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廿二年祭：廖偉棠 - 二十二年祭

明報 2011年6月4日

從兒童節到殺青節

我們的青春期只有四天。

從天下縞素到捆心以繩

我們的血只流了五步。

但是，門口總看見你

攥着一粒鐵的種籽在等候。

但是，馬路中央總看見你

提着兩袋雪的書籍在等候。

六月的駿馬不哭之時

我睡進了它的祁連夢，

黑熱的河流不再紀錄之時

星星的鋒芒與水底的枝葉合奏。

為了子夜出生的孩子能閱讀

雪人們寫的盲史詩，

為了呼嘯着長大的孩子能

在凜冽夜露中敲響那朵鐵之花。

從兒童節到殺青節

我們的青春期只有四天。

從木樨地走到菜市口

我們的一九八九年沒有盡頭。

2011.6.1

六四廿二年祭：李怡 - 香港的希望屬於今夜點燃燭光的年輕人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6月4日

「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這是英國作家喬治．奧維爾六十年前的名言。專權統治者要控制現在和未來，就必須對歷史作隨心所欲的解釋。

這句話的另一意義，是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過去、現在、未來是相互關連的。如果六四不是以鎮壓收場，中共必然要作政治改革，這就不會讓權錢政治惡性發展以致貪腐成風，也不會造成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六四鎮壓把中共過去所有的道德規條和美麗說辭都徹底毀滅，變成毫不掩飾地把老百姓視為屁民的強權政治。所以六四直接關連今天大陸的發展，只不過我們看到的不是經濟的虛火，而是政治、社會的沉淪。

如果沒有六四及中共對真相的掩蓋、迴避，香港就不是現在這樣。中共政治若稍開明，就不會不顧基本法而對香港的內部事務肆意干預操控，港人治港不會徒有虛名，香港政壇不會一味地奴性趨向，特區政府不致變得只會製造問題而無能力解決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知所謂。若無大陸社會的惡質化發展，香港也不會受洶湧而來的惡質社會文化侵擾而陷入抵擋不住的困境。

22年來，每年的今天，香港人都有數以萬計的民眾，到維園擎起燭光，悼念六四中犧牲的英魂，表達對 22年來為百姓權利而抗爭的大陸正直人士的支持與敬意。沒有到維園的，並不表示對燭光的訴求不關心，最新的民調顯示，有 58%的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反對的只有 19%。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不僅是出於正義感，不僅因為我們繼承孫中山以來的真正愛中國愛人民而不是愛政權的傳統，還因為香港命繫中國，是因為我們知道，若沒有六四就不會有香港今天的困局。六四燭光為中國、也為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而點燃。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類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 22年強權壓制不住的燭光，顯示在內地無法公開延續記憶的情勢下，香港人在中國唯一仍享自由的地方，延續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表現出香港人對正義的堅執和倔強。在中國的強權和財力壓境之下，我們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國傳統情操。

平反六四的更深意義是「結束一黨專政」。這口號是中共在抗戰期間提過的。最近內地網站不少人轉貼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少奇選集》第 172至 177頁的文章，其中一段是：「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結束一黨專政」是符合中共革命先輩理想的。

22年的香港燭光得以延續，說明香港人這份堅執會薪火相傳，年輕一代有追尋事實真相的勇氣，是最可貴的品質。哈佛大學最近開設一門「天安門運動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吳國光教授，在一篇談這課程的文章說：「學會了記憶的年輕人，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群：他們懂得歷史，因而也易於懂得今天和明天；他們學會了思考，因而一生不會再受蒙蔽；他們具備了對於整個人類命運的關懷，因而不會墮落為僅僅關心一己私利的狹隘心靈。這樣的青春，才是頂尖的！」

香港未來的希望，不屬於在所謂國民教育下匍匐的學子，而在於到維園點燃燭光或在不同地點記念六四、尋求六四真相的年輕人。

六四廿二年祭：游順釗 - 兔年的六四--從「茉莉花革命」看中國民運之路

明報世紀版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人類很喜歡以動物言志，抒發訴求。大半個世紀前，畢加索畫了鴿子象徵和平。今年是兔年，明報曾刊載我送給朋友的賀年卡。在賀卡的「感言」裏，我因兔子默不作聲，聯想到為民請命的人被封口。那時正值中東爆發了連鎖性的「茉莉花革命」。長期沉默的突尼斯、埃及人民終於吐氣揚眉，以和平手段推翻了獨裁統治。一位法國朋友收到這張年卡後，在覆信裏寫着：「全世界的兔子聯合起來！」看到電視轉播開羅解放廣場上令人興奮的場面，我在驚訝和敬佩的心情下，寫了這首短詩《尼羅河畔的綠洲》：「循着駱駝走的路／尋找夢寐的索求／迎面是海市蜃樓／自己走出來的路／才通向古城廣場／尼羅河的新綠洲」。

「於無聲處聽驚雷」

從當年東歐那一浪到今年中東這一浪，再把中國的六四算進去，這場民主改革的海嘯，席捲了歐亞非三個地區。東歐的政改已成歷史定局，中東的情况雖然仍在發展，利比亞和叙利亞的局勢前途未卜，但是突、埃兩國的阿拉伯人民，在缺乏民主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下，雖未能說畢其功於一役，但能以短短的兩三個星期的和平示威，把騎在背上二、三十年的獨裁總統拉下馬。這驕人的成績，確令舉世刮目相看。而中國呢？這正是這篇紀念文要問的，又怎樣呢？從金字塔頂的高點，回眸看看六四22年後的中國民運，不無感慨，不得不探究一下我們民運面對的新形勢。

這次埃及群眾運動的骨幹，大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從東歐和中國民運汲取了經驗和教訓，摸索出一個適應的策略，給當權者一個措手不及的致命打擊。西方情報局在事發前夕，還沒能察覺到暴風雨快到來的任何迹象，大概因這是他們一直看好的政權吧。輿論也坦白承認，國際間竟無人預料到這歷史事件的發生！中東這場風暴，特別是埃及的，用魯迅的「於無聲處聽驚雷」來形容真是再恰當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運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因為這群年輕人，憑藉他們對局勢的直覺估計，以近乎「心有靈犀」的默契，迅速行動，所以局外人是很難捉摸的。

《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8）報道指出，「埃及的抗議，是由沒有領袖的年輕人發動的」。據說，這是因為埃及國內已沒有異議分子組織，原有的反對派都已被趕盡殺絕，所以沒有風雲人物或精神領袖出來領導。精英們的號召，常常曲高和寡，響應的很可能只限於跟他們同一層次的人，故此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其實，專政下的貪污、腐化、無故拘捕、嚴刑拷打、貧富懸殊、社會積怨、年輕人沒出路等問題，都足以構成運動爆發的內在因素，促使民眾走上街頭。

自發的「尊嚴革命」

有以為中東這兩個帶頭的運動的順利進展，應歸功於互聯網。其實那只能在技術上給行動一個快速傳遞信息的平台。這次運動的爆發，主要是群眾已忍無可忍，感到行動的時機已成熟。沒有這種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因素，互聯網也是無能為力的。六四時就沒有這一套高科技，不也一樣把群眾發動起來嗎？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不見得比開羅解放廣場的少。Roger Cohen評論突尼斯時說得好：「與其說那是一個互聯網（facebook）革命，毋寧說，正如我在現場聽到的，是一個（人的）尊嚴革命。」《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5）這幾句話，可以同樣用來描述埃及的行動。

這班埃及年輕人充滿獨立自主精神。運動是他們一手發動起來的：運動既非由逃亡人士催發，他們也沒有推舉同情他們的社會知名人物作首領，甚至避免使用國外流行的政改套語。這種態度顯示他們很有自信心，同時也能激發參與者的驕傲和鬥志，高度發揮各人的主動性。在這個宗教信仰非常濃烈的國度裏，連宗教人士也不敢公開介入，以免冒犯他們。他們是從新土壤長出來的新苗子。請容許我在這裏加插幾句題外話。2009年，剛就任的美國總統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一個玄想突然閃現：既然能以「祈望」和「鼓勵」為由，給奧巴馬獎，為什麼不考慮以同一理由，讓溫家寶和他分享諾獎，壯壯他的政改聲勢呢？看，今天他身處「絕地」，面對「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勢力的困境！（括號中的詞語，引自明報2011.04.28 中國評論）沒想到，埃及事件後，我反而為他沒得獎而告慰。來自外邊的聲援會變成阻力，令他的形象和朝野關係複雜化。「桂冠」一加，可能得不償失。當然，這純是虛構，連作為假設也不能成立。

六四的直接誘因是有源可尋的。埃及呢，在這方面真可謂一窮二白，有的只是一個長期抑制着的民憤。然而他們像忍辱負重的駱駝，默默地在苦捱，抵受着折磨。他們沒有動輒上街示威。是怕嗎？當然有點怕，但也是務實的、理性的體現，在時機還沒成熟時，蓄勢以待。事件的難預料，是因為沒有精英分子發表的綱領性言論，給外界作分析和估計的依據。

這種事前沒有具體策劃的行動，讓我想起學生時代在澳洲中部看到的螞蟻山，那都是從一顆沙子砌起的。據說，當蟻群在曠地上忙着，其中一隻碰上一顆沙子，也許可以說是「看中」那顆沙子，並得到旁邊的同伴的「共識」，就以它為「奠基石」，開始堆砌，直至到兩三米高，兩三個人才能合抱的螞蟻山。在那密麻麻的蟻群裏，我們是沒法猜出是哪隻螞蟻，將在什麼時候決定哪顆沙子作為起點的。選中那顆沙子的那隻螞蟻，僅是蟻群裏的普通一員。它不是蜂巢裏的蜂后，卻像今年一月廿五日在開羅解放廣場上，頭一個喊口號那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他不是領袖，但是他碰上那顆象徵性的「沙子」。這就是今次埃及群眾運動爆發的契機。

獻出生命的「照路人」

遊行、抗議、示威，不言而喻，都應是非暴力的群眾性運動，六四如是，埃及的一二五也如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必要高喊「流血者，請自譚嗣同起！」那樣激昂的壯語來激發群情。我們今天堅持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是為了不給敵人血腥鎮壓一個藉口。然而這僅是一廂情願，誰都沒法保證對方真的做到「君子動口不動手」，因為他們並不是「君子」。到頭來，流血不流血，要看他們的態度而定。而且他們會「惡人先告狀」，像叙利亞的官方消息，把被殺害的示威者人數減少，把軍方的傷亡誇大。獨裁者是不會輕易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四月份埃及宣布，在和平示威中的死亡數字是800人。誰能說在解放廣場取得的初步勝利，不是用血換來的呢？

突尼斯那個自焚的小販，雖然不是直接為運動獻出生命，更不是中東的譚嗣同，但無可否認，他是整個中東動亂的導火線。面對迫害而以一死作最後的無聲抗議，正如蜜蜂為了抵抗，動用它的蜂刺作生命的最後一擊。

多少先烈為我們開路而獻身，然而，只要仍是黑夜，就得有點光照着大家向前走。突尼斯那個小販的自焚，使我想起這些為我們獻身的「照路人」，我寫下了這幾句沉重的話作為紀念：漫長黑夜的路上／終有人舉起拳頭／當它作火炬點燃／把前面照個明亮。（《舉起火炬的拳頭》）

中東事件發生後，一些中國維權人士感到興奮，要吸取他們的經驗，推動有點疲乏的民運，給國人打打氣。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覺得對這事件應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寄以過多的厚望，更不要誇大互聯網的功能，以為可以馬上在中土效法。中東風起雲湧，可惜這陣春風，力不足以吹到北京的中南海。

中國跟埃及，在改革路上要克服的困難有基本的差別。我們的荊棘比他們多得多，不能像他們那樣，一下子創出個新局面。

捷克前民運領袖哈維爾說：「我們在俄國等地方，所觀察到的專制成分，跟記憶中那種純專制制度有所不同。今天的都是更為複雜，而且背後還有經濟利益的誘因——我可以說這是後共產黨體制的現象。」（2011.03.08）中國的體制基本上屬於這個現象，而突、埃只不過是那種傳統的「純專制制度」而已。

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拿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和中國同期的30年相比。只就國庫而言已見差別。前者把國民的收入中飽私囊，而中國的外匯儲蓄卻成為世界之最。另一方面，埃及雖是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是還不到中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這個數字已足以說明中國民運所承擔的歷史任務，比埃及重得不知多少倍。

今年剛好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也許可以拿清末的革命作個比喻。突、埃的起義，可以看作泛阿拉伯民族醒覺的開端，先在他們獨裁鏈裏較脆弱的環節發難，然後擴散開去，正如辛亥革命前後，革命從一些滿清勢力較弱的省份逐步擴展到其他的省份去。從這個宏觀角度看，中東的民運只剛踏出第一步，雖然是一大步，前路還漫長。相比之下，我們就不應該氣餒吧？

「憤怒但仍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

月來，北京怕中東的「茉莉花」蔓延，對維權言論全面封殺，對抗議行動則「打早打小」，務求「防患」於未然，過分誇大「危機感」。又由於在國際上舉足輕重，他們堅信就算嚴厲鎮壓，西方國家也不會像1989年發出強烈抗議和實施各種制裁。美國因言行不一，大大地削減了它在國際道義問題上的發言權。他們還另有顧忌：北京是他們最大的債權人。法國自奧運聖火事件後，對中國鎮壓維權噤若寒蟬。其他的國家，大都盡量處身事外。剩下的國際傳媒，也因中國較年輕的一代，因對六四真相模糊不清而態度淡然，也影響到他們的報道和分析。美國《時代週刊》5月2日的《世界上一百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裏，中國民運的風雲人物全部榜上無名，只得艾未未一人。

在這嚴峻的形勢下，國內一些維權人士的談話內容和語調，也出現新的適應。這樣做更能引起社會的同情和共鳴。請聽聽趙連海最近說的話：「這是能避免災難的唯一選擇。哪怕我們發出的聲音很微弱，我們也希望更多人能夠傾聽到我們雖憤怒但依然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尤其是希望當局能夠明白我們並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恐怖分子。」這句話，表面上是對當局呼籲，其實是向普羅大眾傾訴他們的善意和苦心。

我們應提醒大家，廿年來所有維權行動，包括近日上海等地的工業行動，都植根於89民運。公認這個同源，將能促進彼此間的協調和默契、合作和共識，讓各自的努力終能殊途同歸。那時候，六四平反亦將會隨之而至。

小跋

謹以《六月追思》一聯，懷念故友司徒華兄：

維權風湧 訴冤聲不絕 紫荊齊開難指日

六四龍潛 平反案無期 黃泉獨往恨非時

六四廿二年祭：張文光 - 燭光如海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今夜，維園升起六四的燭光，悼念八九民運犧牲的青年。

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焦點在於血腥鎮壓，《李鵬六四日記》透露，是鄧小平下令軍隊入城鎮壓。

然而，軍心並非鐵板一塊，更有軍人冒死抗命。

日本記者伊藤正在《晚年鄧小平》，引述楊白冰的解放軍講話，透露天安門事件中，有111名軍官「嚴重違反了軍紀」，1400多名士兵棄械逃跑。

當中，以38軍的軍長徐勤先官階最高。中國內部發行的38軍歷史，用18個字來簡述抗命：「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從來軍令如山，違抗軍令是大罪，但徐勤先拒絕帶兵進京，被軍事法庭審訊。

法庭上，徐勤先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他總結說：「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最後，他被判監秦城，5年後才釋放。

徐勤先出獄後極為低調。問起當年抗命，他直言：「沒有甚麼後悔。」儘管六四仍未平反，但人們永遠記得他的正氣和勇氣，面對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的命令，面對軍法審判仍無懼色，鐵漢錚錚，一片丹心。

軍人絕對服從，抗命絕不尋常，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曾調動東歐各國的軍隊，空降坦克鎮壓捷克人民運動。當年，波蘭的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沒有抗命，參與這不光彩的鎮壓。後來，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將這悲壯的歷史寫成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就這樣過了20年，中國八九民運雖被鎮壓，卻推動蘇東波的變天，波蘭和捷克終於革命成功。布拉格之春37周年，雅魯澤爾斯基終於說出埋藏心底的悔疚，他說：「1968年，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我直接履行了上面下達的命令，儘管意識到那純粹出於政治性動機，但仍然照做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為這個決定所累，知道它是不正確的，耻辱的，我現在向你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歉意。」

