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現場：150噸膠粒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5日

香港膠災 港共膠政 政府硬膠 要來把膠？
朗思製作

【明報專訊】「Th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world is that you think others will save it.」從天水圍走到愉景灣清潔海灘的安妮說。

十三年一遇的韋森特，颳破了李氏力場的詛咒，卻也為香港帶來了前所未聞的生態災難。一顆顆綠豆般大的聚丙烯，在韋森特的大手下，如播種般撒遍一眾離島沿海和數十個沙灘。至此，沒人能預測災害會有多嚴重，毒物的尾巴會伸得多深遠；我們只知道，對生態最大的威脅，叫置身事外。

陌生人，歸位了

聚丙烯，是即棄餐具如膠杯、杯蓋的原料；小巧外形酷似魚卵，本來無毒，卻會吸收毒素，魚吃下，大多中毒身亡；大自然環環相扣，細小如卵也能誘發災殃。150噸膠粒，默默浸泡在香港以南的海洋裏，梅窩、芝麻灣、坪洲、長洲、南丫島、赤柱，一一失陷。

在臭氧毒霧籠罩下的星期六，八九點鐘的太陽被抹去光輝，趕到傳聞中受難現場之一的愉景灣。走過稔樹灣、長沙欄，看不見facebook上的驚人景象，眼前只是一彎彎的尋常沙地，數件垃圾幾堆枯枝，平靜的景象與「生態災難」差天共地。向住在愉景灣7年的泰國移民阿A探問污染事宜，談着，他就說起一個外國女子，經常獨個兒在沙灘執垃圾，又會挺身喝止在沙灘丟煙頭的人，孜孜不倦。

這個女子是環保組織DB Green的成員Dana Winograd，定居香港已17年。迎面見她，就是一個笑；細緻地講解清潔的步驟，分派工具，膠粒和垃圾放在黑色袋，可回收的就放到灰色袋，非常專業。身後的一班救援人員，Dana笑說，每個都是陌生人，「以往的清潔活動只有DB Green的成員參加，這次卻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也不知道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

「香港的地方香港人要自己做番」

家住美孚，平生從未踏足愉景灣的雄仔說。來自觀塘、紅磡和機場的三位同事，以及天水圍的安妮和雲信，還有二三十位的市民，前一兩天在facebook知悉這次災難，個個受了感召似的，跟着地圖，一步步走來。今天知道出事，明天拔刀相助，機動性十足；身水身汗一身沙，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清理海灘。

「其實根本不用參加什麼組織。」玩了潛水三四年的Brandon，一大早便由老家黃竹坑走到愉景灣。他說，海洋的事就是他的事，「海洋是另一個世界，很多色彩，很寧靜，跟我們身處的世界完全不同，就像有許多未知的東西在裏面。」對海洋世界的一份尊敬，令他一直關注環境議題。他慨嘆，人類的幾個貨櫃、幾個拖網，就撤底的拖毁了整片海洋。侵蝕與破壞總在看不見的細節慢慢滲透，無聲無息。就像這些膠粒，遠看海灘安好無缺，然而蹲下細探，卻發現一顆顆膠粒都滲滿沙地中，混然為一，要逐一用手挑出，甚或不斷用筲箕過濾沙粒，才能把這些隱形的毒物抽出。

沙灘上嘻嘻嚷嚷的十多個男生，原來是由生物科老師牽頭而來。阿sir兩日前在facebook驚見事態嚴重，即時廣邀親朋同事一起幫忙，「香港多些人走出來會好一點。」由觀塘到荃灣再到愉景灣，帶着一班中五生出走課室，「出來看看有幾污糟，好過上堂講。」清潔後再回校補課。阿sir說，在新高中學制下，出外體驗的機會少了，課時嚴重不足，同學只能認識書本裏的大自然，「今次這麼嚴重，補課那些事擺埋一邊先！」然而老師說，還是要看同學的意願。問同學，是否為了大學要求的「其他學習經歷」時數而來？「當然不是，我們才不會這樣市儈！我們是為了香港，還有保衛地球。」雨開始下，令清潔工作更困難，「個天已經好畀面㗎啦！」同學朗聲說。

愚公移山無國界

最先揭發災情的，是扎根愉景灣的環保組織DB Green，成員Tracey Read在7月25日巡視沙灘，滿目的瘡痍令她差點要哭。連日來，一眾成員在網上呼籲，感召不同的人救急扶危。成員Dana笑說，一個美國女人，昨天隻身前來，原來是她那住在加州的兒子在網上得知災情，特地叫她來幫忙。一個小感召，在地球上兜了一圈，把素未相逢、不同國籍、種族的人聚集在岸上，救海洋。Dana說，前兩天也只她們在孤身作戰，然而星期五晚她的電話卻猛響、電郵爆滿，一位位來自不同地方的愚公，急着要來一起移山。

小時候總聽過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一個老人在沙灘上拾起擱淺的海星再拋回海裏，重重複複，為使海星不被明晨的陽光炙死；別人譏笑他徒勞無功，世上海岸何其多，海星如恆河沙數，他救得多少。老人就說，至少對手上的海星來說，是救贖。

今後DB Green會繼續在愉景灣一帶沙灘奮戰，有心人可關注它們在facebook的群組，一起移山去！

文 阿離

編輯 蔡曉彤

江關生 - 誰騎劫了國民教育？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5日

【明報專訊】前港區人大大老吳康民撰文說：「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

政客是誰？吳康民認為：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查實，騎劫國民教育的，正是左派人士。

身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及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有過一份自供狀：「幾年來，教聯會多次呼籲、多方奔走，終於得到香港教育統籌局及民政事務局的支持，於2004年成立了國民教育中心……透過舉辦大型專題展覽、開展專題交流活動、開辦工作坊和課程，以及向學校提供國情教育的教材，支持全港學校推行國情教育……成為學校和機構團體進行國民教育的基地。」（楊耀忠：〈不變的堅持〉，《北行記事》，經濟導報社，2009年11月，122-126頁。）

教育局在2004年不做公開招標，便私批撥款予教聯會成立「國民教育中心」，再於2007年批出另一筆撥款予該會成立另一所「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教協早前向申訴專員投訴，已收到申訴專員回覆，會全面調查，並於三至六個月內結案。

真要查的話，其實很簡單。楊耀忠上述的話表明，國民教育中心的成立，是出自長官意志，根本沒有經過什麼招標程序。

楊耀忠還說：「香島中學要求學生訂閱愛國報刊。」「有傳媒稱香島中學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學界訓練場」。「愛國報刊」應是指《文匯報》、《大公報》吧。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教訓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用公帑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為香港人上了很好的一課。薄薄36頁的《手冊》除了最受非議的中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之外，還有政治體制、中國模式等眾多具爭議、甚或不盡不實的內容。難怪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評之為「不及格」。

《手冊》備受輿論批評之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得不指出其內容偏頗。但楊耀忠和他的同僚黃均瑜仍然拒絕承認錯誤，反指當局如果撤回《手冊》，就是政治審查。

正是楊、黃等人的囂張、教育局的顢頇，激怒了九萬多名家長、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變成黨化教育，反對國民教育被騎劫，也迫使不少建制派人士急於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和《手冊》切割，棄卒保車。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率先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的是一批年輕家長，以及「學民思潮」——一群乳臭未乾的中學生。他們沒有明顯的政黨背景，也反對激烈的肢體抗爭，卻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近十萬人上街。其實，當天只要走到群眾中去，或者站在天橋冷眼俯視，都能感受到家長的苦心——頂着酷暑烈日，用嬰兒車推着嗷嗷待哺的心肝寶貝，走上街頭。理由很簡單，就是出於父母愛子之心，要捍衛子女的教育，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普世價值。

很可惜，一向自命是開明左派的吳康民，卻沿襲了昔日對敵鬥爭的思維，斥之為是「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自我孤立，突顯自己的一左二窄。

「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教育局長吳克儉談到反國民教育的示威時說：「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到底吳局長是無知，還是睜着眼說瞎話？

港英當局在1966年年底的一份機密卷宗，早已把福建中學、香島中學、培僑中學等列為「共產黨控制的學校」Communist Controlled Schools，而控制的年份（Year Controlled）全部始於創校的上世紀40至50年代。（香港歷史檔案館 HKRS907-2-5）

「共產黨控制的學校」幾十年來推行了一套什麼樣的黨化教育——愛國等於愛政府、愛共產黨，資料確鑿，毋庸諱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 1949－2012，天地圖書，2012年7月。）

吳局長的同宗兼前輩吳康民早就說過：「學校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地方。」吳康民身體力行，由他執掌的培僑中學，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就是典型。到如今，左派只是想把「傳統愛國學校」的那一套，推向全港中小學而已。

回歸以來，特區不斷殺校，「共產黨控制的」左派學校卻能不斷開枝散葉，擴大版圖。這與教育局對香港左派辦學團體偏愛有加，政策傾斜，有莫大關係。

吳康民自述：他曾當面投訴申請黃大仙校舍落空，特首董建華「很認真的聽，馬上在枱曆上記下了這事情，並說要通知教育署。果然，不久我們申請在小西灣辦培僑小學和大圍培僑書院，都獲得成功……後來，福建中學申請得觀塘及小西灣校舍，香島中學申請得將軍澳和天水圍校舍，漢華中學申請得小西灣校舍，勞工子弟學校也申請得秀茂坪校舍，教聯會也獲得東涌的中小學校舍各一。」（《吳康民口述歷史》，三聯書店，2011年7月，137-139頁。）〔Vic：真乃香港大不幸！〕

申訴專員不妨連同此案一併徹查。不過，由於此案涉及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和香港左派教育陣營，申訴專員是否有膽量去做，毫不樂觀。

國民教育應該緩行

八年來，左派主導了國民教育，利用朝裏有人好辦事，走政府上層路線，輕易拿到納稅人的錢，壯大己方勢力之餘，還可以塞進私貨，貫徹他們希望推行的「國民教育」。好一筆無本生利的如意算盤！在九萬多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之後，政府使出緩兵之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教育局將成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的委員會，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三年開展期的推行，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以釋除部分家長疑慮云云。

如果政府真要釋除家長疑慮，首先，就要打破左派操控的香港國民教育中心、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對國民教育活動的「壟斷」，允許其他教育團體公平競投和參與，不再搞「一黨獨大」。

其次，全面檢討這兩個中心、以及其他學校過往幾年推動的國民教育活動，審視是否有偏頗或有洗腦之處。筆者查看了兩個中心的網頁，確實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有明訓。現今一些把國民教育叫得震天價響的人，不少早早已將子女送往英美等西方國家留學。除了被人議論最多的林鄭月娥兩位留學英國的公子外，一位曾任教灣仔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的老友告訴筆者，工聯會榮譽理事長鄭耀棠的兒子是他的學生，中學未畢業已負笈海外，不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輩愛國人士，一律把子女送回內地升學。

文 江關生

編輯 梁詠璋

庫斯克 - 體育愛國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5日

【明報專訊】小時候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奧運，是在廣州探親的時候，那一年中國代表在洛杉磯奧運取得了多面金牌，還記得那時全部人坐在電視機前看中國女排比賽勝出，大家都十分高興。那一年，中國還在改革路上的起點出發，那一年，沒有人想到五年後會發生六四事件，那時候的中國還沒有那麼腐敗，更沒有現在的財大氣粗。

不記得是90年代的中學會考還是高級程度會考，某一屆英文閱讀理解文章大數英國在國際體壇的表現如何差勁，文章後段筆風一轉，說其實一個國家偉大與否不是取決於奧運取得什麼成績，奧運奪金往往只是獨裁國家麻醉國民的手段。那篇文章令還是中學生的我眼界大開，發現原來一個政府可以一面殺害請願的國民和囚禁異見者，一面利用奧運成績來鼓吹愛國主義來維護統治合法性。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那是一記當頭棒喝。

北京奧運與國民教育

2008年，北京奧運。那年四月，維權人士胡佳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監禁3年零6個月。當時我在網上發起「沒有人權，不要奧運」的表態行動，呼籲杯葛奧運，原因是中共完全違反了申辦奧運時尊重人權的承諾，結果招來排山倒海的批評。那時候，全港都已處於北京奧運的亢奮情緒之中。

北京奧運是一項國家級的國民教育工程，這場工程要求的是中國不止有面子，還要全國國民都要感覺自豪。這場國民教育工程當然少不了香港的份兒。火炬來港的時候，政府鼓勵全港市民穿紅衣，教育當局「鼓勵」全港師生貼上官方派發到學校的紅色奧運貼紙。當時我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單不貼官方貼紙，而且穿了一件橙色衣服上學，以響應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橙色運動。對於當時的學生來說，我的行為可說是匪夷所思，而我也借機跟他們詳細剖析我的理據。

火炬來港當日，我站在港島的大街上，親眼見證馬路兩旁一片「紅海」，大批應該是由各大小社團動員的群眾，沉醉於一片愛國主義亢奮之中，那種氣氛，完完全全就是官方國民教育那種「為國旗感動」的氣氛。老實說，那氣氛十分近似紀錄片中那種中共政治運動的氣氛，感覺很不香港。最令我不寒而慄的其實不是那種愛國亢奮，而是香港警察如何對待沿途舉牌抗議中國侵犯人權的和平請願者。那時候，我親眼見證一名沒有衝出馬路的請願者的紙牌被便衣警察撕毁，然後那班便衣警察把他手腳離地的抬離現場。另一邊廂，我看到警察縱容亢奮的愛國者襲擊另一名請願人士。

