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文訪問羅佩琼：走到最前 留到最後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4日

【明報專訊】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二○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㗎，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文 陳嘉文

圖 陳淑安、受訪者提供

編輯 蔡曉彤

陳Damon - 國際網媒的進化與香港網媒的立場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月4日

【明報專訊】時代走得太快，「報紙」這概念早已進化了幾次，早由一叠紙轉變成虛擬的頁面，再由網頁轉化為無數社交網絡上片言隻詞的新聞報道。

以前只要一起身看報紙，夜晚再看電視晚間新聞就可以掌握基本資訊；今時今日少看一眼手機亦會即時與世界失去聯擊，亦要確保有最新的版本、app及跟蹤新的熱門網媒。

跟上科技的步伐既難亦累人，但跟不上科技的代價就更沉重，幾乎等同跟不了資訊的步伐，活在有資訊時差的世界，身在二○一五年，卻仍然看着二○一四年的舊資訊，所謂「old news is so exciting」。

全民記者
—— 人人均可成網媒，挑戰傳統新聞 ——

在香港我們習慣稱只存在於數碼世界的新媒體（online-only media）為網媒，或者，首要的是要把網媒的概念擴大。網媒是個既龐大亦空泛的概念，由web 2.0開始，由blogging到twitter，簡單來說，以普羅市民有權參與的「全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m）」的新媒體核心價值早已挑戰傳統新聞的專業新聞從業員與讀者的分裂關係。現在基本上每人只要有一個社交網絡戶口，就可成網媒；門檻低，人人均是網媒，亦做成了「專業」新聞與「業餘」新聞對立的局面。

以前大家還會專誠到網站觀看的年代，網上的流行指標是Alexa ranking及Google Page Rank，只要有夠多的incoming links及點擊就可以將排名排高。不過，隨着社交網絡的流行，現在要量度網媒的影響力就難多了，坊間有不少公司提供不同方法量度網媒影響力；同時全世界亦多了很多與數碼推廣digital/online marketing有關的工作與職位，即使該公司或媒體並非需要日日更新的，亦會多添一個叫social media coordinator之類的工作及職位，在社交網絡每日更新有關甚至無關的資訊，為求增取曝光率，爭取更多支持者——其實說起來蠻似以前明星每天出show搏上報爭曝光率的做法。

國際網媒
—— 國際網媒做專門新聞，時事政治新聞市場競爭太多 ——

不同香港，國際網媒甚少會走傳統時事新聞的報道方向。一來資源所限及市場飽和，二來發起人通常都做自己喜歡的興趣，都是專門的範疇或是主攻市場忽略的「小眾市場（niche market）」，甚少挑戰傳統具公信力的新聞機構，避免做「全科」的新聞報道。以英國為例，電視已有BBC、Channel 4 、ITV及SkyTV的新聞頻道，尤其BBC與Channel 4已屬業界頂尖，難有空間可競爭；報紙則有齊代表不同政治綱領及報道手法的報章，還未計地方報及政治報刊，單是傳統報紙如《衛報》、The Independent、The Daily Mail及The Telegraph等已經夠多，針也插不入。

說起報紙的競爭戰，其實早在早期網絡時期90年中已經展開，不過當時戰場不在網絡，而是免費報紙。Metro International 1995在年瑞典推出應是全球首份免費日報。1999年英國Metro UK亦加入免費報紙行列，現今倫敦有兩份主要免費報紙，朝早Metro夜晚London Standard Evening派通街。偏向左翼的Metro做得尤其出眾，小報方式卻沒有其他小報的惡俗，數碼版本更處處領先，其手機版本在2012年便贏了一科技獎項當年的best app榮譽。所以，根本傳統新聞沒有空間給網媒參與。

自九十年代開始，具影響力的國際網媒通常都是專門網站，設計、建築、美術、煮食、環保等主題應有盡有。電影界的IMDB或是遊戲界的IGN由資料庫類型到現在有專業報道及自製節目；音樂有Pitchfork成為國際音樂指標，現在已將傳統音樂傳媒NME等比下去，甚至延伸到實體刊物。又或是以科技、科學為主的Boingboing是Blog年代最受歡迎的blog；利用web2.0的特性的Reddit仍是全世界最受歡迎、具影響力的「網媒」，專門出產惡搞（meme）及爆笑故事，是不少記者搜奇的寶庫；或是類型接近的4chan、9gag等由「用者」提供幽默資訊的網站均是經典的成功「網媒」。近年因社交網絡廣傳而爆出的是以「N個令你XX的」報道手法的幽默網站Buzzfeed，收到巨額投資後，他們近年亦開始着力辦傳統認真的新聞報道，不過暫未見成果。

立場新聞
—— 立場參考的Huffington Post結合博客文章與傳統報紙運作，模式仍受爭議 ——

說到傳統新聞、時事類別的網媒，當然一定會提及《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亦是「主／立場新聞」參考的新聞與博客文章匯集的運作模式﹕媒體有一隊全職受薪的團隊作日常運作、報道及撰寫文章，同時網頁大部分其他內容是刊登其他bloggers的文章。與香港一樣，blogger的博文是沒有稿費的。Huffington Post亦曾受外界質疑經營手法，他們的不同作者亦以文章回應，其中一員工指受薪員工是公司的支柱，沒有他們網站根本沒法營運，其他bloggers亦沒有空間發布文章及獲得這麼大的讀者群。而其他bloggers中，有人坦白說他們別無他法，一心想找渠道發布作品，能發布獲閱讀及回應已是很不錯；有人則用「商業」心態解釋免費寫作根本不存在，認為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個投資等等。

香港網媒
—— 時事網媒數量一下子倍增，香港獨特現象——

2012年主場新聞成立以來，流行的香港時事網媒一下子蜂湧而來，由單數變為雙數，是對香港政治環境的回應，亦是踏足於香港傳統新聞媒體的不足，屬於香港的獨特現象。其中「香港獨立媒體」、「港人講地」、「熱血時報」、「巴士的報」及「立場新聞」均走全方位主題的傳統報紙路線，其他如「謎米」、「破折號」、「本土新聞」及「852郵報」等僅提供政治新聞及評論，還未計沒有正式網站的facebook專頁。乘着香港敗壞的政治氣候及愈漸緊縮的新聞自由而來，這些新網媒都有鮮明的政治任務及立場，「巴士的報」與「港人講地」是建制派，後者更由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及梁振英競選辦顧問鄧爾邦成立的「齊心基金有限公司」管理，稱它為政府的喉舌亦絕不過分；其他的新網媒都是或多或少抱着推動言論自由的政治立場，都有類似「保衛香港民主發展」的宗旨，全屬客源接近的競爭對手。

這兩年成立的新網媒大多有財團支持或由傳媒人、知名人士成立，「巴士的報」屬星島新聞集團旗下，「謎米香港」是蕭若元的「香港人網」的後續，「852郵報」則由游清源創立。新的網媒僅有「本土新聞」及「聚言時報Polymer」是由民間發起，前者發起者不明，相信是「本土派」的政治支持者成立，後者則是膠登討論區用家成立，未來將會有正式新聞運作。

經歴過政治啟蒙的雨傘年，香港人終於明白就算所謂「同路人」，同一條路都原來有無數小巷細路，是否條條都通羅馬仍是未知數，但每個網媒都希望香港發展會踏上自己支持的路數，這亦能解釋為何明明市場已這麼飽和，網媒還是要在這塊餅上爭餅碎的原因。這是網上輿論戰，在擠迫的戰場上，寸土必爭；評論是手段，facebook是主要戰線；製圖配上吸睛的題目是行軍必備，每一個like及share均是彈藥，專頁like 的人數則是即時戰績，爭取香港發展的話語權是首要目標，在未來任何政治行動獲取更多支持自己方向的市民支持，即所謂增加「動員力」則是長遠的戰利。

信託管理
—— 立信託非獲公信力的良方，香港人政治醒覺 ——

「主場新聞」話走就走，話返來就返來，運作依舊是「主場新聞」，不過卻要承受着「話走就走，連影都冇」的罪名重新上路。為重拾信任及聲譽，立場其中一個變動是非牟利公司，以信託安排營運。有其他文章已提及，信託形式與編採質素無必然關係，李澤楷經信託公司購入《信報》便是一例；非牟利卻有固定的龐大開支，需依賴廣告、外間捐款才能生存，除了能否確保編綵獨立外，更重要的問題是媒體能否成功生存發展並有高新聞道德的報道？

例如網絡盛行advertorial，簡單來說即是扮作是正常文章的廣告鱔稿。「主場」以前已曾出現此問題，經典為《網上討論區 媒體大眾日日追》的廣告文，「立場」又如何保證能避免此問題出現又或是防止變本加厲？觀乎同是以信託形式經營的BBC及《衛報》，它們的權威及公信力亦不是因為「信託基金」的營運方式，而是經年累月，靠專業嚴謹的新聞報道及出色文章所累積的。信託形式，大抵也只是可阻止持有人當「生意做唔成」就話摺就摺的不負責任行為——其實就連立場新聞的「元祖」Huffington Post亦是牟利機構，在2011年已被AOL購買，信託管理更像只是應對之前公關災難的手段罷。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已經大大提升，「民主」不再是大家的着眼點，「如何爭取民主」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媒體用的一字一句的分別亦能左右讀者會否支持其政治取向；媒體的公信力亦絕非建基於鏗鏘美麗的字眼及偉大高尚的宗旨。「立場新聞」在佔領結束後即時重返時事網媒的市場，「立場」鮮明；但，究竟真正「立場」何在，則或者仍然有待觀察。總之，香港網上新聞媒體的競爭戰，正式開始。

文 陳Damon
編輯 林韻兒

畢明 - 不如墳場新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4日

職場上有title inflation，社會上有光環通脹。

光環可燦可黯，像股價可升可跌，有時甚至會泡沫爆破。

品牌一樣，個人的企業的掌聲噓聲，有實力的必經高低，有高潮必逢災難，火燒水淹安然渡過有驚無險，才是百煉真金，有考驗水退時，才知誰沒穿泳褲。

主場新聞當日突然停牌，連帶宣布它忽然死亡的蔡東豪都在整個雨傘運動中，停了牌，終止了一切交易活動。事實是主場新聞被永久釘牌，蔡東豪又剛好在雨過但天未青時自我復牌，精密部署挾新產品回魂上市，就算像我般不懂金融乜乜乜的人，都知道在財經生態，以《警訊》語言，大概事主股主合該對股民市民交代交代，合情合理。

如果有雨傘交易所，監管佔領相關投機投資活動，興許也要公允地合理懷疑說好的死士，有否把新聞衍生產品的股價在暗角舞高弄死。當然，不正常停牌，背後定必有極多離奇過小說，迷幻過幻海奇情的苦衷，奈何今時今日，初衷比苦衷重要得多。

試問誰沒苦衷？幾多孩子幾多香港人，押上了前途押上了家庭關係，在最危險的時刻甚至預備押上生命去抗爭，案底和那87枚催淚彈後面曾經不是警棍，可以是橡膠子彈，可以是暴力清場。很多人都有很多苦衷和犧牲。初衷比苦衷重太多。

蔡東豪復牌至今，股價低沉，壞消息和媽聲群起，護航的聲音幫不了忙甚至幫倒忙，似乎枉費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抗爭運動給我們的鍛煉。不論誰、那個場如何有冬瓜豆腐衫長褲短，看看有什麼值得學習長進和成熟，有什麼可以反省檢討做得更好的才是重要。