雅魯澤爾斯基遲來的道歉，更顯得徐勤先冒死抗命，義重如山。天安門廣場青年固然偉大，但徐勤先與111名軍官、1400多名士兵的良知，絕對值得人民敬重，歷史不會忘記。

就像今夜維園，燭光如海，點燃生者和死者的中國夢，怎會忘記？

六四廿二年祭：潘小濤 - 回答學生 有關「六四」的幾個問題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近日到多間中學演講，題目都是「六四」。學生提出很多問題，當中更有不少質疑之聲。〔Vic：誰說偽愛國教育沒有用呢？〕筆者作為當年「六四」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從事新聞工作後觀察了中國近20年的發展，很想回答學生的疑問。

香港學生對六四的質疑主要分為四大類：

其一、當年大學生先動手打軍警，遭鎮壓是咎由自取；

其二、與領導人對話時態度惡劣；

其三、戒嚴令之下仍拒絕撤離廣場，政府不用武力清場，如何收科？

其四、鎮壓換來社會穩定，然後才有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重提六四會破壞大好局面。某港島名校的學生也認為，錯在當年的學生，並稱鎮壓換來今天的經濟成就。

這些問題，涉及一些「六四」的基本事實，以及某些價值判斷。其實，在香港要認識「六四」的起因經過等事實，並非難事，向40歲以上的師長、父母等詢問，到圖書館翻看當時的報紙，查閱相關書籍，自然找到「大學生是否先動手打軍警」等問題的答案。筆者當年在北京見證全城上下齊撐學生，包括公安、幹部、記者、大學教授等，甚至小偷都齊心為國家為民主，實在令人感動。學生若非為了國家民族、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而絕食絕水，若他們都是暴徒，會得到全球華人的鼎力支持嗎？

至於說學生態度不好，更是斷章取義。當時李鵬會見學生的開場白已很強硬，先說自己子女不是官倒（貪污），又指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全國動亂比文革更甚，要學運領袖負責。這根本就是訓話，更沒回應學生兩大訴求──平等對話、肯定這是愛國運動，學生才打斷李的講話。

絕不能合理化血腥鎮壓

退一萬步，即使學生和北京市民率先挑釁軍隊，又或態度確實很傲慢，但他們就該受到殘酷的懲罰嗎？如果學生真的犯了法，當然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斷不會要他們流血及付出生命吧？因此，無論學生市民是否挑釁在先，都絕不能合理化中共當局的血腥鎮壓！

近日香港的僭建風波愈鬧愈大，新界丁屋、多位立法會議員的住所涉嫌違法僭建，連孫明揚、林瑞麟等局長，甚至特首曾蔭權名下物業（麥當勞道64號，廣東話讀起來就變成「勿當奴，悼六四，好！」）也涉嫌違法僭建。他們違法了，難道特區政府就應求助駐港解放軍，以坦克大炮摧毁僭建物？如此，僭建問題自然一了百了，以後也再不會有人敢僭建，但這不是瘋子所為嗎？

同理，即使當時的北京學生違法，最多只能以有限武力拘捕他們，但當局卻出動數十萬野戰軍、坦克及自動步槍，以屠殺式清場，無論迫切性有多大、必要性多高，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當時絕非只有如此才能清場。

1976年4月5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也聚集上百萬民眾，自發悼念剛逝世不久的總理周恩來，卻被當權的毛澤東及江青等人認為，悼念活動矛頭指向毛及黨中央，幕後得到鄧小平支持，於是派民兵及工人糾察隊，以木棍、皮帶等驅趕示威民眾，最後成功清場。數十人受傷，卻沒死亡，可見清場不一定如此血腥。

今日經濟成就 代價更驚人

至於鎮壓、穩定、發展三者是否存在因果關係，筆者高度懷疑，即使今日的經濟成就是當天鎮壓的果實，但成就驚人之餘、代價更驚人，不僅國家資源被瘋狂掠奪、人權被肆意侵犯、環境遭無情破壞，工人工資也被大肆壓低，並造就一個貪官橫行、特權當道、物欲橫流的社會。一個殺人犯，潛逃後一心一意從商，更因投資有道而成為超級富豪，難道我們就說：正因他殺了人，才能全力營商，然後成為巨富！

中國人傳統上習慣以成敗論英雄，所以開國皇帝多是明君，而末代皇帝都是昏君，正因為這種慣性思維，以今日的驕人成反證當日鎮壓的必要和合理，才大有市場！

這裏有更大的問題，就是價值判斷。利比亞狂人卡扎菲以戰機及導彈對付示威民眾，如果其瘋狂換來社會穩定，說不定利比亞經濟往後會起飛。但我們會為卡扎菲的野蠻鼓掌歡呼嗎？正常人都不會吧！我們明白，不能這樣對待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是人命呀！人命無價，絕不能無故剝奪別人的生存權，這就是最基本的普世價值，這就是良知，這也是人跟畜牲的最大分別！

六四廿二年祭：劉銳紹 - 崇拜強權金權 「六四」雙重扭曲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六四」，22年了。熬過這22年，一點也不「易」，政治上更看不出半點「義」。這22年裏，只有「異」，是價值觀的變異，是在官方扭曲下的雙重變異。

我很少說氣話，也不覺得上面所說的是氣話，因為中國官方在過去22年裏的表現，主要是「雙重崇拜」，從而導致「雙重變異」。

所謂「雙重崇拜」，是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22年前，官方在「六四」鎮壓後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任何官方認為不穩定的因素，都要扼殺於萌芽狀態。那時候，有些人認為當官方站穩陣腳，經濟和政治形勢稍為穩定後，就會逐步放鬆，繼續走開放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道路。可惜，這種屬於良好願望的估計沒有成為事實。官方沒有因為經濟形勢好轉而增加政治改革的信心，沒有因為操控的權力愈來愈大而逐步放開人民說話的空間，沒有因為國際地位上升而容納世人公認的價值觀。

官方把法律盡情踐踏

所以，22年裏，政治原地踏步，甚至倒退。1987年開始在中央委員會進行差額選舉，但今天仍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擴展到政治局的選舉（越共改革在中共之後，但如今越共的總書記也實行了競爭選舉。中共高層會否汗顏？）。同年，中共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黨政分開，但如今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主任，都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兼任，毫無保留地把黨的意志凌駕在人大和政府之上。光是這兩點，已充分說明中共在過去22年裏非常果斷地倒退，從反面角度應驗了「一往無前」之句。真的是沒有前進！

即使是可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梳理民怨的民間組織，也沒有因為社會的實際需要而得到官方網開一面。這類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由1989年的20多萬個增至1998年的70多萬個，維權活動不斷增加，令官方感到威脅了。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民政部馬上發出《關於在社會團體中建立黨組織的通知》，要求在民間組織常設機構專職工作人員和長期兼職人員中，凡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必須在2000年6月30日前建立黨的組織，也就是最基層的黨細胞組織。一來要基層黨員「思想見面」，互相監控不能異化；二來藉以監控這些民間組織活動。試想，連自己的黨員也信不過，中共的自信心哪裏去了？

近年來，官方心理虛怯更表露無遺。劉曉波事件、艾未未事件、趙連海事件、馮正虎事件、胡佳事件等，毋須多說，已驗證中共患上了超級心臟病。民間舒一口氣，官主當作十級颶風；民間一個噴嚏，官方視為十級大地震。上述事件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官方已毫無顧忌地把法律盡情踐踏，即使無法自圓其說也在所不計。這不是崇拜強權又是什麼？

以經濟控制人民政治權利

崇拜強權是官方歷來的慣性，但過去22年裏，官方還突顯了另一種崇拜，就是崇拜金權。隨着中國的經濟上升，官方愈來愈感到可以通過經濟權的控制，來控制人們的政治權利，甚至改變或影響國際上的遊戲規則。後者無可厚非，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規律，歐美國家都是這樣做。但如果通過經濟來控制人民的政治權利甚至話語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濫用，回到封建朝代去了。

近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局試圖利誘「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希望用錢來解決問題，但「六四」死難者家屬最關心的真相和責任問題，卻置若罔聞。其實，這種手段在「六四」之後幾年曾經試過，但沒有奏效；如今，官方更加財雄勢大了，於是照辦煮碗。但是，夷齊恥食周朝粟，陶潛不折七尺腰，「天安門母親」也不會棄節屈膝。官方的利誘，只是一種崇拜金權的徹底暴露而已。

回顧過去22年，官方崇拜金權已令中共變質。大批黨政幹部脫去烏紗帽，換上企業家的帽，在黨政和企業的雙軌制下，盡撈油水。以1993年的中共統計，私營企業主的背景中，56.8%是黨員幹部；1995年，黨員幹部也佔了44.8%。這兩年是黨員幹部轉營的高峰期，可以看到崇拜金權已是主流趨勢了。

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結合起來，形成了「六四」之後的雙重扭曲，很多問題都傾向用錢「私了」。一些法院可以在判案後代追債務，從中抽取「辦案費」；官員擊斃「屁民」，可以賠錢了事。民怨如洪水暴升，強權金權能擋多久？不得而知。

何日能見：經改與政改齊飛，官心共民心一色？

六四廿二年祭：孔捷生 - 血路1989 (節錄)

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 2009年4月第一版

十五、

一切無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敗退下來的人群悲憤地向廣場核心攏聚。那是最後未曾淪陷的營地。那裡的年輕志士從未進行過抵抗，他們只是靜靜地坐著，手挽著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決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懼，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們准備好了頭顱和熱血，去完成一場永載史冊的大獻祭。

我沒加入人團，衰疲之極地在廣場西側路邊樹影底坐下來，止不住痛哭失聲。有生以來最徹底的幻滅感佔據了迷茫的大腦。

我彷彿從來就是生活在夢裡。那些兇猛的掙扎、遙迢的跋涉，連同那些虛構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過是一個永恆的宿命漩渦中的無效運動。如同一匹青銅鑄就的奔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裡作想像的馳騁。

這是整個民族的宿命。

銅牆鐵壁般的重圍中，廣場廣播站還編織著學生式的幻想，呼籲「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們的子弟兵，決不能用槍口對準人民……」頭遍喊話軍隊來不及作反應，第二遍廣播，對方就斷然答覆以一輪槍聲，打得紀念碑白煙直冒。廣播也結巴起來，結果未能唸完。確實也不必再唸了。

各路大軍集結著，作某種部署，未有進一步動作。廣場上聚集的學生和民眾約七至八萬人。大限將至，無人畏懼槍口和死亡。短暫的悶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戰的決心，執木棒竹棍的明顯多起來。學生廣播站不得不再作呼籲，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則。然而，屠刀之下，無論此或彼，結果都是同一的。這是無可改變的冷酷事實。

……

十八、

為了驅走黑燈後的恐怖，為了表達不屈的抗爭，民眾點燃了拆卸下來的廢帳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廣場上騰起熠熠紅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學生們的旗幟、一張張殉道者沉毅的臉，火光中痙攣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槍口的森林……一切都構成了一幅色彩濃烈斑斕、情景悲壯至極的油畫。

受到火光的召喚，大批在外圍遊走和觀望的市民紛紛向紀念碑附近集結。他們或許有生的強烈慾望，卻決不能坐視骨肉同胞去死。中國人骨髓裡最精華的物質成份，這瞬間轉化為最美麗光輝的精神，在這個生死場驀然輻射出來。

中國人，你為何只能壯壯烈烈地去死，而總不能壯壯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紀念碑約百餘米，站兩堆大火中間，目睹了這場氣吞山河的民主運動的最後時刻。

密麻麻的臉龐像被貼在人民英椎紀念碑座上，那樣年輕，放著紅光，蓽剝燃燒的大火，宛如死神舉著冥燈，在活人中尋找著垂死的恐懼，然而它什麼也沒找到。

你來吧，來殺我們吧。每張臉都這樣寫著。

無論他們是生是死，他們都是永恆的。我這樣覺得。

光和影的猛烈搖動中，響起一個聲音：「同學們，同胞們，我們這次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流了很多血。中國人的血流得太多的了……」這是侯德健。他呼籲學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這將是這次運動的又一勝利……他的話不時被一些噓聲蓋過：「怕死的快滾！」過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陳詞：「我相信，今晚在廣場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我們都不怕死……」我看見好像有很多人哭了。侯德健說，他已和戒嚴部隊的指揮官接觸和談判過了，對方表示「清場」是絕對的，至於侯提出的和平撤離，軍隊已同意，但要儘快撤離，軍隊無意再等，侯德健懇求道：「同學們，讓我們最後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離廣場作一次表決。」侯又說，已經沒有時間去舉手表決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來決定吧。接著劉曉波（大概是他）也在廣播裡作同樣呼籲。首先站出來支持撤退的是抵抗軍隊最悍勇的「工自聯」代表。

我聽不清贊成或反對的聲音哪邊更響亮。總之，學生陸續起立和移動了。

十九、

4時30幾分，廣場燈光大亮，成串紅色訊號彈劃過夜空。大批裝甲車和坦克震耳欲聾地駛入廣場。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著衝鋒槍踏著帳篷的殘骸推進。學生還未撤離紀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擊隊已蜂擁衝上來，用槍指嚇學生，粗聲喝令著什麼。亦因為這隊兇狠的軍人阻隔，我未能隨大隊從廣播所指的東南角撤走，便退回廣場西側，這裡有大批民眾堅持不走，要親眼望見紀念碑上學生隊伍撤光才退出險地。

學生廣播站最後的聲音是一句未講完的話：「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旋即槍聲怒響，微茫的曙光中看見紀念碑身石屑四濺，所有喇叭同時被打啞了。

學生的撤退在繼續。時間和他們的步履同樣是那樣沉重。我已望不見他們撤下紀念碑後的情況。倒是我這一側的民眾發現正是那支「投誠」部隊出來扼守大會堂南門的路口，軍官疲憊而滿不情願地指揮士兵一字排開，把路口封死，士兵沒怎麼動，一個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開。群眾已將稍早那幕軍民對泣的煽情劇置諸腦後，深深的仇恨已令他們憎厭一切大兵。他們怒罵著，更質問：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嗎？堵死口子抓我們去領功呀？軍官木然無反應，亦不再敦促部屬動作。於是大家更放膽不走，駐足觀望，連外國記者在此留守軍人也無干涉。他們和十餘步外另一隊挎槍持鐵棍（不知幹什麼用）的友軍全無聯絡，很孤獨而沮喪的樣子。

紀念碑上的學生旗幟終於隱沒在東南的煙霧中。廣場上廢帳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車隆隆推動，沉重地輾壓著一切。

什麼都結束了。

二十、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為飛灰的只是人類的一個並不新鮮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國已喊了一百年。先後招致來鬼頭大刀、絞索、馬刀、高壓水炮、槍桿子、水牢、勞改營……最後是大砲、坦克、裝甲車。怪的是，她的敵手越來越強大了，而她自己卻始終是個飄渺的夢。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道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

──北京國際電臺6月4日英語廣播廣播員李丹

「《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勢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北京這一夜》載《人民日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

連同中央電視台當晚播音員的一身黑色喪服、紅腫的眼睛、念悼詞般的喑啞聲音。所有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議，匯成了中國最黑暗時分衝出民族喉嚨的怒吼。

然而，這都比不上學生隊伍撤退時那悲壯場面教人摧肝裂膽，真是天地為之動容。

5時45分，我撤出廣場，返回家中，恰好從東南角撤退的學生隊伍折回前門西大街走向西邊大學區。同學們臂挽臂，互和攙扶，個個淚流滿面，悲憤欲絕。很多人渾身血污，隊伍中還有擔架，不知是昏迷者還是重傷者。逶迤的隊伍有的還嘶啞地唱著《國際歌》，多是拼盡全力地吶喊：「罷工罷市！」「中國人站起來！」迎面又開來一支軍隊，仍向廣場進發。學生齊聲怒吼：「法西斯！」「劊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憤之淚更如泉湧。這時，所有高層住宅的窗戶都敞開，居民不論男女老少都探著身子和學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劊子手！」……居高臨下的強大聲浪鼓應著學生因悲痛、憤怒、衰疲而變形的嘶吼，悶雷一般向前滾動。

