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言論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6日

撐政府、維護公權力、支持執法的言論，與言論自由無關，否則北韓、中共國就是全世界最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了。即使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意義都是鼓勵人民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廣泛討論，俾能使政府受監督；新聞自由作為第四權，它的主要功能更在於「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最蓬勃的時期，社會沉默大多數未必支持這兩個運動，可能大部份人還是喜歡穩定與繁榮，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趨向一直是批評政府施政、爭取黑人平權和反對介入越戰泥淖深陷；你不能說總統的聲音、支持政府的聲音是言論自由，因為這種言論是施政權力的一部份。

法國《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於是人民上街說「我們都是查理」；艾未未、李旺陽受迫害，於是香港人喊出「我們都是艾未未」「我們都是李旺陽」。言論自由一定站在無權者、弱勢的一方。文明社會不會有任何新聞團體參加支持政府言論的所謂「示威」，若有聲音說「我們都是梁振英」，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2010年6月15日

幾個星期以來，港府高層的政制改革宣傳，無事找事，滑稽荒誕。政府明知方案無法說服泛民議員，便轉而遊說市民，以本傷人，賣廣告、鬥大聲，吩咐友好路人列隊呵護和鼓掌，爛戲連場，真難為了民建聯的支持者。

最可笑的，是司長局長代替民政處的庶務員，在商場派傳單，拿咪當街高叫，秘訪民居，一群手握大權的司局級官員，猶如在野派在街頭叫陣。最搞笑的一幕，是特首傚法街頭競選的風格，叫支持者拍掌，蓋過抗議青年的噓聲，並說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佔大多數。

弱勢者應享較多自由

官員也只是叫喊口號和單方面宣傳，並無與市民交談，更不與異議者對話。遇到民眾高聲抗議，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竟然扮斯文，說辯論不是鬥大聲。有論者看了高官被抗議者弄得抱頭鼠竄而同情政府的處境，譴責示威青年欺「官」太甚的，認為即使反對有理，也應該保持風度，不應亂叫亂罵。

也有哀嘆社民連及其支持者做壞榜樣，令政府中人也照學，以致泥沙俱下，香港政壇一貫的溫柔惇厚，和平理性，一去不返云云。更有人說，特首是用苦肉計，扮演被欺壓的官員，博取市民同情。

假若可以坐而論道，以理服人，甚至以選票定奪，在野者斷不會喧鬧亂來的，大庭廣眾罵人，是情緒勞動，很累人的，在眾多警察的面前辱罵官員和阻攔拉扯，在香港的司法環境下，也有很大的刑法風險。香港在野派的激進作風，是制度迫出來的，假若在野的反對派不如此激烈反應，政府便可用和平理性、民眾共識、諮詢程序、維護市場自由等口實，通過頗多剝奪人民權利和侵犯人民財產的法案。政府在和平理性的形式之下，實踐的是掠奪和壓榨。

跟隨目前政府定下的理性原則，是不合理的，並不能維護正義。

官民雙方，在位與在野，都遵守理性的（rational）程序議事，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政府起碼顧全民意而不欺壓弱勢，方可得出合理的（reasonable）結果。倘若政府仗勢欺人，弱勢者是毋須遵守理性程序或和平作風的，否則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在位者應要克制權力

良好的政治作風，是得勢者克制權力，並寬容在野者運用若干失禮的抗爭方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得勢者不克制權力，反而動用一切政府資源宣傳自己，壓迫在野黨，迫害異議者，又要求在野者克己復禮，肅靜迴避，由得政府濫用權力。這種所謂理性，合理嗎？異議者遵從這些理性，抗爭還有前景可言嗎？

當年台灣的民進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萬年國會，不惜在議會打鬧，用的自由原則，就是異議者的自由。香港一般人被政府迷惑過久，並不認識這個自由原則。我遊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生會的行政樓位於一所紅磚老屋，命名羅莎．盧森堡之居（Rosa-Luxemburg-Haus），以紀念德國共產黨的始創人羅莎．盧森堡女士。壁上掛了她的名言：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 （英文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這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異議者格言。

自由不止是程序，也是內容與效果。異議者應比當權者享有更寬更廣的自由，而當權者也應有風度，默認此不平等的自由原則。當權者佔有行政機關和宣傳機器，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論述，是故，當權者只有宣傳和對話之權，並不配享有言論自由。

理性是要堅持得到結果

在當權者的授命之下叫囂的「憤青」，領取社團每人二百元使費津貼的示威者，食飽土共海鮮餐之後上街遊行的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有些土共叫香港的青年示威者做紅衛兵，可謂荒謬之極。紅衛兵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民間鷹犬，香港的青年示威者，是毫無組織保護和支援的平民百姓。

要名正言順地稱呼香港的抗爭者是紅衞兵，必須中共滅亡，代之以另一發號施令的臨時革命政府。這種願景，大概是很多罵香港青年是紅衞兵的土共朝思暮想的吧？

理性是邏輯辯論，陳述證據，但理性並不止於辯論，而是要達到理性的效果。正義的人不止要與違反公義的人辯論，企圖說服不義之人去惡從善，在當他們冥頑不靈的時候，也要採取必要的抗爭手法，停止奸黨作惡肆虐。

公義的仲裁者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在無憲政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正義司法力量無法彰顯的黑暗角落、在無政府的亂世，理性是要由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e）的，這就是一般人在史書或俠義傳奇讀到的行俠仗義，或者在現代社會見到的公民抗命甚至人民革命。理性不彰，正義摧折，人民有起義以創製憲法之權，重新建立理性與自由的社會。這是很多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

寬忍抗爭，更要監察抗爭

理性不止於遵守文明禮法的規則，也包括要遏止不義與爭取理性的效果。這是香港人必須建立的自由與理性的哲理。

在殖民統治的後期，香港人不須苦心思考這些哲理，因為中英雙方有冷戰權力的恐怖平衡，而港英也克制權力，港英也受到英國議會監察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輿論制衡。

今日香港人必須放棄思想的惰性，思考自由與理性的哲理，並以之制定抗爭者的行事原則與道德。當在位者不尊重理性辯論的結果，甚至逃避理性辯論而發動統治機器愚弄人民，摧折正義的時候，抗爭者是毋須並且是不應依循理性程序的。

我們應該寬忍抗爭者用更為自由的方式抗爭，直至建立一個尊重理性辯論結果和自我克制權力的政府為止。

為了防止抗爭者濫用自由，正義市民更須積極參與，傳媒也要密切監察，彰顯輿論和人民的力量，令抗爭不至於脫離理性，也令不義的政府及早屈服，縮短失禮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