別讓公義太野蠻。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嗎？是否你的公義一定比別人的大？對人太狠，對己太縱。連容祖兒在當叱咤頒獎禮台上唱《撐起雨傘》時不拍掌都一定是錯有點over了。深黃絲帶是否對淺黃、淺藍太過暴力？尤其是所謂「正方」，支持蔡東豪的，把一切批評都視為敵人，民主是你能罵人人不能X你的嗎？有些批評是諍言，有些媽聲有建設性。肥佬黎自從創傳媒業以來，未曾停過被罵。蘋果、壹仔，從來有玩、窒、寸肥佬黎的空間，但看有沒理，不看身份私情。壹傳媒在很多人眼中有很多罪，但真理在我的極權一定不是其中一樣惡，它永遠讓你插的。

要批評，不妨提供角度。東豪再起的新場，名字差，logo乏善可陳。當年「主場」，承本土精神及守衛我城的大氣乘勢而起，如今「立場」二字陳腔無個性，最大鑊是：主場變立場，多難聽。Logo，從創意、意涵、aesthetic三方面都蒼白弱雞，市面上一面倒劣評不無道理。寧願叫「高場新聞」，與高牆對着幹。有人講好過無人問，墳場歡場豬場散場刑場怯場骨場乘機抽水花生四起，是贈了興其實立場應多謝感恩。

品牌和創傷管理同源。是perception，也是情感治療。廣告公司常替不同品牌把脈醫病，一定要斷對症。立場再起的失敗，不是改錯名，是忘了為缺席運動的原罪懺悔。從死士到逃兵，就算是被迫缺陣，沒有並肩是事實，幾多苦衷都好，啃咗佢，「對不起」少不得。若果不想你在旁，怎會介意你走了？傷了感情傷了信任，重點不是我「交代」，最低消費是「我道歉」。整場運動，試問誰還未發聲：蔡東豪。

打不必然企定，但一定要反省。當日學聯常委司徒子朗大興問候蔡老太，我在面書share了，寫了一句「有沒有反省空間？」人家不是跟你比戰傷，是比承擔。如今時勢，做對的事很鋌而走險，沒有什麼道德高地，大家都在實戰泥濘，在抹黑了的暗角和塗鴉了的牆找光明。「團結撚」今時今日冇市場，either you in or you out，腰骨太脆，顧慮太多，和大陸太多糾葛錢銀，像智者倪匡說，那有對抗得那麼親熱。高牆那麼高，雞蛋那麼雞，要的不是被成功滅聲後東山再起的自我感覺良好，不是顧影自憐自賞的身段，是面對戰傷的氣概。

別幫忙傳揚恐懼。2014大事回顧有劉進圖被斬事件，他有句話：「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身中多刀都沒有說「我恐懼」。太多運動的不論是領導者或是無名參眾，為大局就頂着說：怕，但不會退。退了，豁不出去，明白，理解，但全身而退了的別放大恐懼好嗎？很多人要上戰場還在戰場。

葉劉推23條時說「放長雙眼」，讓時間說話？689上台時大家也叫先給他時間做，別一味批評他。讓時間說話，是你現在沒有理據服人的最虛弱辯解。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已故政治新聞主播之一 Tim Russert的專業精神被稱頌是"he was hard, but he was always fair"。尊重是對的方法不止一種，政治種族宗教愛情生活價值觀和態度也不可能只得一款。得咎，沒問題，得咎有時會得救的，問題是你咎我咎得有沒有道理先？咎得我有point（s），我咀你還來不及。

現在，我喜歡墳場新聞多一點，墳場新聞找死了的主場問問米，或許能還大家一個死因大白。現在平台很廉價，不是需要多一個平台，是需要多一點智慧承擔和希望。塗鴉少女事件的群情眾怒是集體無畏無懼，Philip Lo有一張圖：有信念就有出路，我信。

Vic：墳場新聞絕非惡搞咁簡單，唔信你睇吓呢篇「傻強扶弱」。墳場新聞還有好多文章，其實好正經。

我向來認為主場新聞是走精面的網媒，致力掠奪其他媒體的工作成果。主場無疑抄得高明，美術設計也有水準，但抄就是抄，我一直覺得香港人將它捧得太高了。

有網友說：「 如果他的策展的確用資源提升網上的新聞展示，對媒體界有所裨益也算，但過往兩年觀察，除了左抄右剪，還不加credit，吃人透透。 」我認為批評得有道理。

李怡 - 新年新希望：送瘟神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3日

踏入2015年，我們是否也應該有新年新希望。儘管許多論者都覺得在中共和港共的絕對權力之下，新的一年香港前景不樂觀，但正如魯迅說：「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若走的人多了，豈知不會走出我們的希望來呢？

2015年香港最多人希望甚麼？如果你說是「真普選」，也許建制派或認為中央不可能接受的人未必認同；如果你說要延續抗爭，許多傾向溫和改變的老百姓可能怕影響他們「搵食」，但有一樣東西是即使建制派都會默默同意的，就是「送瘟神」。

《送瘟神》是毛澤東寫於1958年的詩，講的是那年江西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這件事，其中一些句子：「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筆者借用毛詩，講的卻是今日的香港事。今年香港人最普遍的希望，就是能送走我們的瘟神。這瘟神在過去兩年多來，每到一個地方，就會有大批民眾叫喊要他下台，於是只有深居簡出，以致上次連立法會答問大會都找個藉口不去也。每年除夕按道理要主持的維港倒數儀式，前年瘟神甫上主禮台，過千市民即報以噓聲夾雜「下台」聲，持續超過10秒。為避開群眾，今次就改在船上舉行，但仍然被岸上市民噓爆。瘟神身為全城之「首」，在城中卻躲躲藏藏，一露面就如過街老鼠，不僅破了香港紀錄，大概也破了人類史紀錄。即使在極權國家，獨裁者也不會墮落到如此田地。

香港城市建設本如「綠水青山」般美，一向也信賴和尊重專業，無奈瘟神掌政後，就任人唯親，不再信任萬千華佗。不只各項政策不再找外國顧問公司作評估，就連為政府撰寫電視發牌報告的顧問公司，瘟神也可以對報告的詮釋「斷章取義」，並有人對公開報告內容的總監暗施報復。華佗真是對這小蟲奈何不得。

香港街道本來是拒絕垃圾蟲的，但忽然「千村薜荔人遺矢（屎）」，當然拜自炫當年引入自由行的瘟神所賜。瘟神在2012年6月上任前接受媒體訪問，還說要在新界地區成立「特區中的特區」，讓內地人可免簽證進入，並可使用香港的各種服務。香港人生活受盡擠壓，確是「萬戶蕭疏」而只有奉承中共港共的「屎忽鬼」在「唱歌」也。

瘟神奢言雨傘運動破壞「法治」，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知，混淆了「破壞法治」與「違法」的區別。法治社會縱有違法行動，對此執法就是了，並沒有對法治有任何破壞。真正有能力破壞法治的，是掌政治權力的瘟神們。人大可以不顧《基本法》釋法程序的規定擅自釋法，可以作出違反《基本法》的決定，及作出違反自己所作決定的決定，瘟神僭建、秘撈可以免查，這些才是破壞法治。警察把登記的市民身份證轉給另制的中共和澳門，而不顧人權這個法治社會的法律基礎。把一個在牆上畫一朵花的女孩送進兒童院，要以此嚇唬表達反對政府意見的市民，就是侵犯市民的自由與人權。大多數市民支持有真正選擇的普選，由於政府不聽民意於是有人進行違法的公民抗命。但公民抗命也屬人權中的反對權。他們違法，卻不是破壞法治。真正有能力摧殘法治的是濫權的政府。

毛澤東在那兩首詩的「後記」寫道：「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那麼，你若去問現今大陸的老百姓，他們最痛苦最艱難的日子是甚麼時候，他們一定不會說是血吸蟲時期，而會說大躍進、文革，如果說真心話，就會說是數十年來直至今天的大大小小吸血蟲幹部。這是一黨專政所造成的比幾個帝國主義強得多的禍害，這是老百姓真心想送走的大瘟神。

在香港，即使習近平出到聲，新華社點名要表態，四大富豪仍然不肯公開聲言挺瘟神。政界不分建制或泛民，市民不管支持或反對佔中，高官也不理是不是梁粉，他們可以奉命支持政府政策，但要他們表態挺瘟神，就難矣。歌劇《劉三姐》有句歌詞形容一個人的毒性：「河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今之香港瘟神，庶幾近之。

所以，2015年香港市民不分政見，大家的共同希望就是毛詩的末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阿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楊慕琦對得起香港

多倫多明報   2014年12月18日

雨傘運動熱潮中，英國人說，他們有道義責任去香港監察中英聯合聲明實施情況。中共則說，聯合聲明已經失效了，並拒絕讓英國國會議員赴港進行調查訪問。陳佐洱還跑出來指摘英國人在日本進攻香港時，香港總督去九龍投降，沒有盡其道義責任。

不錯，香港總督楊慕琦是向日軍投降的，但英國人並非不戰而降。他們曾經打過十八天的保衛戰，表現相當英勇。只是部隊實力上遠遜於日軍，才不得不降。當時日本海陸空三軍參戰總人數為英軍三倍，火力配備也是日軍佔盡優勢，在犧牲重大的戰鬥後，楊慕琦知道國民政府軍隊不可能南下解圍，遠東也沒有英軍可增援，再抵抗是毫無勝算，徒添平民傷亡，因此向英倫發電徴詢投降的可行性。英國政府不贊成投降，他們回電報說：「全球目光正注視你們，我們期望閣下抵抗到底。帝國聲威繫於閣下之手，儘管充份了解閣下與總司令所面對的困難，政府期盼你們如首相電文所言戰至最後。」

楊慕琦在接到倫敦指示後繼續抵抗，直至日軍將進入巿中心，英軍司令莫德庇擔心所有指揮和通訊會被切斷，建議盡快投降免得其他部隊收不到指示繼續抵抗而遭日軍殘害。楊慕琦才電告倫敦：「陸海軍指揮官知會本人無法繼續維持有效抵抗，本人正採取相應行動」。當時國軍已南下到惠陽、淡水、寶安，因香港投降才撤退，殊為可惜。

比起當年中共借國難搞「日本、國、共」三國志，遊而不擊壯大自己，楊慕琦是對得起香港的。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怡 - 2014歲末漫筆：保持人性是值得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31日

2014在今晚畫上句號。就全世界來說，這一年真是多災多難。連同亞航客機墜毀，今年航機失事就有五大宗，可以稱之為空難年。西非伊波拉疫情大爆發，並開始向其他地區蔓延，成為威脅人類生命的可怕病毒。今年又出現恐怖主義國家伊斯蘭國，給現代文明帶來挑戰與不安。

在這麼多世界大事中，香港這個在地球儀中要用放大鏡才看到的小地方，今年卻廣受全球注目，美國《時代》雜誌兩次用香港作封面，黃之鋒獲美國《時代》讀者投票選出的「時代風雲人物」排第三位，年底前又被英國《泰晤士報》選為「年度青年」。今年《牛津字典》網上版公佈最新詞彙修訂，新加入「Hongkonger」，顯示國際社會認同了香港人的身份，至少有別於大陸中國人。

