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 - 英國《大憲章》的啟示

2015年6月6日

【明報專訊】今年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簽署800周年，英國正在準備舉國隆重紀念，而我們中國人卻對這份偉大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法治憲政文獻知之甚少；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鄭重承諾「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亟需補上這一課。

《大憲章》對我們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哪些重要啓示呢？

「封建」是專制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要把握《大憲章》產生的歷史背景：它是英國封建貴族制的產物。沒有封建貴族，就根本不會有《大憲章》，也就不會有法治和自由憲政；沒有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與「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的流行見解相反，自由憲政的創立與資產階級無關，與「人民群衆」就更沒有關係。它是封建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以及比較次要的角色——自由城市的市民）幾大社會力量之間複雜博弈的結果——偶然的、幸運的結果，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可言。

所謂「封建」，是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滅亡，又經歷長達四五個世紀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在舊羅馬帝國的一片荒凉廢墟之上，以各日耳曼蠻族部落為主體（他們當時還處在原始部落晚期），混合了原住民，到10世紀前後才摸索着建立的一種嚴重倒退、遠比古羅馬文明野蠻落後的社會形態，它和同時期的中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那時怎可能是什麼「封建」？中華最接近西歐封建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到春秋此「封建」就禮崩樂壞了，貴族衰亡、平民崛起，到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大專制王權國家的混戰，秦兼併六國之後變成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

啓示一：封建貴族消亡、王權（皇權）專制延續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因此，反專制、反皇權的思想啓蒙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但是，僅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思想啓蒙，沒有社會基礎還是不行；「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障、「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那麼，崇尚獨立自由的「貴族精神」（相當於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士君子精神」）就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現代化仍將障礙重重。

英國例外論

西歐的封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才逐步瓦解，專制王權隨之興起，近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比中國晚了2000年。非常幸運的是，當英國也在走向王權專制的時候，自由憲政穩住了腳跟，英國達成了幾大社會力量的大妥協，國王、議會、教會的權力各有其合法邊界，不得踰越，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既受法律約束、又受法律保障；這是以君主制為表，法治、自由憲政為裏的「共和正義」。「共和」與「民主」也不是一個東西，英國從1832年開始「民主化」，直到一戰結束才有了民主。舉目四望，只有英國走了這樣一條極其特殊的道路，不但中國沒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走這條路。

英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原因很複雜，一言難盡，其中包括《大憲章》所體現的、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英國人民自古享有的自由傳統」，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建立的比較有效（與歐陸各國相比較）的中央政府，以及貴族權力與國王權力的相對平衡。這個平衡非常關鍵，如果國王一權獨大、壓倒貴族，就會像法國那樣成為王權專制；相反，貴族權力過於強大、壓倒王權，就會形成封建割據，就不能完成國家統一；這兩種情况都不利於「現代化」。

有了自由憲政，英國才有了後來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近代科技和民主，才有了「現代化」這個了不起的文明突變。這個現代化的英國主流模式先是傳播到英國殖民地（包括美國），然後向全球傳播，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道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為什麼這麼多歷史和文化傳統大相逕庭的國家都選擇了現代化？中華民族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實現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不實現現代化，就只能落入一個個專制朝代的治亂循環，不斷遭受王朝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秩序大崩潰、文明大倒退的浩劫。

無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都會有不同的成績一樣，但那絕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化主流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現代化主流模式當然也絕非完美無缺，它一定會不斷改進，但那是現代化實現之後才會產生的「高級問題」。處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卻去嘲笑西方國家的高級問題，這種昏頭昏腦的妄自尊大會有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慈禧太后、倭仁、義和團民已經足夠令我們刻骨銘心了。

啓示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向英美學習的成績愈好，現代化的代價愈小、成果愈大；對英美道路愈是懷疑、牴觸，愈是強調什麼「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阻力和代價愈大、成果愈小。

《大憲章》和自由憲政是談談打打的結果

約翰王被貴族逼迫簽署了《大憲章》，貴族息戰罷兵了，但國王很快就反悔，於是戰端又起。非常幸運，不久國王病死了，其9歲的兒子繼位，戰爭才停止。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立穩了腳跟，400多年的英國史，就是一部貴族捍衛自由憲政、國王破壞自由憲政的鬥爭史、戰爭史，據統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歷代國王不得不一再宣告確認了不下32次（一說37次）。

值得注意的是，貴族的反叛和我們熟知的「農民起義」很不相同，它是在契約精神的約束下，貴族要求國王履行契約、保障傳統權利，有邊界、有道義底線的有限訴求，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因此，貴族與國王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命相搏的體育競賽」，雙方都受遊戲規則約束，在生死關頭也永遠要保持紳士風度，而不是痞子流氓式的無法無天、無所不用其極。近代以來的戰爭法就是這種貴族「戰爭文化」的延續。

真正的貴族視榮譽高於生命，認為不按規則比賽是下流的丟臉行為，貴族寧可戰敗也不會幹這種可恥的事，所以才會有我們春秋時代著名的宋襄公「不擊半渡，不擒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的「仁義之戰」。貴族戰敗就放下武器認輸，練好本事再戰，所以不認為投降是什麼奇恥大辱——輸了體育比賽有什麼恥辱可言？

《大憲章》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平衡兼顧」的正義性，不但最大限度地以契約（憲法就是最高契約）規定好每個人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此即所謂「正義」，其精神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這「應得」1215年時當然只能是嚴重不平等的，但只要有了這個精神並不斷重申，就有可能逐步平等化——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契約遭到破壞後，現實可行的、保守改良性的有效救濟辦法——規則約束下的反抗權，其目的是保障原有契約的有效性，而不是「成王敗寇」，將契約破壞無遺、僅僅最大限度滿足強者勝者的單方面利益。

貴族的「打」是為了「談」，「談」是為和解、為恢復原狀，不是什麼改天換地的「革命」。由於「革命」一詞的歧義性，許多人拿貴族的反抗權為革命辯護，稱之為「革命權」，這就把貴族與流氓、改良與革命、依法反叛與違法犯罪混為一談，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革命」不僅僅是以暴力更換統治者，還要以暴力根本改變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社會結構（社會革命）甚至全部價值觀、信仰、道德標準、思想理論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封建貴族哪會如此行徑？

啓示三：《大憲章》肯定了貴族和人民的反抗（反叛）權，但這反抗雖然允許訴諸暴力，卻和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它也昭示我們，「自由」不是天賦的，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賜予的，它是珍視「法律下的自由」的「士君子」不斷為法定權利依法抗爭的結果。（系列之一）

2015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大憲章》雖然是貴族打着「全民利益」的旗號為一己私利而訂立的文獻，但它事實上卻成為了英國憲政之母，而英國憲政又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之母，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大憲章》本身的字面去理解它，應該從英國憲政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當中去把握它的精神—正如某英國學者所言，「《大憲章》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它創造了什麼」。

專政與法治不相容

中國大陸的大學法律教育至今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教義，把法律定義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說得詳細一點是這樣：（1）共產主義之前的全部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亦即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階級專政的歷史，法律作為維護其經濟剝削的「上層建築」（虛假的、欺騙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壓迫、剝削和專政的工具；（2）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階級消亡、國家消亡，法律自然也就消亡了；（3）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必須對一切「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列寧）。在這一整套「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對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肯定論述，只有對法治、憲政的徹底抹黑和詆譭。

英國憲政史揭示的是迥然有別的另一幅圖景。首先要肯定，和那個野蠻時代相適應，封建貴族的統治確實是極端不平等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就此而言馬克思是對的；問題在於，這卻和「專政」不沾邊。專政的核心含義如列寧所說，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且不說「專政」dictatorship意指個人「獨裁」，而人數眾多的階級如何「獨」裁），這就與英國乃至整個西歐從封建到近代的歷史事實無法相容了—這是一部從貴族才享有的不平等自由權利逐步下移，最終資產階級和底層民眾也能平等享有的人權、法治和憲政的演進史；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當中，無論是一個人（國王）、少數人（貴族）或多數人（人民大眾），任何人都沒有過不受法律約束的絕對統治權力，也就是說，英國就從來沒有過如中國皇權專制那樣的專制或專政（克倫威爾的「共和國」反倒是個罕見的例外）。

法律是發現的，不是制定的

《大憲章》時代的英國人並沒有對於法治憲政的任何理論認識，他們憑借的只是融合了1066年的「諾曼征服」建立的封建制和之前的古老英格蘭「王在法下」傳統的歷史習俗和法律慣例，自由憲政法理學的建立是後來的事，其中兩位著名法學家布萊克頓和寇克的貢獻特別巨大。

布萊克頓（Bracton，1216—1268）被讚譽為「第一個使法律成為科學的人」，他最著名的名言是「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他認為不是國王創造法律，是法律創造國王；國王有一個上級，那就是上帝；另外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法律；貴族們是國王的友伴，如果國王沒有馬勒（馬嚼子）即法律，他們就應該給他戴上一個。

布萊克頓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明確表述了英國普通法的核心命題—法律是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用現代語可以這樣表達：法律如同自然規律，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可能由任何人制定或創造；自然規律是繁雜多變的自然現象背後永恆的秩序法則，它是科學家們在科學研究的實踐當中一點點發現出來的；而法律則是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永恆的正義法則，它是法官、律師、法學家等法律職業人在法律實踐當中不斷發現和完善的。這個自由憲政法理學原理至關緊要，偏離了這個正道，法治憲政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隨時可能扭曲傾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它與我國思想界流行的「統治者制定法律」的專制主義法理學是截然對立的，而不論這「統治者」是一個人、一個黨或「人民大眾」。

《大憲章》在英國800年漫長的憲政發展史上曾經幾度瀕危，到大法官寇克（E.Coke，1552—1634）的時代，英國法治憲政傳統和王權專制傾向的較量更是達到了生死攸關的程度。當時「王大還是法大？」的激烈爭論，實質上就是「專制還是法治？」兩條道路的選擇。英國憲政史上，1608年寇克拒絕國王詹姆士一世干預審判的著名事件，對於確認「王在法下」和司法獨立原則做出了卓越貢獻。寇克告訴國王，「國王陛下，您不能親自判決任何案件，案件應當由法庭按照英國的法律習慣審理」。按照貴族禮儀，寇克恭維國王說，「上帝賦予陛下優秀的美德和傑出的天賦，這是事實」，「但是」—重點在這「但是」後面—「陛下沒有學習過英國法律，……法律是一門經過長期研究和實踐才能掌握的技藝，只有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審判權」。國王聞聽大怒，厲聲訓斥道：「如此說來，國王將被置於法律之下了？」寇克毫不退縮，回答說，「布萊克頓有名言，國王雖然高於所有人，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這件著名事例給了我們幾個重要的啟示：第一，司法獨立不是通過一紙法令一蹴而就的，是包括法律職業人在內的貴族們冒着極大風險，從企圖擴張專制權力的君主手中不斷鬥爭得來的，其間反反覆覆，經過一個漫長過程，一點一點形成眾所公認的習慣傳統，才得以確立的；第二，司法獨立需要建立在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所強調的「實踐理性」（「技藝理性」）的基礎之上，這種「實踐理性」或「技藝理性」一如寇克所言，是只有每個專門領域的專家（包括工匠），這些「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能掌握的；它特別注重專家意見和職業技能，強調「內行人說了算」，和法國啟蒙學派所理解的人人皆有的普遍、抽象理性，以及民粹派一切付諸公論、「外行領導內行」的「民眾智慧」迥然有別。因此，司法不但不應當受掌權者干預，也不應當受當下、一時的民意干預。獨立司法所保障的人權是全體人民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而當下、一時的「民意」、「公眾輿論」往往既不代表全體人民也不符合這一根本和長遠利益。第三，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和普通人民的司法參與，法律專家難免內部勾結、整體腐敗，所以自由憲政和言論自由是互為因果的—自由憲政保障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捍衛自由憲政；同時，英美法系還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它並不是什麼「民意判案」，它是熟知自由憲政人權保障原理的普通人在法律專家指導下的司法參與，是被刻意隔絕於當下、一時輿論的普通人（外行）的「普遍抽象理性」，和專家（內行）「實踐技藝理性」之間的平衡。

憲政非民主

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不但「共和」與「民主」混為一談，「憲政」與「民主」也同樣混淆不清。因此，從筆者2002年首倡「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憲政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至今，各種非議就源源不絕。其實論者只需稍微涉獵一點英國歷史就可以知道，這條歷史演化的路徑是清清楚楚的。現在眾所公認《大憲章》開啟了英國憲政之門，那個時代哪有半點民主的影子？而英國憲政卻是一條延綿不絕的歷史線索，雖然時有被王權專制摧毁之虞，但終究還是極其幸運地生存到了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終於可以屹立不搖了。直到此時，英國仍然沒有絲毫「民主」可言。1832年英國議會第一次啟動民主化進程時，有選舉權的英國人也還不到人口總數的3%，這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不能算做「民主」。

儘管和幾乎所有的政治詞一樣，「民主」歧義紛繁，但它的核心意義還是可以辨識清楚的。我的個人意見是，「民主」依照它與「自由」的關係，可以簡化為「右翼的自由民主」和「左翼的民粹民主」兩大潮流：自由民主的「民主」是指「平等的政治權利」，要在政治實踐中落實這一平等權利需要具備極其複雜精巧的制度和文化要件；而民粹民主的「民主」很簡單，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素養就能夠理解，「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少數服從多數」根本是不相容的，而集體決策又經常不得不訴諸「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意味着自由民主是包含內在矛盾衝突的混合制度，它的順利運行絕不是如激進民主派所幻想的那樣，只要推翻專制就會有自由民主。相反，無數事例表明，推翻專制很容易有民粹民主，但民粹民主幾乎毫無例外，經過短暫的革命狂歡之後，很快就會要麼變成無政府狀態，要麼變成一人獨裁—最近的顯例，是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

《大憲章》的豐富內涵當然不是我這兩篇粗淺小文能夠盡述的，權當引玉之磚，供有志者參考；同時也以此作為對偉大英國憲政的致敬。（系列之二）

蘇賡哲 - 民主中國應有疑

溫哥華星島   懷鄉書訊     2015年6月9日

香港泛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近來被本土派唾棄，很多民主人士的慣性思維轉不過這個大彎，備嘗困擾外，又深覺憤怒。 有的說「本土派要建設民主香港，這和建設民主中國豈有矛盾」；有的說：「反對建設民主中國，不就站到中共那邊去，和專制政權同一個立場了」；也有的說：「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怎會有民主？」

