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麥俊 - 「內地旅客」買買提的自由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在羅湖口岸等待過關的內地客人龍中,黃頭髮高鼻子的買買提相當扎眼。海關人員善意提醒他,應該去外國人的隊伍中。買買提掏出深藍色封面的「內地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說「我也是中國人」。但和人龍中大部分人不一樣,買買提是一個人來自由行的,維族朋友中只有他能辦到來港的通行證和簽注。

被當作外國人的中國人

40出頭的買買提玉石生意做得不錯,在內地多個省份都有客戶,普通話比得上內地人(註:與西藏、海南等地一樣,新疆人口頭語稱的「內地」不包括本省)。買買提的維族身分有時會帶來麻煩,特別是入住酒店時,有時甚至要叫來漢族的官員朋友調解,才能拿到房卡。有時候,他卻收到莫名其妙的讚譽。不止一次有漢族的士司機對他說:「你們做得好!就是別殺無辜百姓,殺官員沒問題!」這明顯在說恐怖襲擊了。通常,買買提會一臉尷尬的說:「這個你跟他們說。我沒做那個事。」

近年,玉石的運輸成了問題。只要從和田出發,航空公司都會要求,玉石商人必須簽一份聲明,稱如果玉石丟失航空公司不用負責,這才答應幫他們託運石頭。還真有商人就這樣丟玉石了,買買提聽說,幾十萬的貨也丟過。玉石放手提行李也不行,怕你拿玉石作武器打砸,安檢不讓過。火車、大巴就成了他們在西域中主要的交通工具。

南疆和田護照是奢侈品

買買提很想出國,他說,想看看世界是怎樣的。可在被標籤為「疆獨勢力大本營」之一的南疆和田,護照是奢侈品,需要多個部門的蓋章、擔保才能到手,每個環節都需要打點,一個護照辦下來,起碼要七八萬,鄉長那兒就佔了兩萬,漢族、維族的官員都一樣。哈薩克的朋友在游說他,合伙去俄羅斯把玉石拉到內地去賣,買買提只有垂涎的份兒。買買提的母親很想去麥加朝聖,但也一直沒有辦法。

這次香港自由行是買買提的第一次出境遊。他低聲說道,通行證和簽注是靠他在老家某事業單位做幹部的弟弟,找熟人才辦到的,「就140塊(官方手續費),其他的什麼錢也沒花。」他總算享受到內地人的待遇了。現在,買買提公司的同事正在幫忙,讓他把戶口遷到烏魯木齊,希望以後辦事容易點。

他的微信名字上寫着一個生僻的英文單詞-Uyghur,維吾爾族的意思,這倒不是因為他英語好。他說,在他四年級之前,他所認識的維吾爾語就是由類似羅馬字母的組成,與現在的土耳其語相似,「Uyghur」不是英語,「是我們原來的語言」。四年級之後,官方要求重新開始學一種新的維語,其實是回歸以前的「老維語」,讀法一樣,但卻是用阿拉伯字母。買買提總懷疑,文字這麼改,是故意讓維族人與土耳其等「突厥系」國家的字體分道揚鑣。這天,他在銀聯卡上的簽名,仍是M字頭的一個拉丁文單詞,而不是現在官方的維語,「我喜歡寫這個」。

談話購物到處語言不通

扯遠了,總之他的英語不好。在進去一間埃及餐廳之前,我告訴他,餐廳主人是穆斯林,裏面沒有豬肉,沒有人喝酒,東西好吃便宜。買買提駐足在這間開在燒賣外賣舖子旁、略帶歐式風格的餐廳前,上下打量着招牌和食譜,嘴裏嘟囔着:「這是真的穆斯林,還是假的穆斯林?」

我硬帶頭進去了。買買提試探性的對店主說了句「As-salamu alaykum」——全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問候語,意為「祝你平安」,對方以聽似同樣複雜的語法回應,對上了暗號,買買提才笑着打消了疑慮。店主微笑着說:「我是埃及的穆斯林,你是哪裏的?」我把英語翻譯成國語,再幫買買提自作主張的回答:「新疆!」店主說,你們的祖先是土耳其人,在奧斯曼帝國世代,土耳其和我們在同一個國家裏。我把話翻譯成國語,買買提客氣的笑着點頭。

席間聊到,這兩天買買提去了尖沙嘴的清真寺兩遍,但都沒和其他穆斯林聊天,語言不通。看來去重慶大廈體驗穆斯林風情的計劃並不可行,只能帶他去旺角掃貨了。其實他在前一天也去過,但什麼也沒買到。一進門,店員都用英語招呼,他讓對方說普通話,但還是聽得一頭霧水,就像他看不懂香港的英語和繁體中文招牌一樣。我把香港口音翻譯成較為接近北方口音的普通話後,他才重新變回那個精於算術的生意人。

百老匯剛好在做促銷,買完電話可以優惠價買剃鬚刀。剛好,買買提也想買剃鬚刀,他說,飛利浦這種型號的內地賣到快1000人民幣,這裏才600多港元。正好,反正老家那邊,政府也不讓留長鬍子。

他說,覺得香港很自由,在天星碼頭就能看到法輪功和六四的宣傳資料。買買提雖然連高中也沒讀過,但他很喜歡看維族作家寫的歷史小說,一談起賽福鼎、盛世才、三區革命、蘇聯干預新疆這類中國歷史的「冷門話題」,他總能口若懸河。新疆什麼時候由清朝管,什麼時候是國民黨管、共產黨管、「自己管的」,買買提都說得出年份。他說,家裏囤了幾百本書,但可惜維語作家寫出來的很多東西都被刪了。我和他說,漢族作家也一樣。他才會心的微笑了一下,估計他在想,這次又和內地人扯平了。

買買提老感覺在內地的電話被監聽,和很多維族朋友一樣,他在通話時有時能聽到自己的聲音。他用的是和田的電話卡,買卡時必須用身分證登記。他說,很多維族朋友開始不用智能手機了,因為儘管你刪除裏面即時通訊的談話記錄,只要警察拿到你的手機,還是可以看到所有紀錄。和漢族人一樣,智能手機也是維族同胞傳播「謠言」的主要「作案工具」。

維族人也愈來愈難信

買買提覺得,儘管在維族人裏面,也愈來愈難相信人了。4年前,他在北京做生意時,認識了另一個維族的玉石商人。就像其他維族生意人一樣,他和買買提一起住了幾天。此人走後不久,買買提和朋友在烏魯木齊在人群中認出了他。這一次,那位商人穿著警服。再一次,買買提在老家和田的一位女親戚,遇上了更蹊蹺的事。這位親戚負責帶着鄰里幾個小孩,在家裏學伊斯蘭教的基本原理,有一天,一個不帶頭巾的維族女人進來,說自己什麼也不懂,但很想學伊斯蘭教,想學好好做人。學了半個月後,這位新學生不辭而別。幾天後,安全部門到了親戚的家裏,把裏面的人都帶走了,還罰了一人5000元。買買提說,教的只是伊斯蘭最基本的原理,不是瓦哈比,不是疆獨。

「我原來也不信那些。」買買提說,這兩件事發生在身邊之前,他對維族間流傳的各種政治陰謀論,也是半信半疑。現在,每當新聞說有維族人策劃了恐怖襲擊,他總會覺得「事情肯定不是那樣的」。甚至遍佈內地城市的新疆籍盜竊集團,買買提也認為是「和警察一起的」,「抓了就罰款放人,怎麼可能?」他說,新疆人也深受這些盜竊集團之苦,因為他們用的小孩也是偷回來的,和田經常會聽到有人丟小孩。

在旺角掃貨時,買買提不斷看表,說自己錯過了做祈禱的時間,但出門在外,這事也可以靈活,回去補回來就行。臨別前,我上了他的酒店房間借廁所。那是600港元一晚,10平方米不到的包廁所的房間,下牀後一步到牆,兩步到馬桶。轉眼工夫,他就已經在牀上鋪開了小氈子,唱起了祈禱的旋律,我只聽懂了「阿拉」。看到我從廁所出來,他也不說話,只是簡單指了指牀邊的櫈子,示意我坐下。

起立、鞠躬、跪下、左右顧盼、閉目叩頭、合十,表情放鬆,不皺眉。如此幾個動作循環幾遍,加上低沉、旋律平緩的朗誦聲,10分鐘左右,就在堆放着百老匯、豐澤和Tommy Hilfiger塑料袋的狹小房間,買買提完成了祈禱。我說,他唱得很好聽,他說,這種歌聲如果讓阿訇通過廣播來唱,會更讓人動心。話鋒一轉,買買提就又皺起了眉頭說:「還是管得嚴。管得特別嚴。」

買買提可以留港7天,但他很快就走了,因為離封齋開始還有10天。在回家之前,他還要去幾個地方。買買提的封齋,只是不吃中午飯,但日落以後「可以隨便吃」。儘管是這樣,在幾個兄妹裏面,買買提仍是唯一可以參加封齋的,其他人要在不同機構或部門上班,不准參加。買買提說,有時候的確沒有辦法,但有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偷偷的做」。

文 麥俊
編輯 葉雨舟

陳嘉文訪問賴灼東:內地黑客 用錢癱瘓你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這兩天,很多人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展開了。

「戰事」是這樣接二連三發生的——上星期初,先是佔中公投系統遭國家級連續攻擊七小時;兩天後,壹傳媒亦受到差不多程度的襲擊,網站癱瘓十小時;再隔一天,牽動神經的是臉書也當機了,30分鐘足讓謠言滿天飛。

說是恐慌或許太誇張,可是,一時間人人都對黑客停不了揣測與想像。「一個個網站骨牌般跌下去,不要少看這當中引起的情緒。對於黑客來說,這心理很重要,製造恐慌是最高享受。」

賴灼東,公認的網絡高手,常常在銀行系統、大小機構網頁鑽空子找漏洞,不過他是拿正牌做「攻擊」,天天與惡意黑客鬥快,「以黑客技術偵測問題,及早通知用戶,拯救私隱」。像蝙蝠俠在黑暗中為正義而戰的黑客,又叫白帽。

有史以來最強入侵

受襲後第五日,佔中公投系統重新運作,一日就有逾40萬人登入投票。運作未見大問題,的確可喜,但背後的供應商、總部遠在美國的CloudFlare說,在香港人投票的同時,他們其實在奮力抵禦極為兇猛的網絡攻擊,攻擊由第一天的每秒75Gb,增強至星期五的每秒300Gb。CloudFlare,是專門提供網絡安全服務的供應商,「不是地上最強的話,也是第二強」,負責過濾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的入侵,賴灼東說,它的最大處理量是約每秒500Gb。

DDoS,是黑客務求令網站或系統癱瘓的一種常用攻擊方法,主使者一旦發號司令,成千上萬部電腦同時進入查詢同一個網站,就像通往詢問處的通道同一時間塞滿了成千上萬的人,造成癱瘓。很多時,系統其實事前已設置查詢上限防止當機,「好像有人要用硬幣掟死你,保護你的人於是設了上限,五蚊硬幣以上就會自動截住。現在的情况是,惡意要攻擊你的人不用五蚊銀,但發動十萬人用一毫子一齊掟,都掟得死你」。他不敢斷言這是由什麼地方的人策動,只知道近五年源自內地的攻擊確是多了,他替很多企業做網絡保安,「不要只說DDoS入侵,黑客也可能會掃描你個系統,監察你做什麼,或者撞下你的密碼。我們會用程式分析入侵者的動向,通常發現攻擊的來源地都是美國、東歐、中國,這三大地方走唔甩」。

低技術攻擊 愈有錢愈穩定

賴灼東在二○○四年投身網絡保安工作,見過很多種類的攻擊,傷害力較小的,如黑客入侵網站後把頁面換成全黑,再加個簽署那種惡作劇,中小企、學校其實是重災區。這次公投系統的攻擊,被形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連商業供應商也頂唔順的攻擊,我第一次聽聞」。稱得上國家級,賴灼東說這不是因為技術高超,「這種入侵屬於很初階的程度,不需要很高技術,而是要錢」,即是愈多錢,攻擊流量愈穩定,「不止於此,它還把這超高流量維持很多個小時,好犀利」。雖然背後的主使者,往往利用被植入木馬程式、隨時候命的電腦,或稱喪屍電腦,而不需要真的擁有大量電腦,但還是要動用到大量資源,「有同行曾經估計,背後至少有二十人。我認為這個團體,其實不止二三十人。一個組織,不會只為發動一次攻擊而組成,逢是這種cyber war,事前要有建設很多網絡基建、租用機器,千千萬萬部喪屍電腦早就準備就緒,準備時間以年計,不是等到發動攻擊前一天才部署」。Cyber war?這次算是一個戰爭?「背後的團隊,說是軍隊也可以,他們攻擊前,會做大量的情報蒐集,掌握目標網站的網絡設施,例如供應商是誰,盡可能把所有頻寬堵塞,不能讓你有機會從空隙中走位。」賴灼東說,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專責做網絡防禦的隊伍,有差不多二百人,在國際上已算是很有規模。「他們收集情報,也會發動攻勢。」大約兩年前,伊朗的核電廠受到襲擊,當時的分析結果是攻擊來自美國,「通過一隻USB手指,把病毒傳入核電廠系統,這很危險,可以令反應堆的分裂速度減慢,會過熱,會爆炸」。相對於公投系統所受的攻擊,他形容美國這種是很極端、技術水平很高級的手段。

攻擊7小時 修復7日夜

不過,即使是低技術的攻擊方法,也夠造成混亂。隔天就有網站受襲停止服務,要癱瘓香港,真如想像中難嗎?如果推倒一個公投網站要一百億次查詢,主使的組織,資源再多也未至於足夠推倒全港網站吧?賴灼東憂慮的,並非網站全都被癱瘓。癱瘓的方法有很多,它可以這個鐘頭堵塞這個,下一個鐘頭堵塞另一個,「去政府網站去唔到、上不到銀行網頁,連tvb.com睇電視都睇唔到,把日常生活打亂干擾,突然發生,人們會驚恐」。而且,所謂癱瘓,造成的影響不止黑客攻擊的那段時間,他攻擊七小時,及後的修復系統工程可以花足七日七夜,「device不會壞,但要做很多重新設定的工夫,還有其他設施,例如是否要設置防火牆,怎樣把出問題的部分的資料包drop下,還要做檢討,看看整個系統怎防守」。

防禦重要系統 靠各方團結

聽上去,好像打仗,襲擊過後的善後重建工作,排山倒海。最可怖的,還可以攻擊一個地方的重要基建,例如電力系統、水系統、運輸系統。「政府和銀行,是否可以做到日日被DDoS攻擊的防禦?」他曾聽說港交所和馬會做過類似的壓力測試,其他大型機構,即使是銀行,也不是每間都做過,而做過的,也未必能夠有像今次這種規模的程度。「香港電腦保安事務協調中心和警察有舉辦過大型演習,不過參與的機構其實不多。」賴灼東說,香港近年對於網絡保安的意識,其實已提高了,「至少機構裏的管理層,多了與資訊科技部經理討論保安的事」。只是,這還未足夠,政府、網絡保安業界和系統擁有人,要三方團結才行。「香港應該要有自己的cyber defense team,專責做研究、偵測、蒐集情報」,而不是現在警察裏的部門,只在攻擊後才展開調查。至於業界,「現在大多各自為政,很少交流,這我明白的,很多技術其實是商業秘密,但當面對的攻擊可以這樣龐大,只有團結才能抵抗」。賴灼東覺得,香港人不能把這些大型攻擊看成事不關己、當成新聞看過就算,「我們不是要悲觀,但要作最壞打算,然後做最好的防禦。用入侵者的心態『攻擊』測試自己的系統,全香港是否ready?」

轉捩點:發現黑客上司監察下屬

代入黑客的心理思維想像攻擊方法,是他十年來練就的技藝。在他入行的年頭,網絡保安這行業尚未普及,「那時看很多關於黑客的書、雜誌、網頁,想知道黑客其實做什麼,理念是什麼」。他本來是個電腦程式編寫員,寫了五年,因為發現上司入侵了同事的電腦而遇上轉捩點。一般電腦,熒幕右下角會有個小電腦不時閃藍燈,顯示上網狀態,「有一天,同事發現那個電腦仔不同了,閃的燈,紅色又綠色,熒幕也大了。我還取笑他這個電腦仔好勁,upgrade了,哈哈」。一向有研究黑客行為的賴灼東,一看就覺得有問題,查閱一下同事電腦的日誌(log),發現原來被入侵了,入侵的人,是他們上司。「他是碩士,又是管理層,受咁多教育,居然會入侵近在咫尺的同事電腦,目的是監察他的一舉一動。」當時,賴灼東與同事去過灣仔警署報案,後來公司收到警示。「從那刻開始,想透過自己的『攻擊』知識幫助人。」

離開本行,他轉投其他公司的網絡保安部門,沒多久後,自立門戶。多年以來,就是運用黑客思維替客戶捉漏洞。「你用這道門出入,他會想,他是否也可用同一道門入去?」他說,黑客入侵電腦,通常會見到一堆防守,用工具也好,人手也好,黑客會逐個部分看、逐個試,「觀察你個network怎樣駁、用什麼軟件、什麼version,入侵後備server,通常backup無乜防守。見到私人資料、公司密碼,又或者成個資料庫泄漏給我們看到 ,我哋就最開心。」然而,損失金錢算是小事,他說,就像《黑夜之神》裏蝙蝠俠提到的罪犯層次,最低級的,是為了錢而犯罪,高階的,是要製造恐怖。

做正牌「黑客」 堵網絡漏洞

一般人的眼中,黑客不露面,標誌都沒有臉孔,只有一個黑影埋首在一堆高端電腦背後。賴灼東這半個黑客,卻並不神秘,拋頭露面做訪問已不是第一次,「我想做的是教育,我們有這方面的知識,不止是自己用,要讓更多人知道」。於是,在承接保安工程外,他成立了一個非政府組織,主動為香港的網絡系統做調查,「例如我們之前做了個拯救私隱行動,在網上找到被泄漏的私隱資料,就通知相關機構盡快修補。有些機構不回應,我們就找報館幫忙」。他甚至會到外國參與國際黑客會議,談新技術,為未來可能出現的攻擊做好防禦。「只掌握香港情况是不夠的,要與其他國家交流,去韓國、台灣、美國、日本,情報上的、技術上的,都要交流。」他們做的,大概就是一個國家官方網絡防禦做的事,只是他們不是全職受薪去做,而是純粹為了興趣,純義務地幫忙。「外國備受推崇的黑客,他們的理念其實就是這樣。他們當黑客,不是為了賺大錢,而是為了幫人。」美國有個黑客,在烏干達建了個lab,邀請其他黑客來幫忙教小朋友電腦知識,「他一來幫助小朋友,二來幫了一些無業黑客,讓他們做義工後有工作證明,幫助他們日後找工作」。真正的黑客精神,是自由、創意,最重要是分享,「你或可以稱我們為白帽(whitehat)」。

蒐集黑客情報 用手機便可

訪問接近兩小時,這一次,賴灼東狠狠地打破了我對黑客的想像。他說,他經常做蒐集情報的工作,目的是要知道黑客的新攻擊方法,也要知道他們下一步行動。我問他,家裏是否有很多部電腦?「多電腦是無用的。」他拿着手機說,「這個也做到」,在網上尋常不過的討論區、網頁,甚至facebook群組,都可以看到疑似的黑客討論,「我不會報警,但看到可信的情報,會通知襲擊目標提防」。情報工作,原來不一定像竊聽風雲裏看到的。對虛擬世界瞭如指掌,但他沒有宅男的結結巴巴,還會深入淺出解釋互聯網操作原理,賴灼東說因為他平日還會去做講座。他的太太眼見他所做的,問他是否想幫很多人?用自己知識,幫到人又搵到食,做得開心,才重要。「做不到蝙蝠俠,唯有用這種方式,哈哈。」

文 陳嘉文
圖 陳淑安
編輯 顏澤蓉

塵翎 - 壞發展

明報   2014年6月22日

香港城市發展系統早已失效,莫說發展鄉郊新市鎮,就是市區舊區重建,也沒什麼值得炫耀的代表作。這些年來,除了賣地建發水樓,還有什麼發展新思維,提升了城市的livable和lovable水平?單是起樓,也不見得有什麼好品味。市民的怨言不是毫無理由的。推土機最該推倒的,正是這種一味講發展與經濟效益、不問細緻生活內容的官商發展霸權。

東北太遠不關己事嗎,舉頭看看自己處身的地區,同樣的發展問題不也日日上演,灣仔、觀塘、深水埗等等,城市生活有沒有更好。要說的,不是一個兩個發展項目,東北或西北,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路以來的官商發展思維,最根本的政治問題,也是美學問題。一種用金錢換算空間與時間的思維,一種濫用新取代舊的策略,一種以人為複製自然的方向。借用劉華的口吻:今時今日,咁嘅發展(包括管治)態度唔得架。

如果根本的思維與方向有問題,怎樣發展都是舊問題的輪迴,都是一塌糊塗,官員退下了又換上新人,也不過是產品代言人。前幾年深水埗重建,受影響居民痛苦不堪,時任發展局長的林鄭月娥,落區也表明前朝定下的發展藍圖不能改,但她保證這樣的痛苦經驗不會再出現,今天她升官了,還記得自己當初的承諾嗎。(這則林鄭小故事出自周綺薇《推土機前種花》一書。)誰還會相信某位官員的片面承諾,他/她連自己的政途也沒敢保證,何來承諾之理。壞發展比不發展更糟,它帶來的問題,幾代人都矯正不了。

蘇賡哲 - 再談慰安婦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6月22日

一九九三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發表談話,對戰時日軍強迫中國、韓國婦女充當「慰安婦」表示道歉 和反省,是為「河野談話」。由於近年日本民情向右轉,反對「河野談話」的民意升溫,安倍政府今年初成立小組調查這個談話的產生背景,日前有了結果,小組指 當年河野談話在發表前曾與南韓政府協商過所用字眼。惟南韓政府已予否認。既然安倍政府已表示無意推翻「河野談話」,調查之目的就只為回應右傾民意,中韓兩 國自亦照例警告日方不可違反「談話」的精神。

日前我在這裏談及中國人對「慰安婦」的迫害甚於日軍,有朋友問:何以說「慰安婦」是地富反壞右之下的第六等賤民?「慰安婦」骸骨只准磨作肥田料是甚麼回事?