路兩旁的市民看見學生衣衫稀爛、血跡淋漓之慘狀，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當場脫下自己的鞋子，給隊伍中光穿著襪子或只剩一隻鞋的學生穿上，有的婦女脫下外衣，給衣裳撕爛得不忍卒睹的女學生披上。高樓一扇扇窗戶裡，居民痛哭失聲。

天地同悲。是為中華民族的黑日。

……

二十一、

「我作為戒嚴部隊某部負責人，從始至終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我首先鄭重說明，6月4日凌晨4點半至5點，戒嚴部隊清場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也沒軋傷一個人，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

──解放軍李之雲大校答外國記者問。載《人民日報》1989年6月21日

現在轉入一個千百萬中國人和更多的外國人所關注和困惑的問題──何謂「天安門流血事件」？到底有沒有「血洗天安門廣場」？

不要說因空間和時間所阻隔的人們，連我這現場見證人也一度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當我和無數身歷慘變的人們為那場令人發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憤恨的時候，傳媒的焦點竟集中到廣場上有無射殺和輾死人的命題上去了。於是中國官方和外間的譴責者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論證和反論證的漫長爭辯之中，迄今猶未了。

這場爭吵有什麼實際意義？試問在西長安街這條血路槍擊車軋學生與平民，或在東邊建國門及南邊珠市口殺人於市，和在廣場上殺人有什麼質的區別嗎？這場駭人聽聞的殺戮行動是鐵鑄血寫的事實，讓全世界同聲抗議這滅絕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糾纏於某個局部的的問題。

然而，這場大論爭是那樣持久和刺激，我終於也動搖起來。是不是廣場也發生屠殺而我沒看見呢？那些「機關槍掃射」、「廣場血漿成寸厚」的說法是出於自謂「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人之口，不論其出於何種原因而堅執此說，都是不可信的。如此規模的血腥清場，我不可能看不見、聽不見。然而，我確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終在廣場西邊活動，東半廣場及學生撤退時的通道，我一直未能目睹。但「血洗廣場」的輿論是如此強大，連一些說過「沒有看見」的身歷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別的什麼原因改口了。我揣著疑團，在逃亡過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來當晚他也在廣場。對證之下，我們所見是一樣的。但恰巧他也在西邊廣場，只不過比我早撤走半個鐘頭……故此，我只能堅持自己的結論。並且不去假設沒有侯德健及紅十字會人士於千鈞一髮間的談判努力，廣場將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來聽聽中國當局說法。

屠城之後，官方傳媒指天發誓說「廣場上沒響過槍」、「沒流一滴血」。不幾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攝影記者刻意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彈洞攝入鏡頭，這無聲的畫面戮穿了當局的謊言──幾億中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這說法，並在表彰「共和國衛士」之「英雄事跡」時，說最先衝上紀念碑的軍士如何開槍打啞了學生廣播站的喇叭，並用槍口指喝學生「趴下」（事實上在此之前，紀念碑己遭槍擊多次）。等等。

坦克和裝甲車來回輾壓了學生的帳蓬。當局說「事先已檢查過裡面沒有人」。這點我非但沒懷疑，而且認為當晚廣場上的險峻形勢，猛烈的槍聲，熊熊的大火，每個人的生死都懸於一線。如此時刻，帳篷裡根本不可能還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證實了帳篷裡確有一個嚇昏了的女學生和一個疲極而眠的外地學生，都被軍人喚起趕走。

我確信就廣場而言，「輾人」並無其事。

至於說廣場上「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這未免太過急切洗刷自己。此說無法解釋學生隊伍撤出時的滿身血污。事實上，學生有秩序地撤離時，遭到軍人棍棒交加的痛毆，我所認識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芳就被掄了兩大棍，推倒在柏樹牆下，更多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軍隊既一路殺戮而來，又何必諱言那對政府來說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門廣場上有無殺人這個老問題上。我多麼希望把這場冗長而無謂的論爭立時結束掉。它實際上已變成一個捉迷藏的概念遊戲，恰恰是中國官方最歡迎的遊戲。

當北京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對六四屠殺雖絕無悔意，卻竟為各國的譴責和制裁而煩惱的時候，外間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責，正好給那些元凶一面聊勝於無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詞地反駁人家是「胡說八道」，「無中生有」，是「天方夜譚」；也正好幫他們迴避了實質性的問題──以坦克戰車、機槍、自動步槍和開花子彈（隸屬軍方的北方工業公司人士指證這種子彈由保定一兵工廠製造）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已遠超一個國家的「內政」，而是對國際人權和公義的粗暴蹂躪。這種在本世紀中葉已絕跡的野蠻行徑，才是那些屠夫必須受到審判的歷史罪孽。

讓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世紀末發生的這場人類悲劇吧，不要再向劊子手求證在或不在某個地點殺了人，它的發生地點是確鑿無疑的，就是中國的北京。

……

六四廿二年祭：程翔 - 「六四」以來中國政局三大敗象

──「六四」22周年感言
2011年6月3日

【明報專訊】「六四」屠城，至今已22周年。22年前筆者一個預言，今日被太多的實事證明了。可以說，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均源於22年前的屠殺。筆者覺得，22年來中國政局出現三大倒退現象。

倒退一：貪污氾濫 道德淪亡

當年「六四」時，看着坦克車把學生「反官倒」的訴求輾壓下去，我就立即有種感覺：既然坦克車輾壓反貪污，那就是在為貪污開路。我當時就預感，貪污從此會一發不可收拾。這個預言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今日貪污已成為制度的一部分，在此影響下，不但貪官無所忌憚，就連小學生作文寫「我的志願」時，竟然也希望「做一個貪官」（1）。這件小事最能反映出中國社會的道德程度。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因果關係：

‧坦克輾壓反貪的學生＝用坦克來保護貪污、保護貪官，這必然導致：

‧貪污成為常態、能貪成為成功的標誌，這又必然導致：

‧全社會道德淪喪，所以出現連小學生都羡慕貪官並立志要做貪官的道德淪亡現象。

倒退二：國防軍淪為黨衛軍

中國軍隊從保國防軍淪為黨衛軍，是從「六四」開始。「六四」之前，中國軍隊的任務是保家衛國，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這從「六四」之前的《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可以看出來（除了「文革」極端時期外）。「六四」之後，中國軍隊多了一個任務，就是保衛共產黨的執政權，換言之，從對外防禦增加了對內鎮壓的功能。

「六四」後不久，江澤民在1989年12月17日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會後發表題為《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紀要，指出解放軍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軍在鞏固國家政權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要求軍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勝利完成保衛國家安全與維護社會穩定的光榮任務」（2）。這是中國軍隊要從事內部「維穩」的開端。

胡錦濤接班後，繼續強化軍隊的黨衛軍角色。2005年9月28日，胡錦濤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最重要的第一條就是「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3），這就明確地賦予國家軍隊鎮壓人民的任務。使軍隊向人民開槍成為合理合法（合乎共產黨的理和法）的做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軍隊的耻辱和不幸。中共用人民的錢養一班打手來欺壓人民，這不是大倒退嗎？

倒退三：中共明目張膽地化公為私，掠奪人民財產

「六四」後，天安門學生的血間接促使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分崩離析。當時眼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崩潰，中共惶惶不可終日。為保自己的執政地位，不惜掠奪全國產業據為一黨私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背景。1991年，中共發表了一份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制定了整套應變策略，其中第一次提出「黨管財產」的策略（4）。

該策略的第七部分的標題是：「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明確指出「黨管財產經濟，成為所有者」。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明目張膽地要把全民所有制下理論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轉化為黨的私產。

它提出的理由是，「黨管財產經濟有利於維持穩定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設若黨成為龐大的利益主體，它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施加各種影響，政治操作上可有較大的空間」，又說：「歷史經驗證明，在東方國家，如果沒有一支先進的、掌管一定財產的、有運作能力的部隊，穩定將無法維持，現代化將難以實現」。

在這個政策引導下我們看到歷史上僅見的大規模的財產轉移：

‧國有企業所有者：從（理論上）國家所有轉移到（實質上）中國共產黨所有；

‧中國共產黨所有：從（理論上）歸全黨轉變為（實質上）中共領導（即高官）所有。

正因為這個轉移，我們目睹這22年來高官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流失亦以每天「一個億」的速度流失（這還是1990年的統計，現在這個數字當不止此）。

這三個倒退，造成中國今天我們見到的種種社會問題。所以我說，今日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均源於22年前的屠殺。

1. 2009年9月1日的開學日，廣州市有媒體採訪了當地一所小學的學生，談及將來的志願時，一個只有6歲的小學生竟然答出一個「我要做貪官」的志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此事引來了不少人的熱烈討論，大部分人認為小朋友只「折射」出現實世界的「公開秘密」，也有人將小孩子的價值觀被扭曲歸咎於病態社會，產生畸形的人生價值觀。

2. 全文見中共中央轉發總政治部《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通知（1990年2月16日）。

3. 其他的是：「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撑，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見2005年09月29日《解放軍報》。

4. 當時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在黨、政、軍各系統內部發表。

蔡子強 - 對着高牆說話——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

2011年6月2日

【明報專訊】過去兩個多星期，政府接連就香港選舉制度及相關安排，宣布了兩個新建議。

首先是5月17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提出，2012年後，所有直選及超級議席議員，若在任內辭職或因其他情况出缺，將不再安排補選，改由上次選舉中得票最高但落敗的候選人自動遞補。

接着是5月24日，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出新的選舉活動指引，建議互聯網上的電視台及電台節目，製作與選舉有關節目時，都須受到「平等時間」所限制，即是要讓每名候選人享用同等的宣傳時間。

有關敗者替補的荒謬之處，馬嶽在5月24日於本版寫的那篇〈輸者替補曠古絕今〉、沈旭暉在5月28日於本版所寫的〈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以及昨天吳靄儀於本版所寫的〈民主無價維權有責〉，已經寫得很詳細，筆者毋須再作補充。

退一萬步，你真的要堵塞公投，也可以找一些更文明的做法，參考一下外國採用比例代表制下的替補經驗，而毋須做得如此醜惡的吧﹗

官字兩個口 強權壓倒真理

至於選管會的所謂「平等時間」原則，如何扭曲BBC的經驗、如何矮化政黨和嚴肅認真的候選人、如何讓媒體無所適從、如何在現實上根本從未認真的落實……過去十年我已經多次撰文一一指出過，亦特地在選管會的公開諮詢中，不止一次的提交過意見書，但卻都如石沉大海。

今次選管會又把所謂「平等時間」原則，擴展至網絡，我當然可以把我以前寫過的，再寫一次出來，但這又有用嗎﹖這真的讓人十分氣餒，氣餒得連那一點搬字過紙的氣力也失去。

我夠膽公然說一句，如果選管會的諸公夠膽走出來和我作公開辯論，他們一定會理拙詞窮，一敗塗地。

過去20年，鍥而不捨的，寫了這麼多有關選舉制度的評論，著了兩本有關選舉制度的專書，但最後還是官字兩個口，強權壓倒真理，還有什麼好說。花那麼多心力去研究選舉制度，參考外國經驗，是不是真的徒然浪費氣力？反正對着這樣的一個政府，這樣的一個曾蔭權，這樣的一個林瑞麟，你還可以有什麼指望？說什麼道理也是枉然。

「不眠憂戰伐 無力正乾坤」

對着一道高牆說話，是不是真的很傻呢﹖

魏晉南北朝期間，政治日趨腐敗，歪理惡行乖張，知識分子無力感與日俱增，借兩句後來唐朝詩人杜甫的詩句，正是「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知識分子漸漸轉抱一種消極避世的態度，轉而退隱山林，不問世事，喝酒佯狂，裝瘋扮傻，成了一時的風氣。「竹林七賢」便是箇中代表。

朋友陳健民也寫過：「面對日漸潰爛的管治環境，讀書人如我者已漸失耐性。最近看費振鐘寫的《墮落時代》，談明代文人無力挽救腐敗的政治和走入死胡同的儒學，紛紛投入狂禪、縱慾或隨水泛舟的生活中。」

作為一個研究選舉與選舉制度的學者，眼看香港的選舉制度，愈改愈壞，慢慢變得千瘡百孔，非驢非馬，卻痛心無法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介入，也慢慢真的體會到前述那些知識分子的心境了。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六四廿二年祭：林輝 - 燭火不滅 歷史不忘

2011年6月1日

【明報專訊】六四事件匆匆22年，又到了為之紀念的時間。這些年來，不時有人會為中央政府在八九年的作為強作辯護，混亂歷史，為行使暴力的政府開脫，那是一種不願面對醜陋歷史的焦慮。另一方面，不願忘記六四的香港人，卻呈現着另一種焦慮——忘卻的焦慮。因此新聞會偶有報道年輕人怎看六四、教科書怎樣教六四；更會訪問忘記了／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內地人，又或是為找到沒有忘懷六四、來港參加遊行集會的內地人而慶幸。

對六四的記憶 最難解的糾結

六四是香港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它不但同時盛載了香港人對國家的關愛和恐懼，過去22年的香港走過的路，也與六四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今天最當紅的政治人物和高官，大概不少也曾為六四事件徹夜難眠，在歷史上也能找到他們說過的話、表過的態，然而今天他們都背叛了過去的自己。他們愈不願談論六四，愈表示六四仍是香港的一個傷口，也許結疤了，但按下去仍會感到疼痛。過去22年來，每年數以萬計的巿民，風雨不改在維園集結，正是以行動提醒自己、證明自己，並未忘記當年曾對這個運動投入過的熱情和信念。對六四的記憶，是許多香港人與「中國」之間最難解的糾結。

為什麼不能忘記？因為它不光是內地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而且是一件未了的事。當年的遊行、籌款、哀慟、移民，都是香港人真實無比的歷史。八九年春夏之交，許多香港人第一次感到自己與中國有關，第一次感受與遙遠的同胞同喜同悲，第一次以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在這邊陲之地影響內地——即使也許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六四過去，那種「身困於此處，沒法與君一起並肩上」的無力感，如冤魂一樣纏擾着我們；香港人可以做的最具體的事，就是讓記憶不致在專制政權統治下消失，於是我們每年一次於維園聚集，手捧燭光，讓當日在北京發生過的事，繼續存在於國土之上。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但讓這點燭光不致熄滅，卻是我們最基本應該做的事。

吳靄儀 - 民主無價 維權有責

2011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推出的「替補機制」，企圖一舉廢除了立法會地區補選，包括上年新增設的區議會超級議席的補選，於任何民主政治體制來說，這都是一個重大的改變，而當局直認不諱，儘管這個建議有很大的爭議性，政府也不擬先行諮詢公眾，反而預算快馬加鞭，直接交立法會通過，2012年10月生效。快刀斬亂麻，充分顯露當局已不顧顏面，不避嫌以強權達至政治目的。

輿論已普遍指出政府的建議的種種荒謬之處。由得票最多的落選者補缺的做法，舉世所無。依照這個思路，則曾蔭權萬一「腳痛」，特首出缺，是否由梁家傑補上？「政壇上一星期已是很長的時間」，設若出缺在上屆選舉有年之後發生，何以見得當年落選的最高得票者，就是今日民意所屬的替補人？若大違民意，是否要馬上進行罷免行動？

更何况，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當選就是落選，沒有「候補議員」這回事，替補機制，實質上將立法會選舉中的落選者變為該區的「候補議員」，這個轉變，嚴重改變了立法會地區選舉的性質和遊戲規則，豈能沒有充分理據、沒有透過諮詢達至的民意共識為基礎，說改就改？

當局的建議 邏輯不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呈交立法會憲制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以「堵塞」五區公投的「漏洞」為藉口，辯稱替補機制，是為了杜絕再有議員「玩嘢」，動不動辭職觸發補選，浪費公帑。但誰也看得到，當局的建議，根本理據薄弱，邏輯不通，強行立法，更是程序不當。

如果要提防的是再有議員無故辭職，為何連帶因喪失資格或逝世而出缺，也照樣不容補選？難道逝世、喪失資格也是「玩嘢」？就算認為五區公投的辭職補選不足法，也不等於認為不會有正當的辭職理由，所以的辭職都屬「玩嘢」，必須杜絕。

當局又以五區公投只有17%投票率，作為市民不認同補選的根據。可是，即使照當局的說法，市民不認同的只是五區公投，幾時有表示過支持廢除一切補選？如果投票率低是取消選舉的理由，那麼上屆有14個功能議席根本沒有選舉，自動當選，為何不廢除這些界別的選舉？

