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星期天休息 專欄 2008年4月13日
「 聖 火 」 如 同 一 名 重 犯 ， 跨 國 押 送 ， 戒 備 森 嚴 ， 好 似 隨 時 都 會 遇 到 劫 囚 的 樣 子 。奧 運 的 「 聖 火 」 ， 英 文 只 是 「 奧 林 匹 克 火 炬 」 （ Olympic torch ） ， 並 無 「 聖 」 的 意 思 ， 只 是 一 場 盛 會 的 一 個 標 徽 ， 並 無 「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 的 宗 教 膜 拜 思 想 。 中 國 是 一 個 無 神 論 的 政 權 ， 「 聖 火 」 之 「 聖 」 ， 無 法 上 接 一 個 全 民 認 同 的 神 祉 ， 叫 做 「 聖 火 」 ， 可 謂 莫 名 其 妙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原 名 ， 是 Olympic Games 。 所 謂 Games ， 不 過 是 遊 戲 、是 博 弈 ， 不 是 戰 爭 或 鬥 爭 ， 而 是 介 乎 對 抗 和 玩 耍 之 間 的 一 場 心 智 的 周 旋 。 一 場 遊 戲 還 沒 有 正 式 開 幕 ， 只 是 小 小 的 熱 身 ， 遇 到 人 家 抗 議 ， 先 不 管 道 理 在 何 方 ， 沒 有 必 要 繃 緊 臉 咆 哮 暴 叫 ， 在 一 場 國 際 電 子 資 訊 戰 中 一 敗 塗 地 。 不 是 說 中 國 文 化 雍 容 博 大 嗎 ？ 所 謂 「 平 常 心 」 何 在 ？ 一 夜 之 間 ， 認 定 全 世 界 都 是 敵 人 。 是 全 世 界 都 錯 了 ， 惟 有 中 國 永 遠 一 切 是 對 的 ， 還 是 胸 橫 罣 礙 、 目 蔽 心 魔 ？
金 剛 經 的 名 句 ： 「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如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 」 中 國 人 的 包 袱 太 重 ， 包 袱 就 是 「 有 為 法 」 。 舉 辦 奧 運 ， 不 是 甚 麼 大 不 了 的 事 ， 希 臘 是 歐 洲 的 一 個 小 國 ， 也 主 辦 成 功 過 ； 韓 國 從 前 是 中 國 的 藩 屬 ， 也 主 辦 得 有 聲 有 色 ， 更 遑 論 人 口 稀 少 、 歷 史 並 不 悠 久 的 澳 洲 。 人 家 辦 奧 運 就 辦 奧 運 。 沒 有 必 要 扯 到 「 洗 雪 國 恥 ， 吐 氣 揚 眉 」 的 情 緒 高 度 。 除 非 特 別 自 卑 ， 否 則 辦 奧 運 並 不 需 要 特 別 的 「 民 族 自 豪 感 」 。 中 國 人 自 己 給 自 己 出 精 神 上 的 難 題 ， 自 己 給 自 己 加 重 擔 ， 本 來 無 一 物 ， 與 幻 影 搏 擊 ， 向 心 魔 咆 哮 ， 逐 漸 塵 埃 就 聚 過 來 ， 心 鏡 明 台 ， 即 使 披 上 幾 點 塵 埃 ， 輕 輕 拂 掉 就 是 ， 重 拳 擊 碎 鏡 子 ， 只 有 沾 了 一 手 鮮 血 。
即 使 「 聖 火 」 為 示 威 者 所 奪 ， 天 不 會 塌 下 來 ； 英 語 中 有 So what 的 一 句 話 ， 跌 倒 一 跤 ， So what ？ 中 國 人 出 於 文 化 的 局 限 ， 在 面 子 上 ， 就 是 So what 不 起 來 。 但 是 對 待 人 權 和 生 命 ， 卻 一 向 都 So what ， 中 國 帝 皇 政 治 的 態 度 輕 佻 ， 視 同 草 芥 ， 這 是 中 西 文 化 永 不 可 能 溝 通 的 障 礙 。 最 終 任 何 「 公 關 」 ， 修 修 補 補 ， 實 質 的 硬 核 不 變 ， 外 殼 髹 了 另 一 層 色 彩 ， 作 用 也 極 為 有 限 。
這 個 世 界 從 來 不 需 要 六 十 億 人 做 同 一 個 夢 ， 但 連 津 巴 布 韋 的 黑 人 ， 也 想 像 歐 美 一 樣 能 票 選 一 個 領 袖 ， 這 樣 的 夢 ， 在 世 界 越 來 越 多 的 角 落 ， 已 經 不 再 是 泡 影 。
Vic：陶傑字字珠磯。中國犯了嚴重的「民族主義綜合症」，起因於近代的民族心智閉塞，在外來勢力衝擊、侵略下，天朝自豪感迅即轉為深重的自卑感，共產專政下數十年的自殘自虐更加深了民族心靈的乖張扭曲。以普世價值而言，中國人的心靈仍近乎虛無，在外來刺激下，動輒就回歸最原始的「面子至上」部落心態，以受壓迫者自居控訴「亡我之心不息」的虛善強權或「自以為是的異見份子」，殊不知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土地上，代表專制暴政的五星紅旗越是舖天蓋地，反示威越是起勁，越是坐實自身野蠻落後的形象。
人權與自由等現代觀念，其核心在於維護人性尊嚴，與耶教的博愛、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愛是相通的。而民主與法治正是維護人權與自由之必要制度體系，什麼時候中國人真正明白這一點，中國才稱得上與現代文明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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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運 「 聖 火 」 傳 送 ， 演 變 為 地 球 一 體 化 的 一 場 鬧 劇 ， 在 現 代 新 聞 史 上 ， 是 破 天 荒 的 奇 怪 景 觀 。 「 聖 火 」 如 同 一 名 重 犯 ， 跨 國 押 送 ， 戒 備 森 嚴 ， 好 似 隨 時 都 會 遇 到 劫 囚 的 樣 子 。 如 果 「 聖 火 」 如 一 早 中 國 政 府 的 宣 傳 ， 是 代 表 了 十 三 億 中 國 人 的 尊 嚴 ， 今 日 此 一 尊 嚴 的 形 象 ， 無 疑 帶 有 豐 富 的 諧 趣 風 味 。
支 持 西 藏 宗 教 文 化 的 示 威 者 ， 同 情 達 賴 喇 嘛 的 西 方 政 府 ， 抱 著 「 跟 你 玩 一 把 」 的 輕 鬆 心 理 ， 中 國 心 情 沉 重 ， 漢 民 族 主 義 者 憤 恨 躁 狂 ， 一 場 「 國 力 」 的 宣 傳 ， 事 與 願 違 ， 中 西 對 決 ， 勝 負 立 判 。
「 聖 火 」 為 何 會 成 為 中 國 的 公 關 災 難 ？ 首 先 當 然 是 中 國 和 西 方 之 間 的 思 想 隔 閡 。 中 國 帝 皇 政 治 兩 千 年 ， 視 「 聖 火 」 如 天 朝 大 國 的 一 面 圖 騰 。 然 而 奧 運 的 「 聖 火 」 ， 英 文 原 文 ， 其 實 只 是 「 奧 林 匹 克 火 炬 」 （ Olympic torch ） ， 並 無 「 聖 」 的 意 思 。 即 使 奧 運 源 自 多 神 崇 拜 的 古 希 臘 ， 歐 美 是 耶 教 社 會 ， 西 方 公 眾 眼 中 的 奧 運 火 炬 ， 只 是 一 場 盛 會 的 一 個 標 徽 ， 並 無 「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 的 宗 教 膜 拜 思 想 。
中 國 是 一 個 無 神 論 的 政 權 ， 傳 統 中 亦 無 宗 教 ， 「 聖 火 」 之 「 聖 」 ， 無 法 上 接 一 個 全 民 認 同 的 神 祉 ， 叫 做 「 聖 火 」 ， 可 謂 莫 名 其 妙 。 在 中 國 人 的 潛 意 識 之 中 ， 「 聖 」 就 是 天 子 皇 帝 的 化 身 ， 「 聖 火 」 本 來 不 過 是 麥 當 勞 漢 堡 包 那 個 紅 底 金 字 的 M 一 樣 ， 但 一 旦 輪 到 北 京 主 辦 ， 「 聖 火 」 即 升 格 為 中 國 皇 權 的 聖 杖 。
區 區 一 柄 火 棒 ， 在 西 方 的 大 城 市 傳 遞 ， 英 國 是 民 主 的 搖 籃 ， 法 國 是 人 權 的 故 鄉 ， 美 國 是 全 球 移 民 嚮 往 的 自 由 天 堂 ， 針 對 武 力 鎮 壓 西 藏 ， 當 然 會 爆 發 抗 議 。 中 國 的 文 化 傳 統 ， 有 很 多 哲 人 先 賢 的 教 誨 ， 勸 諭 中 國 人 面 對 自 己 無 法 掌 控 的 劇 變 要 冷 靜 ： 有 韓 信 胯 下 之 辱 的 典 故 ， 勾 踐 臥 薪 嘗 膽 的 故 事 。
還 有 甚 麼 「 戒 急 用 忍 」 ， 還 有 香 港 近 年 濫 用 的 一 句 口 頭 語 「 平 常 心 」 。 若 以 真 正 的 「 平 常 心 」 視 之 ， 抗 議 就 抗 議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原 名 ， 是 Olympic Games 。 所 謂 Games ， 不 過 是 遊 戲 ， 絕 不 是 戰 爭 。 一 場 遊 戲 還 沒 有 正 式 開 幕 ， 只 是 小 小 的 熱 身 ， 遇 到 人 家 抗 議 ， 先 不 管 道 理 在 何 方 ， 沒 有 必 要 繃 緊 臉 咆 哮 暴 叫 ， 在 一 場 國 際 電 子 資 訊 戰 中 一 敗 塗 地 。 不 是 說 中 國 文 化 雍 容 博 大 嗎 ？
所 謂 「 平 常 心 」 何 在 ？ 一 夜 之 間 ， 認 定 全 世 界 都 是 敵 人 。 是 全 世 界 都 錯 了 ， 惟 有 中 國 永 遠 一 切 是 對 的 ， 還 是 胸 橫 罣 礙 、 目 蔽 心 魔 ？
中 國 的 傳 統 文 化 ， 對 當 代 的 中 國 公 關 一 點 用 處 也 沒 有 ， 金 剛 經 的 名 句 ： 「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如 泡 影 ， 如 露 亦 如 電 ， 應 作 如 是 觀 。 」 因 為 中 國 人 的 包 袱 太 重 ， 包 袱 就 是 「 有 為 法 」 。 舉 辦 奧 運 ， 不 是 甚 麼 大 不 了 的 事 ， 希 臘 是 歐 洲 的 一 個 小 國 ， 也 主 辦 成 功 過 ； 韓 國 從 前 是 中 國 的 藩 屬 ， 也 主 辦 得 有 聲 有 色 ， 更 遑 論 人 口 稀 少 、 歷 史 並 不 悠 久 的 澳 洲 。 人 家 辦 奧 運 就 辦 奧 運 。 沒 有 必 要 扯 到 「 洗 雪 國 恥 ， 吐 氣 揚 眉 」 的 情 緒 高 度 。 除 非 特 別 自 卑 ， 否 則 辦 奧 運 並 不 需 要 特 別 的 「 民 族 自 豪 感 」 。 中 國 人 自 己 給 自 己 出 精 神 上 的 難 題 ， 自 己 給 自 己 加 重 擔 ， 本 來 無 一 物 ， 與 幻 影 搏 擊 ， 向 心 魔 咆 哮 ， 逐 漸 塵 埃 就 聚 過 來 ， 心 鏡 明 台 ， 即 使 披 上 幾 點 塵 埃 ， 輕 輕 拂 掉 就 是 ， 重 拳 擊 碎 鏡 子 ， 只 有 沾 了 一 手 鮮 血 。
奧 運 「 聖 火 」 鬧 劇 ， 令 全 世 界 目 睹 ， 中 國 想 「 融 入 國 際 社 會 」 ， 是 何 等 困 難 重 重 （ 這 說 的 「 國 際 」 ， 當 然 是 指 十 三 億 人 口 自 己 認 可 、 以 美 國 、 歐 洲 、 日 本 為 現 代 文 明 主 軸 的 西 方 國 際 ， 而 不 是 指 伊 朗 、 津 巴 布 韋 、 北 韓 、 古 巴 的 另 一 半 球 ） 。 令 世 人 奇 怪 的 是 ： 中 國 儒 家 的 忍 讓 、 道 家 的 雍 容 、 佛 家 金 剛 經 的 啟 示 ， 在 當 代 中 國 當 權 者 和 社 會 的 思 想 行 為 之 上 ， 關 鍵 時 全 無 作 用 影 響 ， 中 國 文 化 優 良 的 精 髓 到 底 是 一 堆 泡 沫 ， 還 是 經 當 代 的 中 國 人 自 己 鏟 除 了 記 憶 ？ 這 是 另 一 個 課 題 。 奧 運 是 一 場 遊 戲 ， Games 的 意 思 ， 就 是 博 弈 ， 博 弈 不 是 戰 爭 ， 不 是 鬥 爭 ， 而 是 介 乎 對 抗 和 玩 耍 之 間 的 一 場 心 智 的 周 旋 。 既 然 是 遊 戲 和 博 弈 ， 即 無 所 謂 面 子 不 面 子 。 即 使 「 聖 火 」 為 示 威 者 所 奪 ， 天 不 會 塌 下 來 ； 英 語 中 有 So what 的 一 句 話 ， 跌 倒 一 跤 ， So what ？ 中 國 人 出 於 文 化 的 局 限 ， 在 面 子 上 ， 就 是 So what 不 起 來 。
但 是 對 待 人 權 和 生 命 ， 卻 一 向 都 So what ， 中 國 帝 皇 政 治 的 態 度 輕 佻 ， 視 同 草 芥 ， 這 是 中 西 文 化 永 不 可 能 溝 通 的 障 礙 。 最 終 任 何 「 公 關 」 ， 修 修 補 補 ， 實 質 的 硬 核 不 變 ， 外 殼 髹 了 另 一 層 色 彩 ， 作 用 也 極 為 有 限 。 台 灣 的 中 華 民 國 ， 內 裡 的 硬 核 變 了 。 所 以 台 灣 應 該 是 國 際 社 會 的 一 員 。 這 個 世 界 是 如 此 不 公 ， 西 方 的 偽 善 也 有 一 分 責 任 。 因 為 歐 美 一 向 更 重 視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資 源 市 場 。 中 國 沒 有 簽 合 同 「 改 善 人 權 」 ， 改 善 到 甚 麼 程 度 ， 也 沒 有 公 認 標 準 。 中 國 人 愛 錢 ， 西 方 也 愛 ， 中 國 和 歐 美 之 間 ， 互 有 不 切 實 際 的 幻 想 ， 幻 想 一 起 破 滅 ， 遂 有 奧 運 「 聖 火 」 的 醜 事 上 演 ， 西 藏 只 是 引 子 而 已 。 奧 運 只 是 一 場 競 技 ， 四 年 一 度 ， 跟 世 界 杯 沒 有 甚 麼 兩 樣 ， 其 聲 勢 與 刺 激 ， 甚 至 遠 不 如 之 。 沒 有 包 袱 的 人 ， 他 不 是 沒 有 夢 ， 只 不 過 他 的 夢 跟 你 不 一 樣 。 這 個 世 界 從 來 不 需 要 六 十 億 人 做 同 一 個 夢 ， 但 連 津 巴 布 韋 的 黑 人 ， 也 想 像 歐 美 一 樣 能 票 選 一 個 領 袖 ， 這 樣 的 夢 ， 在 世 界 越 來 越 多 的 角 落 ， 已 經 不 再 是 泡 影 。
2008年4月13日 星期日
2008年4月1日 星期二
梁文道 - 和解的必要(中國為什麼不願和達賴對話？)
梁文道 - 穿皮草還是不穿皮草
2008年3月21日
在徹底壓抑西藏文化主體性與藏獨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西藏問題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十四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三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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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0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用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善用軟實力 達賴贏得共鳴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哪裏去了呢？簡而言之，這就是所謂的「軟實力」了。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而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欲解死結 須先放下偏見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田園版的西藏故事廣為流傳，我們姑且不論；在中國以內，黑暗版的西藏故事則深入人心，許多人至今不疑。要了解藏民的憤怒和不滿，漢人就必須先擺脫以往的刻板偏見。要促成最終的民族和解，中國政府就不能只是對藏區下工夫，也要在全國教育和文化政策上做出根本的改變。
【和解的必要．二之一】
梁文道 - 中國為什麼不願和達賴對話？
2008年3月29日
【明報專訊】西藏問題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十四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三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在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系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文化主體性與藏獨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像「藏青會」這樣的組織有何想法，我們姑且不論。但在中國政府這一方面，若是想西藏長治久安，若是想日後高枕無憂，它其實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那呆板單向的民族政策了。一直以來，中國官方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總是以那些少數民族為工作對象，渾然忘卻了真正多民族國家更需注重的是強勢民族本身的習性和視野。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民族政策不能只是面向藏人，更包括了漢人自身的改造。關於這點，由於所需篇幅甚多，我們下回再談。
(和解的必要．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3月21日
在徹底壓抑西藏文化主體性與藏獨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西藏問題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十四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三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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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2006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用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善用軟實力 達賴贏得共鳴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哪裏去了呢？簡而言之，這就是所謂的「軟實力」了。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而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欲解死結 須先放下偏見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田園版的西藏故事廣為流傳，我們姑且不論；在中國以內，黑暗版的西藏故事則深入人心，許多人至今不疑。要了解藏民的憤怒和不滿，漢人就必須先擺脫以往的刻板偏見。要促成最終的民族和解，中國政府就不能只是對藏區下工夫，也要在全國教育和文化政策上做出根本的改變。
【和解的必要．二之一】
梁文道 - 中國為什麼不願和達賴對話？
2008年3月29日
【明報專訊】西藏問題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十四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三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在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系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文化主體性與藏獨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像「藏青會」這樣的組織有何想法，我們姑且不論。但在中國政府這一方面，若是想西藏長治久安，若是想日後高枕無憂，它其實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那呆板單向的民族政策了。一直以來，中國官方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總是以那些少數民族為工作對象，渾然忘卻了真正多民族國家更需注重的是強勢民族本身的習性和視野。也就是說，一個完整的民族政策不能只是面向藏人，更包括了漢人自身的改造。關於這點，由於所需篇幅甚多，我們下回再談。
(和解的必要．之二)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3月23日 星期日
Vic - 五百五十萬台灣人不願面對的事實
2008年3月23日
除了基本盤，幾乎所有的選民都唾棄謝長廷及民進黨，這當中的訊息是清晰無比的，但看來綠營至今仍不願面對。事實就是：理智清明、講求得體(decency)的人都受夠了這群無是無非、奸巧橫蠻、不擇手段的民進黨人。面對歷史傷痕與族群嫌隙，他們不是努力去撫平，而是不斷挑撥操弄，務求加深仇怨而自己永遠不勞而獲；面對選民付託之權力，他們不是戒慎謙卑、為民造福，而是傲慢濫用、貪污自肥；面對反對者，他們不是以理以德服人，而是鬥性十足、有理無理都勢不饒人；面對支持者，他們不是誠懇相待，而是一再矇騙耍弄。
馬英九當選總統，最大的意義正在於，台灣人民畢竟是有進步的，大家都看不起indecent的下流政客；民主之路雖然跌跌撞撞，但如果一再把人民當白痴，即使掛著「民主」與「進步」的招牌，總有被選民唾棄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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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會當選總統，這是天意！」2月底去西門町看電影，看完趕回家看第一場總統候選人辯論，路上見到一位道士打扮的老人家拿著這樣的一個banner，感覺真有趣。西門町就是充滿奇奇怪怪的人。
我可不認為馬會當選是天意，是民意則殊無可疑。馬是真的有當總統的命，如果四年前不是有神秘的兩顆子彈，連宋今年應該在競選連任，57歲的馬還沒有出頭的機會。
這次馬得票58%，謝得票42%，相差221萬票，差距之大，令絕大多數的人跌破眼鏡。馬當然是勝得清脆俐落，但不要忘了，民進黨執政八年，陳水扁一家貪污腐敗成這樣子，官員敗德胡搞到這種地步，謝靠著渲染恐懼中國的情緒來穩固基本盤，還是可以得到42%的選票，比1月份立委選舉民進黨的得票率還高，這約四成的民進黨鐵票，可是穩固得很呢。
選前和同事討論開票後報導要寫多少，我開玩笑地說：「隨便啦。票開出來，一半的人在狂歡，一半的人在悲傷，誰在乎你寫些什麼。」現在想想這句話要修正，因為比例不是一半一半，而是六四開——更接近事實的是，藍綠基本盤可能各接近四成，藍略大一些，剩下一成多就是所謂的swing votes，可能投藍也可能投綠。
我一直不解的就是，民進黨在新制立委選舉中已慘敗，接近四成的選票只能取得不到四分之一的席次，按道理早該認清楚這一事實：自己的基本盤再鞏固，也就只能拿到約四成的選票；如果不能爭取這中間的一成多選民，勝選是絕對無望的。那麼，謝長廷的競選策略怎麼好像都完全放棄爭取這關鍵的一成多「中間選民」呢？他不是民進黨的智多星嗎？何以一蠢至此？
或許我這麼說並不正確，謝可能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是真正奸巧的人。謝不是沒有力爭中間選民，只是台灣選民越來越成熟，越來越不容易被奸詐的政客矇騙。謝一直打著「和解共生」的招牌，但他的所作所為，無不證明他的「和解共生」是「先致對手於死地、再以強者姿態與苟延殘喘的對手和解、共生」。
陳水扁八年的帳，大部分選民會算在謝身上，這場選舉當然是謝處逆境。而且在國民黨已絕對掌控國會的情況下，頭腦清楚的台灣人一想到八年來朝小野大的困局、亂局，都不會認同謝所謂的讓少數總統來「制衡」國會的說法（所謂行政立法同屬一黨就無法「制衡」也是騙人的屁話——英國政制可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民主制度，執政黨同時控制行政與立法是常態，定期改選就是最大的制衡）。謝落選可說是非戰之罪，而且說實話，拿到42%的選票一點也丟臉。但除了基本盤，幾乎所有的選民都唾棄謝長廷及民進黨，這當中的訊息是清晰無比的，如果民進黨繼續不願面對現實，那麼這個政黨只能繼續是台灣一股反動、橫蠻、自以為是的邪惡勢力。
這一清晰無比、但五百五十萬的綠營支持者不願面對的事實就是：理智清明、講求得體(decency)的人都受夠了這群無是無非、奸巧橫蠻、不擇手段的民進黨人。面對歷史傷痕與族群嫌隙，他們不是努力去撫平，而是不斷挑撥操弄，務求加深仇怨而自己永遠不勞而獲；面對選民付託之權力，他們不是戒慎謙卑、為民造福，而是傲慢濫用、貪污自肥；面對反對者，他們不是以理以德服人，而是鬥性十足、有理無理都勢不饒人；面對支持者，他們不是誠懇相待，而是一再矇騙耍弄。
謝長廷在選戰後期，主打的策略不外乎「恐中牌」與「誠信牌/忠誠牌」，前者將講求對等地位的「兩岸共同市場」硬栽成是中共支配一切的「一中共同市場」，以不符實情的「大陸勞工很快會來台灣搶光台灣人的飯碗」來恐嚇、欺騙人民；後者主要是硬栽馬十多年前已失效的綠卡仍然有效，質疑他對台灣不忠誠，其他各種攻擊馬家人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比如周美青幾十年只賣十幾次股票、而且還是公司配股就被冠上「股神」稱號；馬的父親已過世，還要受流氓教授最粗暴的言語凌辱）。而馬英九縱有千般不如人意之處，謝長廷竟敢以「誠信」的大字招牌來攻擊馬為人無誠無信，就更教人笑掉大牙了——什麼時候輪到你這種連自己同志都說「奸巧」的人來以「誠信」教訓馬英九？
以「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西藏」來攻擊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就更可恥了。八九年天安門屠殺慘劇發生至今一十九年，台灣芸芸政壇人物，除了馬英九，還有誰年複一年在悼念六四亡魂、痛斥中共屠夫？是誰一再重申「六四不平反、不可能談統一」？在令人生厭、滿是腐朽氣息的藍營政客中，馬英九之所以能脫穎而出，令人寄予希望，不正是因為大家認為此人擁護普世的文明價值，堅守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
3月12日的維新館事件被謝營操作成「一黨獨霸」的象徵，國民黨和馬英九連連道歉，但在此宗藍營立委赴謝總部「踢館」的事件過程清楚曝光後，頭腦清楚的人就更看清楚謝營奸詐暴戾成性的特徵——那四位國民黨立委固然是笨蛋，但他們連謝辦公室的門口都沒踏進一步，就被謝的人圍起來硬栽是「小偷」、「現行犯」，上了警車還被繼續圍剿、連車窗玻璃都被打破，而這就是謝營渲染成「一黨獨霸」的「踢館」事件！
謝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抹黑誣蔑、扭橫折曲上，這就是他披著「誠信」外衣的「和解共生」。看著穿上「逆轉勝」汗衫的年青人滿臉熱誠地為謝加油，看著謝的支持者為謝的敗選而落淚，我心裡除感到悲哀，也感到憤怒——這些聰明自私的民進黨政客以及綠營名嘴，要愚弄他們的支持者到何時？難道你們不明白，你可以愚弄一些人於一時，但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人？
馬英九當選總統，對我這無權投票的人來說，最大的意義正在於，台灣人民畢竟是有進步的，大家都看不起indecent的下流政客；民主之路雖然跌跌撞撞，但如果一再把人民當白痴，即使掛著「民主」與「進步」的招牌，總有被選民唾棄的一天。
2008年3月20日 星期四
中時社論 - 忘掉所有操作，投自己未來一票
中國時報 2008.03.20
