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舟 - 狼如何給羊「再啓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2日

佔領運動告一段落，評判其功過得失的言論蜂起，其中尤以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的「再啓蒙」觀點為人關注。在上周結束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上，張榮順聲稱，港澳回歸十幾年以來，不少人仍然「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要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啓蒙」，以加強港澳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對中央政府的認同和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

張榮順對佔領運動的來由判斷是準確的，很多人或許並不了解「爭取真普選」的確切內容是甚麽，但抗拒中共、不認同中央的逆反心態讓大家走到了一起，並堅持到最後。香港是自由多元社會，難有內地訊息封鎖、輿論控制和洗腦問題，人民的價值偏好多為自發選擇的結果，為何中央對香港社會進行「認同」的宣傳教育，這麼多年來竟不成功，需要借佔領運動進行「一而再」的啓蒙？

抗共始於避共、恐共，有如佔領者中的九旬老人黃家彭所說「我們是被共產黨逼到這裏來的」。不少港人從內地來港，都是為了逃避昔日中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民不聊生的計劃經濟。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漂到香港，六四天安門廣場反腐敗、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遭到血腥鎮壓，一次又一次加劇了港人的恐共心理，中共治國劣迹如此，治港前途堪憂，於是才有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權宜性承諾和港人「民主回歸」的天真響應。

當年民主回歸的理念中，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回歸中國不等於歸順中共專制。如今民主受挫，確需對回歸進行「再啓蒙」。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上個月在深圳的一個研討會上指出：「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兩回事」，「政治認同是對權力的正當性認同，而國家認同是對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權力的正當性就是主權在民，「人民通過階段化的、儀式性的授權來表徵公民化身為選民，從而行使自己的、授權的主體功能」。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恰恰是通過授權而獲得正當性的外在表徵，而「用政治認同掩蓋國家認同，以國家認同代替政治認同是一個障眼法」。

張榮順副主任玩的就是這種「障眼法」，將港人不認同非人民授權的中央政府，不認同中央企圖阻止港人行使真普選權利而進行的抗爭，視為對國家的不認同。實際上，對國家作為民族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並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輸就可以實現，而是通過歷史傳統的薰陶，自下而上、修身齊家而後才能達到認識國家、歸順國家。

1901年，香港包括新界在內的總人口只有28.1萬人，至中共在內地奪權執政的50年代，人口激增至220萬。隨後逃離大陸來港的移民超過200萬，至1980年香港人口已達510萬，港人的中國血統不證自明。作家陳冠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中共官方帶動的批孔批儒的文化清洗，「香港至今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何須再來一番「國家認同」的再啓蒙？

國家認同的廣而告之下，推銷的是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掛愛國的羊頭而賣愛黨的狗肉。黨的意志高於法律，黨領導立法，主管司法，掌控行政，但黨大還是法大，中共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正當性說明。1985年兩會期間，有記者採訪人大委員長彭真，問及「在中國，執政黨和法律，到底哪個大呀？」憨厚的彭真笑笑說：「這個不好說」，引起全場哄堂大笑。1988年，同樣的問題問及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周從黨章和《憲法》中引經據典，然後說：「我最後的看法是：黨大，法也大」，又一次笑翻中外記者。

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首腦都說不清楚，如何對香港進行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再啓蒙」？根據美國世界公義項目組織（World Justice Project）有關全球法治指數的排名，今年中國在99個國家和地區中的「政府權力制約」項目得分排名第92，而總分在76位，遠遠落後於總分排名第16的香港。由中共對香港進行法治啓蒙，無疑會越啓越蒙，貽笑世界。

一黨專制政治上的高壓維穩，經濟上的權貴壟斷，時下被人吹噓為突破西方民主僵局，創造更高效率的制度優勢。但代價是必須扭曲法治、滋生腐敗、壓制自由、取消異議，讓人性的公民退化為羊性的臣民，這種極權主義的狼性「再啓蒙」，港人可以接受嗎？

沈舟
獨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