動作，不能容忍自己一聲不響，置身事外。目前當局的種種不得已，我知道，我體諒，當局的官員誰都要混那口黨飯吃。提前審稿，真要算是斯文的，算是一種軟之又軟的軟實力。但我願意向魯迅老人家保證，以後再也不出席這類預先必須看一看的所謂論壇，再也不冒犯可憐的文化部官員，總之，再也不給大家添麻煩。
好了。接下去談魯迅。（下略）
Vic -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書摘
2010年12月26日
多年前看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感覺很獨特，覺得作者想像力真豐富。但和村上多數小說一樣，看完之後，我就把情節幾乎忘得一乾二淨。對《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印象，就只留在封底那段摘錄：「雪正令人窒息地不斷激烈地下著。那看來簡直就像天空本身正啪啦啪啦支離破碎地崩落掉落地上似的。雪也傾注在潭上，被帶有深得可怕的湛藍色調的水面無聲地吸了進去。染成白一色的大地，只有潭張開著像巨大眼瞳似的圓圓大洞……」也許下大雪的場景對我總有一種特殊吸引力，就像《神鵰俠侶》第三十回一燈大師出場及第三十三回風陵夜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這回重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前半部覺得沉悶，但看到解釋人腦運作的第25章，就覺得很精彩，實在很巧妙，而且有說服力。這一章透過博士之口，對大組織的諷刺也很深刻：「我實在是不喜歡這種大組織，因為他們都只為自己著想」；「所謂真正獨創性的科學家必須是個自由人」。以下這句講科學家心態，也很有意思：「科學家的好奇心這東西，是無論如何都很難壓抑的。」
第23章這幾段饒富興味：
「不管別人怎麼說，那都是真的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那曾經被某種力量封閉在意識的深層，但由於我自身被逼迫到極限狀態了於是那箍扣鬆了，於是浮到表面上來。
是什麼力量？
那很可能起因於我為了學洗資料的能力而做的腦手術。他們把我的記憶，壓進意識的牆裡去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把我的記憶從我手中奪走。
想到這裡我逐漸生起氣來。誰也沒有權利剝奪我的記憶。那是我的，我自己的記憶呀。剝奪別人的記憶就和剝奪別人的歲月一樣。隨著生氣之後我覺得再也不在乎恐怖了。不管怎麼樣，總之先活下去吧。我這樣決心。我要活下去逃出這瘋狂的黑暗世界，把我被剝奪的記憶原原本本地要回來。不管世界末日或什麼都沒關係。我必須以完全的我自己重新再生才行。」
第24章這幾段對話也很耐人尋味：
影子用鞋跟在地面畫圓。
「圓輪收束起來。所以長久存在這裡，想到各種事情時，會漸漸開始以為他們才是正確的，自己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看起來實在太圓滿完結了。我所說的事你懂嗎？」
「我很清楚。我也常常這樣覺得。心想比起街來，我是不是一個軟弱矛盾而微小的存在呢。」
「不過那是錯的。」影子一面在圓的旁邊畫沒有意義的圓形一面說。「對的是我們，錯的是他們。我們是自然的，他們是不自然的。你要這樣相信哪。盡所有力量去相信。要不然你也會在不知不覺之間被這街吞進去，被吞進去之後就太遲了。」
最後這段話令我想起村上春樹後來那篇膾炙人口的「雞蛋與高牆」演講。我想，這段話很適合用來鼓勵與高牆對抗的雞蛋，當然包括對抗中共暴政的不識時務者，如劉曉波。沒錯，「對的是我們，錯的是他們。我們是自然的，他們是不自然的。」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黃哲斌 - 記者是不值得活的
2010年12月23日
其實，我說了反話，記者是非常值得的一行，若你真心想幹個記者。
有人出錢，讓你逛看世界，遊歷四方；你能接近一般人難以接近的場所，緣遇許多精彩的人生。有些人願意與你深聊，掏心掏肺、促膝長談；另些人閃閃躲躲、虛與委蛇，或千方百計、言不由心，你必須旁敲側擊，打其七寸，宛若一場鬥智的無聲戰鬥。
最棒的是，這工作讓你貼身觀察某個社會現場、讓你領略某些人事幽微；只要你夠認真、運氣也夠好，你能發出一點聲音，實踐某種美好信念，共鳴某些群體願望。而且，你還能領一份不算窮酸的薪水。
當然，並非每位新聞從業者，都珍惜如此條件；但我認識許多同業，當年各自懷著某種古典理想或典範嚮往，投奔這一行。就像我，十六歲還是個發春的小笨蛋，因為讀了梁啟超與《新民叢報》的故事，決意當記者。
即使現今媒體環境惡劣，所有理想信念被迫一再打折，打七折、打五折、打三折，許多同業不放棄地努力著；即使他們不願去找業配新聞，業配卻找上他們。
這陣子，我聽了許多故事，心疼的故事，這是其中幾個：
「我現在走進我主跑的機關，心裡常有兩個念頭左右掙扎，不知道應該先追某一條新聞，或是先開口要業配。」
「有次，有個單位開記者會，主題與公關稿都沒什麼營養，大家聽完就想走，我卻被叫住，對方公關聯絡人強調，『這一則，我買了你們的業配，你要好好寫，我等著看』。」（朱淑娟也提及類似故事，可見絕非個案。）
「我主跑的單位出了大包，對方想壓新聞，威嚇說，『我們今年買了你們三五百萬的業配，所以你不准寫』；我很緊張，打電話給直屬主管，還好他回說，『發稿是天職，你不寫就是漏新聞，照樣發上來』。於是我發了稿，主管核完稿往上發；結果，隔天還是一個字都不見。」
很抱歉，這一集，我沒辦法搞笑，因為這就是「業配人生」的真相。
一位資深同業沉痛地說，他每天都在祈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不必再深陷這個行業裡。然而，中年轉業何其困難，人人肩上扛著一個家，只能私下抱怨、小規模抵抗，甚或關起門來吵架；否則，僅剩「不幹最大」一途。
早在2006年，新聞學者羅文輝與劉蕙玲成功抽樣、訪問1,172位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置入行銷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配合置入性行銷採訪報導的頻率愈高工作的記者，其工作滿意度愈低」。
那還是報紙記者只需被動配合，不必主動拉廣告、揹數字的年代。現在，各報瀰漫一股「業績掛帥、產值掛帥」的氣氛，每個版面，每位記者的價值，漸漸都要「看數字」，看的不是獨家新聞的數字、不是努力發稿的則數、不是讀者肯定的輿論力度，而是帶進業配新聞、貢獻廣告營收的額度。
與十六年前相較，現今的媒體環境，彷彿是一個「現實扭曲力場」，不可能發生的事，全都發生了；不可能見報的新聞，全都見報了。古典的新聞夢想，關進一個超現實惡夢裡；記者值得一活的空間，漸如中年頂上日益稀薄。
