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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據說，李健熙喜歡讀五木寬之的作品，尤其欣賞《他力》，那是五木寬之休筆學佛之後重出江湖的名作之一。糅合佛、道和東洋哲學，探討日本人的生活和生命方向，在那1990年代平成蕭條水深火熱之際，五木寬之一系列哲理隨筆撫慰了眾多徬徨空虛的日本心靈。李健熙向來寡言低調，他究竟心存哪種情懷去讀《他力》，難以稽考。《他力》和另一名著《大河之一滴》出版於1998年，那些年，李健熙對於東亞金融風暴重擊三星負債1700億韓圜猶有餘悸？為了集團的結構調整而裁員31％，創造了五萬多個失業家庭而動了愧疚之心？還是1999年赴美接受重大手術去治療因為長年煙癮積成的肺癌，而參悟了當年他父親的遺言「生為奇，死為歸」？
從五木寬之的佛學隨筆去想像李健熙，是不是有點不可理喻？那是「要第一就不能第二」的經營之神李健熙；那是在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翌年就將三星轉虧為盈，隨即在三星電子30周年晚宴上宣布開展「數碼策略」，數年後就超越了亦師亦敵的索尼（Sony）的李健熙。要弄一張過去10年三星在營商方面傲視當世的成績表，易如反掌，而在大部分的輿論之中，李健熙就等如三星。然而，被譽為「眼光指向未來十年」的李健熙，在超越索尼後十年卻心臟病發，隱沒於醫院一整年，至今生死未卜。今年五月，三星集團兩大子公司合併，兩個持股的重要基金會的主席職位易幟，在在反映獨子李在鎔的繼位工作幾近完成。那麼，是時候重新設問，今天三星的成績，其實就是李健熙大半生的期許嗎？
難為知己難為敵
李健熙生於日殖晚期，因為家境關係，孩童年代與父母聚少離多，赴日讀書時，小學還未畢業。在韓時課業已應付得頗感吃力，還要重新學習日本語，苦不堪言。適逢其時靠韓戰前後出賣軍需創造「神武景氣」的日本，算是發了韓國的「國難財」，但依然對韓國人頤指氣使，受盡白眼的李健熙對日本國仇家恨之深，可想而知：「在最敏感的年紀，就已經對民族差異、憤怒、孤單、以及對父母的思念等等情感有着深刻體認了……」。
弔詭的是，李健熙沒有因而抗拒向日本學習。中學畢業之後，自己本來心儀於延世大學，最後也是聽從父命赴早稻田大學入讀商學部。早稻田不單止是二戰之後日本最多內閣總理大臣畢業的大學，也孕育了索尼之父井深大、李健熙後來亦步亦趨的索尼首席執行長出井伸之，以及李健熙的父親李秉喆（五木寬之也是畢業於早稻田）。李秉喆主張他兩度赴日留學，理由始終如一：要學習、增廣見聞，就去先進的國家；縱使日本是殖民者、戰敗國，李秉喆還是堅信日本是孕育三個兒子最好的地方（李健熙的二哥也念早稻田大學，大哥念東京大學）。二戰後韓國擺脫殖民統治，自家人當家作主不是前途一片光明嗎？先別說二戰後硝煙未盡，朝鮮半島又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干戈交加的磨心；而自家人在國家主義名堂下巧取豪奪，何嘗不令人心傷膽寒？作為日殖時期的民族獨立運動英雄，大家本來對建國總統李承晚寄予厚望，但當他為了戀棧權位而三番四次涉及暗殺政敵（甚或包括大韓民國國父金九）、選舉舞弊、脅迫國會修例以便自己無限連任，政局民心之動盪，不言而喻；李秉喆就曾在李承晚在位初期被內務省審查，家產被國家徵用。1961年朴正熙將軍政變上台，鐵腕執政，列舉十大不當斂財企業，李秉喆名列第一，結果將紡織、製糖業務和銀行股票「送贈」國家，以求脫身。5年之後，三星再次捲入走私弊案，李健熙的二哥昌熙被捕入獄，而再一次，按三星官方史書《三星60年史》的用語，屬下的韓國肥料被「捐獻給了政府」。1979年朴正熙遇弒，全斗煥旋即興兵奪權，翌年正式就任總統之初，李秉喆又將三星旗下的東洋廣播公司「讓給」國家，李健熙離開他為理想奮鬥了十多年的陣地（年輕時他是電影癡，曾經立志當電影導演），黯然赴美。
在韓國的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那時候的日本之於李健熙，實在是難為知己難為敵。他的一位高中同學說過這樣的故事：有一天健熙忽然將幾本學日本語的小學課本丟給他，勸他好好學好日本語。那年頭的高中生都充滿反日情感，同學沒好意地反詰：幹啥要學日本語？健熙卻認真地解釋：「我們必須了解日本是如何變化的，這樣我們才能找出我們國家要走的方向。」（讀《李健熙的第一主義》）惶惑不安的李健熙要盡快出人頭地，有什麼方法比拿日本作「標竿學習」效率更高、風險更低？正如The Verge的亞洲新聞主編Sam Byford說，李健熙治下的三星在1990代迅速茁壯，正是因為他一直緊緊跟隨索尼的方略。