在行騙長官主政下，香港2014是走向徹底淪落的一年。許多被查身份證的人或記者近日被澳門拒絕入境，說明港人資料已在「老大哥」手中，體現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正注視你」。另一場景是行騙長官最近上京述職，與李克強會見時被李搶着講話，一來表現出李把他視為「自己人」的不顧禮數，二來兩人猛讚滬港通在香港「很受歡迎」，彷彿中共又給香港送大禮，而無視大陸買港股只佔額度4.2%，反而香港資金投資上海股市用了額度24%。這段對話使筆者想起奧威爾另一段話，極權政治的語言就是「使謊言聽起來像真理，謀殺聽起來值得尊敬，同時給完全虛無飄渺之物以實實在在之感」。

香港在這一年廣受國際注目，是由於整年掀起和持續為擺脫中共的政經社侵凌，為追求真正民主而進行力量懸殊的抗爭。香港的抗爭比大衛對歌利亞更難有勝算，可以說是以卵擊石。但香港人的奮起，向世人揭露的香港現實，激發了台灣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警覺，3月台灣掀起太陽花運動，並由此影響11月的九合一選舉，使中共對台灣「以經濟促政治」的政策受到實在的挫折。一個香港人去台灣，身掛紙板，上寫：「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發出既是警惕台灣也是警告中共的呼聲。然後，太陽花運動的精神傳回香港，於是在9月底，爆發出持續79天的佔領街頭運動。

在雨傘運動中，我們看到香港人的最大改變有二，一是不再乞求恩賜的民主而決心進行縱使力量懸殊也要作命運自主的抗爭，二是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大大增加。

自三十多年前爆發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議以來，筆者經歷和關注整個歷程。香港人對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反應，一是選擇移民國外，二是先向英國繼而向中國政權尋求保障，包括早期要求英國以主權換治權，後來向中共要求在香港實現民主，以及六四後想促進中國民主從而給香港帶來民主。這兩種反應都沒有立足於自主抗爭，或基於感力量懸殊，或出自中國人的習性本就是崇拜權力。

2014年闖出了雨傘運動新局面。在運動中，年輕人儘管有犯錯，但若不是他們奮不顧身毫無顧慮地要重奪公民廣場，不是他們被拘捕引動市民奮起，就不會帶來佔領三區的局面。三區佔領時期公民自治的場景，不能不使所有參與者或到訪者感動。一位退休高級公務員，面對香港價值系統日漸淪落，很自然想到移民，但在催淚彈刺激下開始在佔領區躺下來，她最近這樣寫：「雨傘廣場之美不下於我見過世界上任何漂亮的地方。不管他方如何出色，都不是家，這兒是。之前我曾沮喪，思量過移民，可是雨傘運動讓我更清晰感受到自己對香港原來是這樣難以捨棄。與不同階層的市民為真理在雨傘下一起走過，是我的榮幸。有他們，香港更加捨不得。」

踏入2015年，香港人的抗爭會隨着清場而歸於沉寂嗎？雨傘運動以失敗收場了嗎？獅子山上又見直幡，「鳩嗚」此伏彼起，種種不同形式的抗爭延續，新的民主力量興起……。香港人的自主信念已打開，不會走回頭路了。

面對極權，奧威爾說：「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這不能有任何結果，你也已經打敗了他們。」因此，失敗的不會是保持人性的香港人。

有一本書，記載一年的每一天，值得錄下的世界事件。12月31日的事件是：微軟砸下巨資和無數人力的網上百科計劃，努力了16年，卻在2009年除夕宣佈全部關閉。代之而起的是維基百科，它號召全世界網友來一起做夢，一起實現，所有參與者都是義務，不拿一分錢。維基百科成功了。它說明，世上的事，不是財大勢大就所向無敵。人心和人性，才是制勝關鍵。（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毛來由 - 舊時香港成功，源於敢頂撞宗主國

──以1940-60年代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為例

輔仁媒體   2014年12月29日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對香港有真普選，是害怕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發起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行動，以要求英國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可是此舉卻引起一些「歸英派」網民反對，他們認為英國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現在有求於英國，所以不能以如此對抗的態度對待英國駐港人員。

可是，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葛量洪總督
（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港府為保自由市場，不顧英鎊區死活

既然不能取締香港的自由外匯市場，就只能控制英國居民將資金匯至香港以避開外匯管制。1950年英國政府限制香港與英鎊區其他成員之間的活期戶口往來，及至1957年，不再容許英國居民從其他英鎊區國家或地區，買入美元及其他外幣證券，以防止他們從香港購入美元證劵，然後出售套現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¹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時，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盡量不執行英鎊區外匯管制法規²。最後，因倫敦施壓，港府才設立獨立的外匯管制專員，由英倫銀行借調人手擔任，以有效執行相關法規，可是此時，港府與本地華洋銀行界及商界，早已長期串通以規避英國要求的外匯管制，單憑一名來自倫敦的專員，已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見，在捍衛英鎊區和英鎊一事上，港府對倫敦連最低度的合作也沒有³。但就是因為港府不惜犧牲英國利益而捍衛自由貨幣市場，令香港發展成亞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場吸引資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業很容易籌集資金，令戰後香港得以急速工業化，同時使第三產業日趨蓬勃。

1955年的中環（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在英鎊貶值後港府對倫敦的討價還價

由於當時香港屬於英鎊區，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差不多全部都兌換成英鎊，而本地的銀行亦有大量英鎊存款。若英鎊貶值，香港官方儲備及銀行存款都會蒙受損失，可是二戰後，英鎊持續有貶值壓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早上九點半，英鎊區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四國，率先收到英鎊貶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時後，才收到倫敦通知，結果引起港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強烈不滿。當時，英鎊對美元貶值了約14%，結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銀行，合共損失了五千六百萬英鎊（56 million），以當時的幣值及港府財政狀況而言，此損失甚大。

事後，當時的總督戴麟趾向倫敦表達強烈不滿，指出英國沒有盡宗主國的責任保護香港利益，他更聯同財政司郭伯偉，要求倫敦賠償是次貶值為香港所帶來的損失，並容許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遭到英國財政部嚴詞拒絕。一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可見及此，便以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為要脅，迫使倫敦答應港府要求。之後，英國財政部官員認為，鑑於有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威脅辭職，若完全忽視其要求，可能有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使只從英鎊的穩定來考量，若倫敦寸步不讓，香港一眾銀行會質疑港府在英鎊再次貶值時，有沒有財力賠償其英鎊存款的匯率損失，結果只會令這些銀行趕快將手中的英鎊兌成美元，對英鎊造成更難應付的衝擊。最後，雖然倫敦仍堅拒讓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決定用一種方法為香港的英鎊儲備提供兌換保證，即是若日後英鎊再次貶值而造成香港損失，英國會賠償，香港成為英鎊區中第一個取得這種保證的成員，即使是英鎊區的獨立國家，也要在隨後才得到同類保證。郭伯偉退休後回憶，在英鎊貶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屬，是「盲目的愛港者」⁴。

財政司郭伯偉（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香港共和國」──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⁵。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⁶。

今日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英文版維基百科圖片）

結語：香港要爭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歷史給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啟示，就是以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戰後香港的成功，不在於它向香港以外的強權卑躬屈膝、祈求恩賜，而在於它能夠堅強地向這些強權爭取最大的自主權和利益，當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籌碼，才能夠與強權討價還價，從而擴展香港生存及發展的空間。九七後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敗，很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及本地權貴，已不再持守這種力爭自主的傳統，更視這種傳統為「大逆不道」的「港獨心態」。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間能夠透徹了解及認同這種傳統，香港的未來，還是有希望。人類歷史已話俾大家知，衰世中撥亂反正的希望，往往來自民間的不屈精神。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

丘亦生 - 陌生的香港公司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9日

尼加拉瓜政府上周宣佈，耗資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的尼加拉瓜大運河正式動工，我想起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專欄提過的一件事。沈旭暉曾跟一名美國智庫主管談到，李柱銘、陳方安生早前訪美，但該主管只記得「a man and a woman」，反而，他對香港的唯一興趣，是接下尼加拉瓜運河工程的香港公司——「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

大運河公司　香港冇人識

「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大運河公司）是香港大多數人聽都未聽過的陌生公司，2012年8月下旬在香港註冊成立，一個月後，就與尼加拉瓜政府就運河達成合作備忘錄，獲委託興建運河，擁有運河100年獨家營運及管理權。

公司背後老闆王靖，為內地商人，自稱出身平凡家庭，發迹過程神秘，外界對他如何取得尼加拉瓜政府信任，為何有財力承接連本港財閥都感到吃力的千億元工程，全無頭緒，只知道他於90年代向國企收購了一家中型通訊設備公司，公司近年接待過習近平、李克強等多名國家領導人。

「大運河公司」並非唯一與大陸關係密切、食大茶飯的香港公司。中國近十年大舉進軍非洲，背後其中一間牽頭、多次為國企扯線的財團，外媒統稱為「金鐘道集團」，指的是數家地址設於金鐘道88號的香港註冊私人公司。

金鐘道集團過去十年於非洲從事的石油、採礦及鑽石生意總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公司先後在安哥拉投資油田資產，又承接當地數十億美元計的基建工程，近幾年涉足幾內亞基建，以及莫桑比克礦產。

《金融時報》曾引述在非洲情報部門打交道的人士指，「金鐘道集團」背後老闆徐京華，在80年代任職中國情報部門，曾經在非洲軍火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國際反腐敗監察組織「全球見證」兩年前發表報告指，徐京華捐了一億美元予津巴布韋中央情報組，幫助津巴布韋獨裁者打壓異見者。

王靖、徐京華兩名商人，共通處是背景神秘，財力驚人，兩人投資項目皆有戰略價值，背後又與中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卻選擇在港開設公司，利用香港作跳板，當中會否借香港註冊公司掩護，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之便利，進行其他操作？

隱形老闆趨增　恐添亂子

一直以來，在港人的印象中，有能力在外地叱咤風雲的香港公司，不外乎和黃（013）、利豐（494）等家傳戶曉的藍籌，不過，原來在很多外國人（特別是中美洲或非洲人）心目中，這名單卻可能是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或金鐘道集團這些低調神秘得近乎隱形的「私人」公司，這些公司一項投資，已足以撼動當地的GDP，但對港人來說，卻陌生得可以。

我相信，在中港融合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這類神秘而霸氣的香港公司出現，我擔心的不單是香港公司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日益「大陸化」，更因為無法了解這些公司枱底下究竟有甚麼隱蔽的操作，其牽連有多深有多廣，一旦出了岔子，會否把其他金融機構拖落水。

江尚書 - 房地產稅改作為一種政治問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房產稅制雖與台灣有根本差異，但在改革的路上，我們所面對的是類似的地產霸權。參照彼此的經驗，也許有助於在地激盪出更有效的改革推動策略。

近年房價飈漲為台灣民怨的主要來源，社會各界有愈來愈多的討論，將根本原因指向不公平的房地產稅制。此稅制導致囤積炒作的成本低廉，也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及地方財政困難。因此，透過稅制改革來抑制房價飈漲，達到「居住正義」，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主流呼籲。但稅改面對的最大阻力是政商合組之房地產權力集團，因此涉及的不止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房價高漲卻課不到稅的弔詭稅制