這個經驗告訴我一件事，那就是這個政府遲早會再推行一場官方愛國主義運動。

倫敦不需要雄起的奧運

不經不覺已經四年，當年反駁我的學生都已經是大學生了。今屆奧運，香港不再有全民愛國運動，倫敦的奧運開幕典禮（我不明白為什麼傳媒都叫開幕式）跟北京那個南轅北轍。北京的開幕典禮就好像一個張藝謀版本的阿里郎萬人操，官方為了萬無一失，以CG煙花取代真煙花，小朋友唱中共宣傳歌曲《歌唱祖國》原來有幕後代唱。相反，倫敦的開幕典禮沒北京那樣偉大光明正確，他們竟然找英女王親身參與惡搞007電影和Mr. Bean惡搞經典奧運電影《烈火戰車》，集體表演竟然會反省工業革命帶來的破壞、宣傳全民醫療保障（NHS），還回顧婦女爭取全民普選的歷史。這種大玩英式幽默和強調普世價值的開幕典禮，令我想起了當年英文閱讀理解那篇文章，那就是英國人不需要靠大堆頭的場面來顯示怎樣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到了正式比賽，可能官方及友好媒體不再刻意大肆宣傳，也因為直播的時差問題，香港的奧運氣氛沒上次那麼「雄起」。而因為社交媒體如facebook的普及，網上流傳的奧運資訊似乎更人性化，例如人們會討論中國那種「全國體制」的非人性化訓練是否合適、中國的運動員退役後的生活問題，還有香港運動員李慧詩的奮鬥故事等等。

這一年，中國不再強調金牌數目要大幅拋離對手，香港也沒有排山倒海式的紅色宣傳。對於我這種對體育愛國主義保持冷靜抽離的人來說，這屆奧運才是正常的奧運。

《我為國家隊打氣》要學生自我反省

不過，上屆奧運的紅色教育並沒有消失，反而成了即將推行的政策——最近有九萬多人上街反對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2011年公布的課程諮詢文件的附錄有一份官方製作的中學教材《我為國家隊打氣》（諮詢文件p.54），內容主要是要學生看國家隊作賽來培養國民身分認同感，其中「注意事項」第一點這樣說﹕

「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

「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要「自我反省」，這跟《1984》裏面的政府監視人民收看政治宣傳片時反應是否強烈大有異曲同工之處。見微知著，那是官方編制給全港學校下載使用的教材，這種官方版本的國民教育，公眾哪有不反對的理由？

不論是派發給學校的北京奧運紅色貼紙，還是政府要強推的國民教育，其實都在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你不理政治，政治也會以愛國主義的糖衣在不同的渠道滲透到下一代的思想。四年前我提出這個論點很多人不以為然，四年後的今天總算有多些人明白。

文 庫斯克（中學通識教師）

馬國明 - 不知「國民」何所指的「國民教育」

茶杯月刊   2012年8月號

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一事雖然劣評如潮，並且引起中學生們的反感，自發組織了學生團體「學民思潮」，連日四出抗議，指摘「國民教育」實為「洗腦教育」。7月29日更有九萬名市民帶同小朋友上街抗議，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安排，但梁振英政府至今仍堅持按原有計劃推行。

根據報導，「國民教育」尚未正式推行，教育局在過去六年撥出的相關經費由2006/07的500萬急增至今年的9600萬。這些經費的審批過程缺乏透明度，像「國民教育中心」為國民教育編寫教材而得到的撥款既未經招標競投，相關款項的使用細節亦未有公開。由「國民教育中心」編寫的教材更被批為偏頗失實。不過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無非是取悅中央政府的一項政治工程，浪費公帑、私相授受、偏頗失實等現象是意料中事。幸好媒體連日揭露各種不合理的安排，加上「學民思潮」的一群中學生鍥而不捨地追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他公開跟中學生們對話，特區政府如希望完成政治任務必須多費心思。

問題是「國民教育」的構想由開始便遇到一個特區政府用盡全力也無法解決的問題，「國民」無非是人家英文national的翻譯而已。即是「國民」一詞實乃一現代觀念，觀乎中國幾千年歷史裡，有的不過是蟻民、平民、庶民、子民、順民、刁民等字眼而已。中國幾千年歷史裡，自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之後，每個統治的朝代經歷「治亂興衰」的過程後，最終由另一朝代取代。如是者到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後建立民國，史無前例地放棄由秦至清那種要千秋萬代都要由統治的皇朝永久執政的立國原則。

可惜民國的基礎十分薄弱，又出現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和日本侵華等戰亂，民國不到四十年便被中共政權取代，後者雖然跟隨民國，稱自己為republic，但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具體施政上則是「黨大於國」，不但國家主席是虛銜，就連黨書記也未必管用，因為手握軍權的中央軍委會主席才是最終的決策者。六四血腥鎮壓，身為黨書記的趙紫揚權力不但被架空，還因為他反對鎮壓而終身成為「國家的囚徒」。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政權統治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更何況中共政權已不止一次公開聲稱要做永久的執政黨。既然要永久執政，在性質上中共政權跟中國歷史上歷代皇朝無甚分別，歷代皇朝都希望永久執政。今年正值中共換屆，在一個現代國家，政府換屆，新一屆政府須由選舉產生。選舉則由不同黨派的候選人競逐，選舉舉行前新一屆政府的人選無從知曉。由於中共政權統治的國家不是正常的現代國家，中共尚未換屆，但黨總書記和國家總理等人選早有定案，原因無非是要順利交接，務求絲毫不會動搖中共政權永久執政的基本國策。

回到「國民教育」的議題，如果中共政權永久執政是目前的基本國策，那麼便根本沒有「國民」可言。「國民」一詞從沒出現於中國幾千年由一個皇朝接著一個皇朝統治的政治格局裡，這一點絕非偶然。皇朝統治的局面也是「家天下」的局面，整個國家不過是一家一姓的財物而已，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這種政治格局下無所謂「國民」，有的只是「臣民」、「平民」等等。

英文的語境裡，由某皇朝永久執政的國家被稱為dynastic state，現代由選舉產生才能執政的國家則被稱為nation state。中文的語境則還未有適當的詞彙可以作出區分，就連nation state一詞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足以明確表達當中意義的中文詞彙。nation一字一般譯作民族，nation state亦因而勉強譯為民族國家。但其實nation一字已包含國家的意思，像聯合國，英文名稱是United Nations。把state一字譯作國家更曲解state一字的豐富意義。西方政治哲學把它看成是現代社會的一部份，根據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見解，現代社會由三個層次組成。最基本的層次是家庭，然後是公民社會，最後是state。這三個層次又各司其職，家庭是個人情感得到滿足的領域，因而是一個絕對私人的領域，除非得到法庭授權，連執法機關未得到家庭裡的人士同意，不得擅自闖入。公民社會則是一既公又私的領域，因為它是讓人公開爭取一己利益的領域。至於state則是一個完全不能有半點私人利益，與其有關的事情必須完全公開和完全開放，是人人都可以參與其中的領域。現代的國家全是nation states，當中的意思正好承接著state是現代社會裡完全公開、完全開放，人人可以參與其中的意義。Nation state並不是甚麼民族國家，而是說一種整個國家都能參與的政權。生活在這樣的政權底下的人才配稱國民，因為既然整個國家都能參與，每個人都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是不折不扣的國民，不是蟻民、臣民或平民百姓。

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無非是為了取悅中央政府，但效果卻很可能適得其反。中共政權統治的中國無非是人家說的dynastic state不是現代的nation state。前者由於只屬於一家一姓，因此經常出現各種分離運動，像清朝由乾隆年間便出現大大小小的叛變，在中共治下亦同樣面對各種分離運動。現代的nation state亦可能出現分離運動，尤其是一些多元文化的nation state。像加拿大便有魁北克分離主義，但現代nation state既然是整個國家都參與其中的政治格局，因此即使出現分離主義，也不能打壓提倡分離主義的人士或政黨。主張脫離加拿大的政黨便曾在魁北克的選舉中勝出，並先後兩次舉行全省公投決定去留。兩次的結果都是選擇留在加拿大，但最值得讚賞的是以公投解決問題的方式普遍被接受，既沒有受到攻擊，更沒有被醜化。反觀香港兩年前舉行的五區公投，受到猛烈攻擊。或許香港確須要推行國民教育，因為很多人連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根本沒有國民，只有蟻民、平民、臣民、順民、暴民等這個基本事實也不知道。

專訪：李怡從左到右的掙扎

香港蘋果日報    品味蘋果    2012年8月5日

Vic：讀這篇訪問，令我想起早年極崇拜毛澤東的林昭，她覺醒時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林昭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1968年被囚上海時遭秘密槍決，罪名是「反革命」、「不認罪，抗拒改造，態度十分惡劣」，終年三十六歲。林昭在獄中以針與髮夾刺破手指，留下數十萬字的血書。如果李怡活在大陸，不知有何下場？

李怡從左至右，走過曲折的道路，走上忠於自己的路。

或許，李怡沒有錯信共產黨的，是那最初的信念：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個人要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一個政權要否定自己，是痛苦加困難。70年代從左派作家變為反共文人，現為《蘋果日報》專欄作家的李怡先否定自己，再否定中共政權。如今，他走了一條忠於自己的路，但共產政權所締造的謊言國家，在他眼裏，已無去路。

「為甚麼我的眼睛含着淚水，因為我愛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在1936年抗日戰爭前出生，從抗戰、太平洋戰爭到內戰，李怡處身在中國的苦難中，自小思想成熟。「我父親很愛國，日本炸廣州，他第一個帶着攝影隊去報道日本人攻打中國的情形。」12歲以前，他跟父親過着戰爭的生活，在桂林參與抗日，後來到了上海，經歷過被機關槍掃射的險境，後來又避走北平。人與國家，一起從苦難中走過來，相愛，變得自然。

因為國共內戰，李怡12歲來港居住，從來沒有在共產黨管治下生活過，卻跟它千絲萬縷。母親曾把弟弟及兩個姑姐送到延安學習，結果，三姑姐在「搶救一個人」的鬥爭運動中被鬥死了。而他的叔叔李剛，與現時中聯辦李剛同名同姓，也曾是對方的上司，曾官至文化局局長，屬副部長級。當年文化局收到「李剛」信函，總會先交給較高級的叔叔過目。

曾信共產主義救中國

李怡與中國的關係，憶苦思甜，抗戰苦難之中，他與當時很多人一樣，都相信共產黨可以救中國。「當年解放軍入廣州，沒有騷擾人民，都睡在路邊。」他說爸爸沒有加入共產黨，但1948年來港生活以後，卻把他從最初入讀的培正中學轉送香島中學讀書。香島五年，正值50年代初所謂新中國建立之時，左派中學裏有沒有洗腦教育？

「是愛國教育，左派教育。那時候的老師，多是抗戰時在廣州反對國民黨的學生，有理想，認為應跟着共產黨走。」相距半個世紀的愛國教育，對李怡來說，歷史背景與意義很不同。

「不可說當時洗腦。牟宗三說：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那時候，追求平等理想，信共產黨可帶來平等社會，但後來變化，有洗腦成份，因為他們把共產黨變成永久性的權力，變成絕對的權力，用各種方法講意識形態，講社會主義思想，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變成絕對真理，與權力結合起來。」

他記得，那時候香島的老師，不時會請學生在上課時間到教員室，做愛國思想教育工作。

「所謂洗腦，是你對自己的天性產生懷疑而去服從政治的傾向。洗腦是多少帶宗教性，我沒有盲目，縱然感情上以國家為先，可以犧牲一下自己。」

「你當時愛共產黨？」

「是，愛那個政權。」

「排斥國民黨？」

「那當然。當時整個社會是左右意識形態鬥爭的社會。除左報，大多是中華國民報頭的。」

「但你當時不覺這是洗腦？」

「是自己一個人的信仰，亦因為受愛國主義教育，也因為有戰時的經歷。」

「這樣的背景這樣的選擇，有沒有對錯之分？」

「那時代，進步的知識分子，有理想有追求。感情上相信，當時的道理是對。啊，不是說要反對一黨專政嗎？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當時國內有很多民主黨派，「章詒和寫過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都是國民黨的反對力量，他們有人當了人大常委，章詒和爸爸章伯鈞也是部長，1957年，反右，他們角色沒有了。所謂民主黨派，已滲透了好多共產黨員，其實是一個黨，外表是三權分立，實際是三權合作。」

李怡中學畢業以後，到了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先任資料員及任編輯。當時中國大鳴大放，很多知識分子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書，李怡浸淫其中，也寫哲學及社會學初階書籍。他真心相信，當時的中共政權會為社會帶來希望。後來，反右運動來了，那一個年代，很多人跟中國的關係，都變成段段苦戀。因為，國家沒有變，有些人沒有變，一個政權在變。

在早期的左派機構，李怡是少數抱獨立思考的人。在一次韶山思想學習團，起了洗腦疑惑。那次參觀，是要說明，中國農民革命，都依靠貧下中農。但毛澤東住的幾間屋，擺明是富農。李怡問講解員：「他（毛）住的屋子，好像不是貧下中農吧？」講解員立刻回應：「你不可以替毛主席定階級成份。」李怡噤聲，但腦裏反彈。

李怡認為，愛國的基本條件，是政府應由人民授權，憲法保護個人自由及權利。

不可以對自己不誠實

「文革學習班，個人崇拜好厲害，要早晚在毛主席像前滙報，在靈魂裏鬧革命，要鬥私批修，老毛所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讀過〈禮運大同〉篇：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毛澤東把它變成不將自己兒子當兒子，要把別人兒子當兒子，還說我們的思想已超越大同，我心裏面的感覺，哈哈……」