1999年李健熙提出的「數碼策略」，不正是效法出井伸之在1995年起動，後來令索尼由家電品牌迅速成功向資訊科技產業轉型並創造史上最高市值紀錄的「Digital Dream Kids」策略嗎？早稻田大學的小林英夫教授也提醒大家，在整個1980-90年代，每逢周末三星都招聘、接待大量來自日本的半導體專家飛赴韓國，向三星電子的技術人員傳授半導體知識，他們被稱為「周末技術者」；另一方面，三星電子在日本設立研究室，讓白天在自己公司上班的日本專家下班後到三星研究室傳授技術，是為「Moon Night」策略，這就是三星電子突飛猛進的底蘊之一（讀《可畏的敵手》）。李健熙就曾經很不「識趣」的說：說今天韓國經濟的成就是因為工人的辛勤克苦，實是自欺欺人，那根本源於韓國和日本在各方面有異常密切的連繫。
更是難為知己難為敵的，是韓國的財閥經濟模式，也是學自日本而青出於藍勝於藍。今天，大家都說是朴正熙將日本的財閥經濟帶到韓國，並「發揚光大」，但故事卻可以換另一個角度重看：早在1961年，朴正熙五．一六政變之後軟禁了多名大企業家，李秉喆趕赴調停，細讀全北大學康俊晚教授整理當時的對話，看來是李秉喆在游說、獻策去建立那一種政商關係，朴正熙言聽計從（讀《三星王國：李健熙時代》）。有研究將朴正熙時代的財閥經濟分成四個階段，打從第一階段起那關係就被定義為「伙伴」（partnering），互利互惠（讀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論文集中有關財閥的一章）；更別說發展下去，強如朴正熙也只能向路徑依存性（path dependency）屈服以確保漢江奇蹟不滅，以及自身軍政集團政治獻金不缺，而這種勾結關係，一路走來似乎都是由李秉喆當「老師」。李秉喆屢陷弊案，到底是否都是清白無辜，真相難明。以1966年的走私案為例，慶北大學講師金炳完相信，朴正熙跟李秉喆在走私謀利上應該先有分贓協定，後來掌權者背信鯨吞，李秉喆能不啞忍（讀《三星成長300倍的祕密》）？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李孟熙、健熙兄弟對父親都有相近的回憶：他私底下很瞧不起朴正熙的品格為人（尤其在1966年走私弊案之後），但又會機關算盡地籠絡這些「政棍」；從1980年初起他跟另一大財閥現代集團的鄭周永齟齬甚深，在韓國是家傳戶曉，但雙方在生意上的其實競爭根本不多，爭的根本是新軍政強人全斗煥的寵信。
向「路徑依存性」屈服？
克紹箕裘的李健熙呢？全斗煥卸任總統翌年，李健熙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地向雜誌憶述，在李秉喆病重的日子裏，應酬軍政要人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而全斗煥就曾經在一眾財閥面前重重地奚落過這位三星副董事長；當年全斗煥奪走東洋廣播，李健熙憶述自己一夜間感到渾身無力，憤言全斗煥兵變令國家經濟倒退了50年。然而，雖然李健熙多次公開表達他討厭全斗煥，討厭軍政獨裁，但全斗煥「欽定」他的軍校老同學盧泰愚將軍繼位不久，李健熙就曾對盧泰愚兩度行賄（1996年罪成判刑，後被金泳三總統特赦），調查期間更發現他的行賄對象也包括全斗煥。1992年盧泰愚下台之後，軍人專政總算結束，數年後李健熙還是高調狠批韓國政治是「四流貨色」，但在此後的兩次總統選舉，他都向大熱門候選人李會昌行賄（沒正式定罪），意欲造王干政。2008年4月初李健熙因為自己和三星捲入眾多貪賄弊案而引咎辭去集團會長之職，半個月後被判罪成，不過翌年他再次獲得總統特赦，三個月後復任會長；又一年之後，李健熙再次公開承認貪腐文化在三星集團根深葉茂。有關李健熙本人和他治下三星所牽涉和被定罪的金權弊案五花八門，曾經在三星會長秘書室擔任首席法律顧問的金勇澈在《三星內幕》已羅列得洋洋灑灑，毋須在此重複。李健熙生平最令我用心注目的，是他無論是活在內心世界還是凡塵俗世當中，都是充滿弔詭、矛盾。高呼「除了妻兒，一切換新」，在東亞金融風暴被受重擊之後透過「捨棄吧」經營而令三星反敗為勝的革新之神李健熙（讀韓國著名財經記者金成洪、禹仁浩的《三星浴火重生》），在思想和行徑上其實有沒有真正「破舊立新」、跨越過他父親的蔭（陰）影？