「業配人生」上映以來，我接到許多陌生同業或已離職同業的信件，其中不下十封提及，讀了我的文章，「不禁流下眼淚」。
坦白說，起初我嚇了一跳；因為各位知道，我一路寫來，原本想走歡樂搞笑的諧星路線，竟然把讀者寫哭，表示我很失敗。後來苦思良久，才在陳奕迅的歌裡找到答案，原來他們的淚水，「不是為我而流，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流」。
業配人生扭曲了新聞倫理，也扭曲了專業尊嚴，它不像有些人認為，只是「刊登無傷大雅的政策文宣、活動訊息」，業配新聞掩蓋了一些真相、營造了一些假象，而且讓新聞從業者變成集體共犯，被剝奪了公開反抗的權利、公開發聲的權利，一群以話語為職業武器的專業者，失去了批判對抗的話語權，除非放棄，除非離開。
我必須說，各行各業都有可愛之人，也有可恨之人，記者這一行亦然。然而，越堅持理想的記者，越發現自己的空間日益萎縮，差不多就剩乾溼分離的淋浴間大小；近身接戰的對象越來越巨大，最大的一隻，就是業配。
其實，理想的記者，不只是個辛苦的行業，也是個工時長、飲食睡眠品質差、家庭生活永遠處於「愧歉狀態」的職業。尤其報紙與電視，幾乎都要忙到半夜，或二十四小時待命運轉，就像消防員、急診室醫師一樣；然而記者職業聲望與受尊重的程度，卻每況愈下，其中有個體因素，更多的是群體環境。
本文完整版，請點閱黃哲斌部落格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1個，個人4591人，總數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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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其實，我說了反話，記者是非常值得的一行，若你真心想幹個記者。
有人出錢，讓你逛看世界，遊歷四方；你能接近一般人難以接近的場所，緣遇許多精彩的人生。有些人願意與你深聊，掏心掏肺、促膝長談；另些人閃閃躲躲、虛與委蛇，或千方百計、言不由心，你必須旁敲側擊，打其七寸，宛若一場鬥智的無聲戰鬥。
最棒的是，這工作讓你貼身觀察某個社會現場、讓你領略某些人事幽微；只要你夠認真、運氣也夠好，你能發出一點聲音，實踐某種美好信念，共鳴某些群體願望。而且，你還能領一份不算窮酸的薪水。
當然，並非每位新聞從業者，都珍惜如此條件；但我認識許多同業，當年各自懷著某種古典理想或典範嚮往，投奔這一行。就像我，十六歲還是個發春的小笨蛋，因為讀了梁啟超與《新民叢報》的故事，決意當記者。
即使現今媒體環境惡劣，所有理想信念被迫一再打折，打七折、打五折、打三折，許多同業不放棄地努力著；即使他們不願去找業配新聞，業配卻找上他們。
這陣子，我聽了許多故事，心疼的故事，這是其中幾個：
「我現在走進我主跑的機關，心裡常有兩個念頭左右掙扎，不知道應該先追某一條新聞，或是先開口要業配。」
「有次，有個單位開記者會，主題與公關稿都沒什麼營養，大家聽完就想走，我卻被叫住，對方公關聯絡人強調，『這一則，我買了你們的業配，你要好好寫，我等著看』。」（朱淑娟也提及類似故事，可見絕非個案。）
「我主跑的單位出了大包，對方想壓新聞，威嚇說，『我們今年買了你們三五百萬的業配，所以你不准寫』；我很緊張，打電話給直屬主管，還好他回說，『發稿是天職，你不寫就是漏新聞，照樣發上來』。於是我發了稿，主管核完稿往上發；結果，隔天還是一個字都不見。」
很抱歉，這一集，我沒辦法搞笑，因為這就是「業配人生」的真相。
一位資深同業沉痛地說，他每天都在祈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不必再深陷這個行業裡。然而，中年轉業何其困難，人人肩上扛著一個家，只能私下抱怨、小規模抵抗，甚或關起門來吵架；否則，僅剩「不幹最大」一途。
早在2006年，新聞學者羅文輝與劉蕙玲成功抽樣、訪問1,172位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置入行銷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配合置入性行銷採訪報導的頻率愈高工作的記者，其工作滿意度愈低」。
那還是報紙記者只需被動配合，不必主動拉廣告、揹數字的年代。現在，各報瀰漫一股「業績掛帥、產值掛帥」的氣氛，每個版面，每位記者的價值，漸漸都要「看數字」，看的不是獨家新聞的數字、不是努力發稿的則數、不是讀者肯定的輿論力度，而是帶進業配新聞、貢獻廣告營收的額度。
與十六年前相較，現今的媒體環境，彷彿是一個「現實扭曲力場」，不可能發生的事，全都發生了；不可能見報的新聞，全都見報了。古典的新聞夢想，關進一個超現實惡夢裡；記者值得一活的空間，漸如中年頂上日益稀薄。
「業配人生」上映以來，我接到許多陌生同業或已離職同業的信件，其中不下十封提及，讀了我的文章，「不禁流下眼淚」。
坦白說，起初我嚇了一跳；因為各位知道，我一路寫來，原本想走歡樂搞笑的諧星路線，竟然把讀者寫哭，表示我很失敗。後來苦思良久，才在陳奕迅的歌裡找到答案，原來他們的淚水，「不是為我而流，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流」。
業配人生扭曲了新聞倫理，也扭曲了專業尊嚴，它不像有些人認為，只是「刊登無傷大雅的政策文宣、活動訊息」，業配新聞掩蓋了一些真相、營造了一些假象，而且讓新聞從業者變成集體共犯，被剝奪了公開反抗的權利、公開發聲的權利，一群以話語為職業武器的專業者，失去了批判對抗的話語權，除非放棄，除非離開。
我必須說，各行各業都有可愛之人，也有可恨之人，記者這一行亦然。然而，越堅持理想的記者，越發現自己的空間日益萎縮，差不多就剩乾溼分離的淋浴間大小；近身接戰的對象越來越巨大，最大的一隻，就是業配。
其實，理想的記者，不只是個辛苦的行業，也是個工時長、飲食睡眠品質差、家庭生活永遠處於「愧歉狀態」的職業。尤其報紙與電視，幾乎都要忙到半夜，或二十四小時待命運轉，就像消防員、急診室醫師一樣；然而記者職業聲望與受尊重的程度，卻每況愈下，其中有個體因素，更多的是群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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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1個，個人4591人，總數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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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盧峯 - 聖誕鐘聲下看《美好價值》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2日