我曾經指出，不少希望中國民主化的人，包括以前的我在內，一想起民主中國，就會把它類同於英、美、加、澳、紐、法國這些民主國家。今日的我認識到，上述民主國家之所以給我們嚮往的形象，不是因為它們的國號，而是因為它們有高質素的國民。

中國呢？中國有同樣的國民嗎？以前我以為有，現在我覺得無。也不只是我覺得，一些大陸的有識之士都有同樣看法，像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教授，就有很經典的論述，她說：「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等沒有全腐敗，所以被推翻了還有救。現在是各行業都腐敗，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向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後就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對，不會在乎甚麼公平公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英、美、加、澳、紐、法這些民主國家是否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它們的小學生是否要家長向老師送禮？當然不是，中國才是。一個整體從精神上爛掉的民族，有沒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我認為絕對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是天賦人權，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民主國家，中國人也不例外，只是一個這樣的民族所建立的民主國家，當然只會是整個從精神上爛掉的民主國家，只會是不在乎公平公義，認同腐敗規則的民主國家，而不會有奇跡。

其實這樣的民主國家世上多的是，奇怪的是香港那些期待中國民主化的人，總忘記臭罌只可能出臭草的道理，總以為臭罌會種出香花。

有人會問，然則，香港有三百萬大陸去的新移民，有三百萬被本土派看不起的「港豬」，香港就可以民主化嗎？首先，民主是人權，香港當然可以民主化。其次，香港如果民主化，就是由大陸作家韓寒欣羨仰慕不已的一批人的民主化。韓寒說他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這是客觀的現實，香港不論人口結構，在韓寒觀察中就是保留著大陸已失去的民族美好習性，香港民主化，自是保留著美好習性的民主化，和失去美好習性的民主化不可同日而語。

然則，民主化後的中國，將會對香港怎樣？今日，陳世超兄傳了一篇文章來，很有啟發性。內容是：大陸人「完全忘記當年港人無償的在六、七十年代把衣服食物帶給大陸的親戚，八十年代為他們的民主運動流著淚出錢出力，九十年代為華東水災籌款，千禧年代為四川地震大灑金錢，結果無論我們怎樣關心他們，他們對我們只有仇恨。」年前東日本地震時，台灣人捐出一筆錢，日本民間至今感念不已，仍有持續感恩活動。但在中共教育下，人民唯一感恩對象只是共產黨，仇恨對象卻可以包括父母，何況香港人。

事實上，你在網上可以看到鋪天蓋地辱罵港人的文字，這些人建立的民主中國會對香港好嗎？我認為還是存疑比較聰明些、比較不那麼一廂情願些。

李怡 - 民調逆轉勝，民主未來仍有想像空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3日

三間大學的民調，顯示反對通過政改的市民超過支持者。這一個逆轉勝的結果，不僅遠出於港府和建制派的意料，也是民主派和輿論界包括筆者都無法想像的。

原因很簡單。儘管從普選的法理來說，無論8.31決定還是梁特講的北韓選舉也是普選，都是歪理連篇，特首高官從來不敢接受與任何一位民主人士作一對一的電視辯論，但多數市民對選舉並不熱衷，因為選舉確實與市民的生活不是那麼密切相關，每次選舉，投票率都只有五成或以下，2011年區議會投票率41.1%，2012年立法會投票率53%。由於對選舉不熱衷，因而對選舉議題的爭議理據也就不關注，更何況對一般市民來說，政改議題也太複雜。當被民調問及是否支持一人一票選特首，不太清楚的市民就很自然回答會支持。這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大眾的普遍現象。

其次，民調一定是打固網電話取樣，現在年輕人都用手機，接聽固網電話的大部份是上年紀的人，以最新的調查來說，被訪對象有32%屬60歲以上，18至29歲則只有14%。歷次民調都顯示，年長者多傾向支持政府方案，而年輕人則傾向反對。以固網電話作民調，結果幾乎可以預見。

民調走勢出人意表

因此，中共港共對民調支持政改信心滿滿，特首高官和建制派一直力主民主派應按民意投贊成票。掌權者甚至表示，若民主派逆民意而投反對票，要當心在明年的立法會被選民唾棄，也就是張曉明說的「票債票償」。自由黨田北俊說要跟泛民賭一鋪，自由黨和泛民主派都跟從民調結果投票。泛民無人敢接受這賭博，反而強調不跟從民調堅定否決政改。反對假普選的市民總擔心民調會導致民主派有人轉軚，而民主派議員也多番聯署會否決政改，這說明他們也彼此不放心。基於社會這種憂慮，筆者曾提議一些讓人擔心轉軚的老泛民不妨公開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以表明破釜沉舟否決政改的決心。

現在民調逆轉勝，特首、高官和建制派紛紛180度轉調，有的說，民調不止一個，不同民調有不同答案；有的說，民調只供參考；有的說，泛民已說過不會跟從民調投票，所以民調沒有意思。也有民主派議員對一半一半的社會撕裂感傷心，說支持或反對沒有對錯；有民主派議員說「何喜之有」？這些表現似乎證明確有泛民議員意志動搖，因此才說沒有對錯、不會高興這些話。

反對或支持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肯定是對與錯的角力；而終於逆轉勝則證明香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的醒覺，在老一輩佔民調被訪者多數的情形下，反對者仍多於支持者。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市民已明白過來，一方面知道這事與自己利益有關，另方面也逐漸知道政府的爛方案不可以接受！民調逆轉勝當然應該高興。

左報和親政府人士說有其他民調結果支持政改，他們提出的都是有親共背景的民調，比如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新界社團聯會，沒有一個團體是學術機構，有的民調只訪問了300個自己的會員，得出的結果根本談不上公信力。這些親共民調其實可以說是誤導了北京的香港政策掌權者，使他們以為一黨提名的所謂「普選」得到香港民意支持，於是從白皮書，到8.31，到深圳的京官硬話，北京的決策越趨強硬，實際上是跌入了親共民意的陷阱，越來越走向香港市民的對立面，以致終於出現了民意大逆轉。

政改投票並非終結

民調逆轉勝，說明立法會政改投票並不是事情的終結。首先，中共港共說的「票債票償」將會有反方向的意義。田北俊前天表示不會跟從民調投票，因為反正民主派27票反對已肯定使方案通不過，所以自由黨的5票也沒有意義。筆者希望他再思考一下，因為從民意趨勢來看，明白爛方案的市民越來越多，民眾的政治關注和醒覺會是今後的發展趨勢，他真要考慮明年立會選舉的「票債票償」問題。其實，對其他建制派也一樣。因此，下周三的政改表決，否決固然難有懸念，但多少票反對、多少票棄權，仍是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關注焦點。

其次，如果民調逆轉勝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話，那麼我們應該有信心，只要民心所向，任何事都可以發生，任何奇蹟都會出現。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立法會選舉，支持民主的市民都要更積極參與，不要放棄。年輕的年齡層，在區議會的投票率一向偏低，許多有意從政者對參選區議會不積極。新世代參選立法會未見端倪，選民登記也沒有較大進展。兩個選舉都是目前香港合法的佔領運動，如果所有參與佔領運動的市民都以較大精力投入這兩個合法運動中，香港的未來就不會絕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蝸藤 - 澄清幾個關於美國選舉的謬論

2015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常被拿來和香港特首選舉相比，有以總統選舉中種種「不完美」之處為政府方案辯護，惟那些指摘卻並非事實，須做澄清。

一：美國初選是篩選。有兩個問題要搞清楚：初選是否像提委會一樣的篩選？若初選失敗了，有沒有其他途徑參選？

初選屬被人大否決了的政黨提名。政黨要選擇出一個候選人，目的僅為讓本黨候選人勝算更大。它不是由少數人指定一個人選，而是同樣通過普選產生。初選期間，參選人需要到各州拉票，通過民主普選的方式贏得各州的選票。絕大部分州，只要登記為該黨選民就可以參加該黨的初選投票。登記很寬鬆，只要聲稱是該黨選民即可，在一些州甚至連獨立選民或他黨的選民也能參加該黨初選。

故美國的初選也是民主選舉，2008年是奧巴馬而不是希拉里被提名，其原因僅僅是奧巴馬贏得了選舉。正如世界盃中德國隊不是被「篩選」到決賽中的，而是靠6場比賽的勝利而站在決賽場上一樣。巴西半決賽1：7輸掉了，若抱怨說被篩選出決賽，豈不是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多途徑參選總統

美國選舉還留下其他途徑。失敗的參選人（或獨立人士）可以憑藉獨立候選人的身分通過公民提名方法參選。美國各州都規定若有意參選的人能夠拿到本州一定比例的選民簽名支持，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選票之上。歷史上有不少人這麽做，最近一次有名的就是百萬富翁佩羅。他們甚至可以另組政黨，譬如老羅斯福就沿此途徑幾近贏得大選。即使未能在各州取得公民提名，選民想選某人還是有辦法的：選票中留有一項「其他人」，選民只要寫上該人的名字即可。

故美國在制度上保障了平等而無不合理限制的被選舉權。把普選產生的初選類比為由少數人控制提名的篩選，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二：黑人在1960年代才有選舉權。美國黑人早在1870年就普遍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第15條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合衆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強迫服勞役而被合衆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剝奪和限制。」自此，全美範圍內的黑人就已經擁有和白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

當然之後美國南方一些州的很多黑人還是被一些技術上的方式實質上剝奪了投票權，這些方式包括語言能力測試及人頭稅等。惟這些限制儘管針對的多為黑人，並沒有在制度上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只要一個黑人通過了文字測試又交了人頭稅就有權選舉。這些限制對其他人種也是平等地適用的，即使是白人，若不能符合這些條件也沒有選舉權（除非他的先人已有投票權）。

現在看這些限制是錯的，但在當時，這種限制特別在南方各州是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美國婦女到1920年才有投票權，當時有這些認識並非不可理解。即便在今天的香港，人民素質低和月薪不足一萬四，也被作為不能給人民真普選的理由，說是會造成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涉及選舉的是廢除了南方州中殘存的已被視為不合理的限制，而非賦予選舉權。

普選成潮流 選舉人票徒具形式

三：總統不是普選而僅由選舉人選出。美國總統選舉形式上的最後一步是由538人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但從19世紀前期開始，當普選總統成為各個州的潮流之後，選舉人票就完全變成一種形式。選舉人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是按照在大選中本州選民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而產生的結果進行投票。絕大部分州採用勝者全贏的規則以體現州的意志。在很多州，選舉人票是法律規定必須這麽投。即便沒有規定的州，選舉人也按照傳統這麽投。歷史上，僅僅有極少數例子是個別選舉人投票的結果和本州選舉的結果不一致，而它們都沒有影響誰獲勝。這些個別例子能產生，也是因為這些人知道自己的投票對大局無影響的結果。

美國人在選舉當天就能夠知道誰是總統（除極個別情况），而不必等到選舉人團形式上投票的一天。事實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選舉人團在哪一天投票，因為那根本不重要。故今天選舉人團制度僅僅有兩個意義：一是歷史傳統，二是對作為聯邦制國家給予各州不同的投票名額的直觀體現。

四：各州選民的選票效能並不相等，因此不平等。和該論調相匹配的是在美國出現過4次候選人贏了普選票卻輸了選舉人票。這是質疑中唯一有部分道理的。簡單解釋，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無論從歷史還是法理上，每個州都是獨立的單位。故除了考慮不同州的選民之間的平等之外，還要考慮州和州之間的獨立性和平等問題。如果各州完全按照人口分配選舉人票，那麽小州的聲音就會被淹沒。在制憲之初，美國就為平衡大小州的利益精心設計，現時制度是平衡點。當然有沒有更好的制度呢，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探討。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民主也一樣，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民主。這不妨礙我們認為某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相當不錯，有的國家相當不民主。民主與否並非0和1的關係，而是一個百分比，有90分的民主，也有10分的民主。不能說別人「僅僅」拿到90分，就為自己的40分沾沾自喜；也不能把別人早就拋棄的過時的認識和標準，作為自己今天的認識和標準；更不能說別人要走100年，我們也不能太快，別人走過彎路，我們也要再走一次。在「地球是平的」的今天，這種理論肯定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支持。

蘇賡哲 - 應該尊重史實

多倫多明報   懷鄉書訊    2015年5月29日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說：「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覺醒是心理狀態的描述，比較虛幻；團結則與史實不符。

首先是中國出現很多漢奸政權，其中最具規模當然是汪精衛政權。漢奸政權擁有的軍隊數量龐大，在中國歷史上罕可比擬，即是民族的分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在漢奸政權以外，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也是表面團結而已，實際是嚴重分裂的，很多時候更是你死我活的軍事衝突，最突出的衝突是國府不堪新四軍進擊，不得不將它解決。事實上新四軍的任務不是抗日，而是向國府搶地盤。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從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以後近兩年期間，所有他向中央的報告和他對新四軍的指令共一百三十多個電報，沒有一個是為打擊日軍的，全部都只針對國軍。中共中央給新四軍的全部電報和指示，同樣沒有一次要新四軍去打日軍。在外敵入侵，由政府供給糧餉的軍隊只和政府打內戰，這怎能說是前所未有高度的團結，而只能說是史所罕見的民族分裂和對抗。

習近平又說：面對日本的野蠻侵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日本在台灣徵兵，每次名額一千，都有數十萬台灣人應徵，義無反顧投身到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中，唯恐中國不亡。

安娜 - 老人的明天

紙上聲色    2015年6月10日

看一個城市如何對待老人，就能看出那個地方的人文素養。在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體制內，老人是沒有價值的，因他們已沒有任何能力再去生產了。如一個城市完全服膺於資本主義，以發展與囤積財富為壓倒一切的價值，可以想像，老人家要在這個地方活得有尊嚴也夠困難了。之前劍橋護老院被揭發要長者當眾赤身露體，及後有關負責人甚至想用「都唔係打老人家」來開脫（這簡直比丁蟹的歪理更不知所謂）；整個事件裏的涼薄、無情、對老人的賤視，有幾多是香港追求經濟成就的副產品？

我想起里奧麥卡里的《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 1937) ，我想起了戲中被迫要在子女之間輾轉流離的老公公Bark和老婆婆Lucy。故事講老夫妻的大屋要被銀行收回，他們即將無家可歸；他們雖然有五名子女，但沒有一個有能力同時收養兩老。大哥George想出了一個權宜的方法：父親暫時到妹妹Cora家中寄居，母親則跟George回紐約暫住，待他們花一點時間籌措，George有信心父母親很快就能有新家安身。George的計劃聽來不錯，但實行起來，卻遇上了諸多麻煩和不便。不論是處身小鎮的Bark，還是多半時候困在城市住宅中的Lucy，他們都不太快樂，而他們也影響了Cora和George一家的日常起居。最後Bark因為身體關係，決定遠赴加州跟另一個女兒同住，臨行之前，Bark與Lucy在紐約重遊舊地，重溫50年前他們度蜜月時的日子。