從反右、大躍進、文革初期、至四人幫倒台，一個在左派圈子裏打滾過的人，從矛盾到失望及否定，他很容易就說出一段清晰的內心獨白：「寫作時，受作家劉賓雁影響好深，他被打成右派，我好震驚。好多時，發生事，你懷疑，但又要對付自己：『你不應懷疑，應該相信。』要不斷說服自己，有正面信息，告訴你那是個別小事，不影響大局。人用各種各樣理由欺騙自己，是自己洗腦，有時不是人洗你的腦。是你自己相信，或你自己有利益。要徹底否定，是好難，你要用很多理由說服自己。我們說：前途是光明，道路是曲折。王思華六四後過世，他生前說過：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原來光明與道路都是假象，人會慢慢變，我變得快些。寫作要忠於自己，最初為共產黨政權辯護，要慢慢走出來。要放棄好多擁有的？還是要變成腦殘的人？人好難否定自己，是很痛苦。」

最終，他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自己的想法。以前寫文章誤導了人，他做檢討。人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認知，但不可對自己不誠實。「我獨立思考，好早有覺醒。但很多人在體制下，離不開。」

最痛苦是思想獨立，現實環境卻很難分割。

「有好多掙扎，因為我與左派關係好深。」

「掙扎甚麼？」記者問。

「利益。」

「甚麼利益？」

「離開左派陣營，太太要離開左派工作單位，每個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現在說來長篇。」

他當時辦的《七十年代》月刊，是左派雜誌。依靠讀者、作者與周邊相關人士人贊助投資，掙扎了好久，大半年時間，才真真正正讓思想改變化成立場與圈子的改變。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看到林彪的下場，明白這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自此，他傾向對任何掌權的人抱懷疑態度。「我們辦報寫文章的人，一定要置疑，對任何掌權的人懷疑，對掌絕對權力的人絕對懷疑。所以，真正挽救香港特首或政府班子，只有通過人民授權，否則一定要懷疑。因為權力使人腐化，尤其權力來源是如此絕對。」

他認為，認識國家，一定要知道真相，要相信事實。但中國已成為他口中的謊言之國。「一位印度哲學大師說過，若你相信一樣東西是絕對真理之時，你就是準備要說謊了。」為何中國可以在謊言中集體受催眠一樣，全國假貨假話變成常態，就如上街買豉油卻必然說成去買麪。

「你講大話人家都知道，為何仍當是策略，為何相信有效？」

「因為一旦拆穿了謊言，權力沒了，我看不到中國有何出路。溫家寶常說要改革，卻總也不肯公開自己的財產。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員，都有財產或家屬在外國。好奇怪，掌權既得利益的有錢人，要移民，但天光至天黑都叫人愛國。正如政府高官推愛國教育，自己子女在外面讀書，自己講都知自己不相信。」

謊言鞏固權力，現在的既得權力與利益，比以往更大更難放棄，最後最悲哀的選擇，是相信謊言。「蕭伯納說，對說謊者最大的懲罰，不是別人不再相信你，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事實。你不再相信任何人，這是最悲哀的，不相信任何人是個災難。」

中港憲法精神大不同

從中港兩地意識形態的不同，李怡認為香港推行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是推行一個謊言政權的延續，不但對下一代是災難，也是整個社會走上災難的開端。在香港，國民教育只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他曾經愛國也曾經愛中共政權，漫長的思想與認知改變，已經很迂迴曲折了，「一位國學大師說：國是無功無過的，黨是有功有過的，對國，我是無條件的，它越窮我越愛。黨，有功有過。你一塌糊塗，我怎去愛你。他對我影響很深，孫中山、楊衢雲愛國，都是基於中國苦難，不是因為要發達。愛國教育，叫人認識中國文化，就要認識中國苦難，就要知道六四、李旺陽事件。若愛國教育叫你愛黨，愛甚麼？你這麼醜陋，我怎去愛你？」

老愛國廖瑤珠，在法律的認知裏，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說得最透徹。她反對中國憲法51條：個人行使自由與權利時，不可損害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利益。相反，她努力協助催生《基本法》39條，認為個人自由及權利，除法律規定以外，不受限制，而法律的限制，亦不能與兩條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相牴觸。香港小憲法精神與中國大憲法精神是相反的，「中國是國民國家，香港是公民社會。兩者不容易並存。」

以往為了國家，他認為可以犧牲一下自己，現在擁護法治，都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這是一個從左走到右的人對國家的視野。而當年與他一起讀左校的同學，命途不一。「好多同學，被動員回國，讀大學，滿腔熱誠，最後灰頭土臉回來。我太太的同學，是周一嶽的姐姐，在英文書院讀得很好，因為愛國，到華南師範大學物理系讀書。回國就被懷疑，認為她爸爸在教育司署工作，沒理由送回國，一定是特務。海外關係變原罪，若不是左派，更不應回來。所以，好多人入香島後回大陸讀書，會後悔。」

而他自己，前半生跌跌撞撞，如他所言，雖然艱辛，最少一直忠於自己，「寫作上，算是得一些人信任，自己相信自己。」70年代，曾有人給他訊息，希望邀請他當政協委員。「當時40多歲，我拒絕了。寫作的人要拒絕。向北望好傻，你越是依靠他的權力，他越是看不起你。」

「像你由左轉右而又成功的人，多不多？」

「好多呀，第一個是查良鏞，羅孚也是共產黨員。受左校教育的有陶傑、何守信，好像施永青也是。你越是知道情況，越是批判尖刻。堅林（《蘋果日報》副社長林平衡）都是啊，他好明白好清楚的。」

還有不少一生緊跟左派的同學，雄心壯志逐漸在現實消失，最後覺醒時，已經掉落社會的低下層，「在香島教書還好，有些人，我知道打住家工。左派學校，一來資格不承認，二來不適應這社會，好可悲。左派對他們的員工，比資本家還要刻薄，好高級的，都住好細好差的舊樓，靠微薄退休金過日子。在左派電影圈發展的，有些更是晚景凄凉。」

兩年前，李怡開始學習拼音輸入法，用電腦打稿，「打 KMJY就打出國民教育四個字了，比以前手寫快多了。」76歲香港著名作家，走自己的路，越曲折，越精采。他的愛國教育經歷，是不是與當下計劃推行的國民教育有一點交錯，可以思考，正如他這樣一個從左派裏醒悟的人，現在，還是 keep thinking，鍛煉思考，不讓自己凋零。

記者：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

戴耀廷論「國王的新衣」、吳志森論港共抹黑

黃之峰被指控搞文革

Vic：吳志森覺得左報的「無厘頭」抹黑很有娛樂性，我卻極度厭惡港共這種行徑，對他們攻擊15歲的黃之峰尤其感到寒心。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共產黨及其支持者，醜惡卑劣無極限。

在此希望重申：

一、香港人是時候在政治上成熟了。「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不喜歡事情政治化」，這種話，是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白痴才會說的。廣義而言，眾人之事，皆是政治。好人不關心政治，不參與公眾事務，代價便是惡人當政，為禍社會。共產黨及其香港代理人鼓勵香港人保持政治冷感，就是希望壟斷香港政治，不想香港政制民主，實現真正的港人治港。共產黨叫人不要將事情政治化，是最好笑的事，因為中共本身是最政治化的，連體育、奧運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二、國民教育本質上就是政治議題，而且是關乎香港是否徹底大陸化的關鍵政治議題。香港有些人在宣揚不要讓這議題政治化，什麼要防止政客抽水之類，若非無知，便是用心險惡。王岸然在〈九月變相公投國民教育〉一文中，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政治操作策略，有心人應細心考慮。

在facebook看到城大學生會會長李安然以下一番話，貼在這裡給大家看看。

今天到港台，與黃之鋒一起做節目。幾個月沒見，他依然消瘦，就是一點也不長肉的那種，明顯曬黑，但令人意外的，是他變得駝背，即使察覺到他在長高，但弓着的背子讓他高不起來，那怕他只是用手拿着一個袋。

甫進錄音室，主持還未進來跟我們討論節目內容，黃之鋒笑着說，他終於有時間看電影了，就在做節目的這一天早上。是的，這是由一位放暑假的學生說出來的，而我敢肯定，那一刻在港九各大戲院門前，湧着人頭等看電影、或看完離開。而這一位學生，能在暑假的一天看上電影，卻高興得要笑着跟身邊的人分享。

節目中途，聽眾來電，指罵黃之鋒在香港搞文革，也有聽眾指黃之鋒雙親有公民黨背景。被聽眾搬出家人，黃之鋒急得只好不停澄清網上的片段是移花接木的創作，可換來的，卻是聽眾的一句：「你很可怕，你講大話」。

我不知道那位聽眾想要證明什麼，但我知道就在文革時期，一個人的家庭成分，卻可以是一個人被批鬥的原因，而黃之鋒，卻同時被指控着搞文革的罪名。

節目完結，我沒能跟他多談兩句，因為他匆匆離開，趕赴另一約會，我只能在他上車的一刻，喊一聲加油，看着他被重擔壓彎的背影，在我眼前消失。

這就是今天的香港，我們把責任，交在一個個學生身上，他們不是受影響的一群，卻比我們這些大人，同樣是不受影響的人，走得更前、更久。

這番話，我不夠時間在電台上說，請大家傳出去，幫幫黃之鋒，幫幫這些孩子們，救救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嗎？

戴耀廷 - 國王的新衣

明報   2012年8月4日

相信大家都聽過「國王的新衣」這童話故事：「從前有一個騙子到了一個地方，對國王說他能織出世界上最美麗的布，但凡是愚蠢和不稱職的人就看不見。騙子用這布料做了一件新衣給國王穿，國王雖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愚蠢，就假裝非常欣賞地穿起了新衣。身旁的大臣們雖也看不見新衣，但不想別人知道自己不稱職，都紛紛讚賞新衣如何美麗。國王穿上新衣到街上遊行，但天真的小孩看到國王根本沒有穿衣，就大聲喊：『國王沒有穿衣啊！』才把騙局揭穿。」

這故事現在有了一個香港版本，但在分配角色上有一些困難，不知應由誰來演國王和騙子。既然不少人在遊行中都大叫「梁振英、大話精」，那麼就由梁振英特首來扮演騙子，雖然地位上應是由他來做國王。不過他是如此精明的人，怎演也不會像一個愚蠢的國王。由於曾特首之前說過他要「做好呢份工」，而市民就是他的老闆，那麼由香港市民來做國王也可以吧！其他大臣和小孩的角色就容易分配得多。好！國王的新衣香港版現在開始：

「從前梁振英做了香港特首，就對香港市民說他編了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國民教育課程，但凡是『反中亂港』和不稱職的人都只會看到它是向學生洗腦的。香港市民雖看到這課程有可能被人利用來向學生洗腦，但不想被人說『反中亂港』，就假裝非常欣賞這課程，說它應能教導我們的學生更加認識祖國。各高官包括了教育局長吳克儉，不想被人知道他不稱職做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雖也看到課程會被用來向學生洗腦，也說這課程是如何的好啊！最後，天真的學民思潮和與父母一起上街遊行的小孩大聲喊：『國民教育課程是洗腦的課程啊！』香港市民才知道自己被騙了。」

香港版本還可以透過換角，產生不同的故事效果和學習內容，如由中共扮演騙子的角色，和由教育局長吳克儉來做國王。但無論如何，不少港人都會同意，揭穿騙局的那位天真小孩，就一定要由學民思潮來扮演的了。

吳志森 - 抹黑

明報   2012年8月4日

抹黑，歷史悠久，凡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抹黑。

抹黑不會無緣無故，事出有因，認為你的力量有威脅性，才會出手。也不會偶然發生，行動有部署有計劃。

華叔的《大江東去》，談到七十年代教師薪酬運動，醞釀有威懾力量的罷課行動，港英發動輿論，誣衊華叔當過游擊隊紅小鬼，是「左仔」。而左派媒體，對不屬於他們領導的運動幾乎隻字不提，但左派圈子私下流傳，說華叔是「托派」。

抹黑伎倆從未停止，但卻有高手低手。這場轟轟烈烈的反洗腦運動，席捲全港，本地左派開展輿論攻勢，上綱上線，指摘運動已被政黨騎劫，目標志在立法會選票。反洗腦教育運動，是香港反對派在背後策動，是對左派教育機構，對特區政府，對中聯辦，甚至是中央政府發動的總攻擊。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結束了三十多年，很久未見過這種殺氣騰騰的文章了，只差一點，就要求黨中央出動解放軍和坦克，來對付反對洗腦示威者。令人驚訝的是，如此極左言論，竟出自一位德高望重，被視為本地開明左派之口。可見左毒入血，影響之深，一生都難以清除。

開明左派尚且如此，左報當然不會客氣了。「總攻擊」論實在太過深奧難明，不如來個簡單的陰謀論，左報多篇評論都同一調子：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做過《壹週刊》副總編輯，是壹集團黎智英的得力助手兼愛將。黎智英又是民主派的金主，左報的結論是：以陳惜姿為首的家長關注組，背後有反對派政黨支持，目的是為民主派助選，爭取立法會選票。

左派報紙「發掘」出陳惜姿曾在黎智英的《壹週刊》身任要職，視為驚天大發現，但想不到的是，這種陰謀論的邏輯，竟是如此簡陋、粗糙、犯駁，白癡得令人噴飯。

我們傳媒這一行，轉工無數，陳惜姿不單為肥佬黎打過工，也做過《明報》，今天仍在《明報》寫專欄，又在中大新聞系任職導師，那麼，按照左報的智慧過人的邏輯，陳惜姿背後不但有肥佬黎，更有張曉卿，又有沈祖堯，把所有幕後黑手都揪出來，左報的邏輯才夠完整。

左報的「無厘頭」抹黑，比星爺電影更有娛樂性，是炎炎夏日的清涼劑。

許驥 - 奧運幕後：原來這就是中國運動員的前途？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8月4日