這一票不是投給馬英九，不是投給謝長廷，而是投給你自己，想想看，過去八年自己過得是什麼生活？未來四年還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政治人物在選舉戰場上，從來不靠以事實和邏輯講理，相反的，只要挑動民眾的印象與情緒，就能形成「變數」。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選舉變數，影響了你的投票行為，此刻看清楚所謂「選舉變數」的真相就更重要了。因感性被操作、甚至因情緒被操作，結果失去四年、八年更好的生活的機會，你願意嗎？
閉上眼睛想一想，這八年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你周邊的人發生過什麼？這一回，選擇自己的生活，千萬不要再被變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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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最後四十八小時，在這個決定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很多人心意已定，更多人焦慮著選舉變數橫陳，選情震盪起伏，不知勝負輸贏誰屬？不知道該為一中市場、西藏動亂、藍委踢館、還是莊言江語決定自己的投票意向。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不只為台灣，更要為自己做一件事，關掉電視，靜靜地想想，三分鐘就好：這一票不是投給馬英九，不是投給謝長廷，而是投給你自己，想想看，過去八年自己過得是什麼生活？未來四年還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台灣歷經大大小小選舉，走過多少選舉風浪，從台海飛彈危機到三一九兩顆子彈，還有什麼變數是禁受不起的？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選舉變數，影響了你的投票行為，此刻看清楚所謂「選舉變數」的真相就更重要了。選舉變數有其不可操作性，但落入選舉舞台，就沒有什麼是不能操作的，身為選民，因理性被操作則無怨無悔，因感性被操作、甚至因情緒被操作，結果失去四年、八年更好的生活的機會，你願意嗎？
隨便撿拾選戰最後關頭的發燒議題，綠營痛批藍營的一中市場，先不論最近一個月以來，行政院急如風火各項大赦台商的開放利多，這個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是陳水扁總統、張俊雄第一任行政院長時大力稱許的構想；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在政見會上，坦言他主張「一中憲法」，直言無諱，兩岸談判可以「擱置爭議，不談主權」，這和國民黨過去八年的主張有何不同？民進黨大刊廣告宣傳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談吐變吐痰，不要忘了，開放大陸觀光客不也是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主張嗎？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政見會上堅持，兩岸「不對等就不談判」，這不正是民進黨一貫主張嗎？
這兩天，因為西藏動亂，國際關切，竟又成為台灣選舉的重要議題，西藏人權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向的關切，國民黨執政時代如此，民進黨執政時代亦復如是；為了選舉，陳水扁總統痛批馬英九曾經稱讚過自青年團出身的胡錦濤，而胡正是當年肯定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的人，陳水扁忘了，馬英九迄今是朝野政壇中，年年六四還為文紀念的人，而陳水扁則是六四之後奔赴北京，在天安門坦克車前拍照留念的人。
因為選舉，從政卅年素性溫和的馬英九態度愈趨強硬，直接點名中共總理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這個不夠，他還說不排除抵制奧運；謝長廷抓了就打，說馬英九話講太快，這是犧牲台灣的權利。就在謝長廷打馬前，謝長廷副手蘇貞昌才說，抵制奧運「不排除是方式之一」。不排除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可選擇方式之一，馬蘇之言完全一樣，謝長廷該做何解？
更何況馬英九抵制奧運說是有前提的：中共繼續鎮壓、西藏情況持續惡化；就在一年前為了奧運聖火路線，我陸委會決策官員同樣說過，「我們不會參加。」決策官員的說法同樣是有前提的：如果我們繼續被矮化。當馬英九設定的假設性前提發生的時候，或許已經不再是台灣要不要抵制奧運的問題，而是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北京奧運的問題，此時相信痛批馬講太快的謝長廷，也不能不接受「不排除」的說法。
選舉語言經常是渲染、擴大的假議題，不論馬、謝面對愛台灣這個逃不掉的選舉命題，都得用加碼式的選戰語言，藉極端的立場表述，證明自己比對方更愛台灣，他們的言詞用語，可能不是經過縝密思考，但絕對經過選舉利害的精算。因為西藏議題恰好可以與一中論題掛鉤，讓本來不至於挑動過多情緒的議題，一夕間為反中恐共增加更多合情入理的說詞，但是，西藏真的不是台灣，台灣更不是西藏。
遺憾的是，政治人物在選舉戰場上，從來不靠以事實和邏輯講理，相反的，只要挑動民眾的印象與情緒，就能形成「變數」。就像民進黨緊抓不放的綠卡問題，馬英九廿年前綠卡即失效，早已使用非移民簽證進出美國，但是，從陳水扁總統願意辭職、謝長廷願意退選，甚至連立委都湊熱鬧，找出一個不具名傳真，指證歷歷說馬英九綠卡未失效，立委同樣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所為何來？不過就是因為馬的綠卡失效沒有一個官式文書，綠營企圖透過印象式的操作讓選民從相信到生疑，如果立委、總統、總統候選人都以政治生命背書，難不成馬的綠卡真有問題？馬英九沒有綠卡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但只要在選舉最後的關鍵時刻，造成一丁點兒的「變數」，一切值回票價。
如果選舉變數只關係政治人物的輸贏，也就罷了；八年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教訓：選舉變數影響的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八年前，朱鎔基的言詞曾經隔海形成選舉變數；四年前，兩顆子彈甚至成為選舉翻盤的關鍵變數。台灣，還要讓多少莫名其妙的選舉變數，操控自己的生活？閉上眼睛想一想，這八年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你周邊的人發生過什麼？這一回，選擇自己的生活，千萬不要再被變數左右！
這一票不是投給馬英九，不是投給謝長廷，而是投給你自己，想想看，過去八年自己過得是什麼生活？未來四年還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政治人物在選舉戰場上，從來不靠以事實和邏輯講理，相反的，只要挑動民眾的印象與情緒，就能形成「變數」。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選舉變數，影響了你的投票行為，此刻看清楚所謂「選舉變數」的真相就更重要了。因感性被操作、甚至因情緒被操作，結果失去四年、八年更好的生活的機會，你願意嗎？
閉上眼睛想一想，這八年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你周邊的人發生過什麼？這一回，選擇自己的生活，千萬不要再被變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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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最後四十八小時，在這個決定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很多人心意已定，更多人焦慮著選舉變數橫陳，選情震盪起伏，不知勝負輸贏誰屬？不知道該為一中市場、西藏動亂、藍委踢館、還是莊言江語決定自己的投票意向。在這個最重要的時刻，不只為台灣，更要為自己做一件事，關掉電視，靜靜地想想，三分鐘就好：這一票不是投給馬英九，不是投給謝長廷，而是投給你自己，想想看，過去八年自己過得是什麼生活？未來四年還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台灣歷經大大小小選舉，走過多少選舉風浪，從台海飛彈危機到三一九兩顆子彈，還有什麼變數是禁受不起的？如果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選舉變數，影響了你的投票行為，此刻看清楚所謂「選舉變數」的真相就更重要了。選舉變數有其不可操作性，但落入選舉舞台，就沒有什麼是不能操作的，身為選民，因理性被操作則無怨無悔，因感性被操作、甚至因情緒被操作，結果失去四年、八年更好的生活的機會，你願意嗎？
隨便撿拾選戰最後關頭的發燒議題，綠營痛批藍營的一中市場，先不論最近一個月以來，行政院急如風火各項大赦台商的開放利多，這個兩岸共同市場的概念，是陳水扁總統、張俊雄第一任行政院長時大力稱許的構想；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在政見會上，坦言他主張「一中憲法」，直言無諱，兩岸談判可以「擱置爭議，不談主權」，這和國民黨過去八年的主張有何不同？民進黨大刊廣告宣傳大陸人來台灣之後，公園變公廁、談吐變吐痰，不要忘了，開放大陸觀光客不也是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主張嗎？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政見會上堅持，兩岸「不對等就不談判」，這不正是民進黨一貫主張嗎？
這兩天，因為西藏動亂，國際關切，竟又成為台灣選舉的重要議題，西藏人權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向的關切，國民黨執政時代如此，民進黨執政時代亦復如是；為了選舉，陳水扁總統痛批馬英九曾經稱讚過自青年團出身的胡錦濤，而胡正是當年肯定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的人，陳水扁忘了，馬英九迄今是朝野政壇中，年年六四還為文紀念的人，而陳水扁則是六四之後奔赴北京，在天安門坦克車前拍照留念的人。
因為選舉，從政卅年素性溫和的馬英九態度愈趨強硬，直接點名中共總理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這個不夠，他還說不排除抵制奧運；謝長廷抓了就打，說馬英九話講太快，這是犧牲台灣的權利。就在謝長廷打馬前，謝長廷副手蘇貞昌才說，抵制奧運「不排除是方式之一」。不排除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是可選擇方式之一，馬蘇之言完全一樣，謝長廷該做何解？
更何況馬英九抵制奧運說是有前提的：中共繼續鎮壓、西藏情況持續惡化；就在一年前為了奧運聖火路線，我陸委會決策官員同樣說過，「我們不會參加。」決策官員的說法同樣是有前提的：如果我們繼續被矮化。當馬英九設定的假設性前提發生的時候，或許已經不再是台灣要不要抵制奧運的問題，而是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北京奧運的問題，此時相信痛批馬講太快的謝長廷，也不能不接受「不排除」的說法。
選舉語言經常是渲染、擴大的假議題，不論馬、謝面對愛台灣這個逃不掉的選舉命題，都得用加碼式的選戰語言，藉極端的立場表述，證明自己比對方更愛台灣，他們的言詞用語，可能不是經過縝密思考，但絕對經過選舉利害的精算。因為西藏議題恰好可以與一中論題掛鉤，讓本來不至於挑動過多情緒的議題，一夕間為反中恐共增加更多合情入理的說詞，但是，西藏真的不是台灣，台灣更不是西藏。
遺憾的是，政治人物在選舉戰場上，從來不靠以事實和邏輯講理，相反的，只要挑動民眾的印象與情緒，就能形成「變數」。就像民進黨緊抓不放的綠卡問題，馬英九廿年前綠卡即失效，早已使用非移民簽證進出美國，但是，從陳水扁總統願意辭職、謝長廷願意退選，甚至連立委都湊熱鬧，找出一個不具名傳真，指證歷歷說馬英九綠卡未失效，立委同樣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所為何來？不過就是因為馬的綠卡失效沒有一個官式文書，綠營企圖透過印象式的操作讓選民從相信到生疑，如果立委、總統、總統候選人都以政治生命背書，難不成馬的綠卡真有問題？馬英九沒有綠卡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但只要在選舉最後的關鍵時刻，造成一丁點兒的「變數」，一切值回票價。
如果選舉變數只關係政治人物的輸贏，也就罷了；八年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最重要的教訓：選舉變數影響的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八年前，朱鎔基的言詞曾經隔海形成選舉變數；四年前，兩顆子彈甚至成為選舉翻盤的關鍵變數。台灣，還要讓多少莫名其妙的選舉變數，操控自己的生活？閉上眼睛想一想，這八年這個國家、這個社會、你周邊的人發生過什麼？這一回，選擇自己的生活，千萬不要再被變數左右！
2008年3月10日 星期一
Vic - 謝長廷是什麼貨色？
2008年3月10日
人人都說謝長廷口才好，但兩場辯論下來，除了一些狡黠的機鋒--用來逃避問題(比如馬問怎麼看杜正勝，謝完全避而不答)、簡化問題(把馬的兩岸共同市場簡化成「一中市場」，圖藉玩弄文字遊戲引發恐中情緒)、轉移焦點、混淆視聽，實在不覺得謝的口才有比馬好。
但口才畢竟不是最重要的，缺乏誠信支持的口才只會淪為妖言惑(愚)眾，這一點陳水扁是最佳示範，而2008年總統選舉的過程則再次清楚顯示，謝跟陳其實都是同一路貨色--如果不是更陰險的話。
謝的同志林濁水(不知現在還算不算呢？)去年寫過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讓我印象深刻，忍不住要抄下來給大家再看一遍：
「黨內悲憤地劇烈對立，顯現的正是黨的路線陷於混亂。什麼是正確的路線？謝說得好，就是『成功』的策略。那麼在初選大獲全勝的正是謝團隊，問題是謝系立委是靠把十一寇打敗的激進路線而勝出的，謝則採兩岸經貿鬆綁和『一中憲法』立場而勝出，於是相反的路線全部成功了；不只如此，謝叫游好好去處理特別費官司，展現了操守上的優越感，但他在立委初選又力挺舞弊的子弟兵，反對進行調查；還有，一方面由自己高唱和解共生，另一方面無論初選過程內對自己同志，或謝任閣揆時，推動政策外對政壇對手，其團隊，鬥性之狠辣又空前絕後，諸如此類，一整個團隊採各種完全對立的路線都大獲全勝，於是所謂路線似乎只剩一條：團隊對領袖的效忠。這一點團隊內固瞭如指掌不致困惑，但外面的人如要了解謝這路線便有如進入迷宮。甚至，了解謝比陳水扁加倍困難，扁的路線矛盾只是前後不一，一再變化，謝的矛盾則是同時並存的，以至於前後連變化都不必。」
(「迷宮中噤聲的集體悲憤」，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10月4日)
林濁水不愧為台獨理論大師，這一段話真是辛辣無比。可惜的是，他的見識超出他的黨內多數同志太多、他的政治手腕又遠不如他的同志狠，因此注定會是越來越孤獨的孤鳥一隻。大家都看清楚謝的問題了嗎？他是一個你根本無法信任的人，自己口說「和解共生」，手下囉嘍卻盡出些下三濫手段。好話說盡、賤招耍盡，這一點，謝長廷與陳水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謝比陳要更高明，因為他迄今名聲要比陳好太多了。
只要認真觀察過馬英九--或者只需要看過兩場辯論，你當會發現，馬和謝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比謝要老實太多了。時移世易，「老實」現今幾已淪為貶義詞，但是，大家往往忘了，誠信是道德的基礎，在見識過那麼多聰明的混混後，難道大家還不醒悟，誠信破產的時代，最需要的，不正是誠實不欺嗎？
不是說能力不重要，而是不可忘記：Without integrity，nothing else matters！
By the way，次貸危機、信用緊縮，金融風暴的核心，不正是信用出問題嗎？問題難解，不正是因為問題已經是系統性(也就是everybody plays a part)的嗎？
人人都說謝長廷口才好，但兩場辯論下來，除了一些狡黠的機鋒--用來逃避問題(比如馬問怎麼看杜正勝，謝完全避而不答)、簡化問題(把馬的兩岸共同市場簡化成「一中市場」，圖藉玩弄文字遊戲引發恐中情緒)、轉移焦點、混淆視聽，實在不覺得謝的口才有比馬好。
但口才畢竟不是最重要的，缺乏誠信支持的口才只會淪為妖言惑(愚)眾，這一點陳水扁是最佳示範，而2008年總統選舉的過程則再次清楚顯示，謝跟陳其實都是同一路貨色--如果不是更陰險的話。
謝的同志林濁水(不知現在還算不算呢？)去年寫過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讓我印象深刻，忍不住要抄下來給大家再看一遍：
「黨內悲憤地劇烈對立，顯現的正是黨的路線陷於混亂。什麼是正確的路線？謝說得好，就是『成功』的策略。那麼在初選大獲全勝的正是謝團隊，問題是謝系立委是靠把十一寇打敗的激進路線而勝出的，謝則採兩岸經貿鬆綁和『一中憲法』立場而勝出，於是相反的路線全部成功了；不只如此，謝叫游好好去處理特別費官司，展現了操守上的優越感，但他在立委初選又力挺舞弊的子弟兵，反對進行調查；還有，一方面由自己高唱和解共生，另一方面無論初選過程內對自己同志，或謝任閣揆時，推動政策外對政壇對手，其團隊，鬥性之狠辣又空前絕後，諸如此類，一整個團隊採各種完全對立的路線都大獲全勝，於是所謂路線似乎只剩一條：團隊對領袖的效忠。這一點團隊內固瞭如指掌不致困惑，但外面的人如要了解謝這路線便有如進入迷宮。甚至，了解謝比陳水扁加倍困難，扁的路線矛盾只是前後不一，一再變化，謝的矛盾則是同時並存的，以至於前後連變化都不必。」
(「迷宮中噤聲的集體悲憤」，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10月4日)
林濁水不愧為台獨理論大師，這一段話真是辛辣無比。可惜的是，他的見識超出他的黨內多數同志太多、他的政治手腕又遠不如他的同志狠，因此注定會是越來越孤獨的孤鳥一隻。大家都看清楚謝的問題了嗎？他是一個你根本無法信任的人，自己口說「和解共生」，手下囉嘍卻盡出些下三濫手段。好話說盡、賤招耍盡，這一點，謝長廷與陳水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謝比陳要更高明，因為他迄今名聲要比陳好太多了。
只要認真觀察過馬英九--或者只需要看過兩場辯論，你當會發現，馬和謝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比謝要老實太多了。時移世易，「老實」現今幾已淪為貶義詞，但是，大家往往忘了，誠信是道德的基礎，在見識過那麼多聰明的混混後，難道大家還不醒悟，誠信破產的時代，最需要的，不正是誠實不欺嗎？
不是說能力不重要，而是不可忘記：Without integrity，nothing else matters！
By the way，次貸危機、信用緊縮，金融風暴的核心，不正是信用出問題嗎？問題難解，不正是因為問題已經是系統性(也就是everybody plays a part)的嗎？
南方朔 - 大選二度辯論，勝負已定！
2008年3月10日
【明報專訊】還有12天，台灣就大選投票。昨日兩個候選人做了第二次政見辯論。由於這次辯論除了媒體提問外，還有雙方提問攻防，因而整個過程比第一次辯論更為緊湊精彩。由於臨場表現孰優孰劣，各有見仁見智的判斷，在此很難一概而論。不過綜合馬謝兩人的講話，我們至少可以替雙方最後12天的衝刺做出如下結論﹕
台灣人心思變 有利馬英九
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基本上是站在主攻的一方，因而民進黨執政8年的每下愈況、政府人事不穩定、貪腐盛行、政治人物的誠信等都成了有利於他的題目。而在正面政見上，他則以對內擴大內需，對外以擴大台灣與中國大陸、美國、日本、東協、東北亞的連接來做為「活化」台灣經濟與政治的願景。由於台灣人心思變，有利形勢大體可以說是站在馬英九這一邊。這也是一向拙於口才的馬英九，這次臨場表現除了一兩次提問時不妥外，大體上都可算充滿自信且表現從容的原因。
至於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由於他代表的是倍受批評的民進黨這一邊，他當然只得被迫採取守勢。這也使得他在一些棘手問題如台灣極有爭議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諸如掏空官產的「鐽震案」、「圓山大飯店案」等問題時只得閃避。但由謝長廷的講話，我們其實已可看出，由於形勢不利，他最後的選舉主軸又回到了深綠板塊這一邊，包括否定「一中各表」、反對「一中市場」及「開放陸資」等。由於他的講話大量集中在這個題目上，也可見他最後的選舉衝刺主軸將是﹕
(一)他蓄意把馬蕭所提的經濟振興策略簡化成「一中市場」，又將「一中市場」說成是大陸勞工會到台灣來工作搶走本地人就業機會；大陸農產品會大量到台灣，而影響台灣農民生計；陸資會到台灣炒樓，讓台灣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這也就是說，深綠的「恐共」「反中」將是他最後的基調。
(二)儘管馬英九的「綠卡」問題早已成為過去，但謝長廷仍一再以「綠卡」問題相譏，顯示出這種抹黑牌仍將是謝長廷最後動員深綠選民的主軸。而對所謂的「中間選民」，謝長廷只能以並未被闡明的「和解共生」以及馬英九會在國民黨獨大後腐化為理由。
(三)而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是謝長廷已一再表示，無論他是否當選，民進黨都要走回過去與社會運動團體掛鉤的日子。他如當選，將會和社運團體聯合，以對抗國民黨的立法院；他若落選，則民進黨可能走回過去動輒搞街頭群眾運動的階段。稍早前謝長廷曾說過，如果民進黨在輸掉立法院後又輸掉大選，則將重走街頭路線。他的講話再次確定了這個方向。
也正因此，在昨天的辯論會上，儘管一向口才便捷的謝長廷在幾個小地方仍可看到他機鋒銳利，但整體而言，除了一再反覆台獨深綠的套語外，謝長廷其實已沒有更多主張，特別是正面的主張可以表達。任何全程觀看這場辯論的人都當可肯定的看出來，由於形勢不利，謝長廷已向深綠倒退。而他退回深綠板塊，其實已預卜了他的落敗。但這也透露出，當「三二二」大選結束，民進黨極可能挫敗，但台灣政治是否會因此而出現新局，仍大可懷疑。
近代政黨及選舉政治早已發現，各政黨泰半皆有意識形態及感情偏好極強的核心群眾。因此，各政黨在大選初選時，候選人為了在黨內出線，都勢必向這些核心群眾媚俗，發表極端的言論主張。等到通過初選提名，才慢慢向中間修正，俾拉攏中間選民。若一個政黨形勢看好，它向中間移動時，核心群眾並不至於出現太大的反彈；但若形勢看壞，開發中間選民的前景有限，這時候核心群眾的壓力即會變大，而候選人唯恐輸更多，也只好回頭去擁抱核心群眾，在台灣這叫做「穩固基本盤」。
就以馬英九陣營為例，它的基本盤是所謂的「深藍」選民，這些人是強烈反獨人士。稍早前馬英九為了所謂的「台獨選項論」，即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目前馬營形勢看好，當馬英九動輒也跟著一般人朗朗上口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愛台12項建設」之類有點獨味的口號時，這些人已不以為意。
相反的則是民進黨形勢看差，過度的自衛會使得他們更難忍受任何偏離，只有純深綠相互擁抱，大家才覺得放心與安心。由此也可看出民進黨其實是瀰漫失敗主義。最近這段期間，民進黨的綠卡、周美青偷報紙、馬英九的女兒是美國人、馬英九的爸爸是「促統反統」、馬英九的姐姐是聯考槍手，整個選舉都已轉到家族大清算的方向，民進黨想要贏大選，其難也可知。
民進黨再上街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第二次候選人辯論，馬謝勝負已判，但真正讓人擔心的其實是國民黨執政後，民進黨所宣稱的重走街頭運動路線。台灣在解嚴初期，最高曾有過一年1800宗街頭群眾運動的紀錄，平均每天5宗。所幸當時國民黨執政，蔣經國還在，整個社會還能穩住陣腳。一旦將來國民黨重新執政，民進黨以舉黨之力動輒搞街頭運動，屆時社會混亂，誰知道會替台灣帶來什麼後果？因此，將來馬英九最大的挑戰可能還不是經濟問題或兩岸問題，而是更上位的群眾政治問題。
台灣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候選人辯論會已結束。這種辯論會不是考口才，不是考機智，而是考器宇格局和自信。這場辯論已高下立判，接下來台灣可能已必須思考新政府上台如何有為，以及舊政府下台會如何自處的問題了！
南方朔《亞洲週刊》主筆
【明報專訊】還有12天，台灣就大選投票。昨日兩個候選人做了第二次政見辯論。由於這次辯論除了媒體提問外，還有雙方提問攻防，因而整個過程比第一次辯論更為緊湊精彩。由於臨場表現孰優孰劣，各有見仁見智的判斷，在此很難一概而論。不過綜合馬謝兩人的講話，我們至少可以替雙方最後12天的衝刺做出如下結論﹕
台灣人心思變 有利馬英九
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基本上是站在主攻的一方，因而民進黨執政8年的每下愈況、政府人事不穩定、貪腐盛行、政治人物的誠信等都成了有利於他的題目。而在正面政見上，他則以對內擴大內需，對外以擴大台灣與中國大陸、美國、日本、東協、東北亞的連接來做為「活化」台灣經濟與政治的願景。由於台灣人心思變，有利形勢大體可以說是站在馬英九這一邊。這也是一向拙於口才的馬英九，這次臨場表現除了一兩次提問時不妥外，大體上都可算充滿自信且表現從容的原因。
至於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由於他代表的是倍受批評的民進黨這一邊，他當然只得被迫採取守勢。這也使得他在一些棘手問題如台灣極有爭議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諸如掏空官產的「鐽震案」、「圓山大飯店案」等問題時只得閃避。但由謝長廷的講話，我們其實已可看出，由於形勢不利，他最後的選舉主軸又回到了深綠板塊這一邊，包括否定「一中各表」、反對「一中市場」及「開放陸資」等。由於他的講話大量集中在這個題目上，也可見他最後的選舉衝刺主軸將是﹕
(一)他蓄意把馬蕭所提的經濟振興策略簡化成「一中市場」，又將「一中市場」說成是大陸勞工會到台灣來工作搶走本地人就業機會；大陸農產品會大量到台灣，而影響台灣農民生計；陸資會到台灣炒樓，讓台灣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這也就是說，深綠的「恐共」「反中」將是他最後的基調。
(二)儘管馬英九的「綠卡」問題早已成為過去，但謝長廷仍一再以「綠卡」問題相譏，顯示出這種抹黑牌仍將是謝長廷最後動員深綠選民的主軸。而對所謂的「中間選民」，謝長廷只能以並未被闡明的「和解共生」以及馬英九會在國民黨獨大後腐化為理由。
(三)而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是謝長廷已一再表示，無論他是否當選，民進黨都要走回過去與社會運動團體掛鉤的日子。他如當選，將會和社運團體聯合，以對抗國民黨的立法院；他若落選，則民進黨可能走回過去動輒搞街頭群眾運動的階段。稍早前謝長廷曾說過，如果民進黨在輸掉立法院後又輸掉大選，則將重走街頭路線。他的講話再次確定了這個方向。
也正因此，在昨天的辯論會上，儘管一向口才便捷的謝長廷在幾個小地方仍可看到他機鋒銳利，但整體而言，除了一再反覆台獨深綠的套語外，謝長廷其實已沒有更多主張，特別是正面的主張可以表達。任何全程觀看這場辯論的人都當可肯定的看出來，由於形勢不利，謝長廷已向深綠倒退。而他退回深綠板塊，其實已預卜了他的落敗。但這也透露出，當「三二二」大選結束，民進黨極可能挫敗，但台灣政治是否會因此而出現新局，仍大可懷疑。
近代政黨及選舉政治早已發現，各政黨泰半皆有意識形態及感情偏好極強的核心群眾。因此，各政黨在大選初選時，候選人為了在黨內出線，都勢必向這些核心群眾媚俗，發表極端的言論主張。等到通過初選提名，才慢慢向中間修正，俾拉攏中間選民。若一個政黨形勢看好，它向中間移動時，核心群眾並不至於出現太大的反彈；但若形勢看壞，開發中間選民的前景有限，這時候核心群眾的壓力即會變大，而候選人唯恐輸更多，也只好回頭去擁抱核心群眾，在台灣這叫做「穩固基本盤」。