台灣的房地產稅可概分為「持有稅」與「移轉稅」兩大類，並被區隔為「土地」與「房屋」兩大系統，各有其稅率級距及稅基評定方式（詳見表）。

根本的問題在於，不論是何種房地產稅，「稅基」均嚴重偏離真實價格，直接導致房地產稅負遠低於國際水準，亦使房地產交易有極大獲利空間。就土地稅的稅基，「公告地價」約僅佔土地市價的一成，「公告土地現值」則佔市價兩成至八成不等，平均約四至五成。而房屋稅的稅基，其所依據的「房屋標準單價」自1984年以來已30年未調整，因此目前僅約為造價的20％至25％，若與市價相比則僅約10％。如此一來，即使台灣房地產稅制的「名目稅率」不低，但因各項稅基實在太低，導致可課得的「實質稅率」僅約一般國際水準的一至兩成。

舉個例子。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指標豪宅「帝寶」，2010年的一戶房屋拍賣，以2.82億元賣出，扣掉購入價格後，共計賺得1.7億元。其課稅的稅基（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僅佔市價之13.6%。因此依據現行稅制，該戶房屋交易僅需繳稅158萬元，有效稅率為0.93%。若不以前述稅基而改以實際交易價格來計算稅額，則需繳納2,441萬元，兩者差距15.4倍！

為何會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過去無法掌握房地產的實際交易價格，直到2012年「實價登錄 」施行後，政府才有第一手的房地產價格資訊可供參考。更結構性的問題則是，稅基的評定是由各縣市政府召集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或「地價評議委員會」所決定。委員會的組成，除了政府官員，還有地方議員、建築開發商、不動產經紀業者等「相關勢力」；即使有估價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願客觀評定，也難以在委員會裏發揮影響力。加上地方政府鄉願，不願提高評定價格來得罪地主，長年累積下來，房屋、土地的評定價格均與市價產生巨大脫鈎。

近年的「片面」「溫和」改革

近年在民意的驅使下，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些改革。最先發動的是俗稱「奢侈稅」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類似香港的額外印花稅），於2011年推出，規定房地產持有期間在1年內的買賣，須以實際交易價格額外課徵15％的稅，2年內則須課徵10％。由於具有打擊短期交易的道德正當性，獲得大眾輿論的支持，此法案從行政院提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僅歷時1個月，且難得少有立法委員表達反對。

到了2012年，台北市開徵「豪宅稅」。符合特定標準的住宅，「房屋標準單價」（房屋稅的稅基）將以3倍計算，因此年繳房屋稅將增加為3倍 。台北市共有3,257戶住宅符合「豪宅」標準 ，受影響者僅佔住宅總數的0.35%。今年4月，台北市副市長與財政部長會面，研擬將個人名下「第4戶」以上房屋認定為「非自住」，調高房屋稅稅率（俗稱「囤房稅」）。第4戶才認定為「非自住」的標準可說極為寬鬆，但在台北市議會都差點無法通過。目前財政部也正研擬「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但討論僅集中在「交易所得稅」的實價課稅，「持有稅」遭刻意避談；實際改革的進程也仍曖昧不明。

作為一種政治問題

前述改革多是在民怨壓力下所提出的「片面式」改革。其模式是揪出「代罪羔羊」（如：短期買賣投機客、豪宅），讓輿論大力撻伐，並沒有針對房地產稅制提出全面檢討。「實價課稅」也始終受到一股「暗黑勢力」的保護，任何政策至今難以觸及。

實價課稅在台灣並不是第一次被討論。早在1992年，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煊要推動「土地增值稅依實價課徵」，但在「最高當局」 壓力下，及部分媒體連續多日以頭版全力抨擊下，黯然下台。

掌控制度修訂權力者，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多名立委、地方首長持有多筆房地產，建設開發公司對政治獻金的貢獻也不成比例地高，因此地產商的意見對於法案修訂具有十足影響力。筆者有次與立委辦公室成員討論住宅相關法案，對方語重心長地說，在此同時，恐怕地產商正有好幾組人在游說其他立委。當法案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反對勢力便會一個個浮出枱面阻撓，或是扭曲條文以降低殺傷力。

最後，當前各界對稅改的共識，是以不影響自住者為原則。僅持有一戶的自住家戶並非高房價的受益者，但有可能錯誤地相信地產霸權所設的迷障，而加入反對稅改的陣營。支持稅改的一方，必須透過媒體輿論及其他方法，凝聚多數人的支持；並且就稅改的技術原則事先與相關專業界達成共識，來對抗強大的既得利益結構，避免因技術細節而讓原本該是同陣營的先打成一片。

當前社會大眾對居住問題極度不滿，又適逢總統、立委選舉，今年至明年無疑是台灣健全房地產稅制最重要的一次機會。

文：江尚書（台灣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政策組長）

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中）——我的自辯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8日

上篇：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上）

【明報專訊】2014年12月11日下午四時許，金鐘清場時刻終於來臨。先是擠在我們前面的記者起了一陣騷動，然後中間空出一道缺口，警察遂從缺口湧入。我們一排排坐下來，手緊拖着手，身體向後傾，抬頭仰視天空，時不時高喊「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人大不代表我」等口號。數不清的攝影機和錄影機，數不清的人頭。很嘈吵，也很寂靜。我們好像在世界中心，卻又好像在世界之外。

良民淪罪犯 誰有權定論？

我很平靜，思緒卻不受控。我想起了蓮生，鍾玲玲的小說《愛蓮說》中的女主角，1971年因為參加維園保釣運動被捕。我的大學時代，曾反覆讀過此書且深迷其中。我在想，從1971到2014，從維園到金鐘，從保釣到普選，到底存在什麼我不知道的秘密。我又想起上星期最後一課時，我曾和同學一字一句細念《正義論》那段論愛與正義的話：「傷得最少的愛，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我的思緒，甚至回到9月22日，整場運動開始的第一天，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和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談「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右圖）。那天陽光燦爛，同學清一色素白，金色光線灑在一張張年輕人的臉上，眼中滿是希冀和純潔。還記得當時我和同學說，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跟着改變。

我的思緒很快被打斷。第一名被捕的，是中大學生會的石姵妍同學；第二名，是學聯的鍾耀華同學；第三及第四名，是學民思潮的周可愛和吳文謙同學，第五名是學聯的黎彩燕同學。被捕過程是這樣：先由負責警司走到抗命者跟前，宣讀拘捕令，然後問抗命者是否願意自行站起來。如果答否或保持沉默，幾名警察就會過來，捉緊抗命者的手腳，再將整個人抬起來往外搬。女的由女警抬，男的由男警搬，然後押往停在數十米外的旅遊巴。

我坐在第二排，近距離看着前面的人一個一個被拘捕帶走，第一次如此真實感受到，良民和罪犯，也就是瞬間之事。一秒前，你還是自由身；一秒後，你便成階下囚。諷刺的是，到底誰有權擁有這些權力，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從哪裏來，卻正是當下我們這些坐着等被捕的人所奮力抗爭的。

很快到我這一排，我轉身和背後的韓連山、李柱銘、黎智英等先生握手，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抬頭，見到「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橫額仍在隊伍中間。去到何韻詩，人群起了一陣哄動，但與他人無異，她很快也被帶走；接着是何芝君老師。再接着，就到我旁邊的年輕學聯義工Mena。我鬆開她的手，輕輕說了句，別怕，待會見。輪到我時，我向警司表明，我會自己站起來走出去，兩名警察遂將我押出人群。離開前，我喊了句「公民抗命，堂堂正正」。那一刻，是下午五時，在209人中，我排第23。

真正敵人非黃絲藍絲

我和其他208名被捕的公民，和早前伴隨佔中三子向警方自首的六十多人，再聯同7月2日凌晨在中環被捕的511人，都清楚表明是在實踐公民抗命，目的是要中央兌現承諾，容許香港在2017年實現真普選。故我稱這些人為抗命者。這場雨傘運動，從9月28日警察發射催淚彈並觸發逾十萬示威者佔領金鐘開始，到12月15日銅鑼灣清場為止，歷時79天，無數市民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一整代年輕人政治覺醒，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一切都回不去了」，是許多抗命者的共同體會。

但我同時知道，並非所有市民都認同這次運動，部分甚至極為反感，認為佔領者知法犯法，破壞法治，影響市民生計，幹着一件明知徒勞且嚴重傷害香港利益的事。公民抗命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抗爭，必然會對其他公民及政治社群帶來影響，我們這些行動者，遂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解釋一己行動的正當性。故我想在這裏，為我的信念做點辯護。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如果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黃絲帶或藍絲帶，而是剝奪我們政治權利的體制和在現有體制下享受各種特權的人。要改變這種景况，我們不可能無止境地逆來順受，然後寄望特權者有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我們的權利，只能由我們一點一滴地去爭；要爭，我們就必須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故此運動過後，我們實在不應再糾纏於藍黃之爭，而應盡可能尋求理解，共同面對前面更為艱難的挑戰。

守法社會 為不義政府違法

公民抗命的核心理念，是指公民有意地公開地不服從法律。為什麼要不服從？因為要做最嚴正的政治抗議。為什麼要抗議？因為政府做了極不正義的事。為什麼非要用這種方式不可？因為之前已試過其他法律容許的方式（例如遊行靜坐或簽名運動），政府卻不為所動。如何確保這種方式能令政府改變？沒法確保。因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弱者的抗爭，同時是在公然挑戰政府的統治權威，因此為了維持其統治，政府有很強的理由去依法拘捕抗命者，甚至給予嚴懲。更為弔詭的是，抗命者為了顯示對既有法律體制的忠誠，更會自願接受刑責，而非主動逃避又或作出武力反抗。

既然如此，公民抗命的力量從哪裏來？從不抗命者那裏來。公民抗命的本質，是抗命者希望通過自我犧牲，激發大多數人（包括政府人員）的良知和義憤，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最後促成社會及法律改革。如果沒有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僅憑極小部分抗命者的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政府產生壓力。

就此而言，公民抗命不僅是政治抗爭，同時也是道德教育。這場運動，有人認為我們不僅要佔領街頭，還要佔領人心，爭取大多數市民的支持。這個說法，對公民抗命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得不到人心，抗命者所付出的犧牲便可能得不償失。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較易理解公民抗命理論為何特別強調「公開」（public）和「非暴力」（non-violent）這兩項原則。唯有公開，公民才有機會知道抗命者行動背後的理據以及了解抗議之法的不公正性，從而增強對抗命運動的信任和認同；唯有非暴力，才能避免政府轉移焦點，甚至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由強力鎮壓運動。

正因以上特點，所以我們很難要求它畢其功於一役，僅憑一次行動便能達到目標，因為它不是武裝暴動或顏色革命，而是相當漫長的和平抗爭。故意違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不違法來進行更有效的抗爭，我們便沒有理由違法，甚至有義務去守法。

由此可見，公民抗命是處於合法抗議和全面革命之間的抗爭方式：它雖然違法，但它無意否定整個法律制度的權威。或者更準確點說，它的終極目的，是用違法的手段去促使整個制度變得更加公正。這裏面有個基本假設：我們當前的制度，雖然某些法律和政策極不公正，但整體而言仍然具有政治正當性，因而值得我們對其忠誠。但我們須留意，在一個不民主政體中，因為其整體政治正當性較弱，公民的忠誠度自然跟着降低，一旦當權者對抗命行動暴力鎮壓，激起民憤，公民很可能便認為再沒有守法義務，抗命行動遂很易演變成暴動甚至革命。以史鑑今，要避免這個局面，唯一之途，是積極回應人民訴求，推行民主改革，從根本處讓人民覺得沒有公民抗命的必要。