道出兩代無奈

前半部《明日之歌》非常深刻地寫出了老人與兒女共住的困難。Lucy介入了George的家庭生活後，為他們帶來了各種令人煩擾的尷尬和不便，影片初段那場橋牌課的戲已很能見到這一點。George的太太Anita晚上在家中教授橋牌，幫補收入。戲中的那個晚上，Lucy在滿是學生的客廳中坐着搖椅「吱吱」作響，又跟學生們攀談；Lucy之後放開嗓門跟Bark通電話，也令一眾學生無法專心。Anita可就為難了，一方面她不能責怪奶奶什麼，另一方面她也要令課堂可以繼續下去。後來她生出一計，就是以照顧孫女Rhode為名，叫Lucy陪伴她一起到戲院看電影。Anita的確暫時把Lucy打發掉，但是這樣卻引申出更嚴重的後果。

麥卡里讓我們見到兩代人的無奈。五個子女都不厭棄父母，但他們各自都有壓力，有的在生活上已是捉襟見肘，有的可能要顧忌配偶的想法。George的環境在五人之中最充裕，他對父母的感情也最深，可是面對父母終要分居兩地，他都無能為力。戲中最令人傷心的戲，就是Lucy與George爭先向對方坦白的那一場。Lucy在George夫婦未回到家時，翻閱信件，赫然見到一封老人院寄給George的信——她知George是有意將她安置在那兒了。Lucy為免令George難堪，在他回家後先向他托辭說自己住得很悶，打算搬去老人院。這時，原本想先一步把事情向母親坦白的George，臉上忽然變得寬慰了。但轉瞬間，我們又見到他的千斤重負並沒因此而卸去，反而，一種內疚感漸漸湧上他的心頭。到最後George又無奈又難過，特別是母親着他不要將此事告訴父親時。他很希望父親母親能夠團聚安居，但面對各種生活上的局限，他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李怡 - 焚燒《基本法》是新世代的鐵屋吶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0日

四間大學的學生代表參加維園六四集會時高呼「命運自主，港人修憲」，然後將《基本法》點火焚燒。此一行動引起全港政界熱議。特首、建制派、部份泛民，都不認同這一行動。他們認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焚燒《基本法》幾乎等於否定一國兩制。

正如美國法院認為，焚燒國旗不是要否定這個國家，而是認為現政權沒有執行和伸張這個國家的理念；中國成語的「國將不國」也不是不要這個國家，而是認為再這樣下去，「國家將無法維持下去」、國家不像國家了。同樣，焚燒《基本法》也意味着再這樣下去，現時的《基本法》已無法對一國兩制提供保障，一國兩制將無法維持下去。

既粗疏也帶有很大權宜性

回歸後，焚燒《基本法》不是第一次，不過，這次引起的回響特別強烈。因為在過去兩年的政改爭議中，中共和港共高官一直強調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依據《基本法》制定的；反對政改方案的民主派和輿論，則認為政府按8.31框架定出的方案，違反《基本法》各條款。大家都說根據《基本法》，那麼是否意味《基本法》缺乏法律語言的確切性呢？

不少國際法律專家認為，《基本法》既粗疏也帶有很大的權宜性，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文件。單是以立法機關的人大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就是荒謬規定。任何文明的三權分立的社會，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都屬於司法機關，而不會屬於制定法律的、組成一直有變動的立法機關。更何況一黨專政的國家，立法機關由一黨領導而非多黨組成，政治考量常因時而變，於是憲法與法律的解釋也就變得不穩定。

《基本法》有許多權宜條款，比如新界丁屋的父系繼承，社會福利的只可「發展」而沒有規定可以調整等等，都是出於照顧各方面的利益，而不是制定可供長治久安的法律。
所有《基本法》的缺陷，都來自中共面對要收回香港主權，而提出一個凍結香港當時現狀的50年不變的方針政策，並粗疏地定出照顧而非平衡各方利益的《基本法》。50年，中共是要買一個自己可以趕上去的時間，他們那時仍然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長遠來說優勝，只是在經濟上和法制上落後，相信經50年發展就同香港差不多了，那時就是一國兩制的結束，香港大陸實行一國一制也。

早幾天，關注土地規劃的陳劍青在獨立媒體發表一篇文章，講的就是香港從殖民地時代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到《基本法》定下一個50年的「封印的時間，封印的地方」。香港許多人認為有《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就萬事大吉，港人只需按《基本法》落實及爭取，就可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際上中共按香港和當時中國的現狀，凍結地制定《基本法》，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中國的經濟突然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當時中共領導人想像不到的，而中國的政治改革不但無寸進，事實上是越來越專權，在自由法治人權方面更是倒退。中共按捺不住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僅是專權政治的本性，而且是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暴發戶的需要。

封印的時間，封印的地方

陳劍青說：「香港的政治時間只能是一場末日倒數的政治：中國議程在香港步步進逼，而香港只能死守老樹。」政改爭議和雨傘運動清楚告訴香港人，如果中共宣稱是根據《基本法》的解釋去定下包括法官要愛國的「白皮書」，任意僭建五部曲、8.31決定、選出特首中央可以不任命，這樣走下去，陳劍青說：「香港的命運必然是死路一條。於是，今日香港人已不僅要講『命運自主』的問題，而是在談香港人要在甚麼樣的憲法下得以生存的問題。《基本法》的修訂就是問題的核心，焚燒《基本法》就是一個新世代的鐵屋吶喊。」

以中共今天的政治現實來看，在一國之下修改《基本法》也不會修出一個可以保障香港原有價值體系的新《基本法》。但這個「鐵屋吶喊」至少表達了香港人不願為奴的自主意願。值得中共和香港建制派去想的是：為甚麼回歸之初香港沒有人要燒《基本法》，沒有本土意識，更沒有港獨主張？如果說是有外國勢力介入，現在全球的外國政治勢力不會比十多年前更願意和更敢於介入香港政治。所有原因其實只有一點，就是倘若中共認真遵守《基本法》所定的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分際，燒《基本法》和本土意識、港獨主張都不會出現；而這些事情出現了，那麼不要講甚麼外國勢力了，檢討自己吧。至於香港人，在中共國通過踐踏《基本法》不斷侵犯我們權益的情況下，鐵屋吶喊的聲音只會更強烈。（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安東 - 沉船災難 黨媒吃人血饅頭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9日

2015年6月1日晚上9時半，長江湖北監利段發生中國30多年來最慘烈的沉船事故。截至6月8日上午，共搜尋到434具遇難者遺體，僅有14名乘客生還，還有一些失蹤者應該也是遇難，只是不知道遺體被沖往何處了。

大災當前，國人痛徹，人人都在追問是何原因導致災難。但內地宣傳主管部門一紙封殺令，除幾大官媒外，其他媒體一律禁止私下採訪，只能跟隨央視、新華社等幾家高層認可的媒體轉載，民眾亦只能靠這幾家媒體了解災難救援情況。至於有關報道是否客觀公正，外界無從判斷。

就在官方封殺市場化媒體的報道權，從而導致公眾知情權被損害時，內地部份官媒居然用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方式，面對災難唱起了另類「頌歌」，例如新華網的〈生為國人，何其有幸〉、《人民日報》的〈4天3夜，那些感動我們的瞬間〉。

此外還有上海官方澎湃新聞的〈感謝你無數次游過那麼悲傷的水域〉、中國之聲的〈沉船救援，十個註定要載入歷史的鏡頭〉等等。看了這些報道你一定難以置信，這是一場對幾百人失蹤遇難的災難報道嗎？這樣文章是想讓人們感謝災難，還是想讓人面對災難高興開懷？

其實，內地一些自媒體曾發過類似〈沉船事故，不專業質疑就是添堵嗎？〉等與當局主調不合的文章，也有自媒體轉載《紐約時報》等外媒的〈中國政府嚴格審查長江船難報導〉長微博等，但無一例外遭刪除；《人民日報》甚至推出〈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圖文報道，把救援人員當主角，引導公眾去關注救援現場的帥哥美女，這是缺德還是缺心眼？

內地官媒不報道追尋公眾最為關注的問題，卻將悲劇變成喜劇，實際變成了鬧劇，這真是歷史上少有的笑話。即使公眾無奈媒體被管制，但你總不能在此基礎愚弄公眾、羞辱公眾。遇難者尚未全部找到，他們就站在人血染就的舞台上為自己裝扮頂戴花翎，把悲劇娛樂化。內地不少媒體人私下質問：「審批刊發這些文章的大人們，若是你家死了人，我們去你家門口跳廣場舞、唱《小蘋果》，行嗎？」

之所以出現這樣情況，在於內地長期以來公權力官僚化，喪失人情味，他們缺乏常人所應該擁有的自尊、羞恥的情感。他們不尊重個體生命的尊嚴，他們其實也不在乎集體常人的尊嚴。悲劇的根子還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上：一個長期選拔任命官員不需要徵求人民意見的政權，它才不會在乎人民怎麼想。

官員只在乎如何得到好處

他們所能想到的，是自己怎麼才能在事件中得到好處，這樣面對一個災難，他們要製造出救人的英雄，渲染出沒有政府組織的營救，這些人的命運將會更加悲慘。這樣各級官員才能從慘絕人寰悲劇中吃到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那些庸官們在大口啃着人血饅頭之時，他們是否想到，那幾百條遇難生命的靈魂會不會在長江底、在天國上發出不平的怒號？

他們也許認為，這樣的輿論導向可以成功避開公眾對於災難原因的追責，進而成功逃脫法律制裁和道德指摘，說不定還能因組織救援有功，得到提拔重用。可是那些無辜死難者呢？那些要求公道的死難者家屬被當局嚴密「看護」，甚至頭七那天到江邊祭拜親人，也非每位家屬可去，要經過特別選擇，在江邊呆幾分鐘，連眼淚還沒流下就被強行架走。

而內地的官媒們對此全然不報，他們不但失聲也失明了。他們忙着報道各級官員如何盡心盡力搶救傷者、打撈死者遺體，忙着表揚功勞。一場災難，徹底暴露了中國媒體生態的真相，重現魯迅筆下那用饅頭沾人血而吃的一幕，是為可悲之極。

安東
內地資深傳媒人 

林夕 - 這能量夠正了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06月09日

每次在這裏寫有關焦慮症、情緒病的事情，總會收到兩種反饋。

第一類型，帶點不滿意，會問為什麼老是愛講這個病，又不是醫生專欄，一天到晚講病，又沒有民間秘方可以提供，現在我們社會到處都充斥着負能量，可不可以散發一些正能量呢？

而我不知什麼才叫正能量。說得動聽點，不介意把自己的傷口剖開，只是為陌生的同病者得到療效，誰會覺得，復述病情，無論是過去現在進行式，是一種愉快的經驗？關於情緒科的認知與陳述，當下只嫌太少，跟患這毛病的人口不成比例。如果講情緒病情是散播負面情緒，那麼，正能量是不是等於：一切會好起來的×10、明天會更好×100、退一步海闊天空×1000、等到2017一定會得×10000？

如果是這樣，一場不知是天災還是人禍之後，下列官方發表的感言，是不是就是我們需要的正能量？「救援一綫，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中國的『老人與海』──『東方之星』翻沉事件倖存遊客求生記」「感謝你（救援隊伍）無數次游過那麼悲傷的水域」「沉船救援，十個註定要載入歷史的鏡頭」「孩子別哭，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看，化悲劇為好事，在屍體裏嗅到了人性的高尚氣息，正氣地歌頌救援者，戰勝了家屬負面的傷痛，這能量夠正了吧。夠，的確很正，因為荒謬到讓人破涕為笑，又哭笑不得。

第二類型，是溫馨關切型：見你連寫了兩天，是不是又復發的很嚴重呢？在此一次過澄清，並多謝關心，但是請明白我用心。這題目，我寫或者不寫，與我病或者沒病，沒有必然關係。從不會自以為私人事情寫出來會有人感興趣，曾經描寫過的個人生活細節，都用天秤量度過，有些許普世分享價值，才好意思公開。不過，這種寫什麼就代表我現在怎麼樣的心態，讓我想起另一種不大正常的人之常情：誰為性取向不同者說上兩句話，說得再公道，本身性向也非常可疑。所以在此呼籲大愛同盟，搞遊行撐基，最好找個出了名比筆還要直的直人站到最前面，唉，不過，這直人替攣人討過公道，以後就直接受到質疑：你一定有幾分攣，否則幹嘛要為他們出頭？社會風氣如此，好在明光社出盡吃奶之力，也不會找到攣人站台，他們也不會出這力，吃奶，他們就會想到做愛懷孕，然後就是墮胎了。哈哈哈。

孔誥烽 - 南海一旦開戰 誰最高興？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海域大規模填海造島、美軍又在造島工程附近頻繁偵測，引發南海局勢緊張。有人甚至說美中很可能會為此開戰。

美國讓香港在香港政策法下於簽證、貿易、金融等領域享有比中國大陸優惠的待遇，除了靠美國國務院定期考核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另外一個條件，便是美國海軍艦艇能時常進入香港停靠補給。如果美中在南海爆發戰爭，香港絕對難以置身事外。一旦開戰，香港人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能保持中立嗎？到時若有以左翼進步人士面貌出現的中共人員動員大家到美國領事館外示威，香港人要響應嗎？

美國害怕與中國衝突嗎？

這些問題很難有速成答案。但美中開戰的機會，到底有多大？

中國不少官方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美國是一個沒落中的強權，美國企業都依靠中國貿易。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想法更見主導。不少人認為中國已可以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在亞太事務上更進取地挑戰美國，確立中國的亞洲霸主地位。

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國學術、政策討論欠自由的環境下，這種能令領導和人民感覺良好的觀點在回音谷中自我共鳴，成為唯一的主流意見。北京今天大概相信，中國在南海大規模造島，美國及其亞洲盟國一定會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確立「有效管理」，假以時日，那些地區便自然成為無爭議的中國領海了。

但美國真的會礙於經濟利益不敢與中國硬碰嗎？中國自1972年起，一直在亞太地緣政治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等方面，扮演美國好幫手的角色。1970年代中國幫助在越南失利的美國壓制蘇聯勢力在亞洲擴張。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放和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出口加工區，令美國企業通過工序外移激烈降低成本成為可能。