為何不容市民發言？

回歸後，除了五區公投之外，立法會地區直選還有過兩次補選。2000年，程介南選舉期間出事，當選之後隨即辭職，該次補選，余若薇大敗鍾樹根，投票率為33%；2007年，馬力逝世，隨後舉行的補選，結果是陳方安生大敗葉劉淑儀，投票率為52%。足見補選為大眾支持，踴躍運用手中一票，絕不覺得是勞民傷財。為何只因一次投票率低，就足以否定了香港自有民主選舉以來就存在的補選制度？還是「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因為立法會補選無助於政府擴張勢力，就索性一拍兩散？

再者，若如當局所說，2010年五區公投是因為得不到市民認同，所以投票率歷史新低，那不正好證明補選能反映民意，有重大憲制意義麼？又怎能說是浪費公帑？民主無價，市民的投票選擇權不值得1.5億，難道特區政府官員的厚顏無恥才值1.5億？如果金錢至上，何不索性廢除選舉？

補選，是由選民以手中一票，決定每次出缺的席位由誰補上；替補機制，則是將選擇權交付自動機制，到時即使全民皆曰不宜也莫奈何。應由選民決定，還是付諸自動機制，這個重大抉擇，為何當局不容市民發言，就獨行獨斷？

如人民也放棄才是最大悲哀

在五區公投中投了票給5位辭職再選的議員的50萬選民，肯定傾倒性地反對廢除補選，270萬名選民沒有投票卻不能被說成都是支持廢除補選。司徒華高調表明他不會在五區補選中投票，難道這就代表他若在生，今天也會認同補選當廢？

真的要理性討論，當局的替補機制根本不堪一擊，但可悲的是儘管其動機卑下，路人皆見，這個政府仍面無愧色地推出這種東西，因為倚仗的根本是強權而非公理。更可悲的是，立法會不但制衡無力，而且還有那麼多議員爭先恐後為廢除補選邀功。

除了群眾的抗爭，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特區政府公然剝奪香港人的補選權？只要香港人心不死，強權最終也不能得逞；如果人民也放棄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沈旭暉 - 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2011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筆者對香港政治沒有研究，這裏只是拋磚引玉地談談國際政治通識題：假如某國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當選人在任內因為種種原因喪失議席，議席以往由補選填補、或由同一名單中人填補，現在卻變成讓落敗名單的最高得票者（或最大餘額者）補上，會產生什麼後果﹖按字面演繹，這方案有以下變種：

案例一﹕

A國有政治暴力傳統，以往議員被暗殺後，選民多選擇他／她的家族成員來替補，是為寡婦政治。新制不但沒有了這選擇空間，而且選民心裏明白自動填補的落敗候選人，很可能就是議員被殺的幕後黑手。從此選民對選舉暴力態度更犬儒，暗殺之風大起，有能者逐漸發現新遊戲規則，也就是情願高票敗選、再勒索當選人，比當議員更實際，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後補議員治國制」。

案例二﹕

B國存在不少激進小黨，例如主張分離主義的、恐怖主義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它們支持者極少，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當選，但選民有時會通過投票給它們宣示對現狀的不滿。設想選區甲有兩個席位，兩大黨各得票49%，恐怖政黨得票2%，但大黨當選議員忽然病逝，僅得2%民意支持的狂人就會進入議會，因為只有他有上次選舉的「餘額」。這政黨取代了獲49%認受的主流政黨，忽然得到在全國舞台表演的機會，整國文化開始被扭轉。

案例三﹕

C國議員海外訪問期間集體遇上瘟疫，大半議員病倒，失去議事能力。正常情况下，他們會辭職養病，但在新制度下，他們的位置很可能被對手填補，朝野比例就會顛倒過來，現政府就會倒台。因此病重議員被所屬政黨勒令不得辭職，但他們真的病重，議會不夠法定人數開會，國家出現「瘟疫政治危機」，全國陷入癱瘓。

案例四﹕

D國某大黨主張墨家式苦行走入群眾，選民對它的候選人都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們就是犧牲了，也有繼任人弘揚同一理念，而根據慣例，這黨的最受歡迎明星都不會參選。在新制下，這政黨所有當選議員在選舉翌日集體探訪礦場，不幸全數意外身亡，剎那間它的民望大升，假如舉行補選，勢必得回所有議席。但政府堅持新制，擔心補選變成對這政黨的信任公投，結果這大黨的所有授權只被行使了一天，就消失無蹤﹔本來不存在的革命之火，卻無緣無故出現了。

案例五﹕

E國有強烈利益輸送文化，在舊制度，買賣雙方只能在當選人之間討價還價，但在新制度，還價的空間被無限擴大，因為議員依然可以通過辭職，讓同一陣營、排另外名單的新人接班﹔不同陣營的議員，也可以用備用議席來討價。例如當辭職替補不用再經民意重新授權，政黨就可以通過讓自己人辭職、加冕對方一個新議員，來換取一條法案通過、或僭建樓十間，餘此類推。結果新制度比舊制度更鼓勵議員不斷辭職，而最終留在議會的，可以全是只有數百票的「補上補議員」，是為密室政治的佳音。

案例六﹕

F國政府有委任議員加入內閣的習慣，以往議員接受委任，議席不是進行補選，就是由所屬政黨填補，因此議員和政黨一般表示歡迎。在新制度下，議員進入行政機關，卻要自動把席位讓給競爭對手，等同弱化了同一政黨對立法機關的控制，這是自毀的行為。自此政府不會讓旋轉門對自己人轉動，反而要很給力的委任敵人進內閣當擺設，以強化自己的議會實力。

以上案例都是有所本的，使用「落敗遞補制」的其他可能情况還有不少，每一個都有違一般人的普通常識，每一項都是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都不會出現的奇聞，可見這模式創意無限，等閒之輩是想不出來的。它的發明者必會在國際政治教科書佔一席位，屆時亞洲國際都會出品的「香港模式」就會流芳百世，香港學者也得沾光被當作它的代言人，真是教人想起也興奮啊﹗

Vic：香港到底要墮落到什麼程度？

強推偽愛國教育，香港回歸野蠻中共

Vic：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唸了一年「愛國中學」，學校指定學生閱讀的報紙是《文匯報》，每天有一小節讀報時間，但整年下來，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國教育」。因為只唸了一年，加上年少無知，我當然不清楚香港的「左派學校」實際上如何教導學生愛國。

香港人向來多數看不起「左派學校」，因為港人熱愛自由，多數反共。但此一時彼一時，溫水煮蛙、死得舒服，因為「主權回歸」，香港一些珍貴的普世價值觀逐漸消亡，而多數港人無知無覺，甚至為祖國盛世歡呼讚嘆；民意調查也常顯示，港人高度支持北京政權，信任中央政府多於香港政府。

香港一些倒行逆施的作為，令人難以置信。例如每天在電視新聞報道前播國歌，說出來連大陸同胞也難以相信。如今特區政府強推偽愛國教育，其實是要將所有香港學校改造為「愛國學校」，以後全港學校，無論名字是皇仁還是英皇，其實都是香島培僑漢華福建。（哈羅及其他貴族／國際學校除外，這些學校如同座落租界，不奉特區政府號令，是專門留給富人與權貴，讓他們的子女接受普世價值教育，享受不愛國自由的。）自由人有不愛國的自由，但以後香港平民百姓的子女，只有在學校扮愛國的自由。

如今港大畢業的教育局官員連這種話都說得出來：「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這些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真是太好了。香港終於真的要回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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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 - 愛國評估
明報．三言堂 201年5月24日

小一至中六必修的國民教育科，聲稱沒有校內試也沒有公開試，學生以為可以當「閒科」來讀，但只要細閱這份諮詢文件，會發現有很多「唔對路」的地方。不用考試，但卻要巨細無遺地對學生作出評估，是令人最擔憂的一例。

評估分三方面：教師觀察、學生互評、家長評估，對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表現，寫下巨細無的評估資料。

例如：同學有否「認識國家發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有否「關心國家的未來及人民福祉」？，有否「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分認同」？「非常同意」「部份同意」「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老師要作出評估。

子女有否「提高了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有否「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家長也填寫評估表。

「關心國家的未來和人民的福址」？胡總和溫總能否準確地告中國人民，他們的幾千萬幹部有這個情操和水平嗎？

「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家長可以根據甚麼客觀標準填寫四個級別的評估表？

如此抽象又主觀的所謂評估，已經夠老師家長為難了，最攞命的還有學生互評部份：你哋認為陳小明同學「有沒有表現出優秀的公民和國民素質？」我哋先討論，然後再寫下評語。想像一下這會出現甚麼光景？是言不由衷的奉承讚美？還是互相揭發的撕咬批鬥？這與文革時期的政治思想生活會有何分別！

這還不止，還有一份總其成的「學生學習表現評估報告」，由個人、小組、家長和教師分別評估：「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樂於作為中國人」…「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裝備自己，為將來能貢獻國家而盡一分力」…「考慮配合國家的需要，規劃自己將來的發展」…同學是「經常做到」、「間中做到」、「偶然做到」還是「很少做到」呢？請寫下評分。

像不像一份入黨申請書，黨員評估表呢？問題是，這種打開腦殼檢查思想，挖出心臟看看是否夠紅的評估，其結果是用來做甚麼呢？對學生的成績、操行、升學、就業將會帶來甚麼影響，我們能掉以輕心嗎？


吳志森 - 「你今日自豪咗未？」
明報．三言堂 201年5月21日

推出國民教育諮詢文件後，網上開始流行：「你今日自豪咗未？」

整個國民教育的主旨，是要學生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身為中國人感到高興。無論是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見到國家隊獲奬，都要心情振奮，激動無比，自豪高興從心底油然而生，不能只是內心感受，還要大聲說出來。

在「我為國家隊打氣」的教案裡，老師不停追問學生：

「世界盃國家隊落敗，你有沒有像他們一樣的反應？」

「奧運頒奬台上，當國歌高奏國旗升起，你有甚麼感受？」

最難頂的是以下這個問題：「重溫這幾件國家的體壇盛事，你有否感覺得光榮？以一至五分為定，五分是極光榮，一分是不光榮。你認為自己對這些光榮的認同感是多少分？」

如此白癡的教案，稍為認真的人，看到都怒火中燒。光榮不光榮，能像賣豬一樣秤出來嗎？

如果學生像我一樣認為中國足球隊落敗根本是活該，因為中國足球吹黑哨踢假球貪污腐化，永遠無法追上世界水平。如果學生像我一樣認為中國拿這麼多體育金牌，是舉國體制的必然產物，沒有其麼大不了，體操隊報大年齡造假醜聞疑團未解，是最大的污點，使人無法光榮得起來，所以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光榮，只能給零分，甚至負分。

好了，面對我這個頑劣的學生，老師怎麼辦？

設計教案的人，真的心細如塵，早有準備對付我這些黑五類。教案裡有一欄「注意事項」這樣寫著：「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自我反省。」

我無法預測老師的反應，會將我歸類為「感情不太強烈」，抑或「感情太過強烈」，要充分肯定？還是要自我反省？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是，老師百分百認定我這態度政治不正確，絕對不能接受，要我自我反省。

但如何反省呢？反省甚麼呢？要學生洋洋萬言，坦白交代，深挖反動思想的根源，才可以過關？還是要困黑房、跪玻璃、開批鬥大會、同學彼此揭發反動言行，然後剃鴛鴦頭掛牌遊街示眾呢？

又或可用以下方法：每天放學前，思想糾察會逐個學生盤問：你今日自豪咗未？得到滿意答案，才可以離開！


通識教師批新國民教育假諮詢

指教局官員「訓話」 責「負面角度」教國情

2011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為準備在2012及2013年在小學及中學推行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育局於5月5日推出200頁諮詢文件，並展開8場諮詢會。有份參與諮詢會的教師引述教育局官員於會上作「家長式」訓話，批評教師講國情常用「負面角度」，又指教師口中的「普世價值」其實是「西方價值」，而「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有與會教師稱，諮詢會原來45分鐘的問答時間，最後縮短至20多分鐘，批評當局是「假諮詢」。
　　
　　教育局回應稱，在各場諮詢會中，講者已點出德育與公民教育科著重培育正面價值觀，課程內容包括核心價值及普世價值，而會上出現不同意見是可理解的，當局會繼續舉辦焦點小組及研討會聽取意見。對於記者求證個別官員是否曾作相關言論，發言人則沒有回應。
　　
　　教局﹕理解不同意見
　　
　　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本月5至23日完成8場課程諮詢會，教育局表示有1610名教師和校長參加，每場約2.5小時每次預留45分鐘問答時間，但有教師表示，實際問答時間只有20分鐘，矛頭直指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張永雄。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通識科主任張銳輝出席了5月19日的諮詢會，他說，當日有一資深通識科教師問張永雄，為何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沒有提及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張永雄回應說﹕「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這些西方價值只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而價值觀很難prove（驗證），很難討論或溝通。」又反問教師﹕「為何硬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官員﹕普世價值是西方價值
　　
　　張銳輝說，張永雄當日的回應令他感到驚訝，「教育局已赤裸地表達了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價值觀，否定一向在中學強調的普世價值」。
　　
　　在5月20日諮詢會，問答時間只有約15分鐘，有通識科教師問﹕「若學生深刻學習反思後，認為不為身為中國人自豪，老師應如何評估？」張永雄回應：「一名學生由小一入學到畢業，或由中一至畢業，（卻）覺得成為這間學校的一分子……而不感到自豪，是否要想想中間發生了什麼事？」發問教師質疑張永雄是答非所問。
　　
　　幾名有份出席諮詢會的通識教師不約而同指出，諮詢會問答環節太短，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國華當時以「準時交還場地」為由，最後5分鐘只讓4名教師各問30秒，然後匆匆散會。有教師說﹕「教育局會議甚少準時完結，用時間有限來迴避老師提問，實際沒有聽取老師意見，是假諮詢，只為統計數字，證明自己曾諮詢多少人。」
　　
　　明報記者 彭美芳

吳志森 - 丟棄最後一塊遮羞布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25日

為了堵塞「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漏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日前宣佈，今後分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員辭職，不會再進行補選，而是由獲得最大餘數得票的另一隊落選人補上。

這個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謬的建議，但意圖和動機太明顯，太功能性，太為單一的政治目的服務，以至不擇手段，邏輯混亂，理念模糊，漏洞百出，連最後一塊遮羞布都不要了。

如果這個辦法只應用於分區直選議員，邏輯上還可以勉強說得過去〔Vic：其實也是說不過去的，馬嶽這篇文章解釋得很清楚〕，但卻偏偏並不如此。由區議員提名，全港單一選區選舉產生的超級議席，雖然屬於功能組別，但為怕即使他們只有其中一人辭職，再補選的話，更容易有「變相公投」的效果，因此「不再補選」的限制，就一定要擴及屬於功能組別的超級區議員。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不少是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有人辭職，如何找落選者補上？更多是只有幾百公司團體票支持就登上立法會寶座，即使辭職再選，也絕不會有公投效果，因此新的限制，不需要把他們包括在內。

特首選舉，無論是小圈子還是將來經篩選提名後的一人一票，當然不可能由落選者補上，第一是《基本法》規定必須補選，第二如果萬一曾蔭權腳痛要下台，由落選的梁家傑補上，豈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兼激死阿爺？此辦法當然萬萬不能應用於特首選舉。

提出「補上」代替「補選」的最大理據，是有人辭職「玩嘢」。但回歸後，立法會議員因犯法、因逝世而要補選，已經不只一起，難道他們也是「玩嘢」嗎？

政府發出的文件也提出一些外國例子，例如德國、波蘭和芬蘭，國會議員辭職後不再補選，而由落選者補上，但這個落選者，不是毫無關係的競爭對手，而是來自同一個政黨。

議員辭職不用補選，由相同政黨的落選者補上，理念是非常清楚的：尊重人民的選擇。但林瑞麟局長建議的辦法就顯得狗屁不通了。例如新界東的選民選出了長毛梁國雄進入立法會，若長毛辭職，卻由在同區競逐的田北俊補上。梁國雄是左派，傾向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爭取權益，田北俊是右派，自由資本主義，為老闆階層說話，如此南轅北轍的政治主張和階級立場，在新的措施下，竟然可以互相替代，可見，這種制度，不但把選民當猴子來耍，簡直是把選民的意願活生生在光天化日下強姦了。