就以馬英九陣營為例，它的基本盤是所謂的「深藍」選民，這些人是強烈反獨人士。稍早前馬英九為了所謂的「台獨選項論」，即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目前馬營形勢看好，當馬英九動輒也跟著一般人朗朗上口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愛台12項建設」之類有點獨味的口號時，這些人已不以為意。
相反的則是民進黨形勢看差，過度的自衛會使得他們更難忍受任何偏離，只有純深綠相互擁抱，大家才覺得放心與安心。由此也可看出民進黨其實是瀰漫失敗主義。最近這段期間，民進黨的綠卡、周美青偷報紙、馬英九的女兒是美國人、馬英九的爸爸是「促統反統」、馬英九的姐姐是聯考槍手，整個選舉都已轉到家族大清算的方向，民進黨想要贏大選，其難也可知。
民進黨再上街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第二次候選人辯論，馬謝勝負已判，但真正讓人擔心的其實是國民黨執政後，民進黨所宣稱的重走街頭運動路線。台灣在解嚴初期，最高曾有過一年1800宗街頭群眾運動的紀錄，平均每天5宗。所幸當時國民黨執政，蔣經國還在，整個社會還能穩住陣腳。一旦將來國民黨重新執政，民進黨以舉黨之力動輒搞街頭運動，屆時社會混亂，誰知道會替台灣帶來什麼後果？因此，將來馬英九最大的挑戰可能還不是經濟問題或兩岸問題，而是更上位的群眾政治問題。
台灣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候選人辯論會已結束。這種辯論會不是考口才，不是考機智，而是考器宇格局和自信。這場辯論已高下立判，接下來台灣可能已必須思考新政府上台如何有為，以及舊政府下台會如何自處的問題了！
南方朔《亞洲週刊》主筆
2008年3月6日 星期四
梁文道 -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2008年3月6日 【明報專訊】
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
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
------------------------
時移世易 請勿自欺欺人
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裏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道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分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創意產業的社會土壤嗎？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周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
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為何走？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周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和六四燭光晚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周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
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裏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周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周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
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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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世易 請勿自欺欺人
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裏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道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分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創意產業的社會土壤嗎？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周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
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為何走？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周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和六四燭光晚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周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
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裏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周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周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3月2日 星期日
吳敏倫 - 從床照事件學習性權
2008 年2月19日
【明報專訊】香港近日發生的床照事件，弄至滿城風雨，官民一起再來一次驚惶失措，醜態百出，其性幼稚程度成為國際笑柄，令人痛心，但香港人一直忽視性教育工作，苦果難免，而且從趨勢來看已是愈來愈多，前景堪虞。這裏且從性權角度指出一些我們在此事件內可以學習和改進的地方，但杯水車薪，或許已不足以防止更大苦果的相繼來臨，但也算是盡了人事。
性私隱權、性安全權 未得對方同意，把他人的性生活活動公開展示，即使是合成的假相片，也是一種調戲侵犯，損及個人性私隱及性安全權，暴力地侵犯人的性尊嚴和性健康，是必須受鞭撻的。
性歡娛權 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有自由用自己及其性伴所喜歡的方式去進行性行為，無論如何暴露、用什麼體位、是否口交或自拍、與對方關係如何、是婚前還是婚後、是否「純情玉女」、「狀甚享受」……等等，外人都無權置喙。使用低貶或侮辱詞句去描寫或批評他人的私底性行為，也是一種性侵犯。
性對象權 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亦有權選擇與誰或多少人為自己的性伴侶。不能簡單地在資料未足之前便論斷他人是否濫交。多伴侶不等於濫交，一生只有一個性伴侶也可以是濫交，人亦有濫交的自由。同樣，與多人同時分享一個性伴侶亦不是可恥。
性自娛權屬性歡娛權的一部分，即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有權用自己喜歡的個人方式去滿足其性需要，包括自慰、使用性媒體、性器具、性幻想等。用任何方法低貶、排斥、恐嚇、誤導，或以主觀標準訂立媒體分級、法律條文等去壓制此權利，或在性媒體擁有和性思想自由上製造不必要困難者，都是性侵犯。其實，保障媒體資訊擁有和思想自由權的重要性，香港人在討論「23條」時應該已很熟悉。
性資訊及性教育權 既然已經主動或被動獲得了文字、視聽或其他形式的資訊，人有權從社會中接受到足夠和可靠的有關該資訊的解釋和教育，從而消除疑慮、得到公平的進步和成長機會。以各種藉口禁止他與人傳閱討論、不肯讓他再談、受教，便是剝削其接受教育權，置人於不利甚至危險境地，尤其是未成年者。
此所以文明社會都有年期愈來愈長的強制免費教育政策。可惜在香港，此政策未能貫徹到性教育上，只由最大聲、最有權力或最敢於濫用權力（如檢控權、投訴權）者來亂指無遺，可悲的是，這些人大多未受過專業性教育訓練，只曉得用一些簡化、過時或自己也一知半解的理念或技巧（如潔身自愛、思想強姦、非禮勿視、同理心等等）來應付現代的複雜性現象，比沒有性教育更慘不忍睹。
以上及還有一些其他的性權概念，已在國際訂立及存在了至少十多年，並得到普遍認同為促進人類性健康和性幸福的必要基礎，現時已登錄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網頁。香港人的表現，若非自以為更聰明，有心要和這些概念鬥氣走相反路，便是極度落後無知。
其實，在現今萬事以加速度變化發展的世界，想做「世界大都會」，僅能追上時代已不足夠，而是要能先知先覺，為未來作好準備。
以現時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發展的趨勢看來，不需很久，要維持個人私隱，將會艱難到近乎不可能，而且代價奇高，能夠把個人私隱減至最少，也不怕它被公開，方為上策，況且，若人人可以光明磊落，事無不可對人言，這世界不是更平和更安全嗎？而在性方面，很多所謂私隱，無非是性無知和性神秘所造成的後果，其實是很不必要或至少不那麼嚴重的，能得保固好，但若意外或給壞人公開了，能用平常心對待，不視之為天塌下來，那才是一個有資格擁抱光輝未來的性文明社會。
作者是香港性教育會副會長、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副總監
【明報專訊】香港近日發生的床照事件，弄至滿城風雨，官民一起再來一次驚惶失措，醜態百出，其性幼稚程度成為國際笑柄，令人痛心，但香港人一直忽視性教育工作，苦果難免，而且從趨勢來看已是愈來愈多，前景堪虞。這裏且從性權角度指出一些我們在此事件內可以學習和改進的地方，但杯水車薪，或許已不足以防止更大苦果的相繼來臨，但也算是盡了人事。
性私隱權、性安全權 未得對方同意，把他人的性生活活動公開展示，即使是合成的假相片，也是一種調戲侵犯，損及個人性私隱及性安全權，暴力地侵犯人的性尊嚴和性健康，是必須受鞭撻的。
性歡娛權 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有自由用自己及其性伴所喜歡的方式去進行性行為，無論如何暴露、用什麼體位、是否口交或自拍、與對方關係如何、是婚前還是婚後、是否「純情玉女」、「狀甚享受」……等等，外人都無權置喙。使用低貶或侮辱詞句去描寫或批評他人的私底性行為，也是一種性侵犯。
性對象權 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亦有權選擇與誰或多少人為自己的性伴侶。不能簡單地在資料未足之前便論斷他人是否濫交。多伴侶不等於濫交，一生只有一個性伴侶也可以是濫交，人亦有濫交的自由。同樣，與多人同時分享一個性伴侶亦不是可恥。
性自娛權屬性歡娛權的一部分，即在不損及局外人的情況下，人人有權用自己喜歡的個人方式去滿足其性需要，包括自慰、使用性媒體、性器具、性幻想等。用任何方法低貶、排斥、恐嚇、誤導，或以主觀標準訂立媒體分級、法律條文等去壓制此權利，或在性媒體擁有和性思想自由上製造不必要困難者，都是性侵犯。其實，保障媒體資訊擁有和思想自由權的重要性，香港人在討論「23條」時應該已很熟悉。
性資訊及性教育權 既然已經主動或被動獲得了文字、視聽或其他形式的資訊，人有權從社會中接受到足夠和可靠的有關該資訊的解釋和教育，從而消除疑慮、得到公平的進步和成長機會。以各種藉口禁止他與人傳閱討論、不肯讓他再談、受教，便是剝削其接受教育權，置人於不利甚至危險境地，尤其是未成年者。
此所以文明社會都有年期愈來愈長的強制免費教育政策。可惜在香港，此政策未能貫徹到性教育上，只由最大聲、最有權力或最敢於濫用權力（如檢控權、投訴權）者來亂指無遺，可悲的是，這些人大多未受過專業性教育訓練，只曉得用一些簡化、過時或自己也一知半解的理念或技巧（如潔身自愛、思想強姦、非禮勿視、同理心等等）來應付現代的複雜性現象，比沒有性教育更慘不忍睹。
以上及還有一些其他的性權概念，已在國際訂立及存在了至少十多年，並得到普遍認同為促進人類性健康和性幸福的必要基礎，現時已登錄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網頁。香港人的表現，若非自以為更聰明，有心要和這些概念鬥氣走相反路，便是極度落後無知。
其實，在現今萬事以加速度變化發展的世界，想做「世界大都會」，僅能追上時代已不足夠，而是要能先知先覺，為未來作好準備。
以現時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發展的趨勢看來，不需很久，要維持個人私隱，將會艱難到近乎不可能，而且代價奇高，能夠把個人私隱減至最少，也不怕它被公開，方為上策，況且，若人人可以光明磊落，事無不可對人言，這世界不是更平和更安全嗎？而在性方面，很多所謂私隱，無非是性無知和性神秘所造成的後果，其實是很不必要或至少不那麼嚴重的，能得保固好，但若意外或給壞人公開了，能用平常心對待，不視之為天塌下來，那才是一個有資格擁抱光輝未來的性文明社會。
作者是香港性教育會副會長、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副總監
2008年2月24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哪一種公眾人物？誰的公眾利益？
2008年2月24日
要談論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是否與公眾相關，我們必先區分公眾人物和公眾利益的類別。先說公眾人物，我且將之粗分為二，一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對待二者的態度應該是不同的。首先，由於「佔有公權的人物」(例如政治家)享有公眾賦予的權力，能夠調動屬於公眾的資源，其決定足以影響社會整體，所以他們的某些權利是該受到限制的，他們的部分私隱也是可以受到公眾監督的。比方說財產收入，一般「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例如明星和社會名流)不必向大家公布他們擁有的物業，但是如官員等「佔有公權的人物」則要公開他們的所有收入了。
我覺得就著隱私和私生活的範圍來講，大家密切注視「佔有公權的人物」還是有道理的。可是對於陳冠希和鍾欣桐這類「公眾感興趣的人物」，情形就很不一樣了，他們既不擁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款的調動權，其言行更不可能影響社會整體。更直接地說，他們之間的性行為再怎麼「荒淫」，也不會有濫用公權和損及全體公眾利益的可能。當然，廣告公司、娛樂公司，又或許他們的粉絲會受到影響；可那究竟不是社會全體。相反地，有些公眾未必很感興趣甚至還很陌生的人物，由於佔有公職，其行為反而會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例如最近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的李國寶先生，雖然他涉及美國上市公司內幕交易案所引起的問題肯定不及「裸照門」那麼受到注意，但擁有多重公職身分的他，其誠信卻實實在在地和我們全香港人有關。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既不佔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權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會涉及到全體公眾的利益。例如與陳冠希同日召開記者會，卻較為公眾忽略的程翔先生，按照前述的區分，他本來只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但因為他的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資料的定義，所以不止香港人，簡直全國人民都該嚴重注視這等與全國上下相關的問題。所以比起陳冠希，程翔先生更有公開交代的理由(儘管並非義務)，也更應得到大家的重視。
故此，對於陳冠希等公眾人物私下的性生活問題，我以為大家可以很感興趣、可以非常好奇。但是一來他們不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來他們的行為也不在原則上影響全體公眾，所以他們實在不必要交代什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覺得他們的故事很「有趣」(interesting)，但這個故事卻是和「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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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公共事件的討論的確有助於理解的深化和事實的澄清。拙作《誰需要玉女？》《明報2008年2月16日》刊出之後，幸蒙香港及內地不少朋友及讀者的垂注指正，使我感到有關「裸照門」事件的種種議論漸漸聚焦，本人固然獲益良多，唯願社會整體也能由此產生正面的變化。
請容我先做幾點說明，再進入主題的探討。《誰需要玉女？》一文刊發之後，部分網民有奇怪的兩極反應﹕一方認定我是在幫鍾欣桐小姐說話，因此推出我「收了英皇娛樂的錢，甘願埋沒良心，權充打手」；另一方則覺得我「假裝幫『阿嬌』，其實在拆她這個『玉女』和英皇的台，肯定背後有敵對勢力發功」。事實上，對於鍾欣桐也好，對於英皇娛樂公司也好，我都沒有特別的感受。或許是個人興趣的緣故，我對香港主流樂壇(尤其是英皇旗下的藝人)其實是很陌生的。雖然英皇的老闆楊受成先生獲邀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的榮譽法學教授時，我曾在本人主持的電視節目中質疑其資格；可是對於他所主持的娛樂事業，我是沒有太多意見的。
只是我們至今仍不能擺脫一種閱讀的態度，即看一篇文章時先看作者在「幫誰說話」，然後迅速地總結出其用心和「背後立場」何在，反置文章論點於不顧。從明、清兩朝初葉的文字獄到文革時期的文人整肅，這種「深層閱讀」的態度不知已經左右了我們多少年。
同樣地，也有少數意見質疑本人究竟有沒有看過那批照片，如果有那就是虛偽，如果沒有則不可能寫得出相關評論。關於後者，由於我寫的不是攝影上的技術分析，所以我大膽認定下筆之先是不用細覽該批照片的。至於前者，我可以坦白告訴大家，雖然我絕非聖賢，甚至異常虛偽；但除了於該批照片外流的第一天在友人傳來的電郵中見過之外，就再也沒看過第二次未經遮掩處理的相片了。理由很簡單，因為我真心相信那麼做是不對的。而閱報刊所見，實屬無奈，我也深覺尷尬。
無論如何，我想建議大家看一篇文章實在不必急於推測作者的動機甚至品格，以免忽略了他真正想要提出的觀點。儘管此類閱讀傾向多見於網上，儘管有人覺得某些網民發言往往逞一時之快，可以不理；但我始終認為無論發言媒介為何，任何人的意見都該獲得同樣嚴肅的對待，故有此番在某些朋友眼中顯得多餘的說明。
回到「裸照門」事件本身，我發現「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是許多爭論中的關鍵概念。比如說，有人認為儘管陳冠希先生和鍾欣桐小姐等女藝人的性行為(包括拍照取樂或留念)是他們私下的事，但身為公眾人物﹕一、這個私隱是有限制的，所以公眾有權傳閱該批照片；二、他們的名譽是有限制的，所以公眾可以隨意批評；三、他們的言行是有公共效應的，所以他們也應該為這私人的行為向公眾負責。
多年以來，「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的事件層出不窮，公職人物的私人生活也常常成為新聞焦點，公眾人物的權利有限在相關的討論中逐漸成為大家不言自明的共識。不過，公眾人物到底指的是什麼？為什麼公眾人物的權利就應該受到限制？而他們權利受限的種類和範圍又該如何定奪呢？這些重要的問題似乎又沒有經過詳細的探討，所以一旦談及公眾人物，我們就好像掉進一團人云亦云是非混淆的泥沼之中。
要談論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是否與公眾相關，我們必先區分公眾人物和公眾利益的類別。先說公眾人物，我且將之粗分為二，一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對待二者的態度應該是不同的。首先，由於「佔有公權的人物」(例如政治家)享有公眾賦予的權力，能夠調動屬於公眾的資源，其決定足以影響社會整體，所以他們的某些權利是該受到限制的，他們的部分私隱也是可以受到公眾監督的。比方說財產收入，一般「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例如明星和社會名流)不必向大家公布他們擁有的物業，但是如官員等「佔有公權的人物」則要公開他們的所有收入了。
至於交友情愛等一般本屬私人範圍的事，在「佔有公權的人物」身上似乎也成了公眾應該關注的對象。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婚外性醜聞，當時就成了全美熱中的話題，因為有人認為一個對妻子不忠的人不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對國事忠實誠懇的人。然而我們知道當時由美國國會發起的總統彈劾案針對的也不是克林頓的婚外性行為，而是他有沒有說謊，因為大部分議員認同元首的性生活與他公共職權沒有原則上的關係。再進而言之，有論者甚至覺得元首不只就著私生活說謊無所謂，國事上的公然撒謊在特殊情況下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好的例子是羅斯福早知戰爭不可避免，卻仍在1940年的競選活動裏公開表示「你們的孩子絕不會被派到任何外國的戰場」。
無論如何，我覺得就著隱私和私生活的範圍來講，大家密切注視「佔有公權的人物」還是有道理的。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有沒有發生性行為倒無所謂，美國國民當時要擔心的是克林頓有沒有濫用公眾賦予的權力去脅迫萊溫斯基，或把她調動至貼近自己的職位，以達成他私人目的。可是對於陳冠希和鍾欣桐這類「公眾感興趣的人物」，情形就很不一樣了，他們既不擁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款的調動權，其言行更不可能影響社會整體。更直接地說，他們之間的性行為再怎麼「荒淫」，也不會有濫用公權和損及全體公眾利益的可能。當然，廣告公司、娛樂公司，又或許他們的粉絲會受到影響；可那究竟不是社會全體。相反地，有些公眾未必很感興趣甚至還很陌生的人物，由於佔有公職，其行為反而會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例如最近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的李國寶先生，雖然他涉及美國上市公司內幕交易案所引起的問題肯定不及「裸照門」那麼受到注意，但擁有多重公職身分的他，其誠信卻實實在在地和我們全香港人有關。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既不佔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權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會涉及到全體公眾的利益。例如與陳冠希同日召開記者會，卻較為公眾忽略的程翔先生，按照前述的區分，他本來只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但因為他的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資料的定義，所以不止香港人，簡直全國人民都該嚴重注視這等與全國上下相關的問題。所以比起陳冠希，程翔先生更有公開交代的理由(儘管並非義務)，也更應得到大家的重視。
故此，對於陳冠希等公眾人物私下的性生活問題，我以為大家可以很感興趣、可以非常好奇。但是一來他們不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來他們的行為也不在原則上影響全體公眾，所以他們實在不必要交代什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覺得他們的故事很「有趣」(interesting)，但這個故事卻是和「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無關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公眾人物名譽和榜樣問題，請待我下次再與大家細談。
(公眾人物關我什麼事？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要談論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是否與公眾相關，我們必先區分公眾人物和公眾利益的類別。先說公眾人物，我且將之粗分為二，一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對待二者的態度應該是不同的。首先，由於「佔有公權的人物」(例如政治家)享有公眾賦予的權力，能夠調動屬於公眾的資源，其決定足以影響社會整體，所以他們的某些權利是該受到限制的，他們的部分私隱也是可以受到公眾監督的。比方說財產收入，一般「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例如明星和社會名流)不必向大家公布他們擁有的物業，但是如官員等「佔有公權的人物」則要公開他們的所有收入了。
我覺得就著隱私和私生活的範圍來講，大家密切注視「佔有公權的人物」還是有道理的。可是對於陳冠希和鍾欣桐這類「公眾感興趣的人物」，情形就很不一樣了，他們既不擁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款的調動權，其言行更不可能影響社會整體。更直接地說，他們之間的性行為再怎麼「荒淫」，也不會有濫用公權和損及全體公眾利益的可能。當然，廣告公司、娛樂公司，又或許他們的粉絲會受到影響；可那究竟不是社會全體。相反地，有些公眾未必很感興趣甚至還很陌生的人物，由於佔有公職，其行為反而會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例如最近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的李國寶先生，雖然他涉及美國上市公司內幕交易案所引起的問題肯定不及「裸照門」那麼受到注意，但擁有多重公職身分的他，其誠信卻實實在在地和我們全香港人有關。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既不佔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權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會涉及到全體公眾的利益。例如與陳冠希同日召開記者會，卻較為公眾忽略的程翔先生，按照前述的區分，他本來只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但因為他的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資料的定義，所以不止香港人，簡直全國人民都該嚴重注視這等與全國上下相關的問題。所以比起陳冠希，程翔先生更有公開交代的理由(儘管並非義務)，也更應得到大家的重視。