美國依賴中國，但中共也十分依賴美國。1990年代其實是中共存亡的一個分水嶺。在1989年和蘇聯、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西方不少人認為要對中國經濟圍堵；中共在圍堵下倒台後，美國的財團便可以長驅直進。中共當時十分慌張，於是便主動進行更激烈的自由市場改革，歡迎美資長驅直進，換取美國撤除封殺。這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

中共保命與華府傾中的1990年代

克林頓上台後回應中國的激烈改革，提出「Engage China」的政策：主張只要與中國多做生意，便能為中國帶來政治改變。當時的江澤民政府，開始邀請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參與國企改革，讓它們將大國企煎皮拆骨，帶去紐約、香港等地上市，從中漁利。美國的寡頭金融資本在中國如魚得水，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傾中政策的經濟基石。

中共通過靠攏華爾街保命的思路，在朱鎔基1993年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表露無遺。當時中國正經歷過熱、貿赤和財赤惡化的三重經濟危機。朱在安撫參與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時說：

「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長從去年以來都訪問過中國。美國一個很大的投資銀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資金投入亞洲，特別是投入中國，這對推動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講這些，是要說明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朱鎔基講話實錄》，I， 384頁）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亦是從1990年代中開始。北京在1994進行一次過的人民幣貶值改革，加上一系列的補貼出口業政策，中國便完全嵌進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國用其不斷膨脹的貿易盈餘投資美債，令美元成為支持人民幣供應高速增長的本位幣。這乃是中國銀行體系在過去20年不斷放水「谷」經濟，人民幣也不會像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一樣面對崩盤危機的底蘊。

中共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而得以保住政權，而美國企業則分享到巨大的中國崛起紅利。在這個美中共生關係之中，中共高幹將財產家人轉移到美國，美國財團高薪聘請太子黨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中國奇蹟終結 華府對中政策逆轉

這個共生關係，在過去5年出現急速變化。美資在中國日益受到羽翼漸豐的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擠壓，再加上工資猛漲，令它們在中國投資的效益下降。去年《經濟學人》在「中國失去魅力」的報道中引用美國通用電氣CEO Jeffrey Immelt說「中國很大，但很困難；其他地方一樣大，但沒那麽困難。」可說是一葉知秋。

2013年之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上升軌迹、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於是加速離開中國而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減少。這個經濟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中派的物質基礎，我在《明報》2013年9月〈美國親華和反華力量逆轉〉一文，早已論及。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相繼拘捕被指為中國盜取商業和高科技機密的中國教授，美國證監交易委員會又高調調查摩根大通聘請中共太子黨的貪腐指控，更特別針對王岐山，可說是美國對中政策轉向強硬的體現。

美中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在下降。而美國自冷戰到反恐時代，都是靠提供安全保護傘向盟友敲詐經濟利益。若美國任由其亞洲新舊朋友如越南和菲律賓被中國擠壓而坐視不理，亞洲各國難免會對美國失去信心，愈走愈遠，甚至影響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的談判。到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損失，將會更大。

在軍事層面，中國1949年後的歷次邊界戰爭，都是依賴人海戰術的陸地戰，解放軍的海上作戰經驗十分缺乏。去年中國在西沙設鑽油台，在遇到越南大規模反中抗議與暴動之後，也無奈將鑽油台撤走。說美國很怕與中國發生衝突，只是夜行吹哨，自欺欺人。中國近年不斷吹噓海上軍力提升，如果華府有人很樂於通過實戰來測試一下中國的海戰實力，反而毫不出奇。

中國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是鷹派當道。北京繼續在南海擺出強硬姿態，最後與愈來愈不怕與中國衝突的美國擦槍走火，似乎是十分可能的發展。對於這個可能的變局，香港將要如何應對，香港人可是沒有怠於思考的本錢。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超英 - 一場雷雨也敵不過的豆腐渣機場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5月23日一場雷雨，癱瘓了赤鱲角機場，業內人士和乘客報告，晚上飛機降落後，大排長龍三四小時才到達泊位，部分乘客再花一兩小時才由飛機門口去到機場大樓，入境和取行李又一小時，經過5小時的折磨才能逃出機場！這是第三世界機場的現象，竟然出現在號稱國際航空樞紐的赤鱲角機場，是機場服務失效的惡例、機管局的醜聞、香港城市的恥辱。

有雷雨時機場服務失效不是理所當然的，赤鱲角機場自啟用以來每年平均38天有雷暴，功能正常的機場必須把這些雷暴日預計在內，更令人不解的是5月23日全港雲對地閃電1702次，比20日的3836次及26日的2695次都少（註一）， 23日不算是最壞的日子，而且大嶼山一帶下午只有兩個小時（4至5時和6至7時）閃電比較密集，因此拖到午夜的嚴重延誤不可以簡單地賴天氣。赤鱲角機場連一場雷雨也敵不過，可算豆腐渣機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圖一展示當日晚上11時30分飛機的位置，共有38架飛機擠在滑行道，反映北跑道運作正常，不過飛機降落後被困，去不了泊位；還有一點：起飛比降落安全，可以降落就可以起飛，機場混亂也不可以賴天氣影響離港班機。

泊位爆滿 飛機塞滑行道

飛機去不了是因為所有泊位都泊滿了，前機未走，後來者無處停泊，唯有塞在滑行道上！飛機落不了客，連鎖反應是它們應該載走的乘客被困機場大樓，以致離港班機嚴重延誤，令候機大樓內一片混亂和怨聲載道。

假如設計機場時早已預計要建的中場Ｘ形候機大樓如期於2010年前建成，提供49個有登機橋的飛機泊位，滑行道上的38架飛機可以立即靠泊Ｘ形候機大樓，乘客不用等四五小時，飛機也能夠依時離港，候機大樓內便不會出現紛爭和混亂，遺憾的是這座大樓至今不知所終。

以上的分析，兩個圖的對比，突顯機場服務失效的真實原因是飛機泊位飽和，尤其是有登機橋直接進入候機大樓的泊位，而非機管局經常吹噓的所謂「跑道飽和」。

機管局多年來吹噓客運和航班數字節節上升，卻為了帳面的盈利，省下大筆應該投資在「中場X形候機大樓」及機場設施的金錢，以致少了40多個登機橋泊位，種下服務失效的禍根，赤鱲角機場連一場春夏常見的雷雨也頂不住，嚴重損害香港在國際航空業界的地位。

應設機場事故通報機制

機管局十多年來的嚴重失職，可以追溯到2001年起機管局向「商場管理局」的範式轉移，把盈利和商業經營放在首位，反而把機場的核心功能置於勉強應付過去就可以的次席，管理的焦點沒有對準《機場管理局條例》指定的宗旨：「提供、……營運、發展及維持一個位於赤鱲角及其附近的民航機場。」一場雷雨已經把怠惰管理機場核心業務的惡性後果顯露無遺，機管局的失效和失職最終要算在「失焦」的頭上。

為了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我們建議香港政府應該設立機場事故通報機制，當超過指定數目航班出現指定時間的延誤，機管局必須向運房局通報，以及遞交調查報告，而且查明了發生某個等級的延誤時，應該加以懲罰。

第三條跑道是英諺的「red herring」掩眼法，是機管局用來轉移社會對其失職的視線，大幅增建飛機泊位和相關服務設施才是當務之急。政府及機管局董事會最好凍結三跑項目，指示機管局立即重新把焦點放回機場航空服務，否則豆腐渣機場貽笑大方，「國際及地區性航空中心」的願景只是一廂情願。

註一： 香港天文台「氣候資料服務」網頁http://www.hko.gov.hk/cis/dailyElement_uc.htm?ele=LIGHT_GROUND&y=2015

作者是人人監機會召集人

長平觀察：「六四」鎮壓模式改變了世界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6月4日

二十六年過去了，"六四"事件在中國仍沒有走出戒嚴狀態。年年今日，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除了荷槍實彈的武警公然威脅，還有無數便衣暗中窺伺。這只是一個微縮的象徵性景觀，在整個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這種緊張狀態無所不在。

"六四"鎮壓不僅沒有過去，而且它一直就是中國的政治模式本身。根植於這種模式的政治，不僅不可能自我否定，而且還在從各個方面不斷地強化。當一群留學生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共正視歷史，《環球時報》發表社評稱，"中國社會對不就八九政治風波繼續爭論、讓那一頁翻過去逐漸形成了共識"。這本身就是"六四"鎮壓模式的體現：在高壓控制之下肆意撒謊。而這篇社論被撤除，與其說是中共"淡化處理"政策的延續，不如說體現了習近平對"六四"鎮壓模式的發展：既然武裝暴力依舊在握，又有更多經濟權力在手，那麼連假裝講道理也不需要了。

在所有輿論被嚴格控制、網絡警察耀武揚威的時候，在浦志強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成為待審的囚徒、高瑜因為評論中共新政策而被重判入獄、陳雲飛因為堅持紀念六四而失去自由的時候，去討論中國人是否想要翻過"六四"這一頁歷史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要"什麼的自由。

還有很多人認為，歷史可以塵封，像置於倉庫裏的糧食，可能結滿蛛網灰塵，可能變得陳舊發黴，但是終有一天，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洗淨曬乾，照常食用。事實上，歷史不是靜態而是動態的，它不是陳舊的糧食，而是會發芽生長的種子。二十六年的時間，讓"六四"鎮壓模式經歷"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和"中國夢"之後，成為一個成熟的暴力維穩體系。

這個模式首先是對國內民眾的反抗和不同意見毫不遲疑的鎮壓。中國全國人大於1989年10月通過的《遊行示威法》不僅限制了群體抗議，而且企圖徹底消滅抗議文化。坦克上街得逞讓中共放開手腳，此後的群體事件，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當局，從來都不吝嗇派遣大量的武警甚至軍隊進行鎮壓，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吸取了教訓"。時至今日，群體事件已難成氣候，連網絡批評也一點也不被容忍，遭遇殘酷的暴力打壓。

其次，"六四"鎮壓之後中共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但是國際政治的綏靖讓它"挺過來了"，而且還以"低人權優勢"強勢發展經濟，這給了它極大的信心。今天的中共，再也不在乎國際社會的壓力，而且還扮演邪惡魔主的角色，迫使眾多國家以金錢交換人權議題，人權思想的發祥地歐洲也多次乖乖順從。可以說，"六四"鎮壓模式改變了世界政治倫理和秩序。

越來越多的事件將會證明，"六四"鎮壓不僅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全人類的噩夢。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羅金義 - 李健熙：德川家康的哪一面？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據說，李健熙喜歡讀五木寬之的作品，尤其欣賞《他力》，那是五木寬之休筆學佛之後重出江湖的名作之一。糅合佛、道和東洋哲學，探討日本人的生活和生命方向，在那1990年代平成蕭條水深火熱之際，五木寬之一系列哲理隨筆撫慰了眾多徬徨空虛的日本心靈。李健熙向來寡言低調，他究竟心存哪種情懷去讀《他力》，難以稽考。《他力》和另一名著《大河之一滴》出版於1998年，那些年，李健熙對於東亞金融風暴重擊三星負債1700億韓圜猶有餘悸？為了集團的結構調整而裁員31％，創造了五萬多個失業家庭而動了愧疚之心？還是1999年赴美接受重大手術去治療因為長年煙癮積成的肺癌，而參悟了當年他父親的遺言「生為奇，死為歸」？

從五木寬之的佛學隨筆去想像李健熙，是不是有點不可理喻？那是「要第一就不能第二」的經營之神李健熙；那是在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翌年就將三星轉虧為盈，隨即在三星電子30周年晚宴上宣布開展「數碼策略」，數年後就超越了亦師亦敵的索尼（Sony）的李健熙。要弄一張過去10年三星在營商方面傲視當世的成績表，易如反掌，而在大部分的輿論之中，李健熙就等如三星。然而，被譽為「眼光指向未來十年」的李健熙，在超越索尼後十年卻心臟病發，隱沒於醫院一整年，至今生死未卜。今年五月，三星集團兩大子公司合併，兩個持股的重要基金會的主席職位易幟，在在反映獨子李在鎔的繼位工作幾近完成。那麼，是時候重新設問，今天三星的成績，其實就是李健熙大半生的期許嗎？

難為知己難為敵

李健熙生於日殖晚期，因為家境關係，孩童年代與父母聚少離多，赴日讀書時，小學還未畢業。在韓時課業已應付得頗感吃力，還要重新學習日本語，苦不堪言。適逢其時靠韓戰前後出賣軍需創造「神武景氣」的日本，算是發了韓國的「國難財」，但依然對韓國人頤指氣使，受盡白眼的李健熙對日本國仇家恨之深，可想而知：「在最敏感的年紀，就已經對民族差異、憤怒、孤單、以及對父母的思念等等情感有着深刻體認了……」。

弔詭的是，李健熙沒有因而抗拒向日本學習。中學畢業之後，自己本來心儀於延世大學，最後也是聽從父命赴早稻田大學入讀商學部。早稻田不單止是二戰之後日本最多內閣總理大臣畢業的大學，也孕育了索尼之父井深大、李健熙後來亦步亦趨的索尼首席執行長出井伸之，以及李健熙的父親李秉喆（五木寬之也是畢業於早稻田）。李秉喆主張他兩度赴日留學，理由始終如一：要學習、增廣見聞，就去先進的國家；縱使日本是殖民者、戰敗國，李秉喆還是堅信日本是孕育三個兒子最好的地方（李健熙的二哥也念早稻田大學，大哥念東京大學）。二戰後韓國擺脫殖民統治，自家人當家作主不是前途一片光明嗎？先別說二戰後硝煙未盡，朝鮮半島又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干戈交加的磨心；而自家人在國家主義名堂下巧取豪奪，何嘗不令人心傷膽寒？作為日殖時期的民族獨立運動英雄，大家本來對建國總統李承晚寄予厚望，但當他為了戀棧權位而三番四次涉及暗殺政敵（甚或包括大韓民國國父金九）、選舉舞弊、脅迫國會修例以便自己無限連任，政局民心之動盪，不言而喻；李秉喆就曾在李承晚在位初期被內務省審查，家產被國家徵用。1961年朴正熙將軍政變上台，鐵腕執政，列舉十大不當斂財企業，李秉喆名列第一，結果將紡織、製糖業務和銀行股票「送贈」國家，以求脫身。5年之後，三星再次捲入走私弊案，李健熙的二哥昌熙被捕入獄，而再一次，按三星官方史書《三星60年史》的用語，屬下的韓國肥料被「捐獻給了政府」。1979年朴正熙遇弒，全斗煥旋即興兵奪權，翌年正式就任總統之初，李秉喆又將三星旗下的東洋廣播公司「讓給」國家，李健熙離開他為理想奮鬥了十多年的陣地（年輕時他是電影癡，曾經立志當電影導演），黯然赴美。