官員舉出外國的例子又不採用，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呢？無非又是一些老掉牙的說法：港人投票不一定是投給政黨而是知名度高的候選人，議員辭職了選票也隨他離去而流失，最後總有一句「香港政黨制度尚在演變中」，即是還不成熟。好了，即是說，不論人家怎樣做，對建制有利就跟從，對保皇不利的就不符合港情，要另搞一套。

面對這個剝奪港人補投票權的建議，我們應該乖乖就範，還是抗爭到底？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李怡 - 從詹船長遭遇看國民身份的認同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5月25日

去年 9月發生的釣魚台撞船事件，被日本拘留原要用國內法審理的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經過中國強硬交涉尤其是拘捕在中國的日本建築公司 4名職員作人質反制之後，日本乖乖放了船長。詹其雄回到家鄉，受到英雄式歡迎。香港輿論也亢奮了一陣，認為中國贏了，一時民族主義的虛火隨之上升。

若香港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此為典型事例，要學生對中國的強大、中國對維護領土的決心感到「自豪」的話，事情應該不是到英雄回鄉、敲鑼打鼓為止，而應該聽一下這位英雄如何與日本艦艇鬥爭的經過，然後也應了解英雄回國後的生活，以及受內地和海外愛國同胞擁戴的榮譽。

然而，這個英雄回國後就被政府隔離了，不僅沒有開過記者會，甚至沒有任何內地與國外的媒體可以接觸到他。中國外交部派專機接他回鄉，對他保證「國家會好好照顧你的生活」。派一次專機要花幾多錢？國家要照顧一個漁民會有甚麼問題呢？

經過 8個月後，被視為民族英雄的詹其雄打破沉默，接受香港媒體訪問，說自己 8個月無奈接受政府近乎隔離的「全方位保護」，不能出家鄉半步，不能出海捕魚，儲蓄耗光，要靠借貸度日。曾有 50個愛國企業要開慶功宴，還想給他發慰問金，但政府不同意。任何人要探望，即使不是媒體，也不允許。最近鎮政府才給他安排一份月薪 3,000元的工作，薪酬遠低於他過去月入萬元的打漁生涯。曾有人要拍賣他的那艘船，起拍價 1,500萬，想打造成「中日世代友好船餐廳」營業，也被政府擋住，結果政府用 200多萬買下他佔三分一股份的漁船，他分到 80萬都用來還債了。

若作為「要聽中央」的洗腦式「國民教育」教材，這個故事的後半截就太掃興了。實際上，詹船長的故事，只是專權政治下千千萬萬個「打完齋唔要和尚」的故事之一，而且詹的情況還算好了， 57年雙百方針下鼓勵鳴放，卻原來是引蛇出洞，最後來個秋後算賬，讓數以百萬計的愛國知識分子成為賤民；文革時鼓動紅衞兵造反，作為內部權爭的彈藥，最後全部送去上山下鄉； 71年鼓勵海外學生搞保釣運動， 72年中日建交對釣島隻字不提。詹船長說「要為國家做點事」，但只是「為黨所用」，中共在意的不是詹其雄的自由，而是不能讓日本用國內法審理而使中國政府沒面子。「為黨所用」以後，「國家會好好照顧你的生活」這句話就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國民教育，許多國家都有，而且各國領袖也常提「愛國」。以美國來說，總統講愛國必強調以美國憲法為傲，愛護憲法提供的民主自由制度，讓人民有選擇領導人的政治權利。在中國，則是法律「不能當擋箭牌」的體制，是維護憲法權利的人要進監牢的政治制度。政府不是你選出來的，國家是不屬於你的，你怎麼愛它？因此，胡適有一句名言：「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這句話，對中國、對「兩制」的香港，仍是警句。

對於一個人民無權的國家，在怎樣的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人才能產生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呢？波蘭思想家 Adam Michnik說， 1968年 8月 21日包括波蘭在內的 5個共產國家入侵捷克，摧毀「布拉格之春」時，就是他成為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他說：「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

2004年蔣彥永醫生因發出一封要求平反六四的公開信，被當局秘密羈押。被羈押第 40天，內地學者王怡，引用 Michnik的那句話，說這一天他成為民族主義者了，因為他為中國感到羞恥。

不是盲目的民族自豪，使一個人成為民族主義者。「『我羞故我在』，這就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成為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者的邏輯。」王怡在他的一篇文章這樣說。

陳雲 - 我理性，所以我勇武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05月24日

「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起義的緊箍咒，彷彿和平與理性的衡量標準，就是「非暴力」了，一旦動武，就不是和平與理性了。弱者除了和平抗爭，動武是不可剝奪的最後手段。

從黃毓民議員在立法會扔蕉，到示威青年扔鞋、上台搶咪，到包圍地產霸權商店、堵塞地鐵出口及鬧市街道、到燃燒雜物、燃燒自己（自焚）與投擲石頭、玻璃樽、汽油彈，乃至組織起義兵團，都是暴力。弱者在對抗強權的時候承諾不使用暴力，是放棄行動升級的壓力，是在暴政之下的自我繳械。暴力並非都是動粗，認清楚暴力是甚麼，被強權欺壓的香港社會才有希望。暴力來自焦慮，也來自決志。理性的resolution，也可以是暴力，例如孫中山決志起義，耶穌基督決志犧牲，都是暴力。強者因霸而動武，謂之暴；弱者因義而動武，謂之勇。非理性的暴力，叫暴戾；理性的暴力，叫勇武。香港的統治者及協助統治的某些傳媒，將勇武、威武或自衛的武力泛稱為「暴力」，將暴力與非理性掛鈎，是可怕的洗腦，所謂「語言植入」，即是將勇武、威武、尚武的武字消滅了，代之以「暴力」的泛稱，而警察執法的時候，政府或傳媒卻稱之為「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叫動武，不叫施暴了。

中文的武，是褒義詞。勇武，是儒門正教。弔民伐罪、攻打商紂的賢君，叫周武王。胡服騎射者，叫趙武靈王。驅逐匈奴的，是漢武帝。光復漢室的，叫光武帝。勇猛、剛直謂之武。孔子講的智、仁、勇三達德，其中的勇德，就是實踐智慧和仁愛的勇氣。無勇，不能成全智與仁，不能成為大儒、君子儒。仁者無勇，處處退讓，便成為犬儒、鄉愿、小人儒。《書經》講的三德，是正直、剛與柔。正直與剛，就是勇武。面對強權壓迫，堅持正義，奮勇向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謂之勇武。

不要再說「和平、理性、非暴力」，要說「和平、理性、勇武」。面對恃勢凌人而不可理喻的暴政和強權，人民有動武之權。即使不是動刀動槍，也要堵塞暴政的齒輪，中止社會的營運秩序，令強權得到教訓，令市民得到覺醒。

所謂智、仁、勇，勇武的前提是智慧與仁愛，必須向民眾解釋，爭取的是甚麼，為何要卡住齒輪，要中止秩序，為何要衝撞強權，為何要不惜犧牲生產效益和身體性命。要建立動武的共識，要爭取市民認同為何要扔蕉、搶咪、燒車胎、衝撞執法者，這是比動武更艱難的事業。這需要一顆和平的心，一副理性的頭腦，一張銳利的口齒，一枝鋒利的文筆。最後手段的動武，倒是容易。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
《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馬嶽 - 輸者替補 曠古絕今

2011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為了防止民主派再用辭職發動「公投」，想出了曠古絕今的替補制度：由本來輸的候選人補上出缺的席位。政府有關論據錯誤極多，處處誤導公眾，實在極為可悲。

違反比例代表制精神

政府強調有關安排符合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但其實新安排和比例代表制原則大相逕庭。比例代表制最簡單和重要的精神和原則，就是議席應該大致按照選舉中各政黨名單得票的比例而分配。簡言之，一個政黨如果在選舉中獲得一成的選票，它應該在議會中拿得大約一成的議席（全面普選的話），令議會的議席分佈，可以大約反映社會中民意的分佈。

因此，一般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遇有議席出缺時，會由該政黨原來名單後一位候選人替補，因為這樣才可以保證可維持該黨在議會中的議席比例。反之政府建議由落選中最多票或最多餘額的候選人補上，由於名單眾多，通常不會由原政黨的黨員替補，替補後議會中的議席比例，便不能準確反映大選時的社會民意分佈。

特區政府也許知道世界上沒有人用這種替補方法，於是林瑞麟偷天換日地說德國、芬蘭、波蘭等國家用「類似」的替補制度，但這些國家其實都是由同一政黨名單下一名未當選者填補空缺的，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政府給立法會的文件倒是比較老實，承認這些國家其實是由同黨替補，但卻挖空心思的找到澳洲的地方議會如Tasmania，說這些地方出缺後，會重新點數辭任議員的選票的第2選擇，來決定如何填補。這同樣是偷換概念之舉，Tasmania的立法院所行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雖然可產生像比例代表制的議席分配後果，但投票對象是個人而不是政黨名單（於是當然沒有名單下一個人可以替補），而且是一種優次投票法（preferential voting），即選民可以在選票上將各候選人排第1選擇、第2選擇等，整個投票制度操作根本和香港的名單投票制完全不同，不能類比。

選舉沒有waiting list

林瑞麟在回應傳媒時，說改了制度後，選民可以同時選心目中的議員，和「候補」的議員。這真是聞所未聞的謬論。所有選民都希望自己選的候選人當選，每個選民都只得一票，如何去想誰人「候補」？

更重要的是，「候補」是對選舉概念的錯誤理解。一個選區選5個議席，第6得票多的人就是選舉中的落敗者，不是waiting list no. 1，是沒有得到足夠的民意授權來當議員，出缺後自動替補，是對民意的扭曲。如果用同樣的邏輯，曾蔭權如果「腳痛」辭職，就應該找第2得票多的梁家傑任特首，因為選民選了他作「候補」嘛，他也有一定支持嘛！如果這樣理解選舉，那麼所有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都不用補選了，輸了但最多票的就是候補嘛！

扭曲選民授權

特區政府給立法會的文件中，對選舉制度有很有創意的詮釋：「如在任的立法會議員辭職，他已經動用的選票基數應隨着他的基數而流失」，以及「當一名候選人辭職時，我們可以合理地估計，如沒有該候選人，其所屬的名單不會取得相同程度的支持」。林瑞麟的公開辯解中，也曾舉2008年港島公民黨名單的例子，認為名單第3位的容詠嫦「已無餘額」，不應補上空缺。

這堆說法同樣反映政制事務局對民主選舉和比例代表制的精神的理解都是錯誤的，實在非常可悲。特區政府有意無意地只將「出缺」等同辭職，令公眾想像是當選議員自行放棄議席，但其實「出缺」可以包括多種情况：去世、因病重或精神問題無法履行職務、按《基本法》79條的規定而喪失資格等，因而破產、入獄等種種身不由己的情况，議席都可能出缺。

2008年選舉有82,600票投了公民黨名單，概念上是有82,600人授權了公民黨的人當議員，根據最大餘額法他們可以有兩名議員進入議會，而這個授權有效期是4年，不存在議席出缺，議員把「選票基數」「一併帶走」的情况。林瑞麟對比例代表制的觀念是錯的，82,600選民的授權，是給予整張名單而不是個別候選人的授權，不是說排第1位的陳淑莊有5.2萬多票，第2位的余若薇有餘額的約3萬票，而第3位的容詠嫦則沒有票。如果陳淑莊任期內不幸去世，理應由名單內的容詠嫦接上以完成選民的授權。

荒謬的結局

在政府建議中，卻會變成了拿20,523票的勞永樂接上。問題顯而易見：接上的落敗者得票較少，令議會的代表性下降。勞永樂的立場跟公民黨明顯不同，那8萬多投了公民黨的人的授權去了哪裏？政府還要代選民判斷他們投票的時候，是因為某些「有知名度候選人」而不是投給整張名單。誰可斷定甘乃威排頭位還是楊森排頭位多票呢？2008年九龍東的工聯會名單，支持陳婉嫻個人的可能比黃國健多，但有5萬多人投了工聯會名單，他們就獲授權有一個議員做4年。政府替選民「斷估」他們的投票意向而決定不需補選，實在是危險的對選民意願的扭曲。

用政府的概念，也是解決不了全部問題的。例如2008年九龍東6張名單參選，得票全都未達選舉基數而沒有餘額。用林瑞麟的概念，梁家傑辭職則陶君行當議員，陶君行再辭職則胡志偉頂上，再有議席出缺時，已經沒有人替補了，因為所有候選人都「沒有餘額」。這樣理解比例代表制，是會得出荒謬的結論的。

無知還是故意誤導？

事實很明顯：特區政府為了封殺補選，作出扭曲民意代表制度的建議。一大堆辯解既不符合事實，亦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則和民主選舉的意義。無論是因為無知，或是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實以誤導市民，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當選民投票背後的考量，特區政府都可以肆意代他們詮釋，諮詢民意也當然是多餘的了。當然，政治目的壓倒一切的情况下，特區政府的修訂應該會在建制派議員不問是非全面歸隊下安然通過。

吳志森 - 強詞奪理 法盲治港

2011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先看一則內地新聞：「環保部5月18日發出通告，責令天津至秦皇島的高速鐵路客運專線停止建設，這是自4月25日，環保部因環境審批問題督促膠濟鐵路客運專線停止使用後，再次叫停高鐵建設的通告。」

興建中的天津至秦皇島高鐵，因「建設地點部分發生改變，未重新報批環境影響評價文件」而被叫停。運行中的膠濟鐵路客運專線因噪音問題不過關，被多次處分，最後更被勒令停止使用。

內地環保部大發神威叫停建設中甚至運作中的基建項目，已經不止第一次了。地方官員可能會私下抱怨，卻不敢大鑼大鼓拒絕命令，因為權威輿論為環保部撐腰。新華網評論文章說：「『叫停』不環保的項目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是胡總的重要思想並寫入了中共黨章，你有多少個頭顱，敢違抗「科學發展觀」嗎？

內地環保部門叫停基建的先進案例，對照出我城政府的落後與窩囊。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說了一番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會嘩然的說話：「我注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部分政黨、政客在大型基建項目快將上馬之際，借環保、保育之名，利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手段加以阻撓，為求達到一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損害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有意見質疑那些阻撓基建工程的政黨、政客要追求的，究竟是環保、是保育，抑或是拒絕經濟發展、拒絕創造就業、拒絕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

又不敢點名批評，又不敢直說是自己的觀點，只敢引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鬼鬼祟祟，毫無承擔。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中，三番四次說有人「濫用司法程序」「最後一分鐘不服氣用司法程序阻撓」，這些強詞奪理民粹式指控，7年前領匯上市時早聽過了，反映他對香港司法獨立毫不尊重，權力的傲慢，更使他成為自我閹割的「法盲」。

曾特首的「法盲症」，得到政治盟友急不及待和應，迅即禍及全港。事實是什麼呢？近年司法覆核案件上升，每年約150宗，但起碼一半通過不了「合理爭辯申索」的門檻，被法官拒絕，而成功立案的司法覆核，90%以上政府勝訴。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的結論非常清楚：「司法覆核不存在濫用的情况。」

李官3年前已預見「法盲治港」

特區的法盲官員，也請聽聽李官3年前對司法覆核的觀察分析：「法治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市民可以藉着司法覆核來防止公共權力被濫用，從而得到保障。」「凡與政府運作相關的人士，都必須適應這個新憲制環境，而且更應以建設性和正面的態度，看待司法覆核案件增加的現象。」「司法覆核是良好管治的基石，能確保管治公平合法，令管治質素得以提升。」

再聽這番肺腑之言，原來李官3年前已經預見到今天「法盲治港」的局面。

samngx123@gmail.com

張大春 - 虛假的平反誰能接受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 05月17日

在1999年秋，我進入剛開播的News98電台工作，某日，我注意到一條詭異的新聞，雖然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影音媒體在常識層次上探究其簡單的事理──北花航線立榮班機在降落時爆炸起火的悲劇。十項運動國手古金水在案發後被舉報為嫌犯。在新聞正熱的幾個月裡，所有的媒體都被所謂的專業調查牽著鼻子走，除了當年8月25日、26日的《中時晚報》和《中國時報》的訪查報導指出了電路走火之可能性以外，絕大多數的傳媒都寧願驚詫其不可思議而不以為有冤可伸。