朗思製作：中國奪金 光什麼榮？感什麼動？
人無尊嚴 盡是國恥

Vic：不久之後，中國「奧運英雄」又要到香港，替共產黨作政治宣傳，兼買名牌、化妝品和奶粉了，大家準備好為國家感到光榮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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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在倫敦奧運，把金牌一塊接一塊收入囊中。有人說，中國在奧運會上大長志氣。但是你是否知道，「舉國體制」下的中國體育界，為了培養一名奧運獎牌得主，背後要犧牲多少奧運的「失敗者」？

在運動員短暫的黃金歲月中，如果未能夠獲得奧運獎牌，體制就會拋棄運動員。即便獲得優異成績，在退役後，他們有的失業，有的竟然淪為街頭賣藝者……只有鳳毛麟角的幾個，能成為前體操冠軍李寧或前乒乓球冠軍鄧亞萍這樣的巨商或政治人物。一個奧運冠軍的身後，是白骨皚皚的荒塚。正所謂：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而一些昔日的運動少年，因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曾在相同的起點

浙江小伙子徐濤（化名），今年27歲，在家鄉的一家化工廠裏做工人。10多年前，他曾躊躇滿志。當時初中畢業的他，已經是省運動隊隊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運動員。他在鉛球和鐵餅方面，有出人的天賦。他覺得自己將來肯定是奧運冠軍，所以放棄了普通的升學道路，去北京報讀體校。可是3年過去，他並沒有在國家的重大賽事上獲得任何好名次，從體校畢業即失業。後來，他考過警察，落第；考過公務員，落第。只好回到故鄉，在家人的幫忙下，到當地化工廠做一名普通工人。如今，徐濤的QQ簽名上依舊寫著這樣的話：「要麼就證明自己的能力，要麼就閉嘴接受現實。」他說，自己沒有認輸，只是接受現實而已。在電視上看奧運，他還是會情不自禁想像如果自己在賽場上會是什麼感覺……

另一名和徐濤同歲的小伙子，也是他的同鄉葉挺（化名），則先知先覺。雖然和徐濤一樣，初中時便被評為國家二級運動員，專長是跳高。但是，葉挺從來沒有想過要走職業運動員的道路。他的成績優異，在普通高中完成學業，並以高分考入全國知名大學。現在，葉挺已經是博士在讀生，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問他當年為什麼不做運動員？葉挺說：「我的父親就是職業運動員，他的命運很坎坷，他不希望我做運動員。他從小就跟我說，做運動員沒出息，還受氣。」憶起父親，葉挺有些哽咽：「全國的運動員成千上萬，有幾個能出來？沒出來的那些，國家不會管你。只要家裏不是窮得揭不開鍋，誰捨得送孩子去當運動員？」

賣藝乞討的體操冠軍

「誰捨得送孩子去當運動員」並不是句輕易說出的話，而是對「有中國特色體育制度」的總結。

2011年，一個名叫張尚武的人在網上引起關注。有網民說道：「有多少人在（北京）王府井地鐵口看過這個前體操世界冠軍張尚武？每天我還沒到公司他就到了，我（晚上）八點回家他還在。腿跟腱斷了，國家不管了，現在在乞討，倒立，而後托馬斯（全旋）的結果是一天幾十塊。」

張尚武，2001年代表中國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獲得過金牌。後有媒體調查他的身世，發現他在6歲時，家庭遭遇大變故。父親張志勇因為幫人收帳未果，與人械鬥，最終致人重傷，判刑20年；母親隨後與父親離婚，杳無音信，張尚武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這樣的孩子，或許才會被迫走上職業運動員的道路。

2005年6月，22歲的張尚武拿著河北省體育局給的6萬多元（人民幣，下同）「自主擇業補償金」退役。但身無一技之長的他，找不到工作，只能每天在家睡覺。2007年，北京先農體壇運動技術學校的宿舍失竊。警方在學校查看監控錄像時，發現一個可疑男子。教練一眼認出，大喊：「他叫張尚武！是我曾經帶過的一個隊員，曾經入選過國家隊，並獲得過大運會的金牌！」張尚武旋即被捕，判刑3年10個月。

2011年4月，張尚武刑滿釋放。在回家給爺爺洗了個澡後，便開始在北京等地的街頭賣藝，表演各種專業的體操動作。直到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才得到援助。

長鬍鬚的女運動員

張尚武的故事還不是最悲慘的。另一名前中國運動員──前女子舉重選手鄒春蘭的故事讓人更加唏噓。

1990年，鄒春蘭獲得48公斤級全國舉重冠軍，一時風光無限。但1993年退役後，她的命運急轉直下。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她，毫無謀生技能。為了生存下去，她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在工地搬過磚，在大街上賣過羊肉串，在澡堂當過女按摩師，每月收入只有500元左右。更為糟糕的是，退役後的鄒春蘭出現諸多生理上的變化：喉核、聲音沙啞、長鬍鬚、失去生育能力……到底她在過去的訓練過程中，曾否長期服用過激素，導致今天的生理變化？

通過服用激素提高比賽成績的做法並不稀奇。早在前東德時期，東德政府就逼使運動員大量服用激素類固醇。以致從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到1988年漢城奧運，短短20年間，前東德共獲得519塊奧運獎牌。若以人均計算，前東德所獲得的獎牌數量是前蘇聯的10倍，美國的13倍。

鄒春蘭這種生理變異，與服用類固醇所產生的副作用非常近似，因此坊間已有人猜測，像鄒春蘭一樣的前女運動員，或有更多也說不定。至於鄒春蘭的個案，則尚待查明原因。

國家在哪裏？

中國運動員的每塊金牌，似乎都在「為國爭光」，都在刺激國民的腎上腺素。但是對「國之功臣」退役之後的生活，國家關心了嗎？

在眾多媒體把鎂光燈對向退役運動員的悲慘生活後，國家終於開始有些動作。

國家體育總局人才服務部主任劉光濤說，自2007年始，國家體育總局每年都要舉辦10多次培訓班，幫助運動員實現「再就業」，「但由於運動員從業過程中文化教育缺失，以及退役後保障制度匱乏，使得近五成運動員退役後就業無門」。

據了解，舉國體制下的運動員選拔制度，將全國最有潛力的運動員，6歲就送進集訓營。在那裏，訓練第一，文化第二。有內部人員說，他們每周的文化課時間不足10小時。而為了取得最優異的比賽成績，國家會逼使運動員在一定年齡退役。北京奧運時，美國可以允許41歲的游泳選手Dara Torres參賽。而遍觀中國體操隊，大多都是小女生。

另外，外國的運動員在本國退役後，加入其他國籍參賽很正常。可是，在中國這樣做卻很容易造成非議。如果有中國人代表日本參加奧運，馬上就會被罵成「賣國賊」。中國運動員可選擇的「轉籍」地區少得可憐，似乎只有香港。而最為人熟知的成功案例，就是被譽為「乒乓孖寶」李靜和高禮澤。他們從內地南下香港，並代表香港隊在2004年雅典奧運取得香港史上第二面奧運會獎牌：男雙銀牌。

運動冠軍是多麼風光。但是他們的背後，是無數淒慘的故事。在化工廠打工的徐濤，或許已算幸運。而鄒春蘭所說，恰恰道出了「成王敗寇」的辛酸：「我把青春給了體育，但所得的回報是被當作垃圾扔掉，沒有知識，沒有技能，沒有生育能力。」其實，鄒春蘭誤會了。她並沒有把青春獻給體育，只是把青春獻給了忘恩負義的體制。

李怡 - 從公民社會向國民社會蛻變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8月4日

把公民教育改為國民教育，是社會核心價值的根本改變。公民教育締造一個公民社會，而國民教育將會催生一個國民社會。

公民教育的教材與教學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一個公民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了解在憲法和法律保護下一個公民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法律局限（不能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來取得個人自由），從而培養守法守紀的行為和服務利他的胸懷，使他成為具有民主、尊重、守法和負責的公民素養的人。在民主的國家，公民教育強調民主與開放，尊重多元價值，維護憲政體制，透過反思和行動增進公民的素質。

公民教育締造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它不屬於政府的一部份，也不屬於私營企業的一部份。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公民社會通常包括那些為了社會的特定需要，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行動的組織，諸如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工會等等。

現代文明社會的大屋不能只靠上蓋的政府和下層的百姓支撐，而需要公民社會許多不同組織形成的各個支柱。公民社會使個性得以存在和發展，是自由的體現。

國民教育強調國家，教育的目的是「愛國」，國家和群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對國家（實際上指政權）忠誠、事事以國民、以種族身份自傲，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國民教育基礎上產生的不是公民社會而是國民社會，沒有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組織，沒有民間慈善團體，沒有非政府組織（NGO），沒有真正的專業協會和工會，一切個人權益由政府或企業包辦。

中共建政後建立的是國民社會的國家。中國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二十多年前，在制訂《基本法》的時候，當年的起草委員廖瑤珠（也就是梁振英說帶他進中共大門的人）撰文說：憲法「這一條反映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上……我們習慣的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害個人自由和權利，而且有些基本個人權利，根本就從來沒有由人民交出來，付託給國家、社會或集體處理。」經過她和其他人的努力，更由於《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寫明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香港繼續有效，並定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牴觸。」

因此，香港《基本法》是以保障個人自由和權益、以建立公民社會為基礎的小憲法，與中國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憲法精神恰相反。

公民教育締造的公民社會也講國民身份的認同，也講愛國。九一一後布殊總統的演講就講愛國，他強調美國憲法對美國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愛國是愛這個保護人民的憲法。

羅拔列福導演的影片《驚殺大陰謀》（《The Conspirator》），講林肯被刺殺後抓到一名開設旅舍的寡婦，懷疑是同謀者，當時正是南北戰爭結束不久，社會主流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把所有兇嫌和同謀者判死刑。一位年輕的律師愛肯，堅持為這個同謀者辯護，執着於必須要有一個公正的審判，不能因全國輿情或為了穩定社會的政治需要而把一個證據不足、可能無辜的人處死。有人對愛肯說，如果不迅速判死，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還講甚麼法律。愛肯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這國家的存在有何意義。

美國的司法公正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就是這樣由對人民法律權利的堅持，一路走過來的。我們看到的國民社會是另一套邏輯：「殺二十萬人維持二十年穩定」。

在奧運會，以國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獲獎牌的運動員，多會感謝國家和領導的栽培。四年前，美國選手費斯獲8面金牌，他沒有感謝國家，倒是美國總統布殊代表國家感謝費斯給國家帶來榮譽。每逢天災或人為悲劇，中國對死難人數都隱瞞或虛報，美國總統則逐個讀出死難者的名字。這都是國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截然分野。

香港本已是一個公民社會了，現在要推行國民教育把香港推向一個國民社會。這真的不僅是教育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是否要蛻變成與大陸、與北韓、與納粹德國同一類型的國民社會的問題。香港每一個市民，都不應該認為事不關己而自我麻醉了。

古德明 - 雨天的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4日

七月二十一日，北京風起雲屯，一場滂沱大雨，就見溝渠泛濫，洪水橫流，屋塌山崩。官方說災民有一百六十萬，死者有七十七名，但是，百姓都不相信。據民間傳說，死者以百計。

當然，官方數字，向來不由你不信。廣東《南方周末》記者辛苦採訪寫成的二十五名水災死者故事，在中共禁令之下，不能付梓；財新網以「魂兮歸來：尋找遇難者」為號召，收錄死者詳情，不旋踵就遭查禁，紀錄刪除得一乾二淨。封鎖消息，是中共保證國泰民安的不二法門，否則毛華鄧江胡五代，怎麼沒有一天不是盛世。

過去十年，北京基礎建設平均每年花至少五百多億元，其中有多少真正用於建設，看看暴雨下兩件小事，可知大概。首先，公安趁交通紊亂，抓緊機會，向違例停車者發告票，心裏只知道有罰鍰。同時，消防員聽說洪水之下有活人被困，坐視不救，到長官來了，才動手撈起屍體，眼睛只看見權貴。有這樣的官場風氣，自然有那樣的基礎建設。

暴雨之下，民間只有北海圍城無恙。這座古城位在故宮西北，排水渠建於明朝，僥幸未蒙中共整頓改革，居民還能領略到一點古人遺愛。

舊中國沒有探太空的神舟九號，沒有窺深海的蛟龍潛水器，但有儒家之道。請看《新唐書》卷一九七記載：唐太宗年間，薛太鼎任滄州刺史，見漳河、衡河、長蘆河下游水所鍾處，盡為澤藪，一逢大雨，就渠道亂流，於是「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為害」，又浚治淤塞的無棣渠，東引入海，從此滄州水路大通，再無水患，民歌稱頌，流傳至今：「新溝通，舟檝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今天，新中國有什麼民歌，大家到互聯網上看看吧。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有一次京師大雨，毀農田三萬頃。渭南縣令劉藻擔心朝廷蠲免災區賦稅，上表說農田無損。代宗生疑，遣御史巡視，發現三千頃田毀了。代宗憤然說：「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關懷民間疾苦）意耶？」劉藻因此被貶為南浦員外尉（《新唐書》卷一二六）。

新中國則不同。雨災之後，百姓不是獲蠲免賦稅，而是奉命「捐款賑災」，賑災錢自動從薪水扣除，進貢大小幹部。至於禁報災情的北京市長郭金龍，當然沒有遭貶謫。七月二十五日，他一笑升官，做了北京市委書記。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陶傑 - 「劏房」的英譯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4日

特區的「劏房」，英文是什麼？本地英語傳媒，都譯為Sub-divided flats，或者Partitioned flats。

中西文化的隔閡就在這裏。「劏房」是本地粵語，這個名詞有一些窮寒之味，一個「劏」字，最為傳神。英文的Sub-divided flats，壞在太正經，太正式，沒有「劏房」那一層畜牲不如的居住環境的「意境」。