故此，對於陳冠希等公眾人物私下的性生活問題，我以為大家可以很感興趣、可以非常好奇。但是一來他們不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來他們的行為也不在原則上影響全體公眾，所以他們實在不必要交代什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覺得他們的故事很「有趣」(interesting)，但這個故事卻是和「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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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公共事件的討論的確有助於理解的深化和事實的澄清。拙作《誰需要玉女？》《明報2008年2月16日》刊出之後，幸蒙香港及內地不少朋友及讀者的垂注指正，使我感到有關「裸照門」事件的種種議論漸漸聚焦，本人固然獲益良多，唯願社會整體也能由此產生正面的變化。
請容我先做幾點說明，再進入主題的探討。《誰需要玉女？》一文刊發之後，部分網民有奇怪的兩極反應﹕一方認定我是在幫鍾欣桐小姐說話，因此推出我「收了英皇娛樂的錢，甘願埋沒良心，權充打手」；另一方則覺得我「假裝幫『阿嬌』，其實在拆她這個『玉女』和英皇的台，肯定背後有敵對勢力發功」。事實上，對於鍾欣桐也好，對於英皇娛樂公司也好，我都沒有特別的感受。或許是個人興趣的緣故，我對香港主流樂壇(尤其是英皇旗下的藝人)其實是很陌生的。雖然英皇的老闆楊受成先生獲邀擔任中國政法大學的榮譽法學教授時，我曾在本人主持的電視節目中質疑其資格；可是對於他所主持的娛樂事業，我是沒有太多意見的。
只是我們至今仍不能擺脫一種閱讀的態度，即看一篇文章時先看作者在「幫誰說話」，然後迅速地總結出其用心和「背後立場」何在，反置文章論點於不顧。從明、清兩朝初葉的文字獄到文革時期的文人整肅，這種「深層閱讀」的態度不知已經左右了我們多少年。
同樣地，也有少數意見質疑本人究竟有沒有看過那批照片，如果有那就是虛偽，如果沒有則不可能寫得出相關評論。關於後者，由於我寫的不是攝影上的技術分析，所以我大膽認定下筆之先是不用細覽該批照片的。至於前者，我可以坦白告訴大家，雖然我絕非聖賢，甚至異常虛偽；但除了於該批照片外流的第一天在友人傳來的電郵中見過之外，就再也沒看過第二次未經遮掩處理的相片了。理由很簡單，因為我真心相信那麼做是不對的。而閱報刊所見，實屬無奈，我也深覺尷尬。
無論如何，我想建議大家看一篇文章實在不必急於推測作者的動機甚至品格，以免忽略了他真正想要提出的觀點。儘管此類閱讀傾向多見於網上，儘管有人覺得某些網民發言往往逞一時之快，可以不理；但我始終認為無論發言媒介為何，任何人的意見都該獲得同樣嚴肅的對待，故有此番在某些朋友眼中顯得多餘的說明。
回到「裸照門」事件本身，我發現「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是許多爭論中的關鍵概念。比如說，有人認為儘管陳冠希先生和鍾欣桐小姐等女藝人的性行為(包括拍照取樂或留念)是他們私下的事，但身為公眾人物﹕一、這個私隱是有限制的，所以公眾有權傳閱該批照片；二、他們的名譽是有限制的，所以公眾可以隨意批評；三、他們的言行是有公共效應的，所以他們也應該為這私人的行為向公眾負責。
多年以來，「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的事件層出不窮，公職人物的私人生活也常常成為新聞焦點，公眾人物的權利有限在相關的討論中逐漸成為大家不言自明的共識。不過，公眾人物到底指的是什麼？為什麼公眾人物的權利就應該受到限制？而他們權利受限的種類和範圍又該如何定奪呢？這些重要的問題似乎又沒有經過詳細的探討，所以一旦談及公眾人物，我們就好像掉進一團人云亦云是非混淆的泥沼之中。
要談論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是否與公眾相關，我們必先區分公眾人物和公眾利益的類別。先說公眾人物，我且將之粗分為二，一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對待二者的態度應該是不同的。首先，由於「佔有公權的人物」(例如政治家)享有公眾賦予的權力，能夠調動屬於公眾的資源，其決定足以影響社會整體，所以他們的某些權利是該受到限制的，他們的部分私隱也是可以受到公眾監督的。比方說財產收入，一般「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例如明星和社會名流)不必向大家公布他們擁有的物業，但是如官員等「佔有公權的人物」則要公開他們的所有收入了。
至於交友情愛等一般本屬私人範圍的事，在「佔有公權的人物」身上似乎也成了公眾應該關注的對象。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婚外性醜聞，當時就成了全美熱中的話題，因為有人認為一個對妻子不忠的人不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對國事忠實誠懇的人。然而我們知道當時由美國國會發起的總統彈劾案針對的也不是克林頓的婚外性行為，而是他有沒有說謊，因為大部分議員認同元首的性生活與他公共職權沒有原則上的關係。再進而言之，有論者甚至覺得元首不只就著私生活說謊無所謂，國事上的公然撒謊在特殊情況下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好的例子是羅斯福早知戰爭不可避免，卻仍在1940年的競選活動裏公開表示「你們的孩子絕不會被派到任何外國的戰場」。
無論如何，我覺得就著隱私和私生活的範圍來講，大家密切注視「佔有公權的人物」還是有道理的。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有沒有發生性行為倒無所謂，美國國民當時要擔心的是克林頓有沒有濫用公眾賦予的權力去脅迫萊溫斯基，或把她調動至貼近自己的職位，以達成他私人目的。可是對於陳冠希和鍾欣桐這類「公眾感興趣的人物」，情形就很不一樣了，他們既不擁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款的調動權，其言行更不可能影響社會整體。更直接地說，他們之間的性行為再怎麼「荒淫」，也不會有濫用公權和損及全體公眾利益的可能。當然，廣告公司、娛樂公司，又或許他們的粉絲會受到影響；可那究竟不是社會全體。相反地，有些公眾未必很感興趣甚至還很陌生的人物，由於佔有公職，其行為反而會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影響我們每一個人。例如最近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的李國寶先生，雖然他涉及美國上市公司內幕交易案所引起的問題肯定不及「裸照門」那麼受到注意，但擁有多重公職身分的他，其誠信卻實實在在地和我們全香港人有關。
還有一種情況，某些既不佔有公職亦不享有公權的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會涉及到全體公眾的利益。例如與陳冠希同日召開記者會，卻較為公眾忽略的程翔先生，按照前述的區分，他本來只是「公眾感興趣的人物」。但因為他的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資料的定義，所以不止香港人，簡直全國人民都該嚴重注視這等與全國上下相關的問題。所以比起陳冠希，程翔先生更有公開交代的理由(儘管並非義務)，也更應得到大家的重視。
故此，對於陳冠希等公眾人物私下的性生活問題，我以為大家可以很感興趣、可以非常好奇。但是一來他們不是「佔有公權的人物」，二來他們的行為也不在原則上影響全體公眾，所以他們實在不必要交代什麼。簡單地說，我們可以覺得他們的故事很「有趣」(interesting)，但這個故事卻是和「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無關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公眾人物名譽和榜樣問題，請待我下次再與大家細談。
(公眾人物關我什麼事？二之一)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2008年2月23日 星期六
朱凱迪 - 我想愛我的社區，可以嗎？
2008年2月23日
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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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政府官員為奪回保育議題，連番出招：景賢里開創了在市區換地保育的先例；馬會豪擲17億翻新﹝轉﹞中區警署；發展局復有「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交出8幢位於港九新界的歷史建築予民間團體再利用。
這些攻勢和輿論有一個有趣的特徵：它們都是全港性的，而非地區性的，雖然具體關乎某區的某建築物，卻好像跟地區無關。今日灣仔、明日旺角、後日大埔。這現象反映了香港的集權特質，也是本土政治的困局。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舉例，香港住宅樓宇高度自1955年起，大約以每1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今天連公屋也起至48層(牛頭角)，私人住宅隨時高60層。許多市民都反對摩天住宅常規化，破壞周圍環境及霸佔景觀，近年香港亦出現了環保觸覺等關注「屏風樓」的團體。雖然受影響的是個別社區，不過「屏風樓」議題一直給人「全港性」的印象，環保觸覺是漁翁撒網式罵盡港九新界的地產發展，他們主要的游說對象也是統一決定全港發展密度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角力了幾年，最近城規會決定降低北角邨地皮及紅磡填海區的發展密度，這好像是民間團體努力的成果，但筆者卻說不清到底贏了什麼。
大圍居民則沒有那麼「幸運」，就算他們出盡法寶，也未能在城規會內阻止發展商在火車沿線興建兩排總共20幢、每幢平均50多層的摩天住宅。大圍新市鎮位於兩列山脈中的谷地，70年代末至今，發展都集中在南北兩邊，中間的空地則作低度發展。這種發展模式令大圍南北的居民都可享受較市區開揚的景觀，但九鐵偏偏就要在中間空地興建20幢摩廈(即大圍車廠和大圍火車站上蓋)。
九鐵說，1986年時已按程序獲城規會批准在車廠上蓋起樓(那時車廠尚未興建)。至於車站上蓋，沙田區議會2000年曾要求降密度，但不獲城規會接納。到去年11月30日，城規會再次否決大圍居民要求將車站上蓋改為政府設施用地的申請，雖然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780份意見書中，幾乎僅九鐵一份反對。
港人無法參與改善生活環境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筆者隨便打開英國中部Sheffield市議會(人口52萬)網頁查看最新的規劃申請：一個興建住宅的申請因當地團體反對，被迫減少規模，發展商並答應將200個單位中的四分之一以低價出租給低收入家庭，最終議會在提出44項條件下通過。可以想像，九鐵那種嚴重影響大圍居民的發展計劃──令大圍中心人口激增超過2萬(目前為5萬多)，又在公開諮詢中被強烈反對，根本不可能獲批准。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反過來說，對付「屏風樓」的最有效方法，是賦予區議會審批地區規劃的權力)。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
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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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政府官員為奪回保育議題，連番出招：景賢里開創了在市區換地保育的先例；馬會豪擲17億翻新﹝轉﹞中區警署；發展局復有「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交出8幢位於港九新界的歷史建築予民間團體再利用。
這些攻勢和輿論有一個有趣的特徵：它們都是全港性的，而非地區性的，雖然具體關乎某區的某建築物，卻好像跟地區無關。今日灣仔、明日旺角、後日大埔。這現象反映了香港的集權特質，也是本土政治的困局。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舉例，香港住宅樓宇高度自1955年起，大約以每1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今天連公屋也起至48層(牛頭角)，私人住宅隨時高60層。許多市民都反對摩天住宅常規化，破壞周圍環境及霸佔景觀，近年香港亦出現了環保觸覺等關注「屏風樓」的團體。雖然受影響的是個別社區，不過「屏風樓」議題一直給人「全港性」的印象，環保觸覺是漁翁撒網式罵盡港九新界的地產發展，他們主要的游說對象也是統一決定全港發展密度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角力了幾年，最近城規會決定降低北角邨地皮及紅磡填海區的發展密度，這好像是民間團體努力的成果，但筆者卻說不清到底贏了什麼。
大圍居民則沒有那麼「幸運」，就算他們出盡法寶，也未能在城規會內阻止發展商在火車沿線興建兩排總共20幢、每幢平均50多層的摩天住宅。大圍新市鎮位於兩列山脈中的谷地，70年代末至今，發展都集中在南北兩邊，中間的空地則作低度發展。這種發展模式令大圍南北的居民都可享受較市區開揚的景觀，但九鐵偏偏就要在中間空地興建20幢摩廈(即大圍車廠和大圍火車站上蓋)。
九鐵說，1986年時已按程序獲城規會批准在車廠上蓋起樓(那時車廠尚未興建)。至於車站上蓋，沙田區議會2000年曾要求降密度，但不獲城規會接納。到去年11月30日，城規會再次否決大圍居民要求將車站上蓋改為政府設施用地的申請，雖然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780份意見書中，幾乎僅九鐵一份反對。
港人無法參與改善生活環境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筆者隨便打開英國中部Sheffield市議會(人口52萬)網頁查看最新的規劃申請：一個興建住宅的申請因當地團體反對，被迫減少規模，發展商並答應將200個單位中的四分之一以低價出租給低收入家庭，最終議會在提出44項條件下通過。可以想像，九鐵那種嚴重影響大圍居民的發展計劃──令大圍中心人口激增超過2萬(目前為5萬多)，又在公開諮詢中被強烈反對，根本不可能獲批准。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反過來說，對付「屏風樓」的最有效方法，是賦予區議會審批地區規劃的權力)。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
2008年2月19日 星期二
Vic - 慾照事件中不願反省的虛偽－－讀李怡「必要的虛偽」有感
2008年2月18日
看著香港蘋果日報近來幾乎天天以頭版頭條報導慾照事件，日感厭倦與反感。Exploit一切可利用的材料，大肆渲染，一向是黎老闆的辦報風格。這次慾照事件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題材，蘋果自然不會放過。該報透過培養、滿足大眾的窺淫欲來促銷報紙，卻美其名為替公眾發掘真相、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這是尊敬的李怡先生沒有指出的一大虛偽。
慾照事件引發許多嚴肅的議題，網民抗議警方執法不公的確是理直氣壯的。但當大家一面欣賞慾照、一面鄙視當事人淫蕩、虛偽時，是否應該自問一句：我們憑什麼去侵犯這些當事人的私隱？這些人即使真的很淫蕩、很虛偽，我們難道就有權如此這般地侵擾他們的私生活？藝人自願犧牲一些個人隱私去換取曝光，藉此提升知名度及個人的商業價值，難道因此我們就有權剝奪他們的私隱權？
李怡先生日前針對警方執法問題寫了題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城堡」的蘋論，引用西諺：「一個人的家，就是一個人的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那麼，這次慾照的當事人都是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既然個人的城堡連「國王都不能進」，難道有窺淫欲的大眾就可以進？
我自己也看了一些照片，看得頗心虛，因為畢竟是在偷窺別人的隱私，最終必須承認，自己無權做這樣的事--即使是名人，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只要沒有傷害什麼人，沒有人有正當理由將這些私事公諸於世。虛偽與否，那是另一回事。藝人虛偽，我們是不必、也不能以侵犯私隱、羞辱人格的方式去揭露他們的。提高自己的品味與眼光是最好的方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次，我們都做了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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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必要的虛偽
看著香港蘋果日報近來幾乎天天以頭版頭條報導慾照事件，日感厭倦與反感。Exploit一切可利用的材料，大肆渲染，一向是黎老闆的辦報風格。這次慾照事件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題材，蘋果自然不會放過。該報透過培養、滿足大眾的窺淫欲來促銷報紙，卻美其名為替公眾發掘真相、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這是尊敬的李怡先生沒有指出的一大虛偽。
慾照事件引發許多嚴肅的議題，網民抗議警方執法不公的確是理直氣壯的。但當大家一面欣賞慾照、一面鄙視當事人淫蕩、虛偽時，是否應該自問一句：我們憑什麼去侵犯這些當事人的私隱？這些人即使真的很淫蕩、很虛偽，我們難道就有權如此這般地侵擾他們的私生活？藝人自願犧牲一些個人隱私去換取曝光，藉此提升知名度及個人的商業價值，難道因此我們就有權剝奪他們的私隱權？
李怡先生日前針對警方執法問題寫了題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城堡」的蘋論，引用西諺：「一個人的家，就是一個人的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那麼，這次慾照的當事人都是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既然個人的城堡連「國王都不能進」，難道有窺淫欲的大眾就可以進？
我自己也看了一些照片，看得頗心虛，因為畢竟是在偷窺別人的隱私，最終必須承認，自己無權做這樣的事--即使是名人，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只要沒有傷害什麼人，沒有人有正當理由將這些私事公諸於世。虛偽與否，那是另一回事。藝人虛偽，我們是不必、也不能以侵犯私隱、羞辱人格的方式去揭露他們的。提高自己的品味與眼光是最好的方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次，我們都做了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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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必要的虛偽
香港蘋果日報 2008年2月18日
一篇講虛偽的《蘋論》，受到眾網民的捧場，實在愧不敢當。我不是妄自菲薄，實在是寫完後左看右看，也覺得卑之無甚高論，只是借用一位網友的留言：「大家鄙視的不是你的放蕩，而是你的虛偽」，予以發揮，並講出絕大多數市民都看到的事罷了。水平直如《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子。
也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我在拙文中錯引了阿嬌出席大衛城文化中心的活動，也是「虛偽」。其實有關錯誤，我第二天即予澄清。我想虛偽的定義應是已知與事實不符，仍作欺騙陳述的意思。我在寫那篇文章時，並不知道與事實不符，因此我只承認錯用了資料，而不能同意那是「虛偽」。事實上，即使沒有那個資料，阿嬌之前的「天真」形象，也與她在淫照中展現的「好天真」大不相同。
也有人無限擴大「虛偽」的界線，說在節日裡講些應節應景的吉祥語也是虛偽。這真是讓我感到惶恐。
事實上，某種程度的虛偽，是人類從事社會活動所必需的。比如我們明明不想見某一個人，但當他跟你打招呼時，你要虛與委蛇地應一下，這也可以說是虛偽。節日說吉祥語，可能言不由衷，但也是一種禮貌。社會上正是有這類繁文縟節，才能和諧運作。若人人都每時每刻以本性待人，則社會可要鬧個不休了。
我在《蘋論》中講的「揭露虛偽」，可不是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中的潤滑劑的虛偽，而是指公眾人物在處理或講到公眾所關心的事務時，所作的扭曲事實甚至是欺騙性的陳述。他們掩蓋自己真心的意圖，儘管真正意圖人所共見。若無人指出這種集體虛偽，就是我們這城市的悲哀。
這同過年說恭喜發財，生活中有時不可免地要說些與人無害的小謊，自然不是同一件事。
2008年2月2日 星期六
林照真 - 數量化評比的迷思--收視率與SSCI
中國時報 2008年02月01日
電視代表流行文化，大學是理想的寄託，如今全部皈依了收視率與SSCI，這種結果，何嘗不是電視與知識界怠惰所造成？
Vic：電視是「流行文化」的生意，大學是「教育／研發」的生意，重點都已放在「生意」上，文化與理想大致上只是生意的包裝。美式資本主義藉經濟全球化與先進科技橫掃全球，一切都是生意／商機(例如環保也是大生意，高爾宣揚暖化危機也能成富翁)，一切都是商品(例如排放權/碳權/污染權也可交易)。知識界或許真有些怠惰、真有些墮落，但他們也是大趨勢下的受壓迫者。
大家都說要追求卓越，但往往不知真正要什麼。失魂落魄，結果就讓萬能的「管理者」為所欲為，而這些「管理者」，往往不過沽名釣譽、只想多賺幾個錢－－現今時世，則是大家都想暴發－－暴得大名、暴得巨富。
----------------
最近有兩件事相當值得關注。一是強調公共價值的公共電視，提出「收視率兩倍成長」的思惟來提振公視績效；一是以社會科學見長的政治大學，因為「SSCI」篇數不足，傳言將自五年五百億的資源分配競賽中出局。這兩個事件看似無關，但在兩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數量」化的評量工具，卻能在評鑑台灣的電視內容與學術品質上，不約而同成為決定性因素。
「收視率」是統計電視收視戶數的百分比，「SSCI」是「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縮寫。台灣電視圈將收視率做為廣告交換貨幣，台灣學界則是以「SSCI」做為學術獎賞標準。「收視率」被認為是符合統計專業的社會調查，收視率高者便可獲得廣告主青睞，更可提高廣告營收，是最實質的肯定；「SSCI」則被視為是學術專業的評價指標，論文只要能夠登在SSCI的期刊，學者個人可獲得學校數萬到十餘萬元的獎助；學校由於SCI、SSCI篇數多，就可在五年五百億的國家資源大賽中立於不敗之地。
由於收視率與SSCI已具成功的指標性意涵，更可直接換算成金錢，台灣電視界與知識界於是把這兩項調查數據，等同於客觀公正的指標，直接決定了台灣的電視與學術文化。
原本應引領電視文化產業的國內電視專業人士，對收視率泰半深信不疑，極少探究收視率調查方法所衍生的各項問題，也從不挑戰收視率與廣告購買掛勾的嚴重性。收視率原只是一項提供廣告主參考的數字，不但調查本身有誤差，適用上也要相當謹慎，但電視圈卻把收視率當成絕對數字使用，並且形成收視率等於「影響力」、「受歡迎程度」的錯誤認知，導致節目品質惡化、電視專業素質低落的惡果。如果台灣的公共電視在力圖振衰起蔽的關鍵時刻，竟是複製商業電視台的「成功」標準，遲早將與公共價值產生衝突。
與電視媒體相較，大學追求學術與真理，身負培育未來國家精英的重任，不料竟也出現反智現象。「SSCI」原是跨領域英文期刊所建立的資料庫，期刊審核標準是根據出版相關事宜進行審查，而非文章的品質[Vic: ??]；即使有不少好期刊納入「SSCI」，亦有其他非學界標準的期刊也會被納入。台灣學界把資料庫拿來做為台灣學界表現的正字標記，變成大家不看內文，只問是不是「SSCI」，已經與大學標榜的精神產生衝突。
提供這兩項「客觀」標準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美國的營利公司。從事收視率調查的BGA尼爾森公司之前經過多次併購，公司為維持產業生存，必須在成本與利潤考量下，努力與廣告、電視兩者間維持長期的運作關係，自然不宜扮演評鑑量尺的客觀機構。而發展「SSCI」的美國「費城科學資訊研究所」（ISI），在一九九二年時為美國「湯姆笙總公司」[Vic: Refers to the Thomson Coporation, headquarters in the States, but a Canadian family business. Acquired Reuters last year, transaction to close soon.]所併購，目前主要是靠圖書館訂購此一資料庫、或是訂閱文獻被引用等資料來賺取利潤。
從後果來推斷，收視率的濫用已經傷害了台灣的電視品質，公共電視是實現電視理想的最後防線，應該更努力以專業自許，迴避收視率的無謂干擾。同樣的，大學盲目崇拜美國學術主流的「SSCI」，已使得台灣的本土研究淪為次級品，未來應有更多元的思考才是。電視代表流行文化，大學是理想的寄託，如今全部皈依了收視率與SSCI，這種結果，何嘗不是電視與知識界怠惰所造成？
電視代表流行文化，大學是理想的寄託，如今全部皈依了收視率與SSCI，這種結果，何嘗不是電視與知識界怠惰所造成？
Vic：電視是「流行文化」的生意，大學是「教育／研發」的生意，重點都已放在「生意」上，文化與理想大致上只是生意的包裝。美式資本主義藉經濟全球化與先進科技橫掃全球，一切都是生意／商機(例如環保也是大生意，高爾宣揚暖化危機也能成富翁)，一切都是商品(例如排放權/碳權/污染權也可交易)。知識界或許真有些怠惰、真有些墮落，但他們也是大趨勢下的受壓迫者。
大家都說要追求卓越，但往往不知真正要什麼。失魂落魄，結果就讓萬能的「管理者」為所欲為，而這些「管理者」，往往不過沽名釣譽、只想多賺幾個錢－－現今時世，則是大家都想暴發－－暴得大名、暴得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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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件事相當值得關注。一是強調公共價值的公共電視，提出「收視率兩倍成長」的思惟來提振公視績效；一是以社會科學見長的政治大學，因為「SSCI」篇數不足，傳言將自五年五百億的資源分配競賽中出局。這兩個事件看似無關，但在兩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數量」化的評量工具，卻能在評鑑台灣的電視內容與學術品質上，不約而同成為決定性因素。
「收視率」是統計電視收視戶數的百分比，「SSCI」是「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縮寫。台灣電視圈將收視率做為廣告交換貨幣，台灣學界則是以「SSCI」做為學術獎賞標準。「收視率」被認為是符合統計專業的社會調查，收視率高者便可獲得廣告主青睞，更可提高廣告營收，是最實質的肯定；「SSCI」則被視為是學術專業的評價指標，論文只要能夠登在SSCI的期刊，學者個人可獲得學校數萬到十餘萬元的獎助；學校由於SCI、SSCI篇數多，就可在五年五百億的國家資源大賽中立於不敗之地。
由於收視率與SSCI已具成功的指標性意涵，更可直接換算成金錢，台灣電視界與知識界於是把這兩項調查數據，等同於客觀公正的指標，直接決定了台灣的電視與學術文化。
原本應引領電視文化產業的國內電視專業人士，對收視率泰半深信不疑，極少探究收視率調查方法所衍生的各項問題，也從不挑戰收視率與廣告購買掛勾的嚴重性。收視率原只是一項提供廣告主參考的數字，不但調查本身有誤差，適用上也要相當謹慎，但電視圈卻把收視率當成絕對數字使用，並且形成收視率等於「影響力」、「受歡迎程度」的錯誤認知，導致節目品質惡化、電視專業素質低落的惡果。如果台灣的公共電視在力圖振衰起蔽的關鍵時刻，竟是複製商業電視台的「成功」標準，遲早將與公共價值產生衝突。