Vic：說葛霖「迷惘」或許不太恰當，那份「迷惘」主要是指世人而非作者。作者身為聖公會義務牧師，有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不過，作者在書中的確強調，人類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生存的「模糊曖昧特質」（ambiguities）：完美不可得、進步非必然、終局不可知，但我們總能心懷希望。葛霖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些模糊曖昧特質，學會與之共處，才能找到真正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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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聖誕鐘聲響起，想到的不是買滙豐（以前是冇錢，現在是冇膽），而是拿狄更斯的《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翻一翻，重溫史高治（Scrooge）這個孤寒財主洗心革臉的歷程，反省一下過去一年有沒有跟「魔鬼」做了甚麼交易，得到了些甚麼，失去了些甚麼。今年多看了一本有點類近又相當應時的書，那就是即將卸任滙豐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寫的《 Good Value》（美好價值）。
書是去年出版的，擔心葛霖說教傳教，一直擱着沒有看。直到他決定棄商從政，上岸加入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出任貿易部次官，才勾起我仔細看這本書的興趣。
先撇開書的內容不看，這本書顯示葛霖不僅是個經驗豐富，謀算老成的銀行家，他更是個學識淵博的讀書人，知識學識根底非常深厚，跟香港、大陸那些只懂追逐美女、好酒、名畫，附庸風雅的富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葛霖筆下提到的不但有眾所周知的文豪傑作如艾略特的詩、哥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Macbeth》；還有相當冷門的政治經濟學者Georg Simmel、 Susan Strange的著作。
《美好價值》（Good Value）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份迷惘及作者在迷惘中的「固執」。書並不是嚴謹的教科書，比較像「沉思錄」之類的作品，帶點生活經歷，帶點哲學反思。葛霖提到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變，原本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的觀點、價值一一倒下：政治上鮮明清晰的左右對抗不再適用，政治光譜變成混作一團的泥沼灰色，誰也搞不清楚誰代表的是甚麼，想做的是甚麼。經濟上市場萬能無敵的信條被金融海嘯戳破，放任自流帶來的不是永續的增長與進步，不是渾然天成的平衡，不是人人受惠的公平公正，而是一浪又一浪的跌盪，而是一張張貪婪倨傲的嘴臉，而是一筆又一筆要公眾負責的爛賬，而是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而是「我請客你付鈔」的不負責任態度。
社會上都市化成了損害地球生態，毀滅下一代美好生活的元凶、全球化沒有帶來理解與同情，反而添加了分化與隔膜，令衝突矛盾擴大。葛霖先生又對幾年前風行全球由名記者Thomas Friedman寫的《The World is Flat》暗暗嘲諷了一番，認為 Friedman對全球化充滿一廂情願的幻想，實情是全球化過程既沒有帶來平等競爭，也沒有令各國各民族和平共處。
對葛霖而言，各方面的劇變包括金融風暴已令幾百年來或至少幾十年來人類（主要是西方社會）擁抱的「美好價值」，變得不確定，變得沒有那麼美好，變得不再值得追求。他認為大家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追尋的，自己在做的事有何價值，大家需要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與着力點。葛霖用了不少篇幅述說浮士德與魔鬼做交易的故事，提醒所有人追求權力、享樂、金錢、青春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甚至可能將自己弄成魔鬼的傀儡。
這些苦水、迷惘由其他人說出來很容易變成泛泛而談。可由閱歷豐富、見慣風浪的葛霖道來，卻是有根有據，有血有肉。看過書以後有點明白他為何願意減薪「降呢」（降級）進政府做貿易部次官。
延伸閱讀：
1. 書摘 - 意味深長的《美好價值》
2.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3.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Vic：說葛霖「迷惘」或許不太恰當，那份「迷惘」主要是指世人而非作者。作者身為聖公會義務牧師，有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不過，作者在書中的確強調，人類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生存的「模糊曖昧特質」（ambiguities）：完美不可得、進步非必然、終局不可知，但我們總能心懷希望。葛霖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些模糊曖昧特質，學會與之共處，才能找到真正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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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聖誕鐘聲響起，想到的不是買滙豐（以前是冇錢，現在是冇膽），而是拿狄更斯的《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翻一翻，重溫史高治（Scrooge）這個孤寒財主洗心革臉的歷程，反省一下過去一年有沒有跟「魔鬼」做了甚麼交易，得到了些甚麼，失去了些甚麼。今年多看了一本有點類近又相當應時的書，那就是即將卸任滙豐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寫的《 Good Value》（美好價值）。