贏得不同階層支持 舉世關注

如果從上述框架出發，我們可以見到，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公民抗命運動。雖然運動最後以清場告終，且暫時無法迫使政府作出任何讓步，但卻已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雖然政府及不少主流媒體一直將運動標籤定性為一場不得民心且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違法活動，但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從九月起所做的四次追蹤式調查顯示，「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這意味着，每三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支持「非常激進十分危險」的抗命理念。調查進一步告訴我們，「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數字說明一切！一個長期崇尚守法且被視為政治現實保守的社會，竟有如此多公民，冒着被催淚被打被捕的風險，承受着和家人和學校和教會分裂的壓力，為着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發地參與一場為時三個月的公民抗命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有無數個體在其中經歷深刻的政治啟蒙，成為獨立理性負責任的積極公民，並贏得舉世的關注尊重，我們有任何理由說，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嗎？我們身為香港人，能不引以為榮嗎？中共罔顧民情，一意孤行，香港權貴指鹿為馬，見利忘義，他們雖然暫時擁有權力，卻從此不會得到港人的信任和尊重。2014，絕對是香港的分水嶺。

佔領行動十惡不赦？

政府代補償 共同承擔商戶損失

最後，讓我回應幾點常見批評。第一，佔領者長期佔有道路，影響交通，並令到附近商舖蒙受損失，無論動機多高尚，都是犧牲了無辜者的利益。這個問題不難處理，只要由政府去補償市民的經濟損失即可，例如寬減受影響商戶的稅項。道理很簡單。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為所有市民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我們每個人皆極為重要。由於佔領行動不得已導致某些人利益受損，那理應由所有人共同承擔。政府代表人民，政府稅收來自全體納稅人，由政府代為補償這些損失，既簡單，也是應有之義。

第二，佔領就是違法，違法就是違反法治，而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故佔領行動十惡不赦。對於這個批評，我們可以追問一句，我們真的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無條件守法的義務嗎？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伯明翰監獄來鴻》中告訴我們，法律有正義之法和不義之法之別，並引用聖．奧古斯丁的觀點：「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我們有守法的義務，因為法律能夠有效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和權利，並使得我們能夠合理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有某些法律嚴重侵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就沒有必然守法的道德義務。相反，盡己所能去矯正不義之法，才應是我們的責任。

犯罪者難恃「抗命」違法

第三，公民抗命就像潘朵拉的盒子，只要打開，就會後患無窮，因為任何人都可用公民抗命為藉口做違法之事。這是過慮。任何基於道德良知和公共利益的抗命行動，抗命者都有責任公開提出道德理由來為自己辯護。更重要的是，抗命者並沒打算逃避自己的法律責任，而法官亦應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具道德正當性的公民抗命。不加區分地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行為，是混淆視聽。我也認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即使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公民抗命仍應被視為穩定憲政體制的工具，法官在處理相關案件時亦應審慎考慮背後的理由。

第四，有人認為這次佔領行動是間接式的公民抗命，而非直接違反所要抗議之法，因此很難得到市民支持。這並非事實。從前述民調可見，由始至終都有逾三成市民支持佔領行動，而他們當然知道，佔領本身和爭取真普選，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有人或會問，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公民抗命？原因很簡單，做不到。我們無法違反一條直接和人大8.31決議案相關的法律。事實上，首次提出「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梭羅，當年便是基於反對美國對墨西哥戰爭及奴隸制而拒交人頭稅，最後因此而入獄一天。這是典型的間接公民抗命。

篇幅所限，我的自辯只能在此結束。我在這裏唯一沒交代的，是民主為什麼如此重要，以及人大決議為何如此不義。但我早前在這裏發表的《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一文，已就此有詳細討論，讀者可自行參考。

告別夏愨村，不傘不散

最後，讓我回到現場。那天被捕後，由於第一輛旅遊巴已坐滿人，我必須在警察監看下，一個人，站在夏愨道，等候另一輛車。我不許向後望，只能直望中環。直到那一刻，我才清楚意識到，我要永遠告別夏愨村了——這個香港人用心搭建了三個月的城市桃花源。我甚至有點覺得，我選擇坐下來，原來有另一重意義，就是站在村口，守護到最後。

其後，我再沒有回去過。我幾乎忘了。12月20日晚上，我從中環碼頭坐的士過海，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我驀然發覺，竟又置身金鐘。從車窗外望，連儂牆上又有了許多新的許願，一張一張，不傘不散。

文 周保松

編輯 王芷倫

李怡 - 聖誕假期讀到的兩個中國故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7日

聖誕假期，讀到一個舊日中國的故事。

那是一九三八年，二次大戰前夕，德國納粹已經崛起，並開始迫害猶太人了。那年三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十一月九日晚上，納粹突擊維也納的猶太人商店，打碎櫥窗玻璃，七千五百間商店被搶劫一空，二百間猶太教堂被毀。猶太人紛紛尋求到外國的簽證。但那年七月在法國Evian召開的國際難民會議，與會的三十二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不敢招惹納粹，全部拒絕接收猶太移民。維也納的猶太人因拿不到簽證，想逃也逃不出去。這時，一個猶太青年艾瑞克帶着全家二十張申請書，跑遍維也納外國領事館，都被拒絕後，他抱着最後希望，來到中華民國領事館。

當時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的總領事，名叫何鳳山。他毫不猶豫，甚麼都沒有問，就直接發給艾瑞克全家去上海的簽證。這消息一夜間傳遍維也納，天未亮領事館就排滿了申請簽證的人龍。接下來，每天如是。何鳳山和領事館人員，每天工作到深夜。無數猶太家庭，搭上輪船，逃難到上海。

何鳳山很快成為納粹的眼中釘，他們向中國駐柏林大使館施壓，駐德大使陳介打電話給何鳳山，要他不要再給猶太人發簽證，何鳳山不為所動，他知道一張簽證代表一個生命，因此不顧警告，繼續發簽證。接着納粹德國宣稱中國領館的房子是猶太人物業，要沒收。其時中日開戰，中國政府無錢支援，何鳳山於是自掏腰包，租下一個小房間，掛起國旗，繼續為猶太人辦簽證。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何鳳山奉調回國，他在兩年間共簽發多少張「生命簽證」？根據已找到的半年簽發的號碼近二千個統計，他在兩年內大約共發出七千張簽證。他出於人道及公義，在其他國家綏靖之中，獨抗強權。

此後，何鳳山又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駐外大使，他退休後於一九七三年移居美國。一九九七年以九十六歲高齡在三藩市去世。生前他幫助猶太人的事迹並不為世人知曉，他去世後家人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刊登了一則訃告，提及他為猶太人頒發簽證之事，這則訃告被美國一個猶太歷史學家注意到，於是開始搜集何鳳山的資料，並聯繫曾經被何鳳山救助過的倖存者或其後裔。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舉行儀式，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稱號。之後何鳳山的事迹為世所知，並被譽為「中國的舒特拉」。

聖誕假期又讀到今日中國官場的熱門故事，就是中共統戰部長令計劃落馬的醜聞。令計劃家人親屬貪腐的數額，與之前揭發的周永康同樣驚人，光是他收受賄賂藏在山西的黃金、字畫、古董，就被起出六卡車之多，他老婆在日本的房產市值五億（人民幣）。能夠與這些駭人聽聞大貪官共事或在他之下工作的，會是些怎麼樣的人，還需要分析探討嗎？反貪反腐，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反走資派、反修正主義一樣，都是權力鬥爭的藉口而已。令計劃和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結盟奪權的情節，比任何電影都詭異精采。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他們奪權成功，今天抖出來的就是另一些人的故事。

令計劃擔任一人之下的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大內總管多年，他又是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他弟弟令完成更向當局供出一些官員通過令計劃買官的細節，而他執掌買官人事大權時代，正是香港二〇一二年選特首並指令要選委會從支持唐英年轉軚支持梁振英的時候。

中華民國時代當然也有腐敗的官員，但因為社會仍然有個人發揚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空間，因此會產生何鳳山這種有良心的、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國際義士」外交官，也有陳寅恪、王國維這類學者和知識分子；中共國今天讓我們看到的外交官，是或以利害取捨說《中英聯合聲明》失效，或以「中國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來印證中國是「清廉國家」的這類人，而中共國的學者就是孔慶東或掛上北大清華教授招牌的「護法」們。中國現在有一個半個何鳳山或陳寅恪嗎？

當社會使人人的思想受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麻醉，當人們的行為受權錢色主導，所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共和國」當然盛產令計劃、周永康、梁振英，而不會有何鳳山。

二〇一四是香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應使我們相信：何去何從是由自主命運所決定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台灣深藍思想誤區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2月23日

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日前在第四屆港台影響力論壇演講。被人注意的是他總結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他認為這顯示台灣會失去合作統一的機會，以後只會被動統一。如果台獨人士以為獨派人馬愈來愈多而搞起台獨，更只會被武力統一。

這顯示在台灣深藍人士意識中，台灣是一定會被中共吞併的。郁慕明認為九合一選舉不是綠營的勝利，而是因為國民黨失去了根本的精神、失去了黨魂。

國民黨的黨魂是甚麼？他認為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國。馬英九所謂「不統、不獨、不武」，他覺得已經是廣義上的台獨了。也就是說，郁慕明的想法，其實和大部分台灣民眾背道而馳。

九合一選舉，很多台灣選民之唾棄國民黨，就是它和自己表面標榜的不統立場愈走愈遠，未能走出一條自主健康的道路。在經濟上不斷向大陸傾斜，掏空了台灣，加深對大陸的倚賴，終於會身不由己，被大陸吞併。郁慕明當然也不否認這種情況，但他根本就主張台灣接受一國兩制，與中共「合作地統一」，在這個前提下，台灣再怎樣倚賴大陸都不是問題，因為大家都同屬一國。

國民黨的黨魂可以說是一個中國，但決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其名、專制統治其實的中國，而台灣是它的一個省。

如果說這就是國民黨的黨魂，相信起孫中山和蔣氏父子於地下，都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郁慕明似乎是忠於國民黨的「原教旨」，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背叛。他根本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念拋諸腦後。這才是國民黨的黨魂，雖然在現實上似乎沒有可能實現，但不能因為現實的困難，就用南轅北轍的專制主義取而代之。

所以，很多人誤以為郁慕明這類台灣所謂「深藍」人士，就是最堅定的三民主義者，其實從他們主張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開始，他們就是三民主義的叛徒了。為甚麼深藍人士會有這樣的蛻變？我認為根源仍在於「寧給敵人，不給家奴」的思維。

國民黨人當年之所以激發「二二八」事變，就在於視台灣人為低自己一級的殖民地順民，沒有施行平等愛民的仁政。事變被鎮壓下去後，更長期實施白色恐怖，以防諜為名殘害台灣社會中的精英階層，以期打斷本土的主心骨，令他們可以放心統治。在這目的下，台灣本土文化、本土意識當然也在壓制之列。

但自從兩蔣去世後，威權統治崩潰，政治生態起了翻天覆地變化，數十年來高高在上的藍營既得利益者產生嚴重危機感，不願接受本土台灣人從自己腳下爬上來，要求當家作主的現實。