關於賤民,「慰安婦」是這樣說的:「我們沒有公民權,也沒有人認為我們是人。」「毛主席走了,我也去生產隊參加追悼會,被隊長叫出隊列,他嚴肅地說:『你回家呆着去,你有甚麼資格來給毛主席送行?』」但她看到地富反壞右都在隊列中。

解放後,公社社員清理舊井挖出骸骨,查知是「慰安婦」,便馬上磨碎,扔到糞池裏漚肥。李碧華著《煙花三月》主角「慰安婦」袁竹林在加拿大接受我招待時,也表示飽受同胞歧視,希望能移民。 

2014年6月21日 星期六

Vic - 日文漢字

2014年6月21日

今日《明報》木暮〈解散〉一文引用日劇《Change》(個人認為該劇水準不高)中的一句話:「政治家都是骯髒的,政治家都是不可信任的。」當中「政治家」一詞應該是直接引用日文漢字,而日文「政治家」其實是中性的「從政者」之意,是指「以政治作為職業,從事政治工作的專家,通常指議會的議員」。因此,日文的「政治家」其實如同英文的politician,一般可譯為「從政者」、「政界人士」或「政治人物」,而不能直接引用,因為中文「政治家」如同英文statesman,一般理解為偉大的從政者。(日文「政治家」也不宜譯為「政客」,除非上下文有明確的貶意。)

日文漢字往往是翻譯上的陷阱,「政治家」一詞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其字面意思與中文同字詞語相關,很容易被不假思索的譯者直接引用到中文裡,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數年前中工作中碰到不少類似例子,因為同事翻譯英文報道時可以參考日文相關報道,所以有時會直接引用日文漢字。以下是當年寫給同事的memo:

日文書面語有不少漢字,但畢竟日文及中文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日文漢字不能直接搬過來當中文用。翻譯時,要考慮中文用詞的習慣,以及讀者理解的難易。

一般情況下,日本的人名若有漢字,我們照用不誤(有些字的寫法會有不同)。但公司及機構名稱的漢字,我們就未必會照單全收,比如日本汽車公司多以「XX自動車」為名,但我們選擇寫「XX汽車」,如豐田汽車、日產汽車,就是考慮到中文遣詞用字的習慣。

日本有一家負責退休金投資的官方機構,英文名稱是The 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日文名稱為「年金積立金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這對大部分中文讀者來說是相當彆扭費解的,我們寧可按其性質直譯英文為「政府退休金投資基金」,加附英文縮寫「(GPIF)」以協助讀者辨識(英文全名可不附就不要附,以免版面累贅)。

財經用語方面,日文以「利益」為profit的書面語,相當於中文常用的「利潤」,「盈利」及「獲利」等。就中文而言,「利益」另有所指(相當於英文的benefit,interest),一般是不用來指profit的。因此,考慮到中文的用字習慣,我們應避免照用日文的「利益」來指利潤。

日本公司財報中常見「營業利益」,我們應用「營業利潤」;「經常利益」則可用「經常性獲利」;而「當期利益」(current profit,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則用「當期利潤(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

再補一個例子:Tokyo Stock Exchange的日文是「東京証券取引所」,我們不會直接引用,會按中文習慣譯為「東京證券交易所」。

李怡 - 中共為甚麼會「驚到咁」?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21日

1993年3月1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當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的談話,他談到香港的民主發展時說:「基本法對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作了明確規定……至於第三屆以後(2007年以後)立法機關怎樣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同意。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這裏所引的都是原文。經過人大一而再釋法和作出的甚麼「五步曲」決定,這些話當然全不算數了。

基本法剛頒佈時,《文匯報》出了一本書《基本法的誕生》封面字是鄧小平題的,「序言」由當時的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寫。書中訪問的大陸官員,都指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文件,時任港澳辦副主任的魯平說:「當時我們還考慮過叫甚麼名稱。當然不能叫憲法啦,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後來我們查了各個國家的法律,有的國家把憲法也稱基本法,像德國那樣。」這說明制訂基本法時,是賦予相當於憲法地位的。書中訪問人大法工委主任項淳一,他說:「基本法在憲法體系中沒有問題,具體說就是大家都不用顧慮將來藉口不符合憲法而將基本法否定了,也不會用憲法去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這些也都是原文。

前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香港社會和法庭解釋基本法,「鮮能看到我國憲法的影子」,這是「用外國的經來解中國的法律」、「『一國』就從憲制上悄然消失了」,因此「這種只講基本法不講憲法的傾向必須糾正」,又說有人稱基本法為「小憲法」,「這當中,多少看出了把香港視為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心態」。基本法頒佈時所有中共官員的話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如果現在才看出中共的過河拆橋、翻臉不認賬的本色,就未免太後知後覺矣。早前有人把中共在建政前呼籲民主、自由、法治的領導人談話和黨報社論編輯成一本書《歷史的先聲》,在大陸卻被列為禁書。建政前講要與民主黨派組聯合政府,要「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結果在權力穩固時,一個反右就把民主黨派打翻在地,莫說完全沾不到權力的邊,而且所有民主黨派領袖都成了唯唯諾諾的龜孫子,簡直不似人形。

二十年前,有人在《九十年代》寫了篇《李瓶兒的夢》,話說李瓶兒原是花家貴夫人,跟西門慶暗通款曲,西門慶使出渾身解數,去討她歡心,李瓶兒也就編織起好夢來了。等到西門慶奪得花家的財與人之後,過了門的李瓶兒還想擺個身段,沒想到西門慶一下子變了臉,拿起皮鞭就抽,因為這時瓶兒已是他的人也。李瓶兒的夢也就是許多想委身事中共者的夢。

現在香港已回歸17年,按中共變臉的本色,即使不是把堅持維護基本法的香港人打翻在地,皮鞭也應該抽上來了吧。但中共似乎是色厲內荏。自去年起,中共各級高官就對普選議題定調,又不斷出言恐嚇,最近拋出狗屁不通的白皮書,出動國家級的黑客攻擊6.22公投的網站,還大規模攻擊壹傳媒的網絡。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也似乎不解:「泱泱大國,你唔使驚到咁吓嘛!」

首先,它雖是大國,但不是泱泱大國,泱泱大國除了講國力之外,還指懷有寬大的氣度與良好的風範。中國何來氣度與風範?中共幾乎用吃奶的力去反對香港人要求的真普選,用國家機器,用各種人脈關係,不惜讓一些被它統戰的人士在全香港人面前出醜。用這麼大的成本,就是因為香港還不是已過門、可以被關起來抽打的李瓶兒,香港仍在全世界注目之下。而香港發出準備公民抗命──佔中的聲音,許多人包括發起者原來以為這只是溫和的非暴力的抗爭,應該不算甚麼,現在才知道中共會「驚到咁」!

「驚到咁」除了因為香港還不是中共予取予攜的囊中物,還因為普選挑戰中共的絕對權力,它擔心這會是一黨專政的一個缺口。「驚到咁」還因為它知道自己違反諾言,儘管一開始它就沒有想過要遵守;因為它知道缺乏正義,儘管它也從來沒有心存正義;因為它知道多數意向在哪一邊,儘管它要硬說甚麼外國勢力;因為它虛偽並由此而產生恐懼。

中共的過度反應,給了一些投機者乘機表態、諂媚、爭寵的機會。愛自由爭民主的香港人則從這些反常的反應中,知道我們原來不是弱者,儘管表面看來力量懸殊。但中共可以「驚到咁」,就無疑讓我們平添了勇氣,正義在手,勇者無懼,我們不須妄自菲薄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越是害怕 越要投票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21日

朋友C是公司管理層,平時公餘時間只管家庭樂,他關心時事,但多數只是批評埋怨幾句,一家人也從來沒有參與過六四集會和7.1遊行。前幾天碰見他,他突然主動約我們,兩家人帶同小朋友一起在6.22投票。他放棄簡單的手機投票,堅持明天帶年幼的孩子去票站排隊,以便來一課公民教育。他說:「咁搞落去唔得喎,香港點可以俾呢班人玩晒。只係投個票表個態啫,使唔使用啲咁下流嘅方法嚇我哋?我今次真係好驚,所以一定要去投票。」

怕明天說句話都要獲批准

「好驚,所以更加要去投票」,這大概是那些惡勢力永遠不會明白的邏輯。

說清楚一點,我們怕的並不是那些惡勢力,而是今天你能令《蘋果日報》在網絡上消失,我們怕明天在互聯網裏消失的東西更多;今天你能攻擊面書破壞這個重要的社交平台,我們怕明天我們的日常社交都被控制。

今天有人只高叫幾句你不喜歡的口號,卻居然在眾目睽睽下、在警察面前、在法院門外被你們的人公然掌摑教訓,然後獲愛字頭高呼為民族英雄。你們目無法紀,沒有底線,將我們最貴重的價值踩完再蹂躪,你們認為拳頭比法律大,我們很怕明天我們說一句話、吸一口氣都要先獲批准。

還有白皮書指法官須愛國,還有《人民日報》說香港法院偏離中國憲法……我們怕,我們的子女還能在一個健康正直、有規有矩的社會裏生活嗎?就像葉蘊儀的問題,「你得?你下一代係咪得?」

後話:朋友C又相約我們去今年的7.1遊行。 

健吾 - 當東西壞了,我們會修理

2014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除了在電台做節目,我也是一個教師,教了8年。

學生的媽媽留意他的面書,指他最近有廣傳一些我的面書留言,還有照片、論政的「鋪」(Post,即留言上載),開始擔心孩子「入咗會」。學生的母親好言相勸:「你係咪入咗咩會呀,做乜講咁多政治嘢呀?唔好呀阿仔。」學生不明所以,欲向母親開導:「交咗稅畀政府,都係想啲錢用得其所啫,點解唔講得?」

抗議=入會,最緊要搵多啲錢

其母鍥而不捨:「你睇新聞啲人衝擊立法會,好危險架!唔好加入呢啲會呀。」學生心想,唉,原來TVB洗腦,真的是成功的。對師奶而言,去示威=暴力=廢青=警察打人是應該的:「咩會呀?總好過啲人入黑社會啩?」對老人家,有時像小孩,講道理不一定有用的。「……總之,讀多啲書,儲多啲錢啦。」母親就是這樣。你讀完大學,就說你為什麼不讀碩士。你讀完碩士博士,就問你為什麼不買房子,到你買了房子,他就會問你為什麼不做特首。我的學生只好回應:「媽,𠵱家唔講,遲下無人講架啦,因為未到2047年就會唔畀講㗎啦。等到時先出聲,我都60歲啦,到時就係等死架啦。何况我幾時入咗咩會呀?」

對老人家,真的不能對他們說太多道理。因為,他們是必勝的:「……哦,無入會就得啦。」

學生經歷這次小型家庭會議後,深受感動,在網上感言:「𠵱家做年輕人真慘,畀人標籤抹黑污名化。玩音樂,畀人叫廢青;關心社會,畀人叫憤青;遊行示威,畀人話激進。年輕人係咪仲衰過黑社會呀?」

我想,如果他們可以選,做黑社會可以有安樂茶飯、有房子有老婆有孩子,還是做一個身家清白而且一窮二白為公義為香港未來遊行一下的大學生,現在的父母,都會寧願你做黑社會。

另一個學生投身社會後,見到很多中產。他們的政治意識,比師奶還要差。如A師奶就對學生說:「唉呀我望到新聞上星期好多人衝擊立法會,真係好乞人憎,人哋話收返西北塊地就反對,啲人都話根本影響唔到有份衝擊嗰啲人,人反佢又反。」A師奶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東北還是西北,她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有出席的示威者,都可以肯定所有人「為反而反」、「人反佢就反」。而B師奶就更好嘢:「係啦,我就無睇新聞,但係我好憎長毛陳偉業范國威,啲嘴臉衰到呢……」聽說,B師奶的丈夫是某大會計師行的合伙人,上年剛送了考不上DSE的兒子到英國讀書,家住半山,說美孚、屯門這些地區,不是人住的地方。現在的人生意義,就是在公司開手機的Apps,全程監視家中的閉路電視,看看家傭有沒有虐待她的「兒子」,一頭3個月大的迷你牧羊狗。

做人,真的,最緊要嫁得好。

當東西壞了,你會怎麼做?

香港,有很多這類人。這種有很多很有錢,不問政事,只看TVB就以為自己得悉天下,覺得自己的成功是「基於自己努力」而不是社會給他們機會的人。這些人面對電視畫面上那幾分鐘的「暴力」行為,他們會對青年人說:「咁唔鍾意,移民囉。」

各位在讀這爿文章的uncle、auntie們,你的兒女,或許曾經是我的學生。有不少學生都說,上過我的課後,對他們的生命有一點啟發,看世界的方法都有一點改變。不如,我問各位香港父母一個問題吧,以前我父母說我不珍惜物件的時候,說過一句:「在他們的時代,當東西壞了,我們是會修理,而不是丟棄的。」香港壞了,青少年們選擇修理,而不是丟棄。那些在香港得到這麼多好處、這麼多機會的大人們,你看着為抗爭押上生命、押上賭注的青少年,你對寵物、對窮人的惻隱之心呢?可以拿一點,分給他們嗎?

6‧22,你會用投票告訴中央,香港人要更民主、更公平的公民提名嗎? 

呂秉權 - 誓死保衛香港的最後防線——司法獨立

2014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內地法官是這樣宣誓的: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我宣誓: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忠於憲法和法律,忠實履行法官職責,恪守法官職業道德,遵守法官行為規範,公正司法,廉潔司法,為民司法,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而奮鬥!」

內地法官聽國歌,向國旗宣誓,但統領他們的是黨委直屬機構即中央和地方的政法委。政法委領導公安、國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機關、社會綜合治理和維穩,講政治多於講法治,黨絕對指揮槌(法槌)。

在人治和「以言代法」色彩濃厚的內地,法官當然要愛國和跟黨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要求包括大法官和大檢察官在內的政法隊伍不斷打牢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忠誠使命的思想基礎,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永遠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政治本色。

內地法官要聽黨指揮

中共視法律為專政工具,習近平明令法官要聽黨指揮,有政治本色,先忠於黨,後忠於國家,再其次是忠於人民,最後才忠於法律。

此處,習近平沿用胡錦濤留下的「三個至上」,即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大法官在處理案件時,一旦發現人民的利益與黨的事業有矛盾,那麼人民的利益只能被犧牲;每當發現黨委和政府有違法律和憲法之嫌時,往往憲法和法律將無法對其約束,川震時全國法院一律不得受理豆腐渣工程訴訟就是其中一例。

有內地法官曾痛苦地說:「贏得法官的上帝只有一個,那就是神聖的法律。」可惜畢生苦讀法律的人,被迫要先講政治,臣服於比上帝還厲害的中共,將黨的事業奉為至上,第二才可考慮人民,而憲法和法律則排包尾,這簡直是對法治的侮辱。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稱香港法官為治港者之一,指愛國是基本的政治要求,他們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請看看香港法官的宣誓辭: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宣誓人姓名)」

再比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宣誓辭:

「本人__ ,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宣誓人姓名)」

行政長官的誓辭特別加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這一要求,但對法官並無此項規定,如果當初一早就要求法官要愛國、和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職責,為何一早不將上述一段加入法官誓辭?

《白皮書》面世後,相信很多香港法官尤其是外籍法官才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判案除了要講法律之外,還要像內地同行一樣要顧大局。

不講法治,講政治,講大局,香港有運行嗎?

聞說內地對香港法院關於闖軍營等案件的判決諸多不滿,另外又多了內地官員與香港司法界和法官接觸,但願香港最終不要走上「行政、立法和司法3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援」的三權合作之路。 

2014年6月20日 星期五

蘇賡哲 - 日本人不知道的事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6月20日

中國政府將二戰期間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相關資料,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日本提出抗議並要求撤回申請。日本軍閥在中國犯下昭著的罪惡,是外交手段掩飾不了的。但日本人顯然不知道,中國政府曾煞費苦心替他們掩飾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二十年前,我在亡友杜學魁先生組織的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當義務秘書時,協會曾北上南京弔唁受難同胞,受到南京當局的阻撓,連在小巴上掛一條橫額也不准,一切都要低調。種種為大屠殺降溫的做法,只為適應當年中共外交需要,外交需要講此一時彼一時,沒有公義,也沒有原則。

日本人顯然也不知道,中國的官方出版物、青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慰安婦》記載着,慰安婦訴苦說日軍迫害她們是數年,中國政府迫害她們是終身,「說我們是日本潛伏下來的女特務,後來我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先鋒,每次來運動,都是以批判我們開始,最後以徹底批爛我們結束」。文革時為了河南新鄉地區一群慰安婦,連累近四百名婦女被批鬥,多人致死致殘,株連一萬四千多名旁系親屬,要他們招出「陰謀集團」綱領。慰安婦成為地富反壞右之下第六等賤民,在街上跌倒不會有人扶起。枯井掘出慰安婦骸骨,只准磨作肥田料。

如果中國漏了將此書提交聯合國,我願捐贈一冊補上。

蘇賡哲 評論員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白皮書的失敗

明報   2014年6月18日

國務院在事前無聲無息下突然高調公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即時牽動了不少港人的神經。為減低白皮書對港人信心的衝擊,不少建制派人士唯有解說白皮書只是在重申中國政府的立場,並無新意云云。然而,若是這樣,又何需以多國語言公布白皮書;旣然要在國際間闡述中國的立場,國際社會有所反應乃自然的事。可是,當人家批評這份白皮書時,中國政府又說人家干預它的內政。旣是內政,那又何需以多國語言告訴人家你的「內政」?