書是去年出版的，擔心葛霖說教傳教，一直擱着沒有看。直到他決定棄商從政，上岸加入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出任貿易部次官，才勾起我仔細看這本書的興趣。
先撇開書的內容不看，這本書顯示葛霖不僅是個經驗豐富，謀算老成的銀行家，他更是個學識淵博的讀書人，知識學識根底非常深厚，跟香港、大陸那些只懂追逐美女、好酒、名畫，附庸風雅的富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葛霖筆下提到的不但有眾所周知的文豪傑作如艾略特的詩、哥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Macbeth》；還有相當冷門的政治經濟學者Georg Simmel、 Susan Strange的著作。
《美好價值》（Good Value）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份迷惘及作者在迷惘中的「固執」。書並不是嚴謹的教科書，比較像「沉思錄」之類的作品，帶點生活經歷，帶點哲學反思。葛霖提到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變，原本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的觀點、價值一一倒下：政治上鮮明清晰的左右對抗不再適用，政治光譜變成混作一團的泥沼灰色，誰也搞不清楚誰代表的是甚麼，想做的是甚麼。經濟上市場萬能無敵的信條被金融海嘯戳破，放任自流帶來的不是永續的增長與進步，不是渾然天成的平衡，不是人人受惠的公平公正，而是一浪又一浪的跌盪，而是一張張貪婪倨傲的嘴臉，而是一筆又一筆要公眾負責的爛賬，而是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而是「我請客你付鈔」的不負責任態度。
社會上都市化成了損害地球生態，毀滅下一代美好生活的元凶、全球化沒有帶來理解與同情，反而添加了分化與隔膜，令衝突矛盾擴大。葛霖先生又對幾年前風行全球由名記者Thomas Friedman寫的《The World is Flat》暗暗嘲諷了一番，認為 Friedman對全球化充滿一廂情願的幻想，實情是全球化過程既沒有帶來平等競爭，也沒有令各國各民族和平共處。
對葛霖而言，各方面的劇變包括金融風暴已令幾百年來或至少幾十年來人類（主要是西方社會）擁抱的「美好價值」，變得不確定，變得沒有那麼美好，變得不再值得追求。他認為大家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追尋的，自己在做的事有何價值，大家需要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與着力點。葛霖用了不少篇幅述說浮士德與魔鬼做交易的故事，提醒所有人追求權力、享樂、金錢、青春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甚至可能將自己弄成魔鬼的傀儡。
這些苦水、迷惘由其他人說出來很容易變成泛泛而談。可由閱歷豐富、見慣風浪的葛霖道來，卻是有根有據，有血有肉。看過書以後有點明白他為何願意減薪「降呢」（降級）進政府做貿易部次官。
延伸閱讀：
1. 書摘 - 意味深長的《美好價值》
2.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3.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精英與榮譽 (更新版)
梁文道：我爸是李剛（精英與榮譽之一）
2010-12-10
【AM730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晚 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我 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 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 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 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 「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 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 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 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 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2010-12-16
【AM730 觀念】自 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陣亡校友的碑誌， 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長空與怒洋間抵抗 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 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 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重 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榮 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2010-12-10