在韓國的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那時候的日本之於李健熙，實在是難為知己難為敵。他的一位高中同學說過這樣的故事：有一天健熙忽然將幾本學日本語的小學課本丟給他，勸他好好學好日本語。那年頭的高中生都充滿反日情感，同學沒好意地反詰：幹啥要學日本語？健熙卻認真地解釋：「我們必須了解日本是如何變化的，這樣我們才能找出我們國家要走的方向。」（讀《李健熙的第一主義》）惶惑不安的李健熙要盡快出人頭地，有什麼方法比拿日本作「標竿學習」效率更高、風險更低？正如The Verge的亞洲新聞主編Sam Byford說，李健熙治下的三星在1990代迅速茁壯，正是因為他一直緊緊跟隨索尼的方略。1999年李健熙提出的「數碼策略」，不正是效法出井伸之在1995年起動，後來令索尼由家電品牌迅速成功向資訊科技產業轉型並創造史上最高市值紀錄的「Digital Dream Kids」策略嗎？早稻田大學的小林英夫教授也提醒大家，在整個1980-90年代，每逢周末三星都招聘、接待大量來自日本的半導體專家飛赴韓國，向三星電子的技術人員傳授半導體知識，他們被稱為「周末技術者」；另一方面，三星電子在日本設立研究室，讓白天在自己公司上班的日本專家下班後到三星研究室傳授技術，是為「Moon Night」策略，這就是三星電子突飛猛進的底蘊之一（讀《可畏的敵手》）。李健熙就曾經很不「識趣」的說：說今天韓國經濟的成就是因為工人的辛勤克苦，實是自欺欺人，那根本源於韓國和日本在各方面有異常密切的連繫。

更是難為知己難為敵的，是韓國的財閥經濟模式，也是學自日本而青出於藍勝於藍。今天，大家都說是朴正熙將日本的財閥經濟帶到韓國，並「發揚光大」，但故事卻可以換另一個角度重看：早在1961年，朴正熙五．一六政變之後軟禁了多名大企業家，李秉喆趕赴調停，細讀全北大學康俊晚教授整理當時的對話，看來是李秉喆在游說、獻策去建立那一種政商關係，朴正熙言聽計從（讀《三星王國：李健熙時代》）。有研究將朴正熙時代的財閥經濟分成四個階段，打從第一階段起那關係就被定義為「伙伴」（partnering），互利互惠（讀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論文集中有關財閥的一章）；更別說發展下去，強如朴正熙也只能向路徑依存性（path dependency）屈服以確保漢江奇蹟不滅，以及自身軍政集團政治獻金不缺，而這種勾結關係，一路走來似乎都是由李秉喆當「老師」。李秉喆屢陷弊案，到底是否都是清白無辜，真相難明。以1966年的走私案為例，慶北大學講師金炳完相信，朴正熙跟李秉喆在走私謀利上應該先有分贓協定，後來掌權者背信鯨吞，李秉喆能不啞忍（讀《三星成長300倍的祕密》）？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李孟熙、健熙兄弟對父親都有相近的回憶：他私底下很瞧不起朴正熙的品格為人（尤其在1966年走私弊案之後），但又會機關算盡地籠絡這些「政棍」；從1980年初起他跟另一大財閥現代集團的鄭周永齟齬甚深，在韓國是家傳戶曉，但雙方在生意上的其實競爭根本不多，爭的根本是新軍政強人全斗煥的寵信。

向「路徑依存性」屈服？

克紹箕裘的李健熙呢？全斗煥卸任總統翌年，李健熙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地向雜誌憶述，在李秉喆病重的日子裏，應酬軍政要人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而全斗煥就曾經在一眾財閥面前重重地奚落過這位三星副董事長；當年全斗煥奪走東洋廣播，李健熙憶述自己一夜間感到渾身無力，憤言全斗煥兵變令國家經濟倒退了50年。然而，雖然李健熙多次公開表達他討厭全斗煥，討厭軍政獨裁，但全斗煥「欽定」他的軍校老同學盧泰愚將軍繼位不久，李健熙就曾對盧泰愚兩度行賄（1996年罪成判刑，後被金泳三總統特赦），調查期間更發現他的行賄對象也包括全斗煥。1992年盧泰愚下台之後，軍人專政總算結束，數年後李健熙還是高調狠批韓國政治是「四流貨色」，但在此後的兩次總統選舉，他都向大熱門候選人李會昌行賄（沒正式定罪），意欲造王干政。2008年4月初李健熙因為自己和三星捲入眾多貪賄弊案而引咎辭去集團會長之職，半個月後被判罪成，不過翌年他再次獲得總統特赦，三個月後復任會長；又一年之後，李健熙再次公開承認貪腐文化在三星集團根深葉茂。有關李健熙本人和他治下三星所牽涉和被定罪的金權弊案五花八門，曾經在三星會長秘書室擔任首席法律顧問的金勇澈在《三星內幕》已羅列得洋洋灑灑，毋須在此重複。李健熙生平最令我用心注目的，是他無論是活在內心世界還是凡塵俗世當中，都是充滿弔詭、矛盾。高呼「除了妻兒，一切換新」，在東亞金融風暴被受重擊之後透過「捨棄吧」經營而令三星反敗為勝的革新之神李健熙（讀韓國著名財經記者金成洪、禹仁浩的《三星浴火重生》），在思想和行徑上其實有沒有真正「破舊立新」、跨越過他父親的蔭（陰）影？

這對財閥父子當然不曾天真地以為，不用軍政國家主義將銀行國有化，然後為他們提供融資擔保、分配，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圈定近乎壟斷的市場規模，企業發展單靠高超技術就能技壓群雄。如果大家以為這種鐵三角的勾結在日本已經發揮得令人側目，首爾大學的金顯哲教授展示了韓國經驗的淋漓盡致（讀《日本的製造對上韓國的行銷》）：以三星的強項手提電話為例，如果日本政府為每一家主要企業圈定500萬部手機的市場規模，韓國每一家主要企業能受惠於政府代為圈定的市場規模就超過1100萬部（三星得到的當然遠不止此），後者是前者的2.2倍（在電力企業，更高達差不多四倍）。大家當然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沒有政治獻金、貪贓枉法，什麼「天才經營」會像奇蹟般年年上演。

朴正熙不得不向路徑依存性屈服，李秉喆如是，李健熙亦復如斯——雖然他清楚憶述過父親曾經令他充滿不安和不滿，曾經惱怨自己「連1％的家庭教育都沒有接受過」，曾經因為記者稱呼他是「第二代經營者」而大發雷霆（讀《李健熙的傳奇人生》）。李秉喆路徑、日本模式路徑、索尼路徑、財閥路徑……，李健熙的「屈服」，成就了今天的三星——三星電子在2014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第13，集團營收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超過20%……。「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李健熙還記得他念高中時曾經說過「蓋工廠、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比起滔滔不絕的雄辯，更能顯現出愛國心」嗎？過去十多年三星電子的外國持股量都超過50％（曾經高達57%，2014年是52%），令這個韓國龍頭企業的一般利潤大都歸外國人所有；李氏家族則透過金字塔和交叉持股牢控集團權力，也便於規避稅款。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近年來都在100％以上（日本還不到80％，美國更低於30％），飽受全球經濟跌盪衝擊，內需不振（2014年消費成長率僅1.4%）；與此同時，韓國的出口產品只有不足六成在國內生產（日本是超過八成），三星電子正是縮影，海外員工數目是本地事業場的四倍多。以三星為首的財閥霸權令到長期以來中小企業難以成長（2012年30大財閥的營業額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82％），也間接導致年輕人失業率高企（目前趨近12％，日本是不足7％），韓國的勞動收入分配率、低工資工人比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34國當中都是名列下流；而李健熙則繼續嚴守李秉喆遺命，自繼位以來就是韓國最強力阻撓民主工會成立的大企業主。大家都說三星就是韓國，而李健熙就是三星。那麼，李健熙的弔詭與矛盾，也是韓國人的弔詭與矛盾？三星在全球企業的表現屢創佳績，李健熙曾經被美國《新聞周刊》選為世界八大經濟人物之一，國族主義作祟令韓國人雀躍不已與有榮焉，但到底這些個人、企業成績對廣大的韓國老百姓有什麼意義？三星超越索尼了，但韓國超越日本了嗎？韓國人熱愛排名遊戲，當然清楚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日本企業始終排在三星之上，而頭60強當中就只有三星一家韓國企業孤零零的在那裏，日本的則在五家之多。

李健熙曾經大讚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偉人，因為她遏制工會不遺餘力敢作敢為；但讀過李健熙任何一本傳記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偶像」是日本的德川家康，仰慕德川的驚人耐心，忍辱伺機，成就霸業。如果李健熙自小追求的就是成為一方霸主，那倒不難理解；但德川家康開展的江戶時代幕府獨大，經貿機會並不自由，而是以幕府集團利益為依歸，社會階級壁壘堅不容通，政治、經濟始終不脫封建藩籬，二百多年來德川幕府是日本國族進步還是遲滯的力量？李健熙大半生夢想重演的，難道只是德川家康一代梟雄的這一面？如果李健熙在自己年輕時對國家貪腐的批判、對愛國主義的定義和取向還算數的話，驀然回首，他一生的理想是大功告成還是師老無功？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文 羅金義

編輯 高卓怡

鄺健銘 - 關於六四悼念——我們在爭論什麼？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對於學聯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於六四慘劇喪子、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應尊重年輕人的選擇，毋須任何事都搞『大一統』，尤其是民主。」

今年六四前後，很多人議論六四悼念的方式與目標，但有這種氣度與視野的論者，卻幾近於無，對話欠奉。具體而言，受爭議的是什麼？議題有多重要？為何今年支聯會的港大民調評分會創1992年後新低？今年維園悼念晚會出席人數為13.5萬，是自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出席人數從2008年的4.8萬人躍升至15萬人以來的新低，原因何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足夠理順這些問題嗎？

很多人很快便將社會間對六四悼念的各種新想像歸因於年輕人——特別是強調「本土」的年輕人——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粗疏。很多人似乎忘記，2006年公民黨成立初期，並未將平反六四列入政綱，當時身兼主席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執於六四問題，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種觀點，與今日愈來愈有市場的「中港區隔」論，頗有扣合之處。對將「六四」與「本土」扣連嗤之以鼻、視「本土」為自私不理會「同胞」死活的眾多論者，似乎也少有注意到，即連支持支聯會維園悼念方式的論者，亦將「本土」念茲在茲、積極擴大他們對「六四」與「本土」關連的解釋話語的影響力，甚至今年維園悼念晚會，也刻意增強「本土」元素。這些社會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場爭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其一，「六四」與「本土」有何關連？其二，悼念六四所用的口號與倡議的目標，是否需要照顧與重視中港之間的邊界、港人相當鮮明的身分認同？關注這個邊界，有着何種道德意義？換句話說，悼念六四的方式與目標，是否需要扣連與回應中國治下、港人刻下身處如資深傳媒人程翔所說日趨「四化」（註一）的政治險境？

中港區隔早見於80年代

從歷史脈絡看，「六四」與「本土」的關連，不能忽略「中港區隔」訴求這一環。「六四」發生的八十年代，正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命運的年代。有起碼三點，可以見到當時香港社會上下有着希望「中港區隔」的思潮：

其一，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都可以見到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

其二，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1984年訪京時說，「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至今這些顧慮不但沒有在香港消失，反而加強；

其三，八九六四發生後，人心惶惶，很多社會精英移民外地，故此至今好些口說「心繫中華」的論者，因在八九六四後恐共而作了保險、手持外國國籍與護照。一些上流精英，更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當時英治政府為平定香港「信心危機」，故此推出「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

閱讀最近關於曾經在八十年代倡議「民主回歸」的匯點成員專訪，會發現他們所以「反殖」，也不純然因為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感召」。縱然匯點1982年的《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計劃書，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但當被問到為何匯點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與其時就回歸問題的民意背道而馳，匯點成員之一何芝君說，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她說。

這為現在流行以「民族情意結」出發悼念六四的觀點帶來可商榷之處。謝志峰在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的發言，為這種「民族情意結」觀點立下了有相當代表性的演繹。他從「大中華」情感與功利角度，闡述悼念六四時中港邊界意識沒有必要存在的原因。依他觀點，從情感角度看，六四是五四運動的延伸，與香港九二八性質一樣，都希望藉着推動民主帶來進步；既然中港是「中華民族」「一家人」，政治目標又一致，港人因此沒有理由「離家出走」。其次，要對抗中共，謝志峰認為香港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連結大陸盟友，始能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這亦接近於很多人說的先有「民主中國」才有「民主香港」發展方程式。

對血緣排外置若罔聞

近年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個奇怪處，是對香港本土思潮非常敏感，動輒會將之標籤為「排外」；但對「中華民族」的近代建構特質、其「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扼殺地方多元的意涵、其真正極其排外的「血緣」思維卻置若罔聞。以我們耳熟能詳「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述說為例，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曾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卻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事實上，現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學者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提出「華語語系」思想，正正有着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意味；她的想法是，我們不能憑着全球華人有着相近的樣相，就假設地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存在、全球華人都有着與中國大陸人同一樣的身分認同、文化性格與政治取向。

說香港與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中港情况不同、一國兩制存在的重要性。港人所以會對趙連海只是就毒奶粉問題製造議題、引起關注，就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感到異常驚訝，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國兩制之下，仍有遠高於大陸的社會自由。但港人刻下身處的政治狀况，就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所形容一樣，中共政權「愈來愈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台港的民主」（註二），正因為此，近年香港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憂慮「一國兩制不保」、「自由不保」。

人道關懷以外

退一萬步說，如果自由是良知的基石、如果香港可以擺賣的中國大陸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在港陸客而言如此吸引，而六四悼念的一大道德意義，是認識專權遺害、保存自由進而良知、繼而醞釀行動，那為何悼念不以保住香港為起點，要捨易取難呢？再者，如果「民主XX民主YY」方程式管用，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緣何在民主日本下，沖繩仍要不懈抗爭反殖，而在民主英國下，蘇格蘭要搞獨立公投？如果有論者認為不必認真，喊叫「建設民主中國」只是為了宣揚香港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價值，那麼這種看法一則是小看了口號的行動影響，二是以為在搞思想研討會，而忘記當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處於存亡之秋。