因為根據初步的調查，古金水當天送家人搭飛機時，曾託家人帶了幾瓶漂白水和柔軟精。警方認定漂白水及柔軟精瓶內裝有汽油，又判斷瓶口未密封妥善，於是放置在行李箱內發生溢漏、產生油氣。警方之又改口，行李箱內另有一具機車電瓶，電瓶在飛機降落的震動中造成「電弧」，遂引燃油氣而爆炸。

飛安會隱匿立榮疏失

古金水想要一舉幹掉他的媽媽、哥哥、姪兒，以及一飛機90多個乘客和機組員嗎？媒體當時顯然是帶著這樣的一層幻念去揣測古金水和爆炸案之間的關係的。正因為將一個落拓的運動明星打成瘋狂的恐怖份子正是驚悚的新聞爆點，所以媒體集體地接受了檢調方面積極羅織古金水的「微證據陷阱」。包括兩批從美國請來的專家、飛安會和大批檢警幹員在案發後五天才「赫然發現」，還有另一個到今天為止都只能算是來路不明的「機車電池」。

專家們刻意繞過了電線走火的簡單疑點，直指這電池在高溫密閉的行李箱內受到「溢漏」的汽油引爆，古金水脫不了責任。既沒有人追問：漂白水如何在飛航途中自行變成汽油？也沒有人追問：汽油加機車電池為什麼從未在爾後的情境實驗中真正發生爆炸？

答案可以簡陋到荒謬的地步：因為欺負一個退休的十項全能運動員比得罪一家不肯承認其電器線絕緣材料不佳的飛機製造公司要容易得多。

就是基於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另一項明顯的旁證亦為大眾忽略：爆炸案發生之前立榮航空公司分別在7月9日、14日和8月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共七次，因機件問題導致技術延遲及取消航班。為了替麥道公司與立榮航空脫罪，飛安會至少隱匿了其中的五次。若非「古金水後援會」的持續努力與追蹤，社會大眾恐怕還不會知道：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局多年前已有相關的調查結果，發現MD-80飛機除了此次爆炸外，還有另外31次事故，多與飛機自身電力系統之故障有關。（請參考：http://tb.chinatimes.com/forum1.asp?ArticleID=185187）

12年前，我請來了前立委紀政上節目討論古金水一案，當時紀政的幾句話令我印象深刻，她說：「毀掉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很容易，但是不用常理、常識去看事情，應該是很難的呀！」古金水被重判10年徒刑，紀政的指摘已經算是非常之溫柔敦厚了。她沒有說出來的話其實是：整一個社會被拆爛污的航空公司、粗製濫造而不肯擔責的飛機製造公司、搶功羅織證據的檢警調單位以及頂著專業威權而粗莽偏袒的飛安會等單位，聯手運用法律與知識手段給綁架了。這個共犯結構今天銷聲匿跡，卻試圖以「還古金水一個遲來的清白」了事？明明是構陷入罪，當構陷者沒有被法辦的時候，誰敢聲稱這社會還有公平和正義呢？作為一個卓越的運動選手，古金水被擁有資本和權力的公司與衙門剝奪了的人生，只能以一聲虛假空洞的哀嘆做結嗎？

作者為作家

凝緣 - 中國擲鞋英雄勇創世績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21日

近年轟動世界的臭鞋擲名人事件有兩宗，一為伊拉克記者怒襲小布殊，一為德意志學子「卑鄙」溫家寶。可惜或因被襲者身手矯健，或因施襲者膂力不濟，兩雙臭鞋皆無緣親近玉體，似乎名人的名氣猶如金鐘罩，凡夫俗子萬難近身破功。
點破封網術死穴

這一宿命終於被打破，中國大學生首創擲鞋中靶世界紀錄：「網民公敵」、「國家防火牆（ＧＦＷ）之父」方濱興，蒞臨武漢大學演講，尚未開口，便是幾顆「火力測距」的雞蛋貼身擦過，驚魂未定，一隻憤怒的拖鞋已經撲面而來，不偏不倚擊中左胸，令他滿肚子壞水好一番震盪。擲鞋學生網名寒君依，筆者尊其為英雄絕非調侃。想想吧，那位伊拉克記者，拘留數月便在歡呼聲中提前出獄；而劍橋飛鞋的德國青年，更是當日便已無罪釋放。但這是「全球人權狀況最佳」的中國，襲擊維穩防波堤築堤人，炒熱見不得人的封網話題，等待他的，只能是成就英雄的殘酷淬鍊。勇敢的飛鞋激活了萬馬齊瘖的死寂，同時也點破了封網術反噬作俑者的兩大死穴。

從施襲者方面看，他向港傳媒憤言，「我非常厭惡、痛恨這個人（指方），他讓我們上不到很多網站。讓年輕一代對很多真相都不知道」。方濱興遵循「網上輿論引導」密令，滴水不漏掃除真相，但滿網謊言勢必派生「誤導」效果：既然文化部長信誓旦旦否認網絡政審、既然譚作人劉曉波坐牢是顛覆重罪，那麼，我只是為了中央保證的網絡自由，我全然無意顛覆國家，因而向「網絡劊子手」擲鞋擲蛋有甚大不了。相信正是出於類似思維，方抵鄂前一日，便有數百網友熱議懲方話題。事後又有大批同學敢於挺身救英雄。此即封網自食惡果死穴之一：變相鼓勵抗爭行為。

遇襲者自食其果

再從受襲方看，事發後即時熱爆的「內幕」稱：方遇襲後怒斥校方：「聽說他們昨天就在網上討論搞我了，怎麼全無應對措施？」校方曰：「那個網站被ＧＦＷ遮罩了，看不到他們說了些甚麼。」這個段子絕非向壁臆造：方濱興去年曾開通個人微博，不料瞬即湧進過萬網民痛罵，嚇得他三小時不到頹然註銷，從此其姓名便躋身「敏感詞」行列。因而完全可能前一天網民們議論時，使用的是圈內暗語，校方不明所以而未有察覺。此即為封網自食惡果第二死穴：鷹犬溝通阻滯失靈。

回到擲鞋英雄。在全國犬儒令人絕望的甜鼾聲中，在淪為國際「笑話」的神州高等學府，猛然間闖出個拒絕精神閹割的真男兒，振臂一擊，打破了擲鞋世界盃零紀錄，點破了中共封網自殘二死穴，可敬復可愛。寒君依，民族的希望！海內外父老鄉親，請睜大眼睛豎起耳朵，決不容許北國陰風摧殘這株剛正不阿的樹苗。

凝緣
傳媒人

李怡 - 特首要毀掉香港社會的基石嗎？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5月21日

甚麼是香港社會的基石？我們為甚麼會選擇在香港安身立命？內地人當中即使是富起來的大款，為甚麼還千方百計要移居香港同他們認為寒酸的「港燦」擠在一起？香港回歸後，政治、經濟、傳媒都向專權政治的「一國」靠攏了，為甚麼國際社會、國際傳媒以及多數香港市民仍認為香港基本沒有變？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香港司法獨立。居住在這裏的市民或外國人，都覺得自己受法律保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會受有權有勢者欺凌，不會無端端地失蹤……。香港回歸後首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去年 7月告別終院的演辭， 九度強調司法獨立是「香港社會的基石」。

然而，內地青年作家韓寒有一句名言：世界上邏輯分兩種：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

正如中共當權者只強調中國國情而不承認有普世價值一樣，中共也有與普世邏輯不同的中國邏輯。中國邏輯的「司法獨立」是只在被外國記者質詢人權問題時，外交部發言人用來搪塞之詞。其真正要義則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的話：「審理案件，都要從黨和國家大局出發」，要「從維護國家安全、鞏固國家政權、確保社會穩定的高度做好審判工作」。

司法獨立的普世邏輯，如退休大法官李國能所說，法官只需依法斷案，必須無懼無偏，法庭只會關注案件是否合法，不能解決政治社會或經濟問題。

因此，高院對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的裁決，只會考慮政府的環評報告是否合法，而不會考慮裁決會否令工程延誤而造成多少億元的損失，會影響多少人就業，當然更不考慮會不會影響中港融合。

香港的司法覆核對政府行政部門的決定或行為合法與否的考慮，包括是否超越法律賦予的權力，有否履行法律賦予的責任，有否善用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有否違反法律原則，等等。

因此，曾特首以影響經濟發展、影響就業、影響中港融合為理由指摘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根本就是對司法獨立的扭曲。他提出「市民為這件事擔心」的理據也與司法覆核無關。法官裁決只根據法律，而不會受市民意見所影響，更何況特首所說的市民意見是沒有量化也沒有出處的。

司法覆核不存在「濫用」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司法覆核，但法庭卻不會來者不拒。法庭接受司法覆核有複雜程序，受高等法院《條例》及《規則》所監管。香港法院接受關於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司法覆核，並寫下長達 65頁的判決書，是相當吃力的工作，若非基於對法治的堅持，難道吃飽飯沒事幹嗎？

香港人有這種法律權利，就能有效防止政府濫權。即使市民對這種法律權利「濫用」，我們也會相信法庭對是否接受案件的覆核有嚴格規定，法庭不可能濫用。特首指摘濫用，那是對法庭的肆意侮辱。

特首和建制派議員指摘「濫用」司法程序的，是政黨或政客，指他們想達到一己的政治目的。這是對動機的質疑。但動機是看不見摸不着的。 2007年李國能大法官說：「司法覆核案件如有合理理據，法院有責任處理，而不用考慮申請人動機。」

司法獨立的普世邏輯，就是法院的審裁只以法律為根據，沒有其他考慮。這是我們願意在這裏安身立命的社會基石。特首、建制派議員、左派言論把經濟、政治、社會、中港融合、申請人動機等因素扯進來，攻擊只遵從法律的司法覆核，那是把司法獨立的中國邏輯替代香港的普世邏輯了。

中國邏輯體現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的話：「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如果香港人沒有了這個擋箭牌，那就擋不住有權有勢者隨時飛來之穿心亂箭矣。

吳志森 - 自閹了，還要閹別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18日

記得多年前領匯上市，公屋居民盧少蘭婆婆，在時任立法會議員的鄭經翰等協助下，提出司法覆核，阻止房屋署賤賣政府資產。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建制名嘴口誅筆伐，建制媒體指摘盧婆婆受政客操控，妨礙政府施政，指鄭經翰等人包攬訴訟，應予制裁，小投資者更是群情洶湧，集會抗議，指鄭經翰「阻人發達」，恐嚇要用暴力手段對付他。

事件至今已近七年，領匯搞得天怒人怨，瘋狂加租趕盡殺絕，迫使小商戶流血結業。商場千人一面，餸菜日用等必需品不停加價，收入微薄的屋邨居民百上加斤。昔日舉手贊成領匯上市，對盧少蘭鄭經翰破口大罵的建制直選議員，川劇變臉爐火純青，今天轉個頭來，為了選票，又擺出一副同情相，甚至為商戶出頭，組織遊行，抗議領匯加租。

內地對司法獨立嚮往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第一次發生，可能是悲劇，或者是喜劇，但第二次發生，就肯定是荒謬劇。

港珠澳大橋如箭在弦，政府的環境評估報告，做得「甩甩漏漏」，一位住在東涌、六十六歲的朱綺華婆婆提出司法覆核，法官判決環保署敗訴，大橋工程，被迫暫停。

香港政制殘缺不全，決策過程粗疏紕漏，用司法覆核阻止政府的行政失當，也是無可奈何之舉。政府已決定提出上訴，大家應該靜心等候，留待法庭判定誰是誰非。

但自四月中，高等法院判決之後，建制媒體名嘴、愛國打手評論員，傾巢而出，萬箭齊發，陰謀論政治指控，一次比一次升級，一件比一件歹毒：那些「打爛建築工人飯碗」、「大橋造價貴幾十億」的指摘，已屬小兒科；領綜援住公屋的朱綺華婆婆，背後肯定有高人協助，矛頭直指公民黨；更指控有人包攬訴訟，可能已經觸犯法律；又上綱上線，指控公民黨用司法覆核，阻礙兩地融合，挑戰「一國主權」，法官又加以配合，其中定有港獨陰謀。如此驚天動地的指控，如此荒謬絕倫的劇情，只有被迫害妄想症病人才能編得出來。可笑的是，卻又似曾相識，這不也是七年前領匯上市指控盧少蘭鄭經翰的翻抄舊劇本嗎？

正當香港建制媒體名嘴打手評論員陶醉他們自我想像的陰謀論之際，內地一些媒體，卻用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場官司。《南方都市報》〈與香港接軌「法制」要比「大橋」更重要〉；《東方早報》〈港珠澳大橋暫停是一次為正義的駐留〉；《浙江日報》〈一位老人扳倒一座橋〉；《浙江法制報》〈不是老太強悍而是法治給力〉；還有《新聞晚報》、《新聞晨報》、中央電視台網站……從南到北，這十幾篇文章，只看標題，已經擲地有聲，比香港的建制打手不知強多少倍。

令人震驚的是，內地對司法獨立的嚮往，對制衡權力的渴求，竟然比香港的主流輿論清醒得多，人家肯定是進步了，香港一些人，自閹了，還要閹別人。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李照興 - 香港未來可怕的孩子

2011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擬引入香港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在一片情緒化與簡化的討論中，很快就變成投共洗腦與抗共開明的對立。但其實，有比這過分簡化的解讀以外的可能性。可以這麼說，讓學生學習國民教育，確實存在着兩種極端的後果。往好方面想，對中國基本資料的認知，確能填補香港人向來對中國的知識性無知。許多人連中國的省份、中國的國旗為何也搞不清，這些中立知識的介紹，有其基本常識掌握的必需。但若往最壞的方向推論，後果也相當嚴重。

如果按照擬訂的國民教育內容作為必修必考學科，基於當中不單涉及純常識的材料，亦有關於價值觀的判斷，而這些判斷，說實話，並得不到香港乃至世界文明社會的認同，如果一旦實施，誓將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社會文化災難。它可怕之處是把香港相對仍享有的自由思想空間，從小孩子開始就連根拔起，更恐怖的是，這亦必引致一種在中國已流行的惡劣教育方法蔓延。孩子自此，不敢講真話。只會被虛假的口號感動，甚至連不愛國的自由也沒有（讓我們容許一個人在不犯法的情况下，絕對有不愛國的自由）。同時間，他亦不敢走在群眾的對立面，要面對群眾，他只有事先張揚的和議。這不是向來重視自由、積極不干預的香港文化所認同的，從來不是，也絕不應該是。

學愛國修辭 習慣言不由衷

看到國民教育的課程設計與評分準則，那個我們常常講的中國小學教育例子又要重複一遍﹕在小學作文中，學生被要求寫一篇學校郊外遊記，當孩子寫了個類似依依不捨夕陽無限的結尾後，老師卻認為學生大有問題，趕緊要召見學生教育一下。因為是班上集體郊遊啊，自然是朝氣勃勃，不會有淡淡哀愁出現啊。所有孩子都應像夏天裏的蘋果一樣，紅着笑臉，歡歡喜喜的因着國家的好教養而踏上光明的歸途才對。

當我看着那些新聞稿時，我就想到這個小學生的文章。這些範本文章，最搶我眼球的也正是那些一定要有的輔助詞語﹕「完成」前，一定是「勝利」，做任何事首先「圍繞在以誰誰為核心的理論下」。這種可笑的修辭，不單構成一種語言用字的限制，想像空間的減少，更嚴重的是代表了一種不經大腦言不由衷的習慣。從此，大家養成的教育就變成﹕大家都清楚這樣說是交代而已，沒有人——甚至是自己也不相信。這是一種可怖的教育，造就的將會是可怕的孩子。

事實上，政治課在中國教育制度中並不新鮮。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家常便飯，中國各城都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設立，看在一般人眼中，當然沒有錯。但這其實不過是過於泛泛的見解與未經推敲的觀念偷換。面對個別的情况，我們只能探究其確切的本質，才不至被欠理據的反駁誤導。這其實也是獨立思考的體現。而事實上，這擬設的國民教育確存在着不少問題。