【AM730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晚 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我 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 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 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 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 「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 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 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 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 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2010-12-16
【AM730 觀念】自 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陣亡校友的碑誌， 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長空與怒洋間抵抗 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 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 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重 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榮 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梁文道：道德滑坡（精英與榮譽之三）
2010-12-17
【AM730 觀念】《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誌》最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受訪的黨政幹部竟然有45.1％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分明是大家眼中的精英，為何會 有弱勢群體的委屈？許多論者已經正確指出中國人人皆弱勢的理由，把它歸結到權力扭曲等種種深層原因。我只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聲望的作用了。誠然，官員幹 部、富商白領，乃至於大學教授，他們全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社會精英。可坦白說，今天在中國當一個精英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只要上網隨便一看，辱罵精英的粗 言穢語處處可見。
既然「精英」成了一個罵人的髒話，你說他們願意承認自己是精英嗎？且想像一位官員下鄉探訪，沿路陣仗儀軌很是威風，村民 滿臉堆笑甚是恭敬；但他難道不曉得眼前笑臉背後的心思嗎？民間傳說「官無不貪」，這幫人會不會也用這種目光看我呢？「官在人情在」，要是我退了下來，他們 還會對我這麼好嗎？白天，人人對我哈腰欠身，局長前處長後；夜裡，論壇上到處都是斥罵官員幹部的壞話。如此精英，豈不弱勢？
新中國原來就有反精英傳統，富人商家固然有走資奸贓的歷史嫌疑，官員幹部理論上更全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所以一套規範精英言行的規條文化，始終不能名正言順地建立起來。明明具有精英的權位和實力，但又不必配上精英的榮譽；這些精英只知以華車美服裝點自己的身份(正如以『精英』為對像的媒體，總是不停兜售更多更貴的物質)，卻不曉得真正讓人尊敬的東西遠在物質之外。
我 不是在勸大家別再喝罵精英，更不是要為精英的弱勢尋找歷史根據。恰恰相反，我期望的是精英群體能夠正視己身重責，做回精英該做的事。我們平常看國際新聞， 時能見到一些政壇人物因為家屬的負面新聞而黯然下台，或者至少為政途抹上一層暗影。於是有些老爸當官的子女在闖禍後立刻逃遁，生怕別人查出他的底細，連累 親人。可是到了中國，這些官二代竟臉不紅氣不喘地主動招出「我爸是李剛」、「我叔是XX」。
再往後退到更基本的層面，中國人向來講究「家 教」，即便父母並非精英，子女也該擔憂自己的言行會不會讓人笑話「沒有家教」，不能一時犯錯而侮辱雙親名聲。在「我爸是李剛」這類事件裡，我們看到最典型 的「沒有家教」。說到家教，我一直以為，那怕是殺人放火的汪洋大盜，回到家也不致於教孩子致富之道是打劫；那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官，恐怕也還要教子女是 非曲直的常道，不欲其見己身之不端。在這樣的社會裡面，縱使治安不靖，縱使人倫敗壞，但那倫理的標準到底還是在的，對錯的區分也還是大家都懂得的；問題只 不過在於倫常失效，很多人已經不再拿它當回事而已。我擔心會不會有一天，一個罪犯告訴孩子：「兒呀，好好讀書是沒指望的，想辦法偷騙拐搶才能做到人上人」；一個貪官教誨親兒：「做官最要緊的是陽奉陰違，下手夠狠；好處不拿盡，老大徒傷悲」。要是真有這一天，那便是道德的大滑坡，社會規範的大顛覆了。
面對精英二代的斑斑劣跡，我更關心的問題是，他們究竟是怎麼教出來的。
2010年12月17日 星期五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Vic：在一本講投資的書中，意外看到〈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真有趣。大家不妨以此為標準，檢視中共政權符合多少條。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1. 建立一些觀念禁忌，禁絕民眾質疑。[Vic：中國的敏感詞字典，遲早比大英百科全書還厚。]
2. 毀壞所有異見者的名聲。 [想想劉曉波等異見者的遭遇。]
3. 壟斷民眾的愛與資訊來源。 [想想嚴苛的新聞與網路管制。]
4. 將治安、司法、軍事、中央銀行、宗教以至立法等權力置於單一中央指揮下。 [想想服務黨的事業的「人民法院」，想想受黨指揮的解放軍，想想「愛國天主教會」，想想橡皮圖章的人大。]
5. 製造出不受法律規管的死忠特權階級。以特權階級之力壓制異見。 [想想「我爸是李剛」。]
6. 製造敵人，好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敵人。 [想想「亡我之心不息的敵對勢力」與「西方反華勢力」。]