如果白皮書是想爭取外國人對香港問題的理解,那是徹底的失敗。一國兩制建基於中央政府對權力的自律,而白皮書正正失去了這份自律。白皮書發表後,英美的反應基本是中國正在收緊甚至破壞一國兩制。公布當日,我正在台灣中研院出席一個國際行政法的會議,不少國際專家的即時反應均是這是高度自治的倒退。台灣方面對白皮書有不少的報道和分析。台灣正值服貿協議推倒重來之際,而服貿協議背後的爭論,正是台灣對中國政策的分歧。台灣人的解讀是,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保證香港回歸後的高度自治,但回歸後一切保證皆可撤回。主權至上,一國兩制或一國三制在主權至上的原則下皆隨時可以變得名存實亡。今天的香港可能就是明天的台灣,那台灣人對回歸又怎會有信心?香港一國兩制的構思原為台灣而設,近年隨着兩岸關係改善,中國政府已少提香港對台灣的示範作用。白皮書只會令台灣人望而卻步,亦是對已經積弱的馬英九政府的一次打擊,這影響可能是國務院始料不及的。

在國際層面,白皮書除了打擊中國政府的國際聲譽外,基本上是一無是處。在香港,白皮書只會激起更多人的不滿,不但不會對佔中造成打壓,相反可能只會推高6.22的投票率。白皮書中要求法官愛國之說,更顯示中國政府對法治的漠視。若宣誓便等於愛國,那為何不干脆要求宣誓,並確認宣誓後的人亦有資格參選特首?當律政司長和建制派人士均要努力淡化白皮書時,它的失敗已是不言而喻!

李怡 - 做文明的Hongkonger還是野蠻的中國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8日

上月23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見訪京的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代表,談到中港矛盾時說,希望香港人明白兩地文明程度不同,應增進相互理解。王光亞又說內地會研究如何更好地執行自由行政策,例如教育內地人出境外遊時應作出的文明行為。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最近出了本新書《向中國低文明說不》,自序的題目是「野蠻人能夠統治文明人嗎?」開頭就提到中國政府多次向國民頒佈出國旅遊的文明行為指南,他說:「文明國家的民眾絕對不需要這樣的外遊文明行為指南,低文明國家的民眾則即使三令五申也無用,若提示一下就能馬上遷善,那就算不上是低文明了。」他又指出,對香港破壞最大的,不是不太文明的中國遊客,而是極不文明的中國政府。指望極不文明的政府,教育不太文明的國人嗎?

《中英聯合聲明》和以之為根據撰寫的《基本法》,算得上是文明的文件,基本上採取法律用語,儘管所謂「高度自治」有多高並不明確,但「除外交和國防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再加上《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已經算是相當明確的「分權」法律文件了。文明人是否應該按照這個法律文件處事呢?

但中共國的國務院新聞辦近日拋出一個白皮書,基礎不是法律,而是儒家大師徐復觀所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最大詬病的「血緣政治」。毛孟靜昨天撰文指出,白皮書全文講「愛國」兼種族字眼有:「香港同胞」18次;「祖國」12次;「中華民族」4次;「中華兒女」2次;「血濃於水」1次;「愛國」7次,包括兩個「愛國愛港」。

徐復觀認為,自秦以來政治文化由血緣政治延伸到社會的講關係、講人情,而不是以法律、制度為依歸,使中國的政治始終未能實現現代文明。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非契約社會,它以血緣關係維繫,「人和人的權利和義務根據親屬關係來決定」。血緣政治在全社會蔓延,使中國歷代的官員選拔無一例外地滋生弊端和腐敗。

「血濃於水」並非中國成語,它源自中世紀德國的種族主義語言,1859年美國海軍准將Josiah Tattnall在遠東,違反美國的中立原則,指揮美國艦隊協助在大沽口與中國作戰的英國艦隊時,說了一句「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使這句話成為名言。這句種族主義語言,雖然在歷史上有「帝國主義侵華」的記憶,但因為同中國的血緣政治投合,所以常被中國民族主義者取用。

白皮書一反《基本法》以法律語言來界定香港特區與中央的分權關係,而是用血緣政治的語言去講「愛國」。它本質上屬於未實現現代文明的野蠻人的文件。筆者一位在英國和香港完成法律學位課程的年輕朋友,日前經過羅湖口岸,她拒絕接受一本派給她的白皮書,她說報上看過有關內容,覺得同文明社會的觀念南轅北轍。她不拿這個免費派發的小冊子的原因,是怕自己忍不住會當場撕掉它。她很奇怪為甚麼梁愛詩、譚惠珠、林新強這些受西方法律教育的人,會說出奉迎這個野蠻人文件的話?他們是受了人治社會的血緣政治影響而渾忘了所學的基本法治精神呢,還是基於個人政治經濟利益和名位的考慮?

和平佔中原定後天舉行的全民投票,其電子投票平台,遭國家級網絡攻擊至系統癱瘓。YouTube拒絕刊登呼籲市民參加6.22投票的廣告。李克強訪英國,計劃藉着與英方簽署多份總值逾2,300億港元的經濟協議之際,要求英方再簽署一份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這樣的文件不用問都知道是邀請英國一起來強姦香港市民的意志,但基於巨額利益的考慮,英國很可能還是會簽。

強權就是真理?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過:儘管強權不能代替真理,但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香港人今天應該把這句話反其意用之: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筆者學法律的年輕朋友說,讀到梁愛詩、譚惠珠、林新強這些談話,她覺得對學法律的她自己來說也是羞辱。香港人如果在野蠻人的白皮書羞辱之下,在強權硬壓之下,在一批無恥的蠅營狗苟的政界法界領袖胡言亂語的侮辱下,而仍然無動於衷,對6.22投票、7.1遊行、佔中不聞不問,那麼就乾脆不要做引以自豪的Hongkonger了,甘心去做強權之下的中國奴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蘇賡哲 - 邪教的特徵

多倫多明報   2014年6月10日

    中國的中央電視透過微博教導人們怎樣辨認邪教。根據所開列的五項特徵,不少人得到結論 :中共就是邪教。 而且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龐大的邪教。如果這不是網民的創作,而是央視真有此舉,則不外出於兩個原因,或是他們沒有自知之明;或是央視內部隱伏著異議分子,故意藉此啟示世人。

    央視的邪教定性可謂言簡意賅,它指出:邪教具有強烈排它性,始終宣傳自己是最偉大的。邪教具有強烈的強迫性,通過洗腦和自我標榜來建立自己的正確性。邪教通過壓迫別人來獲利。邪教內部通過裙帶關係和其它手段來構築內部關係網,以保證其利益。邪教往往嘴上說得很好聽,實際上做著最齷齪的事情。

    中共之被稱為「偉光正」,就因為他們宣傳自己最偉大、光榮、正確。但其實它比一般的邪教更邪,古往今來,沒有一個邪教教主為了保住權力,挑動信眾內鬥而鬥死千萬人,造成十年浩劫。

    很多邪教喜歡預言世界末日或大災難,原因是藉此恐嚇人,令人以為信了就可以避禍。他們又往往將末日的日期訂得太近,結果末日始終沒有出現,有些信眾會因此流失,但他們有辦法、有說法,可以留住大部份信眾去期待另一次末日。

    共產黨不會預示末日,他們會預示天堂,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提早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天堂也沒有出現,反而餓死數千萬人。極少數人醒覺不再信他們,但他們有辦法、有說法可以令數億人繼續喊萬歲。


蘇賡哲文章見
懷鄉書訊

黃永志 - 我被捕了──我感謝警察一切關心與問候

世紀.Civil Disobedience   明報   2014年6月17日

背景:具爭議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於上周立法會舉行財務撥款會議。此前,計劃經公眾諮詢,收到的申述絕大部分均反對計劃,其間,媒體與大眾均質疑政府官員與立法會議員各種利益衝突,政府回應卻一直未能服眾。多名市民在立法會示威區靜坐抗議,卻被警察以武力清場,多人被捕、受傷。

編按:社運人黃永志,是613立法會外其中一個被捕者。據悉,他在警車裏被警員以各種方式「關心」與「問候」,有警員特別欣賞被捕示威者嗌咪的風範,又特別關心各人在人生經歷中有否誤入歧途,並不斷問候家人。今天,黃永志分享他在警車內的遭遇,細述他所見所聞。

很累。在通宵被拘留後才在早上9時保釋出來,午睡數小時後又再開會討論反新界東北1200億大白象工程的運動。仍然心有餘悸的是,我們這晚經歷了只會在電影情節才會出現的黑幕──我們在同一警車中的5名被捕示威者被眾多警員圍毆。

當我及其他示威者一被押上警車,就見有其他警察陸續拉埋窗簾,關了燈的昏暗車廂是為了令人認不清那些警員的面貌?而心裏也有預感會發生什麼似的。我被安排坐在後排,而當警車門一關上、車一開,前面那些警察就像發難一樣,開始向示威者狠狠地拳打腳踢,隱約看見他們扯頭髮、掌摑、打頭等等。同時發狂的警員不斷向我們大叫粗口,問候父母,亦大聲呼喝指問我們是來自哪幫黑社會。

到底誰是「暴民」?

初時我隱約看見前面那些警察的暴行,我也就立即被大力打了幾下頭和面,要求我頭要向下,勿望向前。但前面與旁邊傳來大力打頭發出的聲音、連環撞擊的聲音、掌摑的聲音、身體被大力撞向車窗的聲音、心口被打而發出的砰砰聲,這些聲音都太大聲、太熟悉了!我以為只會在電影情節出現,卻竟親身經歷!聽者亦痛!

「哦?你係唔係就係啱啱嗌咪嗰個呀?你頭先唔係好威架咩?」然後就聽見一拳的聲音。「出聲啦!做咩唔出聲呀!頭先好多嘢講架你!做咩而家好似死狗咁呀!」然後又是聽到另一次拳打腳踢的聲音。「X你老母!X你老母!X你老母!」又再來另一連串痛入心靈的拳打聲。「你係邊X度嚟架?做咩X嘢嚟香港搞我個場呀!你係邊度嘅黑社會呀?」又再來不斷的拳腳聲!

窮得只有武力嗎?

這個車廂裏充滿的是憤怒與恐懼的空氣。那些你只會在新聞或電影看到對被捕者動用的私刑,竟然真的發生在你眼前及身上。我們肉在砧板上,當時警察可以令你恐懼的方式實在太多了,例如:警察問你知錯未。唔知?再打!你唔夠大聲回答?再打!你沒有叫聲阿sir?再打!

甚至是你的髮飾、帽子、衣著都可以成為他們繼續打你的原因!車外照來短暫的隧道燈光,令我意識到我們的警車經過中環,我不禁想,這還是不是我認識的香港?為何香港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拳打腳踢繼續維持了好一段時間,似乎直到那些警員也累了才減少。下車前,警察也很「關心」大家,例如再三問前面一名示威者面上的那個傷痕是否皮膚爆拆,當他再三回答是,才准許他下車。下車後才在燈光下見到其他幾個同伴,其中一人已被打至披頭散髮、頭破血流,這時,警察倒很關心他,帶他抹去頭上與眼角長長流下來的血迹,才讓他離開警署。

為何要趕走村民?

老實說,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也有軟弱的時候,我現在寫這經歷的時候,仍是有點害怕他們會不會秋後算帳,記下當晚在警車上的一幕,因為,那些警察已暗示過,叫我們不要亂說話,言語間暗示會為我們的其他案件找數。假如我們有朝一日被秋後算帳,會與此有關?我知道,他們就是要製造白色恐怖,讓其他人不敢再出來。

但我們究竟做錯什麼?究竟警察當我們是什麼人?我們是偷呃拐騙而被捕的嗎?我當晚從來不在最前線,連鐵馬也沒有拉過。當200多人靜坐集會時,我多次強調,我們只是一群追求公義的公民。我們只是不想新界東北的公公婆婆老無所依,慘被逼遷,我們不想當地村民失去了住所以及鄉郊生活的選擇,我們也不想政府利益輸送白白浪費了香港人1200億公帑卻餵肥了財團。以上這些就是驅使市民出來反對的原因。

我們也想不通,究竟為何聲稱要解決住屋問題的梁振英,不去收回當區的高爾夫球場去起公屋,卻要趕走那些良善的村民而起豪宅,而在那些砒霜地區起公屋。我們也想不通為何政府可以一面說沒有資源做好民生,卻要將五分之一的財政儲蓄去大搞大白象工程!

這個新界東北工程,無論在目標、環境、安老、住屋上,都仍然有極大的爭議,才會有早前城規會收到逾4萬份反對書,而只有7份支持今次新界東北工程!立法會本應有着一個審議這些議案的功能,可惜在建制派把持下政府要闖關通過,更不惜扭曲議事規則不許議員辯論,這是赤裸裸的議會暴力!一旦通過,政府就會發動推土機剷平新界東北,這更是政府的暴力發展邏輯。難道新界東北將來只可容得下豪宅與石屎森林?

在警車內的經歷,得來不易,我要感謝警察一切關心與問候,令我眼界(與傷口)大開。而我,只是不想警察你有份的香港變成那樣,才要站出來。難道我們不能一起重奪屬於自己的未來嗎?

盼自重。

(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學聯前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推動社會運動是希望香港可以解決貧富懸殊。

文 黃永志  編輯:袁兆昌

林鴻達 - 新界東北 全港市民的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7日

2010年反高鐵運動有近萬人參與,今次東北發展計劃只得約一千人,其實反映了市民的冷淡。究其原因,這計劃的爭議已持續三年多,其間除了爆出劏房波在古洞囤地,和2012年9月22日諮詢會,並沒有太多爆炸性的新聞,未能吸引市民留意;另一方面,也可能「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認為「我又唔係住喺嗰度,唔關我事」而可置身事外。而林鄭的「最合理賠償論」,再次使市民認定「不過是村民要多啲賠償」,更加對事件不聞不問。但這一切就正中下懷,掉進港共傀儡政權設下的陷阱。

東北發展計劃的問題,除了村民提出的原居鄉郊生活模式,抗議團體指出政府向地產商利益輸送、無助改善港人的住屋之外,尚包括可予大陸人不用簽證進入香港境內的「特區中之特區」,即對應近期因自由行問題而不斷有人提出的「邊境購物城」該就是了;更有蓮塘口岸計劃……簡明而言就是把香港大開中門迎向中國。自由行所衍生的問題已弄得香港一團糟,東北計劃勢必使香港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東北發展計劃範圍東起坪輋,北延至打鼓嶺,向西推進至龍躍頭,沿梧桐河畔至天平邨以北的的虎地坳,即是粉嶺北,再延至古洞。若再宏觀留意周邊範圍,古洞以南的蓮塘尾和蕉徑更有可能被納入計劃當中。這範圍是香港最後的農耕活動地區,家庭主婦在街市買到的「新界菜」就是來自這處。單是對照出中國毒菜問題,就證明東北計劃絕非僅是住在該處的村民的事,而是與全體港人切身攸關。

四年前,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時的一輪抗爭運動,普羅市民的視線都被傳媒框限於反高鐵運動是搗亂、搞事、破壞社會秩序,妨礙港人北上掘金,認為菜園村村民不過是貪圖更高賠償,沒有理會反高鐵的「搞事分子」提出的反對理據、安全風險問題。但早陣子大量有關高鐵工程延誤的報道,提到的因由正正就是當年普羅市民幾乎完全不理會的,當如今人人破口大罵港鐵和港共政府之際,但又以相同的態度和思維看待抗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村民和示威者,市民真的打算犯上同樣的錯誤,讓港共得逞嗎?

更是要清楚囤地波之外,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是在該區持有大量土地的新鴻基、及可提供融資的中銀香港的董事,田北俊是新世界發展董事,以至劉皇發和石禮謙,完完全全的利益衝突之局,港人可接受香港回到未有廉署之前的日子嗎?而且,要解決住屋問題,范國威、譚凱邦等等人士提出大量數據和資料,證明有替代方案,甚至這些方案是走回市區範圍,這一切都證明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是全無需要。

縱然村民、示威群體未有清楚詳細說出東北發展計劃對全香港社會的影響和危機所在,但不代表市民可以視若無睹,或單純聽從官員的說法作罷。財委會稍後將會重新表決撥款,市民必須與村民和示威群體團結起來,把這個根本是中共侵略殖民大計全盤推倒。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 

陳沛敏 - 向白皮書跳忠字舞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7日

來個心理測驗。

律師會長陳新強形容,白皮書反映中央依法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有助港人了解香港地位。對於白皮書要求法官「愛國」,他認為不影響司法獨立。至於法官就職前宣誓效忠特區是否已體現愛國,他說:「肯定效忠唔係咁簡單……法律定義去到邊度拭目以待,第日有機會去判呢啲案件,就可能有定義出來。」你聽到這些話,你會想起:

a)彭定康回歸前的預言:香港的自主權不一定是由北京來剝奪,而是一點一滴由香港的一些人斷送掉。

b)陳新強又不是洋葱圈、好厚多士囉。袁國強上周說,法官上任時宣誓效忠特區及《基本法》,等同履行「愛國愛港」的法律要求,已是離譜。現在陳新強說,「愛國」遲早要有法律定義,他日法官判案時或可就「愛國」作法律定義,荒謬程度過之而無不及。

c)同屬香港法律界專業團體的大律師公會,早前回應白皮書,明言法官及司法人員不屬「治港者」,否則將發出錯誤訊息,損害香港司法獨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一院之長的陳文敏更直指,要法官「愛國」是最危險的事情。為甚麼同屬法律專業,律師會意見立場南轅北轍?那究竟是大律師公會對還是律師會錯?

d)以上各項。

選任何一項,都反映你有正常香港人的思維。法官怎樣體現愛國?若香港法庭審理一宗國企與外資對簿公堂的案件,難道法官為着維護國家利益,顯示「愛國愛港」,要以國企的利益為判案考慮,否則就是偏袒外國勢力?對香港法律制度稍有認知的人,都明白要求法官愛國之說的危險與恐怖,可以摧毀法治的根基。這不單威脅香港的人權、自由、公平,甚至所謂的經濟繁榮安定,也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歸根究柢,陳新強跟大律師公會以至資深法律學者對白皮書作出迥異的結論,是因為前者並非從法律角度評析,而是在作政治表態。他自己也說了,白皮書不是法律文件,而是「很有份量的政治文件」。

他昨日的這段話最能反映箇中分別:「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每個香港中國公民的責任……愛國愛港是每個香港中國公民的責任,在這個立場上,香港律師會是不會接受任何批評的。」這還算得上是法律意見嗎?你說。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兩制的鴻溝

明報   2014年6月16日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當年是權宜之計,今日當然不必掩飾了。索性說個明白,《基本法》是管制特別行政區的工具,不是保障香港人權利的小憲法。

香港人不會感到被騙,因為曾經相信,都只不過是在無可選擇之下往好處想,而今撕掉面具,面具之下的猙獰,也是早已料到會出現的真面貌。可是,心懷故國的香港人,也許仍會有一絲失望,因為曾經想像,五十年不變的空間,會給中國大陸良好的機會變得開放文明,與香港居民習慣了的生活方式接近,兩制之間的鴻溝會逐漸收窄,「一國」的威脅隨之而逐漸撫平。可惜的是,幾番折騰,大陸經濟起飛,制度卻無真正改革,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依然受到重大打壓,新聞與資訊自由依然是鏡花水月。經濟起飛的結果,只是令中共政權更加財大氣粗,而國際輿論變得投鼠忌器。

但維護「兩制」的關鍵問題,始終在於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強弱。我們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相信個人的基本人權自由不可侵犯,相信法治的本質是令政府的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相信為維護法治,司法必須獨立,相信任何人行使公權,必須向公眾問責,相信政府必須公開透明,受到公眾的監察,而新聞自由是監察政府、監察社會、體現言論自由的必須。我們寄望於民主選舉,讓每個人的意願得到在政治架構內體現,寄望於民主議會制衡行政機關,令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這些核心價值愈強,「兩制」便愈清楚明確。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受到衝擊,中國大陸強調專制權力及在集體利益之下壓制個人自由的價值不住擴張,以致特區內部也變成了兩制之間的戰場。

李平 - 中共越演越無恥的三大騙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6日

見過無恥的,沒見這麼無恥的!中共一邊發佈「一國兩制」白皮書,肆意竄改《基本法》,向香港人宣告一國兩制的死亡,另一邊還在幻想以一國兩制欺騙台灣,宣稱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的認同。中共在香港揭去騙人的面紗後,還想重施故技去騙台灣人,不是無知,而是無恥。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海峽論壇上聲稱,兩岸關係邁進時必然會觸及深層問題,「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他還故作開明地表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

可笑的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不只讓香港同胞看到中共未曾尊重香港人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認同,也讓台灣同胞看到中共根本不可能尊重台灣人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的認同。因此,台灣網民不只叫中共不要亂攀親戚關係,更痛斥中共「不要臉」。

可以說,中共已以一國兩制為道具形成三大騙術,一是以一家人欺騙台灣,二是以《基本法》欺騙世界輿論,三是以愛國論欺騙香港人,而且在騙術穿幫後樂此不疲,越演越烈。

台灣在陳水扁主政時期極力推動去中國化,中共對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深感憤怒、無奈,惟有以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血濃於水作為感召。但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成台灣最好的警示,也是觸發台灣太陽花學運的誘因。中共領導人未曾正視在香港破壞一國兩制的負面效應,還以為靠加強兩岸青年的交流可以挽回敗勢,還在發佈一國兩制白皮書後重彈兩岸一家親的舊調,真的當台胞是「呆胞」嗎?