首先，愛國教育所教授的歷史及歷史觀誓必有爭議，如果權力出真理的話，那當然意味着，這情况下的愛國主義教育，只能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歷史的書寫偏袒共產黨的版本將成趨勢，而這跟香港人向來認知的歷史版本將有出入，歷史的說法同時意味價值觀的判斷，如果以中共的歷史觀來教育下一代，後果可想而知（反駁這觀點的論據通常是﹕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版本的愛國教育，所以為什麼中國要推行自己的愛國教育就不妥。回答﹕愛國教育沒有什麼真要反對的，我們反對的是盲目與教條化的愛國。而且以美國為例，對於立國戰爭到南北戰爭的正義性，在教育界都不斷有討論質疑。問題是美國的愛國教育容許有相反的意見存在。在一個連上Google與facebook都被禁止或阻撓的國度，單一的愛國教育就顯得危險。）這點涉及的是真相認知的問題。

最大的媚俗

其次，是美學與文字的問題。這套教育的用語將無可避免流於口號化、媚俗化。所有堂皇偉大的口號，到最後只用以掩蓋口號背後的空空餘也。在那許多認同、感動、國歌、站起來諸如此類的濫調之下，我們看到媚俗的種子。在這裏自然不用再提，顯然是昆德拉描述得最精準的形容﹕最大的媚俗不是看了在草地上奔跑的小孩而感動流淚，而是當看到所有人都為這一幕而流淚時，我因而也無可避免感動起來。這套宣傳教育用的詞是媚俗的，它要所有中國人為其他中國人拿金牌上太空而興奮、為日本人美國人對中國有什麼不軌的行為而痛罵；它不容許對自身的批判，那怕是出於對自己國家最大的愛才挺身而出的人，都會因為被視為不愛國而遭粗暴對待。在美國，偉大的對美國自身的批判者，會成為眾所敬佩的學者。可能是喬姆斯基，可以是蘇珊桑塔格。但中國的喬姆斯基桑塔格們會遭收監。

放下個人尊嚴 成為集體

最嚴重後果，其實不在這些，而在作為一個人，一個在這種教育之下長大的孩子，只能是一個只懂跟從大眾的平庸而可悲的人。因為在他年少時，他就學懂不依照自己的感受表態。他早早習慣了要跟從大多數人那一套說法。他也太適應了不要反對反抗的態度。就是說，他不僅是個順民或愚民，要做到這點，他首先要放下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人的尊嚴，變成集體。

當了解到這些成長教育背景，我就完全不奇怪，當討論到艾未未、反美、維權等新聞時，中國已成年的一代，往往回答一些令我驚訝的答案。他們會說，我不清楚這件事，但政府所作的決定，大抵不會錯。或者，當有論者說出中國的老好傳統文化反而是在日本保存得最好時，就有人跳出來說你不愛國。再或者會有﹕看到《關雲長》改編得不太尊重「歷史」，就有人跑出來說，廣電局應立法禁止胡亂改編歷史人物——這樣的謬論。

回歸近十四年，我從來沒有這樣驚嚇過。我從不以為香港的什麼特質會真的消失於一刻。我們曾以為香港的身分記憶會被抹去，可幸總有人跳出來保育地標與集體記憶。我們曾以為香港電影會消失，可新的作品其實在延續與蛻變中不斷尋找港產片的新出路。可當看着這課程大綱，我就想到它是來真的了，它要的是香港的命根，是朝着無防備的孩童入手，自小培養他們成為可怕的孩子。

如果落實，它的災難在於﹕以香港人務實的性格，這種要計分評成績的課程學習，好快就會被香港的家長及學生適應。為求及格或高分，對這些媚俗背誦如流，就算是不相信，但都會考得高分。而這種空洞的背誦卻比不及格更令人心寒。法國形容「壞孩子」，enfant terrible，說的是打破常規別創一格敢於挑戰傳統的異見之子。中國或未來香港的孩子，卻只能是媚俗的同流者。這結局是最冷酷的。

我只能說，如果這真的落實成中小學的教育的話，香港的父母們，真是時候考慮把孩子送出外國了。

庫斯克 - 國民教育與23條

2011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要來的始終都要來。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把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改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前身「德育及公民教育」早在2001年教改的時候已經出現，裏面的國民教育元素不算少，而且政府投放在所謂的國情／國民教育的資源也不少，為什麼當「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式出台，香港人的反應會如此強烈？

對「被內地化」的恐懼

主權移交近14年，一國兩制仍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的最後防火牆，他們最希望這道防火牆能夠保障香港的一些基本價值不會「被內地化」。對於基本價值「被內地化」的恐懼，最具體的例子是20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很多香港人可以接受政府官員、建制派和親北京傳媒對於反對一黨專政的團體、法輪功、藏獨支持者口誅筆伐，也未必完全認同被口誅筆伐者的理念，可是如果特區政府想正式通過法律限制這些活動，就會觸及香港人有關言論和自由的基本信念，挑起他們的情緒。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的諮詢稿（http://www.edb.gov.hk），跟23條立法有一些相類似的地方，它正式把過往公民教育裏面的國民教育部分加入內地的國民教育元素，強化成為中小學的必修科，就好像23條立法把前朝法律加入內地的國家安全元素一樣。在課程裏談論國民的公民責任、對其他國民的關愛之情等似乎都沒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現在政府建議的課程內容、評估方式，甚至是教材例子都充滿了內地特色。那種只着眼於培養感情，但對當前的是非公義問題避重就輕的課程理念和課程內容，的確很難叫香港人安心。

教材例子評估法教人心寒

課程文件提及好幾個教材範例，裏面的用字簡直教人心寒。例如初中教材《國旗下的講話》（http://cd.edb.gov.hk）裏的閱讀材料，「香港學生參加天安門升旗禮的個人體會和感受」竟然都是一模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樣板口號﹕

「…此時的國旗顯得特別莊嚴高貴，國歌亦是多麼的激動人心，我的眼眶一下子紅了，多麼振奮人心的時刻！我的眼光隨着那五星紅旗上升，心裏也火熱起來了！我緊緊握着手中的國旗，似乎感受着過去中國烈士的風采，感受着國民身分的深刻認同。」

「在升旗儀式中，我望着國旗徐徐升起，心裏激動極了，彷彿在國旗上面見到我國努力的成就、輝煌的過去、人民的團結，淚水不禁地流出來。這時刻，我又多一分認識國家。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必要對國家有所承擔和貢獻。」

「來到北京，看到天安門升旗，國旗隨風飄揚，國歌昂然奏起，那一刻，我真真正正感受到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的一分子。天氣雖冷，但升國旗時，我的心不禁暖起來。」
「眼眶一下子紅了」、「心裏火熱起來」、「淚水不禁地流出來」、「為國家民族感情不太強烈而反省」這些字眼，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香港下一代像內地學生戴着紅領巾，在學校以高八度的革命腔七情上面的朗讀對國家的熱愛，他們能不心寒嗎？

另一份教材《我為國家隊打氣》（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的教師指引要求「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這種指引令不少人看傻了眼，感情不太強烈是如何觀察的？是不是要像《1984》裏面的政府觀察國民觀看宣傳片的反應一樣？不得不提的是，上述的教材只是舊有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中的東西，當公民教育換成了國民教育之後，這會變成什麼樣子，真的沒有人敢擔保。

培養虛偽的評估

當然，一份課程文件到了真正執行的時候還有很多變數，例如學校的意識形態、在前線進行課程設計的教師意識形態、教育現場實際情况等。原有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到了學校層面，面貌跟當局預期中的肯定大有不同。很多學校會自行加入很多校本元素在內，例如有些學校會加入六四事件、也有些學校會迴避所謂「未有歷史定論」的議題。到了德育及國民教育課實施之後，學校還能夠八仙過海嗎？

根據課程文件，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情意」部分也需要有評估。這跟平日班主任給學生評操行很不同，操行分數評鑑的是學生的學習表現、禮貌、活動表現等，這些都不涉國族和政治意識形態，可是課程文件裏面建議的評估範例是一系列的量表。根據這些量表，學生需要接受教師、家長、同學的評估，當中好些有關國族意識形態的表現如「認同自己的國民身分，樂於作為中國人」、「對同胞的需要或不幸遭遇，產生情感觸動，表達真切的關懷或予以援助」、「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等，可以怎樣評估呢？學生要把這些價值觀表現出來，很自然會變成矯情的表演，這種要求學生自小表演情感的評估方式，結果就是培養下一代的虛偽，這正正觸動了人們對香港教育「被大陸化」的恐懼。
當這種評估方式正式列入課程文件之後，就會成為日後校外評核的項目，任憑學校如何虛應課程要求，課程文件的要求學校仍然需要服膺的。換句話說，上述人們所恐懼的大陸化國民教育，是有可能在學校出現的。

比洗腦更可怕的副作用

有評論指學校料教了不等於學生會照單全收，正如宗教學校畢業生不一定會信奉該宗教，甚至可能有反放果一樣。這涉及另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國民教育即使未能製造「愛國學生」，但會否帶來更大的副作用？

跟在內地接受過中小學教育的朋友談國民教育，他們大都說內地的國民教育（例如思想政治科）教得很好，學生也很認真學習和考試。他們甚至曾經相信裏面所教的人倫美德、公民義務、憲法精神等都是真的。然而，當他們升上了中學畢業出來工作或者升上大學之後，便會發現在學校所學的跟現實世界都是相反，什麼美德、公民權、憲法都是假的。當然，在現實世界，不論政府官員還是企業高層，口裏說的還是最美好的那一套。

舉個例子，內地思想政治課關於民主的部分叫學生評論兩幅漫畫，問他們如果他們是決策者，他們會選用哪個方式。內地左邊的情况雖然是常態，可是學生一定會答是右邊。在現實世界他們看到很多假扮民主但實際是極權的情况，一些學生會以為現在的政府是在右邊那種，但也有不少在網上和現實世界看到左邊，只是他們在考試的大前提之下還是會答標準答案。

這邊廂的高中教材《國情全接觸》（http://www.edb.gov.hk）裏面，要求學生研習溫家寶講話，其中一段是﹕

「我一直認為群眾有權力知道政府在想什麼、做什麼，並且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政府也需要問政於民、問計於民，推進政務公開和決策的民主化。」

學生要回答這條問題﹕「看過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網民的對話，我感受最深的是／最希望能向他學習之處是／立即想到的是／……」

如果課程是集中培養情感而不是批判思考的話，學生會／該怎樣回答上面的問題？他們敢不敢冒成績上的風險批評這段講話的虛偽？敢不敢指出為什麼人們會批評溫家寶和政治局在做黑白臉的把戲？

香港的學生會怎樣處理現實和課程矛盾呢？他們在國民教育課學到很多「國家」光明偉大正確的東西，小時候可能還會相信。可是當他們學會上網、懂得看新聞之後，便會發現學校所學的和現實的落差原來如此巨大。同時間，他們仍要學習如何滿足那些感情不夠強烈便要反省的課程，以及那些同學互評情感表現的量表。他們會怎樣看這個教育制度？

以往老師教他們的價值觀，至少都是一些社會普遍認同，與現實沒有太大矛盾的原則。當他們發現學校所教的和現實不符，又或者課程原來是獎勵虛偽的話，他們會怎樣看這個教育制度？大家不要忘記，和國民教育綑綁在一起的，還有德育教育。當學生討厭國民教育的虛偽的時候，很可能連綑綁在一起的德育也視之為形式。這種對教育的不信任將會製造怎樣的下一代？
在沒有互聯網和新聞封鎖的香港，國民教育未必能洗腦，但很可能會對下一代的心智有更深遠的影響，這正正是人們最恐懼的「被大陸化」。

文 庫斯克（通識科教師，http://www.facebook.com/kursk1943）

李怡 - 洗腦式國民教育的功能只是供掌權者自慰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5月14日

Vic：有關國民教育，區家麟先生這篇〈國民教育思考七題〉寫得很好，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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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為他幾天前在微博上的洗腦論解套，說他從來都反對「洗腦」，每次提及都用上雙引號以示不認可其意思。國民教育是刺激人的各種能力提高的教育，所以應是健腦。然而看他微博全文，意思是很清楚的：「必要的『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國民教育嗎？」因此，他並非反對聽中央政府的國民教育，只是反對用「洗腦」這詞去形容而已。

讓我們看看內地教師是怎麼看中央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的。文友廖女士將一篇溫州中學語文教師林明理的博客文章《看中國教育如何把孩子「教愚」》傳給筆者，在此作些撮要介紹。

作者開宗明義說自己擔任教師二十餘年，最心痛的是，「看到一代代學生被中國教育『教愚』──教得愚笨、愚鈍、愚蠢，卻無能為力。」

他認為「中國教育的一大功效是，盡量把所有的學生教化成一個腦袋。教育最應該培養的是學生的懷疑、探究精神，培養學生的思考、比較、辨別的能力。但是中國教育要做的恰恰相反，它就是要掐滅學生的懷疑精神、探究勇氣，就是要學生相信教材與教參的絕對正確。」

「中國教育的第四大功效是，將學生與現實社會隔離。」「學生們看到的是有關方面允許他們知道的東西：他們只能看到經濟在『飛速發展』『一日千里』，而看不到環境在不斷惡化、資源被浪費枯竭、貧富懸殊遠超國際公認警戒線、社會矛盾在對立激化；他們只能看到『公僕』們如何地勤政愛民，而看不到無孔不入的公權力腐敗……」

「中國教育的第五大功效是，將學生與真實歷史有效隔離。中國教育只讓學生學一點割裂的片面的歷史，……學生們不知道九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真實歷史，也不知道二十年前、十年前的真實歷史……在美國學生可以自由探討諸如『二戰時美國應不應該向日本投原子彈』等問題時，中國學生卻只能也只許背誦教科書告訴你的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意義。」

「中國教育的第六大功效是，將學生與真實的外部世界隔離。……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學生們知道的只有那政治的『醜陋』、民主的『虛偽』、政黨的『惡鬥』、人情的『冷漠』，而看不到那種政治體制之下公權力受到有效制約之後的廉潔、勤勉、公開……；學生們只知道西方社會對中國充滿敵意、時刻存心顛覆……凡涉美國（更多時候還有日本），必是敵意；凡涉西方，必要警惕；凡是我們自己，即便是膿包腫塊，也定然鮮豔美麗……而如果讚揚一下西方，便有『漢奸』嫌疑；批評一下自己，那很可能就是『反革命』『反華勢力』。」

「中國教育的第八大功效是，將學生與真善美隔離，並坦然接納假醜惡。……中國高等院校出賣文憑、老師與學生的論文造假，早已成燎原之勢。……我們的學生從小學開始，就要接受假大空的一套：常常被教導要注意『領導來檢查』、『外賓來參觀』了必須打掃好衞生、『配合好檢查』，……我們的學生見慣了父母身份地位不同給自己或他人帶來的直接影響……，我們的一些學生學會了人前一套背後一套、說着一套做着一套、作文中一套現實中一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學會了把老師講課內容向××部門密報，學會了當眾慷慨激昂喊口號背後抿嘴偷着笑……。」

然而，畢竟許多人本性還在、良知猶存，當人們接觸到現實，尤其是互聯網興起後，依靠國民教育洗腦的時代也就一去不復返了。洗腦式國民教育所起的作用，是 65.1%的內地受訪者表示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香港特府對中學生投下最多資源進行「國民教育」，去年底所作「中學生眼中的中國年度大事選舉」，中國人權問題佔十大中的三個，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居首。洗腦式國民教育的效果與掌權者的意願是相反的，最大的功能也許就是供掌權者和大小官員去自慰了。

廖女士又傳來她朋友一信：此次返杭州，談起現在香港每天播新聞前都播國歌，人們不禁失笑問道，不是真的吧（大陸的新聞聯播都沒有播國歌）。由此可見那些表忠惟恐不及的官員們，已經無藥可救了，香港就是死在這些人手上。

吳志森 - 國民教育製造說謊下一代

又一優勢.尊子.香港蘋果.2011.5.10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11日

延伸閱讀：陳雲 - 愛國教育戕害性靈
特區政府將國民教育定為中小學生必修科，本以為會包裝得稍為華麗精巧，以避過對「洗腦」的指摘。怎料這個以大學教授為主席的課程專責委員會，竟然如此赤身露體，擺明車馬、毫不避嫌地將國民教育，正式定位為洗腦教育。

國民教育，由小學至高中，包括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五大學習範疇，每個階段的「學習目標」，規定得鉅細無遺。這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共二百四十三頁，一般人絕對不會看完整份文件，即使教育工作者也只會匆匆瀏覽，但魔鬼原來真的在細節中，如果不仔細咀嚼，都不知道洗腦教育原來做得這麼徹底。