7. 按特定劇本製造某些事件，藉此吸引民眾的支持，並激發民眾對假想敵的仇恨。
8. 藉由發放救濟物資及食品與燃料補助，令民眾更加仰賴國家。
9. 令政治正確程度成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 [想想「根正苗紅」。]
10. 將爭取自由與犯罪混為一談，以同等力量加以壓制。 [再想想劉曉波！]
－－拉斯．特維德（Lars Tvede），Supertrends：Winning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s，第158頁
中文版：未來，你一定要知道的100個超級趨勢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1. 建立一些觀念禁忌，禁絕民眾質疑。[Vic：中國的敏感詞字典，遲早比大英百科全書還厚。]
2. 毀壞所有異見者的名聲。 [想想劉曉波等異見者的遭遇。]
3. 壟斷民眾的愛與資訊來源。 [想想嚴苛的新聞與網路管制。]
4. 將治安、司法、軍事、中央銀行、宗教以至立法等權力置於單一中央指揮下。 [想想服務黨的事業的「人民法院」，想想受黨指揮的解放軍，想想「愛國天主教會」，想想橡皮圖章的人大。]
5. 製造出不受法律規管的死忠特權階級。以特權階級之力壓制異見。 [想想「我爸是李剛」。]
6. 製造敵人，好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敵人。 [想想「亡我之心不息的敵對勢力」與「西方反華勢力」。]
7. 按特定劇本製造某些事件，藉此吸引民眾的支持，並激發民眾對假想敵的仇恨。
8. 藉由發放救濟物資及食品與燃料補助，令民眾更加仰賴國家。
9. 令政治正確程度成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 [想想「根正苗紅」。]
10. 將爭取自由與犯罪混為一談，以同等力量加以壓制。 [再想想劉曉波！]
－－拉斯．特維德（Lars Tvede），Supertrends：Winning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s，第158頁
中文版：未來，你一定要知道的100個超級趨勢
吳靄儀 - 梁展文事件報告，告訴了我們什麼
——解讀、總結教訓及思考前路
2010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加盟新世界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報告已正式發表。傳媒的焦點只是集中在有沒有「人頭落地」的問題上，令人遺憾。事實上，這次研訊披露了特區政府必須面對的嚴重影響公務員體制的社會現實。梁展文事件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帶出的問題，關乎整個管治架構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這些問題若得不到認真處理，特區政府的管治勢必在「官商勾結」之下迅速腐敗，徹底失去一切公信力。
研訊的核心問題
梁展文出任新世界的公布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焦點是兩大核心問題：
（一）梁展文接受該項聘任是否不恰當？
（二） 若然不恰當，為什麼審批當局竟會批准他的申請？（9.3段）
證人證供和文書檔案披露，梁展文任職政府時代表政府負責將紅灣半島，經過多番談判議價，售予新世界地產，因此他在離開政府之後，接受新世界以高職厚薪聘任，就顯然不恰當，因為這會令公眾有合理理由懷疑是新世界投桃報李之舉，從而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何負責審批的公務員事務局卻視而不見，照批准如儀？審閱過梁展文當時遞交的申請書、層層批閱的政府內部文書檔案，及聽取了有關官員的證供，所得的難以置信的結論是，當局完全沒有將梁展文的申請與紅灣半島聯想在一起。梁展文的申請並未提及紅灣半島一事，只是稱新工作會在內地進行，與香港房屋地產事務無涉，當局就照單全收，毫不質疑了。
假定官員並非集體說謊（我們亦沒有他們集體說謊的證據），問題就在於當局依賴所謂「信譽制度」——即是相信申請的前高官會按照君子信譽，填寫表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局只需考慮申請表格觸及之事，文書表面看不到問題，就可以放行。然而，梁展文不認為他需依照「信譽制度」的要求，而認為他的責任只是「依足程序」填寫申請表格，回答表格上的問題，也可以避重就輕，甚至隱瞞真相。例如，獲得這份工作，明明是鄭家純先囑梁志堅探路，後直接會面談攏的，但是梁展文在表格上卻報稱：「家庭朋友介紹。」（8.53段）
更重要的例子是，梁展文明知紅灣半島事件會是審批當局審批他的申請的一項重要因素，但他在申請表格上卻隻字不提。這項申請涉及他本人直接重大的金錢利益（年薪300多萬元的職位），他有責任向當局披露他在出售紅灣半島的參與，讓當局可以事先充分考慮利益衝突及公眾觀感的問題，政府避免尷尬。這是任何公職人員都應恪守的誠信，亦是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提醒退休公務員在考慮離職後從事業務時應有之義，也就是所謂「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的基礎（8.82段）。但梁展文對專責委員會力陳他沒有責任。
梁展文對於自己隻字不提紅灣半島，終招致軒然大波，毫不感到歉意，反而對舊同事沒有想到紅灣事件大表驚訝，並以詩句強調自己如何人格高尚。
「信譽制度」與社會現實
上述的情况顯示「信譽制度」已全線崩潰。除非當局有能力防範梁展文這種心態和手法，否則再按照以往的方法審批，已無法避免重蹈覆轍。審批當局不能再倚賴公務員的忠誠和信譽，這是梁展文事件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俞宗怡局長本人向有公務員典範的美譽，但這個典範，不論其優點與缺點，都顯然與香港特區的現實社會脫節。正如梁展文事件所顯示，離職後的事業已愈來愈受退休高官重視；商界的大機構如新世界地產，早已視退休高官為招聘的目標，他們所付出的薪酬，已不是公務員在政府所能賺取的。聆訊中（9/5/2009），林大輝議員問梁展文，他退休前常務秘書長的人工及退休後的「長糧」是多少錢；梁表示，人工約是每月18萬元，退休之後為約6萬元。林大輝指出，新世界給他的年薪是 312萬，另加董事袍金和花紅，他問：「新中給你的薪金其實較你退休前，在政府做高官時的人工，一年多了100萬元，是不是？」梁只得說：「差不多，差不多。」利益之巨，可見一斑。這個誘惑，在物價上漲的今天，特別是對退休後仍希冀保持高官時代的生活享受的人來說，委實不易抗拒。