這種危機感是李登輝掌權後開始的，他們的應對之方是「聯共制獨」。但從李登輝下台迄今，情況又起了很大變化，尤其到九合一選舉這個階段，台灣新生代崛興，他們已脫離了父祖輩以省籍分別主奴關係的意識，而代之以台灣拒共自主思潮；馬英九拒共不力，就被他們揚棄，柯文哲標榜超越藍綠，就為他們所接受。他們即使是外省人的後代，並沒有繼承先輩的主奴思維，而是平視省籍，只求自主。

這就是說，郁慕明之輩仍然活在李登輝剛登場的年代，看不到歲月流逝，他們自己的下一代已經沒有「被家奴趕落海」的恐懼，而是和本省人一起走向獨立自主之途。這才是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敗因。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蘇賡哲 - 西洋菜街與自由行

多倫多明報   2014年12月15日

逗留香港時，辦事處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一座大廈的高層，樓下即是「鳩嗚革命」聚集處。 據說是布殊家族政治顧問的陳先生從美國來訪。陳先生雖說以前曾在港府當官，但移民美國已久，只懂得坐的士到附近下車，站在西洋菜街用手提電話問怎樣才走得到我所在的大廈。我當然必須先問清楚他身在何處，才能叫他走南向北。答案是他在周大福金舖門口。我說：西洋菜街有無數周大福，你不如再說另一家商店吧。接著，他答，看到對面是百老滙影音公司，還有一家甚麼手機店，一家甚麼化粧品店。我當然只能連聲說不，這些店舖在西洋菜街都為爭奪大陸自由行的客路，不惜工本開設了多家分店，和同業競爭，也和自己競爭。所以陳先生說出其中一家，都不能夠說明他在哪裡，只好請陳先生挑一家小店來報告他的位置。然而他再報出的，依舊是聯鎖店。

忽然，電話中隱隱傳來一陣歌聲。我忙問：「你身邊是不是有個老人彈著結它，坐在輪椅上唱〈奇妙恩典〉？」。這才解決定位問題。

這段街道已經沒有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小店。我不會每隔一兩天跑去買一個鑽石戒指、買一個手機或平板電腦，連鎖店充斥的得益者可能就是那十來個老板，和百來個因店租狂升的業主。他們甚至沒有提高就業率，因為沒有連鎖店，店舖不會丟空，依然要僱用員工。一家茶餐廳用人可能比金飾店多出數倍。店舖租金狂升，帶動物業升值，也不利升斗市民。自由行令人討厭，因為它益少數害多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怡 - 新地案和香港的墮落趨向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4日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一滴水照見整片藍天。

法官認為許仕仁是史上最好的政務司司長；郭炳江毫無疑問是好人，行善而不求報答；陳鉅源是任職四十年忠誠可靠的員工；關雄生家人的求情信令法官感動。很少見法官對被判刑者這樣稱道。至於新鴻基地產，必須承認在市民心中，這公司過去的紀錄良好。為甚麼這樣的人，這樣的公司，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貪污案？

許仕仁判刑七年半，法官下令許需交還關雄生轉給他的1,118萬元給政府，惟郭炳江給他的850萬元卻毋須交還。

這1,118萬，正是照見藍天的一滴水。許仕仁自辯時說，這錢是時任港澳辦主任兼政協副主席的廖暉給他的。許仕仁曾對廖暉說薪酬不夠花，廖暉就說「看看怎麼幫你」，錢到手廖又當面跟許說「我已經幫了你，你不要這麼大花費了」。因此，要許交還這1,118萬，是交給香港政府還是中共政府，或由港府轉交北京，有待澄清。

法官表示，儘管郭炳江給850萬許仕仁並沒有協議及附帶條件，但他不會天真地相信無協議就是沒有優待新地。同樣，廖暉給許仕仁1,118萬時，也沒有協議及附帶條件，但我們又豈能天真地認為無協議就意味特區政府高官對中共不會更加言聽計從呢？中國有句老話：「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中共太了解這一套了。

一千多萬若來自一般私人饋贈，以許仕仁之聰明，斷不敢收，但來自主管香港的北京高官，會有甚麼問題？這錢不但可以收，而且必須收，因為收了就表示你接受這個靠山，不收就意味拒絕。

中共「錢進香港」，對香港親共政權和建制派的支持，採取的就是類似廖暉給錢許仕仁這種方式，不是按《基本法》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規定行事，而是用橫手，使暗錢，無協議無條件地暗中支持，一方面成為你的靠山，另方面在必要時又可以讓你陷法網。種票，種人，蛇齋餅糭，發展愛字頭部隊，金毛仔派錢反示威，一脈相承都是這類黑社會主義手法。

香港很多人不關心政治，或藉口說不懂，或搵食旅遊玩樂大過天。但香港貪污跟市民無關嗎？幾乎是逼出來的官商勾結而把成本轉嫁到市民身上，與我們無關嗎？

回歸初期，廉署還調查過中旅社主席的貪腐，其後十多年大陸貪腐越趨嚴重反而在香港上市的國企似乎貪腐絕迹了，先前的劉金寶、去年的宋林都是中共自己揭發的。湯顯明酬酢吃喝送禮，都是與中共官員交往，怎麼他的應酬範圍就沒有其他國家的機構？

旅居美國的大陸經濟學者何清漣曾指出，近年來，大陸在香港的洗錢活動越來越猖狂，但被裁定洗錢罪名成立的人數卻在減少：二○一○年有三六○宗，二○一一年跌至二四六宗，二○一二年再度減少至一六六宗，這兩年手頭無資料，估計更低。何以致之？

在倒退中的廉政，行騙長官仍然不合意，於是委任譚惠珠接替施祖祥，出任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早年出任交諮會主席時曾爆出利益衝突醜聞，有誠信的壞紀錄，加上親共色彩極濃，由她替代處事公正的施祖祥，廉署不但不可能再查中共和它屬意的官員，更會成為梁振英打壓異見者的東廠。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回歸後市民政治權利的變化：區議會從全部直選摻進了委任議席，臨時立法會廢除勞工集體談判權，恢復多條公安惡法，殺了民選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由三司統領各局改為各局向特首負責的問責制，功能組別選民從回歸前的一一五萬下降至二十四萬，立會分組點票等於讓議員提案功能作廢……推廿三條，推國教，意圖廢除查冊，抑制港視，拆天星皇后，加緊與大陸融合搞無實際用途的超支高鐵和新界東北發展，財委會吳亮星事件……

在政治權利不斷被侵凌和自由法治流失之下，必然引致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的本土化和激進化的抗爭。中共的回應是對港政策更趨強硬。最近就以澳門的馴服教訓香港，要學澳門：維護中央權力，廿三條立法，消除所有獨立輿論的聲音，最後連最高級的政務官都由大陸出身和受教育的根正苗紅人士出任。

如果命運自主的自由意志可以這樣被壓服，如果正直的人可以這樣被扭曲，如果文明可以如此被淹沒，那麼香港人將愧對我們的百年法治自由的歷史培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夕 - 比條蕉更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3日

前不久，街工梁耀忠跟工聯會某某在電視節目上由討論變爭論。梁耀忠說，既然各自做的民調與簽名都不能作準，那麼由政府搞個公投又如何？某某臉色一沉，香港沒有公投法，這是非法的，不可能，不可以。梁耀忠再問：我想問的，是你個人立場，你個人贊不贊成用公投方式去看清楚民意，公投是否有效的方法而已。某某臉色更黑：不合法的事情，我反對。

看，某某、某些人，當然也包括工聯會頭目掛在嘴邊懸在心裏的法治。他們之守法守到失去了自己的想法，人家問你個人立場，即是姑勿論有沒有這條法，你想不想用這方法。沒有，他們彷彿沒有私人腦袋、沒獨立判斷力，沒個人立場。唯一立場，就是無常，一切由政府說了算，是為建制的建設力量。

不久前，男士三天侍產假草案在立會通過，要求七天有薪假修正案遭否決。三天抑或七天另議，重點在某某類人的行徑。曾經在不太久之前，立法會選舉要吸勞工票時，工聯會把要求立法推行七天男士有薪侍產假，白紙草綠色字寫在候選政綱上，你不主動提出修正案也就罷了，你好歹也表態投票支一支持啊，不支持工人福利，也支持你承諾過的謊言，你自己的顏面，做個姿態啊。但是不，工聯會竟然代表工人棄權，全體投棄權票，即是不表態，沒立場，由政府說了算。事後，工聯會票后陳婉嫻還發砲，好介意被人說出賣工人；工人或者更介意你連姿態都不擺，反正在這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下，這議案在分組點票時，必然如常通過，有功能組別在，你怕什麼？工人，即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又有什麼好希冀的可指望的？

據說運動以暴力開始以和平終結，又據說這只是新開始，但議會如常阻礙市民過正常合理生活，卻像輪迴永劫。立法會被砸爛一塊玻璃，當然是毫無意義的暴力，不過，像前高官代表律師求情所說，並沒有對大眾構成實質影響。張建宗恐嚇再要求七日，連三天都不給你們，再加上像工聯會這類幫兇，這暴力難道不比一條蕉更粗？在這場辯論中，張宇人其實有更多精彩又粗暴的表演，搶去了嫻姐風頭，大家別顧着忍受或享受這種娛樂性折磨，要踢走的，遠遠不止那些敢於獻世的活寶，要多留意無聲無息按投票鍵的手指。

難為工聯會吳秋北手指指要放棄過激青年，你們立場如此溫吞，老中青工人首先就要放棄你。 

陳雲 - 香港社會一直譯錯 Common Sense

三文治   2014年12月23日

香港社會的大問題，是缺乏common sense（常理、公道），甚至連這個英文詞也一直錯誤翻譯為「常識」。一個族群的common sense，是代代相傳的處事之道，一旦傳承斷裂，或上一代的人思想中毒，社會的common sense就會消失。例如老一輩香港人中了民國與中共的「中國情花毒」（中國的國家主義）、中年香港人中了泛民和教會的「和理非非」毒。在英國殖民官走了之後，香港的老年華人和中年華人掌握了社會權力，年輕一代就被犧牲了。

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華夏在漢代以來，有兩千年大帝國歷史，非常之有common sense，故此中文的common sense是「人之常情」，簡稱「常理」、「公道」，或民間口語的「講一下道理」、「評一下道理」的「道理」，都是指common sense。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中文的情、理有別，卻是互通的，日常用語有所謂人情道理、道理人情，情中有理，理中有情。Common sense的sense是道、理、情，但不是知識或意識！

勤力讀書，研究院進修，並不能增加你的common sense；讀書不得其法，反而遠離common sense，好似某些泛民、左膠、耶穌教會狂徒。常理也不一定是源自公義判斷或社會正義，公義需要道德推斷的，常理只是人之常情。例如一個國家或地區，接收外來移民或旅客，總有一個限度，這不需要公義的推斷，只是人之常情。學者用公義去推斷常理，例如考慮移民政策的時候，過分用包容弱勢、救助共產暴政的犧牲者為正義推斷，反而容易令社會遠離常理。

判別正義與常理，需要一個哲學家。《呂氏春秋．察微篇》有一段記述孔子與弟子的社會正義辯論。魯國有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見到同胞遭遇不幸，淪落為奴隸，只要能夠把這些人贖回來，令國人恢復自由身，就可以從國庫獲得金錢補償和獎勵。孔子的學生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但認為是義之所在，自己也不缺錢用，於是不向國庫領取金錢。孔子教訓子貢「賜（端木賜，即子貢），你錯了！聖人做的事，可用來改變民風世俗，教導可以傳授給百姓，不僅僅是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現在魯國富的人少，窮的多，向國家領取補償金，對你沒有任何損失；但不領取補償金，魯國往後就沒有人再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國人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這是講理的一方面。