與電視媒體相較，大學追求學術與真理，身負培育未來國家精英的重任，不料竟也出現反智現象。「SSCI」原是跨領域英文期刊所建立的資料庫，期刊審核標準是根據出版相關事宜進行審查，而非文章的品質[Vic: ??]；即使有不少好期刊納入「SSCI」，亦有其他非學界標準的期刊也會被納入。台灣學界把資料庫拿來做為台灣學界表現的正字標記，變成大家不看內文，只問是不是「SSCI」，已經與大學標榜的精神產生衝突。
提供這兩項「客觀」標準的收視率與SSCI，都是美國的營利公司。從事收視率調查的BGA尼爾森公司之前經過多次併購，公司為維持產業生存，必須在成本與利潤考量下，努力與廣告、電視兩者間維持長期的運作關係，自然不宜扮演評鑑量尺的客觀機構。而發展「SSCI」的美國「費城科學資訊研究所」（ISI），在一九九二年時為美國「湯姆笙總公司」[Vic: Refers to the Thomson Coporation, headquarters in the States, but a Canadian family business. Acquired Reuters last year, transaction to close soon.]所併購，目前主要是靠圖書館訂購此一資料庫、或是訂閱文獻被引用等資料來賺取利潤。
從後果來推斷，收視率的濫用已經傷害了台灣的電視品質，公共電視是實現電視理想的最後防線，應該更努力以專業自許，迴避收視率的無謂干擾。同樣的，大學盲目崇拜美國學術主流的「SSCI」，已使得台灣的本土研究淪為次級品，未來應有更多元的思考才是。電視代表流行文化，大學是理想的寄託，如今全部皈依了收視率與SSCI，這種結果，何嘗不是電視與知識界怠惰所造成？
2008年1月17日 星期四
李怡 - 國民教育與國民身份認同
李怡 - 做笨蛋才有普選，寧可不要普選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8年1月17日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過：「最廉價的驕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人缺乏個人的、他能夠引以為豪的素質。如果不是這樣，他也不至於抓住那些他和數百萬人共有的東西為榮了。擁有突出個人素質的人會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點，因為這些缺點就在自己眼前，但每一個可憐巴巴的笨蛋，在世上沒有一樣自己能為之感到驕傲的東西，他就只能出此最後一招：為自己所屬的民族驕傲了。由此他獲得了補償。他充滿著感激之情，準備不惜以『牙齒和指甲』去捍衛自己民族所有的一切缺點和愚蠢。在每一個國家，人們的狹窄、反常和卑劣都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性。」
Vic：民族自豪感本已是虛妄，愛國本已是偏狹與迷執，更何況當權者旨在操弄人民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共產黨控制下的國民教育，主旨不外乎：愛國必須愛黨、堅決擁護光明偉大的黨。中國人當真愛國，是要準備坐牢或殉難的，即如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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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時間，為何一再拖延？縱使曾特首的報告指出有過半民意支持2012雙普選，中央也予以否決，對取消功能組別及特首候選人的篩選門檻，中央大員都取態保守。中央對普選到底擔心甚麼？
從中央領導人近月來不斷強調要選出愛國愛港的人士擔任公職，要選愛國愛港的人當人大，反覆說須重視國民教育，以及特首任命曾經是愛國暴徒的人擔任推動國民教育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來看，中央推遲普選的真正原因，不是甚麼循序漸進、社會均衡等等鬼話，而是認為香港市民普遍還不夠愛國，或說是人心未回歸，因此普選可能選不出愛國人士當特首，也選不出愛國人士佔多數的立法會。所謂愛國愛港，愛港是陪襯的，主調還是愛國。
胡錦濤在去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歸晚宴上強調「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曾蔭權在十月施政報告中，對國民教育的詮釋是，要「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有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由此而產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香港教育局為貫徹國民教育，撥款三千萬元，交左派的教聯會成立「新國民教育中心」。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國民身份認同「最重要是令他們以中國為榮」，被問及國民育課程會否加入「文革」或「六四」等題材時，他說，「如果未成功令到學生以國家為榮，就宣揚國家的陰暗面，有可能影響身份認同」。很明顯，特區政府要貫徹的國民教育，就是要掩飾國家以至國民的陰暗面，不講文革、六四，也不提現實存在的黑窯、民工、愛滋，一味強調奧運金牌、嫦娥一號、中國崛起等等光明面，以此建立民族自豪感。
德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叔本華（An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說過：「最廉價的驕傲就是民族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這樣一個事實：這個人缺乏個人的、他能夠引以為豪的素質。如果不是這樣，他也不至於抓住那些他和數百萬人共有的東西為榮了。擁有突出個人素質的人會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缺點，因為這些缺點就在自己眼前，但每一個可憐巴巴的笨蛋，在世上沒有一樣自己能為之感到驕傲的東西，他就只能出此最後一招：為自己所屬的民族驕傲了。由此他獲得了補償。他充滿著感激之情，準備不惜以『牙齒和指甲』去捍衛自己民族所有的一切缺點和愚蠢。在每一個國家，人們的狹窄、反常和卑劣都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國民性。」
回歸後的香港，我們看到不惜以牙齒和指甲去捍衛國家陰暗面的人，一直得到政治補償。而真正的愛國者，都是擁有突出個人素質的人。我們所知道的魯迅、柏楊，更是以畢生精力，揭示中國民族的醜陋與奴性。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在1968年8月21日，波蘭跟隨蘇聯軍隊入侵捷克的那一天，宣佈是他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因為這一天他以做一個波蘭人為恥。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中國年輕學者王怡對此作回應說：「一個人的民族國家身份，取決於這個人是否為國家的罪行感到羞愧。……分擔羞恥比分擔榮譽更讓一個人牢牢記住自己的群體身份，尤其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或在一個臭名昭著的家族、政黨和組織裡……」。因此王怡說，當一個人為國家感到無比羞恥的時候，他就不能不認同這個國家了。
國民身份認同，若建立在無視國家民族的缺點的民族自豪感上，那就成為叔本華說的「可憐巴巴的笨蛋」。香港過去的成功，是讓每一個人都成為在法律規範之下有獨立思想的個人。公民教育所灌輸的是普世價值觀，是做「世界公民」。使人人具個人素質，世界公民會漸漸糾正自己民族的缺點。社會讓多數人有發揮個人才智的機會。九七後的公民教育卻是要建立國民歸屬感。若一定要大部份市民成為「可憐巴巴的笨蛋」，才可以有普選的話，那麼香港人寧可不要普選了。
2008年1月15日 星期二
王麗美 - 全是陳水扁一人的錯？
聯合報 2008年01月14日
Vic： 這篇文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把所有的問題怪罪在一個人身上，往往最省事、最讓大家安心。陳水扁雖然罪大惡極，但他能夠「帶衰」整個民進黨(間接扶助國民黨中興)，又是誰縱容了他？民進黨上下、忠貞的綠營選民、眾多綠營媒體、跟著陳水扁吃香喝辣的一大群人以至對陳水扁唯唯諾諾的公務人員，誰沒有責任？
看看新一屆113位立委，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你看到很多的希望嗎？懲罰了民進黨，無疑是很痛快，但抬舉了不值得抬舉的國民黨，然後呢？會不會又是懲罰自己的開始？也該醒醒了，民主政治不只是政黨輪替那麼簡單，不關心公共事務、不致力監督自己的民意代表，手中即使有選票，大概也只能繼續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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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大輸，民進黨快刀斬亂麻，即刻讓陳水扁下台「謝罪」，一走了之。黨政大員排隊鞠躬道歉的戲碼，老百姓這幾年看多了，沒什麼稀奇；大家比較好奇的是：民進黨真會反省嗎？
這次選舉，陳水扁又導又演，所有生旦淨末丑的戲份全被他一人搶盡；如今，證實人民對他倒盡胃口，他當然難辭其咎，也該負首責。但換個角度看，一個自命「民主」、「進步」的現代政黨，甘心被敗德、失政的領導人拖著走，將國家、政策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此時，領導階層真覺得只要把責任全推到阿扁身上，民進黨馬上又是一尾活龍了嗎？
如果這樣想，就枉費了這場民心大檢驗。民進黨執政八年為台灣帶來的災難，其實是集體墮落，而非個人犯行；這筆帳，並不是阿扁摘掉主席頭銜，即算清償。試問：包括即將重掌黨機器的謝長廷，和歷任閣揆、主席或祕書長要職的幾位天王，均輪番在不同黨政職位上配合阿扁行事，就算他們都是沒有意志的機器人，也要負連帶責任吧！
民進黨一直自詡是「有反省能力」的政黨，行動上卻始終將民意和輿論當成耳邊風。過去幾年，民進黨有多次面臨危機，結果卻都以內鬥方式將問題掩蓋掉；其模式，和此次阿扁辭主席如出一轍：以為只要有人下台，責任即隨之而去，危機即告化解。且看，七年半六度改組內閣，從來只換人而不換腦袋；再如阿扁貪瀆，卻反導致要求改革的新潮流「滅系」，「十一寇」被剿。只消看「上杜下謝又連莊」的暴紅，別說反省，民進黨恐怕連正常人的價值都無法識別，那才是它最大的危機。
此次的大挫敗，綠營馬上歸咎新選制對其不利，卻不問自己當初為何執意推動此制；這種「永遠都是別人錯」的態度，如何虛心反省？若「綠地變青天」的巨變，只是引發迫使陳水扁把兵符轉交謝長廷的權鬥，黨內卻不對偏離常軌的行徑深自反省，形象敗毀的民進黨如何贏回民心？
Vic： 這篇文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把所有的問題怪罪在一個人身上，往往最省事、最讓大家安心。陳水扁雖然罪大惡極，但他能夠「帶衰」整個民進黨(間接扶助國民黨中興)，又是誰縱容了他？民進黨上下、忠貞的綠營選民、眾多綠營媒體、跟著陳水扁吃香喝辣的一大群人以至對陳水扁唯唯諾諾的公務人員，誰沒有責任？
看看新一屆113位立委，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你看到很多的希望嗎？懲罰了民進黨，無疑是很痛快，但抬舉了不值得抬舉的國民黨，然後呢？會不會又是懲罰自己的開始？也該醒醒了，民主政治不只是政黨輪替那麼簡單，不關心公共事務、不致力監督自己的民意代表，手中即使有選票，大概也只能繼續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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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大輸，民進黨快刀斬亂麻，即刻讓陳水扁下台「謝罪」，一走了之。黨政大員排隊鞠躬道歉的戲碼，老百姓這幾年看多了，沒什麼稀奇；大家比較好奇的是：民進黨真會反省嗎？
這次選舉，陳水扁又導又演，所有生旦淨末丑的戲份全被他一人搶盡；如今，證實人民對他倒盡胃口，他當然難辭其咎，也該負首責。但換個角度看，一個自命「民主」、「進步」的現代政黨，甘心被敗德、失政的領導人拖著走，將國家、政策和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此時，領導階層真覺得只要把責任全推到阿扁身上，民進黨馬上又是一尾活龍了嗎？
如果這樣想，就枉費了這場民心大檢驗。民進黨執政八年為台灣帶來的災難，其實是集體墮落，而非個人犯行；這筆帳，並不是阿扁摘掉主席頭銜，即算清償。試問：包括即將重掌黨機器的謝長廷，和歷任閣揆、主席或祕書長要職的幾位天王，均輪番在不同黨政職位上配合阿扁行事，就算他們都是沒有意志的機器人，也要負連帶責任吧！
民進黨一直自詡是「有反省能力」的政黨，行動上卻始終將民意和輿論當成耳邊風。過去幾年，民進黨有多次面臨危機，結果卻都以內鬥方式將問題掩蓋掉；其模式，和此次阿扁辭主席如出一轍：以為只要有人下台，責任即隨之而去，危機即告化解。且看，七年半六度改組內閣，從來只換人而不換腦袋；再如阿扁貪瀆，卻反導致要求改革的新潮流「滅系」，「十一寇」被剿。只消看「上杜下謝又連莊」的暴紅，別說反省，民進黨恐怕連正常人的價值都無法識別，那才是它最大的危機。
此次的大挫敗，綠營馬上歸咎新選制對其不利，卻不問自己當初為何執意推動此制；這種「永遠都是別人錯」的態度，如何虛心反省？若「綠地變青天」的巨變，只是引發迫使陳水扁把兵符轉交謝長廷的權鬥，黨內卻不對偏離常軌的行徑深自反省，形象敗毀的民進黨如何贏回民心？
2008年1月13日 星期日
吳志森 - 香港向下沉淪的開始
2008 年 1 月 10 日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而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因為我們除了著重結果，更重要的，是達至結果的程序，因為程序可以堅持理性，更可以彰顯公義。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將程序理性程序公義棄若敝屣，是香港走向墮落向下沉淪的開始。
即使程序公義逐漸潰爛，不似人形，可幸的是，香港仍與國內的城市稍有不同，我們還有輿論，還有難以堵絕的攸攸眾口。但不幸的是，應驗了余英時先生所說「自我洗腦」的過程，連輿論監督，也顯得愈來愈蒼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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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港區人大小圈子選舉，缺乏認受性；羅范淑芬強硬強橫，對教育界造成深遠傷害。儘管如此，對羅太參加港區人大選舉，我不存異議。對高官離職前休假參加政治活動的種種限制，剝奪了他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我贊成應該盡快修改。
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而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因為我們除了著重結果，更重要的，是達至結果的程序，因為程序可以堅持理性，更可以彰顯公義。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將程序理性程序公義棄若敝屣，是香港走向墮落向下沉淪的開始。
先看看時序。1月2日，公務員事務局公布修改離職前休假高官可參選人大的安排。1月3日港區人大選舉會議選出主席團成員。1月5日港區人大選舉開始報名。時間動作之緊密配合，天衣無縫，嘆為觀止。
再看看內容。只有離職前休假的高官受惠，放寬的，只是參選港區人大的限制，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參選和助選活動，仍在受限之列。無論內容還是時序，明顯只為一人而設，為羅太「度身訂做」的指摘，一點都沒有過分。
為一個人，把遊戲規則突然修改，在香港歷史上已屬罕有。在公務員工會中，事前無醞釀，事後無交代，也極不尋常。如果不是記者心水清，就羅太參選港區人大一事向政府查詢，公務員事務局只會將有關修改作內部通傳，不會向外發布。令人慨嘆的是，這種像做了虧心事一樣的鬼祟做法，回歸十年，一再發生。
遊戲規則可以改變嗎？當然可以。但總要有個醞釀和討論過程，把問題攤在陽光下。但羅太要參選，時間來不及怎麼辦？公務員事務局應該頂住任何內外壓力，嚴格把關，要麼勸羅太放棄參選，要麼要羅太放棄房屋教育福利，提早脫離公務員身分。現在為一個人修改規則，是最壞的選擇，是最大的敗筆。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一間有限公司，特首不是CEO，公務員事務局也不是HR人力資源部，不是由一兩個人說了算。即使香港是一間有限公司，也要講求合理透明符合程序的良好公司管治，否則難以向股東交代。
即使程序公義逐漸潰爛，不似人形，可幸的是，香港仍與國內的城市稍有不同，我們還有輿論，還有難以堵絕的攸攸眾口。但不幸的是，應驗了余英時先生所說「自我洗腦」的過程，連輿論監督，也顯得愈來愈蒼白了。
samngx123@gmail.com
2008年1月1日 星期二
Vic - 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
2007 年12月29日
在一連兩日的信報文章中，練乙錚先生斷言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其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此觀點是否成立，恐非那麼簡單。我不是想說：「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因為我相言，當年投身共產黨的人，的確有很多滿腔熱情、真心想改善國民的生存環境。但正如早年極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才女林昭，夢醒後會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我想說的是：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其核心思想中，是否必然包含與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調解的矛盾？透過暴力革命奪權的政黨有可能創建憲政民主嗎？如果我們把中共早年呼喚民主的文字記錄太當回事，會不會太天真了？即如當年以為真的可以與中共分享權力的各民主黨派？
無論如何，逝者已矣，現實正如練先生所言，中共現在剩下來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而會對中共是否曾經有過「與我們並無二致的民主中國夢」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又有多少呢？
練乙錚 - 重溫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 2007年12月28日 信報
練乙錚 -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 2007年12月29日 信報
在一連兩日的信報文章中，練乙錚先生斷言當年的中共的確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民主中國夢，其愛國情操和內涵與我們並無二致，此觀點是否成立，恐非那麼簡單。我不是想說：「當時中共的所有領導人、所有黨員，都是處心積慮，為了奪權，戴上民主假面具欺騙全國人民的」，因為我相言，當年投身共產黨的人，的確有很多滿腔熱情、真心想改善國民的生存環境。但正如早年極崇拜毛澤東的北大才女林昭，夢醒後會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我想說的是：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其核心思想中，是否必然包含與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調解的矛盾？透過暴力革命奪權的政黨有可能創建憲政民主嗎？如果我們把中共早年呼喚民主的文字記錄太當回事，會不會太天真了？即如當年以為真的可以與中共分享權力的各民主黨派？
無論如何，逝者已矣，現實正如練先生所言，中共現在剩下來的，「幾乎只是五、六十年來內鬥成性的殘酷、因統戰需要而養成的圓滑、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物質慾。」而會對中共是否曾經有過「與我們並無二致的民主中國夢」這一問題感興趣的人，又有多少呢？
練乙錚 - 重溫當年中共的民主中國夢 2007年12月28日 信報
練乙錚 - 批判中共、繼承中共 2007年12月29日 信報
2007年12月23日 星期日
葉蔭聰 - 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s，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跡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著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線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s，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跡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著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線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2007年12月16日 星期日
蔡子強 - Rules for Radicals
2007 年 12 月 13 日
胡平：「（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
任何社會運動追求的，都是希望自己的隊伍，愈往前走，愈為壯大，這樣才能積累力量，促進改革。所以究竟路是愈走愈寬，還是愈走愈窄，這是每個真誠的實踐者，不能不認真思考、坦誠面對、好好總結的問題。
Saul D. Alinsky曾經撰寫了一本社運界的聖經：《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抗爭的法則之一：不要超越群眾的經驗、感情和認知。
Never go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your people. When an action or tactic is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the result is confusion, fear, and retreat. It also means a collapse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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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
任何社會運動追求的，都是希望自己的隊伍，愈往前走，愈為壯大，這樣才能積累力量，促進改革。所以究竟路是愈走愈寬，還是愈走愈窄，這是每個真誠的實踐者，不能不認真思考、坦誠面對、好好總結的問題。
Saul D. Alinsky曾經撰寫了一本社運界的聖經：《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抗爭的法則之一：不要超越群眾的經驗、感情和認知。
Never go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your people. When an action or tactic is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the result is confusion, fear, and retreat. It also means a collapse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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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電影《東京鐵塔--我的母親、父親》中，有如此感人一幕：兒子和母親閒話家常，母親提到因為自己提早離休，所以失去了退休金，銀行存款亦已花得七七八八，但卻說都不打緊，因為自己畢生最大的投資和回報，卻已然握在手裏，說時笑意盈盈，一臉幸福，以手抹了又抹她手中拿著的玻璃相架--表起來的兒子大學畢業證書。
已是19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在大學念書，仍是心高氣傲、憤世嫉俗的學運分子。到了畢業，向來看不起那些繁文縟節和形式主義的我，自然沒有打算出席什麼畢業典禮等，跟最愛歌舞昇平的大學官僚主義妥協。但後來為了尊重家人的意思，結果還是帶了爸爸、媽媽、祖母出席典禮。我記得那天他們十分雀躍，對中大的一草一木都十分好奇，我從未見過他們那麼開心過。
只不過半年後，我的祖母因病過身。隨著年歲愈長，我愈是慶幸自己當年作了這個決定。
上周四，中大在畢業禮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惹來一些中大學生在場外示威，抨擊這是「政治獻媚」，並企圖衝入會場抗議，與保安發生激烈推撞及糾纏，場面混亂，董致辭時亦多番被示威聲浪打斷。
當時我不在現場，只能事後從電視新聞中看到一些現場片段，也看到一些傷心的家長含淚向學生哭訴，說很多家人是很辛苦才可養大自己子女，很辛苦才能請假來看子女的畢業禮，很希望能靜靜的看完這場畢業禮。我看了這些片段後，心裏不禁黯然。
那些中大同學事後已立即向覺得受滋擾的家長和同學道歉。本周二，三位中大同學（剛巧都是我的學生），也聯名在《明報》論壇版發表文章〈追求的正是莊嚴之本質〉，解釋他們為何要在中大畢業禮抗議，並解釋事前他們已設法避免破壞出席者的美好回憶，但又不能錯失觸發討論高等教育界諸種弊病的僅有機會，因此已經力求平衡，如只集中在董獲頒學位的環節來抗議。
看完那篇文章，我能理解學生的想法和立場，也欣賞他們的赤子之心，但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任何社會運動追求的，都是希望自己的隊伍，愈往前走，愈為壯大，這樣才能積累力量，促進改革。所以究竟路是愈走愈寬，還是愈走愈窄，這是每個真誠的實踐者，不能不認真思考、坦誠面對、好好總結的問題。
被很多民權分子視為現代社區草根激進運動之父的美國人Saul D. Alinsky，曾經撰寫了一本社運界的聖經：《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他在序言中如此寫的：
「這裏我不是想談些現實中未經考驗的傲慢忠告，而是想與大家分享，在不同大學校園很多個不眠晚上，與年青朋友反覆討論出來的點滴，謹以此奉獻給那些忠於生命、忠於抗爭的年青激進朋友。」
Alinsky在書中提到，抗爭的法則之一：不要超越群眾的經驗、感情和認知。
Never go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your people. When an action or tactic is outsid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the result is confusion, fear, and retreat. It also means a collapse of communication.