公務員事務局過去審批準則的一個着眼點在於防範退休高官向商界僱主提供他任職政府時所得到的機密資料，但這已非商界羅致高官的目標。鄭家純向專責委員會表示，除梁展文外，新世界集團還聘用了其他前任高官（包括規劃環境地政局長梁寶榮），看中的特質包括他們的「紀律性、行政經驗、領導才幹、房地產發展方面的經驗，以及他們的人脈網絡」（8.32段）人面廣的高官，有商業價值，不但值錢，而且值很多錢。
人脈網絡原是高官在公務過程中因執行公務而建立的，但是現在卻變成了高官日後受聘於相關行業的商業機構的本錢。「一僕不能事二主」，究竟公僕在職時是為公眾，還是為自己日後鋪路？如果今時行事一併為日後「搵真銀」準備，政府根本就應付不了行使公職引致的利益衝突。公眾無可避免質疑：高官會願意得罪日後的僱主嗎？投桃報李，不會笨拙得在曾經交手的母公司受聘，甚至不必以在香港以外經營商務的子公司聘用以避直接衝突；「延後報酬」可以不着痕迹；「官商勾結」不必涉及刑事罪行，但公眾的懷疑，會日益加深。政府不着實拆彈，公信力崩潰指日可待（9.8段）。
社會現實的另一面是公務員價值觀。現時的社會風氣之下，金錢已成衡量一切的唯一準則，特區政府以純經濟利益對待公務員，卻要公務員維持以公眾利益為先的專業操守，談何容易！孟子見梁惠王的古老教訓：「王！何必曰利！」真是一針見血。
在聆訊過程中，麥齊光、王桂權表達了作為公務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他們認為，一位作為屋宇署長的公務員，是需要與地產商有一個工作關係的，所以在離職後為地產商工作，會令公眾產生疑慮，所以，以他們個人的看法，就是應該要避嫌（見5.45段及28/4/2009證供）。
問題是，誰代表現時的公務員價值觀？梁展文抑或麥、王兩位？社會又認同哪一種價值觀？專責委員會報告建議的前路，就決定於我們的價值觀之上。
2010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加盟新世界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報告已正式發表。傳媒的焦點只是集中在有沒有「人頭落地」的問題上，令人遺憾。事實上，這次研訊披露了特區政府必須面對的嚴重影響公務員體制的社會現實。梁展文事件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帶出的問題，關乎整個管治架構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這些問題若得不到認真處理，特區政府的管治勢必在「官商勾結」之下迅速腐敗，徹底失去一切公信力。
研訊的核心問題
梁展文出任新世界的公布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焦點是兩大核心問題：
（一）梁展文接受該項聘任是否不恰當？
（二） 若然不恰當，為什麼審批當局竟會批准他的申請？（9.3段）
證人證供和文書檔案披露，梁展文任職政府時代表政府負責將紅灣半島，經過多番談判議價，售予新世界地產，因此他在離開政府之後，接受新世界以高職厚薪聘任，就顯然不恰當，因為這會令公眾有合理理由懷疑是新世界投桃報李之舉，從而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何負責審批的公務員事務局卻視而不見，照批准如儀？審閱過梁展文當時遞交的申請書、層層批閱的政府內部文書檔案，及聽取了有關官員的證供，所得的難以置信的結論是，當局完全沒有將梁展文的申請與紅灣半島聯想在一起。梁展文的申請並未提及紅灣半島一事，只是稱新工作會在內地進行，與香港房屋地產事務無涉，當局就照單全收，毫不質疑了。
假定官員並非集體說謊（我們亦沒有他們集體說謊的證據），問題就在於當局依賴所謂「信譽制度」——即是相信申請的前高官會按照君子信譽，填寫表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局只需考慮申請表格觸及之事，文書表面看不到問題，就可以放行。然而，梁展文不認為他需依照「信譽制度」的要求，而認為他的責任只是「依足程序」填寫申請表格，回答表格上的問題，也可以避重就輕，甚至隱瞞真相。例如，獲得這份工作，明明是鄭家純先囑梁志堅探路，後直接會面談攏的，但是梁展文在表格上卻報稱：「家庭朋友介紹。」（8.53段）
更重要的例子是，梁展文明知紅灣半島事件會是審批當局審批他的申請的一項重要因素，但他在申請表格上卻隻字不提。這項申請涉及他本人直接重大的金錢利益（年薪300多萬元的職位），他有責任向當局披露他在出售紅灣半島的參與，讓當局可以事先充分考慮利益衝突及公眾觀感的問題，政府避免尷尬。這是任何公職人員都應恪守的誠信，亦是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提醒退休公務員在考慮離職後從事業務時應有之義，也就是所謂「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的基礎（8.82段）。但梁展文對專責委員會力陳他沒有責任。
梁展文對於自己隻字不提紅灣半島，終招致軒然大波，毫不感到歉意，反而對舊同事沒有想到紅灣事件大表驚訝，並以詩句強調自己如何人格高尚。
「信譽制度」與社會現實
上述的情况顯示「信譽制度」已全線崩潰。除非當局有能力防範梁展文這種心態和手法，否則再按照以往的方法審批，已無法避免重蹈覆轍。審批當局不能再倚賴公務員的忠誠和信譽，這是梁展文事件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俞宗怡局長本人向有公務員典範的美譽，但這個典範，不論其優點與缺點，都顯然與香港特區的現實社會脫節。正如梁展文事件所顯示，離職後的事業已愈來愈受退休高官重視；商界的大機構如新世界地產，早已視退休高官為招聘的目標，他們所付出的薪酬，已不是公務員在政府所能賺取的。聆訊中（9/5/2009），林大輝議員問梁展文，他退休前常務秘書長的人工及退休後的「長糧」是多少錢；梁表示，人工約是每月18萬元，退休之後為約6萬元。林大輝指出，新世界給他的年薪是 312萬，另加董事袍金和花紅，他問：「新中給你的薪金其實較你退休前，在政府做高官時的人工，一年多了100萬元，是不是？」梁只得說：「差不多，差不多。」利益之巨，可見一斑。這個誘惑，在物價上漲的今天，特別是對退休後仍希冀保持高官時代的生活享受的人來說，委實不易抗拒。
公務員事務局過去審批準則的一個着眼點在於防範退休高官向商界僱主提供他任職政府時所得到的機密資料，但這已非商界羅致高官的目標。鄭家純向專責委員會表示，除梁展文外，新世界集團還聘用了其他前任高官（包括規劃環境地政局長梁寶榮），看中的特質包括他們的「紀律性、行政經驗、領導才幹、房地產發展方面的經驗，以及他們的人脈網絡」（8.32段）人面廣的高官，有商業價值，不但值錢，而且值很多錢。