因為在英語世界，英國叫Flat，北美洲叫Apartment，都有基本的人權空間：不必是豪宅，窗明几淨，有自己的洗手間和廚房。但「劏房」是不把人當人的一個底層積壓的狹小空間，不符合英文Flat的資格。「劏房」如果要英譯，必須能一個「劏」字的遠東式野蠻，準確傳達，所以，不可以稱Sub-divided rooms，而可直譯為Ripped rooms，或者Butchered rooms，這就有了一層血淋淋的意思。

英語世界的人不能想像「劏房」到底怎能住人。因為自從工業革命，倫敦雖然有狄更斯筆下的貧民窟，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人權意識高漲，貧民窟成為歷史記憶。五六代人下來，即使窮人，一家四口也有三房一廳的公共房屋。

「劏房」之下，還有更悲慘的「籠屋」，索性就是Cages，外國的報紙來做過圖片新聞專輯，貧病交煎，睡在籠子裏，白天去拾荒，把籠子鎖好，完全非人生活，也成為遠東的獵奇一景。

以前的「咕哩」和「賣豬仔」流行於十九世紀末，是奴隸時代的詞彙，跟「劏房」一樣，屬於同一「文化系列」。生活就是文化，文化沉積下來，就是歷史，英文千百年來，收錄了許多東方詞彙，像Kow-tow，沒有辦法，磕頭真的只有音譯，叫着叫着，Kow-tow是什麼，看看就明白了。劏房是Ripped room，終有一天，全世界都明白。〔Vic：叩頭現在寫kowtow即可，不必加hyphen。〕

陳惜姿 - 世界各國也有國民教育課程——真的嗎？

2012年8月4日

【明報專訊】近日支持國民教育課程的人士，常搬出一個論據，就是世界各國都有國民教育課程。這說法萬試萬靈，甚具說服力，令反對者即時無言以對──如果那是真的話。

日前，《環球時報》社評提到：「世界很多國家中小學都開設有國民教育課程」，而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下稱《指引》）亦指出，「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方向，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相若」，並列舉法國、澳洲及美國為例，略述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的目標與方法。（《指引》第12頁）

《指引》的立論，建基於策略發展委員會在2008年發表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况、挑戰與前瞻》（簡稱《前瞻》）。筆者翻查這份《前瞻》，發覺與政府所引述並「借鑑」的外國經驗有分別。《前瞻》指出，「整體上，這些國家側重於公民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公民觀」。然而在最新的《指引》上，卻變為「整體上，這些國家，均重視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

「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是兩組不同的概念，究竟是各國對公民教育的政策有所調整，還是香港政府單方面改變了解讀方式，挪用別國的公民教育理念和內容，作為建構有利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德國科）的理論依據？

錯把移民政策當公民教育

2008年的《前瞻》引述，澳洲和法國政府均規定有意在該國永久居留的移民，須通過語言能力、歷史、傳統及價值等方面的考試，以融入該國。該文件更提及，法國政府於2007年成立「移民、融和、國民身分認同及共同發展部（Ministry of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development）」，以培養移民對共和國原則的尊重，並加快融入社會。然而，由於該部門有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之嫌，故於2010年撤銷。

至此，筆者不能不質疑，何以特區政府向本地中小學生所推行的國民教育，竟是向他國針對移民所實施的政策借鏡？他國的政策分明是回應該國移民的歸化問題，何以卻成為本港「國民教育相關的策略」？政府在制定國民教育的目標與內容時，究竟是以哪種視角和觀點出發？公民教育的真正目標，是要培育學生品德及公民素質，而非教導非公民或移民怎樣取得「公民地位」。

法、澳、美的公民教育

許多教育界的學者、論者早已強調，「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是兩組截然不同的概念，《指引》提到的法國、澳洲和美國等國家，重點推行的並非「國民教育」，而是公民教育。就法國而言，2008年的《前瞻》指法國政府「沒有為國民教育制訂整體策略」，然而筆者發現，法國教育部在1999年完成「公民教育課程大綱」，並於該學年開始實施。法國中學之公民教育教學，旨在培育學生成為擁有完整人格的現代公民，並制訂三個目標：

1）使學生認知人權和公民權，了解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2）使學生認知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

3）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訓練學生的批判精神。

法國的公民教育對於國家或公民的定義，從90年代可見，已明顯突破了早前民族國家的「國家公民」概念，並擴大至「歐洲公民」甚或是「世界公民」。

澳洲政府在1994年成立「公民科專家小組」作為學校推行公民教育的持旗手，並於1997年推出「探索民主」（Discovering Democracy）計劃，由政府提供課程大綱與資源，讓學生學習到不同價值：1）民主過程與自由；2）政府的責任；3）對法律的謙恭與尊重；4）對他人的寬恕與尊重；5）社會正義；及接納文化的多元性。在四個主題內容中，首先向學生申明「誰在管理？」的概念，讓學生了解澳洲的民主體制中，權力如何產生、如何行使、公民權利和責任及澳洲民主的原則等。

再者，「公民與公共生活」也是主題之一，着重向學生說明作為澳洲人民可怎樣參與社會，讓學生在學校教育和課程中，建立公民素質概念，使學生成為主動、有識見、負責任而能作明智決定的公民和行動者，而非單方面培育學生對國家的情感投入。

美國的公民教育的重點，是令青年公民更有效地參與社區內的公共生活。有別於澳洲，美國的公民教育課程綱要與教學計劃，均由不同的非政府、非牟利的國際性獨立機構研發，為公民教育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非官方的獨立機構，不受政府主導，也無政黨背景，從而確保了教材的客觀與中立性。這些公民教育網站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該中心自1981年起為美國國內及國外提供公民教育資訊，並先後設計了CIVITAS: A Framework for Civic Education及公民養成方案（Project Citizen）等公民教育課程，同時亦從事公民教育的論文出版、研究與評量、課程材料、公民教育的課程架構與標準等工作。以公民養成方案為例，課程旨在培育青少年有效而負責地參與政府和公民社會，監督和影響社區公共政策的制訂，而不只是停留在情感投入，及被動地了解現况等層面。

世界級城市的狹隘國民教育

筆者很懷疑，政府在制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教學目標和課程指引時，所參考的是怎樣的外國經驗？面對特區政府經常念茲在茲的全球化趨勢，各國政府的公民教育側重點漸漸由原生國族主義的民族自豪或國民身分認同，漸漸走向多元平等，以培育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世界公民為目標，以華人社會如台灣為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台北市立教育學院院長在2009年研擬了「台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提出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的發展願景，培育「友善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並從「世界公民意識」、「國際文化學習」、「國際交流合作」及「全球議題探究」四個面向推廣。

香港作為世界級城市，公民教育政策竟倒退到狹隘的國民教育框框之內，不積極培育學生尊重多元的胸襟、多角度的批判思考。對孩子、香港、國家以及世界的將來都是不負責任的。

（內容由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成員提供）

■參考資料
1. 張秀雄編（2004）。新世紀公民教育的發展與挑戰。台灣台北：師大書苑。
2. 陳麗華、田耐青等著（2011）。打造世界公民的12個方案：全球教育理論與實踐。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
3.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12），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4. 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2008）。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
5. Discovering Democracy Units：http://www1.curriculum.edu.au/ddunits/units/units.htm
6.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http://new.civiced.org/
7. 法國參議院宣布廢除移民、融和、國民身分認同及共同發展部原文：http://www.senat.fr/rap/a11-112-11/a11-112-111.html

作者是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起人

區家麟 - 我們相信老師……

香港經濟日報    2012年8月3日   原文連結



宏福中英文幼稚園：滲透式國情教育，由香港的幼稚園開始。這些校長與教師，知唔知個醜字點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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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黑字的政府文件，從來都是冠冕堂皇，國民教育科的指引，魔鬼甚至不在文字細節，而是在實際運作時，奉送的各種配套支援、學校的組織慣性與人性弱點。

按指引，國民教育科到高中階段，不需固定課節，有「其他學習經驗」，正是各種參觀、體驗、遊學交流團。國教科分五大範疇，每周一至兩節，一學年下來，有關國家範疇的課時只有十多小時，一兩次參觀交流，已經超額完成。

誰在提供這些參觀交流機會？老師選擇不多，主要就是得到政府巨額資助、左派組織搞的國民教育中心。這些參觀能否「洗腦」？我記得自己小學時，老師帶我參觀維他奶廠，我就愛上飲維他奶；老師帶我參觀可樂廠，我發狂飲冰冷可樂換汽水樽模型，結果患上哮喘。

至於內地遊學體驗，離不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再配搭偉大建設，歌功頌德的博物館。老師帶團，如送羊入虎口，教學指引裡，開宗明義老師應提供多角度、獨立、理性分析，但在遊學期間的多變環境、五花八門的史料間，老師是否有時間準備平衡觀點？能否洞察宣傳資料中留白隱藏的歷史？遊學團由本地「愛國」組織與內地單位主導，節目緊密累人，老師照顧學生心力交瘁，老師有沒有時間與機會好好「理性分析」，實屬疑問。

回到香港的課堂裡，老師教學自主，我們相信老師的專業，但現實環境有很多制約。一如滿腔熱誠的記者，在日常採訪運作中，時間緊逼、資源不足、意見紛亂、雜務纏身、老闆施加壓力，總有身心俱疲的一刻。這時新聞機構最愛用政府稿件、高官講話、外國通訊社消息或中央電視台片段，因為這些資料，隨手就有，不用花錢，而且看似權威，政治正確。

老師的處境亦相似，學校行政事務煩人，要適應新學制、要參加培訓、學生公開考試成績壓力大，又要兼顧組織課外活動、帶隊遊學交流、關心學生情緒品行。凡事分輕重，不用考試的國民教育科，不會是教學的優先重點，情急之時，隨手拿起的教材，早已為你準備好，送到你面前－－這難道不是教育局與建制派早已謀算好的策略？

學科不用考試，但有評核與問卷調查，教育局會收集分析，自然衍生很多潛規則。一有任何校本數據，校方難免有比拼心態，唔輸得，無形壓力逼使老師要達成指標，學生亦懂虛應故事，一起違心偽裝。

事到如今，國民教育科及其推動團體已信譽全失，為何不能暫緩再議？要學生關心國家與中華文化，最簡單方法乃從學習國史開始，為何反其道而行，輕視中史科？

國學大師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有言：「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 

陳雲 - 中國人的懦弱性格

2012年8月3日     Facebook隨筆

你無睇錯。這是香港某間幼稚園。黐撚線！

中共最怕中國文化，抵抗共產黨的國民教育，必須學習華夏文化。孔子說，君子有三德，「智、仁、勇。」好多人只是看到智與仁，忘記看最後的勇。勇就是勇武維護自己的信念，不惜一戰。國民教育推行在即，明明共產黨是紙老虎，好多香港人都害怕，大家都不敢燒這隻紙老虎。

香港人以為幾萬人出來散步、遊行，就會改變到個社會。教育局長吳克儉說，不理遊行人數多寡，都要在九月推行國民教育。好多人開始自我欺騙，說香港人無法被共產黨洗腦啦，教師會在課堂講解啦，香港資訊發達，共產黨洗腦不會得逞啦。他們不會想想，百毒不侵的大俠，都不會隨便食毒藥的，拿自己的肝臟來開玩笑嗎（肝臟負責解毒）？金剛不壞身的人，也不隨便食毒藥，很何況是無解毒能力的小孩子？好好的一鍋湯，為何要加入砒霜，貪過癮嗎？加入砒霜之後，湯還能喝嗎？

後來，傳媒揭發好多中小學甚至幼稚園，早已展開國民教育活動，觀看升五星旗、結紅領巾之類，令大家驚訝香港道德腐敗之快速。香港人一直受到殖民政府庇護，不懂得自己負起政治責任。他們好多害怕自由，特別是政治上的自由，因為自由的公民（free citizens）必須自己負責任：你選擇什麼，不要什麼，都要自己負責任。不願意負責任的奴隸，就寧願將自己及自己的子女交託予專制的政府。 害怕責任的人民，不惜依附於虐殺他們的政權。這次國民教育，這麼多人歸順，息事寧人，可以看出奴隸者的怯懦、愚昧與卑賤。香港好多人寧願放棄政治自由，因為害怕負起政治責任，只要他們不必站出來抗爭，你要他們排隊去死，將他們的子女送去被中共凌辱，他們也願意的。

為何十幾億大陸人，被共產黨殘酷統治六十年，這個貼文就是答案！不一定是由於大陸人蠢鈍，不一定是由於大陸人封閉，而是由於大陸人懦弱。做人一旦懦弱，就是歷代為奴為婢，永不翻身！香港人為何被地產霸權、被港共政府凌辱而不敢抵抗，也是由於懦弱。日本人嘲笑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不是因為見到中國人武功積弱，而是見到中國人性格懦弱。

廣東烏坎村自選村長而無事、薄熙來叛變而無事、菲律賓和日本挑釁邊境海島而無事，就看到共產黨是紙老虎，香港人還怕牠嗎？

中國人性格怯懦，其中一個解釋，是宋朝被蒙古帝國滅亡，勇武抵抗的宋朝武士、儒生、普通人，都被蒙古人屠殺，剩下的都是怯懦成性，明朝和滿洲、共產黨繼承了蒙古人的殘暴統治。漢唐宋的中國人非常勇猛剛毅：漢朝使節蘇武被匈奴虐待幾十年都不投降，唐朝的宰相不會為皇帝的私人命令副署，宋朝宰相文天祥被蒙古人囚禁和利誘，也不投降。故此日本學者說，宋亡之後無中國。