對於那些走得太遠，超越和疏離於一般人生活感受和常識的溝通信息和手段，只會淪為一些口頭上的激烈口號，或會撫慰到自己的心靈，但卻缺乏實質的行動意義。最重要的是能夠打動群眾，Alinsky甚至舉例說，如果一頭長髮會令到群眾對你心存抗拒，有礙溝通的話，那麼請立即乾脆把長髮剪掉。
所以，中大同學不能逃避的一個問題是，畢業典禮之後，究竟支持你們理念的人，是多了，還是少了﹖是純粹擾擾攘攘、吵吵鬧鬧了一場，還是真的能夠在更多人的心靈深處起革命呢﹖這是任何一個真誠的實踐者必須回答自己的問題。
讓我再一次以自己十分鍾愛，胡平的一段說話作結：
「（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
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講求成敗得失的「策略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之下，政治才能成就大業，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07年12月15日 星期六
胡晴舫 - 當新道德崛起
中國時報 2007年12月14日
回顧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所創造的道德共識，其實就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壓迫，不管是政府對人民、男性對女性、成人對兒童、種族對種族、異性戀對同性戀、人類對自然、人類對動物等各種權力的濫用與地位的不等。當我們都同意了這些人道原則，要寫入政治法規時，自我道德神聖意識若太過高漲，將會蓋過了理性的思辯，把剛剛倒下的舊高牆，一磚一瓦又重新堆砌回去。
道德的省思會抵制壓迫，道德的自信則誕生壓迫。美國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對自由下了最著名的定義，自由的精神即是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
Vic：我不認為道德的自信會產生壓迫，過度的自以為是、不擇手段的追求私利才會產生壓迫。道德上自信之必要，一如道德上自我懷疑之必要，重點在於自信之餘尚能理智清明，有自省之能力。苦難與罪惡有兩大源－－愚昧與過度的自私。道德良知，就是你內心那小小的聲音，它會告訴你對錯是非。愚昧與自私會令人難以聽到那內心的小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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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的新道德冠軍無疑是環保。這項新道德讓流行工業多賣了一堆手袋，也讓美國人高爾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繼民主制度、反恐運動之後，環保意識堂堂進入國際政治殿堂，扮演起國家角力的槓桿點，剛剛在印尼峇里島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會議即演出一齣暗潮洶湧的國際大戲，反暖化行動已成為國際政經議題，而無關乎拯救地球。
捷克總統克勞斯把環保新道德視為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對他來說，其危險性不下於共產主義。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陳述環保運動如何逐漸威脅人類社會的自由，就像當年的馬克思主義，因為環保人士自認立論科學，不容爭辯，透過媒體和公關活動，繪出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散播恐懼因子，製造某種社會氣氛，企圖迫使決策者立下獨斷的法規，限制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發展自由。他擔憂，這將改變自由社會的立基原則。
活過共產體制的克勞斯看什麼都是潛在的意識形態威脅，這番言論多少走遠了點。當他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節目的採訪時，鼻子高高、滿臉正義的節目主持人毫不客氣，當面斥責捷克總統拒絕相信地球暖化是目前最大全球危機，乃是一種純粹的傲慢。克勞斯回敬，他以為西方世界企圖以環保道德強加於全世界未必不是另一種傲慢。
克勞斯的聳動環保觀點卻讓我想起了台灣的本土運動。一些新的道德產生時，原是改革社會的正面力量，讓人們對當前的社會狀態與法規制度有所省思，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有所警覺，進而調整未來進步的方向。尤其環保運動與本土意識都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磐石，乃經過許多人的長期努力，才使得人類逐漸開始珍視自己生活其中的家園與土地，包括人造自然與地球自然。
然而，當新道德進入政治化過程，一些自我正義加持的勢力意圖乘著新道德的翅膀，凌駕所有的討論，企圖綁架所有的政策方向，甚至展開獵巫行動，就不得不令人擔憂新道德究竟帶來毀滅還是新生。台灣本土運動從來就是一件好事情，調整國民黨專政時期留下來的政治圖騰與偶像崇拜，乃是避免不了的社會邏輯。然而，當看見一群站上台的官員熱血奔騰，口沫橫飛，為達到自己的「神聖目標」而殺紅了眼，卻不能不令人懷疑正義性是否就代表了正當性。
回顧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所創造的道德共識，其實就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壓迫，不管是政府對人民、男性對女性、成人對兒童、種族對種族、異性戀對同性戀、人類對自然、人類對動物等各種權力的濫用與地位的不等。當我們都同意了這些人道原則，要寫入政治法規時，自我道德神聖意識若太過高漲，將會蓋過了理性的思辯，把剛剛倒下的舊高牆，一磚一瓦又重新堆砌回去。
道德的省思會抵制壓迫，道德的自信則誕生壓迫。美國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對自由下了最著名的定義，自由的精神即是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
回顧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所創造的道德共識，其實就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壓迫，不管是政府對人民、男性對女性、成人對兒童、種族對種族、異性戀對同性戀、人類對自然、人類對動物等各種權力的濫用與地位的不等。當我們都同意了這些人道原則，要寫入政治法規時，自我道德神聖意識若太過高漲，將會蓋過了理性的思辯，把剛剛倒下的舊高牆，一磚一瓦又重新堆砌回去。
道德的省思會抵制壓迫，道德的自信則誕生壓迫。美國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對自由下了最著名的定義，自由的精神即是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
Vic：我不認為道德的自信會產生壓迫，過度的自以為是、不擇手段的追求私利才會產生壓迫。道德上自信之必要，一如道德上自我懷疑之必要，重點在於自信之餘尚能理智清明，有自省之能力。苦難與罪惡有兩大源－－愚昧與過度的自私。道德良知，就是你內心那小小的聲音，它會告訴你對錯是非。愚昧與自私會令人難以聽到那內心的小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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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的新道德冠軍無疑是環保。這項新道德讓流行工業多賣了一堆手袋，也讓美國人高爾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繼民主制度、反恐運動之後，環保意識堂堂進入國際政治殿堂，扮演起國家角力的槓桿點，剛剛在印尼峇里島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會議即演出一齣暗潮洶湧的國際大戲，反暖化行動已成為國際政經議題，而無關乎拯救地球。
捷克總統克勞斯把環保新道德視為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對他來說，其危險性不下於共產主義。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陳述環保運動如何逐漸威脅人類社會的自由，就像當年的馬克思主義，因為環保人士自認立論科學，不容爭辯，透過媒體和公關活動，繪出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散播恐懼因子，製造某種社會氣氛，企圖迫使決策者立下獨斷的法規，限制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發展自由。他擔憂，這將改變自由社會的立基原則。
活過共產體制的克勞斯看什麼都是潛在的意識形態威脅，這番言論多少走遠了點。當他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節目的採訪時，鼻子高高、滿臉正義的節目主持人毫不客氣，當面斥責捷克總統拒絕相信地球暖化是目前最大全球危機，乃是一種純粹的傲慢。克勞斯回敬，他以為西方世界企圖以環保道德強加於全世界未必不是另一種傲慢。
克勞斯的聳動環保觀點卻讓我想起了台灣的本土運動。一些新的道德產生時，原是改革社會的正面力量，讓人們對當前的社會狀態與法規制度有所省思，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有所警覺，進而調整未來進步的方向。尤其環保運動與本土意識都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磐石，乃經過許多人的長期努力，才使得人類逐漸開始珍視自己生活其中的家園與土地，包括人造自然與地球自然。
然而，當新道德進入政治化過程，一些自我正義加持的勢力意圖乘著新道德的翅膀，凌駕所有的討論，企圖綁架所有的政策方向，甚至展開獵巫行動，就不得不令人擔憂新道德究竟帶來毀滅還是新生。台灣本土運動從來就是一件好事情，調整國民黨專政時期留下來的政治圖騰與偶像崇拜，乃是避免不了的社會邏輯。然而，當看見一群站上台的官員熱血奔騰，口沫橫飛，為達到自己的「神聖目標」而殺紅了眼，卻不能不令人懷疑正義性是否就代表了正當性。
回顧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所創造的道德共識，其實就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壓迫，不管是政府對人民、男性對女性、成人對兒童、種族對種族、異性戀對同性戀、人類對自然、人類對動物等各種權力的濫用與地位的不等。當我們都同意了這些人道原則，要寫入政治法規時，自我道德神聖意識若太過高漲，將會蓋過了理性的思辯，把剛剛倒下的舊高牆，一磚一瓦又重新堆砌回去。
道德的省思會抵制壓迫，道德的自信則誕生壓迫。美國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對自由下了最著名的定義，自由的精神即是永遠「不確定自己是否正確」。
2007年12月11日 星期二
馬家輝 - 台北市有一座「台灣假民主紀念館」
2007年12月11日替中正紀念堂改名，真正要義應是踢除君王獨裁的精神迷戀，讓下一代的年輕人在新的名字下回看舊的恐怖，從而反思、從而省察，從而對民主自由營造更堅定的信念。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於民進黨施政橫蠻，本來深具「啟蒙意義」的改名行動從一開始即向年輕人展示了什麼叫做粗暴和虛偽，未見其利，先衍其害，縱使勉強改了名，污點已存，烙印已在，該有的啟蒙效應早已大打折扣。
民進黨之錯，一言蔽之，在於「玩法」二字。在台灣的行政架構裏，中正紀念堂本來屬於「三級單位」，包括改名在內的任何重大的管理變更皆受限於《組織條例》，並要接受立法院審議，但民進黨的行政院為了高速改名，竟以一紙行政命令把中正紀念堂降為「四級單位」，並草擬了一份簡陋得多的《組織規程》作為管理依據，繞過立法院，強行拆招牌。問題是，原有的《管理處組織條例》根本尚未被立法院通過廢除，其後出現的《組織規程》跟前法相牴，「國無二法」，自然沒有成立和依存的理據，所謂「台灣民主紀念館」和「自由廣場」只是兩面強權壓境下被悍然掛上的違法牌匾，民主也者，自由也者，統統只是誇大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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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民進黨政府強力替中正紀念堂拆牌改名，「大中至正」下台了，「自由廣場」升天了，台北市的心臟地標，從此換了天日。
陳水扁做了7年半的所謂總統，遲遲未動中正紀念堂一根汗毛，直到卸任前夕始姍姍來遲地替這座建築物改裝換容，若說箇中沒有半分政治鬥爭考量，笨蛋才信；但若不以人廢言，綠營人士對於中正紀念堂的批判與非議，儘管我們可能感到突兀或傷感，方向並無大錯。
中正紀念堂確實是為大獨裁者而建的「家廟」，而且，不止建了，還要耗費每年數千萬港幣的公帑予以維持、守護，對於民主進步而言，如此舉措，未算合宜。
中正紀念堂籌建於1975年蔣介石「駕崩」之後，落成於1980年蔣介石「崩逝」五載之時，舉正旗號，開宗明義，為的是紀念這位把中國大陸搞得一塌糊塗、把福爾摩莎弄得腥風血雨的專制領袖。
這樣的一座巍峨建築，藍瓦白磚，格勢龐然，從頭到腳盡是宮殿氣息，打開大門，蔣介石銅像壓頂矗立，臉容朝西，象徵其對大陸故土的追思與期盼； 堂前有花崗石84階、大廳階梯5階，合共89階，喻其年壽八十有九。 更重要的是，台階中間鋪有中華民國的國徽圖案，在中國傳統建築文化裏，意味著這是唯有君王始具資格擁有的「御路」。
至於紀念堂下層，不消說，自有紀念廳，長期憲兵駐場守護，廳內擺放了蔣介石的衣冠、照片、文物以至於「御車」一輛，每件物品旁邊印有說明，寫著各式各樣的歌功頌德的肉麻字句，蔣氏王朝，漪歟盛哉，徹徹底底地扭曲了歷史真相與百姓尊嚴。
若再翻看《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可見該單位之主責在於「掌理中正紀念堂之管理、維護與先總統蔣公紀念文物資料之蒐集、典藏、展覽及有關文教活動之舉辦等事宜」，並隸屬教育部，很明顯以「宣化民風」作為運作目標。
這就是說，中正紀念堂絕對不是一座靜態的歷史建築，它是一具「意識形態機器」，由源起到設計，從理念到營運，無不以蔣介石作為「人身崇拜」的心理基石，然後推廣教化，期許老百姓景仰、學習這位「聖之時者」。替中正紀念堂改名，真正要義應是踢除君王獨裁的精神迷戀，讓下一代的年輕人在新的名字下回看舊的恐怖，從而反思、從而省察，從而對民主自由營造更堅定的信念。
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於民進黨施政橫蠻，本來深具「啟蒙意義」的改名行動從一開始即向年輕人展示了什麼叫做粗暴和虛偽，未見其利，先衍其害，縱使勉強改了名，污點已存，烙印已在，該有的啟蒙效應早已大打折扣。
改名不是不可以，但因涉及歷史地標的集體記憶，改名過程必須操作細膩，否則用一個錯誤來糾正另一個錯誤，錯錯相乘，效果恐必是錯上加錯。
民進黨之錯，一言蔽之，在於「玩法」二字。
在台灣的行政架構裏，中正紀念堂本來屬於「三級單位」，包括改名在內的任何重大的管理變更皆受限於《組織條例》，並要接受立法院審議，但民進黨的行政院為了高速改名，竟以一紙行政命令把中正紀念堂降為「四級單位」，並草擬了一份簡陋得多的《組織規程》作為管理依據，繞過立法院，強行拆招牌。問題是，原有的《管理處組織條例》根本尚未被立法院通過廢除，其後出現的《組織規程》跟前法相牴，「國無二法」，自然沒有成立和依存的理據，所謂「台灣民主紀念館」和「自由廣場」只是兩面強權壓境下被悍然掛上的違法牌匾，民主也者，自由也者，統統只是誇大謊言。
事實上，台北市政府的法規會主委已經把教育部長杜正勝告上法院、訴諸法律，要求把兩面黑招牌拆走，但在台灣的混亂司法制度下，誰勝誰敗，實未可知，而目前唯一知道的是，綠營政府在上台時不把中正紀念堂改名、陳水扁在連任時不把黑招牌掛上，偏偏選擇在明年總統大選前匆匆動手，事前沒有廣泛諮詢民意，也沒有花費什麼力氣去在民間建構共識，純粹一意孤行，絕對霸王硬上，已足令人再次對其獨裁感到心寒。
如斯霸道，請問跟蔣氏王朝能有多大差距？如斯欺詐，請問有什麼資格去拆蔣廟招牌？
中正紀念堂換上了「民主」和「自由」招牌，但兩面招牌的出現和存在皆依法無據，也都具體而微地代表了民進黨政府的惡劣本質﹕這碼子的「民主」根本是假民主、這碼子的「自由」根本是偽自由，陳水扁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借自由之偽踐專制之私，他雖然沒有「家廟」，但蔣介石的家廟正好適合用作他的「家廟」，走進所謂「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大堂，抬頭望見蔣介石銅像，其實可以隱隱看見，巨大的銅像背後另有一個矮小的陰影，這個幽靈，有一個鮪魚肚，肚上有一道假的子彈傷痕，傷痕有一道朝上彎的弧道，那是他正在陰邪獰笑的嘴唇。
明年馬英九若當選，據說會把中正紀念堂的牌匾重新掛上，但若懶得重掛，何不考慮在民進黨的兩面牌匾上各加個一字便算了。
就讓堂前花園叫做「偽自由廣場」，就讓這座建築叫做「台灣假民主紀念館」，就讓福爾摩莎的後代子孫記得今天的粗暴改名鬧劇，就讓福爾摩莎的後世子孫，唉，別再粗暴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2007年12月9日 星期日
梁文道 - 外在威脅(任何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二之一)
2007年12月9日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
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是不能被證實為假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跡，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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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布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為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秋生涼﹕〈皇后清場顯露政府團隊精神〉，《信報》，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著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著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即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 Stonor Sauders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在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跡，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任何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二之一】
2007年12月8日 星期六
李怡 - 利己本能與良心導引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7年12月8日
利己本能是「人人有」的，但良心決非「人人有」，良心在人們克服利己本能時才會出現。
因有利己本能，因此當利己本能牴觸到某種道德界線時，有人就會直覺地感到必須放下利己目的，而作出符合道德準則的言行。我們會說這是「良心」的表現。
良心有指觸動惻隱之心或仁愛之心，有指對義務的敬重心，但主要指對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的忠誠。
西方的良心觀念，在哲學理論方面，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說得最清楚：「人類的道德感，正如白天的太陽一樣真實存在著，這種道德感，是人們心靈的導師，是我們行善的原動力。它使我們明辨是非、敦品勵行、止於至善。……甚麼是良心呢？所謂良心，就是我們心中的直覺，它不為功利所左右，不為時間、空間所支配。換句話說，良心是人們的自由意志，本著良心做事，即使被別人誤解，也同樣感到心中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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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補選落幕後，也許我們可以從兩太的訴求，較深入地檢討一下社會意識。
陳太的訴求是「真心良心」，葉太的回應是「良心人人有」。良心，是我們討論社會意識的切入點。
良心，從哲學角度分析，它來自人類的利己本能。也就是說，因有利己本能，因此當利己本能牴觸到某種道德界線時，有人就會直覺地感到必須放下利己目的，而作出符合道德準則的言行。我們會說這是「良心」的表現。
良心有指觸動惻隱之心或仁愛之心，有指對義務的敬重心，但主要指對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的忠誠，孟子見梁惠王時，「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是基於利己本能之問。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是基於良心與正義。因此，利己本能是「人人有」的，但良心決非「人人有」，良心在人們克服利己本能時才會出現。
西方的良心觀念，在哲學理論方面，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說得最清楚：「人類的道德感，正如白天的太陽一樣真實存在著，這種道德感（或中國古典哲學中的良知、良心），是人們心靈的導師，是我們行善的原動力。它使我們明辨是非、敦品勵行、止於至善。……甚麼是良心呢？所謂良心，就是我們心中的直覺，它不為功利所左右，不為時間、空間所支配。換句話說，良心是人們的自由意志，本著良心做事，即使被別人誤解，也同樣感到心中的安慰……」
人通常會本著利己本能做事。當所做之事與良心牴觸時，有人仍本著利己本能，而另一些人就會本著良心做事，當徐四民在北京直斥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時，陳方安生立即打電話給在北京開會的董建華，要他作回應。董建華本著利己本能而拒絕；於是陳太就本著良心在香港作了回應。民建聯教父吳康民指陳太因此失去北京的信任。但這是本著良心做事的代價。陳太不能同意董建華實施的政治任命高官的問責制，認為與高級公務員的權責未能區分清楚，在屢勸無效之後，她辭去政務司司長的職務。這也是本著良心做事，而戰勝了忍辱負重伺機更上層樓的利己本能。這次她在立法會補選中參選，是因為她認定只有民主普選才能促使政府有良好管治，她放下安享晚年的順適，甘冒辛苦和被抹黑的風險，是因為這樣做體現了康德所說的「本著良心做事……感到心中的安慰……」。
「長洲叔叔」跑到港島，以一張海報和一台擴音機，四出為陳太拉票，是「本著良心做事，感到心中安慰」。筆者一位移居加拿大的朋友，在投票前一周，專程來港，目的是要勸說他的親屬朋友，投票給陳太。他妹妹在中資機構工作，上級指示要投票給葉太，他勸說妹妹進入票站要憑良心投票。他妹妹卻在猶豫：若上級問到她投票給誰，她要說謊嗎？
泛民主派與左派、建制派相比，組織力、資源都差得太遠。左派要葉劉參選，一聲令下，其他想參與立法會補選的人都無異議地讓路，泛民則仍要協調與初選。然而，一當陳太在泛民初選中勝出，所有泛民政團，包括曾參與角逐的社民連，都義無反顧地為陳太助選到底。憑的是甚麼？就是對民主的堅持，「本著良心做事」。
回歸十年來，我們可以批評泛民不懂得政治妥協，但我們也要想想：在對於民主不可能妥協的情形下，泛民有沒有政治妥協的空間？
左派與建制派依靠利益去維持組織力，他們的政治訴求也指向港人應以對北京順從來爭取利益。泛民則以理念為號召，依賴的是良心訴求。泛民政團林立，彼此互有爭執，看來似一盤散沙，但在爭取民主上都從不含糊。許多泛民中人，都是學有專精的專業人士，他們參與爭取民主的政治活動，犧牲個人不少利益，基本上也是「本著良心做事」。
本月二日的投票結果，說明香港的社會意識儘管由利己本能主導，但仍有相當多的市民願意憑著良心投票。只有利己本能而沒有良心導引的人，當然不會認同這樣的選民，也不會認同泛民對理念的堅執。他們不會明白陳太為甚麼參選及日後可以挑起甚麼重任。
2007年12月4日 星期二
關啟文 - 宗教與黑奴解放——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偉大成就
2007 年 12 月 3 日
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
【明報專訊】最近在西方有無神論的熱潮，不少學者和作家對宗教口誅筆伐，如牛津大學的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06年出版的《上帝的幻象》（God Delusion），和最近美國作家希珍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上帝並不偉大——為何宗教毒害了所有事物》（God is Not Great: Why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都是暢銷書。類似的無神論作者還有Sam Harris、Daniel Dennett等。
他們不單認為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更批評宗教是邪惡和有害的。例如道金斯在06年1月為英國的電視台（Channel 4）主持了兩集節目，叫《萬惡之源》（The Root of All Evil），全面攻擊宗教。
宗教是邪惡和有害的？
本文無意說宗教都是好的。正正因為宗教的定義含糊，現象也非常多元和複雜，實在難以一概而論，任何一刀切地說宗教是好或是壞的斷言都難以成立。然而一些文化人往往提倡「宗教都是有害的」角色定型（例如特別喜愛談中世紀的黑暗），所以我想透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廢除黑奴的奮鬥故事，展現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的複雜性。
近期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就是他的故事，很可惜，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當時因為英國政治家認為黑奴販賣對經濟和海軍都有利，於是在非洲西岸建立要塞，積極推動這種「貿易」。18世紀初期，英國奴隸販子每年運送數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是歐洲之冠。這可是賺大錢的生意，例如利物浦的販子，在1783到1793年間，把超過30萬黑奴送到西印度群島，可賣到1500萬英鎊，他們則淨賺30%！
威伯福斯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英國人認定這是必要的制度，相信廢除此制度會導致經濟崩潰。而威伯福斯的堅定對手包括強大的商業團體、殖民地勢力和很多上流社會成員（包括皇室），在政治建制派內反對勢力更像牢不可破。至於文化方面，幾乎所以人都接受奴隸制度，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奴隸交易是邪惡的。我們現時的一些人權理念，在當時只是一些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並不是公眾的共識，一些統治階層和政治精英對此更嗤之以鼻。更不要忘記那時發生了震驚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其後的恐怖時期，還有奴隸的暴動和起義，都使他的政治努力困難重重。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威伯福斯在1787年開始在英國國會爭取禁止販賣黑奴，這就像有人要憑一己之力去推倒大山。他為何這樣「愚蠢」呢？這是因為他在1784到1786年間經歷人生的巨大改變——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和皈依上帝。
信仰給了他新的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這樣說：
「在1785年，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上帝打開他的眼睛，讓他看到所有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Eric Metaxas, 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Monarch, 2007], p. xvi）
他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寫道：
「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
自1787年，他差不多每年都提出有關法案，但每次都失敗。然而他不屈不撓，經過20年的努力，最後在1807年2月23日成功（剛好200年前）：283對16票通過！威伯福斯喜極而泣，眾議員則站立為他歡呼，掌聲雷動。
然而這只是連場戰役的第一個回合，他後期還要致力執行法例，防止黑奴走私，還要面對龐大的國際販賣黑奴勢力，最後還要解放所有黑奴。這些都好像不可能的任務，但威伯福斯的持續努力使這些目標基本上都達成了。1833年7月26日，解放奴隸的法案通過二讀，3天後他與世長辭。
8月3日，威伯福斯下葬西敏寺，當天所有公營事業都休息，所有國會議員都出席他的葬禮。很多載着悼念民眾的馬車擠滿到西敏寺的路上，而附近的路旁站滿大量市民。1834年7月31日，80萬的奴隸重獲自由，這不單是英國或非洲歷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而威伯福斯的功勞實在難以估計。
有人曾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太徹底了！「假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有一個人排除萬難才找到醫治方法，這治療的成功是如此徹底，那疾病完全消失了，沒有人再因這疾病受苦——一兩代之後根本沒有人記起這疾病曾經存在。威伯福斯就好比這一個人。」
當時奴隸的存在就如出生、結婚和死亡一般理所當然，是不可能消滅的。然而當天人們所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今天的人們卻好像無可避免，這種改變就顯示了威伯福斯的成就。
威伯福斯所克服的不單是奴隸制度，更是那種令奴隸制度數千年來興盛不衰的心態，他達成的是人類意識的根本改變。
宗教在自由社會應擔任什麼角色