香港《基本法》原本被國際社會視為落實《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一國兩制的保障,但一紙白皮書竟然擺出凌駕於《基本法》之上的架勢,收回香港自治的權力來源,還有何國際信譽可言?面對國際社會的質疑,中共惱羞成怒,只能指摘「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指摘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渾然忘記《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國際條約,其履行必然受到國際監督。

在港府推出政改諮詢之前,中共已定下特首必須「愛國」的底線,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深圳召見親共議員作出公開訓示,但香港人早已明白所謂愛國實為愛黨,不可能接受特首普選以經篩選產生愛國愛黨候選人為前提。殊料中共變本加厲,在白皮書中對香港司法人員也提出愛國要求,如此無限擴張下去,香港所有公職人員、民意代表豈不是都要愛國愛黨?一如內地嚴禁公民以獨立身份參選人大代表?

面對中共的三大騙術,相對台灣人的果敢反擊,國際輿論的反應稍顯平淡,香港人的反抗稍顯乏力。莫非是台灣海峽的寬闊足以支持台灣人的抗爭,深圳河的狹窄不足以支持香港人的抗爭?俞正聲一句「一家人」,可以即時引發台灣民間輿論的炮轟,北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還不可以引發香港人的存亡危機嗎?還不可以引發香港人參與6.22投票的熱情嗎?香港人惟有奮起自救,才可以牽動國際輿論的支持,才可以讓中共不再肆無忌憚地踐踏香港的司法制度、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

20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朱凱迪 - 東北613行動的前因後果

2014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財委會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審議,跟二○○九至二○一○年的反高鐵撥款抗爭,何等相像。倡議者都是透過經年的持續鬥爭,把一個本來在主流意識中已有定見的事情,重新問題化;公眾都是透過傳媒看到大規模衝擊,首先把結論鎖定在「香港愈來愈亂和失控」,之後才慢慢鬆動。然而,公眾意識改變之慢,與政治機器與推土機之快,對比鮮明——過了四年,香港市民才擦亮眼睛看清高鐵之「大鑊」,但也無人敢輕言停工止蝕。星期五的衝擊立法會行動導致財委會被迫休會,也只是令更龐大的新界東北利益分贓集團,稍微撼動了一下。

「撼動了一下」換來的,是警察報復式地毆打和恐嚇被捕示威者、各級高官和保皇黨議員的暴力譴責、還有發展局在Facebook製作新的反駁文宣。可以說是兩年來,四處奔走的新界東北村民招來最熱鬧的「招呼」。二○一二年起,東北三區村民和支援者組成聯盟投入抗爭,保衛家園和鄉郊環境,可是,除了二○一二年九月在上水舉行的數千人「諮詢會」和發展局長陳茂波在古洞北囤地自肥得到較大關注外,反對運動一直波瀾不興。

政府急忙申請三億前期工程撥款

村民之後像被牽着鼻子一樣捱過明知是假諮詢的法定程序:去年年中動員市民反對東北的環評報告;年底在全港擺街站,為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東北的規劃圖,收集了四萬多個反對意見。到今年五月,城規會尚未通過東北規劃圖,政府就急忙到立法會申請三億元的前期工程撥款,包括詳細設計和土地勘測。村民組織很清楚,如果前期撥款通過,東北計劃將成既定事實,因此在五月二日財委會開會審議撥款之前,一早已經部署這場議會內外的抗爭。

五月二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三十日、六月六日、六月十三日,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審議,連星期五在內,已經經歷了五次會議。村民組織的希望是,當議員盡力在議會內審議,向政府質詢,來聲援的市民會愈來愈多,從而對政府產生壓力。村民組織和支援團體下了很大苦功,事前聯同支持村民的議員辦公室,一起研究新界東北計劃的問題,並撰寫上千條的動議。可是,頭四次審議只有很少普通市民到場聲援,來的都是村民和核心的支持者。村民組織每次都要租旅遊巴,從新界東北千里迢迢把老村民送到金鐘,經費用盡了,村民也累了,組織不止一次瀕臨放棄邊緣。

相信前企業高層維護公眾利益?

議員和村民互相支撐的那幾次財委會,不應稱為「拉布」,因為保皇黨提倡的所謂「有效率的審議」,實際上就是不去挑戰議會的不平等結構、官員和議員跟議案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不去深究議案本身的細節。這幾次財委會的審議裏,公眾可以知道,雖然政府不斷吹噓新界東北是解決未來住屋問題的關鍵,可是公營房屋佔地僅三十六公頃,即整個發展區範圍的6%;公眾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內公然說謊,否認曾經進行東北區內的業權調查,反而更加清楚,政府設定持有四千平方米以上的地主可以就地發展的政策,是諮詢地產業界的委員會後得出的結果,證實了透過發展向地產商輸送利益的指控;公眾可以知道,當計劃徹底破壞原有社區和環境時,政府原來沒有區內長者數目的資料,所以根本不打算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沒有想好令失去農地的農友得以復耕的方案,連村民的「公屋原區安置」也是假的,因為當第一期公屋落成之日,村民早已全部被逼遷四散。

另外,面對香港這個半民主半威權的政體,每次在立法會的認真審議都必然上升至對議會不民主體制及制度暴力的醒悟。比起四年前反高鐵,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狀况如今更加不堪。四年前負責推銷方案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政務官出身,公眾甚至反對者基本上相信她不會涉及貪腐或為了延後利益而賣力推動高鐵。

四年後梁振英政府的發展局,非政務官出身的局長陳茂波不斷被揭發與所推動政策有利益衝突,龜縮至今,今年年初政府找來馬紹祥當副局長取代波叔到立法會應戰,但此君上任前是全球最大工程顧問公司AECOM的亞太區副主席,任內和在東北囤積農地的地產商有多項生意來往,而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一月至今短短幾個月,已經批出價值接近三千萬的顧問合約予AECOM。儘管其利益申報表幾乎「一片空白」,但在爆出許仕仁貪污案後,市民是否真的能靠這些身陷利益集團幾十年的前企業高層維護公眾利益?

至於立法會財委會,主席一職由民主黨的劉慧卿換成身陷三重利益衝突(中銀高層、港鐵董事和新鴻基旗下公司數碼通董事)的銀行界功能組別議員吳亮星,其主持會議方式的橫霸已廣為報道,在此不贅。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那六月十三日的衝擊立法會行動是什麼一回事?第一,那是迫不得已的行動。正如東北村民組織和支援者在前一日發表的聲明〈立會不是堡壘 撤回東北計劃〉:「真正出現危機的不是『立法會的保安』,而是立法會本身。由保皇黨透過不平等選舉制度控制的立法會,對北京和財閥馬首是瞻,罔顧市民利益,一幕幕荒腔走板的鬧劇已經氣得市民忍無可忍……梁振英和保皇黨議員對『佔領立法會』誠惶誠恐,是因為深知自己正在僭奪市民的政治權力,道理不在他們一邊──面對着這樣一個爛議會,全世界敢於挑戰專制的人民,不單止有權在大堂內示威,更有權進入議場,阻止不公義的僭政繼續運作。

「新東北計劃前期撥款的審議,已經將立法會帶到被市民『名副其實地佔領』前的臨界點。特區政府要避免市民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中受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順應民意和大多數直選議員的立場,馬上撤回新界東北計劃。」行動的原因很清楚,因為吳亮星在星期五晚決定阻止議員提問及提出臨時動議,讓保皇黨實行「少數壓制大多數」的議會暴力,如果要阻止議會暴力,村民和市民除了行動起來,沒有其他方法。

第二,電視畫面很激烈,但行動不是為了搗亂、不是為了發泄怒氣,不是為了襲擊任何人。行動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進入議會,阻止會議繼續進行。

行動帶來了打壓,也創造了新的形勢。市民最容易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激烈的電視畫面,我們的責任是讓市民看到與激烈的行動對立的制度暴力,看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如何被既得利益集團推向臨界點。新界東北計劃的問題,歸根結柢是一個權力的問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特區政府從殖民政府承繼了對於土地的絕對控制權,於是它才可以背逆全世界民主城市的慣常做法,動輒將數以百計公頃有上萬人居住幾十年的區域圈出,然後聯合所有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囤積農地的地產商和新界原居民地主,將原有社區消滅,再規劃成空間被高度壟斷的市鎮。

把握住這一點,市民就可以看懂,新界東北和香港民主發展的緊密關係,也明白為何立法會現在會成為主要戰場。簡單來說,新界東北這種龐大開發計劃可以長驅直進,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民主的政制。

當財委會因為行動暫停後,幾百名示威者重新聚集在立法會門前集會,後來任由警察包圍、抬走、拘捕。那個情景令我十分感動,也想起過去一年多來,「佔領中環運動」宣傳的公民抗命意識。這幾百位示威者,出於對香港的關切,無私地行動起來,而且敢於面對行動的後果,包括被警察無理毆打,在此艱難的時勢推動香港民主運動,需要的不就是這種義無反顧的行動力和勇氣嗎?

(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東北三區村民組織支援者)

文 朱凱迪
編輯 梁詠璋

江關生 - 中國式法治

2014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黨大還是法大?

人大前委員長彭真上世紀八十年代被香港記者問到時坦言:「我也搞不清楚。」

30年過去了,情况如何?

香港大律師公會回應《「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時,毫不客氣地點出了香港與內地的分別:尊重法治(根據香港及國際文明社會所理解的「法治」)遠遠超乎事事只求「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那麼簡單,它包括在權力行使上適當地自我制約,好使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得到適當的重視和彰顯。

言下之意,香港人所理解的法治,遠遠超乎(內地近年經常講的)「依法施政」,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層次。

然而,在筆者看來,大律師公會已算筆下留情。

所謂「事事只求依法施政」,內地做到了嗎?

近日從新浪微博蒐羅了若干案例可作說明,也有助於我們對白皮書的解讀。

黃海波事件

內地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拘留的八卦新聞,在香港報紙娛樂版曇花一現,但在內地卻演變成網民熱議的法治話題。原因是黃海波被拘留15日後,並未恢復自由,而是被收容教育至少6個月。因為根據《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可以限制當事人人身自由半年到兩年,不必經過審判程序,只由公安部門說了算。消息傳出,法律界嘩然,紛紛撰文指出,這條拿公民人身自由開玩笑的惡法,與憲法、立法法、行政強制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相牴觸,與國際條約相衝突。一些律師希望藉黃海波此案,促成收容教育的惡法廢除,就如同在收容所被打死的孫志剛案,促使《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為被強姦和被迫賣淫的女兒上訪6年反而被勞教的唐慧案,促成《勞動教養規定》被廢除一樣。

網民更翻出去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多名法官集體嫖娼的舊帳——這批接受款待嫖娼的法官只是被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沒有收容教育。

6月3日,律師莫少平、馬綱權受黃海波母親委託,代黃海波對收容教育申請行政複議、提起行政訴訟。但6月4日兩人到北京市收容教育所要求會見黃海波時被拒。

6月8日,40多名法律學者、律師聯署,向人大常委會發出關於廢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議書。

意想不到的是,當事人黃海波當晚卻透過微博發出致歉函,表示「不複議,不訴訟,也不希望任何人再借此事炒作。錯已至此,願受處理。唯有一心改過!懇請各位當以我為戒!」

微博對黃海波的做法議論紛紛。有的質疑他:「為啥要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甘心被收容,害怕正義的聲音挽救他呢?」「這才教育了幾天啊,就服了?」也有的表示同情:「壓力山大,可以理解。」「別怨黃海波,換成你你也未必有勇氣。」有人特別針對「炒作」一說表示:人們呼號奔走不是為了某一個當事人,而是為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及安全。像「遣送」和「勞教」一樣,「收容」不除,警權氾濫,公正何在?「法治」何談?!

6月9日上午,代理律師來到收容所,相關工作人員出示了一份黃海波署名的聲明,稱其本人「不同意聘請任何律師作為我收容教育一案的訴訟代理人。」

6月10日,兩名律師發布聲明,終止黃海波被收容教育一案的委託代理。

內地律師對此大多表示諒解。劉曉原微博:「在沒有自由狀態下,面對強大的公權,他這樣做也是很無奈。」

律師段萬金的微博留言:「收容教育辦法規定太嚇人了,一是必須經過公安機關複議才能向法院起訴,二是延長收容時間幾乎是公安機關單方面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決定,如果申請複議,可能會被認為不服從收容教育,在兩個月複議期間內,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

段萬金律師說:「中國法律賣淫嫖娼有治安管理處罰法,組織強迫賣淫有刑罰,已經有嚴密法律體系,問題在於公安機關執法瀆職,大量色情場所基本都有警方保護傘,收容教育很大程度就是一斂財工具。」

資深律師陳有西微博:「黃海波事件是一場嚴肅的鞏固全國人大《廢除勞教決定》的保衛戰,是樹立國家司法權威、制約警察濫用行政處罰權、濫用自由裁量權、對違法公安權力進行司法審查的有歷史意義的行動。黃的行為違法,嫖娼應當受到譴責和依法得當的處理。勞教制度必須在中國徹底廢除,絕不能讓它死灰復燃。」

6月13日,黑色星期五,昆明律師許思龍在微博寫道:有關收容教育的N多帖子被屏蔽、刪除,是被其他用戶舉報,還是接到有關部門指令?

只要讓公權力不爽,就是尋釁滋事

2014年是內地法律界多災多難的一年。

1月,學者許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為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聲援許志永的內地法學教授們認為,許志永只是在廣場、公園、大學等地,以布條、傳單等和平方式,表達「教育平權」和「官員財產公示」的訴求,不構成「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這名促成《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的功臣提出上訴,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維持原判。

5月,參加了一次戶內舉辦的六四紀念研討會的律師浦志強,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不久前,浦志強當選「影響中國」2013年度法治人物,獲獎的理由是:「對法制改進抱有最大的善意。在一個個尖銳得讓人道德和良心無法承受的事件中,他選擇了一系列勞教案作為切入口。他試圖以微小之善,一點點融化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堅冰,他在守護當事人的法治夢,也是完成自己作為法律人的『良心活』」。這名推動《勞動教養規定》被廢除的維權律師如今卻身陷囹圄。他的外甥女曲振紅律師,亦以涉嫌「非法蒐集公民個人信息」被捕。

代表律師張思之引述浦志強說,「幾乎是天天提審,有時長達10小時,現在有些腿腫,估計與時間過長有關係」。老這麽幹,「身體會招架不住。」

5月中旬,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3人,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代理律師隋牧青會見王清營後,在微博留言說,「得知:1,自上次會見披露其遭刑訊逼供信息後,提審待遇改觀,可去廁所,身體挪動有自由,不再打罵。2,審訊力度極大,迄今提審已20多次,有時一天兩次。提審時間短則四五小時,長則十二三小時。」

曾經進過看守所的「秀才江湖在紐約」在微博說:「疲勞審訊,是精神上的刑訊逼供,比肉體上的刑訊逼供更殘酷!你體力不支、昏昏欲睡,衙役不讓你睡覺,一般人很難挺住,真他媽歹毒!」

5月,河南律師常伯陽、姬來松二人則以「聚衆擾亂公共秩序罪」被刑事拘留。

6月上旬,來自全國各地的10多名律師來到鄭州市第三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等了幾天,一直卻遭到拒絕。鄭州市公安局的答覆是:「雖然罪名是擾亂秩序,但實質是危害國家安全,律師會見要辦案單位許可。」

袁裕來律師在微博慨嘆:在網絡上發幾個帖子、幾位知識分子聚餐、老百姓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只要讓公權力不爽,就是尋釁滋事。危害國家安全,成了濫用公權力的遮羞布,國家真的危矣。

背後的女人

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維權人士的背後,都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妻子。

浦志強的太太在網上深情撰文:「自與你相識,總是聚少離多。為了家人,為了朋友,為了良心,你拖着病體,風餐露宿,終日奔波在祖國大地上。……這一次,你在京城停留的時間最長。可是,你卻不在家裏,我仍然見不到你!……你不會對我講述你所遇到的各種險惡,也不會告訴我你所面臨的身心折磨,你把所有的苦難、委屈、痛苦,一個人承擔。……

面對着血雨腥風、紛雜凌亂的世界,我找不到你,我該如何做?」

王清營的妻子在微博寫道:「願清營早日回家,免思念之苦。 此時此國,能堅守良心為公義奔走的人們,多被構陷,被侮辱,被脅迫。為父者,被迫與幼子分離;為夫者,因有司刁難,難與妻子相守;為人子者,因公義受難,難與親人相伴。林覺民《與妻書》,感天動地之文,而今讀來,如訴時事。相信飄搖有時,公義伸張亦有時。」

另一名受難者家屬——王愛忠太太每天都會在微博呼籲:「感謝您,請大家持續關注王愛忠!謝謝大家! 王愛忠為了正義、民主、自由。王愛忠無罪!!!強烈要求當局釋放王愛忠!!!」

網民「菜刀王默哥」在微博說:「王愛忠——南方街頭靈魂人物之一,一個懷抱幼兒的父親,一個有情有義卻不顧嬌妻甘願坐牢的丈夫,一個為追求全民福祉自散千金的商人,一個執著於推動這片土地自由、民主進程的人。」

黨大還是法大?

以上這些案例,在香港人眼裏,簡直匪夷所思。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列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五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像許志永、浦志強、王愛忠、王清營這些人,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他們是律師、教師、商人,沒有個人冤屈,也不是社會的loser(失敗者)。他們都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完全可以「國家事,管他娘」,關起門過自己溫馨的家庭生活。然而,卻選擇了一條爭自由、爭人權、爭公義的艱險道路。而當權者就運用「尋釁滋事」、「聚衆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3條罪狀,以及《收容教育辦法》等手段,肆意踐踏憲法,無情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和人身自由。

內地資深律師陳有西在微博分析:「民權要向公權一步步討回失地,律師是前鋒,故犧牲最烈。社會大衆一時還看不到。沒有律師的權利,就不會有民衆的權利。中國律師至少還有10年苦難期。」但陳律師還提出:「中國民心,已經不會再容忍10年了。變則存,守則亡。政改已成生死存亡的關鍵。」

唇亡齒寒。中國大陸左風呼嘯,香港也難逃劫數。北京一方面要香港人遵守《基本法》,另一方面卻又在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之上,僭建了《基本法》沒有的「機構提名」、「集體意志」。

「一國兩制」白皮書之所以引起香港社會強烈震盪,反映了民主憲政與專制獨裁之間的博弈、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的角力。

「百代都行秦王政」,中國背負着2000多年專制皇權的包袱,加上當代秦始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流毒未清,這就難怪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會說出這番殺氣騰騰的話:「 『佔領中環』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管治權,有必要時中央可以宣布戒嚴,進行干預。」

黨大還是法大?還用問嗎!