孔子另一個著名故事，是講情的一方面。《論語．子路》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攘是輕微的盜竊。「直躬者」，「直」是「行為正直的人」的意思，「躬」是「躬行」的意思。（一說「直躬者」是「正直的，名叫躬的人」）。葉公認為，正直的人是守法的，父親偷羊，兒子會依照國法，指證父親。孔子認為自己家鄉（鄉黨）的正直很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這樣才是正直的人。孔子不是說國人不該服從國法，而是說人倫的自然理性高於國家的正義理性。孔子想講的是人的情理，如果某個社會高舉父子的人倫不及國法，那麼國家就超越家庭，社會遭受政治獨裁，個人失去家族庇蔭，社會以理殺人。當然，現代法律的做法是不鼓吹父子互相舉報，法庭也不輕易接受家庭成員之間的舉證，避過法理與人倫的鬥爭。

英文的Common sense源自英國社會的理性與人情，可惜這樣重要的翻譯都一直弄錯了！說來真令人感慨。我和同事正在編輯的《經典啟蒙讀本（二集）》，裡面有民間智慧格言集，例如《增廣賢文》，我會寫一段序言介紹，目的就是補回香港社會的常理與人情。


Vic：非常有意思的觀點。

英文字典一般如何解釋common sense，可看：http://www.onelook.com/?w=common+sense&ls=a

維基百科的英文解釋：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on_sense

沈舟 - 狼如何給羊「再啓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2日

佔領運動告一段落，評判其功過得失的言論蜂起，其中尤以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的「再啓蒙」觀點為人關注。在上周結束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上，張榮順聲稱，港澳回歸十幾年以來，不少人仍然「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要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啓蒙」，以加強港澳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對中央政府的認同和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

張榮順對佔領運動的來由判斷是準確的，很多人或許並不了解「爭取真普選」的確切內容是甚麽，但抗拒中共、不認同中央的逆反心態讓大家走到了一起，並堅持到最後。香港是自由多元社會，難有內地訊息封鎖、輿論控制和洗腦問題，人民的價值偏好多為自發選擇的結果，為何中央對香港社會進行「認同」的宣傳教育，這麼多年來竟不成功，需要借佔領運動進行「一而再」的啓蒙？

抗共始於避共、恐共，有如佔領者中的九旬老人黃家彭所說「我們是被共產黨逼到這裏來的」。不少港人從內地來港，都是為了逃避昔日中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民不聊生的計劃經濟。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漂到香港，六四天安門廣場反腐敗、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遭到血腥鎮壓，一次又一次加劇了港人的恐共心理，中共治國劣迹如此，治港前途堪憂，於是才有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權宜性承諾和港人「民主回歸」的天真響應。

當年民主回歸的理念中，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回歸中國不等於歸順中共專制。如今民主受挫，確需對回歸進行「再啓蒙」。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上個月在深圳的一個研討會上指出：「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兩回事」，「政治認同是對權力的正當性認同，而國家認同是對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權力的正當性就是主權在民，「人民通過階段化的、儀式性的授權來表徵公民化身為選民，從而行使自己的、授權的主體功能」。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恰恰是通過授權而獲得正當性的外在表徵，而「用政治認同掩蓋國家認同，以國家認同代替政治認同是一個障眼法」。

張榮順副主任玩的就是這種「障眼法」，將港人不認同非人民授權的中央政府，不認同中央企圖阻止港人行使真普選權利而進行的抗爭，視為對國家的不認同。實際上，對國家作為民族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並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輸就可以實現，而是通過歷史傳統的薰陶，自下而上、修身齊家而後才能達到認識國家、歸順國家。

1901年，香港包括新界在內的總人口只有28.1萬人，至中共在內地奪權執政的50年代，人口激增至220萬。隨後逃離大陸來港的移民超過200萬，至1980年香港人口已達510萬，港人的中國血統不證自明。作家陳冠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中共官方帶動的批孔批儒的文化清洗，「香港至今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何須再來一番「國家認同」的再啓蒙？

國家認同的廣而告之下，推銷的是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掛愛國的羊頭而賣愛黨的狗肉。黨的意志高於法律，黨領導立法，主管司法，掌控行政，但黨大還是法大，中共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正當性說明。1985年兩會期間，有記者採訪人大委員長彭真，問及「在中國，執政黨和法律，到底哪個大呀？」憨厚的彭真笑笑說：「這個不好說」，引起全場哄堂大笑。1988年，同樣的問題問及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周從黨章和《憲法》中引經據典，然後說：「我最後的看法是：黨大，法也大」，又一次笑翻中外記者。

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首腦都說不清楚，如何對香港進行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再啓蒙」？根據美國世界公義項目組織（World Justice Project）有關全球法治指數的排名，今年中國在99個國家和地區中的「政府權力制約」項目得分排名第92，而總分在76位，遠遠落後於總分排名第16的香港。由中共對香港進行法治啓蒙，無疑會越啓越蒙，貽笑世界。

一黨專制政治上的高壓維穩，經濟上的權貴壟斷，時下被人吹噓為突破西方民主僵局，創造更高效率的制度優勢。但代價是必須扭曲法治、滋生腐敗、壓制自由、取消異議，讓人性的公民退化為羊性的臣民，這種極權主義的狼性「再啓蒙」，港人可以接受嗎？

沈舟
獨立評論員

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上）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我是2014年12月11日下午五時零一分，在金鐘夏愨道被香港警察正式拘捕，罪名是「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於我則是選擇公民抗命，並承受刑責。在我的人生規劃中，從來沒想過會行到這一步。而這一步跨出後，對我日後人生有多大影響，此刻也無從預計。但趁記憶和感受仍在，我希望將經歷和反思如實記下來，為歷史留點紀錄。

我決定響應學聯號召，在警方清場時和平靜坐直至被捕，是12月10日晚上八時多的事。當時我一個人，在干諾道中人來人往的天橋石壆上，看着泛紅的天空，靜靜躺了大半小時，覺得已想清楚，心裏踏實，竟然沉睡了一會。醒來，見到有個女孩子蹲在馬路上，一筆一筆畫着一個叫「天下太平」的大圖案，裏面有一把一把的黃雨傘。我一時有感，也在地上拾起兩枝粉筆，走到無人之處，寫下「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兩行字。站在高處，看着下面燈火依然通明的自修室，以及四處留影不捨的人群，我知道，這是最後一夜。

回到家，已是深夜，我告訴妻子我的決定。經過好幾回討論，我最後總是說，我沒法不這樣做。妻知我心意已決，不得已地說，但願你明早起不了牀，而到你醒來時，一切已經過去。早上八時半，我起來，三歲女兒正要出門上學。我抱着她，說爸爸今晚不能回來吃飯，很對不起。我特別叮囑妻子，不要告訴女兒爸爸的事，免得留下童年陰影。最近這個月，她在電視上見到警察，就會大叫「警察拉人」，聲音中帶着恐懼。

回到金鐘，已近十時。步出地鐵站，陽光普照，世界卻已不再一樣。夏愨村一片狼藉，連儂牆上萬千的心願已經不見，只剩下「We are Dreamers」三個字，孤零零掛在牆上。原來寫着「就算失望，不能絕望」的外牆，現在只餘「初衷是愛」四個大字。字是白色的，紙是黑色的，牆是灰色的。9月28日，我就在這道牆數步之外，撐着傘，與無數市民一起，親嘗第一枚催淚彈的滋味。當時，我不曾意識到，那是香港歷史轉捩的一刻。我更不可能料到，七十五天後，我會穿上政政系系衣，和無數市民一起，擠着地鐵回到金鐘——他們去上班，我去等被捕。

我在牆前默站良久，在陽光中，見到Johnson（楊政賢）和Eason（鍾耀華）從遠處聯袂走來。兩人都是政政系學生，中大學生會前會長。Johnson是民間人權陣線前召集人，Eason是學聯常務秘書，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生代表之一。在接着下來的清場當中，Eason是第一批被捕，Johnson是最後一批。我們沒有多說什麼，只在一張「We will be Back」的條幅前留下一張合照，便一起向着夏愨道和添美道方向走去。在那裏，一眾抗命者早已坐在地上，等待最後時刻。

港府從「權威」墮落到「權力」

去到現場，我才發覺人數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來人，遠較圍在外面的記者和旁觀者少。我更料不到的，是泛民派很多立法會議員也來了，李柱銘、黎智英、余若薇、楊森等也在。這和我昨夜的想像很不一樣。我本來以為，會有許多年輕人留下來的。但我對此並不失望，甚至隱隱覺得慶幸。年輕人的付出已經夠多，實在不必再有更多磨難。但真要深究原因，我估計，經過這兩個多月，年輕一代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經有了根本轉變。如果將盧梭在《社會契約》中的話倒過來說，就是香港政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從「權威」（authority）墮落到「權力」（power）的過程。沒有正當性的權力，最多只會使人恐懼屈從，但卻無法產生政治義務。而當公民不再覺得有服從的義務，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於法律」的道德約束力便會大大減弱。

就此而言，港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經過這次運動，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之前的危機，源於權力沒有得到人民的投票授權，但人們仍然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因為權力機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能夠自我約束並符合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謹守程序公正和專業倫理。現在的危機，是當局以不受約束的姿態恣意濫用公權力，遂導致權力正當性的進一步喪失，結果必然是更為廣泛的政治不服從。

我最初坐在後面，但後來覺得既然是要陪伴學生，和他們在一起會好點，遂移到第二行最右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名叫Mena的年輕女孩。我以為她是學生，問起才知道已在職，從十月起便已在學聯幫忙，是眾多義工中唯一選擇坐下的一人。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她說因為這樣做是對的。我再問，你父母知道嗎？她笑了笑，說早上用了一個小時說服媽媽。和我同排的，還有周博賢、何芝君、何韻詩、羅冠聰等，再遠一點有我以前的學生黃永志和中大同期同學蒙兆達和譚駿賢；而坐在我後面的，有韓連山、毛孟靜、李柱銘、李永達等。然後我發覺，今天坐下來的，不少都有政黨和NGO背景，像我這樣的「獨立人士」好像並不多。

為什麼我們「非如此不可」？

因為警方清理障礙物進度緩慢，所以中間有好幾小時，我們是坐在原地等待，聽着警方一次又一次用廣播警告留守者必須盡快離開，並逐步封鎖佔領區。但現場氣氛並不緊張，大家好像在等待一件必然會發生且知道會怎樣發生的事，遂沒有過多的焦慮和恐懼。我雖然內心平靜，但在某些時刻，當我坐得累了，站起來看着密密麻麻的記者，看着不遠處嚴陣以待的警察，看着天橋上俯視下來的旁觀者，再低頭看看身邊一臉疲憊的學生時，總難免浮起幾分迷惘傷痛﹕為什麼我們在這裏？為什麼其他人不在這裏？為什麼我們的「非如此不可」，在別人眼中卻是如此毫無所謂？香港這個城市，真的值得我們為她這樣付出嗎？

我必須老實承認，在警方開始拘捕行動時，我腦裏真的想過，只要我站起來，走出去，我就不再是「他們」，我就可以坐地鐵回到校園，重回我的安穩生活。眼前需要承受的一切，本來並不屬於我的世界，我也沒有對人做過任何承諾，為什麼非要坐下來不可？我問自己。