宗教在自由社會中應擔任什麼角色呢？這是一個很富爭議的課題，因着「宗教右派」的興起，一些自由主義者特別對基督教有戒心，認為宗教不應在公共領域中擔任重要角色。一旦宗教介入公共領域，只會帶來分化甚或「神權政治」（如布殊的當選）。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在這裏只想透過威伯福斯的例子，指出他最終訴諸的還是信仰和神聖的道德。他這樣說：
「有一個超越所有政治事物的原則。當我思想『不可殺人』的誡命，並深信它有神聖的權威時，我又如何有膽量用自己的理性與之對立呢？再者，當我們思想到永恆和所有人類行為未來的後果，此生又有什麼東西能令我們違背自己良心的原則，正義的原則，以及宗教和上帝的律法呢？」
按當時的公共理性，威伯福斯所爭取的是不切實際的，亞秉頓伯爵（Earl of Abingdon）回應威伯福斯時說：
「人道只是一個私人感覺，而不是我們可用作行動基礎的公共原則。」
墨爾本爵士（Lord Melbourne）也說：
「當我們容許宗教侵入公共生活時，事情便演變成相當大的困局。」
假若威伯福斯聽了這勸告，我們今天的世界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固然不可不察宗教對政治的潛在危害，但威伯福斯的具體歷史例子告訴我們，宗教也可以是促進自由精神的巨大推動力。對公共宗教的一刀切禁制令，只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倒掉。當然，宗教信徒也應更多學習威伯福斯的榜樣，關顧窮人和弱小，和爭取公平與正義，畢竟西方傳來的人道和人權傳統，本來就和基督教信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
【明報專訊】最近在西方有無神論的熱潮，不少學者和作家對宗教口誅筆伐，如牛津大學的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06年出版的《上帝的幻象》（God Delusion），和最近美國作家希珍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上帝並不偉大——為何宗教毒害了所有事物》（God is Not Great: Why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都是暢銷書。類似的無神論作者還有Sam Harris、Daniel Dennett等。
他們不單認為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更批評宗教是邪惡和有害的。例如道金斯在06年1月為英國的電視台（Channel 4）主持了兩集節目，叫《萬惡之源》（The Root of All Evil），全面攻擊宗教。
宗教是邪惡和有害的？
本文無意說宗教都是好的。正正因為宗教的定義含糊，現象也非常多元和複雜，實在難以一概而論，任何一刀切地說宗教是好或是壞的斷言都難以成立。然而一些文化人往往提倡「宗教都是有害的」角色定型（例如特別喜愛談中世紀的黑暗），所以我想透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廢除黑奴的奮鬥故事，展現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的複雜性。
近期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就是他的故事，很可惜，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當時因為英國政治家認為黑奴販賣對經濟和海軍都有利，於是在非洲西岸建立要塞，積極推動這種「貿易」。18世紀初期，英國奴隸販子每年運送數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是歐洲之冠。這可是賺大錢的生意，例如利物浦的販子，在1783到1793年間，把超過30萬黑奴送到西印度群島，可賣到1500萬英鎊，他們則淨賺30%！
威伯福斯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英國人認定這是必要的制度，相信廢除此制度會導致經濟崩潰。而威伯福斯的堅定對手包括強大的商業團體、殖民地勢力和很多上流社會成員（包括皇室），在政治建制派內反對勢力更像牢不可破。至於文化方面，幾乎所以人都接受奴隸制度，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奴隸交易是邪惡的。我們現時的一些人權理念，在當時只是一些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並不是公眾的共識，一些統治階層和政治精英對此更嗤之以鼻。更不要忘記那時發生了震驚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其後的恐怖時期，還有奴隸的暴動和起義，都使他的政治努力困難重重。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威伯福斯在1787年開始在英國國會爭取禁止販賣黑奴，這就像有人要憑一己之力去推倒大山。他為何這樣「愚蠢」呢？這是因為他在1784到1786年間經歷人生的巨大改變——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和皈依上帝。
信仰給了他新的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這樣說：
「在1785年，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上帝打開他的眼睛，讓他看到所有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Eric Metaxas, 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Monarch, 2007], p. xvi）
他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寫道：
「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
自1787年，他差不多每年都提出有關法案，但每次都失敗。然而他不屈不撓，經過20年的努力，最後在1807年2月23日成功（剛好200年前）：283對16票通過！威伯福斯喜極而泣，眾議員則站立為他歡呼，掌聲雷動。
然而這只是連場戰役的第一個回合，他後期還要致力執行法例，防止黑奴走私，還要面對龐大的國際販賣黑奴勢力，最後還要解放所有黑奴。這些都好像不可能的任務，但威伯福斯的持續努力使這些目標基本上都達成了。1833年7月26日，解放奴隸的法案通過二讀，3天後他與世長辭。
8月3日，威伯福斯下葬西敏寺，當天所有公營事業都休息，所有國會議員都出席他的葬禮。很多載着悼念民眾的馬車擠滿到西敏寺的路上，而附近的路旁站滿大量市民。1834年7月31日，80萬的奴隸重獲自由，這不單是英國或非洲歷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而威伯福斯的功勞實在難以估計。
有人曾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太徹底了！「假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有一個人排除萬難才找到醫治方法，這治療的成功是如此徹底，那疾病完全消失了，沒有人再因這疾病受苦——一兩代之後根本沒有人記起這疾病曾經存在。威伯福斯就好比這一個人。」
當時奴隸的存在就如出生、結婚和死亡一般理所當然，是不可能消滅的。然而當天人們所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今天的人們卻好像無可避免，這種改變就顯示了威伯福斯的成就。
威伯福斯所克服的不單是奴隸制度，更是那種令奴隸制度數千年來興盛不衰的心態，他達成的是人類意識的根本改變。
宗教在自由社會應擔任什麼角色
宗教在自由社會中應擔任什麼角色呢？這是一個很富爭議的課題，因着「宗教右派」的興起，一些自由主義者特別對基督教有戒心，認為宗教不應在公共領域中擔任重要角色。一旦宗教介入公共領域，只會帶來分化甚或「神權政治」（如布殊的當選）。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在這裏只想透過威伯福斯的例子，指出他最終訴諸的還是信仰和神聖的道德。他這樣說：
「有一個超越所有政治事物的原則。當我思想『不可殺人』的誡命，並深信它有神聖的權威時，我又如何有膽量用自己的理性與之對立呢？再者，當我們思想到永恆和所有人類行為未來的後果，此生又有什麼東西能令我們違背自己良心的原則，正義的原則，以及宗教和上帝的律法呢？」
按當時的公共理性，威伯福斯所爭取的是不切實際的，亞秉頓伯爵（Earl of Abingdon）回應威伯福斯時說：
「人道只是一個私人感覺，而不是我們可用作行動基礎的公共原則。」
墨爾本爵士（Lord Melbourne）也說：
「當我們容許宗教侵入公共生活時，事情便演變成相當大的困局。」
假若威伯福斯聽了這勸告，我們今天的世界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固然不可不察宗教對政治的潛在危害，但威伯福斯的具體歷史例子告訴我們，宗教也可以是促進自由精神的巨大推動力。對公共宗教的一刀切禁制令，只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倒掉。當然，宗教信徒也應更多學習威伯福斯的榜樣，關顧窮人和弱小，和爭取公平與正義，畢竟西方傳來的人道和人權傳統，本來就和基督教信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2007年12月2日 星期日
陳雲 - 空白非白
2007年12月2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這種政制設計之下，投票還有什麼意義？土共挾北京的勢力，在香港發展類似黨委的系統，要成為港府的衛士、爪牙與幹部培養所，民主派還有什麼前途？北京要制度大致保障會選出自己心儀的人，才會放開箝制，欽賜特首普選，粉飾太平。普選既然注定選出北京的政治代言人，港人投票只會加強北京代言人的政治合法性，那投票豈非是為虎作倀，自投羅網？每當問自己這些問題，頭腦便會空白一片。面對選舉的通知書，即使用政治現實主義的態度，珍惜每次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進了投票站，面對空白的選票，心中也有這個問題，勉強選一個好人，還是留白，投下抗議一票？
民主制度 國家傾向
不出來投票，是不屑，是犬儒，是逃避，是閉門靜思，是韜光養晦，是無政府主義，態度曖昧得很。然而，到票站投下白票，是明白的抗議票。我不歸邊，不滿意這個制度，但我仍是掌握住自己的公民權利。投白票過了某個比率，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票，足以引發一場憲政危機。年初的香港特首選舉，白票講法一出現，就令北京大為緊張，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就於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發話，提示選舉委員不應投白票；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也同時放言，謂投白票者或會被揭穿身分。港府隨即強調本港的所謂《選舉條例》，確保投票保密。
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制度之下，把握投票的機會，表達意願是重要，市民的政治啟蒙，加強政治知識，更是重要。民主制度保證選出某類執政模式，貫徹某類統治方針，甚至選出某些政治家族人物，確實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常態。中共的想法，也不是全錯，香港特區的確是要代表北京中央的利益，他們只是錯在自己的身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不是憲政共和之國，中共提出的香港民主制度之構思，缺乏道統(合法性)，港人不服氣。
憲政 共和 民主
政治啟蒙這工作，孫中山先生戎馬一生，事業並不成功，至今仍須努力。民眾有了政治啟蒙，有了民主的制度素養，即使受困於橫逆政局，將來仍有出頭的一日。政治知識不足，制度裝備不夠，即使開放黨禁，容許普選，也是一塌糊塗。憲政、共和與民主，是互相緊扣的三環。憲政是本，共和是用，民主是表。簡單來說，某地的人民按照普世人權與民族的政治傳統而制定憲法，並以司法獨立、軍隊國有及黨政分家等原則推行憲法，謂之憲政。憲政保證了共和，共和是各黨派有相當的執政共識，顧及國家的共同利益與民眾的道德要求，即使政黨輪替，也維持一定的政策穩定與政治道義，例如不挪用司法勢力對付落台的政黨，不動用特務系統對付政治異己，不修改法例妨礙反對黨之勢力集結，要是執政黨膽敢造次，為憲法精神所不容，人民會提請憲法法庭(或類似的機構)審理，撥亂反正。每次憲法法庭或類似機構的審判，會引致憲法修訂，或者執法守則之制定，再次確立共和。最後就是表面的投票制度，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委託選舉團間接選舉、多議席聯票制、單議席單票制、保護少數黨或少數州縣的議席的比例代表制或國會委任等，依照某國或某地民眾普遍接受的政治經濟學(民眾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結構或文化傳統而定。
有了憲政、共和，就談得上民主制度設計，談預設候選人。於是才有一黨長期執政(如日本)，兩黨輪替(如英國、美國)，多黨輪替或聯合執政(如歐陸國家)，也有專門培育政治領袖的大學和家族。家無恆產的候選人無法在美國參選總統，卻可以在德國及北歐國家參選總理，但這些都是憲政共和國家。民主大有國情之別，共和略有國情之別，但憲政絕無國情之別。
民主是現代進行式
葉劉淑儀喜歡拿德國的希特勒來諷刺民主。德國是我的精神故鄉，對葉太的諷刺，我心有戚戚然。希特勒能夠以獨裁者的身分執政，是因為德國當時的民主缺乏憲政與共和的保障，威瑪共和時期訂立的憲法大有紕漏。當選的總統興登堡可以自行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謀算掌握總理的《授權法》，該法規定總理可以不通過議會自行制訂規章以代替法律，可是授權法需要國會三分二的多數議員通過才能生效。於是希特勒利用國會縱火案(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誣衊是德國共產黨所為，總理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興登堡總統受到唆擺，隨即簽發「國家及人民保護令」，廢止公民自由權。共產黨被裁定為暴亂組織，被迫退出國會。納粹黨掌握議會多數議席，通過執行《授權法》，總理希特勒便下令取締一切非納粹的政黨，達致一黨獨大，然後發動選舉機器，選舉自己為領袖。希特勒是德國憲政崩潰之後掌權的獨裁者，他不是民主制度出來的，他的納粹黨也毫無共和之風。
經歷納粹的慘痛教訓，戰後德國厲行憲政，制定堪為世範的憲法《基本法》(Grundgesetz)，設立憲法法庭，審理憲法爭議，並且用聯邦制度來保障地方自治，用比例代表制保障少數黨(工黨、共產黨、綠黨等)，並採用總理制，總統只是國家的禮儀象徵，由國會委任德高望重的貴族或賢人出任，平衡民主政治的庸俗風氣，至於外交部長，一般由反對黨的代表出任，以示尊重跨黨派的共和精神。
香港雖然有不錯的法治制度與公民社會，但憲政基礎薄弱，毫無政治共和，在香港實踐民主，不能只是期望普選到來，而必須在各方面做準備。有了普選特首，只是啟動各種制度建設的起步，絕不表示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修成正果，更何況各國的民主制度都在不斷的修補與驗證之中，共和精神在不斷磋商之中，與資本主義等現代典章制度一樣，都是不可預先設定其完成狀態的。以為民主可以一蹴即至，是政治幼稚病。
珍惜香港的政治特權
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的憲法詮釋權，牢牢掌握在人大的手上，剝奪憲法的一切剩餘權力和詮釋空間，不容許港人透過憲法的剩餘權力來活動，達到詮釋憲政的作用，締結共和精神。至於其他憲政精神，例如政府不得親疏有別，偏袒某政黨，向之放水通融，港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只能遵命行事。至於跨政黨的共和精神，民建聯與民主派有敵我之分，無共和之德。至於民主制度，香港的立法會的提案權力有限，功能議席及分組點票保證資產階級專政，民選議席則用比例代表制，令民主派不能成為多數黨。
在這種情勢之下，投票還是要去的。不去，連改進的機會都放棄了。我一貫強調，香港的生存公式，是以政治特權交換經濟特權。民主關乎香港人的尊嚴，也關乎香港人的飯碗。關注政治，積極投票，是港人在政治上自保的護身之法，也是掌握政治特權以交換經濟特權的養生大法。在中共統治之下，政治自保是經濟自保的前提，沒有「七一大遊行」，香港會享有今日的經濟優惠政策嗎？至於全面的民主，還真的要等待內地慢慢改變，急不來，也不必急，因為內地一旦憲政共和，香港的特權定位就完結了。
2007年12月1日 星期六
Vic - 「規範」是「全面控制」的代名詞(舊文轉貼)
2006年9月19日
新華社9月10日發佈《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規定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須經新華社批准，並由新華社指定的機構代理，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開拓新聞用戶。《辦法》適用港澳台媒體，即時生效。
這是繼6月底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擬禁止媒體擅自報道諸如天災人禍等重大新聞後，中國政府收緊媒體控制的又一新猶。《突發事件應對法》並未觸發海外激烈的反對聲浪，新的《辦法》因為直接損及外國媒體公司的利益，歐盟已提出抗議。這一次外國的反對力量會有多大，能否給張牙舞爪、醜陋不堪的新華社當頭一棒，將視乎外國媒體業以及政府是否有決心與中國政府打一場「資訊貿易戰」。
在當今全球化資訊年代，新聞本身是一項重要的商品。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際間對中國相關的新聞，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方面，需求與日俱增。眾多國際媒體雖然面臨裁員縮編以撙節支出的壓力，仍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加強中國相關報道的深度與廣度，以求滿足客戶的需求。國際主要財經媒體如彭博及路透，亦大力開拓中國財經資訊市場。《辦法》禁止外國媒體直接發展新聞用戶，若嚴格執行，外國媒體根本無法在中國正常做生意。為保護自身的合理權益，國際媒體業應團結起來，努力遊說己國政府，務求在此事上對中國政府施加最大的壓力。
《辦法》除了直接干預外國媒體在中國的正常業務發展，還列出了犯禁新聞的清單，指明新華社有權審查並刪除違禁新聞。一如中共的陋習，規定寫得籠統含糊（見《辦法》第十一條），比如不得發佈以下訊息：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國家榮譽、利益的；
*危害社會公德或者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
以北京的執法記錄觀之，以上規定基本上可讓掌權者視乎需要，隨意解釋。外國媒體以國際標準處理新聞，是隨時會觸犯惡法的。即使有意要配合當局，為求賺錢卑躬屈膝，厲行自我審查，以中國法網之寬、執法之粗暴隨意以及「上意」之不可預測，媒體在中國陷入法網仍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
而且，問題是，為求安穩賺錢，把新聞做到像新華社一樣，這種「資訊」，還有新聞價值嗎？還有市場價值嗎？
在《辦法》受到海外批評後，新華社強調，類似規定早已存在，新的《辦法》並沒有改變什麼。這話可圈可點。
如果新華社說的不全然是扯淡，那麼，《辦法》基本上是唬人的，至少在內容審查上是這樣，因為目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出外電報道，中國政府基本上是不管內容的。你能想像路透、道瓊、美聯社這些通訊社，其英文的報道，必須經過新華社的審查合格才能發出嗎？這些通訊社如果接受這種屈辱，國際讀者還會信賴他們所發的新聞嗎？
至於中文新聞，那就不一樣了。基本上，中共是否有意在政治上走向開明開放，中國境內對中文新聞控制的鬆緊程度是一個關鍵的指標。從近年的種種動作看來，中共根本無意在政治上走向開放。中國政府對中文新聞在境內的傳播，只有抓緊沒有放鬆。外國財經媒體為求開拓中國市場，推出中文即時新聞服務，在新華社的監管之下，根本不能打正「新聞」的名號，只能以諸如「經濟信息」之類的名稱推出，禁止提供政治及社會新聞。這些媒體的中國客戶，在「經濟信息」之外還看到一些未經官方審查的中文政治新聞，正是中國政府難以容忍的「違法」經營。
《辦法》延續中共全面控制媒體的傳統，在內容審查上其實並無新意，其惡劣處在於意圖壟斷外國媒體在中國發佈新聞的管道，藉此嚴密控制外電新聞的傳播範圍，避免太多的中國人民可以藉外電突破政府對新聞的壟斷。一個無所不用其極戕害國民資訊自由的政府，其本質必定是邪惡的。在這一點上，中共政權數十年如一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辦法》一大可議之處，是新華社的角色問題。據台灣蘋果日報報道，有意在中國拓展業務的外國通訊社批評，「新華社這項新規定，擺明了他們要壟斷市場，做無本生意。」在文明社會，凡公共事務，迴避利益衝突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貪污基本上就是此原則未能落實的結果。中國在這方面，無疑是極其落後的。新華社本身有很多以賺錢為目的的業務，與外國通訊社——特別是財經資訊巨頭如彭博及路透——存在市場競爭關係，卻可以堂而皇之制定《辦法》監管競爭對手，手操對同業的生殺大權，這種事，也真虧中國政府做得出來。
中共先前提出《突發事件應對法》，聲稱是為了「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現在發佈《辦法》，則聲稱是「為了規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和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新聞信息，促進新聞信息健康、有序傳播」。在中國，「規範」已淪為「全面控制」的代名詞。
新華社9月10日發佈《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規定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須經新華社批准，並由新華社指定的機構代理，外國通訊社不得在中國境內直接開拓新聞用戶。《辦法》適用港澳台媒體，即時生效。
這是繼6月底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擬禁止媒體擅自報道諸如天災人禍等重大新聞後，中國政府收緊媒體控制的又一新猶。《突發事件應對法》並未觸發海外激烈的反對聲浪，新的《辦法》因為直接損及外國媒體公司的利益，歐盟已提出抗議。這一次外國的反對力量會有多大，能否給張牙舞爪、醜陋不堪的新華社當頭一棒，將視乎外國媒體業以及政府是否有決心與中國政府打一場「資訊貿易戰」。
在當今全球化資訊年代，新聞本身是一項重要的商品。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際間對中國相關的新聞，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方面，需求與日俱增。眾多國際媒體雖然面臨裁員縮編以撙節支出的壓力，仍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加強中國相關報道的深度與廣度，以求滿足客戶的需求。國際主要財經媒體如彭博及路透，亦大力開拓中國財經資訊市場。《辦法》禁止外國媒體直接發展新聞用戶，若嚴格執行，外國媒體根本無法在中國正常做生意。為保護自身的合理權益，國際媒體業應團結起來，努力遊說己國政府，務求在此事上對中國政府施加最大的壓力。
《辦法》除了直接干預外國媒體在中國的正常業務發展，還列出了犯禁新聞的清單，指明新華社有權審查並刪除違禁新聞。一如中共的陋習，規定寫得籠統含糊（見《辦法》第十一條），比如不得發佈以下訊息：
*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國家榮譽、利益的；
*危害社會公德或者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
以北京的執法記錄觀之，以上規定基本上可讓掌權者視乎需要，隨意解釋。外國媒體以國際標準處理新聞，是隨時會觸犯惡法的。即使有意要配合當局，為求賺錢卑躬屈膝，厲行自我審查，以中國法網之寬、執法之粗暴隨意以及「上意」之不可預測，媒體在中國陷入法網仍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
而且，問題是，為求安穩賺錢，把新聞做到像新華社一樣，這種「資訊」，還有新聞價值嗎？還有市場價值嗎？
在《辦法》受到海外批評後，新華社強調，類似規定早已存在，新的《辦法》並沒有改變什麼。這話可圈可點。
如果新華社說的不全然是扯淡，那麼，《辦法》基本上是唬人的，至少在內容審查上是這樣，因為目前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出外電報道，中國政府基本上是不管內容的。你能想像路透、道瓊、美聯社這些通訊社，其英文的報道，必須經過新華社的審查合格才能發出嗎？這些通訊社如果接受這種屈辱，國際讀者還會信賴他們所發的新聞嗎？
至於中文新聞，那就不一樣了。基本上，中共是否有意在政治上走向開明開放，中國境內對中文新聞控制的鬆緊程度是一個關鍵的指標。從近年的種種動作看來，中共根本無意在政治上走向開放。中國政府對中文新聞在境內的傳播，只有抓緊沒有放鬆。外國財經媒體為求開拓中國市場，推出中文即時新聞服務，在新華社的監管之下，根本不能打正「新聞」的名號，只能以諸如「經濟信息」之類的名稱推出，禁止提供政治及社會新聞。這些媒體的中國客戶，在「經濟信息」之外還看到一些未經官方審查的中文政治新聞，正是中國政府難以容忍的「違法」經營。
《辦法》延續中共全面控制媒體的傳統，在內容審查上其實並無新意，其惡劣處在於意圖壟斷外國媒體在中國發佈新聞的管道，藉此嚴密控制外電新聞的傳播範圍，避免太多的中國人民可以藉外電突破政府對新聞的壟斷。一個無所不用其極戕害國民資訊自由的政府，其本質必定是邪惡的。在這一點上，中共政權數十年如一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辦法》一大可議之處，是新華社的角色問題。據台灣蘋果日報報道，有意在中國拓展業務的外國通訊社批評，「新華社這項新規定，擺明了他們要壟斷市場，做無本生意。」在文明社會，凡公共事務，迴避利益衝突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貪污基本上就是此原則未能落實的結果。中國在這方面，無疑是極其落後的。新華社本身有很多以賺錢為目的的業務，與外國通訊社——特別是財經資訊巨頭如彭博及路透——存在市場競爭關係，卻可以堂而皇之制定《辦法》監管競爭對手，手操對同業的生殺大權，這種事，也真虧中國政府做得出來。
中共先前提出《突發事件應對法》，聲稱是為了「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現在發佈《辦法》，則聲稱是「為了規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和國內用戶訂用外國通訊社新聞信息，促進新聞信息健康、有序傳播」。在中國，「規範」已淪為「全面控制」的代名詞。
Vic - 中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舊文轉貼)
2006年7月7日
日前同事提及中國正在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因為事先未聞相關報道，一時反應不過來：「未經政府同意不得報道突發事件，不會吧？」
其實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偉大的中國政府，共產黨的法西斯本質，有什麼做不出來？跟以往不同的是，中國政府現在「進步」了，「科學」了，講究依法治國，所以，為了統治方便，為了鎮壓方便，事先把惡法立好，也算是對異見者盡了事先告知的道義，將來施展鐵腕，不但可以振振有詞是維護法制，還可以損一句「不是沒有警告過你！」
Get real，man！這就是中國的法制精神，他們是不懂什麼叫做法治(the rule of law)的。
前陣子，公司高層訪台，請大家到pub happy hours，談及中國新聞管制問題。我放言高論，稱公司應當聯同其他大型通訊社，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為自己爭取在中國大陸以中文報道新聞的自由。高層稱，要真正見效，恐怕非勞動西方各國政府出面不可。
想想，我實在naive。雖然說西方通訊社基本上已爭取到頗大的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官方不理會英文的報道，但要爭取用中文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那可是動搖共產黨政權根基的事啊。期望牟利的西方媒體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來推動此事，實在有點不切實際。
董建華在香港欲強行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擬禁止媒體在未獲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源自官方的資訊，雖然不及中國當前審議的惡法嚴苛，即足已激發一般而言並不熱衷政治的香港人強烈反彈，50萬人於2003年7月1日冒著艷陽上街遊行，迫得惡法流產。
現今，中國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正審議這條惡毒百倍的苛法，如無意外，勢將原封不動通過。期望中國出現激烈的反惡法抗爭，目前是不現實的。「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茫茫神州，熙來攘往，無不為利，對於本來就不存在的新聞自由，再被進一步剝削，大概也感覺不到多少痛楚吧。
其實，中國的有心人當然還沒死光，在媒體中，亦有一群力圖在閉塞的言論環境下開啟一扇明窗的人。這些人是稀有品種，是社會文明進步希望之所寄，可惜，偉大的中國政府，再說一次，偉大的、光明的、永遠英明神武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卻視之為寇讎，滅之而後快。
看著偉大的祖國「形勢一片大好」，看著資金源源湧往「世界工廠」，看著「中國熱」一波高於一波，看著很多同胞感覺越來越良好，在這高溫37.4℃的炎熱台北，咋聞祖國為了「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而欲立新法，感覺一陣無奈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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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 - 防火 防盜 防記者
2006 年 7 月 7 日
【明報專訊】胡溫政府標榜依法治國，但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顯然是一條惡法，箝制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知情權。