蒙古人攻入中國，宋人的書院儒生也奮勇抵抗，慘遭屠殺無數。中共不守基本法，攻入香港，我也以儒生的身份，執起干戈抵抗！我知道也可能因此被中共虐殺，但不得不戰。不戰，不是人。

讀歷史不是學知識，而是學做人。蒙古人攻入書院，宋人儒生不識得武功的，也執刀劍抵抗。這就是讀史所學之事。我們整個儒家的教育，都不是叫你學知識，而是學做人。

程翔 - 從「六七暴動」看「國民教育」

2012年8月3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45周年，適逢香港又被一場基本上由左派主導的所謂「國民教育」的「洗腦」工程所困擾。對比兩次事件，內容當然十分不同，但本質上卻甚相似，都是「左」一個字惹的禍。所以，筆者不禁要問：45年來，香港左派成長了嗎？

「六七暴動」為人們理解今天為什麼要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發生在45年前的事件，香港主流社會稱為「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它的成因，有本地因素（即香港1960年代中期積累下來的政治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有外來因素（即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來因素為主。

複雜的心理因素

本文不是重點探討其緣起，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余汝信先生的《香港1967：文革漩渦中的香港》、江關生先生的《香港地下黨（下）》，以及張家偉先生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等著作。3位從不同的歷史檔案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六七暴動」主要是香港左派藉口本地矛盾，引入「文革」式鬥爭的結果。

左派朋友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有意無意間都只側重在本地矛盾而不敢去揭露「文革」外延的禍害。這裏有一些複雜的心理因素：

第一，強調本地因素（即反英鬥爭），就能夠突出他們發動這場暴動的正當性和英勇性，但如果強調外來因素（即引入文革），卻只會顯得他們盲目、衝動、愚昧、極端的一面，和欠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人，大抵多數會回憶自己正面的東西而不想去回顧負面的地方。

第二，在香港，批判港英沒有危險，可是批判中共卻不是小事。所以很多當年錯誤政策下的受害者，包括很多相當無辜的「少年政治犯」在內，過了45個年頭後，仍然只敢批判港英如何殘暴，卻不敢批判中共如何荒謬。

第三，由於中共已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因輸入「文革」而出現的「六七暴動」，也遭到被全面否定的下場。由於「大老細」否定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再提「文革」這個因素，所以「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也就只能從「本地矛盾」中去尋找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理由。

當年「愛國教育」的特點

在「六七暴動」中，左派之所以能夠發動一場「持續幾個月，禍及全港九新界」的暴力事件，同當年左派圈子裏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有直接的關係。當年的「愛國教育」有幾個特點：

一，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要「培養對毛主席的深厚階級感情」；

二，鼓吹對中共的無限忠誠，自覺維護「一黨專政」的不合理體制；

三，吹噓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一些嚴重問題，或則推諉為「階級敵人」的破壞，或則輕描淡寫地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四，組織香港左派學校學生到內地接受單一、狹隘的「階級教育」或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等；

五，抵制港英政府的「奴化教育」，不學英語，不參加會考，自鳴「愛國」，其他人都只是「中、落」（即「中間」和「落後」，這是左派描述其他人的特定詞彙）始終自外於香港主流社會。

這種「愛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們，不可避免地只會盲從，不會質疑，不會思考，更不會反省。很多人在這種盲目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到處撒傳單、放炸彈。從那時有些「愛國學校」的實驗室竟然變成製造土製炸彈的「兵工廠」可以看到這種「愛國教育」對青年人毒害之深。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國民教育」，雖然遠遠沒有文革年代左派學校的「愛國教育」那麼極端和荒謬，但從《中國模式》這本參考書觀之，則其吹噓共產黨，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卻是一以貫之。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接受由左派主導、用公帑來推動、徒使年輕人閉目塞聰的教育？這是擺在香港父母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歷史棄兒

45年前因為盲從而被捕的年輕人中，他們的處境如何？這裏我想引述為他們抱打不平的張家偉先生的一段話：

時光荏苒，當年十五、六歲的少年犯已成為兩鬢斑白的花甲老人。這些「小人物」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徒」一類的惡名。部分人當年因左派宣傳需要，在左派報章當了幾天「反英闖將」或「抗暴英雄」，卻當了一輩子的「暴徒」。

這些當年鋃鐺入獄的人，其實是北京錯誤政策的受害者，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六七年的抗爭行動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難以洗脫的刑事紀錄。

回歸前夕，這些當年滿腔熱血、聽從左派領導層號召投入反英鬥爭的左派基層群眾，盼星星、盼月亮，希望九七後「翻身」或洗洗脫當年的罪行。但年復一年，北京及左派機構對他們基本上不予聞問，認為為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不宜再糾纏往事，一些左派工會更指他們當年「走錯路」，告誡他們不要「吃老本」。當年為了鬥垮港英不惜「坐穿港英牢底」的左派群眾，如今淪為歷史棄兒。

（見張家偉網誌：《為了忘卻而回憶》。張家偉最早研究六七暴動，著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等書）。

這番話，正正道出了當年接受左派盲目式「愛國教育」的禍害。他們的不幸，就在於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但這種錯，不在他們，在於左派推行的、禍害無窮的盲目式「愛國主義」教育。

最近，讀到吳康民校長的鴻文〈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載《明報》7月27日），認為國民教育「早已經給政客們騎劫，作為反對中央，反對一國、反對特區政府的重要武器」，認為這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這篇文章確實使我不禁要問一問：45年來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有沒有長進？

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

吳校長經歷了文革、見證了它的荒謬性，作為培僑中學的校長，他也親身主導、參與了製造「盲目愛國主義者」這種本身有違教育理想的工作。培僑和其他左校的學生們，很多都成為張家偉上文所講的「歷史的棄兒」。吳校長如果設身處地，自應反思自己曾經積極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是否有問題，從而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今天這麼多教師和家長會走出來反對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而不是推諉於所謂「敵對勢力」、並動輒挑撥中央出手干預特區內部事務。

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見《詩經．大雅．蕩篇》）從文革的悲劇，到香港的暴動，都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而不是遠古往事。近60年來中華民族這些災難，都是國民教育的上乘材料，認真總結這些災難，可以幫助我們民族認識問題、避免錯誤。作為這些災難的見證人，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還不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呢？還要容許「盲目式愛國教育」繼續荼毒下一代？

陳景輝 - 孩子有權不為國旗所動

2012年8月2日

【明報專訊】國民教育科之所以窒礙難行，理由當然並非什麼香港人不愛國，而是恰恰相反，香港上幾代人都對中國有着一份深刻的體會。不要忘記，上幾代香港人很多都是逃避中國大陸的政治磨難而來的，因而無可避免，香港式的民族主義情感，如果有的話，也是曲折而反思性的，而不是一味「心繫家國」。例如，小孩看見國旗該不該感動呢？國教科視之為愛國的表現而給分，但放在香港人的眼裏，這塊旗幟包含的記憶和磨難遠為複雜。與其說它代表光榮，倒不如說是代表建國以後如文革般一系列紅色歲月的苦難，以及理想主義的恐怖與幻滅，還未計八九六四及其之後的種種，因而單純的感動並不符合香港人的感知。

看待國旗的態度，最能說明香港和大陸對於國族情懷的分野。首先，香港作為自由社會，是不會強制孩子崇拜國旗的，因每個人在認同的問題方面享有最終的自主；其次，當仔細思索國旗圖案的意涵，你會發現這五星旗完美地展現出「黨國不分」的原理：那外面的四粒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竟圍繞着中間一顆大星（代表共產黨）而轉，即眾星拱月般以黨為核心，簡直是幅「黨國替換民族」的圖繪。這就說明了，何以一些教材說得出「執政集團乃進步、團結和無私」的鬼話，因它就如國旗一般，骨子裏是一套「以黨為本」的偽國民論述，而這注定是對真實國民聲音的扼殺。

祖母告訴我，1949年當她得知共產黨贏了國民黨，她在順德一條農村裏歡天喜地，喊道：「共產黨來呀，平等啦！」（國旗的原意乎？）後來，正如大家所知，共產黨完全變臉，如嫲嫲般的中國人同告幻滅。住了香港過半世紀的她這陣子很憂心，常問「共產黨為何要硬塞自己一套進香港呢？」我想說，若談國民教育，如我祖母般的香港人，比大陸政府更有資格。

梁亦華 - 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

2012年8月2日

【明報專訊】近日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推行與否再次成為社會熱點。過去兩年，不少評論者援引Ramirez和Boli-Bennett的研究，指出1870年到1970年各國憲法中明訂「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為139個，旨在證明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而接受國民教育是公民理所當然的義務。Ramirez和Boli-Bennett均是新制度主義的知名學者，以研究義務教育、人權、公民教育等全球發展模式而聞名於教育界，筆者甚感興趣的是，兩位學者的研究是怎樣歸納出「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此一結論來？

相關評論引用的是1982年〈Global Pattern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isation〉（教育制度化的全球模式）一文。然而細心閱讀，不難發現所謂的國際慣例，在原文中是指「國家提供義務教育的責任」（state's responsi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此數據為章節下半部，有關各國強迫教育與女性教育的興起提供了背景資料。事實上新制度主義的學者認為，戰前以民族為主的封閉式精英教育是導致二戰爆發與種族屠殺的主要原因，故此戰後各國紛紛把普及教育視為基本國策，重視自由、開放與個人人權等普世價值，以防二戰的血腥悲劇在政治領袖的煽動下重演。姑勿論新制度主義的觀點正確與否，但Ramirez的意思十分明顯，其文章所指的全球教育模式是指「為國民提供義務教育」，而非如中國憲法第24條所載︰「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更從沒提倡突出種族優越性的「民族身分」。

被擱置多年的「國際慣例」比比皆是

退一步說，即使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那是否就非推不可？以小班教學為例，自1990年代起，歐美日韓各國紛紛縮減班級規模至30人以下，日本與新加坡等教育當局更以20人以下為削減班額的目標。如此明顯的全球趨勢，多年來教育局不也是視若無睹？其他如推行學前普及教育、成立教師專業議會等業界早有共識，卻被擱置多年的「國際慣例」更比比皆是。

近日國家教育部已明確表示，推行德育及國民科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並非中央委派的政治任務。既是如此，政府又何必盲目執行前朝的獻媚政策，站在家長、學生與普世價值的對立面，為香港添煩添亂？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注釋︰Ramirez, F., & Boli-Bennett, J. (1982). Global pattern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P. Altbach, A. R. Kelley, (E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pp.15-36). New York, NY: MacMillan.

蔡子強 -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2012年8月2日

【明報專訊】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其自傳《Madam Secretary》（台灣譯本《從難民到國務卿》）一書中，紀述了以下一件往事。

話說當捷克仍是鐵幕國家的那個年代，童年時便已去國懷鄉的她，有一次重訪故土，並聽到以下一個故事。

一名異見分子遇上一位朋友，想請對方幫忙，不料對方卻推說：

「其實我也想幫你，但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愛莫能助。」
（I would help you,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這位異見分子聽到後，沒有動氣，只是平靜的說：

「其實我也希望像你一樣保持沉默，但不過，你也看到，我有小孩，所以我不能。」
（I would remain silent, but you see I cannot, because I have children.）

很多人都會問，為何剛過去的周日，會有近10萬人冒着烈日當空和30多度高溫，也要走出來遊行，我相信他們的答案都一樣，因為——他們都育有孩子，又或者，他們希望自己將來的孩子，將會誕生在一個不像我們先輩又或者今天祖國同胞所處的那一個世界。〔Vic：相信當日有很多熱心人是沒有孩子，也打算有孩子的。〕

正如很多論者均已經指出，「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和「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是兩種十分不同的概念，而倡議國民教育的人士以至教育局，卻再三刻意混淆。

大家星期日因holiday mood不一定詳細看報，且讓我向大家誠意推介剛過去的周日，《星期日明報》所刊載一篇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同事譚蕙芸所採訪、加拿大資深教育家Jan Haskings-Winner分析「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異同的文章。她說後者往往是一種「盲目向政權效忠，不鼓勵人民思考」。她閱讀過香港備受爭議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並直指課程危險，再以加拿大為例，說明當地公民教育教材可以如何「揚善更揚惡」，可以把具爭議的事件，甚至國家不光采的歷史，收錄於教材之內。她說公民教育是要培養下一代成為主動、有責任感、有認知的公民﹕「我們希望年輕人，看到不公義要行動，不同意就要表態。我們不想教學生如何做一個自豪的國民，而希望他們做個懂得反思的公民（We do not teach them how to be proud Canadians, but active, responsible, informed Canadian citizens and thinkers）。」

這篇訪談可讀性甚高，所舉的眾多例子也十分有啟發性，在此因篇幅關係不贅，我鼓勵讀者親自翻閱。

如果今天談的是「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非「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更非「愛國教育」（patriotic education）；是教導大家如何成為一個主動、多角度認知、曉得反思和批判、積極參與的「公民」（citizen），而非被動、片面認知、只懂逆來順受、消極愛政權的「國民」，甚至是「臣民」、「順民」（subject），那麼，我會舉腳贊成和支持。

那麼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否有利於發展出這樣的一套公民教育呢﹖
當香港的政治制度還是這樣不民主，除了1200人之外，700多萬市民都只能成為旁觀者，坐看決定香港命運的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

• 當我們每天都被告誡「井水不得犯河水」，對國家的政治參與，只由少數扯線公仔般的人大、政協所壟斷，我們選舉這些代議士的權力被禠奪，對國家事務的參與，只被閹割剩愛國、捐款等；
• 當譚惠珠說六四、李旺陽等事件與一國兩制沒有太大關係，沒有必要放入教材，而
• 當在國內為公義而發聲時，會被滅聲、被外遊、被失蹤，甚至——被自殺時；
• 當公民的身分被閹割成，只講義務，只談納稅、服役、奉公守法、乖乖閉嘴、逆來順受時……