人脈網絡原是高官在公務過程中因執行公務而建立的，但是現在卻變成了高官日後受聘於相關行業的商業機構的本錢。「一僕不能事二主」，究竟公僕在職時是為公眾，還是為自己日後鋪路？如果今時行事一併為日後「搵真銀」準備，政府根本就應付不了行使公職引致的利益衝突。公眾無可避免質疑：高官會願意得罪日後的僱主嗎？投桃報李，不會笨拙得在曾經交手的母公司受聘，甚至不必以在香港以外經營商務的子公司聘用以避直接衝突；「延後報酬」可以不着痕迹；「官商勾結」不必涉及刑事罪行，但公眾的懷疑，會日益加深。政府不着實拆彈，公信力崩潰指日可待（9.8段）。
社會現實的另一面是公務員價值觀。現時的社會風氣之下，金錢已成衡量一切的唯一準則，特區政府以純經濟利益對待公務員，卻要公務員維持以公眾利益為先的專業操守，談何容易！孟子見梁惠王的古老教訓：「王！何必曰利！」真是一針見血。
在聆訊過程中，麥齊光、王桂權表達了作為公務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他們認為，一位作為屋宇署長的公務員，是需要與地產商有一個工作關係的，所以在離職後為地產商工作，會令公眾產生疑慮，所以，以他們個人的看法，就是應該要避嫌（見5.45段及28/4/2009證供）。
問題是，誰代表現時的公務員價值觀？梁展文抑或麥、王兩位？社會又認同哪一種價值觀？專責委員會報告建議的前路，就決定於我們的價值觀之上。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陳雲 - 偉大香港人的郊野公園
2010年12月14日 am730 轉角
我們香港人寧願卑微地擁擠在高樓大廈，也要為萬物眾生和子孫後代留下寬敞的郊野公園。年初，我坐車經過東涌的公屋群，憶起裡面住的貧困親友，望向後面的大山，忽然心靈由衷感動起來。
香港人要重新尋回講述自己、珍惜自己的說話。
香港滿目的青山綠野，是我們用斗室蝸居的淒酸苦楚換來的。然而，這是值得的。大陸人南下香港旅遊，感動他們的，除了現代化設備和誠信服務之外，就是滿目的山野密林，滿耳的蟲鳴鳥聲，連沙田的火車站都偶然有蝴蝶飛過。
十個有十個我遇到的大陸學生，只要他們有心去感受，都會讚歎香港的自然保育成就。當然，此地的成就比起國際先進，可謂微不足道，但比起大陸，已是超前了。
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民的無價寶物。得感謝英國殖民者，英國人是率先體會工業革命帶來的自然破壞的人，殖民官格外珍惜亞熱帶繁富的生態，幾條行山路徑都是港督喜歡的，也以他們命名：金督(金文泰)馳馬徑、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二十四個郊野公園佔地超過四萬三千公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約為全港土地面積的四成。
空地當前，地產霸權虎視眈眈，要開發利用，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不惜摧毀香港僅有的生態，也要使山海林木的美景成為富豪囊中的私產。大浪西灣、南生圍、粉嶺北，以至其他郊野公園、農地及生態保育地的圈地行動，在在警惕香港的平民百姓，我們共享的自然資源將會受到無情的掠奪。大家若不勤加檢查，奮起抗爭，恐怕我們屈居斗室的代價不是保育青山綠水，而是使得郊野，成為低密度豪宅，我們辛辛苦苦為後代為眾生儲藏的穀糧，將成為富豪的一碟點心。
即使在農地興建豪宅，也因農地有天然水利灌溉而污染水土，用水泥河岸「殺死」河流。故此，吾人必須堅決反對在具有生態價值之郊區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
本土之外，別無故鄉。香港人的故鄉不在日本的北海道，不在台灣的台東，而是在香港本土。
香港是我們的故鄉，這裡有正義的人民，有清秀的山水，是中國最美麗的地方。
Vic：陳雲說得好。對我來說，在香港斗室蝸居，最大的補償與慰藉，就是到郊野呼吸清新一點的空氣，看山看海，暫時忘憂。
我們香港人寧願卑微地擁擠在高樓大廈，也要為萬物眾生和子孫後代留下寬敞的郊野公園。年初，我坐車經過東涌的公屋群，憶起裡面住的貧困親友，望向後面的大山，忽然心靈由衷感動起來。
香港人要重新尋回講述自己、珍惜自己的說話。
香港滿目的青山綠野，是我們用斗室蝸居的淒酸苦楚換來的。然而，這是值得的。大陸人南下香港旅遊，感動他們的，除了現代化設備和誠信服務之外，就是滿目的山野密林，滿耳的蟲鳴鳥聲，連沙田的火車站都偶然有蝴蝶飛過。
十個有十個我遇到的大陸學生，只要他們有心去感受，都會讚歎香港的自然保育成就。當然，此地的成就比起國際先進，可謂微不足道，但比起大陸，已是超前了。
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民的無價寶物。得感謝英國殖民者，英國人是率先體會工業革命帶來的自然破壞的人，殖民官格外珍惜亞熱帶繁富的生態，幾條行山路徑都是港督喜歡的，也以他們命名：金督(金文泰)馳馬徑、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二十四個郊野公園佔地超過四萬三千公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約為全港土地面積的四成。
空地當前，地產霸權虎視眈眈，要開發利用，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不惜摧毀香港僅有的生態，也要使山海林木的美景成為富豪囊中的私產。大浪西灣、南生圍、粉嶺北，以至其他郊野公園、農地及生態保育地的圈地行動，在在警惕香港的平民百姓，我們共享的自然資源將會受到無情的掠奪。大家若不勤加檢查，奮起抗爭，恐怕我們屈居斗室的代價不是保育青山綠水，而是使得郊野，成為低密度豪宅，我們辛辛苦苦為後代為眾生儲藏的穀糧，將成為富豪的一碟點心。
即使在農地興建豪宅，也因農地有天然水利灌溉而污染水土，用水泥河岸「殺死」河流。故此，吾人必須堅決反對在具有生態價值之郊區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
本土之外，別無故鄉。香港人的故鄉不在日本的北海道，不在台灣的台東，而是在香港本土。
香港是我們的故鄉，這裡有正義的人民，有清秀的山水，是中國最美麗的地方。
Vic：陳雲說得好。對我來說，在香港斗室蝸居，最大的補償與慰藉，就是到郊野呼吸清新一點的空氣，看山看海，暫時忘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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