法例規定：傳媒不能擅自發布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四類突發新聞，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後果者可被處罰。惡法一旦通過，像礦難天災、維權紛爭、松花江污染、沙士或禽流感等新聞，未經政府批准，不符官方口徑，隨時牴觸惡法。
國務院的汪永清說，法例是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不是針對媒體。但信息若不利於政府的應急佈置工作，則可豁免發布。法例的漏洞不言而喻，媒體自行發布新聞，由地方政府判決和處分；但地方政府拒發新聞，則有法例豁免權，媒體無從監察，人民也蒙在鼓裡。
憲法保障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法例剝奪傳媒報道新聞的主動權，出版自由何在？汪永清說，規定適用於境外記者，當然也包括香港記者，當他們到國內採訪天災人禍時，新聞超前於政府公布，內容超越於官方的尺度，就觸犯法例，言論自由何在？
法例傷害了媒體，更禍害了人民。《冰點》在沙士期間，有報道揭發政府命令醫護人員，做假病歷瞞騙世衛，「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着沙士病人滿街亂竄」，逃避世衛的視察。法例一旦通過，《冰點》報道已墮法網，但犯法事小，人命事大，人民不知沙士病情，毫無防護，集體感染，全球擴散，責任誰屬﹖是隱瞞病情的政府，還是有口難言的傳媒﹖新聞封鎖和統一發布的禍害，禍及人民，也禍延人類。
政府壓制傳媒，古已有之。袁世凱對傳媒極度厭惡，曾制定任意解釋、隨意入罪的《報紙條例》，禁止傳媒刊登「淆亂政體和妨害治安」的新聞，引來報界強烈反抗，直至袁世凱病逝，惡法才壽終正寢。蔣介石抗戰時，曾設立新聞審查制度，當時共產黨《新華日報》的郭沫若，發起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得到全國媒體響應，所有新聞拒絕送審，視蔣介石如無物，迫使國民黨公布《廢止出版制度檢查辦法》，寫下中國新聞史最光輝的一頁。
歷史不斷重複，袁世凱要箝制輿論，蔣介石要審查新聞，但當前中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比袁世凱和蔣介石更徹底，直接由政府統一發放消息，傳媒不能亂說亂動，中國彷彿回到封建時代，連軍閥和民國也不如。
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曾報道南方一條鄉村，村委會在牆上寫着一句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防火防盜，是為了生命財產的安全；防記者，是防止人民知情權，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突發事件應對法》出台的動機，與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口號異曲同工，與袁世凱和蔣介石遙相呼應。
日前同事提及中國正在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我因為事先未聞相關報道，一時反應不過來：「未經政府同意不得報道突發事件，不會吧？」
其實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偉大的中國政府，共產黨的法西斯本質，有什麼做不出來？跟以往不同的是，中國政府現在「進步」了，「科學」了，講究依法治國，所以，為了統治方便，為了鎮壓方便，事先把惡法立好，也算是對異見者盡了事先告知的道義，將來施展鐵腕，不但可以振振有詞是維護法制，還可以損一句「不是沒有警告過你！」
Get real，man！這就是中國的法制精神，他們是不懂什麼叫做法治(the rule of law)的。
前陣子，公司高層訪台，請大家到pub happy hours，談及中國新聞管制問題。我放言高論，稱公司應當聯同其他大型通訊社，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為自己爭取在中國大陸以中文報道新聞的自由。高層稱，要真正見效，恐怕非勞動西方各國政府出面不可。
想想，我實在naive。雖然說西方通訊社基本上已爭取到頗大的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官方不理會英文的報道，但要爭取用中文在中國報道新聞的自由，那可是動搖共產黨政權根基的事啊。期望牟利的西方媒體make some concerted efforts來推動此事，實在有點不切實際。
董建華在香港欲強行立所謂的國家安全法，擬禁止媒體在未獲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披露源自官方的資訊，雖然不及中國當前審議的惡法嚴苛，即足已激發一般而言並不熱衷政治的香港人強烈反彈，50萬人於2003年7月1日冒著艷陽上街遊行，迫得惡法流產。
現今，中國的橡皮圖章立法機構正審議這條惡毒百倍的苛法，如無意外，勢將原封不動通過。期望中國出現激烈的反惡法抗爭，目前是不現實的。「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茫茫神州，熙來攘往，無不為利，對於本來就不存在的新聞自由，再被進一步剝削，大概也感覺不到多少痛楚吧。
其實，中國的有心人當然還沒死光，在媒體中，亦有一群力圖在閉塞的言論環境下開啟一扇明窗的人。這些人是稀有品種，是社會文明進步希望之所寄，可惜，偉大的中國政府，再說一次，偉大的、光明的、永遠英明神武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卻視之為寇讎，滅之而後快。
看著偉大的祖國「形勢一片大好」，看著資金源源湧往「世界工廠」，看著「中國熱」一波高於一波，看著很多同胞感覺越來越良好，在這高溫37.4℃的炎熱台北，咋聞祖國為了「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而欲立新法，感覺一陣無奈的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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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 - 防火 防盜 防記者
2006 年 7 月 7 日
【明報專訊】胡溫政府標榜依法治國，但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顯然是一條惡法，箝制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知情權。
法例規定：傳媒不能擅自發布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四類突發新聞，情節嚴重或造成嚴重後果者可被處罰。惡法一旦通過，像礦難天災、維權紛爭、松花江污染、沙士或禽流感等新聞，未經政府批准，不符官方口徑，隨時牴觸惡法。
國務院的汪永清說，法例是規範政府及時發布信息，不是針對媒體。但信息若不利於政府的應急佈置工作，則可豁免發布。法例的漏洞不言而喻，媒體自行發布新聞，由地方政府判決和處分；但地方政府拒發新聞，則有法例豁免權，媒體無從監察，人民也蒙在鼓裡。
憲法保障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法例剝奪傳媒報道新聞的主動權，出版自由何在？汪永清說，規定適用於境外記者，當然也包括香港記者，當他們到國內採訪天災人禍時，新聞超前於政府公布，內容超越於官方的尺度，就觸犯法例，言論自由何在？
法例傷害了媒體，更禍害了人民。《冰點》在沙士期間，有報道揭發政府命令醫護人員，做假病歷瞞騙世衛，「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着沙士病人滿街亂竄」，逃避世衛的視察。法例一旦通過，《冰點》報道已墮法網，但犯法事小，人命事大，人民不知沙士病情，毫無防護，集體感染，全球擴散，責任誰屬﹖是隱瞞病情的政府，還是有口難言的傳媒﹖新聞封鎖和統一發布的禍害，禍及人民，也禍延人類。
政府壓制傳媒，古已有之。袁世凱對傳媒極度厭惡，曾制定任意解釋、隨意入罪的《報紙條例》，禁止傳媒刊登「淆亂政體和妨害治安」的新聞，引來報界強烈反抗，直至袁世凱病逝，惡法才壽終正寢。蔣介石抗戰時，曾設立新聞審查制度，當時共產黨《新華日報》的郭沫若，發起轟轟烈烈的「拒檢運動」，得到全國媒體響應，所有新聞拒絕送審，視蔣介石如無物，迫使國民黨公布《廢止出版制度檢查辦法》，寫下中國新聞史最光輝的一頁。
歷史不斷重複，袁世凱要箝制輿論，蔣介石要審查新聞，但當前中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比袁世凱和蔣介石更徹底，直接由政府統一發放消息，傳媒不能亂說亂動，中國彷彿回到封建時代，連軍閥和民國也不如。
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曾報道南方一條鄉村，村委會在牆上寫着一句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防火防盜，是為了生命財產的安全；防記者，是防止人民知情權，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突發事件應對法》出台的動機，與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口號異曲同工，與袁世凱和蔣介石遙相呼應。
Vic - 尋找林昭靈魂的胡杰先生(舊文轉貼)
2006年4月28日
托朋友的福，離開北京之前，看了胡杰先生花了數年時間拍成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相當的震撼和感動。朋友還趁胡先生到北京拍片的機會，周末約了他吃午飯，將我也叫上了。
胡先生留著虬髯客般的鬍子，頭髮有些稀疏，將近五十歲的人，雖然不是很高大，但自有一番硬朗威武的氣派，講起話來卻是相當的溫和謙厚。
走往餐廳的路上，我明知故問：「林昭那片子，現在在國內還是被禁止發行吧？」胡杰說當然啦。我說：「這真荒謬啊，林昭這人本身都平反了，關於她的紀錄片，為什麼還不能發行？」胡稱：「咱們國家，一切都是假的啊！」
「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警察」
胡先生這一次到北京是拍一個有關文革的紀錄片，他說，事先聯繫好的人，有很多在北京實際見到了面，費盡唇舌還是不願接受訪問，感覺很失望。他慨嘆：「我們國家，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警察！」朋友回應說，連一百多年前有關義和團的事，國人都不能就事論事地反醒，才結束了三十年的文革，當事人不願回顧，也不足為奇了。
我問胡，當年辭掉新華社的工作去「尋找林昭的靈魂」，一尋就是幾年的時間，經濟上很困難吧？ 他說，那是當然的，即使他認識一些有條件提供贊助的商人，對方也因為怕受政治上的牽累，即使可以透過很曲折的方式提供贊助，也怕會被查出來而不敢贊助。他說：「咱們自己也不好意思連累別人。」
他笑說，有次見到一個工人，對方覺得他很可憐，連個工作都沒有，不知在幹些什麼。在中國，體制內的人不管是房屋、醫療及教育，都得到政府的照顧，是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自願脫離體制，去追求個人理想的。
胡先生說，當初在新華社，只要能夠受得住無所事事，是可以呆下去的，想做事的人則幾乎一定會出事。在他知道林昭這個人的故事後，要做一些事的衝動就讓他無法不脫離體制了。
「活得很有質感」
我又明知故問：「雖然很困難，但你完成這片子，一定很有滿足感吧？」胡杰說：「那當然啦。 拍完這片後，我覺得自己隨時可以死掉了。」他說，當他一個人看著自己拍回來的影像，體會著片中人的經歷，感覺是自己「活得很有質感」。
我不知道「活得很有質感」這句話確切該如何理解，但生活得有如沒有靈魂的活死人是怎麼一回事，我想自己是知道的。我佩服胡先生拋開安穩的生活去追求理想的勇氣，而且他的確是鍥而不捨地克服了重重困難，拍出了一部震撼國人心靈的片子。真會有一些事，會讓人一旦完成即有死而無憾之感的。
「連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怎麼請得了助手？」
我們談到張元勳寫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裡面提到反右前北大備受師生敬愛的馬寅初校長，一開口常常就是「兄弟我」，胡杰說，是啊，那是很彰顯人格的，現在的領導們，一開口就是黨和國家，完全沒有人格可言。
當天的午飯吃了約兩小時，只是數日的時間，我可以清楚記下來的談話已所剩不多。不過以下這段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因為感覺很意外。
朋友問胡先生，是否會繼續拍紀錄片下去，他說：「不知道。 拍片需要很好的體力與精神。我這一次在北京，有時顧著跟受訪者說話，以為自己已經開了機在拍，結果發現沒按到正確的按鈕，沒有拍下來！」
我的感覺就像是導演喊了「Camera」，演員完美演出，導演心滿意足喊「Cut！ Perfect！」然後攝影師說：「對不起，剛才按錯了鈕，沒拍下來！」這種事，真的會發生嗎？ 但是想想胡先生一個人「一腳踢」，什麼都要自己來，收集資料、聯繫、訪問與攝影，全部一個人完成，有時累起來，顧此失彼，也就不是不可想像了。
我說：「您累了，應該請一個助手。」胡笑說：「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怎麼請得了助手？」
我真想可以說，我來做你的助手。
＊ 有關林昭＊
原名彭令昭，北大著名才女，自稱「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早年極崇拜毛澤東，「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1968年被囚上海時遭秘密槍決，罪名是「反革命」、「不認罪，抗拒改造，態度十分惡劣」，終年三十六歲。在獄中以針及髮夾刺破手指，留下數十萬字的血書。
托朋友的福，離開北京之前，看了胡杰先生花了數年時間拍成的「尋找林昭的靈魂」，相當的震撼和感動。朋友還趁胡先生到北京拍片的機會，周末約了他吃午飯，將我也叫上了。
胡先生留著虬髯客般的鬍子，頭髮有些稀疏，將近五十歲的人，雖然不是很高大，但自有一番硬朗威武的氣派，講起話來卻是相當的溫和謙厚。
走往餐廳的路上，我明知故問：「林昭那片子，現在在國內還是被禁止發行吧？」胡杰說當然啦。我說：「這真荒謬啊，林昭這人本身都平反了，關於她的紀錄片，為什麼還不能發行？」胡稱：「咱們國家，一切都是假的啊！」
「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警察」
胡先生這一次到北京是拍一個有關文革的紀錄片，他說，事先聯繫好的人，有很多在北京實際見到了面，費盡唇舌還是不願接受訪問，感覺很失望。他慨嘆：「我們國家，每個人腦子裡都有一個警察！」朋友回應說，連一百多年前有關義和團的事，國人都不能就事論事地反醒，才結束了三十年的文革，當事人不願回顧，也不足為奇了。
我問胡，當年辭掉新華社的工作去「尋找林昭的靈魂」，一尋就是幾年的時間，經濟上很困難吧？ 他說，那是當然的，即使他認識一些有條件提供贊助的商人，對方也因為怕受政治上的牽累，即使可以透過很曲折的方式提供贊助，也怕會被查出來而不敢贊助。他說：「咱們自己也不好意思連累別人。」
他笑說，有次見到一個工人，對方覺得他很可憐，連個工作都沒有，不知在幹些什麼。在中國，體制內的人不管是房屋、醫療及教育，都得到政府的照顧，是很難想像一個人會自願脫離體制，去追求個人理想的。
胡先生說，當初在新華社，只要能夠受得住無所事事，是可以呆下去的，想做事的人則幾乎一定會出事。在他知道林昭這個人的故事後，要做一些事的衝動就讓他無法不脫離體制了。
「活得很有質感」
我又明知故問：「雖然很困難，但你完成這片子，一定很有滿足感吧？」胡杰說：「那當然啦。 拍完這片後，我覺得自己隨時可以死掉了。」他說，當他一個人看著自己拍回來的影像，體會著片中人的經歷，感覺是自己「活得很有質感」。
我不知道「活得很有質感」這句話確切該如何理解，但生活得有如沒有靈魂的活死人是怎麼一回事，我想自己是知道的。我佩服胡先生拋開安穩的生活去追求理想的勇氣，而且他的確是鍥而不捨地克服了重重困難，拍出了一部震撼國人心靈的片子。真會有一些事，會讓人一旦完成即有死而無憾之感的。
「連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怎麼請得了助手？」
我們談到張元勳寫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裡面提到反右前北大備受師生敬愛的馬寅初校長，一開口常常就是「兄弟我」，胡杰說，是啊，那是很彰顯人格的，現在的領導們，一開口就是黨和國家，完全沒有人格可言。
當天的午飯吃了約兩小時，只是數日的時間，我可以清楚記下來的談話已所剩不多。不過以下這段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因為感覺很意外。
朋友問胡先生，是否會繼續拍紀錄片下去，他說：「不知道。 拍片需要很好的體力與精神。我這一次在北京，有時顧著跟受訪者說話，以為自己已經開了機在拍，結果發現沒按到正確的按鈕，沒有拍下來！」
我的感覺就像是導演喊了「Camera」，演員完美演出，導演心滿意足喊「Cut！ Perfect！」然後攝影師說：「對不起，剛才按錯了鈕，沒拍下來！」這種事，真的會發生嗎？ 但是想想胡先生一個人「一腳踢」，什麼都要自己來，收集資料、聯繫、訪問與攝影，全部一個人完成，有時累起來，顧此失彼，也就不是不可想像了。
我說：「您累了，應該請一個助手。」胡笑說：「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怎麼請得了助手？」
我真想可以說，我來做你的助手。
＊ 有關林昭＊
原名彭令昭，北大著名才女，自稱「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早年極崇拜毛澤東，「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1968年被囚上海時遭秘密槍決，罪名是「反革命」、「不認罪，抗拒改造，態度十分惡劣」，終年三十六歲。在獄中以針及髮夾刺破手指，留下數十萬字的血書。
Vic – 有關尊重差異(Diversity)(舊文轉貼)
2006年7月31日
日前，公司派了一位培訓經理，到台北為同事們講解公司提倡的diversity觀念。這位英語流利(有少少新加坡腔)的女士，用了近40分鐘說明此一觀念，大意就是：性別、年齡、膚色、宗教、性傾向、教育程度以至個人經歷不同的同事，不應因其與人不同之處而遭排擠，不應受到不公平待遇；一個團隊，若由背景多元化的員工組成，會表現更為出色，更有利公司開拓新市場。講師強調，因為個人偏見而對同事不友善，公司是禁止的。(以上理解若有偏差，必定是本人不專心聽講所致。)
因為時間有限，有關diversity的種種，均未曾深入探討，更遑論以工作中實際會碰到的情況加以討論。講師提到的一個例子，對加深理解也無甚幫助：某次在香港，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在公司內某個場合發表意見，有一香港同事一臉不以為然的樣子，講師問其原因，答曰(大意)：就是不喜歡大陸人！
好不容易講師演講完畢，且沒有同事不識相提問題，我以為可以吃飯了(快一點了)，本地人事部經理上台補充說，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有以下各層次的對待方式：忍受-->理解-->認同-->慶祝(對不起，記不清，但大意如此)，我們應努力邁向更高層次云云。
如果年輕十歲，我還未踏入社會，有機會聽這樣一場講解，我很可能會非常感動：啊！在殘酷競爭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竟然有一家公司懷抱如此高遠的理想，其擁護人權、尊重人性的熱誠，簡直和(濫)人權主義者有得拚嘛！
對不起，不要誤會了，即使我覺得當天這一場簡報只是一場漂亮空洞的門面話(基於diversity原則，請尊重我的感覺)，一直以來，我還是覺得敝公司是一家相當正派的公司，基本上是很decent的。當天的簡報，我個人感覺不好，主要是覺得，講得太表面了，而且完全跟實際工作連不起來，高談闊論下來，感覺就是很假。
尊重差異要做到什麼程度？當員工的差異影響團隊表現，拖低產出的品質，是否必須優先尊重工作紀律，嚴格要求工作質素呢？這可是很實際的問題，不要以為是不說自明的。數年前，有一位個性活潑的同事加入台北公司，對於基本工作要求(準時上班及工作時謹慎小心)常常無法做到。這位同事認為，只要給她多一些的工作彈性，如採取責任制、不限定工作方式，她是可以做得不錯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情況，根本就無法給予她這種彈性。請問，是我們虧待了這位同事，沒有尊重她的差異(較為自由散漫)嗎？
所以，我的感覺是，如果脫離現實泛泛而談，講一些高遠的理想，真的很容易給人「何不食肉糜」的感覺——比如在北京對同事說，在新聞工作上不必自我審查。現實中做不到的事，往往不是因為不夠用心或不夠創意，而是根本上那就是村上春樹常說的「那也沒有辦法」的事。
我個人當然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彼此間的差異，「君子和而不同」，除了法西斯主義者(廣義的，泛指擁抱獨裁專制觀念的人)，沒有誰真正認為，應該把自己討厭的人消滅殆盡(或化為奴隸)。Diversity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健康的自然生態中，物種是很多元化的。
但是，回到關鍵問題，尊重差異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呢？我以前有時會想一個問題，如果民主觀念的關鍵是自由與寬容，那麼，我們對於反民主、意圖行獨裁專政的力量(比如共產黨)，是否也應該同樣寬容呢？如果這種力量強大到足以徹底顛覆民主體制，社會豈非可能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
在民主國家，共產黨可以作為一個政黨參政，爭取透過人民的授權當執政黨；但在專政國家(無論是共產、納粹還是法西斯)，權力被極少數人壟斷了，一切反對力量皆被視為「反動勢力」，必須撲殺於萌芽狀態。民主容得下反動勢力，但一旦反動勢力壟斷了權力，除了反動勢力，就什麼都容不下了。
所以，我覺得，所謂「尊重差異」，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解，實在是一個很危險的口號。除了動物本能，人還有天賦的理性，事情合不合理，只要不刻意去蒙蔽自己的理智與良知，大家心裡其實是很清楚的。在商業社會中競爭，高談太過高遠的理想，往往顯得矯作或虛偽，大家務實一點，合理地待人待己，取財有道，發財立品，不過分相互剝削，就已經很好了。
日前，公司派了一位培訓經理，到台北為同事們講解公司提倡的diversity觀念。這位英語流利(有少少新加坡腔)的女士，用了近40分鐘說明此一觀念，大意就是：性別、年齡、膚色、宗教、性傾向、教育程度以至個人經歷不同的同事，不應因其與人不同之處而遭排擠，不應受到不公平待遇；一個團隊，若由背景多元化的員工組成，會表現更為出色，更有利公司開拓新市場。講師強調，因為個人偏見而對同事不友善，公司是禁止的。(以上理解若有偏差，必定是本人不專心聽講所致。)
因為時間有限，有關diversity的種種，均未曾深入探討，更遑論以工作中實際會碰到的情況加以討論。講師提到的一個例子，對加深理解也無甚幫助：某次在香港，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在公司內某個場合發表意見，有一香港同事一臉不以為然的樣子，講師問其原因，答曰(大意)：就是不喜歡大陸人！
好不容易講師演講完畢，且沒有同事不識相提問題，我以為可以吃飯了(快一點了)，本地人事部經理上台補充說，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有以下各層次的對待方式：忍受-->理解-->認同-->慶祝(對不起，記不清，但大意如此)，我們應努力邁向更高層次云云。
如果年輕十歲，我還未踏入社會，有機會聽這樣一場講解，我很可能會非常感動：啊！在殘酷競爭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竟然有一家公司懷抱如此高遠的理想，其擁護人權、尊重人性的熱誠，簡直和(濫)人權主義者有得拚嘛！
對不起，不要誤會了，即使我覺得當天這一場簡報只是一場漂亮空洞的門面話(基於diversity原則，請尊重我的感覺)，一直以來，我還是覺得敝公司是一家相當正派的公司，基本上是很decent的。當天的簡報，我個人感覺不好，主要是覺得，講得太表面了，而且完全跟實際工作連不起來，高談闊論下來，感覺就是很假。
尊重差異要做到什麼程度？當員工的差異影響團隊表現，拖低產出的品質，是否必須優先尊重工作紀律，嚴格要求工作質素呢？這可是很實際的問題，不要以為是不說自明的。數年前，有一位個性活潑的同事加入台北公司，對於基本工作要求(準時上班及工作時謹慎小心)常常無法做到。這位同事認為，只要給她多一些的工作彈性，如採取責任制、不限定工作方式，她是可以做得不錯的。問題是，我們的工作情況，根本就無法給予她這種彈性。請問，是我們虧待了這位同事，沒有尊重她的差異(較為自由散漫)嗎？
所以，我的感覺是，如果脫離現實泛泛而談，講一些高遠的理想，真的很容易給人「何不食肉糜」的感覺——比如在北京對同事說，在新聞工作上不必自我審查。現實中做不到的事，往往不是因為不夠用心或不夠創意，而是根本上那就是村上春樹常說的「那也沒有辦法」的事。
我個人當然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彼此間的差異，「君子和而不同」，除了法西斯主義者(廣義的，泛指擁抱獨裁專制觀念的人)，沒有誰真正認為，應該把自己討厭的人消滅殆盡(或化為奴隸)。Diversity是很有意思的概念，健康的自然生態中，物種是很多元化的。
但是，回到關鍵問題，尊重差異應該做到什麼程度呢？我以前有時會想一個問題，如果民主觀念的關鍵是自由與寬容，那麼，我們對於反民主、意圖行獨裁專政的力量(比如共產黨)，是否也應該同樣寬容呢？如果這種力量強大到足以徹底顛覆民主體制，社會豈非可能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
在民主國家，共產黨可以作為一個政黨參政，爭取透過人民的授權當執政黨；但在專政國家(無論是共產、納粹還是法西斯)，權力被極少數人壟斷了，一切反對力量皆被視為「反動勢力」，必須撲殺於萌芽狀態。民主容得下反動勢力，但一旦反動勢力壟斷了權力，除了反動勢力，就什麼都容不下了。
所以，我覺得，所謂「尊重差異」，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解，實在是一個很危險的口號。除了動物本能，人還有天賦的理性，事情合不合理，只要不刻意去蒙蔽自己的理智與良知，大家心裡其實是很清楚的。在商業社會中競爭，高談太過高遠的理想，往往顯得矯作或虛偽，大家務實一點，合理地待人待己，取財有道，發財立品，不過分相互剝削，就已經很好了。
Vic - 快樂足球vs.功利足球(舊文轉貼)
2006年6月12日
「我認為我們踢得相當糟糕，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贏了。」
英格蘭在世界盃第一場靠著對手擺烏龍，一球打敗巴拉圭，英國球迷在德國熱烈慶祝，一位球迷對記者如是說。
最重要的就是賽果？真的嗎？
英國今年再一次在世人極高的期望中參加大賽，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歷史再次重演，不久我們又會再一次看到英格蘭鎩羽而歸。[後記：結果是八強止步，射十二碼輸給葡萄牙。2007年於歐洲國家盃最後一場外圍賽主場輸給克羅地亞，繼1994年世界盃後再一次無法入圍重大賽事。]
不要誤會，我其實是忠實的英格蘭球迷。看了英超那麼多年，最熟悉的就是英國球員，不捧英格蘭捧哪一隊呢？
我當然希望看到英格蘭有精彩表現，繼1966年後再次捧盃。
但是，如果英國隊以首場如此平庸沉悶的表現過關斬將，靠著運氣一再勝出比賽，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高興。
最重要的，不是賽果，而是sportsmanship啊！
Sportsmanship者，運動員的professionalism是也。
奈何，現今是專業式微，偽專業興盛的時代。專業者，技藝高明，珍惜行業聲譽，不曲學阿世，以專門之服務換取物質與尊重；偽專業者，技藝良莠不齊，私利重於一切，為達目的不惜扭橫折曲，指鹿為馬，以助人剝削為生。現今之會計師、核數師、律師、公關、政治說客、廣告業，以至攸關國家命脈之政治事業，多的是偽專業人士。
扯遠了。作為一個球迷，我只是想欣賞精彩悅目的高水平比賽，我期望那些周薪動輒數萬英鎊的球員，能踢出「身價波」，讓大家見識見識，世界一流的球藝是怎樣的。但是一場比賽下來，我們看到的，卻往往是90分鐘的比賽，命中球門的射門加起來寥寥可數，失誤連連，創意匱乏。
更令人失望的，就是那位英國球迷帶出來的「輸贏重於一切」的心態。
當球迷都只滿足於取勝，贏就好，不管比賽好不好看，足球比賽又剩下什麼？
還好，波係圓的。看著日本僥倖領先澳洲一球，差幾分鐘就再來一次「踢得不好，但贏球最重要」，澳洲人爭氣，球賽結束前數分鐘內連進三球，讓我重溫久違的看球興奮。
波係圓的，所以世事無絕對。而且，一場球賽90分鐘，不到最後一刻，誰曰穩贏？
足球，最重要的，真的不是輸贏。足球，應該是一場好玩的遊戲。踢的人放開包袱，好好享受比賽，不要太在意什麼國家民族的面子榮譽，則無論踢的還是看的，都會開心得多。
「我認為我們踢得相當糟糕，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贏了。」
英格蘭在世界盃第一場靠著對手擺烏龍，一球打敗巴拉圭，英國球迷在德國熱烈慶祝，一位球迷對記者如是說。
最重要的就是賽果？真的嗎？
英國今年再一次在世人極高的期望中參加大賽，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歷史再次重演，不久我們又會再一次看到英格蘭鎩羽而歸。[後記：結果是八強止步，射十二碼輸給葡萄牙。2007年於歐洲國家盃最後一場外圍賽主場輸給克羅地亞，繼1994年世界盃後再一次無法入圍重大賽事。]
不要誤會，我其實是忠實的英格蘭球迷。看了英超那麼多年，最熟悉的就是英國球員，不捧英格蘭捧哪一隊呢？
我當然希望看到英格蘭有精彩表現，繼1966年後再次捧盃。
但是，如果英國隊以首場如此平庸沉悶的表現過關斬將，靠著運氣一再勝出比賽，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高興。
最重要的，不是賽果，而是sportsmanship啊！
Sportsmanship者，運動員的professionalism是也。
奈何，現今是專業式微，偽專業興盛的時代。專業者，技藝高明，珍惜行業聲譽，不曲學阿世，以專門之服務換取物質與尊重；偽專業者，技藝良莠不齊，私利重於一切，為達目的不惜扭橫折曲，指鹿為馬，以助人剝削為生。現今之會計師、核數師、律師、公關、政治說客、廣告業，以至攸關國家命脈之政治事業，多的是偽專業人士。
扯遠了。作為一個球迷，我只是想欣賞精彩悅目的高水平比賽，我期望那些周薪動輒數萬英鎊的球員，能踢出「身價波」，讓大家見識見識，世界一流的球藝是怎樣的。但是一場比賽下來，我們看到的，卻往往是90分鐘的比賽，命中球門的射門加起來寥寥可數，失誤連連，創意匱乏。
更令人失望的，就是那位英國球迷帶出來的「輸贏重於一切」的心態。
當球迷都只滿足於取勝，贏就好，不管比賽好不好看，足球比賽又剩下什麼？
還好，波係圓的。看著日本僥倖領先澳洲一球，差幾分鐘就再來一次「踢得不好，但贏球最重要」，澳洲人爭氣，球賽結束前數分鐘內連進三球，讓我重溫久違的看球興奮。
波係圓的，所以世事無絕對。而且，一場球賽90分鐘，不到最後一刻，誰曰穩贏？
足球，最重要的，真的不是輸贏。足球，應該是一場好玩的遊戲。踢的人放開包袱，好好享受比賽，不要太在意什麼國家民族的面子榮譽，則無論踢的還是看的，都會開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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