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來由 - 舊時香港成功，源於敢頂撞宗主國

──以1940-60年代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為例

輔仁媒體   2014年12月29日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對香港有真普選，是害怕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發起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行動，以要求英國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可是此舉卻引起一些「歸英派」網民反對，他們認為英國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現在有求於英國，所以不能以如此對抗的態度對待英國駐港人員。

可是，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葛量洪總督
（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港府為保自由市場，不顧英鎊區死活

既然不能取締香港的自由外匯市場，就只能控制英國居民將資金匯至香港以避開外匯管制。1950年英國政府限制香港與英鎊區其他成員之間的活期戶口往來，及至1957年，不再容許英國居民從其他英鎊區國家或地區，買入美元及其他外幣證券，以防止他們從香港購入美元證劵，然後出售套現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¹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時，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盡量不執行英鎊區外匯管制法規²。最後，因倫敦施壓，港府才設立獨立的外匯管制專員，由英倫銀行借調人手擔任，以有效執行相關法規，可是此時，港府與本地華洋銀行界及商界，早已長期串通以規避英國要求的外匯管制，單憑一名來自倫敦的專員，已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見，在捍衛英鎊區和英鎊一事上，港府對倫敦連最低度的合作也沒有³。但就是因為港府不惜犧牲英國利益而捍衛自由貨幣市場，令香港發展成亞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場吸引資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業很容易籌集資金，令戰後香港得以急速工業化，同時使第三產業日趨蓬勃。

1955年的中環（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在英鎊貶值後港府對倫敦的討價還價

由於當時香港屬於英鎊區，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差不多全部都兌換成英鎊，而本地的銀行亦有大量英鎊存款。若英鎊貶值，香港官方儲備及銀行存款都會蒙受損失，可是二戰後，英鎊持續有貶值壓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早上九點半，英鎊區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四國，率先收到英鎊貶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時後，才收到倫敦通知，結果引起港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強烈不滿。當時，英鎊對美元貶值了約14%，結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銀行，合共損失了五千六百萬英鎊（56 million），以當時的幣值及港府財政狀況而言，此損失甚大。

事後，當時的總督戴麟趾向倫敦表達強烈不滿，指出英國沒有盡宗主國的責任保護香港利益，他更聯同財政司郭伯偉，要求倫敦賠償是次貶值為香港所帶來的損失，並容許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遭到英國財政部嚴詞拒絕。一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可見及此，便以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為要脅，迫使倫敦答應港府要求。之後，英國財政部官員認為，鑑於有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威脅辭職，若完全忽視其要求，可能有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使只從英鎊的穩定來考量，若倫敦寸步不讓，香港一眾銀行會質疑港府在英鎊再次貶值時，有沒有財力賠償其英鎊存款的匯率損失，結果只會令這些銀行趕快將手中的英鎊兌成美元，對英鎊造成更難應付的衝擊。最後，雖然倫敦仍堅拒讓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決定用一種方法為香港的英鎊儲備提供兌換保證，即是若日後英鎊再次貶值而造成香港損失，英國會賠償，香港成為英鎊區中第一個取得這種保證的成員，即使是英鎊區的獨立國家，也要在隨後才得到同類保證。郭伯偉退休後回憶，在英鎊貶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屬，是「盲目的愛港者」⁴。

財政司郭伯偉（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香港共和國」──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⁵。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⁶。

今日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英文版維基百科圖片）

結語：香港要爭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歷史給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啟示，就是以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戰後香港的成功，不在於它向香港以外的強權卑躬屈膝、祈求恩賜，而在於它能夠堅強地向這些強權爭取最大的自主權和利益，當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籌碼，才能夠與強權討價還價，從而擴展香港生存及發展的空間。九七後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敗，很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及本地權貴，已不再持守這種力爭自主的傳統，更視這種傳統為「大逆不道」的「港獨心態」。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間能夠透徹了解及認同這種傳統，香港的未來，還是有希望。人類歷史已話俾大家知，衰世中撥亂反正的希望，往往來自民間的不屈精神。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