試問主動、有責任感、有認知、曉得反思和批判、積極參與的公民，從何談起﹖﹗

因此，我對在今天的香港實施「國民教育」，一點信心也沒有，更遑論要發展出一套理想的「公民教育」。

特區政府高官以及那些愛國陣營人士的詭辯之一，就是說反對者以偏概全，以一份「次貨」教材，便否定了整個國民教育，而忽略了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教材可以很多樣化，可以有很多來源，所以無法單方面一廂情願的洗腦，不用杞人憂天。

資源懸殊 多元成空談

但這些人士所隱瞞的重要事實就是，政府每年通過民政事務局和教育局等，動用龐大公帑，來資助大量愛國陣營的衛星組織，來實行「人心回歸」的工程，造成與其他社群資源上的懸殊對比，所謂「多元」，亦因此變成徒具虛名而已。

例如今次惹起廣泛質疑，製作《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每年便獲政府公帑資助逾1000萬元，但這也只是冰山一角。近日媒體便陸續揭發，例如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本年初以公帑資助沙田婦女會出版的國情漫畫《浴火重鑄的歲月》，以及由教育局資助的「薪火相傳」「同行萬里」等北上國情研習團等等，數不勝數的例子，同樣片面的對中共歌功頌德。它們全都拿政府的巨額公帑資助，相比起其他艱苦經營的民間團體，在這種巨大的資源優勢下，多元只成了空談。

陶傑 - 請你閃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日

奧運會在倫敦，中國民粹高漲，都想拿金牌超過美國，做穩體育的第一哥。
但九十後新一代，也開始覺悟，大陸網絡有呼聲：國家的尊嚴，並不體現在奧運金牌拿多少，而決定於有沒有公民尊嚴。

人活得沒尊嚴，「國家」何來尊嚴？即使把運動員從小全職培訓，扭曲肢體，教練提着一條籐枝像馴獸師一樣把一個小女孩在平衡木上翻騰成千軍萬馬，用命拼回一項金牌，在頒獎台上叫「感謝祖國」，這只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泡沫尊嚴，卻是人的災難。

但這點顯淺道理，這個國家的人民，卻不容易明白。中文有一句成語，害死許多人，叫「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中國人從小在「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國民教育」下長大，而不知道這句話有基本的邏輯問題。除非在戰爭狀態，一支軍隊，要攻陷敵陣，取得勝利，「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句話才有意義。

但是在和平狀態，首先，「大我」的成全，不一定要以「小我」的犧牲為代價。為什麼不可以既有「小我」的發揚，又有「大我」的成彰？甚至置「小我」於「大我」之上？譬如自由──胡適說：「為你自己爭自由，即是為國家爭自由」。英國人不需要「面子工程」，倫敦人抗議辦奧運，覺得此一「盛事」，妨礙了自己的生活自由。

三千年前，阿歷山大大帝慕名拜訪哲學家迪歐根尼。剛好迪歐根尼躺在一隻大木桶裏曬太陽。阿歷山大上前介紹：「我是大帝，阿歷山大。」哲學家躺着，答：「我是迪歐根尼。」大帝問：「有什麼我可以為你效勞？」哲學家懶洋洋說：「有的，請你閃到一邊，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這就是「小我」霸權，無視 「大我」的傑作，那時候，聯邦國家，阿歷山大就是城邦國家的代表。絕不犧牲小我，相反，以小我的自由、權利、尊嚴為中心，人人都成全，人人用生命來捍衛，最後必另成一尊嚴的大我。倫敦真的不必辦奧運的。 

陳惜姿、黎佩芬、吳志森談反「國民教育」

朗思製作

Vic：看這三篇文章，深有感觸。現在的香港政府，實在不是替香港人做事的政府。在中共的操控下，這個政府不斷與民為敵，測試港人的忍受極限。你看所謂國民教育，是一場多麼不公平的爭持：一方是奉了政治任務的賣港政客與官僚，享受港人供奉的高薪厚祿，動用香港公帑資助中共外圍組織，編寫垃圾教材，舉辦洗腦交流團，全職替中共作政治宣傳與思想灌輸；一方是各有正職，為口奔馳的家長，以及矢志捍衛思想自由、教育自主的學生，為了抵制缺德不義的政治洗腦，無私奉獻，還要承受土共五毛惡毒的抹黑攻擊。

近年常聽到中共埋怨「香港政權回歸了，但人心未回歸」。每次聽到這句話，我總是無名火起。共產黨若稍有廉恥，怎好意思講什麼「人心回歸」？若不是被蒙蔽或被迫害至心理變態，什麼人會衷心擁護竊據中國、殘民自肥的共產黨？729遊行當日，香港小學五年級學生何澤龍接受電視訪問，便直言：「（國民教育）灌輸錯誤訊息的教材，要你愛黨。愛國不是不可以，但愛黨真的做不到，因為一個這麼差的黨，可以差到殺學生和貪錢，我是不會幫他們的。」

何澤龍小朋友說得多好。現實中多少利慾薰心的成年人，覺得殺人與貪污都沒關係，都說獨裁效率高，中共模式好。現今香港的小朋友能講出這種正義凜然的話，大陸卻有小朋友說長大後要當貪官！

由中共來教香港人愛國，世事荒謬，莫此為甚。對當代中國人來說，愛國是無比沉重的事，因為我們的國家，就亡在中共手上，迄今六十多年，仍待光復。香港人就是太愛國，愛得頭腦不清，所以到今天還在痴心妄想中共操控的香港政府，有可能推行真正的國民教育。

不願意自欺的香港人可以問問自己，如果歷史可以重來，你還願意「回歸祖國」嗎？復國大業，你承擔得起嗎？

歷史當然不可能重來。今天的香港人，必須問問自己：如果我們連下一代的思想自由都捍衛不了，香港還算是香港嗎？守住自由香港，抵制邪惡共匪，便是最愛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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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惜姿 - 這些日子以來

明報   2012年8月1日

這陣子的工作強度，我這輩子未試過，就是當記者時也沒有。無論採訪多大的新聞，幾天便過去了，不像這一次。戰事像已經告一段落，又彷彿現在才開始。

遊行過後，當晚深夜還要應付BBC從倫敦來電訪問，翌日早上要上電台做節目，之後回辦公室，幾個電郵和臉書收件箱堆滿了訊息。這陣子，天天如是。一邊整理，一邊還思索往後的策略。到了下午，終於在同事愛美麗房間的沙發上睡著了。我平時工作疲倦時常躺在那裡跟她閒談，但睡著真是頭一次。

大概睡了幾分鐘吧，迷糊之際，梁振英又說話了。之後，電話便不斷收到訊息，是我的戰友把重點傳過來，再有兩三點回覆。我們這隊傳媒小組，就是這樣運作的。我知，另一輪電話快要來了，就像黑雲已飄至，快要嘩啦嘩啦下雨了。國民教育變成頭條新聞，高官有何說話發表了，記者總是一窩蜂的來。

我來自傳媒，較熟悉傳媒運作，所以獲派到前線應付記者。其實組裡看不到的工作更多，每個人的工作都很繁重，更別說大家其實都有正職。我們這十多個當核心的人，有來自傳媒，也有來自民間團體，從前搞過港大學生會的老鬼也有幾個，有豐富的傳媒和社會運動經驗。平日大家各自在崗位裡打拼，今次付出的，是無償的愛。

沒想過2012年的暑假，竟會這樣過。當日組成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也沒想過竟參與號召了一場九萬人的遊行，一切都是始料不及。回望這兩星期，我們觸及社會一條敏感的神經，一發不可收拾。這股力量不斷推動整場運動，不由自主的我們就來到這一步。

黎佩芬 - 父母不好惹

明報   2012年8月1日

7．29下午三點，日照兇猛，銅鑼灣熱如火爐，其實未開步已見到大象。

他們來了，帶着小豆丁的爸爸媽媽。許多嬰兒車，有小孩騎膊馬，有人全程用手抱（！），也有許多孩子夾在大人屁股中自己走路，做過細路都知道這有多難熬，但好神奇，全程沒有聽到半句哭啼聲。好多家庭動員三代，婆孫爹娘的，一路上互相照應。他們臉上是堅毅的表情，是母雞捍衛雞仔擋麻鷹的決心，代表他們很知道，這樣子走一趟是辛苦到什麼程度，為的是什麼，而他們來了。當中很多人是第一次遊行。走到後半，大家都很累，仍繼續靜靜的走着，走得多遠就多遠。走到政府總部，總共三個多小時。

回來上facebook，有媽媽說，曬了一天，小女兒濕疹嚴重發作，雖然心疼寶貝又要捱類固醇，但仍覺值得，因為病了總會好過來，孩子腦袋洗壞了卻沒救。有人影到有個父親，用竹竿豎起白紙條直白地書上「唔好搞我個仔」。「學民思潮」的籌款箱，收到一封信，投信人是位婆婆，讚中學生好乖，並捐出了自己半個月的生果金共六百元。是的，遊行人潮中有不少白髮蒼蒼的老人，在維園擠個半死等出發時有一對在我身旁，一隻手緊緊地牽着，另一隻懸在半空按扶着前頭陌生人的背，好小心的走着每一步。

當晚電視新聞有個父親對記者鏡頭說，「有人說反對只是一小撮，你看，無論如何不算是一小撮了吧。」在廟街一平民飯店，隔籬枱有幾個男人在大聲議事，說熱成這樣那麼多家長都帶細路出來幾辛苦你知唔知，這個政府！

是的，這就是傳說中的大象，他們看見了。特首官員卻續以套話回應，是要挑戰父母的底線？

吳志森 - 多少個9年？

明報   2012年8月1日

參加過不少遊行，沒一次有這樣辛苦。二時半到維園，太陽在無遮無掩的頭頂乾曬固然難受，但最煎熬的，是由地上冒起的熱氣，無論任何方法都躲不掉。只站個十來分鐘，悶熱纏著整個胸口，使人有暈眩的感覺。

攝氏33度高溫，連青壯年都難以抵受，何況是只有幾歲，甚至幾個月大的孩子？看著他們充滿稚氣的臉龐，汗水浸得濕漉漉的頭髮，曬得通紅的嬌嫩皮膚，心裡都痛得難受。稚子何辜，誰迫使他們在酷暑天氣，冒著歹毒的太陽走上街頭？

如此場景，使我想起9年前的「零三七一」。大女兒9歲，小女兒只有5歲，我們拿著自家製的標語：「為了孩子的明天」，她倆胸口上貼著：「為了我們的明天」，蹦蹦跳的參加人生第一次長途遊行。

那年的天氣一樣酷熱，一樣的叫人窒息。頭上的太陽也是寸步不讓，全程關照著遊行的群眾。走了一小段，在銅鑼灣的天橋底已被卡著。小女兒說累了，嚷著要抱。把她抱起，不久就在我的肩膊上睡著了。抱著她，雖未走畢全程，但還是骨架也散了，腰也痛了幾天。

7．29在軒尼詩道，邊遊行邊拍照，看見媽媽推著嬰兒車，爸爸抱著好夢正濃的孩子，不期然想起自己9年前的模樣。

9年過去了，大女兒18歲，小女兒也是青春期的年輕人。當年我們拖著女兒上街抗議，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希望他們的明天，仍可以免於恐懼，不受束縛，享受馳騁的自由。今年，年輕的父母們抱著他們的寶貝孩子，冒著火熱的太陽，身水身汗，反對洗腦教育，也是為了他們的明天，希望孩子可以繼續說出心裡話，享有拒絕謊言的自由。

人生會有多少個9年？為甚麼特區政府制訂的法律，推出的政策，總是令人恐懼萬分，要防範對我們的孩子造成傷害。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專門揀無辜的孩子埋手，在他們白紙一張的腦袋裡，肆意染紅，訓練他們把說謊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一種生存本能。

9萬人上街，暫時無法喝停洗腦教育，特區政府成立甚麼專責委員會作為緩兵之計，千萬不要氣餒，沉著應付，不要以為一場遊行就可解決一切，反洗腦教育的持久戰，才剛剛開始。

吳靄儀論國民教育與倫敦奧運

吳靄儀 - 國民教育
小鮮集   2012年7月24日

「國民教育」掀起家長激烈反應，組成大聯盟，我感到十分鼓舞。家長關心子女成長，站起來發聲，天經地義，最怕家長不關心，家長關心而堅決採取行動保護孩子，本身就是值得支持的事。這群家長不是落後無知的人，發言人陳惜姿在她的專欄上說，為發起大聯盟的報章廣告，就運用了最現代化的通訊科技，真棒！

我覺得教育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使孩子長大了懂得獨立思考，懂得分辨真假是非，有理想有品行，能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其餘是基本技能與個人性格發展。
所謂「國民教育」，根本上背離了教育的基本目的，旨在灌輸一套思想理論，叫孩子將「愛國」、「做國民」放在第一位，不問是非，接受政府宣傳的一套，利用學校、考試、分數這些工具，令孩子將是否得到好成績、在社會上有前途，與是否認同這一套牢牢連結在一起。要不，對這一套信以為真；要不，明知這一套是假的，也要當真的照說不誤，其實就是鞭策孩子說假話。

中國需要這種「國民」嗎？香港應當為國家製造這些「國民」嗎？這是為國家好，還是唯恐天下不亂？孩子應該認識國家，所以要認識中國的歷史、語文、文化、政治及社會制度；同時，孩子應該認識世界，認識其他國家的文化、歷史，因為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有共同的普世價值，無論是認識國家，還是認識世界，都要用同一套客觀、追求真相的態度。