這對財閥父子當然不曾天真地以為，不用軍政國家主義將銀行國有化，然後為他們提供融資擔保、分配，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圈定近乎壟斷的市場規模，企業發展單靠高超技術就能技壓群雄。如果大家以為這種鐵三角的勾結在日本已經發揮得令人側目，首爾大學的金顯哲教授展示了韓國經驗的淋漓盡致（讀《日本的製造對上韓國的行銷》）：以三星的強項手提電話為例，如果日本政府為每一家主要企業圈定500萬部手機的市場規模，韓國每一家主要企業能受惠於政府代為圈定的市場規模就超過1100萬部（三星得到的當然遠不止此），後者是前者的2.2倍（在電力企業，更高達差不多四倍）。大家當然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沒有政治獻金、貪贓枉法，什麼「天才經營」會像奇蹟般年年上演。
朴正熙不得不向路徑依存性屈服，李秉喆如是，李健熙亦復如斯——雖然他清楚憶述過父親曾經令他充滿不安和不滿，曾經惱怨自己「連1％的家庭教育都沒有接受過」，曾經因為記者稱呼他是「第二代經營者」而大發雷霆（讀《李健熙的傳奇人生》）。李秉喆路徑、日本模式路徑、索尼路徑、財閥路徑……，李健熙的「屈服」，成就了今天的三星——三星電子在2014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第13，集團營收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超過20%……。「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李健熙還記得他念高中時曾經說過「蓋工廠、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比起滔滔不絕的雄辯，更能顯現出愛國心」嗎？過去十多年三星電子的外國持股量都超過50％（曾經高達57%，2014年是52%），令這個韓國龍頭企業的一般利潤大都歸外國人所有；李氏家族則透過金字塔和交叉持股牢控集團權力，也便於規避稅款。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近年來都在100％以上（日本還不到80％，美國更低於30％），飽受全球經濟跌盪衝擊，內需不振（2014年消費成長率僅1.4%）；與此同時，韓國的出口產品只有不足六成在國內生產（日本是超過八成），三星電子正是縮影，海外員工數目是本地事業場的四倍多。以三星為首的財閥霸權令到長期以來中小企業難以成長（2012年30大財閥的營業額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82％），也間接導致年輕人失業率高企（目前趨近12％，日本是不足7％），韓國的勞動收入分配率、低工資工人比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34國當中都是名列下流；而李健熙則繼續嚴守李秉喆遺命，自繼位以來就是韓國最強力阻撓民主工會成立的大企業主。大家都說三星就是韓國，而李健熙就是三星。那麼，李健熙的弔詭與矛盾，也是韓國人的弔詭與矛盾？三星在全球企業的表現屢創佳績，李健熙曾經被美國《新聞周刊》選為世界八大經濟人物之一，國族主義作祟令韓國人雀躍不已與有榮焉，但到底這些個人、企業成績對廣大的韓國老百姓有什麼意義？三星超越索尼了，但韓國超越日本了嗎？韓國人熱愛排名遊戲，當然清楚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日本企業始終排在三星之上，而頭60強當中就只有三星一家韓國企業孤零零的在那裏，日本的則在五家之多。
李健熙曾經大讚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偉人，因為她遏制工會不遺餘力敢作敢為；但讀過李健熙任何一本傳記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偶像」是日本的德川家康，仰慕德川的驚人耐心，忍辱伺機，成就霸業。如果李健熙自小追求的就是成為一方霸主，那倒不難理解；但德川家康開展的江戶時代幕府獨大，經貿機會並不自由，而是以幕府集團利益為依歸，社會階級壁壘堅不容通，政治、經濟始終不脫封建藩籬，二百多年來德川幕府是日本國族進步還是遲滯的力量？李健熙大半生夢想重演的，難道只是德川家康一代梟雄的這一面？如果李健熙在自己年輕時對國家貪腐的批判、對愛國主義的定義和取向還算數的話，驀然回首，他一生的理想是大功告成還是師老無功？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文 羅金義
編輯 高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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