文 江關生
編輯 麥少菁

李怡 - 反抗須拒絕手段之惡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5日

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和卡繆,在「反抗」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關鍵在於對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固定的歷史規律: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人類的終極理想──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沙特戰後深受影響,卡繆卻一貫反對這種歷史主義。沙特是個哲學家,理念抽象得多,卡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偉大目的前進。儘管過程中充滿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目的來看,所有苦難都微不足道。卡繆則要揭示這種歷史主義掩蓋了多少苦難,容許了多少罪惡,充滿着多大荒謬。歷史主義的所謂「合理性」,包裹着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今天來看,感性體驗似乎勝過抽象思維。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卡繆1949年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是: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沒有下手。第二次,Kaliayev成功殺掉了大公,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他供出同夥,就能獲自由。但是他拒絕;很快地,他被處絞刑。Kaliayev第一次因不願傷害無辜孩子而放棄刺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這說明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着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力量。

蘇賡哲 - 貨真價實的民意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6月15日

梁國雄入獄,不平憤慨的人當然很多,但也有不少人拍掌稱快。這些人之特別令我感慨,因為他們不是城中富豪,而正是長毛為他們爭取這爭取那、冒着入獄之辱奮不顧身、爭取不到還鞠躬道歉的草根群眾。

香港以至內地的民主政制難於實現,皆因大批本來可藉民主獲得權利的人群站到統治者一方,他們體現出的就是觀察家看到的:你替他們爭取多三百元的生果金,他們照收如儀,卻吃着生果斥責你激進;你替他們爭取民主普選,他們踴躍投票,把選票投給本來要剝奪他們選舉權的人;你替他們爭取新聞自由,他們就利用新聞自由狠批你攪亂香港,還說如果你搞壞經濟,他要你養起他全家;你替他們捍衞司法獨立,他們就說你濫用司法程序,在你為他們坐牢時拍掌稱快;你替他們爭取多建公屋,他們住進去後就罵你搞風搞雨,問你收了CIA多少錢,才晚晚可以去蘭桂坊蒲。

內地的情況也相同,很多被剝削被踐踏被迫害的人,對統治者以德報怨,他們吃的是地溝油,擔的是中南海領導人的憂。自己的祖屋都保衞不了被強拆掉,卻咬牙切齒要去保衞釣魚島。嫌他沒出息的妻子帶着孩兒和他分離另嫁,他只是日夜憂心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的壞分子要和祖國分離。

一日有這種人,一日專制統治者可以高枕無憂,這是貨真價實的民意。

蘇賡哲 評論員

梁文道 - 現實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5日

那些倖存下來,並且要學會和恥辱共存的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中大學長林亦子經歷過六四屠殺現場,在他的〈北京紀行〉(收錄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裏頭,有這麼一段見證:

「在X大學附近一個飯店門口兜乘一輛三輪板車,每人四十元去火車站,如果能報銷的話還得四十五。師傅說所有汽車都不走了,而且長安街被封鎖了。去北京站必須經過長安街,師傅說他熟悉小胡同繞過去。師傅一路問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們談話,講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話,不過他還講了昨晚的親身經歷。……最激烈的戰鬥在建國門橋,……有幾十個老百姓向軍車衝去,軍人向他們掃射,他們倒下了。接着又有一批向前衝去,又被射倒了。……他說死去的有幾百人」。

重點在林亦子對師傅那段描述的感想:「師傅跟我們說這些語氣並不憤怒,就像小時候大人講戰爭故事那樣。這時才知道我以前只不過是將那些戰爭故事當成神話來讀,當神話變成現實的時候,我是多麼驚慌,我要逃離現實,使之重新成為神話。然而,師傅講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他無法逃避,或許沒有想到逃避,他講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殺以後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會像我那樣驚慌,他不會像我一樣回到自己的地方尋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這樣的人,一個三輪車伕,一個小公務員,一個白領,一個主婦,一個清潔工人,以及所有見證過那年六月的北京市民和普通中國老百姓。他們不能驚慌,日子還是得照樣的過。他們無處可逃,因為那是他們的地方。甚至就在六月四日的上午,他們還要出來工作,甚至還要記得和客人講價。歷史,對他們而言,只能變成神話般的傳說,猶如嘉定三屠,猶如揚州十日;昨夜已是前朝。因為這是生存下去的辦法。否則,你該如何面對這個每逢六四,「今天」二字都要在網絡上消失的奇詭現實呢?

我從不敢輕易判斷這些沉默的倖存者,正如我從來不敢接受內地朋友對我們的誇讚──「你們香港人真了不起,真是勇敢,每年這時候都還記得站出來」。因為我永遠不能徹底體會他們的處境,因為沒有經過考驗的勇氣算不上是真正的勇氣;而他們的每一天都在接受考驗,並且已經持續了二十五年。

所以當大家都在斥責柴玲那些夢囈般的公開信時,我還能儘量試着去同情地理解她的心理,因為她也有她的現實。自從八九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有人預測這個政權快要倒了,推測它快將面臨那命中註定的危機,另外又有一些朋友,則總是先知似地宣告,這一屆政府「會有大動作」,六四就快要平反了,政改就快要啟動了,你們等着瞧吧。然而,這一切就像是那似乎永遠都不會到來的最後審判,一直都只是個預言而已。這一生都不可能離得開「六四」二字的柴玲,她會如何面對這個現實?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呢?就和其他還想活下去的人一樣,我們也看到了她「和解」的方法。那就是皈信基督,然後把她所理解的教義當成一種困境的解脫:我真拿你沒辦法,但我原諒你;我不能逼你認錯,但我還是會像耶穌一樣嘆一聲:「父呀,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多麼可笑,又多麼悲涼。

不忍苛求,不表示不知是非;同情理解,也不表示被同情的人就自然正確。這世上始終有許多人無法勉強自己與現實和解,例如我非常尊敬的劉蘇里。

在「進一步」出版社的《六四小渡海》裏頭,我很高興地發現有人還記得「中國魂」那幅白幡,為它專門撰寫詞條解釋。這面為了悼念胡耀邦而樹起的輓帳,就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頭,是當時整個廣場的視覺核心。而劉蘇里,則是出資製作這塊旗幟的推手之一,也是當局後來急欲搜捕的「要犯」。不過,在我剛認識他的頭兩年,我還不知道他的這些過去,只曉得他是我去北京就一定得報到的「萬聖書園」的老闆,曉得他是很多年輕活躍份子心中的前輩秒「老大」;儘管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常常坐在書店的咖啡廳裏抽菸聊天,月旦時事,但我絕少聽他主動提起那幾年的經歷。那是因為他也接受了沉默的羞辱嗎?不,在我看來,那是由於他太過嚴肅,二十五年以來從未停止思考那件事的一切涵義,不到清楚無誤的時候絕不輕率開口。他在這件事上的寡言,和一般人的沉默不同;相交一深,就知他的剛直,以及認真。

此外,還有可能,他只是不想別人太過簡單地把他當做英雄好漢;雖然我認為他是。那天之後,他和陳小平、吳仁華等幾個朋友出亡北京,南下溫州,本有機會搭上「黃雀」快船出境。可是六月十日,他和陳小平居然卻在溫州坐上了回頭的汽車,主動跑到公安局「投案」,好和共產黨在法庭再鬥,來個光明正大的對決。二十二年之後,他的老友吳仁華還記得六四那天凌晨:「第27集團軍數百名身穿迷彩服、全副武裝的官兵衝上紀念碑基座。當時,蘇里握住我的手平靜地說:『幾十年了,我們終於轟轟烈烈地與共產黨幹了一場,今天哥倆就是死在這裏也值了』。」好在他沒有死;可共產黨也不會和他在法庭上拿良心和道理來轟轟烈烈地幹上一場;相反地,他們迅速直接地把他丟進秦城了事。

後來的劉蘇里,我的另一個朋友許知遠曾在文章裏將他形容為堅持理想,但又因為現實而無法「進入公共話語空間」,「無法參與實際的政治行為」的「法國式文人」。處身於這種「夾雜在政治權力與公眾之間」的「一個自我慰藉的小群體」,許知遠認為劉蘇里「唯一的補償就變成了不停的談論與猜測,你持有的理念難免變得越來越抽象,同時它也越來越缺乏內在的獨立性,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事變化的附庸」。

我不太同意許知遠的觀察,他可能還不夠熟悉劉蘇里,看不見他正在做的事情,也看不見他這家書店以及「不停的談論」所起到的效果。但我並不打算和他爭辯劉蘇里這類文人在今天的中國究竟可以起到什麼實際作用;我關心的恰恰是在那表面上看既無法「進入公共話語空間」,又「無法參與實際的政治行為」的情形底下,一個不能忍受現實之屈辱的人,他怎樣勇邁而又珍重地保存住了自己。在最極端的意義上講,即使是浦志強這種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而被捕的勇者,也算是個實際上失去了影響力的人。因為他的名字終將敏感,或者還會被公眾殘酷地淡忘;而他們幾個人辦的那場六四研討會,全中國則根本沒有多少人聽過。然而,活在這個我們被迫閉嘴與失憶的恥辱現實之中,不去與現實和解,也不去委屈自己,反而很不現實地保存自我,難道不是一樁意義非凡的事件嗎?我認同許知遠所說的文人「困境」,可在人人要設法與現實和解的年代,這種困境可能就是唯一的選擇了,因為你不願和解,至少不能和解得太多。

(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二) 

2014年6月14日 星期六

柳俊江專欄 - 2024白皮書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5日

2024年6月4日晚上,小明剛剛在維多利亞公園泳池游水,揹着背包走到中央圖書館。同樣喜歡足球的小明在足球場駐足看了一會,三個足球場都有人「跟隊」;籃球場上的球員也是揮汗如雨,很是熱鬧。在足球場旁邊的觀眾席,有十數人點起燭光,小明媽媽曾說過這些是邪教組織之類的人。一個老人目光掃向小明,立刻把小明嚇跑了。

小明說:「還書,唔該。」「學做文明人,請說普通話!」圖書館的人員都說普通話,或者說,香港有一半人都說普通話。這麼多年來,每年幾萬個內地移民,特區政府今年正式對學校和公營機構發出指引,要盡量使用普通話,減少使用不文明的粵語方言。作為小學模範生,小明不禁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羞愧,趕快道了歉,再跑到參考書書架去。

小明下星期要做通識科報告,向同學介紹二十年前的「非典事件」。他隨手找到了一本《認識新香港》,圖片豐富,詳列了回歸以來香港的變遷。小明從書本認識到非典的恐怖,而在危難關頭「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幫助香港經濟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及時伸出援助之手。」中央政府把僅有的藥品和器材無償讓給香港,可親的「溫爺爺」冒險走進疫區,鼓舞全港市民。讀到這裏,小明眼泛淚光,想起了偉大共產黨的恩情。正是早會時校長說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香港!」

小明的高材生姐姐詩慧,正在攻讀法律系一年級。「西方的三權分立,在香港運作了一段頗長時間。隨着回歸祖國,我們的法律制度因應社會需要,因時制宜,漸漸走向更有效率的三權合作模式,令香港社會得以重回正軌,和諧發展……」教授說的都是理所當然。詩慧旁邊的男同學突然站起來:「教授,法庭的裁決不是應該以法理為依歸嗎?早幾年數宗判決,把立法會議員都送進監獄,這不是政治審訊嗎?」詩慧緊張得冷汗直流,有人惹麻煩了!教授瞇起眼睛回答:「同學,你太年輕了,我們的社會,有太多問題要解決。法庭的判決再不像以前,不止於死板的法例,也要參考特區政府的建議、中央政府的文件。記着大家都是未來的治港者,我們的權力都是中央賜予的,要懂得配合。這位男同學,下課後來找我,要搞搞思想改造。」

下課後,詩慧和讀政治系的男友Patrick吃點心,好一對天真的小情侶。「詩慧,你聽說過『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嗎?今天上課時教授說十年前跟現在完全相反。好像我這種尖子,現在一定要從政,做官賺錢就容易多了。到時你做法官,和我裏應外合,夫唱婦隨!」社會的風氣確實變了許多,近十年通脹沒停滯過,吃一個快餐要二百元,大學畢業生一般要打兩份工。但一入官場,則不可同日而語。幾年前中央下令,把ICAC削成一個小部門,說太多調查妨礙官員專心為港工作。於是,當官的含金量就高了很多。為了提升對管治人才的吸引力,去年立法會通過《現任及離任特首保障制度法》,令特首有皇帝一般的權力。不只詩慧和Patrick,對大部份年輕人來說,他們都願付出一切去交換這憧憬。

回到家裏,爸媽已經準備好晚飯,詩慧和小明拿起飯碗,看着電視新聞前面播放的國歌,不禁跟着哼起來。沒有矛盾,沒有噪音,不必選擇,只有和諧。他們太幸福了,幸福到難以置信。

林夕 - 無愛無恨的法官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5日

白皮書一發表,一般建制派人士大力撲火,深怕此時此刻此炸彈,會為6.22投票偉業添磚加瓦、火上澆油,作派異常溫和,與所謂溫和派竟然漸行漸近──其實,也不知是哪派向哪派靠攏得不分彼此了。溫和的湯家驊也表了心跡,撲過了火,表示理解市民對司法的擔心,法官須愛國愛港,有法律依據,因為法官就任前須宣誓效忠基本法,而他個人不會將白皮書視作法律文件,所以不必驚恐──莫非自擾的,都是庸人?等文件成法律,驚恐已來不及了,等死的人,恐慌無用,只餘下懺悔罷了。

當消防員是很危險的,白皮書翻譯成七國文字,自然不止衝港人而來,也是向列國曉以大義。人在深圳河以北,查找關於香港消息,只見處處白皮,口徑一統,仿效林鄭,鄭重宣布此白皮書是為政改一錘定音,文件比法律份量更重。建制與溫和派捉錯用神,人家本意重彩濃墨,你試圖將之輕描淡寫帶過當沒事,早晚怕要出事。

湯消防員撲火,也着實撲得過火了。從庸人角度看,法官愛不愛國愛不愛港,不止無關痛癢,簡直肉麻得令人毛骨悚然,嚇出一身冷汗。法律精神一向講究六親不認,法官判案,本應無愛無恨,最多在判詞中偶爾洩露個人感情,偶然大快人心。一旦愛字頭掛帥,習染了要顧大局,為港為國長遠福祉起見,對大到不能倒的大企手下留情,通通感情用事,法律又何須唸那麼久?找個感情顧問來當法官就得了。

法官要愛國愛港,明明就是向三權合作奏響的進行曲,湯消防員不可能沒有警覺,還請北京出來澄什麼清?莫非兩邊都不是人,就看不到庸人的擔憂,忘了人話是怎麼說?

張圭陽 - 莊嚴承諾

明報   2014年6月14日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引起各界不同的解讀。我也來說說自己對《白皮書》的理解。

《白皮書》提及「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這一句說話,分量不輕,新聞界馬上標出這句說話是中央對香港政策的一個轉捩點。在1982年至1984年中英兩國22輪外交談判中,其中一個環節,就是關於管治權的爭議。英方曾經提出,交出香港主權,換取對香港地區的管治權,這一提議,理所當然受到中方的反對。但是英方所提出的理由,也受到中方的重視,香港地區的管治權,就交給了香港人,以減少政權變動對香港造成的衝擊,這就成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

現在《白皮書》突然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管治權」,怎會不令人擔心。一些政壇人士,到了今天還說《白皮書》沒有新意,這種說法,不是鴕鳥政策,自欺欺人,就是把香港人都看成是傻瓜了。

《白皮書》還提及:「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別神氣,如果香港不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照顧國家)發展利益」,中央隨時收權,屆時香港和內地的一個城市一樣,毫無分別。

縱觀《白皮書》全文,從來沒有提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政策,都已寫入《中英聯合聲明》,而《聲明》已在聯合國備案,最初用意是中央向國際社會表達上述承諾的莊嚴性。既然如此,又怎麼可以說變就變?

李怡 - 「愛國」是中共實施權大於法的符咒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4日

就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白皮書,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認為,律政司除是政府官員外,亦是「公眾利益維護者」,當司法制度受衝擊時,律政司有責任站出來捍衞司法獨立和公眾利益。陳文敏太不了解他的學生在專權政治的薰陶下,已把所學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袁國強怎麼說?他強調白皮書無改變《基本法》的條文,亦無作任何附加,只是解述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的情況。

這也是特區政府官員及建制派這兩天的劃一動作:齊齊出來護航,聲稱白皮書只是中共重申過去的方針政策,沒有新東西。但白皮書明明指出,「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繼續推向前進」,向前進怎會沒有新東西?行騙長官還以自知內幕的口脗說,「這份白皮書是經過一年時間的籌劃、撰寫」出來的,這麼長時間寫的文稿,若只是重申一貫以來的方針政策又有何意義?

前電視節目主持區家麟一篇網上文章「一分鐘讀懂白皮書」講得最扼要:「《基本法》第二條本來是這樣寫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經〈香港白皮書〉的最新演繹,《基本法》第二條其實是這樣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及〈香港白皮書〉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不是分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特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但中央擁有全面管理權;特區享有立法權,但中央有法律的監督權;特區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中央有釋法權,而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職責。』」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基本法》草擬和人大通過前後,中共要員都強調,中方所承諾的香港的方針政策,要用法律文字固定下來,並以此為依據,國際社會和香港人不用擔心會朝令夕改。因此,香港特區除了國防、外交外的高度自治權,都是《基本法》授予的權力,而不是中央政府或某一領導人授予的權力。現在,白皮書的演繹變成了中央授予的權力,而且授予多少就多少,未來有可能會越來越授予得少,以致全部授權收回,《基本法》的法律保障豈非形同廢紙?

白皮書的全部問題,講到最根本處,就是中共要用人治來凌駕香港法治,在香港面臨普選爭議時發表,意思就是要香港人認識到,中共對香港的管治權力是絕對不會放給香港真正民選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的。對中共來說,權比命更重要。法嘛,只是做做樣子吧了。1986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被問到「黨大還是法大」,彭真直言: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好說。其實他是不好意思直說,在一黨專政下,當然是黨大囉。

所以,《聯合聲明》也好,《基本法》也罷,在一黨專政者眼中,都只是做做樣子。袁國強在回應白皮書時,還信誓旦旦地說:「今日嘅我,往後嘅我,或者整個律政司,都會堅持香港要擁有司法獨立。」但中共國外交部在回應劉曉波及其他維權人士的案件時,不是也說中國是「司法獨立的國家」嗎?