吳靄儀 - 倫敦奧運的幽默
小鮮集   2012年7月31日

倫敦奧運會的開幕禮好評如潮，大眾少不免與北京奧運開幕禮比較，我覺得兩者之間的分別，正好說明了香港人反對「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的原因。

北京奧運開幕禮著重氣勢，展示大國的驕人國力，個人－－除了英雄－－只是併出群操形象的機械角色。倫敦開幕禮剛相反，小島上時代變化，兼容並蓄，突出的是每個時代的個人和社會的成就，自由發揮。英式幽默，上至英女王，下至戇豆先生代表的小人物，都樂於幽自己一默，沒有甚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自信，不落俗套，就是創作力泉源。傳統與反叛，同樣流在整個文化的動脈之中。

英國人對英國皇室不大尊敬，經常以皇室成員為諷刺、嘲笑、批評的對象，但看女王鑽禧，就能感受到英國人對他們的愛戴。英國人不喜歡言愛國－－除了打仗的時候，但近年來英國出版的新書，不少是關於「英國人的特質究竟是甚麼」一類的題目，顯然英國的民眾對於這個議題有很大興趣。但打開這些書，你不會看到怎樣為英國歷史上的過錯分辯，或對甚麼君主首相的行為歌功頌德，反而是批判、嘲笑多於一切。你說英國人有沒有「身分認同」？

當然，北京會說，所以嘛，大英帝國就沒落了，中國就大國崛起了。在國力、人性之間，香港人一直選擇人性，要求自由的空間讓個人得以發揮，「中國模式」與「香港模式」根本是互不相容！

馬家輝 - 北京的水渠

明報   2012年8月1日

北京洪水暫退，滿目瘡痍，路邊渠邊都是積泥和垃圾，也有倒塌的大樹，嚴重阻礙行車，令本來堵塞的交通更為不堪；路難行，北京帝都，不宜人居。

有學生剛從北京回港，皺著眉頭坐在餐廳內，我剛好跟她搭，當然細問詳情，算是八卦也好，道是關心也罷，我是極想知道帝都在暴雨洪水裡的一切悲喜。

想來也真不可思議，不是說帝都長期處於缺水狀態嗎？不是受盡「沙漠化」威脅，從早到晚乾燥酷熱如被火爐熬烤嗎？怎麼洪水說來就來，還能暴烈到把人淹死？溺斃於一個沙漠化的城市，不能不算是黑死戲謔。

怪不得網上流傳一段聽來有點似電視劇的民間傳說：一個倒霉鬼早前找盲公算命，批了八字，被指有淹死劫難，他本來打算前往泰國談生意，立即怕怕，擔心萬一又來個什麼海嘯災難把小命奪走，於是取消行程，誓留北京，心想住在這個乾旱城市絕對不會跟水災扯得上關係，豈料，暴雨來了，他也沒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命運總以最詭異的形式呈現，命運的劇本師生性狡詐，誰都休想跟他玩捉迷藏。

說回那個學生，當問及北京狀況，她雙目含怨，用極不滿意的語氣道，歷史早晚會重演的！肯定會！必須的！

我有點不明所以，追問原委，學生仰頸喝一口可樂，順了氣，才用北京腔的捲舌普通話具體解釋。原來洪水過後，道路水渠依然到處堵塞，市政府下令各區城管隊伍儘速清理，並且限時上報，成績未達理想者必須受罰。這本是德政，但或因內地官場有長久的虛報習慣，此番毫無例外，城管亂報清渠成效，上級單位竟照錄如儀，完全不去檢查監督，而可以想見，災變過後，城管隊伍必是闊佬懶理，不會花功夫去把虛報的部分落實，於是，水渠照舊塞閉，只要再來暴雨，極有可能再次發生混亂慘劇，死的死，傷的傷，中國的人命顯然全不值錢。

你怎麼知道呢？我問學生。

唉，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官二代」呀，怎可能不知道？學生反問。我父母也知道箇中情形，但無能為力，做官的人坐在同一條船上，有啥法子？他們其實不讓我說出去，可是如果不找個人說說，憋得痛苦，不好受！

我無語，低頭吃飯。北京之事太遙遠，僅是特區新聞已夠令我頭痛。但從沒料到，學生今天給我進行了一場「國民教育」，那比吳克儉版本更具現實意義。

張銳輝 - 必須撤回國教科課程 ——反駁一眾官員對公眾的誤導

2012年8月1日

【明報專訊】面對學生、教師、家長乃至社會人士，對政府強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不滿日益升溫，要求撤回課程的壓力不斷上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校方有3年時間準備作為解說，吳克儉則以課程已做過諮詢作為反對撤回的開脫，編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委員會主席李焯芬教授亦召開記者會，指出課程在諮詢後已作出「大幅」的修改，並且「激昂」地表示若「這科變成洗腦教育，會毫不猶豫對教育局提出譴責」。〔Vic：這是近年我見過最好笑、最廉價的激昂表態。〕然而，當政府各方嘗試為撤回課程的訴求降溫之時，作為經歷一年多前整個諮詢過程的前線教師，必須在此重提事實，以免大眾被官方的說話技巧所誤導。

充分諮詢？

首先，吳克儉指課程已作充分諮詢之說是站不住腳的。吳克儉在7月22日的教育局官方網頁中指出：「就課程綱要進行了4個月的公開諮詢，並與教育局的同事出席了不少討論會，從不同途徑廣泛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閱讀了千多份意見書。」但必須指出，根據教育局以往制訂中小學學科課程指引的習慣，最少會進行兩輪諮詢，發出3份課程諮詢文件，歷時一年半至兩年才完成推出。

就以本人參與編撰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為例子，於2009年2月開始制訂課程，同年9月進行第一次課程諮詢，蒐集教師校長意見後進行修訂，再在2010年4月進行第2次諮詢，經進一步修訂後發出第3次諮詢稿，再經書面收集意見，才於同年10月發出正式課程文件，加上須待教育局及出版商根據正式課程開發教材，生活與社會科的課程在2012年9月才正式在讓學校選擇在初中開展。一個不具爭議的學術科目，尚且經過如此嚴謹細緻的諮詢、修訂、再諮詢以及充足籌備的過程，反而備受全港公眾爭議的國民教育課程，只用4個月時間諮詢，只發出一次諮詢稿即作定案是不合常理、不負責任的做法。

此外，家長及公眾人士指摘國民教育課程未作諮詢亦是正確的。教育局所指的諮詢活動，最初只有2011年5至9月的8次由教育局安排的諮詢會，只供教師及校長參與，其他公眾人士均被拒諸門外；而當時的諮詢會，也出現了發問時間不足、教育局官員斥責教師批評課程內容等問題（《明報》2011年5月26日報道）。及後，即使在群情洶湧下，個別官員出席了一些團體舉辦的講座，或是立法會教育委員會收集了團體意見，但仍是一個以團體組織為單位，而非面向家長、學生及公眾的諮詢。因此，今天對課程深表不滿的學生和家長，其實是一直未被諮詢而要「硬食」課程的一群；即使是教育工作者，對當日的諮詢亦深表不滿；因此，國民教育科的諮詢及制訂過程是充滿缺失及不足的。

順應了民意？

至於李焯芬教授指出課程作出大量的修訂，似乎暗示了課程已順應了民意，也就得出不必撤回的結論，這實在是一個偷天換日的說法，原因有三：

首先，政府在4個月諮詢期後收到的意見，並未有透過任何報告書或統計數字公開其內容，因此作出的修訂究竟多大程度上回應了諮詢所得的意見，實在無從判斷。再者，若修訂後的課程內容與諮詢稿有很大分別，是否更需要再向公眾諮詢，讓公眾再作評議？更重要的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必須在小學及初中以獨立課時實行，即獨立成科這個極具爭議的實行方式，在諮詢稿中並未清晰提出，甚至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國華更曾在教協舉辦的座談會中指出，當局沒規定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必定要「獨立成科」（《明報》2011年6月12日報道），在未經諮詢下立即要求學校落實推行，自然引來教師強烈反彈，這也對諮詢充分的說法的最大諷刺。

事實上，公眾對課程的最大質疑並不是推行時間的問題，而是課程內容的問題，因此，如林鄭月娥司長提出的3年準備時間、毋須立即開科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回應學生、教師及家長的關注，不過只是重提了現時課程的規定，試圖讓對課程了解不深的公眾，以為政府已作出了讓步，試圖以取巧的方法為大遊行降溫。
下一代要學懂指鹿為馬口是心非？

當現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已成為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政府仍然堅持強推，老師及學生將來在課堂會如何看待這一科的課堂？難道我們作為家長的會接受我們的下一代，在學校裏學懂了虛應故事、指鹿為馬、口是心非？這才是最悲哀的洗腦教育！

撤回已令全港市民信心盡失的課程，是唯一的選擇。

陶傑 - 還是京奧好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1日

倫敦奧運會開幕禮，與四年前「京奧開幕式」相比，許多大陸網民都大讚「倫奧」那一攤更有人性，樸實和幽默，戰勝了奢華與古肅。連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竟也立場不穩，稱讚英國的表演手法寫實，「一個驚喜套一個驚喜」，是一個「溫情故事」。

香港特區梁班子在推行「國民教育」，講究對中國要有感情。你覺得倫敦奧運開幕禮好看，還是「京奧開幕式」強，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在感情上，都應該表態。倫敦開幕禮，以中國愛國五毛人士的眼光來看，每一幕，都是蓄意挑釁中國人的，譬如：

開場勁秀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醫院病床，護士，穿睡衣的小朋友歡欣雀躍，這是諷刺中國的三○一醫院只為權貴而設，中國人不敢病，進醫院，要塞紅包。特務○○七，進白金漢宮邀請英女皇出席典禮。○○七穿着超帥，儀表非凡，不剃小平頭，不發胖，不戴墨鏡，英國的「國安」氣質不凡，一點也不樣衰，看見英女皇，居然只略欠身，沒有「喳」的一叫，拍拍袖子跪下：「奴才給老佛爺請安，請老佛爺上轎，奧運開幕式，連同滿漢全席，在午門外給老佛爺都備好了。」這是英國人在挖苦中國的政治制度。

再看○○七跟英女皇從直昇機跳降傘的一場－－堂堂女皇，降傘從高空跳下去，英國人暗諷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早就該下台。這點，險惡用心，蠢人看不出來，新華社也沒覺察到，跟在全世界後面亂吹噓，令人痛心，也令人懷念中國上一代姚文元和張春橋這類人才。

至於Mr Bean，戇豆先生，一個傻B，自我陶醉在彈鋼琴，這不是嘲笑曾來倫敦演奏的中國鋼琴王子郎朗，又是在笑誰？

倫敦開幕禮把英國歷史一卷卷演出來，強調工業革命成就，更令人氣憤質詢：鴉片戰爭為什麼不演？火燒圓明園為何不提？侵佔香港，把香港人都教化成漢奸黃皮狗，還遺下一批港英餘孽搞破壞，這一切，倫敦的奧運開幕禮，都不想世界人民知道。孔慶東老師說得好：低級趣味。看完寒酸的英國人表演，香港人民團結起來，一起自豪地喊：二○○八，還是京奧萬歲。

古德明 - 太空人和航天員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8月01日

六月中，新中國的神舟九號飛船與天宮一號太空實驗室對接。胡錦濤發賀電給飛船上的太空人，稱讚他們「為推進中國載人航天事業發展再立新功」。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則說：「這是第一次有中國女航天員參與飛行，具標誌性意義。」

用「航天」來說太空飛行，真虧現代漢語學家想得出來。

美國太空飛行員叫astronaut，取希臘文astron(星)、nautes(航海者)二字合成；前蘇聯的太空飛行員則叫cosmonaut，取希臘文cosmos(宇宙)、nautes二字合成。臺灣、香港把astronaut意譯做「太空人」，大陸當年則以蘇聯為師，把cosmonaut直譯做「宇航員」，意思也還清楚。今天，現代漢語卻以「航天員」取代「宇航員」，那大概是學英文。英文叫天空上的飛行為aeronautics，而叫太空飛行為astronautics，兩字都有同一字根nautes；現代漢語稱其一為「航空」，其一為「航天」，兩個詞於是和aeronautics和astronautics一樣，有相同的「字根」。

但中文的「天」，一般是指擡頭可以望到的長空，不指「太空」或「宇宙」。這個天雖然高雖然闊，但也許高不過五千仞，闊不過三萬里，例如宋朝陸游《覽鏡》詩說「三萬里天供醉眼」，《秋夜將曉》詩說「五千仞嶽上摩天」。孫悟空在如來佛掌中翻觔斗，見五根手指，以為是「撑天柱」，又以為自己到了「天盡頭」，可見中國人所謂「天」，絕對不是無窮盡的太空。天空有如帳幕，所以南北朝《敕勒歌》說「天似穹廬(氈帳)，籠蓋四野」。帳幕破了，當然可以補，所以古時有「女媧補天」。

然則「航天」應該和「航空」一樣，只是在天空飛行，肉眼可見。「航天」怎麼可以指飛行太空？

古時中國沒有今天的「太空」觀念，但「太空」、「太虛」二詞，都有宇宙的意思，包括天和地，更包括全世界，例如唐朝李白《贈別從甥高五》詩說，天地在太虛之中，無非浮雲大小：「天地一浮雲…..太虛可包括。」元稹《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說，世界在太空之間，小如塵埃：「四海九州，皆太空中一微塵耳。」這個「太空」或「太虛」顯然和今天的「太空」相似，大得沒有盡頭。最初把astronaut和astronautics譯做「太空人」和「太空飛行」者，無疑是翻譯高手，既懂英文，也有傳統中文修養。

但現代漢語學家根本不懂中文，用字只求和英文看齊。英文有aeronautics和astronautics，於是現代漢語就有「航空」和「航天」，誰管中文的「天」字是甚麼意思。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