或會有論者認為不應「政治化」六四悼念、人們點燃觸光只是出於人道關懷。如果我們信奉普世價值、關懷全人類，那我們為何不以同樣規模關注赤柬人道罪行、新疆西藏的邊緣抗爭，或者盧旺達大屠殺？柬共是由很多人心繫的家國的政權中共所扶植，新疆則理論上屬「中華民族」一員，在香港爆發九二八前後，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消息，中共疑似在新疆進行屠殺，今年更踐踏疆人的信仰，要求餐廳與商店必須出售穆斯林不得碰觸的菸酒。盧旺達大屠殺至今二十多年，陰影猶存。

沒有丁子霖的氣度

簡括而言，如果道德追求的一大目標是多元，那麼保存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的香港，乃道德行為，正如我們不會認同對新疆西藏遭受不同方式的清洗坐視不理。從功利角度看，先保住香港的自由與獨特性，其實可進而造福廣大中國人民、讓他們有靈根自植的土壤，這正是當年反共、南來文人錢穆與唐君毅，寄望香港他日復興中華文化的理想。在香港如此時空，如何承傳六四的道德信仰，正是當下爭論的一大軸心。只可惜，積極發言的「飽識之士」，卻少有丁子霖的氣度。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一：程翔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

註二：見馬來西亞《燧火評論》，〈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2015年6月1日

文 鄺健銘

編輯 屈曉彤

生活達人：「飛」常談判韌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工會達人黎玉嬋（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陳巧真拍片補縫家庭缺

紀錄短片《32+4》摘德國電影節獎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32+4》劇照

【明報專訊】中學時，我們叫陳巧真做「好魚」。因為這個走路粗野如蟹行的女孩子，做過很多好瘀又讓人捧腹大笑的事情。為逃避風紀捉她的裙短，她索性把連身校裙剪成兩截，把下截裙縫上橡筋，把它變成一條可隨時調校長短的「魔術裙」；校裙上的領帶掉了，她就用箱頭筆畫上一條領帶，而且是歪歪斜斜的、以模仿被風吹起的形態。現在，這個讓老師頭痛的頑劣學生，已長成一個影像工作者——她的紀錄短片《32+4》在德國奧伯豪森電影節裏，從一萬八千部影片中脫穎而出，奪得第二大獎。正如許多強顏歡笑的笑匠，內心卻柔軟抑鬱——她在《32+4》把鏡頭轉向自己及家庭，探頭回看自己及家人多年默默負上的苦難。在私密傷痛當前，言語無用也乏力。她嘗試貼近、也因此受盡良心詰問。「片拍完了，拎咗咩獎都好，啲人點講都好，最終你要面對的還是你自己。」她說。是故，電影尚未完成，若你相信電影與人生同是一種修行。

這次見面，陳巧真又告訴我一件「好瘀」的事情。當電影節主持宣布她得獎，呼叫她的名字後——從沒想過會得獎的她一臉茫然的上台，在咪前說：「I'm so surprised.」。然後靜了幾十秒，再說一次：「I'm really so surprised.」接着便無言了，引來哄堂大笑。她還不知要怎樣下台，傻乎乎的站到頒獎禮完結為止。對於得獎，從來真率單純的陳巧真或許覺得意外，但其實身邊人早就預料得到。《32+4》由利希慎基金贊助及采風電影監製，曾先後得到華語紀錄片節2014「香港組冠軍」及第四十屆IFVA「公開組金獎」。奧柏豪森的評審稱她為大有前途的年輕導演，這樣評價《32+4》：「一套迫視觀眾反覆審視影像的電影，對話之中的自我反思凌厲睿智，探索面對和超脫無言無象的傷痛的不同方法 。」

「32」「4」 她的父母

「32」和「4」其實分別是陳巧真父親和母親所住的樓層層數——已離婚的他們詭異地住在同一棟大廈裏。影片影像凌厲，自有一套美學風格。陳巧真以第一身角度手執鏡頭，分別拍攝父母親，向他們查問有關自己被分隔的童年、以及他們婚姻失敗的原因。有時雙方陷入對峙僵局，有時某方突然崩潰失控。這是一部親密的電影——我們彷彿同樣站在鏡頭後，聽得見陳巧真自身的呼吸和哽咽。「我起初拍攝的動機很簡單，就是想知道我一直不知道的答案。」她說。陳巧真在內地出生，2000年才搬到香港跟家人同住。在內地，她在不同寄養家庭之間轉來轉去，如同人球。一天，一個陌生的女人出現在她門前，別人說那是她媽媽，她好驚訝。到她終於來到香港跟家人團聚，不久後父母就分開，另外一個男人突然成為她新的爸爸。「我小時覺得自己被人遺棄，又無人跟我說過我為什麼要跟父母分開。多年來，我一直把自己的怨恨掩埋。但我心裏一直有很多問號。」陳巧真說。

瘦弱的媽媽

陳巧真的媽媽好瘦，眼睛如兩個深黑的洞。面對女兒「爸爸以前是不是對你很衰？」「你們為什麼要分開？」的問題，她忽然發難，顯得焦慮不安。「我知道我的拍攝刺激了她的情緒，對她造成很多困擾。那一刻，我既是個拍攝者，又是她的女兒。」所以，那一幕以後，陳巧真沒有再舉機拍攝媽媽。「我的拍攝對她來說是很暴力的行為，但當時我繼續去拍。後來我好掙扎，不斷推翻、質疑、責罵自己。但也因此，我更了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決定選這一幕，是因為這段記錄了我自己當時的狀態。」她說。當她直面眼前這個瘦弱不安的女人時，以前對母親懷抱怨恨的陳巧真也同樣的焦慮不安：「我們以前常常怪責母親，但她自己的事情又有人願意為她分擔嗎？她自己又受了幾多苦？」

缺席的爸爸

而同樣在陳巧真的童年中缺席的爸爸，現今已是八十多歲的獨居老翁。他對陳巧真來說，一直是個帶疏離感的陌生人。他對陳巧真的拍攝表示歡迎，並視之為親人的陪伴。他在鏡頭中，首次向女兒訴說自己的成長故事、生活。其中一幕是爸爸跟陳巧真一起回鄉，爸爸很快就走到馬路彼岸，在他跟站在另一端、手執鏡頭的陳巧真之間，卻是一輛輛呼嘯而過的車子。字幕這樣寫道：「走向父親的路，從來都很艱難。」「我從來都不大感受到我跟爸爸的父女關係。以前我甚至不會承認他是我爸爸。但現在我成長了，想去了解他以前的生活。在這影片中他告訴了我很多以前的故事，他才突然好立體的出現於我面前。」陳巧真說。另一幕最具力量的畫面，是有關門上的一道裂痕——當年他爸爸曾揮舞着菜刀追砍媽媽，在門上一下下的砍鑿，後來陳巧真在裂痕上畫畫，畫出一個女子的背影。原來那女子的背影好像陳巧真中學時曾拍攝過的照片：當時得到焦慮症的媽媽瘦骨嶙峋的背影。當我們嘗試探尋傷痛的根源，浮現的卻是盤旋交錯的枝節，難以也無從理清。

看《32+4》，讓人確切感覺到拍攝者本身有強烈意識、以影像介入回憶及現實生活；同時間，她也保持一段距離，對影像這媒介作出質疑詰問。「影片第一次放映時，我一轉身走已經覺得好唔掂。回到家關上房門就立刻大哭。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把母親的片段公開？為什麼要拍攝？有何動機？我可以這樣割裂一部分的現實、成為電影嗎？」陳巧真說。當時席間有位認識的觀眾，後來發了短訊聯絡她，叫她不要責怪自己：「她叫我要理解那時那刻的自己。她說影片雖然有種負能量、但亦可經轉化成正能量。」她憶述。陳巧真以影像剝開表皮，向人敞開自己及家人心裏最私密、最難以言說的傷痛；或許有人會質疑這種挖掘的必要，但陳巧真經過冷靜的審思後，這樣解釋她的感悟：「我一直有種訴說的欲望，這是我以前以寫日記或畫畫的方式都不能滿足的。」而通過影像訴說自己最個人的故事，卻意外的同樣撼動了不少觀眾。在柏林，觀眾中有印度男生，向她分享自己同樣糾結的家庭故事；亦有不認識的韓國女生走過來擁抱她好久好久。而陳巧真自己，也漸漸的感覺到拍攝過後的轉化：「我以前好執著對錯，好想得到答案，好想審判我的父母究竟作出了多大的傷害。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自己又是怎樣的人。現在答案是什麼都已不再重要。」

面對自己

電影受欣賞，獲得獎項，又揚威海外——但陳巧真認為歸根究底她還是要面對自己，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比如說是讓自己的家人看《32+4》。他們都知道她拍片、得獎，但從未看過影片。「這是我影片的一部分。」陳巧真說。許多人為她的得獎感興奮雀躍，但她對此不無憂慮。「我怕自此我會把影像看得太重要。我怕我會花太多心思在影像上，而不是怎樣去做一個人。」陳巧真說。有人開始為她打算，說可以利用這次得獎、去參加什麼影展云云，她好擔心會被這等考慮所羈絆。

是次得獎獎金有四千歐元，陳巧真打算買一部相機，其他的拿來交租，然後又再回到財政貧乏唔知點算好的狀態。那晚我們一起去吃飯，很「陳巧真」的事情又再發生——她吃雞被雞骨鯁喉，結果留院一晚，到早上醫生查過才說原來她早已把骨頭吞下去。這樣悲劇性但又帶灰諧的事情，總是在她身上發生。在陳巧真種種惹人發笑的行徑下，是一顆細膩柔軟且赤誠跳動的心。所以她同時可演繹悲劇及諧劇，也從兩者中汲取勇氣及力量。她在鏡頭前向我們坦誠，也提醒我們每一個也有各自的傷痛、鑿痕，尚待梳理。

問：吳世寧／陳巧真的中學同學

答：陳巧真／影像導演。畢業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其他紀錄片作品包括《輝叔》及《其哥》。此外她亦是一名攝影師，曾參與香港國際攝影節的《300家》大型展覽

陳巧真《32+4》+鄭藹如《苦路》放映

日期：6月28日

時間： 2:45 pm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電影院

票價： $70 / $45（全日制學生、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

節目查詢：2540 7859

註：導演將出席放映後座談

■最大型短片節之一

談電影到深宵 無包袱辯駁

奧伯豪森電影節為世界上最大型的短片節之一、而且歷史悠久。此電影節的選片以實驗影片為主，每年選映數百部入圍影片，在影院輪流上映。陳巧真來到德國參加影展，可謂大開眼界：「電影節會特地為映後談預訂一個房間，所以討論可以很久很深入，去到凌晨一、兩點也試過。」此外，在論壇或講座上，無論是電影導演或是觀眾，皆開心見誠的討論，甚至討論得面紅耳熱，「有個女導演毫不客氣的指另一位導演的影片有貶低女性之嫌，那位導演也即刻辯駁。大家都是無包袱的去討論。」陳巧真說。

文 吳世寧

編輯 蔡曉彤

陳電鋸 - 動員當民意——不存在的「主流民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上次〈不存在的「主流民意」〉一文於本版刊登後，傅景華博士和我決定持續關注政改民意的走勢，繼續收集政改民調數據。

四月尾一直更新至今的整整一個月，民意調查的數量有增無減。在〈不〉一文我們曾經指出絕大多數的民調結果都不完全透明，情况並沒有因為該文刊登後有改善，坊間民調機構依然我行我素，不認為透明度其實都是公信力的一種。那又難怪，正如誠實在香港不是從政者的要求，在香港經營民調機構也不一定需要公信力。

我們發現仍有組織發表具爭議的「民意調查」，其中有新民黨和公民力量合作進行的街頭訪問的真確性有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討論過。但事實上此類沒有民意參考價值的「民意調查」實在不止新民黨一家，其中一個最觸目驚心的例子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在5月26日發布的「民調」，樣本數目有2801人，實在非常巨大。港區婦聯「民調」指出，有84％「民意」指出立法會要通過政改方案，是我們數據庫中有史以來最高的比率。但細看研究方法，其實那2801人是怎樣籌集回來的呢？當然不是通過隨機抽樣，而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成員及衛星機構人員的人際網絡取樣。以如此方法取樣，我反而奇怪為何結果不是100%。如此調查如此結果，當然不應說成是民意，但我竟然也見到有報紙在報道此「民調」時，直寫袋住先「民意持續佔優」，令人汗顏。

社會上有一類意見認為，一般民意調查只包括千多人，何來代表性呢？「以數比數」地認為2801人的調查比千多人的調查可信，甚至有人指百幾萬人簽名，才是民意。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包括筆者在內已有不少人苦口婆心解釋過無限次，但公眾仍然是無法理解，令人扼腕。我本也不想再廢唇舌，只引統計學傳奇人物圖奇（John W Tukey）在駁斥金賽報告（Kinsey Reports）以一句話解釋何謂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就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金賽先生選出來的300人」（A random selection of thre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han a group of 300 chosen by Mr Kinsey）。換成香港的情况，我想可以說成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港區婦聯及衛星機構人員選出來的2801人」。街頭調查、簽名運動和港區婦聯之類所報出來的結果，屬於動員多於民意。只要人是動員出來的，就已經違反了「隨機抽樣」的原則。

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

沒有幾人指出這些判準簡單的學術問題，但大學機構以學術標準進行民意調查，卻因結果不似預期，反而變成了爭議。我幾乎天天都在親建制媒體見批評文章，就連《澳門日報》也要參一腳，干預鄰埠事務，專文痛斥〈三大民調居心叵測〉。我想，這就是港澳兩個特區這個預設立場才羅織證據的社會悲劇。

三大民調天天都有公布，但並不是每次都會有傳媒報道。當然，news is about change，事情有轉變才算新聞，結果沒變報道都沒有意義。但到底不同傳媒是否以同一理念處理三大民調的新聞呢？我研究過幾份主流報章如何將三大民調選作港聞版硬新聞（hard news）的情况。我發現《蘋果日報》將此作為硬新聞的次數最高，這點並不意外。第一奇怪是兩份主流建制報章從沒有以此作為硬新聞。另一奇點是，傳統親建制媒體如《大公》、《文匯》、《商報》，雖然幾乎天天都有評論三大民調如何不濟及別有用心，竟也曾有用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以《文匯》為例，在報道5月16日的三大民調結果，當天的報道相當正常，沒有將民調標籤成「鍾氏民調」大加批評，也許是因為當天的袋住先比率開始上揚。看來，輸打贏要的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本來的「敵我矛盾」也可暫時下放成「人民內部矛盾」。