這其實是我這兩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麼多年輕人站出來，走上抗爭之路，甚至願意為此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那當然不是受人唆擺，或為得到什麼個人利益。根據鄭煒和袁瑋熙早前做的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佔領者調查，參與運動且堅持留守中佔最大比例的，是教育水平高且收入不錯的年輕白領和專業人士（超過55%）。按道理，他們已是既有遊戲規則的得益者，如果只為個人着想，他們實在沒有理由這麼做。他們站出來的主要原因，是「要求真普選」（87%），即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最深的政治覺醒：權利與尊嚴

但民主對他們為何如此重要？不少人馬上會說，那是因為民主能為他們帶來其他好處，例如更好的經濟生活或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此而言，民主只有工具性價值。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沒有太大說服力。我相信抗爭者會更願意說，他們如此在乎，是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給人平等尊重，才能讓人活得有尊嚴。但這並不是說，尊重和尊嚴是一些抽象的理想的中產的「後物質主義」追求。絕非如此。人們正是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真實感受到制度加諸其身的不公正不自由，才慢慢體會平等尊嚴的政治可貴。

我因此認為，這些價值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行動的理由，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早已以某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生命，並成為他們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們才不願意別人用經濟利益換走他們的政治權利；也唯其如此，當他們視為應得的政治權利被粗暴剝奪時，他們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嚴受損。也許這個才是這次雨傘運動中，青年人最深的政治覺醒。對於統治者和許多成年人來說，也許這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他們無法理解，人除了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人除了要麵包，還要權利和尊嚴。新的一代，不再願意用舊的價值範式去理解自身和理解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當觀念改變，行動就跟着改變，新的主體就會形成。任何不能有效回應這種政治自我的表達和實踐的制度，都會受到極大挑戰。這個過程要經歷多少苦痛和承受多大代價，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當權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正是受這些問題困惑，在我當天的背包裏，除了衣服和水，我還帶了一本Christine Korsgaard的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規範性的起源》）。當時《倫敦書評》一名記者好奇，走來問我讀什麼書，我們遂在一片嘈吵中聊了一會道德和身分的問題。《獨立媒體》的記者也過來問我為何要坐下來，我想了好一會，說這是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覺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時刻，如果你經過深思熟慮後仍然願意堅持某些價值，那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對你極為重要，甚至構成你人格的一部分。為了這些價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價，但的確是在成全自我。這種成全，不是向別人交代，而是向自己交代，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我相信，在這場運動中，每一名認真的參與者，都經歷過這樣的覺醒和反思，並在最後做出自己認為對的道德選擇。所以，在廣角鏡下，我們很容易只見到波瀾壯闊，卻見不到一個一個真實個體如何在其中真實踏實地活出他們的信念。清場前夕，我多次站起來，細細凝視每一張臉。有三張臉，我印象特別深刻。

區龍宇，退休教師，一生關心工人權益，兩袖清風，好讀書，為人爽朗正直。十九年前，我們在英國初遇，曾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辯兩天兩夜。這場運動一開始，他便全情投入，在面書和年輕人自由討論交鋒，在各佔領區踏實做事，完全不像一個「六十後」。當天他握着我的手，說，我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應好好考慮是否值得留下來。

周豁然，中大人類學系學生，人如其名，豁達安然，喜歡耕田，關心環保，是中大農業發展組核心成員，更積極投身土地正義聯盟的各種行動。6月20日反東北發展集會後，她首次被捕。7月2日清晨，我在遮打道，親眼看着她再次被警察抬走。9月28日，她在示威現場最前線。她後來告訴我，她當時選擇了不戴眼罩不撐雨傘，直面警方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當天她和朱凱迪、葉寶琳等坐在最後面。我走近她，細聲說，你已被捕兩次，這次就不要了吧。她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朝雲，公民記者，人瘦削，臉蒼白，眼中常有憂鬱。佔中運動開始後，他辭去工作，全程委身，無役不與。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樣。但朝雲不僅僅是紀錄者。預演佔中，他被捕；旺角清場，他被捕；金鐘清場，他留到最後，按下最後的快門，將相機交給朋友，被捕；銅鑼灣清場，再次被捕。當天，我們沒有機會交談。我們隔着人群，遙望對方，彼此相視而笑，然後道別。

能夠和這些朋友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氣。謝謝你們。（上篇。待續。）

「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樣。」（圖中為朝雲鏡頭下的周保松）

文 周保松

編輯 王芷倫

姚松炎 - 買樓發達夢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香港長遠房屋政策終於出台，10年建屋48萬成為目標，然而，有關私人租務市場的管制，文件幾乎一片空白，就減少空置房屋的累進稅，也是杳無音訊。房屋政策綱領仍是老調重彈，鼓勵置業階梯成為不二之法，三層樓市全力推動「上車」，全城延續上幾代人的買樓發達夢。

過去大半個世紀，隨着香港經濟起飛，人口增長，樓宇價格基本向上，雖然亦曾出現幾次樓價大幅下挫，但整體而言，樓價升幅仍遠高於通脹。（圖一）清楚顯示過去40年，當甲類物價指數（CPIA）上升了6倍，樓價綜合指數（CHPI）卻已經上升43倍。事實上，過去幾代人憑着買樓發達的家庭比比皆是，歷史數據好像說明，長遠而言投資住房不但有效對冲通脹，更可以透過高槓桿、低利息、長還款期的按揭借貸資金，以小博大；為數不少的城中富豪，均以投資房產發迹，甚至富可敵國。

但眾所周知，過去的投資回報並不一定代表未來；為什麼市民仍然對樓宇投資充滿信心？這可要歸咎於香港特殊的高地價政策。事實上，政府的每年收益有大約三成來自與土地和房屋有關的收入，高地價對政府本身有利；况且，經歷幾次大跌市後，市民清楚見到政府的救市行動，停賣地、停建屋、回購等安排，排山倒海；市場經已形成預期，即所謂「道德風險」，有政府這座大靠山，大樹好遮蔭。况且，政府亦樂於推高置業率，一方面除了可令庫房收入增加外，另一方面亦可令更多市民支持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和維穩政策。

所謂高地價政策，嚴格而言，應是少土地供應政策。政府作為全港土地的最終業權人，壟斷土地供應，而且政府在土地的調撥上是完全不受任何民意監管；因此，政府只要限制土地的供應量，基本上是完全控制土地價格。美國兩位著名房產研究學者：Peng and Wheaton（1994）就曾分析過香港樓市，發現回歸前因為中英土地委員會限制每年賣地不多於50公頃，因而導致九七年的樓價大幅上升。但回歸後，每年的賣地面積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2013／2014年度只有25.8公頃，而樓宇供應量因着連續的少土地供應政策而出現急速萎縮，從回歸前平均落成26,000間房屋，下跌至2013／2014年度的8750間，打破歷年最低紀錄。

供地少推高樓價政策

透過少土地供應推高樓價的政策至今未改，亦難以更改，因為一旦大幅增加土地供應，意味着現有樓宇價格必須下調，勢必影響到現有的既得利益者，起碼有一半的香港家庭因而受損。這點正是八萬五政策失敗的原因，亦解釋了為什麼市民普遍認為樓價基本只會向上的現象。

然而，這種世代相傳的買樓發達夢終究不能永續，邏輯分析清楚說明，樓價升幅不可能長期跑贏市民的收入增長，因為最終還得要有市民買得起樓，樓價才是市價。換言之，樓價最終必須靠實體經濟支持，不可能遠遠拋離市民的負擔能力，而成為只供炒賣獲利的商品。

但現時香港樓價之貴，已經連續第三年成為世界上最不能負擔房價的城市，2014年的樓價與收入比更加升至14.9，而國際指標把5.5以上定為極度不能負擔。這個14.9的樓價與收入比是指一個達到入息中位數的家庭，要在15年內不吃不喝不買不穿，把總收入完全用去供一層樓價位於中位數的樓宇，還未計15年內的利息，才可以把房屋貸款供完。這個驚人數字，遠遠拋離第二名差不多50%，而且只有香港能夠長期超越其他城市，並節節攀升。

樓價拋離實體經濟

所謂一個時代的終結，從前的買樓發達方程式開始失效，因為實體經濟已經無法支撐樓市。戰後初期，香港樓價上升主要來自市民收入增加，實體經濟的快速成長，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圖二）顯示1984年以前，樓價年度平均升幅（14%），較生產總值的年度平均增長規模（19%）為低。但自從1985年實施聯繫匯率以後，至回歸前，樓價的平均升幅（20%）反而高於經濟產值的平均升幅（14%），樓價升幅開始拋離實體經濟和市民收入的增加；但畢竟當時的經濟增長率仍有不錯的雙位數字。隨着亞洲金融風暴，1998至2007年間，經濟增長率只能維持在平均2%的低水平，但同期的樓價卻出現-3%的平均下滑幅度。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美國瘋狂印銀紙，長期實施超低息，香港的樓價急升，至2014年第三季這7年間，樓價的平均升幅竟高達15%，但同期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微弱的4%，樓價變化明顯與實體經濟失衡，房產價格上升顯然非因經濟帶動，更與市民收入無關(Yiu 2010)。換言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樓價上升是建築在實體經濟效益增長之上，而本世紀2010年代的樓價上升則是建築在浮沙上的海市蜃樓。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樓價開始拋離實體經濟，樓價本已不能負擔。然而，銀行透過拖長按揭還款期，成功讓樓價與收入比進一步拉開；本來用10年收入便可負擔的住房，現在用30年的收入來負擔，即是樓價上升了3倍，而收入卻毋須增加，表面上好似負擔得起。可惜，這場靠延長還款期的按揭遊戲明顯不能持續，且快將終結，樓價與收入比繼續上升的買樓發達夢，行將幻滅。

所謂業主 一世樓奴

記得在七十年代，買樓可以借九成貸款，還款期為10年。但隨着樓價不斷上升，但薪水卻沒有多少升幅，所以到了八十年代，還款期就變成15年，九十年代變成是20年，到現在最長的還款期已是25年，甚至30年。樓價一直升，薪水追不上，理論上應該買不起樓，但還款期不停加長，令每月供款佔入息比例保持差不多一樣的水平，至今仍是35%左右，但過去的業主供斷樓按後，能享受真正完全屬於自己的物業，但現今的所謂業主，要做一世樓奴，供斷按揭的時候，要不然就是已經西歸，或者土地契約經已到期，又要由頭再供。

按揭還款期其實有上限，最長不過40年，因為就算一畢業25歲即刻買樓，40年後65歲剛好要退休，樓按必須終結。因此，愈來愈多的置業者皆須依靠祖蔭，靠父母借錢付首期才能置業。這一趨勢隱含未來必將出現跨代貧窮，沒有祖蔭的年輕人，便沒法置業安居，長期被高租金壓迫，只有子憑父貴，富爸爸才有富孩子的現象，勢必進一步加劇。回想過去40年的香港按揭遊戲，本質上是一場「上一代付出一生積蓄，賺取下一代血汗」的代際蠶食。

香港樓市，何去何從？前面似乎只剩下三條出路，一曰泡沫爆破，推倒重來。二曰實體經濟有效益突破，收入追上樓房。三曰換入大量收入更高的家庭，或者改玩另類按揭遊戲，再賭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