袁國強又為要求法官「愛國」辯護:「《基本法》104條列明各級法官及司法人員,需在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其實已經係愛國愛港嘅一個法律上嘅體現』」。他真是不知道這兩者的天差地別嗎?宣誓擁護《基本法》反映的是權力來源的理性關係,而「愛國」則訴諸感情,是沒有理性、制度規限的。「愛國」沒有法律根據,沒有準則。中共以一個死人(鄧小平)講過的話,作為體現「中央全面管理權」的基礎,只能說「愛國」是中共實施人治的一個可以隨意解釋、播弄的符咒。

白皮書的發表,讓香港市民認識到:1. 中共視《基本法》如廢紙的權大於法的人治本質;2. 它粉碎了想要同中共講講道理、講講法律的溫和民主派的美夢;3. 梁振英自爆他知道「白皮書是經過一年時間的籌劃、撰寫」,而他也熟背如流地說出白皮書重點,說明他不僅事前知道甚而還可能參與草擬;至少,白皮書是因應他的上台而提出來的。他是徹頭徹尾的中共奴才。

認識到這幾點,香港市民若不想做奴隸或奴才,也不管你憎惡誰懷疑誰鄙夷誰,就一起行動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桑普 - 中共批鬥佔中與香港政局驟變

主場新聞   2014年6月12日

6月上旬,在18萬人出席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之後,香港政局出現了相當重大的轉折,中共猛力批鬥佔中,然後扭曲普選,甚至否定普選。香港政局風雲驟變,值得大家慎思敏行,堅定意志,團結抗爭。

首先,政壇出現了一段小插曲。6月6日,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村民與團體發起「佔領立法會大堂」行動,整個過程和平理性非暴力,但後來聲援的團體與警方爆發衝突,更跟原本集結的部分團體展開罵戰。無論如何,不到半天,人群盡散,所謂佔領,言過其實。然而,民間罵戰並未平息,而且在網上延續,左翼與右翼人士、溫和與激進人士繼續互相指罵,甚至火上澆油(例如劉慧卿說立法會大樓不是示威區,湯家驊說可以報警),渙散抗爭焦點,正中中共下懷。曾鈺成資深黨員藉此順勢「拉一派打一派」。一眾地下黨員趁機強硬表態,提議加強立法會大樓保安。有些建制派人士更加聲稱這次是「預演佔中」。依我看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太高舉了部分抗爭人士。這次事件絕對不是「預演佔中」或者「預演佔領立法會」。它只不過是一次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的示威集會和短暫表態,既沒有長期持續集結抗爭的剛毅意志,也沒有把血淚故事和關鍵議題清晰呈現給媒體與大眾的能力,更沒有應對有人與警察衝突時的縝密部署。香港社會運動的組織技巧與實戰能力遠遠落後歐美與台灣,勇毅不足,意氣有餘,值得大家深切反省。

回到政改議題,情況益見嚴峻,中共加緊收網,三尊重砲伺候。一砲手周南,封殺佔中;二砲手饒戈平,扭曲普選;三砲手董建華,否定普選。三招狠辣,重拳出擊,再次反映出中共的治港核心目標:香港人乖乖聽話,做奴才,做順民,向共產黨「人心回歸」,甘做炎黃渣滓,願做黑心共奴,還要樂此不疲。三尊重砲出動之後,還要丟出一份國務院香港白皮書出來壓軸。想到這裏,6月20日至22日,難道大家還要猶豫不出來參與佔中全民投票嗎?

一砲手周南,封殺佔中。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批評「佔中」是違法行為。首先,他說:「如果香港發生了損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你中央干預不干預?」「不能夠容許香港在民主的幌子下,變成顛覆大陸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地。如果出現這樣情況,中央必須干預,那就由亂而治,這樣的干預是好事。」他指:根據《基本法》第18條,如果香港發生動亂,中央有權宣布戒嚴。他又指:「佔中」口號不合法,違反法治,更說明了「這些香港的內部和外部的反華力量,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這是不能被容許的。」「這種內外的反華力量,一直沒有停止活動。你能夠正確地對待它這個力量,它就慢慢收縮,否則它就得寸進尺,越來越囂張。」他呼籲年輕人「不要受到蠱惑,不要受到煽動」,認為有些人想「利用青年的一時衝動,損害他們的未來的事業」。

總括而言,周南提倡「佔中動亂論」,散佈「反華奪權論」。

「佔中動亂論」既是恫嚇,也是法盲,因為《基本法》第18條規定必須先出現「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才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亦即以前所謂「戒嚴」),中央政府才可以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佔領中環」的抗爭者和平地坐在馬路上,要求真普選,難道這就等於爆發了「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市民和平集結在馬路上怎能構成「動亂」?「不控制」與「不能控制」的分別安在?怎樣能夠證明有人坐在香港馬路上即可「危害國家統一或安全」?為何「佔領中環」會跟旨在推翻滿清的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相提並論?

當然共產黨代言人周南的說法全是胡說八道,經不起法律考驗,但偏偏共產黨卻硬要說成天經地義,因為中共領導階層今天還是裝滿那套1989年「426社論」的痞子思維和無賴語言:一小撮人、煽動不明是非的市民、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反革命、危害國家安全、企圖分裂國家、勾結外部勢力、香港內小氣候、香港外大氣候、動亂、遲早要來、早來比晚來好。聽起來,大家不是很耳熟嗎?完全是徹底卑鄙無恥下流賤格的綁匪口吻!

「反華奪權論」更是可笑。把「民主派有意參與民主選舉」視同「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可真是共產黨的一大發明,其謬誤無庸贅言。至少共產黨這次正式承認了以下一點:香港市民全是被管治者,香港的真正管治者永遠只能夠是「不能被篡位」的中國共產黨「皇帝」。香港特首只能夠是黨員或統戰楷模,聽黨的話,執行指令,其餘免談。事已至此,民主派不要妄想再跟共產黨談判了,對話大門已經被共產黨緊緊鎖起來了。所謂「內外反華力量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圖謀篡奪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一說,恰似妄想症病人的話語,毫無根據,含血噴人。共產黨,你能清楚說出哪一些反華(實際上是反共)的人何時何地接受了甚麼樣的外國利益,然後決意參選,答應勝選後成為該外國的代言人?不要再說甚麼「大家心知肚明」了,共產黨是不是獨裁專制,恐怕大家更加心知肚明。重點是:共產黨要把話說清楚。沒有具體被告和控訴事實的空穴來風,全是廢話。罵人無膽,容人無量。

然後,國務院揮出超級重拳。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2.3萬字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香港回歸中國近17年,這是中央政府首次發表同類白皮書。白皮書聲稱: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香港的「特殊管理制度」,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特區只有「被授予的權力」,沒有「剩餘權力」,兩制不能「等量齊觀」,而且「港人治港」有界限和標準,必須由「對國家效忠」的「愛國」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治港具有法律依據」,從而「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云云。白皮書更聲稱:包括香港法官和司法人員在內的「治港者」,都要「愛國」和「正確理解《基本法》」,否則香港會偏離一國兩制,無法維護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這樣說來,國務院擺明公然拋棄「法治」與「司法獨立」這些基本概念,更把「司法審判」曲解為「管治香港」,盡情配合習近平幾年前所發表的「三權合作論」,荒謬絕倫。

同日,地下黨員特首梁振英充分肯定白皮書內容,指出白皮書早在一年多前已經開始部署(但他卻刻意迴避中共為何悉心選擇在此時此刻才對外發佈),而且宣佈已經「邀請」中央官員周波、張榮順於19日訪問香港解釋白皮書。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也高度肯定白皮書,同時假意聲稱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與佔中全民投票活動「無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加火上澆油:白皮書反映中央憂慮香港目前狀況,香港一國兩制發展已臨轉捩點,可能走向與中央對抗,甚至成為顛覆基地,威脅國家安全,因而估計日後中央對港政策只會越來越強硬,不會容忍姑息云云。

由此可見,周南打頭陣,國務院白皮書壓軸,所說的只有一點:香港人永遠只能是「被管治者」,中共才是永遠的、全面的「管治者」。只有由讓「管治者」滿意、受「管治者」監督、對「管治者」效忠的人成為特首「管治」香港,香港人才可以有所謂「高度自治」。果真如此,實際上香港人根本已無任何「高度自治」可言,只剩「中共管治」。港人與中共意見一致的,聽港人,高度自治;港人與中共意見不一致的,聽中共,全面管治。面對這種貨色的獨裁歪理,只有抗爭到底,再無談判餘地。時至今日,香港人未必拿得出勇士胡佳先生穿着佔中T恤重返天安門拍照存念的勇氣,但應該至少率先拿得出在6月20日至22日參與電子投票與實體投票的力氣。香港人是嚇大的,中共越囂張,我們越要團結抗爭。

二砲手饒戈平,扭曲普選。6月8日下午,溫和派湯家驊議員在城市大學舉辦政改研討會,獲邀參與人士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基本法委員會委會饒戈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等。討論內容集中在提名委員會,沒有回應港人的公民提名訴求。關於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式,饒戈平提出了「逐個陳述、逐個表決」方案,建議行政長官參選人向提名委員陳述政見,再由委員會對每名參選人舉行表決,由最高票的「N名」參選人成為正式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由於提名委員會將由建制派親共人士控制,根本不大可能由立法會直選議員組成或由全民普選產生,饒戈平所建議的這種做法相當於交由這些提名委員「全票」逐個表決參選人,意味着提委會可以輕易篩走所有中共不喜歡的參選人。舉個例子,按照這種「逐個陳述、逐個表決」制度,如果曾鈺成、陳婉嫻、梁錦松、梁振英、梁愛詩、梁美芬、葉劉淑儀、林鄭月娥、林瑞麟、葉國華出來參選特首,各人都幾乎篤定可以在「逐個表決」的安排下,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然而任何一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共產黨成功統戰收編者除外)都絕不可能獲得過半提名委員支持。然後,饒戈平設定了只有最高票的「N名」參選人,才可以成為行政長官正式候選人,這就等於在N少於11的情況下,民主派人士根本無緣成為候選人,「篩選」效果大功告成,扭曲普選,搞假普選,令人氣憤。即使是主張極度溫和「公民推薦」方案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也當場質疑饒戈平的方案是「篩選而非提名」,有理有節。香港市民與民主派人士必須清晰向共產黨說不,參與全民投票,拉倒虛假普選,決志佔領中環。

三砲手董建華,否定普選。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6月7日《明報》政改座談會中表示:最近聽聞前特首兼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曾經到北京,「跟北京說普選不是對的,並非對香港好」。她認為董建華曾經跟習近平相處一段時間後,就同意由梁振英出任特首,因而質疑董的說法可能影響中央取態,表示對政改不樂觀。劉慧卿的處方是:希望來自商界、親北京陣營的人多「出聲」,說服北京接受普選。當然,這完全是一廂情願。

如果董建華真的說過這番「普選不對、不好」謬論,情況就相當不妙。這等於聲稱不要在2017年普選特首,不要執行《基本法》第45條規定,亦即等於從根本上毀棄《基本法》的普選承諾,盡情否定普選,反證饒戈平所講的「普選」只不過是偽劣透頂的假普選。當然,熟悉中共高層「借口說話」運作模式的人都會知道:這不可能只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個人意見,反而更有可能是董建華領會習近平心意,甚至接受其指示後的說法,幫黨出聲,直接反映出習近平面對香港政改呼聲耍弄無賴和翻臉不認人的痞子態度。

有趣的是,足以佐證董建華曾有上述說法的,絕非只有劉慧卿一家之言。立法會主席資深黨員曾鈺成在該座談會上也聲稱:「普選並非對香港好」的說法,不會只出自董建華一人,部分商界人士都會顧慮「普選導致民粹,令香港失去過往優勢」。這正是這隻「蓬間雀」最擅長的「拉一派打一派,借人把口說話」招數。他又說:在上世紀80年代《基本法》起草時,「全世界都相信民主是最優越的制度,無人懷疑」,但最近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有人問「民主出了甚麼錯」,例如有人見到泰國軍事政變,就會提出質問,懷疑民主,「如果董先生有這樣的說法,我覺得不奇」。他的迂迴說法等於變相默認了董建華確有此說。此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更高調地表示:即使沒有普選,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言已及此,《基本法》第45條的普選承諾轟然粉碎,再無懸念。

事實上,民主本身沒有出錯,錯只是出在民主做得不夠徹底,出在民主沒有被認真落實。泰國政變,錯在軍人政變,錯在有人不尊重民主法治,錯在人民和軍人迷信泰王權威,而不是錯在民主政制。普選更加不等於民粹,民主與理性、人性、法治必須並行,否則曾鈺成自己根本說明不了西方民主國家為何大多不會陷溺於民粹,更加說明不了他自己本人為何竟然用今天的我(質疑普選)來打倒昨天的我(支持普選)。正如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最近所指出:香港商界支持普選;香港與外國情況不同,香港財政儲備豐厚,「政府有錢去幫弱勢社群」,不一定令香港商界多交稅,「香港商界最想見到的是一個有效的管治,令商界可以投資」。顯然,對於這一點,董建華、曾鈺成都裝聾扮啞,偽裝糊塗。他們都知道習近平正在下達指令,習近平要否定普選,習近平要維持專政,那麼他們就只好乖乖遵命,照本宣科。

總而言之,周南封殺佔中,饒戈平扭曲普選,董建華否定普選,這三尊大砲猛轟一輪之後,中共丟出國務院那份「香港白皮書」,實際上卻是「香港收皮書」,企圖奠定香港政局的「路徑依賴」,「一皮定音」。際此,坊間有很多人說「香港玩完」。然而,筆者卻有另一想法:不抗爭,一定玩完;抗爭,可能不會玩完;那麼大家還要不要香港玩完?還要不要挺身而出,奮起抗爭?這是香港公民社會存亡絕續的生死抉擇。如果還要明天,敬請把握今天。只要大家專注於筆者先前所倡議的「佔中前三大策略」(佔中公投、三輪民調、五區公投),橫眉冷對中共這些狂囂亂吠,無需事事被動反擊,避免徒然浪費精力時間,即可拿回主動,不斷動員,全港苦行,營造氣勢,破除溫和激進的分化對立,通過佔領中環與一系列公民抗命行動,聯合一眾外國勢力共同聲援協助(當然必須維持港人的主導公民地位,不是成為他們的代言人),團結起來,破除銅牆鐵壁,爭取真正普選。這恐怕是目前香港民主前途所剩下的唯一路徑。

陶傑 - 白皮風暴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3日

中國國務院公布香港「白皮書」,明言中國政府有權「全面管治香港」,並下令香港的各級法官,也要「愛國」,在香港丟下一顆大炸彈。

梁班子和親中陣營,即刻叫香港人自行對「白皮書」,進行「組織學習」。根據中國國情,七十年代,當毛澤東發旨「最新指示」,深夜廣播,各地城市工人和農民,都要起床,敲鑼打鼓迎接,兼火速組織學習「最新指示」。

法官審案要「愛國」,第一個應無罪釋放的「罪犯」,是被控所謂「受賄」的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湯專員任內,推動內交,與大陸各級官員交流民族感情。中國官員送給湯專員的貴價茅台與高級工藝品,明明象徵祖國的關懷和各省市人民對香港的情誼,卻慘遭梁班子的律政司引用「港英」留下的地雷條例,抹黑為「贓物」,收受厚禮去大陸遊祖國河山,被誣指為貪污,此案再審下去,已經是公然違抗「白皮書」。

還有一宗:由「中央實質任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名前任政務司司長,陷勾結地產財團的「世紀巨貪案」,正在開審。中央實質任命的一名特府領導人,如果受審,像薄熙來一樣,要經過中央宣布「雙規雙開」、「開除黨籍」之後,才「移交司法處理」,但中央實質任命、未經祖國官方表態批判的特府前領導人,現在淪為「罪犯」,而且由九個胡亂抽籤拉夫而成,也不知愛國不愛國的「陪審員」來決定有罪無罪,「白皮書」一出籠,也不知該如何「審」下去。

即使法官團隊,應該由馬道立領導學習「白皮書」,在靈魂深處,吃透「白皮書」精神之後,一齊表態,以後判案要「愛國」,但陪審團以後如何保障「愛國素質」?總不成以後組陪審團每抽籤,都巧合地抽中愛港力、工聯會會員、維港阿伯們吧?

所以,學習「白皮書」,是一場全民運動:公務員、大中學校長、教師、會計師、醫生、投行CEO、銀行出納、新移民洗碗阿嬸和實Q、十八區議會,通通都要組織學習。不然,香港不大亂才怪。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梁家傑 - 泱泱大國 何堪過橋抽板

2014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臨近6‧22全民投票與7‧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突然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洋洋2萬多字,重新界定「一國兩制」,中心思想是再次提醒香港人,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

白皮書近乎恫嚇的陳述:「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白皮書亦提到
:「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出發。」

九七回歸以來,中央一直把「一國兩制」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相提並論,但到了2012年習近平主政,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便在「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之上,加了一條長尾巴「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此後,中央在不同場合一再提及這尾巴,今年1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如是說;立法會議員4月訪問上海,王光亞當面提點一次;白皮書又不厭其煩地提述6次,生怕香港人注意不到,領略不到。

如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大前提,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原意,怎麼不寫入《基本法》?

白皮書亦把這條長尾巴套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頭上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基本法》關於普選的條文從來沒有這些內容。

討悅者有樣學樣

君好紫,滿朝皆紫,中央政府任意在原有條文僭建,討悅者有樣學樣,全國政協常委兼香港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日前公開論普選,他說《中英聯合聲明》訂明「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他沒說錯,《基本法》第45條也是這樣寫。但吳光正擅自加上註釋
:「先協商,後選舉,而提名委員會是一個協商制度,協商完,根據民主程序投票去提名。」誤導公眾《中英聯合聲明》賦予提名委員會有權篩選特首候選人。事實上,無論京官、港官、建制派都採用這種愚民手法,製造提名委員會擁有篩選、預選權的假象,潛移默化,謊話說一萬次,令人以為是真相。正如,《基本法》第45條只不過訂明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但官方僭建了兩個從天而降的條件:「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目的也是誤導公眾提名委員會擁有至高無上的篩選權;另一僭建是「均衡參與」,經年累月誤導公眾它是《基本法》的明文要求,用意是保留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的組成辦法,不得剝奪工商權貴的特權。

所有誤導、恫嚇、扭曲原意的動作,香港人心清眼亮,怎會不知道中央的意圖是篩選特首候選人,香港人只能從中央首肯的名單中挑選一人當特首,一人一票要打折扣。

不禁要反問,時光倒流,假如1990年中央頒布的《基本法》已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寫明,將來香港普選特首,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候選人要先經篩選,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若坦白如此,肯定九七回歸不會那麼順利,肯定有更多港人移居外國。是當年香港人太天真,太掉以輕心,以為《基本法》承諾的是真普選,抑或九七順利過渡後,中央背信棄義,過橋抽板?

中央政府24年前寫入《基本法》對香港人的另一個承諾,是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最能體現「一國兩制」。《基本法》第22條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回歸初期,縱有干預亦低調、否認,但近年我們見到的是明目張膽,任意妄為,尤其梁振英出任特首以來,情况變本加厲,記憶猶新是中聯辦去年毫無顧忌地約見立法會議員,勸阻議員調查免費電視牌照事件。此外,今年5月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歷史性首次腰斬,此事與免費電視牌照一樣,百分百是香港內部事務,應由行政立法兩機關自行拆解,港澳辦竟然高調發表聲明,強調須尊重行政長官,反對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干擾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及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開腔,批評拉布的議員。

不禁要反問,時光倒流,假如1990年中央頒布的《基本法》已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寫明,何謂「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純粹看北京意旨,不會按常理和《基本法》其他內容界定,若是這樣,肯定九七回歸不會那麼順利。是當年香港人太天真,以為《基本法》第22條的承諾是認真的,抑或九七順利過渡後,泱泱大國過橋抽板?

怎不教香港人不寒而慄?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起草時期,中央政府仍充滿自信。今天,表面上國力更強,為何反而種種迹象令人懷疑她堅持不了「一國兩制」?當白皮書甚至要求政治中立見稱的香港各級法官都要當「治港者」,並「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怎不教香港人不寒而慄?