持平而論，各界對電話民調的質疑我覺得值得一談的，是固網電話是否仍是有效的抽樣框架（Sampling Frame）的問題。各國民調都面對固網電話不再盛行的問題。美國在去年已有超過四成家居沒有安裝固網電話，只用手機。外國民調機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認為只以固網電話網絡抽樣，是無法有效作出隨機取樣，故此已改用雙框調查（Dual-frame survey），即在固網及手機號碼都作隨機抽樣。但當然，作雙框調查成本較高，而最要命的，是固網和手機隨機抽樣抽出來的人，連背景和政治立場都有分別。從固網隨機抽出來的受訪者，立場偏向保守；手機受訪者，相反立場會較為開放。

質疑電話民調

我能夠找到與香港有關的雙框研究已是2005年香港大學社科系劉嘉寶和白景崇的研究。他們的結論與外國類似，就是手機和固網隨機也會抽出不同的人，手機受訪者失業者比率較高。香港的固網覆蓋率較美國為高，可能因此沒有迫切需要開展雙框調查，故此此方面的在地研究由2005年起停滯不前。我希望有人可以再次研究雙框調查，看看現在是否需要引入。

最後，既然我有一直收集政改民意調查結果，其實也有每天更新上次只到4月尾的統合分析。結果只發現更加沒有證據證明有過半數民意支持袋住先。由4月政改方案公布開始，我們見到下降的趨勢。原因未必是民意真的有下降，可能只是因為本年頭的民意調查由非大學團體主理，而三大在此時開始滾動民調，統合分析結果就傾向三大調查。統合分析的結果曾一度發現支持袋住先比率明顯低於一半，但在5月尾香港研究協會發表她們聲稱隨機抽樣並有過兩千人的「超級民調」有破紀錄的64%支持袋住先，統合分析結果被拉了起來。

我已將統合分析原始數據、分析軟件甚至結果都上了網，因為我相信透明度等於公信力。在這個政改最後直路，我會持續每天更新數據。網址：chainsawriot.github.io/pocket

李怡 - 正視「票債票償」的新形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6日

深圳之會令民主派對否決政改再也沒有懸念。梁振英所謂要盡力爭取也以他自己的離港外訪而又一次自我證明是胡謅，林鄭的游說也只是要交戲。昨天曾鈺成說，政改表決難有出人意料的變化，行政管理委員會會研究表決期間，立法會大樓的保安措施。他提出保安措施，顯示他擔心萬一有泛民議員轉軚而政改通過，將可能導致的立法會外群眾的激烈行動。

張曉明在深圳要香港人「票債票償」，和梁振英提出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說明中共港共的目標根本不是要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而是要藉這個選舉議題清洗立法會。這是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政團和市民必須警惕的政治新形勢。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徵象，一個是看似小事的懷仔事件，另一是六四集會的啟示。

懷仔事件儘管最終自願遣返，但由中共嫡系組織工聯會的最有民望的議員出頭為三非人爭取居留權，又有政府高官力撐考慮給他入學，頗有為三非人來港測試水溫的味道。若港人基於憐憫心而對此事不聞不問，很難保證未來不會有不受限制的大陸人大量來港，並由此改變香港人口結構。若習慣被管的大陸移民漸居多數，香港民主的實施就更無望了。

六四集會的啟示

六四維園集會在雨傘運動的推動下，人數反比去年少了幾萬人，但仍然有十三萬人參與。支聯會在民意壓力下，集會滲入雨傘元素，取消唱《中國夢》，改為《撐起雨傘》。由於學聯退出，站台的換上四大學生會代表，他們在台上焚燒《基本法》，高呼「命運自主」，表達了年輕一代的心聲。這應該不是支聯會預料會發生的。在港大和尖沙嘴，另有數千不認同支聯會的民眾參加悼念活動。

民意希望支聯會今年結合當前的政改議題，以六四來推動香港民主。支聯會部份採納，但仍然繼續彈「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老調。

台灣《蘋果日報》在六四當天刊出一篇楊長鎮的文章《被「平反」顛覆的六四》。

文章說，八九民運引爆後已直指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潛意識裏，國家、民族的巨靈不但降臨在廣場上空，甚至在大屠殺事件後，人民與受害者仍必須乞求於巨靈的救贖。在『平反』的話語空間裏，六四成為一種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紀念，乃成為一種膜拜……。等待誰來平反六四？誰能平反六四？關於『平反』的話語，無意間將『人』或『人民』去主體化。這樣文不對題的荒謬錯置，使『平反六四』的訴求變成對六四意義的終極顛覆。」

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而這個中國是一黨專政的中共國，客觀現實是中共國對香港操生殺大權，但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大陸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因為按照《基本法》，香港是實行另一制而且寫明要實現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香港人據法力爭，確實毋須考慮中國是否實現民主。這是香港年輕一代的觀念，他們焚燒《基本法》，不是否定《基本法》而是抗議中共將《基本法》當廢紙；他們不會認為「中國無民主，香港怎麼爭取到民主？」也不會認為「爭取香港民主，不可忽略中國民主」。支聯會設定聯繫本土的六四討論主題是「建設民主中國的本土意義」，這不是立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應有議題。

我們不能再內耗

香港仍然有十多萬人參加六四集會，並不等於參加者對支教民的民主觀念都支持。有朋友到維園給筆者發來短訊：「我到維園了，因為這是一個在過去26年來我們同心控訴中共暴行的地方，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起碼這是一個人類良心的標誌。……在有另一個更能凝聚力量的組織出現之前，我想我仍會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我們不能內耗，我們輸不起。」

沒有錯，尤其在張曉明提出要香港人「票債票償」，而大陸人又等着來香港改變我們的核心價值的關頭，香港人真應該減少內耗。筆者曾經提議老泛民宣佈下屆退選，來顯示他們堅定否決政改的意志，但現在看來否決已無懸念，面對「票債票償」的鬥爭新形勢，筆者只寄望民主派，不論新老，都認清形勢，擺脫「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意識，立足本土，全力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這兩場硬仗，盡可能進行世代交替，盡可能支持青年一代參選。筆者也希望溫和派和本土派彼此多些寬容，老一輩的主奴意識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的，支聯會今年已稍有變化，民主黨也在政改中企硬，在中共港共揚言要「票債票償」的時刻，民主人士同心協力極為必要。（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觀察：讓母親走上廣場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6月3日

“就像爬一座高山，你用盡全身力氣，仍然覺得越來越艱難。然而，當你抬起頭來，卻發現萬千景象，盡在眼前。”5月29日，當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成員、87歲的維拉·亞拉赫（Vera Jarach）在巴西聖保羅第十四屆國際人權論壇上分享抗爭經驗時，她並不知道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正在起草一份聲明，控訴中共當局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她們幾乎走到了絕境，眼前仍是濃厚的霧霾。

亞拉赫的演講激情而又樸實，仿佛吟唱著一首抗爭者的生命之歌。我一邊聽著，一邊想到了仍然在黑暗中堅持抗爭的"天安門母親"。兩天以後，我讀到了她們發表的"六四"二十六周年紀念告示。正如她們所說，"六四"真相至今未能大白於天下，不僅是中國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的恥辱。

不再悄然飲泣，而是現身抗爭

亞拉赫和其他"五月廣場母親"成員一樣，經歷了漫長的痛苦和恐懼。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人獨裁統治者魏地拉政府，同樣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同樣以"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讓大約3萬名左派知識分子、學生、記者和工人"失蹤"--也就是政治迫害和謀殺，被稱為"肮髒戰爭"。亞拉赫的女兒也遭到綁架和殺害。

1977年4月30日，一群女人出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治活動中心五月廣場上。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但是有著同樣的悲痛：至少有一個孩子"被失蹤"。她們彼此聯繫，互相傾訴，產生了勇氣和力量，決定不再悄然飲泣，而是現身抗爭。從此以後，每週四她們都繞著五月廣場轉圈。她們的要求非常簡單：我們的孩子在哪里？讓他們活著回來！

隨即她們意識到，殺害她們孩子的不僅是那些卑鄙的便衣警察，更是獨裁者和他維持的制度，也是全世界對專制統治的麻木不仁。因此她們提出了全球性的人權主張，迅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二十多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天安門母親"團體。她們是"六四"鎮壓死難者母親或者妻子，對中共政權提出"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佈死者名單和死者人數；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

"懲治所有反人類罪行的責任者"

獨裁者喪心病狂。 1977年12月10日，在刊登了一則寫滿失蹤者姓名的報紙廣告之後，五月廣場母親運動的始創者安祖森娜曃律幔ˋzucena Villaflor de De Vincenti）和另外兩位母親也被失蹤。直到2005年，她們的屍骨才在一個海灘被發現和確認。軍政府也採用精神辱駡，稱她們為"瘋女人"。

母親們沒有被嚇倒。她們發現了團結的力量，也發現了女人可以追尋公正、改變世界的機會。軍政府改變策略，承認有9000人"失蹤"，並願意繼續清查其餘人數。五月廣場母親要求政府對3萬失蹤者盡皆負責。1983年，軍政權走到它的末日。隨後的民選政府宣佈對獨裁政府的高官進行審判。

儘管五月廣場母親群體後來分化成意見不同的兩派，儘管她們在一些國際事件上發表了爭議觀點，但是她們的抗爭在人類人權歷史上功勳卓著。她們辦起了報紙、電臺和書店，後來還辦起了"民間大學"，鼓勵批判精神，弘揚抗爭文化，成為整個南美民權運動的先驅。

1981年，五月廣場母親和祖母團體發起"抵抗散步"，要求尊重普遍人權，懲治所有反人類罪行的責任者。1982年，阿根廷政府與英國開戰，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五月廣場母親喊出了"馬島是阿根廷的，失蹤者也是"的反戰口號。

"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空殼"

而在中國，天安門母親受到日益嚴酷的打壓。她們在告示中說，自"六四"十周年開始，每逢五、十周年之際，在北京的難屬都要舉行"六四"受難者集體祭奠儀式。此前雖然屢遭騷擾，但是都能完成祭奠。去年二十五周年之際，她們遭到空前阻撓，卻未能祭奠，而且嚴密監督成為"新常態"。

天安門母親回顧歷史說，自中共統治以來，"土改、鎮反"、"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一直到 "六四"，血案不斷，冤魂遍野。她們引用總理李克強要求日本領導人為前人罪行承擔歷史責任的說法，要求中共領導人也能反躬自省。

在告示中，天安門母親看見中國政府自從"六四"以後的隱瞞和欺騙，"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空殼，社會的每個角落被一種到處彌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

尊嚴、自由和未來

2011年9月1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2010年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頒發給五月廣場母親和祖母團體，表彰她們三十餘年為人權、為正義、為和平做出的持續努力。

今年3月26日，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宣佈發行新的百元比索紙幣，紙幣採用新的圖案，一面是五月廣場母親標誌性的頭像及頭巾，另一面是她們的兒女，那些專制政權的異議人士的“遺傳密碼標識”。

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稱頌道：“五月廣場母親們為我們樹立了令人尊敬的榜樣，這個立在那裏的榜樣就是人們所說的尊嚴、自由，尤其是——未來。”

亞拉赫的演講贏得了熱烈而持久的掌聲。一位來自中國的與會朋友拍下這個場景，並與亞拉赫合影留念。後來她對我說，當時她也想到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和中國的未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安娜 - 情深深藏

2015年6月3日

「我相信深藏淺露（understatement）；電影並無需要揭示太多。」──伊力盧馬

曾在大銀幕上看過盧馬的《女友的男友》兩遍，最近在影碟上重看，一再肯定這是一部被嚴重低估的傑作。初看時，我特別鍾愛Emmanuelle Chaulet演繹女主角Blanche的失落、惆悵、欣喜，尤其那段極富戲劇反諷意味的收結，將Blanche最真實的悲喜變化，都準確無誤地記錄起來。重溫後，更覺電影最教人細味之處，是盧馬為每個角色的細緻言行、電影世界裏的簡約寫實，都有着深思熟慮的設計，即他所謂的「深藏淺露」。

《女》片的故事很精簡，講Blanche與另一名年紀相若的女子Lea在餐廳偶遇後成為朋友。起初Lea見Blanche單身，常慫恿她去追求她那位高大俊俏的朋友Alexandre。不過，Alexandre已有女伴Adrienne，而內向的Blanche最後更戀上了Lea的男友Fabien。電影最具戲劇性之處，便是要在Blanche面對寂寞、友誼與戀情之間，作出種種道德的取捨和掙扎。

《女》片的其中一個關鍵，是它所選的拍攝地──八十年代在巴黎市郊剛落成的新市鎮Cergy-Pontoise。整個地區所代表的現代價值觀念，以及戲中五位主要角色在身份、工作、性格上的設定，都圍繞着Cergy-Pontoise。矮小、樣貌不算特別出眾的Blanche，難免有自卑感。故盧馬讓Blanche住在這空間寬敞的新市鎮，天天面對窗外的空曠廣場和遼闊景觀。她彷彿住進一片人間淨土，但內心依然感到失落。再者，市鎮內的泳池、咖啡廳、火車站、商店街，都是人來人往，使五人間的偶然相遇，暗暗牽動電影的張力。

演出真摯

「巧合」和「命運安排」，可說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情節安排，然而，盧馬卻把這說故事技巧提升到更高的層次，讓觀眾意會到戲中每次的相遇，有多少是所謂命運使然，又有多少是角色們心甘情願。而盧馬正正能準確捕捉這多與少之間所蘊藏的戲劇張力。《女》片讓我們看到的，就是角色們那些起伏不定的心思。像電影中段Blanche在櫥窗外看見Alexandre與Fabien走過時，盧馬以她的視點，表示她很刻意的對身處不遠的二人視若無睹地擦身而過。這裏，電影讓我們看到的已非一次巧遇，而是一個決定──簡單輕巧的踱步走過，原來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了的複雜心智。當Blanche回家後，卻對着鏡子痛哭，狠狠掌摑自己。初看時，我們可能會意會她頃刻間變得歇斯底里，是因為她錯失追求Alexandre的良機；多次重看後，才更明瞭這調子急變的片刻，其實隱含了盧馬電影的道德掙扎命題。她自摑得通紅的臉與臉上的淚痕，是她明白到自己已不能自拔地被Fabien的背影所吸引着──她對好友的男友動了心。正因這份難測的內心曖昧，電影才如斯耐看。

論者們都愛說盧馬的電影，總是在日常瑣碎中，充滿着喋喋不休的對白。從此引申，盧馬無須奇情布局等外力來推進劇情；盧馬能將不同的瑣碎事件串連起來，並超越了敍事上的因果關係、邏輯鋪陳。只要找到對的人聊聊天，令人物關係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來，便能捕捉到人物在言談間的情感變化。一如《女》片結尾，Lea與Blanche在二人鏡頭下當面對質，其妙處已不只是盧馬寫對白的本領，而是一種在因偶然與個人決定的碰撞，成就出來的真摯演出。

