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3日
【明報專訊】我從不閱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大陸政治書,然而,為了看病,也會破例。所謂看病,是看書中顯示的中共病徵,用的是佛洛伊德的病徵閱讀法(symptomatic reading)。這種閱讀法,以前梁啟超用過。他說,孫中山的革命黨寫的書,提供的不是救國之策,而是他們自身的病徵﹕急躁用事、自以為是、無事找事、強迫他人順從。
中共是天朝,香港是藩屬
中共黨人的書的病,比民國革命黨的要久要重。強先生曾在香港的「中聯辦」供職,寫書是試圖解釋中國的處境,解釋香港的去路。然而,我看的都是書中的病。該書旁徵博引,上下古今都論了,卻是如松鼠採果一樣,在巢穴堆積起來,不會去蕪存菁,更不會融會烹調。然而,由於他們緊握「中國例外論」為護身符,血汗工廠的出口年年上升,即使全書各處充斥住不能匯通的種種理論,也因為國力龐大,為世界產值第二強,沒人敢招惹他們,於是安之若素,不以為忤。這是中共累積的福份,我無緣享受,只能羨慕吧。
去年反高鐵的廣場上,有人向我推薦強世功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勸我要理解國情,不要老是抨擊祖國。半年之後,在書店偶遇此書,便買了來看。書中的閱讀經驗和推論過程,倒與我十幾年前的很相像,然而,結論迥異。
強先生說,當代中國不是現代形式的主權之國(state)而是文化形式的歷史之國(country),是古典的國家形態而不是現代的國家形態,黨國體制則是「傳統中國的政治遺產」,走向天朝大國和大同世界,既然主權國家和公民契約立國只是西方近代產物,中國毋須跟隨。中國有中國的軌道,是以封建觀念,以差序格局來開展的國家,也就是以儒家傳統立國。
香港的一國兩制之得以構思,正是由於中國有王朝與藩屬的傳統封建體制,藩屬是容許各種制度的,一國多制的。他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超越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無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還是民族國家理論),可這種超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然而,正是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難以解釋的關鍵點上,恰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層的思考實際上延續了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這種『天下』觀念超越了階級和民族,也超越了主權國家概念,而把政治秩序的差序格局與圍繞地緣展開的中心與邊緣關係的思考結合在一起……只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傳統儒家理論在最深層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外,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一個例外」。
學史之目的,竟是不思進取
而在此封建理論之下,香港的愛國特首和愛國資本家成了諸侯,香港是他們的封邑﹕「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治責任中,香港工商界無論在繁榮問題還是在穩定問題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當代讀中國的政治史,目的不是要返回封建天朝,返回士大夫的士黨治國,返回藩屬分封,不是要回頭走,或者原地不動,宣稱這就是儒家治國,中國不須跟隨西洋。讀國史,是要向前走,繼承中國的文化傳統,走向憲政共和。憲政共和是天下大勢,也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建樹,即使孔子再世,也只能讚歎之,躬行之。十幾年前,我也循着強先生的路徑閱讀和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先承繼「古典共和」,就是政府成為無派性的全民政府,軍隊中立,執政者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維繫國家全體長遠利益,這是王朝中國完成了的偉大傳統,然而這種傳統難以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多元理性和多元價值,解決的方法不是鞏固士黨,分封國土,而是走向多黨制的現代共和,走向聯邦中國。
中共在治國理論上可以胡言亂語,只是由於中國不是大國,中共絕不出頭,不承擔國際責任,不惹怒美國,中國成為富商的租界,奴隸的監護人,全世界富人的血汗工廠和荒淫妓院。中國大陸並無特殊,中國的經濟也非奇蹟,不顧社會成本和生態成本走向工業化,自然碩果纍纍;而在外交上,當穩了美國的小奴才,自然厚厚有賞。王朝與藩屬的關係,不是北京與香港的關係,而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中共說的「中國例外論」,只是美國政界說的「美國例外論」的翻版。美國是西方新大陸,卻保留了歐洲古老的政教合一,基督教治國;中國是東方老大陸,也要保留傳統,來個政教合一,儒家治國。
近年西方國家不催逼中國民主化,不是忌憚中國的國力,而是善人遭了惡報,吃了啞巴虧。中國富而生驕,在國際社會盛氣凌人,萬一中共真的走向欺騙性質的民主體制——而這是對中共和資本家大大有利的,中國人的才情和創意空前爆發,不再崇洋媚外,在文化意識形態上挑戰英美的文化霸權,與台灣重新締約,結盟日本韓國,這將是西方的心腹大患。勿讓子彈飛,就保持原狀,使中共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尊嚴和科學創意的封頂水泥好了。美國近年退出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樂見民主黨投共,其理在此。中共大可安枕無憂,在當美國藩屬的時候,向香港呼呼喝喝,做他們的天朝美夢。香港在目前也像西方社會吧,中共受了美國的氣,轉發在香港,這是他們難得的心理安慰了。不過,但香港一步一步的內地化、珠三角化,愈來愈像中共自己,這種虐待西方社會的慰安所,將來不知往哪裏找。到時候,也許是革命,也許是亡國。等着瞧。
2011年3月13日 星期日
陳雲 - 香港是中共藩屬——讀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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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共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尊嚴和科學創意的封頂水泥好了..."
回覆刪除如此說, 西方也夠深謀遠慮, 廢了大陸的軟力量, 也即是廢了它的內功, 中共近年財大氣粗, 希望攪甚麼軟力量, 孔子學院, 大品牌, 乜獎物獎....一大堆, 就是沒有聲譽, 對xx花都緊張兮兮, 維穩費一年多過一年, 如果進入經濟周期的低谷, 沒有了軟力量維繫, 社會豈非險像橫生?
日本經濟衰退二十年, 首相幾乎年年更換, 但在大地震中, 日人整體表現, 社會未有亂像, 中日比較, 世人自有評價。
練乙錚先在2008年11月11日信報文章〈保八--以經濟手段解決非經濟問題〉說得很好:
回覆刪除筆者認為,中國必須「保八」,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矛盾十分嚴重,收入分布十分懸殊不特已,社會資源(包括醫療、教育、就業機會等)的分配也極不平均,只有百分之四的總體經濟增幅的話,不少人根本享受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必須有百分之八以上的增幅,增長的財富才可分到最弱勢的社群或個人身上。打個比喻說:一條馬路如果有很多洞,就需要在路面鋪很多三合土,人車才能在上面平穩行走;路面愈不平坦、洞愈深愈多,則同一個路面,鋪的三合土就要更多;如果基本上沒有洞,則根本不需要鋪什麼三合土,人車行走也夠舒服安穩。看日本經濟,近二十年來沒有哪一年的增長率在百分之三以上,九十年代不少時候的增長率更幾乎是零,但日本的社會非常平穩,就好像路面沒有什麼洞的一條馬路一樣;而中國社會,就好像一條有很多很深的洞的馬路,要鋪很多三合土才能有效承擔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