香港值得享有「一國兩制」,因為歷史賦予這地方的一些獨特條件包括法治、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人權、公平營商環境等,不可能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名而叫這些獨特條件讓路,以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當然是香港人所願,但九七回歸前香港人所理解的「一國兩制」,並非以這幾個「根本宗旨」為主體。

要討論香港的發展包括民主發展,不能沒有歷史觀。過去100年,香港一直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香港是國家現代化的試點;若沒有香港,中國歷史是另一個版本,今天的治國者對此必有所領會。

假使「一國兩制」未到50年便已把持不住,中央急不及待要對香港施以「全面管治權」,香港對國家的價值便會急速消失殆盡,無法繼續與國家在世界舞台扮演好伙伴的角色。這關乎香港的未來,每個香港人亦應撫心自問,一方面不認同其他人行事方式,另一方面自己有沒有付出過多少努力,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所說的付出,有時只不過舉手之勞,在手機按一下,例如 6‧22全民投票,集體表示一個立場
:香港人要真正的選擇。別讓自己有朝一日驚覺身處「一國一制」時,追悔什麼都沒做過。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陳沛敏 - 家輝大戰發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2日

白皮書二萬三千字官場八股,沒有多少香港人有興趣細讀,當然更不會參加京官來港主持的簡介會。我們香港人做事向來講究效率,用幾齣電影,其實已可概括白皮書的精神以至香港當下的形勢。

看過大陸導演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沒有?周潤發飾演的大王對二王子周杰倫說:「朕賜給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就是白皮書解讀的「高度自治」了,中央喜歡給你香港多少權力,你就有多少權力,隨時一個不高興,要收回也不用通知你。

昨天阿爺說回歸只是換支旗,其餘的你香港人自己搞定,終審權都可以給你;明天阿爺不高興了,連香港制度的根本、繁榮安定的基石司法獨立都可以扔掉,訓示法官要愛國,維護國家利益。所以白皮書說,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如果你覺得晴天霹靂,那是正常的。雖然「古語有云」:共產黨靠得住,豬乸會上樹;雖然早在1990年《表姐,你好嘢!》鄭裕玲飾演的女公安已警告:「我老頭子一唔高興,你知佢老人家架啦,脾氣好差架,一聲令下,叫啲弟子兵開過嚟,嘿!到時聯合聲明,完喇!一國兩制,完喇!基本法,完喇!」但香港人當天仍然信了鄧小平,信了《聯合聲明》。以為承諾都寫進《基本法》這部憲法,地球上不會有人如斯無賴吧。誰知,就像黃秋生說的,把香港人追到手,共處一室,對方才說「我唔強姦妳囉,我哋做愛」。

那香港人怎麼辦?很擔心、很恐慌。《激戰》不是說過:「唔好怯。怯,就輸一世。」這就是王丹說的,這次港人要是被嚇住,以後就只有做奴隸了;港人要用更大的勇氣和團結,反擊白皮書對港人的恐嚇。所以,香港人要記住,現在我們的表態、我們的發聲、我們的行動,正如賤輝說:「其實我哋,都係想為自己做一件事。」

至於建制派紛紛出來說,這份白皮書其實沒甚麼,都是過去說過的呀、不要陰謀論,不要大驚小怪吧,那是因為白皮書有些「瀨嘢」,他們想降溫。

第一,「一國兩制」本來是鄧小平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後來在港實踐,也是想發揮示範作用。雖然隨時勢轉變作用已大減,但現在淪落至此,難怪白皮書一出,台灣輿論大為關注,民進黨即回應表示,憂慮香港公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基本權利將被犧牲,呼籲北京正視港人追求普世價值的權利。

第二,白皮書雖大力鞭撻「外國勢力」,但高度自治、司法獨立、法治原則都是外資留港的考慮因素,回歸前撤資、遷冊的困擾大家記憶尚在,雖然時移世易,但除非中央現在真的置香港經濟於不顧,否則不能不理會當中影響。

第三,中央可能想用白皮書阻嚇香港人參加全民投票、和平佔中,但隨時發揮相反作用。

還有,你看前日梁振英抹汗時的尷尬,昨日袁國強回應時的窘態,就應該領會一二。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6月11日 星期三

區家麟 - 中國式水電有多環保?

2014年6月11日

【明報專訊】水力發電是再生能源,碳排放極低,水電很環保,這是常識。但國家崇尚「中國特色」,有時「常識」並不適用於中國。有中國特色的水電發展,環保嗎?是一個大問號。

特區政府諮詢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從內地南方電網買電方案,似乎甚受重視。據環境局資料,南方電網之能源組合,現時有32%水電,尚會逐步增加。預計2020年後,南方電網超過一半供電來自非化石能源,按趨勢,仍以「西電東送」,來自四川雲南山區的水電為主。

筆者過去多次到大西南深山,目睹水電工程的驚人規模;當地的「壩業」,規劃發電量最少為三峽工程的6倍,由大渡河、金沙江至瀾滄江,以狂風掃落葉姿態,幾近全流域開發,嵯峨大山之中,主幹流裏奔騰的河水已消失,水庫與發電站,首尾相連,用水電集團術語,叫「用盡每一寸水頭」,河流已變成「梯級電站」,如大渡河數百公里河道,全是大工地。水電集團「跑馬圈水」,大城小鎮被淹沒、居民家園被摧毁遭逼遷、山河破敗;你見到的,是時代的瘋狂,人定勝天的奇想。

或許有人會說,工程完成後,環境可以修復。先不說當地山勢陡峭,常有山崩落石、地震災害,影響水庫壽命與安全。更離譜的是,大費周章破壞山河、未做環評就開工而煉成的龐大發電能力,竟然供過於求,而且規劃失衡,電網未建好,央企與地方政府博弈,又未傾掂數,水電無辦法輸出,要「棄水」,不能用作發電。

據內地傳媒引述中國電力聯合會資料,去年單是雲南「棄水」,就白白流失240億度電,相當於一個龍頭電站一年的發電量。水電大躍進下,內陸省市為求「消納富餘電力」,千方百計以優惠電價,於偏遠山區引入高耗能高污染如電解鋁產業,又以低價鼓勵工業大戶消耗電力,建成全國大小城區的空置「鬼城」,製造廉價卻非必須的消費品,一切化成GDP,成為發展是硬道理的唯一指標。

「水電環保」圖騰養活開發巨獸

也許又有人認為,既有剩餘電力,香港幫忙用一些,豈非兩全其美?這想法有道理,但未免有點天真。水電集團的大計,已伸延至川滇藏深山的最後淨土,「水電環保」的圖騰,養活一群遇山開山,瘋狂開發的巨獸。內地工程界,素有「草樓、銀路、金橋、鑽石壩」之說,意指建樓只賺到「草」,築橋賺到「金」,而築壩則由於規模龐大,要大規模開山劈石,築橋修路,兼建新城拆遷水庫移民,工程龐雜,賺的錢是「鑽石」級。

精銳的工程師團隊、超巨型的運輸與建壩機械,是產業鏈、也是獵食鏈,電力利益集團,不可能停下,有更多的電費供養,客觀效果正是鼓勵他們大踏步前行,進一步踐踏山河。

世上沒有一種又便宜又環保又絕對安全的發電方式,中國式水電的破壞力,不如燒煤造成空氣污染般易見,亦不如核電廠出事般驚心。但這種不理人文、不顧山河、不管效益;言必「大戰略」、「劃時代」、「跨越式」的規劃裏,公眾諮詢近乎零,環境評估形同虛設。香港應否以每年數百億電費,供養這條千瘡百孔的利益鏈,值得深思。

龐永欣 - 公民抗命

明報   2014年6月11日

1955年美國蒙哥馬利鎮的黑人Rosa Parks女士,因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最後罰款14美元。當時的法例是:白人登上巴士坐前面,黑人登上巴士要坐後面,若車坐滿了仍有白人上車,原來坐的黑人要站起來,給白人讓座。Rosa Parks的抗爭最後發展為一場全國性反歧視民權運動。不錯,Rosa Parks就是知法犯法了,但那是種族歧視的惡法!

今天,Rosa Parks事件被定性為「公民抗命」。哲學家Hannah Arendt曾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視為罪犯(criminals):一般罪犯最怕的是曝光;相反,公民抗命者是要堂堂正正地爭取公眾的眼睛。

不可不知的是,Rosa Parks事件不但載入史冊,還跑進美國中學課程裡。美國學校《公民教育課程綱要》(1991)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但那是一種經深思熟慮、公開、真誠、非暴力的抗爭;參與者願意承擔責任,接受處罰。他們的抗爭,是要向不公義的法律挑戰,目的是尋求比法律更高的原則和理想。

由於違法,不是到了最後關頭,不可輕言公民抗命,但因為公民抗命者尋求的是公義而非私利,稍有胸襟的文明政府都不會過份打壓,一般是與抗爭者事前商討,盡量包容。香港的佔中運動,能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和標準,還有待觀察;但政治官員、附庸,以至警察首長單以一句「佔中不可能不違法」予以否定,就是對公民抗命的無知。當然,最令人難過的還是教育局長,他只懂用威嚇言詞警告教師學生不要參加,好像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是教育上的一道敏感難題。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李純恩 - 太魯閣人真有種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遊客肆虐台灣太魯閣,當地原居民忍無可忍,持槍封路,不讓遊客進入。新聞圖片所見,原居民持着槍當道而立,那氣勢,有點像兩個月前美國中部牛仔大戰政府軍警的場面。
這種場面,看了令人很解氣,除了鋤強扶弱的天性,香港人看到這樣的場面,也勢必百感交集。全世界都不會說遊客不好,只會說不好的遊客不好。不好的遊客會搞得全世界雞犬不寧。

太魯閣居民持槍封路現場,他們還寫了很多抗議的橫幅,內容都是抗議旅遊業破壞環境,其中有一條橫幅上寫:「解說不真遊客當真」,想必是抗議導遊介紹當地的時候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前兩天我說過黃永玉先生曾教過我一句湖南話:「奪翠」。意思是「好得不得了。」永玉先生在家鄉鳳凰古城中建了一個臨河的小樓,名字就叫「奪翠樓」。永玉先生是名人,他的小樓也就成了當地的旅遊名勝,導遊帶着遊客遊鳳凰古城,走到小樓下就信口開河:「你們知道黃永玉嗎?著名的大畫家。他有個姪子叫沈從文,你們看過沈從文寫姑娘翠翠吧,翠翠其實是沈從文的女朋友,但後來被黃永玉搶了過來,養在這幢小樓裏,所以這樓就叫奪翠樓!」永玉先生把這件事當笑話講給我聽,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這就是「解說不真遊客當真」,到了太魯閣,人家就持槍封路了!

陳沛敏 - 白皮豬生吞雞本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將近30年,《基本法》頒佈超過2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快要17周年,「五十年不變」過了沒有一半,北京突然發表白皮書,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以至普選制度,重新界定演繹。


白皮書的內容,用港人的視點一言蔽之,就是這些話若早在九七年前頒佈,香港不是爆發騷動反對回歸,就是移民外逃的不止30萬人*而是300萬人。

北京當年不是說,回歸只是換支旗嗎?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是這樣形容九七後的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他還以「馬照跑、舞照跳」來說明「五十年不變」,為的就是安撫港人。

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過渡期間京官每次提及《聯合聲明》,例必補上一口「這是莊嚴的承諾」。八九後江澤民又說,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是「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於是,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認知,就是除國防、外交外,香港內部事務港人自理;行政首長和立法議會最終是由普選產生;司法獨立。

國務院昨日首度就香港發表白皮書,將「高度自治」的定義變成中央有權對港「全面管治」、「香港享多少權力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一國兩制」變成「一國是前提、兩制從屬」;普選制度加上「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特首須「愛國」;司法獨立變成「法官要維護國家利益」。

類似的言論,其實近年已逐點透過領導人、京官和建制派的口中滲透出來。例如吳邦國年前說過,「高度自治不是香港固有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梁愛詩兩年前炮轟香港法官及法律界對中央、特區關係缺乏認識,還說回歸並非只換支旗、改個名,而是對國家民族認同,國民身份的接受。這是2003年以後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的折射,但今次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則顯示香港政改已進入關鍵時刻,為對付全民投票及未來佔中,北京不惜終極攤牌。

北京發表白皮書如同公然撕毀《聯合聲明》、《基本法》,卻是兵行險着,將香港推到危險的境地。特區政府「有商有量」的宣傳口號固然淪為欺世笑話,所謂的溫和泛民,也被推向死角。溫和派一直強調與中央溝通,尋求中央可接受的方案,也因此不支持公民提名,但現在,他們已退無可退。

有內地網民形容,白皮書如同八九民運時《人民日報》發表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結果激起更大規模的抗爭。然後,一切已是歷史。

*據統計1992年至97年間有30萬港人移民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等地

陳沛敏
記者

蘇賡哲 - 孔子學院受杯葛

太陽報   2014年6月11日

中共豪灑三十多億港元,在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孔子學院。作為軟實力輸出,這本來不是創舉,英國有英國文化協會、德國有歌德學院、西班牙有塞萬提斯學院等,孔子學院只是晚輩。

雖然中共相當慷慨,但和其他國家同類機構有別,孔子學院在國際上頻受杯葛。最近加拿大多倫多公校教育局宣布設立孔子學院,就引發很多反對聲音。主持教育局事務的教育委員是民選的,政治立場不同,部分教育委員準備提出反對議案,並呼籲市民向自己選區的教委要求支持或簽署請願書。

此外,去年安省麥馬斯特大學就宣布關閉校內的孔子學院,理由是中方負責教師之招聘標準和加國大學的標準有衝突,存在信仰歧視和言論控制的問題。孔子學院在加拿大最大的反對者是擁有六萬多會員的大學教師協會。半年前,協會公開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及學校切斷由中國威權政府資助和監督機構的聯繫。加國情報局長法登曾稱,孔子學院受中共大使館及領事館控制,試圖影響加拿大政策。

其實,像德國的歌德學院也受德國外交部控制,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外交部可直接干涉學院活動,駐外使館可反對當地學院某項活動,並炒掉有損德國國家利益教師。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碰壁,原因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接不上國際的軌。杯葛還會陸續有來。

蘇賡哲 評論員

李怡 - 一流人才忽喉舌上身做三流政棍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1日

曾鈺成出席一個午餐會演講時,引述梁振英在回歸前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到會否選特首,梁說不會,並指:「在香港,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曾鈺成隨後又說,希望香港有普選後,不能夠給三流人才作主,「多些一流人才作主!」幾乎已點明非普選的現狀,是三流人才作主啦。

縱觀回歸17年香港的變化,其實已逐漸打破「一流人才從商,三流人才從政」這個定律了,而是不管從商還是從政,實際上都是在從政。且看九倉主席吳光正出席股東會時,用了近一小時去講香港的普選,你說他是在從商還是在從政?談話中更曲解《中英聯合聲明》,講明香港不應有真普選,說「如果有真普選,咁咪即係有『假基本法』、『假回歸』?」他多番強調,自己不代表中央或任何人發言。作為一個商人,本來沒有人認為他代表中央發言,但他這樣此地無銀三百兩,就使人覺得他不是從商而是從政矣。

再看李嘉誠、李兆基、陳啟宗,一個個從商者都忽然齊齊反佔中。他們投資國際市場,也是選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國家,何以對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就有如此反應?陳啟宗還說「佔中,……如果發生在美國,早就被捕入獄了」。他怎麼會不知道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受到紐約市長支持呢?說白了,就是這些從商者都忽然中共喉舌上身去從政也。

既從商又從政,本來也沒有問題。但在專權政治陰影下從政,就不是以信念為主的從政,而是以利益為主導的從政。從政者不會有自己的獨立意見,一切以極權政治的掌權者意志為依歸。這種政治語言,用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來說:「就是讓謊言聽來真實,讓謀殺受人尊敬,讓純粹的空談顯得無懈可擊的語言。」這麼說,還算是有點技巧的政治語言,實際上,專權政治君臨香港的政治語言,是連這種技巧都不再講究,根本就是赤裸裸說謊了。

所有的大陸所謂學者,甚麼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你相信他們講的是自己的意見嗎?何以都跟中共高幹喬曉陽、李飛之類如此一致?很明顯,他們也不是甚麼學者,而是從政者,說的都是「讓謊言聽來真實」的政治語言。

利益主導的從政者,他們的意見是隨利益而擺動的,並無信念的堅持。早前葉劉淑儀在特首答問大會上說,佔中的理念和本質,和西方真正的公民抗命是有所不同的。行騙長官回答說:概念確實是不同。但前天,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一公開場合就強調:佔中是以公民抗命形式進行,公民抗命必然會涉及違法行為。究竟佔中是不是公民抗命,至少行騙長官與律政司司長就看法迥異也。這是他們在中央強烈反佔中的原則下,「讓謊言聽來真實」的各自發揮。

曾鈺成在午餐會上,又指中央政策組不應淪為只是做民意調查的機構。他說政府施政碰上如此多困難,部份原因是因為沒有認真和深入的政策研究。他憶述,以往英國殖民地政府會委聘一些國際專家,就香港的教育、公務員、房屋、交通等方面進行認真和深入的政策研究,回歸後已不復見:「自回歸以來,政府冇就任何一項政策進行過全面、科學、深入嘅政策研究。」

港英時代,崇尚精英管治。當年對各方面政策作深入研究,都是找些基地在新西蘭、愛爾蘭、加拿大等地,與香港全無利益瓜葛的國際顧問公司作研究和提出報告的,報告交給成員獨立的特設委員會審查,其後提交行政局審議。

回歸後,已不見有國際顧問調查這回事。各有關委員會的組成,帶酬庸色彩。即使是設於香港的國際顧問公司,也出現了免費電視報告被政府扭曲事件。精英管治名存實亡,公務員中立變成「立中」,即要站在中共國的政治立場。香港商界、專業人士、公務員等精英,這些曾經是穩定社會的力量,都變成倒向中共的從政者,也都變成「三流人才」也。

我們真是毋須花時間去認真反駁所有這些政治掛帥的人,不管他是周南、饒戈平,還是吳光正,不管他是大商家、學者、外交官,還是出身於公務員精英,講政治時都只是專權政治的應聲蟲,是沒有個人意志的小角色。比如周南的恫嚇,根本不是他個人意見,而且他這樣講正說明中共對佔中的恐懼。所以,你認真就儍了。在專權政治的蹂躪下,香港已漸漸沒有一流人才,而是全面滑向三流政治人才經營和管治社會。除了6.22投票,除了佔中,香港人沒有走出困境的其他選擇。(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宇軒 - 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扭曲的沙士論述

主場新聞   2014年6月10日

中國政府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10/6/2014),隱含對「沙士在香港」的歷史敘述和詮釋,雖然只有一小段,但卻為嚴重偏頗的陳述。非典型肺炎疫症10年剛過,其歷史和記憶就被改至面目全非,是對2003年那個春夏之交,死去的299人,與及日夜與疫症搏鬥致力解除危機的醫護人員嚴重不敬。

筆者曾對沙士稍作研究,以下僅以簡單羅列數點,說明在白皮書中的說法,是如何失實。

白皮書敘述重點:

(1) 中央政府在沙士時向香港「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提供藥物和器材和領導人慰問

(2) 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恢復香港經濟

有關「沙士在香港」,香港媒體和香港記憶中的主流論述:

(1) 有關香港與中國在沙士期間的關係,主要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隱瞞疫情和封鎖訊息的種種。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疫情初期,就因廣東省已廣泛爆發,卻無向香港通報真實情況,以致香港公共衛生系統未有足夠防範。中國政府自身,也曾大量開除隱瞞疫情的官員(論者指出下台的多為京官,隱瞞疫情的最大禍首地方官卻絕少被問責)。巧合是北京在受世衛牽制和全球批評而不得不開除官員和加強透明度後,立時宣佈出現沙士疫情。其時全球疫潮正在退卻,讓人懼怕中國的疫情還有多少未被揭露。

(2) 沙士肆虐期間,北京為了強調一家親,讓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2003年5月當香港有足夠藥物和疫情好轉,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此舉被認為是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

(3) 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過,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緩與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然而,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因素。

(4) 沙士期間曾一度讓香港人反省,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着石頭過河,是為沙士的提醒。然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是在沙士疫情尾聲時,中國從上而下「贈給」香港的,那不是一個協定,而是瞬間完成的「安排」,香港社會尚未商討沙士之後,該如何重新反省中港間的連繫。6月23日世衛才將香港從疫區的名單上除名,6月29日香港就「被安排」了CEPA。299位死者還是屍骨未寒,沙士調查還未完成。

(5) 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開會期間,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沙士過後幾年,陳馮富珍作為「中國代表」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然而對中國來說那些反對聲音根本微不足道。

2014年6月10日 星期二

林卓廷 - 圍標肆虐 政府卸責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0日

我在廉署服務時,曾多次參與大廈維修圍標的調查執法工作。重返民主黨後,我開始向傳媒講述圍標肆虐問題,希望引起社會關注,迫使政府正視。當時傳媒朋友雖然相信我的說法,但經常會問我拿證據,我只能告知他們圍標集團犯案手法非常隱閉,根本不可能有白紙黑字的證據。