米立 - 中共如何對付「這些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日

王光亞在深圳時指摘，有部份泛民的言論超出言論自由，勾結外國勢力，甚至是鼓吹和支持港獨，至於目前的普選方案，就是要把「這些人」排除在外。但是，當被問及「這些人」是誰時，王光亞又顧左右而言他。是他心中沒有「黑名單」嗎？非也。這是中共慣用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手法——他跟你說人群中有壞人，卻不明確指出是誰，結果讓人群彼此猜忌，造成無休止的內耗，中共好坐收漁翁之利。因此我們絕對不應該去猜「這些人」是誰，陷入黑暗邏輯。除非中共指名道姓，或加以迫害。而遭這樣對待的人，則必是值得尊敬之人——大陸報人程益中便是其中之一位。

程益中是著名的《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創辦人之一，因為主持報道引發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孫志剛事件和沙士疫情，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新聞自由獎。但就在獲獎的前一年，程益中遭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

程益中可以說是中共專制體制的「受益者」，如果他願意做「利益集團」，現在一定平步青雲。身為中共黨員，不到四十歲，就創辦兩份報紙並擔任主編，在廣州位高權重。程益中形容自己是中共嚴密審查的漏網之魚，再密不透風的網也難免有他這樣的反叛者鑽出來。所以他「不聽話」，一直給中共找麻煩，中共終於要對他下手。

由團結對象變為打擊目標

2004年的一天，程益中身在外地，忽接電話，要他快跑，當夜就有人要來抓捕他，說完即收線。程益中早有心理準備，身為資深傳媒人的他知道，這來路不明的電話也是設局，如果他落荒而逃，就會非常狼狽地被捕，落魄地出現在傳媒鏡頭中，成為反面宣傳的典型。是故，他選擇面對。果然，深夜就有數名彪形大漢來下榻酒店將其帶走。

和大批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人士一樣，程益中早就下定決心與民主中國共進退。中共若告他以「顛覆國家」或「反共」等罪名，他甘之如飴。但中共沒那麼笨，就是不成全他，給他安了一個「經濟犯罪」的罪名，因此程益中拒不認罪。

程益中說自己被關押期間，受盡了精神上的折磨。中共的審訊，根本就不需要動刑，就有各種讓人精神崩潰的方法。例如長時間不讓你睡覺、把你單獨關押長時間忍受孤獨、用你家人的安全口頭威脅、各種辱罵挑撥挖苦……中共最後一次提審程益中，自認為對付受重重打擊的程益中志在必得，於是架起多部攝影機，準備拍攝程益中痛哭流涕的畫面——正如近年薛蠻子、郭美美、柯震東、房祖名、高瑜等在電視機承認錯誤那樣。中共還發動情感攻勢，叫程益中的妻子寫親筆信，鼓勵他趕緊把案件了結回家團聚。條件只有一個：向黨懺悔，身敗名裂。不過，程益中都沒有屈從。程益中是為數不多的受得住所有精神虐待，還堅持到底的人，也是少數最後獲無罪釋放的人。不過，中共開除了他的黨籍，從此從團結對象，歸入打擊對象。

重獲自由的程益中，過去十年一直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數年前，他被誤導來港加入亞視，但很快就因與主事者理念不合而辭職。後來加盟《陽光時務週刊》，可惜不多久便離開，雜誌隨後停刊。

過去十年，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十年。眼看昔日下屬，不少都創業成功，即便留在傳媒界的也都功成名就，程益中的處境越來越孤立。但他與中共對立之心不變，對生活不改其樂，仍然在尋找可以有所作為、推翻暴政的夾縫。

程益中本來以為在香港能做點事，但發現中共想要「追殺」他也易如反掌。最近，聽說程益中想要在香港開辦出版社，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出力，且已與來自大陸的投資人談妥。但是，就在事業即將啟動之前夕，投資人忽被有關部門約談，威逼其絕對不可協助程益中。導致程益中的出版社無疾而終——即便這僅僅是一項在香港的事業。

以程益中的聲望，想要出國尋求政治避難不難。但他沒走，因為不想逃避時代的責任。程益中是典型的王光亞口中的「這些人」。一旦被定性為「這些人」，中共的趕盡殺絕之甚，乃至於此！

米立

自由撰稿人

李怡 - 階級鬥爭推政改，票債票償新戰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日

原以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有討論空間，意味中共可能在政改表決前會稍稍鬆手，使有意轉軚的個別泛民有下台階，豈料饒的鬆口原來只是誘導民主派議員到深圳聽訓，而中共高官可以藉此給香港人幾個耳光，並開闢香港階級鬥爭的新戰場。如果所有的民主派都拒絕前去，中共高官就唱不成這台戲了。

中共打出的第一巴掌不是打向想盡辦法希望調和民主派與中共矛盾的超級溫和派，比如主張白票守尾門後又提議押後表決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提出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的黃成智，或仍然抱希望中共可接受三軌提名「非缺一不可」的民主黨單仲偕；第一巴掌是打向林鄭政改三人組，以及附和的建制派，因為他們一直游說香港人，即使方案不符理想，也可以「袋住先」，開始了一人一票之後，就還有優化空間。中共高官在深圳一巴掌打下來：沒有。表明8.31決定不單在2017年特首普選有效，而且長期有效、適用於以後各任特首。中共等於認同泛民所指「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這一巴掌使政改三人組及應和的建制派，所有政府的政改宣傳，不僅前功盡廢，而且表示他們沒有站穩中共立場，合該挨打。

向香港人打出三巴掌

中共打出的第二巴掌，是打向所有認為8.31框架下的選舉是「真篩選假普選」的論述，包括筆者的論述。我們一直以為8.31框架是公眾沒有提名權、沒有普及的被選權、對參選者有不合理的限制，但我們以為市民的選舉權還是有的，儘管「一黨提名」，最終仍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中共高官這次告訴我們，只要是中共認為「別有用心」的人，那麼即使當選，「中央也會堅決不予任命」。這也就證實了早前劉兆佳所說，普選出來的人，對中共來說只具「參考意義」，中共可以任命或不任命。比如3個候選人是梁錦松、葉劉淑儀、梁振英，普選投票結果是梁振英得票最少，但中央仍然可以根據普選的「參考意義」任命梁振英為特首。這一巴掌顯示出香港過去兩年討論入閘、出閘都是多餘，8.31設計的不容「一些人」入閘、出閘的規定也多餘，既然中央可以對不合意的人即使選出也不任命，怎樣提名、要不要篩選就沒有意義，而所謂的一人一票選特首就不僅不是普選，而且根本就不是選舉啦。選出而不任命的事，舉世所無，即使在「民主集中制」的中共國，也極罕見，比如省人大選出省長，中央會不任命乎？

中共打出的第三巴掌，是打向所有香港人。中共高官在深圳告訴全香港市民，搞這麼多大龍鳳，目的不是要特首普選，甚至不是要立法會通過政改，而是張曉明說的，要選民對於否決政改方案的議員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憤慨，「票債票償」。他又指，「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收集到121萬個簽名支持政改方案，具可信度及震撼性。而李飛說支持政改與否，「是支持還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是轉向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俱損歪道的分水嶺」。那就是中共要在香港貫徹一分為二的「階級鬥爭」也。

這也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貫徹的路線。3月他上任3周年時，他呼籲選民明年用選票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上周他在答問大會上，三次提出「民意調查機構去問一問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政府這個政改方案被否決，被立法會否決，負最大責任的是甚麼人？」這問題本身帶有誤導性，因為它給不大清楚政改的被訪者的印象是「政改方案」是個好東西，就像問市民減稅、免差餉、每人派6,000元，如果被否決誰要負責一樣。但如果問加稅、加價、加交通費，被否決誰要負責，那麼答案就一定是政府要負責了。

目的是要清洗立法會

為什麼說這一巴掌打向所有香港人呢？因為中共看死了香港人對政改不求甚解，和喜歡貪一時便宜，「有票，點解唔要」就擊中港人要害。另外，也看死了民主派內訌，臨到選舉更會互相攻訐。於是利用這次政改再次把民主派打散，更用愚民戰術要市民對否決政改的議員「票債票償」，以達到梁振英要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清洗為單一建制議會的目的。開闢這個階級鬥爭新戰場已急不及待，據聞梁振英決定政改表決不延後，本月17日就提交立法會矣。

這一巴掌香港人應該醒來了。甚麼特首普選、甚麼政改，都是假戲，中共和港共的真正目的是藉政改在香港搞階級鬥爭，而戰場則已瞄準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特別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張曉明要香港人「票債票償」，我們要怎麼看待這個階級鬥爭新形勢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世澤 - 中共總要重複犯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日

泛民與北京官員在政改草案交付立法會審議前，於深圳會面。一如所料，在北京堅持人大八三一框架下，要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出篩選，泛民不願讓步，雙方不歡而散。

王光亞指支持政改是無愧於歷史的決定，中聯辦主任更指反對政改將遭到票債票償。現在的共產黨官員，幾沒有真心相信唯物辨證論，以為他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但只要他們比照英國人處理愛爾蘭問題上灰頭土臉的歷史，支持政改肯定是極糟的決定，而遭到「票債票償」的，隨時是土共。

為維護特權拒絕改革

應付來自愛爾蘭的自治壓力，大英帝國政府由十九世紀末已經一次又一次推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英國給予愛爾蘭的自治，遠比今天中國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實在得多。根據歷次的自治法案，兩院制的愛爾蘭國會掌握大部份愛爾蘭自治權力，只有國防和外交歸倫敦中央政府，愛爾蘭人可以民選八十多席英國國會議員，比起香港人不能民選全國人大代表好得多。但由於英國一直未能通過或落實自治法案，一九一六年最終爆發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九一八年代表溫和派，願意留在英帝國的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慘敗於愛爾蘭共和軍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ein）下，導致愛爾蘭獨立戰爭，英國永久失去愛爾蘭南部。

英國失去愛爾蘭南部，與上議院（House of Lords）屢次否決政府提出自治法案有關，上議院為了保護新教徒在愛爾蘭的特權，不願還政於民，結果愛爾蘭民眾完全不信任倫敦，投向愛爾蘭共和軍一方，甚至有部份愛爾蘭國會黨成員都加入愛爾蘭共和軍，闖出大禍。現在北京為了保護土共、中共甚至商界的政治特權，不惜搞篩選。這不單令溫和泛民難以維持支持者，更會將更多人推到激進這一邊，甚至認真考慮港獨問題，那不知誰真的當了民族罪人了。

張曉明十分欣賞周融做的假民調，又聲言泛民可能被票債票償，很可能張曉明以為投票造假是行得通，例如大量不知從何而來的幽靈選民，或包庇一些劣質老人院舍繼續存在，換取這些院舍強迫老人家投票給土共。甚至以為國企以至商界提供的大量蠔油、豉油之類東西，就可以真的令泛民落選，土共掌握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中共官員，與從前台灣國民黨一樣無知而幼稚。國民黨以前便是在台灣玩得太多這類把戲，令不少人極其痛恨國民黨，甚至中國本身，成為了今天中國和台灣合為一國的主要阻力。張曉明如果發動土共以至周融一類人物在選舉造假，令反對政改泛民大批落選的話，日後搞出像台灣中壢事件之類的暴力事件便不會令人見怪。今天台灣人仍然不是百分百相信選舉，國民黨造假的陰影相當關鍵。

假如中共真的知何謂歷史，何謂唯物辨證法，當知人類大勢不是個別人主觀意志可以轉移，中共應放棄篩選想法，並將民主派中的民族主義吸收其中，藉民主來鞏固中國在香港的管治。但看來中國很大機會重複英國人，甚至國民黨人過往的錯誤，香港由民族主義者作為大多數，轉成傾向分離主義的為多，由量變到質變，這責任不由中共一干不懂歷史為何物的蠢材來負，還有誰更適合來負？

尹兆堅 - 奉承北京的大白象何時方休？

2015年6月2日

【明報專訊】5月22日（周五），政府不顧立法會工務小組早前的否決，將超支88億元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撥款議案硬闖財務委員會，在眾多建制派議員支持下，相信將會獲得通過。

政府霸王硬上 破壞議會慣例

按照過去的慣例，議案若遭工務小組否決，政府理應放棄項目，或修改建議內容，再謀求工務小組重新通過，然後才交上財委會。政府這次破壞行之有效的制度，造成極惡劣的先例，令工務和人事編制兩個小組委員會形同虛設，這一點固然值得大力鞭撻，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個總造價將高達250億元的蓮塘口岸究竟是否值得興建？

效益成疑的百億大白象

要回答這問題不難，也不用多引述各種統計數字。只要問一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多少能說出蓮塘的準確位置？又或有多少人曾親身到過蓮塘？相信少之又少。蓮塘位於沙頭角和文錦渡之間，附近居民不多，也沒有公路網絡，由此可以推斷日後會使用蓮塘過關的港人極少。

望北奉承主義形成

那麼為什麼特區政府堅持要建蓮塘口岸？北望蓮塘在深圳河對岸的地區，就會找到答案。該區是深圳的重點發展區域，有多條高速公路連接廣東東部及鄰近省份。香港興建這個口岸，徹頭徹尾就是為了配合深圳「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運輸概念，對港人全無裨益。港官和建制派議員同意花250億元，只為奉承中央以至內地地方政府！

沒有汲取高鐵的教訓

這樣亂建大白象工程的惡果，在蓮塘項目或許仍未全面顯現，但看看高鐵項目的經驗，我們就能一清二楚。2010年初，政府未解決「一地兩檢」問題，地質勘探也未做好，就為了配合內地的高鐵，就將香港的高鐵項目匆匆上馬。到今天，反高鐵人士當初的質疑很多已證明屬實——嚴重超支（總造價將達900億元甚或更多）；選址錯誤；未能解決「一地兩檢」不可能有預期的經濟效益……高鐵已變成「兩頭唔到岸」的爛攤子，蓮塘項目的情况何其相似！

可悲的是，建制派中人不會因高鐵事件而汲取教訓，或感到羞愧，在為蓮塘項目保駕護航時，仍會面不紅、耳不赤地搬出「推動經濟發展」、「加強中港融合」、「反對派逢政府必反」那一套，罔顧客觀事實。可以預見，立法會繼續由他們把持，市民的血汗將會不斷浪費下去。

作者是民主黨副主席、葵青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