其後,曾參與圍標勾當的業界人士「強哥」接觸我,願意在隱藏其身份的情況下公開講述圍標黑幕。他清楚指出圍標集團如何串謀管理公司、貪腐的法團委員、顧問公司和工程公司操控投標程序和工程價格,更爆出參與圍標的主要成員可分得工程總金額的百分之五至十不等,以二億元的工程為例,賄款可達二千萬元。儘管如此,一些人仍質疑圍標之說「誇張、老作」,我只能一笑置之。

直至6月7日我代表大聯盟出席電台節目,講述多名反圍標業主遭恐嚇事件,一名聲稱參與圍標勾當的聽眾來電透露圍標內情:「落釘時我們會和法團主席傾偈,落釘即表示我們做的,其他人以後都不會做的,如果屋苑業主反對,可能會減少少,如果業主再要求減更多,他們會和法團主席再傾偈,你說法團主席操守有問題嗎?這也是沒辦法的,他們(法團)主席不袋錢也得袋……那些人是黑社會來的……你玩唔到佢,佢搞到你,我要豬腩肉切邊嚿就邊嚿,無得出聲!政府真係要幫手的了,我雖然食呢行飯,但我住的地方都俾人屈番轉頭!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大家。」同場的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副主席龔瑞麟先生也指出,正當顧問不願做大廈維修的工程,形容參與這類工程是「撩鬼攞命」、「得罪多方面嘅人」。

大廈維修圍標肆虐其實已經是公開秘密,涉及貪污賄賂、串謀詐騙、刑事恐嚇、刑事毀壞等罪行,受影響業主水浸眼眉,民怨沸騰,但政府愛理不理。

負責大廈管理政策的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除了在反圍標大遊行當日發表網誌,口頭關注圍標問題,未見其具體跟進。民政署官員與大聯盟開會後,至今仍未具體回應大聯盟提出緊急修例的訴求,一味強調法例檢討需時,無視圍標集團利用法例漏洞,阻止小業主召開業主大會推翻工程,民政署推出的「顧問易」計劃亦被批評無實效,無助舒緩圍標問題。

警方方面,有參與反圍標運動的小業主早前收到恐嚇信,信件提及事主的懷孕妻子及幼兒,印有其家人照片,內容恐嚇事主「唔好攪咁多無為(謂)嘢……十月懷胎好辛苦㗎,有乜閃失就後悔莫及啦!」事主向警方報案,負責警員居然指有關信件不屬恐嚇,表示交由「警民關係科」處理,亦無撿取信件作為證物;及後,另一名小業主收到劉進圖被斬報道和白色粉末的恐嚇信,報警時警員居然表示只會備案,直至業主表示不適要求入院,警方才派員處理。見微知著,有前線警員明顯輕視屋苑問題衍生的恐嚇案件,以為是一般業主爭拗,低估案件的嚴重性。最終大聯盟透過傳媒公開事件,警方才重視交由重案組跟進。

廉署方面,雖然多年來屢次採取執法行動打擊圍標集團,但成功檢控可謂鳳毛麟角,集團的骨幹一直逍遙法外,令圍標集團氣燄日盛,肆無忌憚宰割小業主。競爭事務委員會雖然表明會優先打擊圍標問題,但最快要2015年才展開工作,遠水難救近火。

說到底,圍標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大力推行大廈維修,但缺乏監管,只懂卸責,讓無權、無勢、無專業知識的小業主孤軍作戰,對抗財雄勢大的犯罪集團,他們由黑社會、法律界、建築測量界、物業管理等專業敗類組成,濫用法律程序、利用黑社會手段,迫使敢言業主收聲,令小業主任其宰割!

現時維修市場已被高度壟斷,維修市價被大幅抬高,政府絕不能再以「不干預私人市場」為藉口口,埋首沙堆,否則就是圍標集團的幫兇!大聯盟建議政府牽頭打擊圍標,從立法、執法、專業支援等方面協助小業主,讓市場重回正軌。

最後,容我引述參與圍標勾當的張生的說法作結:「政府真係要做嘢,政府一日唔做嘢,做縮頭烏龜的話,日日都有呢單嘢出現,我同情他們,但愛莫能助。」

林卓廷
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

林忌評論 - 大陸沒民主,香港沒普選?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6月9日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今年香港的廿五週年六四晚會上,提出了:「大陸若不民主化,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普選,香港現有的新聞自由、結社遊行示威其他的自由,也會被慢慢奪走,所以我們必須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們也期待有一天,讓愛與和平佔領天安門」;這句讓台下激動萬分的說話,在香港引來了各方的轉載以及評論。

然而,這句說話被扭曲了;在當晚香港電台以及幾份報紙,居然把這段說話「簡化」成為「內地沒民主,香港沒普選」十個字。首先維權律師滕彪在中國大陸,已經不斷備受黨的打壓以及扭曲其言論,好不容易來到了香港,我們香港的傳媒居然不是盡量以原文去報導他的說法,還要篡改他的言論?為何「大陸」不能照用,而是要改為「內地」?如今連滕彪說「大陸沒民主」,究竟是甚麼龐大的力量,令全香港幾乎絕大部份的記者,凡見「大陸」二字即篡改成為「內地」二字?香港人在九七前說了幾十年的「大陸」以及「大陸人」,現今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只說「大陸」以及「大陸人」,究竟是為了甚麼,要把「大陸」改為馬關條約之後,日本殖民者威迫台灣人把日本稱為「內地」般,改稱中國「大陸」為「內地」?其二「沒有真正的普選」七字,顯示滕彪頭腦非常清醒,也非常緊貼香港的時事,他知道中共如今是想推動「假普選」,不斷宣傳「有商有量」的假普選,因此無論如何再簡化,只應簡化成為「沒真普選」;香港的傳媒大刀一揮,把「真」字刪去,令沒有收聽或在場觀看的人,完全感受不到滕彪的智慧。

誠然,香港很多人,對把香港普選以及中國民主捆綁一起討論感到不快。很多「本土派」相信兩者應該分開討論,部份人認為兩者沒有關連,甚至有人認為爭取中國民主有可能會危及香港的民主;反之,一些所謂「大中華派」卻深信不疑,認為中港兩地的命運,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因此,兩派不斷為了這課題,在網上狂打口水戰。然而,大家卻忽視了滕彪原句的重點,即在中國民主化之前,中共只會不斷地破壞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因此香港需要「佔中」,而也期待他日甚至可以「佔領天安門」。全段來讀,滕彪不是說要先要爭取中國民主──用「佔領天安門」來變相爭取香港真普選,而是香港人先用自己的方法──佔領中環,來爭取香港的民主,那麼他的說法,只是他對中共「不會給香港真普選」的分析,根本沒有「香港人應先爭取中國民主」的意思,這就是香港傳媒扭曲滕彪言論的最大錯誤。

至於高呼「建設民主中國」的「大中華派」,特別是這班包括了往年宣傳「愛國愛民」,堅持在六四晚會繼續大叫愛國口號的政黨成員──如果真正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真普選」,那麼要佔領的就不是中環,而是佔領北京的中南海;做法就不是在香港退縮地,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而是學孫中山及毛澤東,聯結外國去發動推翻現有政權的革命。

又再退一萬步,即使香港這些「愛國民主運動者」沒有這種「雄心壯志」,那麼作為「民主派」,其任務與角色,就是拒絕和中共妥協,根本不應該相信中共的任何合作,也不應和中共作出任何無謂的談判,因為這一切,最終都必然是徒勞,純屬中共分化民主派,破壞民主派團結,以及消耗民主派能量的統戰。

可是我們見到的,是這些相信「中港一體」的政治人物,平日樂於被中共統戰約見,例如教協的議員葉建源,最近就約見中聯辦秘密會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工黨黨友何秀蘭議員,就主動向中共提出要全體立法會議員,去大陸參加「國情研習班」,最終變成了民主派去上海和中共「交流」的「上海之行」。一面說不相信中共會給香港人民主,一面接受中共統戰,和中共會談見面「爭取普選」,這種截然相反的思想行為,究竟是人格分裂,還是思覺失調?

更荒謬的,這些「大中華派」多年來支持由共產黨主持的「中港融合」,他們一邊相信中共企圖破壞香港的自由,一面大開香港的中門,去和共產黨全面控制下的中國「融合」。結果正如滕彪所講,香港各方面,特別是自由方面,不斷倒退。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有連「大陸」也說不得,必須改為「內地」的所謂「新聞自由」。

究竟中共會否容許香港民主? 這政治信念或許最終要由歷史才能判斷。相信「中國沒民主,香港沒普選」者,請不要再和中共談判或者妥協,請奉行「漢賊不兩立」,請矢志推翻中共政權,不要再把與魔鬼妥協的愚蠢行為,說成是「階段性勝利」;近日香港流行一句,即形容這種不斷改變標準的行為,即「搬龍門」。(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

蘇賡哲 - 日暮鄉關何處是

多倫多明報    2014年5月30日  

    六四流亡西方的民運人士,在解決生活問題後,往往被思鄉而歸不得的現實所苦。 張健在天安門廣場中槍後逃到巴黎,非常懷念家鄉的親人,又經常追憶犧牲了的年輕朋友。他記得有個故事:一群小孩在公園玩軍事遊戲,奉派看守「軍火庫」的少年被其他玩伴遺忘了,遊戲結束沒有人叫他回家。公園要關門,他仍站在那裡說,沒有司令解除禁令就不能回家。公園管理員只好上大街找來一個軍官,向少年下達任務已完成,可以回家了的命令。

    張健說:故事中的少年比他幸運,還有個軍官叫他回家,他自己就一直傻傻站著,沒有人叫他可以回家。而且這不是一場遊戲,是真正的戰鬥。更有很多小伙伴已經天人永訣,永遠回不了家。所以他要一直站下去,為這個真實的故事做見證。

    我想起的是另一個故事:唐代貞觀年間,南方的林邑進貢了一隻白色的鸚鵡。這隻鸚鵡乖巧可愛,善於應對答辯,很得太宗喜愛。後來鸚鵡向太宗訴苦說,牠來自南方,受不了這麼寒冷的天氣,太宗出於憐憫,就令使者把鸚鵡送回林邑。

    張健一定很希望有個唐太宗把他送回家鄉去,但現實當然是不會有的。「愛別離」是人生大痛苦,知道家鄉的親人陸續離世,自己單身飄零海外,淒楚自不待言。

    可是,還有人嘲諷張健他們這些人「不能直面人生的苦難」,這就未免令人覺得相當涼薄。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區家麟 - 黑勢力作惡,政府袖手

潮池   2014年6月9日

這件事,關心的人很少。也許是因為,只有業主才有這樣的煩惱,但是一世人遇到一兩次,已足夠麻煩,嚴重干擾日常生活。

試想想,一個中產家庭,努力工作,窮大半生之力,買了一個安樂窩,本來,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為舊樓要維修了,平實改豪裝,每戶要付三十萬裝修費,掀起漣漪,刮起風暴。原來業主立案法團,只需一成業主議決,或利益集團聯同管理公司,收集授權票,可輕易通過他們屬意的維修大計。

三十萬?有業主付不起,有業主覺得不值,群起反對,換來什麼?有人在貼街招咒罵業主,然後變本加厲,寄恐嚇信,附一家大細相片,問候孕婦「十月懷胎好辛苦架,有乜閃失就後悔莫及啦!」;近日,更無法無天,寄白色粉末、附劉進圖被斬雜誌封面,附業主相片,大字「往生地獄、死不足惜」、該當「死罪」、「死一百次、一萬次不足以謝天下」。

黑勢力入侵家居,恐嚇嚇入屋,這是什麼世界?

舊樓翻新維修,一個大屋苑,動輒費用數以億計,無疑是大肥肉大茶飯。阻人發達,罪大惡極,有勢力的維修公司,圍標傳聞不絕,小業主徒嘆奈何,奮起發聲,竟飽受恐嚇。翠湖花園事件,不是唯一。

香港電台《星期六問責》討論圍標與業主受恐嚇問題,有翠湖花園業主曾問測量師行,請他們獨立估價,豈料有測量師謂:我唔做呢啲嘢,會畀人斬架!

測量師學會龔瑞麟則說,確實有正派測量師被擠出市場,他說,曾聽過行內有些顧問公司參與維修的投標時,會有人問:「你真的去做這個工作嗎?你小心點,人家已經鋪排好的了。」這樣正當顧問就不做了,因為他們生意已經夠做的,這些「搖鬼攞命」的事就不做了!即使讓你投到標,你會做得很辛苦,開會要開到半夜三更,做完之後,又總會有業主不滿意你,又會得罪多方面既人,賺取的費用又不是很高。所以,絕少「正派」測量師,夠膽幫業主做一個合理估價。

更有一位參與圍標的張生,致電節目,爆圍標黑幕,集團如何隻手遮天。他說:

「落釘時我們會和法團主席傾計,落釘即表示我們做的,其他人以後都不會做的,如果屋苑業主反對,可能會減少少,如果業主再要求減更多,他們會和法團主席再傾計,你說法團主席操守有問題嗎?這也是沒辦法的,他們(法團)主席不袋錢也得袋。」他續說:「妖魔鬼怪有肉食,正派人無得企,那些人是黑社會來的,在翠湖花園發生的恐嚇事件,就是到了佢地做野既時候,你玩唔到佢,佢搞到你,我要豬腩肉切邊舊就邊舊,無得出聲!政府真係要幫手的了,我雖然食呢行飯,但我住的地方都俾人屈番轉頭!所以我打電話來告訴大家,政府真係要做野,政府一日唔做野,做縮頭烏龜的話,日日都有沙田(翠湖花園)呢單野出現,我同情他們,但愛莫能助。」

故事的教訓很清晰,即是說,任何大小業主,只要你的物業要全幢大檢驗大維修,你就幾乎逃不過被黑勢力襟住搶的命運,你斗膽反對,更有畀人嚇餐懵懞的風險。
現時的建築物管理條例,漏洞很多,讓圍標公司夥同管理公司有機可乘,民政事務局做緊乜?無反應。不要忘記,政府有份大力宣傳,鼓勵大廈業主大維修的。

競爭條例快實行了,拜託,那個久聞樓梯響的競爭事務委員會,第一件事請主動調查圍標惡行。還有,高效率的香港警察,不要花太多心機去滿足你的政治任務;黑勢力作惡,小市民有難,等你破案。

 (本文部分段落刊於晴報專欄《風起幡動》,此為加得好長版)

黎德怡 - 學歷造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9日

近日有報道指鄉議局主席兼立法會議員劉皇發懷疑以千萬人民幣捐款換取中國政法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而為捐款擔任中間人的簡福飴,其博士論文本來被評為不及格,但於校長公佈委任他為特別顧問後,居然成功通過評審。


筆者認為,劉議員買博士銜頭,並不算甚麼醜聞,皆因那不過是名譽學位。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大學,以社會貢獻為準則,每年不知頒發幾多這類學位,沒有人會天真地以為擁有名譽博士的人是經過寒窗苦讀取得甚麼學術成就,至於業界貢獻則屬主觀。那麼簡所取得那個真正博士學位呢?因為政法大學不是香港學府,而其論文及格與否乃是大學內部決定,即使簡沒有真材實料,港人也奈不了何。

港人和港府須多關心的,是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學歷造假。學歷造假其實可以分兩種:偽造學歷證明,並非畢業於某某大學,卻企圖用假證書來瞞天過海;又或者從不獲政府承認的文憑工廠(diploma mills)買學位/資格,渾水摸魚以誤導公眾。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申報從Greenwich University(Hawaii)辛苦9年、並於1996年取得的哲學博士(管理)學位,鑑於Greenwich在1990年才成立,兼且從未獲任何國家教育部門認可(最後更倒閉),很明顯是造假的一種。

有人會強詞奪理說,從文憑工廠輕易買回來的學位,即使學校恍如空殼,文憑本身卻非偽造,所以無犯法。況且,沒有法例要求議員擁有高學歷,所以學位再「野雞」也不是問題。究竟是否嚴重問題?在美國,不論是偽造證書還是將diploma mill買得的文憑放在履歷表上,都一律稱為履歷詐騙(resume fraud)。2004年,美國國家安全部高官Laura Callahan被發現其博士學位是從一間名為Hamilton University的文憑工廠買回來後,必須引咎辭職──縱使博士學歷根本不是其負責職位的必須條件。同樣地,2011年,堪薩斯州的資訊總監Tim Mann被發現其大學學位是從University of Devonshire取得後,亦自動辭職──即使州長堅持他很有才幹。讓欠誠信者繼續留在政府,實在對納稅人不公平。

反觀愛國愛港、理應重視禮義廉恥的建制派議員,被質疑造假時,跟以上美國前公務員成強烈對比。葛議員被問及學歷,老是面不改容兼堆砌出牽強理由,例如堅稱論文沒有留底。而最令筆者奇怪的,是公眾似乎對議員(兼中文大學校董)造假不甚關注,而政府更是不聞不問。大家不想香港淪為大陸城市,必須捍衞納稅人權益,更積極對抗造假現象。

黎德怡
美國執業律師、專欄作家

2014年6月8日 星期日

余若薇 - 抉擇時刻

明報   2014年6月8日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說:「(6.22全民投票人數)如果連10萬都唔到,我覺得係失敗。我哋三子討論過,如果最後得幾萬人投票,我哋三個應該出嚟向社會道歉,同表示我哋真係對成個運動冇領導力,大家要一齊重新諗吓,下一步點走落去。」另一發起人戴耀廷也說:「若香港人認為我們過去一年多所做的事不足以令他們走出來投票,我想我們也要有一定問責。」

每個社會運動,往往不是單憑一次行動便達到目標,也不是第一次行動便一呼百應,萬人空巷。

2003年我在立法會反對《基本法》23條倉卒立法,只是盡自己一分力,沒想過最終會有50萬人上街。2010年五區公投,呼籲廢除功能組別,50萬人投票,也沒想到會因此被曾蔭權挑戰在電視直播辯論政改。

和平佔中運動,三位發起人一顆赤子之心,一年多以來,佔中三子牽動數千人一起商討,數萬人在元旦投票,多個民主派政團與民間團體響應,兩個書生一個牧師做到這一步,已經十分不容易。下一個行動是6.22全民投票日,當然希望愈多香港人參與愈好,但不論結果如何,是香港人的選擇,並非佔中三子的責任,三子沒用一分公帑,也沒欠香港人什麼。

鄭宇碩教授作為真普聯召集人,苦口婆心,好不容易將立法會27名泛民議員的意見糅合為三軌方案,但民主黨已預告6.22後不再參加真普聯會議。

之後的路如何走下去,是香港人的選擇。也許你認為民主運動沒有領導人,全是以上這些人的錯,最好他們都鞠躬道歉,以後天下太平。也許真正的主人翁實在是香港每一個small potato(小薯仔),關鍵時刻才走出來,拯救香港。

李怡 - 要做一個反抗者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8日

希臘神話中,天神懲罰薛西弗斯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總是在到達山頂時,巨石就滾下來,他只好下山再推,再一次推到山頂又滾下,如此無窮無盡地反覆。卡繆《薛西弗斯神話》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薛西弗斯:起床,坐車,上班,吃飯,上班,吃飯,睡覺,一天接一天周而復始。直到某一天,意識中浮現「為什麼」,一切就都從厭倦中開始了。厭倦開啟了意識的活動。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與生命的無意義,因而產生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怎樣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得過且過,覺得生活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

無所謂的態度讓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着痛苦。使荒謬更加荒謬。

不安於荒謬就要反抗。卡繆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詞說,我們這世代面對的任務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香港目前正面臨文明的崩解。卡繆的書《反抗者》寫道:「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反抗,讓人擺脫孤獨,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香港的種種荒謬,你要繼續享受荒謬,還是要「變成自己」,做共同的反抗者?(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梁文道 - 恥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8日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