這個由小六至中六學生都必修的國民教育科，對外聲稱不考試，也不會納入公開試範圍，但文件的附錄講得很清楚，會有一個評估制度：老師評估、學生互評、家長評估……。評估的內容，觸目驚心。例如老師要評估學生有否「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例如要學生互相評估「有沒有表現出優秀的公民及國民素質？」又例如要求家長評估子女有沒有「提高了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又有一個「學生學習評估報告表」，更要求個人、小組、家長和教師評估學生有沒有「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考慮配合國家的需要，規劃自己將來的發展」。

更精采的還在後頭。如果讀者有興趣有耐性的話，可以參閱為老師擬定的教學事例。在「我為國家隊打氣」這教案裏，再三求同學們回憶奧運頒獎台上國旗升起國歌高奏的情景，要同學說出自己感受。然後有一個注意事項：「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如何反省？面壁思過？寫悔過書？
要學生喊口號

還有一個「我學會了唱國歌」的教案，一輪聽唱國歌之後，老師要學生：「請你站起來，大聲說出其中兩個中華民族的精神。」然後「請大聲說出『我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要求學生大聲說出的，在這個教案中還有幾次之多。

這裏舉出的洗腦例子，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讀者如有興趣，可到教育局的網址細閱。這種洗腦的國民教育，只會帶來以下兩個後果：一是老師學生家長聯手反抗，堅強抵制這種愚民教育。二是表面接受，為求過關，老師學生家長齊說大話空話：如何被國歌感動！如何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如何為國家健兒拿金牌激動！艾未未、劉曉波、維權、豆腐渣統統閉口噤聲。

愛國教育，在內地已推行了六十多年，證明卓有成效，今天搬來這裏，為香港製造集體說謊的下一代。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利奧 - 國民教育以表情評分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11日

本月初，教育局發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建議在學校全面推行國民教育，以增強新一代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教育局立意雖好，但可惜眼高手低，我們從諮詢稿中提供的評分報告範本就可見一斑。

按照諮詢稿的說法，所謂評分報告，旨在以特定準則「顯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為進一步優化課程提供參考資料」。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評核標準有九個方面，各個方面最高得分為四（即「經常做到」），最低得分為一（即「很少做到」）。在這九個評核標準中，最讓人費解的是「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
欣喜或自豪屬於個人情感，發於內而形於外，不應強求；如今，教育局卻將個人情感的表達作為國民教育科考核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換言之，如果學生希望擁有滿意成績，必須「經常做到」這一情感的強制要求，否則後果堪虞。例如，當獲知中國女排贏得世界冠軍，如果學生表情漠然的話，則該學科可能「肥佬」；如果臉帶微笑，則該科可以合格；如果大笑半日，則成績優異；如果喜極而泣、吐血半升，成績才能出類拔萃。

殘酷如古代的奴隸主，也不會強迫奴隸在勞動的時候臉帶笑容，但教育局現在卻一定要學生欣喜或自豪，是否欺人太甚了？以欣喜或自豪與否作為國民教育成敗的參考因素，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否能成為國家、香港未來的棟樑尚不可知，不過絕對是演技一流的演員。

把香港變成大洋國

以學生表情作為科目考核準則，在現實世界可算得上絕無僅有，但類似的情況卻在著名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出現。作者奧威爾在這本小說中描寫了一個叫大洋國的獨裁統治國家，生活在大洋國的人，其一言一行都受到政府嚴密的監視，甚至包括臉上的表情。「臉上表情不適當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懲罰的罪行。有一個新的詞語，表情罪，專門用來指示這一罪行。」教育局發佈的評分報告範本與小說中一個荒誕不經的情節居然如此脗合，會不會是從這本小說中得到啟發的呢？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其最終目的，是否要把香港變成《一九八四》中的那個大洋國呢？

利奧
文藝團體「筆說方」成員

王雅雋 - 開解窮

2011年5月8日

Vic：「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孰令致之？

【明報專訊】在來我家看房子的眾多訪客中，編輯大人是唯一一個感嘆過「你家真大啊！」的人。

我住的這個地方，面積約350方呎，夾在英皇道、電氣道和歌頓道的中間，沒有風景，噪音時常大得令電話另一邊的人誤以為我在街上。

黎小姐站在窗邊，望着下面車水馬龍的英皇道，天真地說﹕「挺好啊，不開窗就行了。」

她住的那個地方，面積更小，夾在干諾道西、德輔道西和皇后大道西的中間，可以看到貨櫃碼頭的日落，一排鐵窗幾乎常年不開。黎小姐半夜下班回家，偶爾會被困電梯，因為那幢房子實在太舊了。

樓下的住戶經營報紙檔。每當編完報紙的黎小姐倒進枕頭剛要進入夢鄉，就會聽到樓下阿伯出門賣報紙的用力關門聲。天天如此，脾氣再好的人也要發作，所以有時候黎小姐出於報復，回到家會用力關門以使阿伯早點起牀。

英雄氣短

最要命的還是租金。有一天，她英倫旅行歸來，到家接到的第一通電話竟是業主加租的通知，恍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她行李未解立時下樓，賭氣去找地產中介以期搬家。結果，逛了一圈，只能垂頭喪氣地回來投降（或許還掉了兩顆便宜的眼淚）。原來，該區樓盤憑地鐵概念「雞犬升天」，全部都漲價了。

在我們這座城市，有些人賭氣時的激烈反應是去找地產中介，其中大多數在問過一圈租金之後，那口氣就這樣被自己生生地咽了下去。

我和林小姐同住，偶爾會鬧彆扭。遇過兩次最生氣的經歷，一次我去了中央圖書館，看完一堆香港電台製作、題為「生活逼人來」的紀錄片，終於用 「總比無家可歸好」的安慰把自己勸回了家。另一次，我下樓訪了三間地產中介，結論是我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住不起天后這個地方，於是默默和林小姐修復了關係。

我明白自己根本沒有資格抱怨──我一個剛出來工作沒幾年的80後，對於生活可以有什麼要求呢？可是黎小姐這樣一個由始至終只打過明報一份工、從港聞記者一直做到副刊編輯的70後，至今也只能住在一間開不了窗的房子裏，我看了就覺得很委屈。

所以我對她說﹕「你令我很灰心。」她聽了，只是對我抱歉地笑笑。

或許她是不介意的──不介意把衣服晾在牆壁發霉的廁所裏，不介意窗外日夜塵土飛揚，不介意活在隨時加租和逼遷的威脅之下；可是我，見了她就會時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淪落為一個報紙編輯。

有一名中大同學，畢業之後頭腦一熱投身報紙行業，一年間在我們的朋友聚會上都見不到他，因為他總是在大家放假的時候上班。後來，他痛定思痛，改行當了公務員，我們才知道他之前的工作除了上班時間「斷絕六親」之外，工資也長期低得對不起親人。

最近，我從他的面書上首先看到那條關於「傳媒人薪酬低」的新聞，我想，已經離開報業兩年的他，內心深處終究「意難平」吧？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

美人遲暮

「最低工資條例」尚未生效的時候，我們大廈的立案法團印發了重新安排大廈保安工作的住戶投票。我沒有資格投票，收到那張傳單，見業主們有兩個選擇﹕總體縮短保安時間，或者，把一個全職職位拆成兼職職位並縮短保安時間。第三個選擇按照條例直接增加保安員工資，卻明顯是拿來作參考的。上面詳細列出各種計算保安工資的辦法對於管理費的影響，簡直可以直接編入小學數學教材的應用題。我不僅由此獲悉保安員原本微薄的工資，而且看到，新的計算辦法中居然有一種能夠抵消「最低工資條例」的影響。

投票結果出來，保安因為工時縮短，工資甚至減少了一截。其實，於一個五六十歲的男人而言，終日枯坐在那裏，少坐一兩個鐘頭對於他的幸福指數應該不會有多大的提升吧？然而與此同時，一應物價卻在「最低工資條例」的幡號下，面無慚色地飈升起來，這位保安的生活從此恐怕更艱難了。如今每天早上見到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我總在心裏感到過意不去。

我和飲食業者打了一年交道，看出那些發財的廚房佬全都不是靠炒菜發的財，而那些僅只會炒菜的，下場基本上都很悲慘﹕一把年紀了還要紅着臉去見工，哆哆嗦嗦地試煮一碗及第粥，生怕人家不請他。那請人的老闆在一旁直對我大聲抱怨﹕「你不知道啊小姐，我要請個合適的人有多難！我是不介意給廿八蚊，可他也要對得起那廿八蚊啊！手腳這麼慢，做事又粗心，我分分鐘被他連累死啦！」

我們已經量化了「最低時薪」，是不是將來還要量化「最低表現」、「最低效率」、「最低心機」？我們制訂「最低時薪」的初衷何在？是為了達到「最低表現」、「最低效率」和「最低心機」嗎？為什麼這個城市的人如此精於計算這些數字，卻絞盡腦汁也解不出一個提高彼此幸福指數的方程式？

最為神奇的是，這個條例實施之後，對低收入者的保護尚未顯見，於中低收入者的傷害已可預期。究竟是政府太愚蠢，還是市場太精明？如一位遲暮的美人，每個人見到她，都說﹕「可惜了。」

（僅以此文獻給和我一樣沒有漲工資的人）

四維出世 - 醒來吧，文化人

星期日生活    2011年5月8日

【明報專訊】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前後，在「面書」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不少文化人為《打擂台》叫陣：「《打擂台》，《打擂台》，嗌到聲都沙。」本來各花入各眼，人之常情，可是當《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項之後，各方論述一面倒認為是本土的勝利，把《打擂台》捧了上天，彷彿是藝術珍品，這個就不能不詳加討論，以正視聽。
以戲論戲，1982年黃志強的《打擂台》，在故事、野心、視野和配樂上就跟28年後的同名電影不知高出多少倍。這樣的電影，真的需要我們吶喊助威嗎？

《打擂台》——本土勝利？

多少年沒有認真留意本地的電影金像獎，在一堆平庸的蘋果中選沒有那麼壞的，本就不值費神，上回說到製作人要站在「正確的起步點上」，嚴格一點說，在「不正確」的蘋果中要挑選「正確」的蘋果，真箇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儘管它們的包裝是如何的華麗。

在香港，文化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因為生活和理想，會涉獵不同的領域，如文學、教育、視藝、映像、音樂等，近5年因為社會下層的聲音微弱，還被迫積極統領社會行動，當中在異議行動者與藝術家身分之間感到迷茫與困惑者，大不乏人。2006年末的天星皇后事件，文化界只可動員四百多人，到最近的藝術公民大遊行有二千多人，4年間增幅5倍，當中參與者，不少是文化工作者下放到中學大專院校所培育的青少年，有這樣的成績，我是由衷感到振奮和高興。

異見者與權力機關的實力懸殊，弱小的一方往往急於求成，挪用普及文化，上綱上線，罔顧背後最重要的理念，是社會運動的一大危機，《阿凡達》是一例，《打擂台》是其二。

兩類導演：誠實與不誠實

搞藝術的，天分其次，最重要的，還是誠實。以Mike Leigh為例，他的天分肯定不及一眾大師，但他的誠懇態度，致令他一部又一部的佳作面世，他的近作《一年未緣》，真實而迫力，蕩氣迴腸，繞樑三日，我們的電影幾時可以有這樣的功力、信心和層次？兩間屋，幾個景，幾個主要演員，以香港的製作條件絕對可以勝任，有沒有這樣的內心力量才最重要。杜魯褔說：「沒有好與壞的電影，只有好與壞的導演。」容我再放大這句：「電影有兩類，導演也有兩類——誠實的，和不誠實的。」觀眾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釐清這點。

作品毫無保留的呈現於受眾眼前，任何謊言是騙不過明眼人的。我們要接受安徒生的教誨，小孩子是不需要訓練，就知道誰沒有穿衣服的，只不過長大後受到社會的污染，才逐漸失去這能力，而教育就是令他們重拾這能力。我提出「瞬間的永恆」這一概念，就是要大家在彈指之間已經能判斷真偽，真實就好看，虛假就是難看。不信上網看看《你還可愛麼》系列有多難看就知道。

真假都分辨不了 搞什麼藝術

《打擂台》是一部不真實、不誠實的電影，是一部壞電影，一部壞電影的禍害，遠比一部爛電影為深，爛電影顯而易見，起碼無人會把《3D肉蒲團之極樂寶鑑》認真看待。如果加少少社會議題，表面上不同意政府、大集團的一套就可以收貨，那麼《志明與春嬌》或《維多利亞壹號》應該列入經典一類。《打擂台》有很多很難看的場面，要是真的關心收地的故事，那麼請不要搞什麼昏睡、失憶、功夫、擂台、尋寶的鬼主意，如實的講一個動人的故事就可以了。「第一稿是講打band的，但講音樂難賣錢，於是用武打作包裝。」內裏有幾真誠，可想而知。對於這等貨色，認真你就輸了。

關於本土戰勝合拍電影，大衛打倒巨人歌利亞又是另一失焦的議題。800多萬的製作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怎也不能算是低成本；三十多年前的新浪潮令人眼前一亮，今天在台上杖着合拍大片而再奪最佳導演獎的正是當年新浪潮的一員猛將，可以慨嘆，「勇氣」、「誠實」與「堅持」，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是多麼孤獨的言詞。曾跟朋友說，《打擂台》的導演，10年內必被主流合拍片所吸納，話剛說完，郭子健已簽了給周星馳，將往橫店開拍星爺吃老本的《大話西遊》。真遺憾，原來10年是大大的高估他了。昔日有文化少女看了Danny Boyle的《迷幻列車》，如雷灌頂，到《一百萬零一夜》才知受騙，看來今天又要重蹈覆轍了。[Vic：我對《迷幻列車》印象模糊，但《一百萬零一夜》就真的覺得難看。沒錯，最主要是受不了那種虛情假意。這部片子可說是叫好叫座，還贏了奧斯卡大獎，唉！]

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有一句對白：「真和假都分辨不了，拍什麼電影！」當年在電影院看到這一幕時，我不禁會心微笑。多少年後，我才真正領會到快手阿德這一句的奧義。真和假都分辨不了，搞什麼藝術。

不怕得罪朋友，愛之深，責之切。

唔講唔會輸，講咗會雙贏。

醒來吧，文化人！ 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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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我去年看了《打擂台》，只能說這是一部局部有趣，但無法令人信服的電影，遑論藝術珍品。《打擂台》和《葉問》這幾年分別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我只能說是見證了香港影壇的沒落。（相對於《打擂台》，《葉問》更是假到暈，肆意作古仔虛構完美的英雄模範，還要當成人物傳記宣傳，還要落入民族英雄上擂台打外敵的俗套。失敗。）

「搞藝術的，天分其次，最重要的，還是誠實。」或許的確如此。但電影可算是不幸的藝術，因為成本昂貴，創作者鮮有能盡情發揮、不必考慮市場的，而市場上不能分辨好壞的觀眾似乎總是佔大多數。因此，我想，導演把電影拍壞了，有時是情有可原的。

當然，藝術作品是否成功，誠實是必要但非充分條件。視野、見識、技藝都是必須的。見識淺陋，自以為是的創作者，再誠實也成就不了好作品。

「勇氣、誠實與堅持，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是多麼孤獨的言詞」，或許這才是要害所在，尤其是誠實。

韓寒 - 黃藝博是個好幹部

2011年5年5日

Vic：韓寒這篇文章在他的新浪博客被和諧掉了，剩下一個句點。天朝盛世連調侃文章都容不下了。

　　最近驚聞五條槓少年黃藝博〔Vic：可參考文末背景資料〕，我深感自卑。我在上學的時候是兩條槓，但其實我是有機會得到三條槓的。在小學全班選舉的時候，我和主要的競爭對手都是深得學生和老師喜愛的兩個候選對象，最後由於我得票是滿票，而她的得票是滿票缺一票，所以老師認為我不夠謙虛，怎麼可以自己還投了自己一票，導致我惜敗於她，只拿了兩條槓中隊長，沒有得到三條槓大隊長。當時我一直以為我已經做到了成功的百分之六十六，到今天才知道，我其實還不到成功的百分之四十。

　　看到大家對黃藝博和他爹媽冷嘲熱諷，我並不贊同。因為從小是班幹部的經歷讓我知道看新聞聯播建立起來的情感是多麼的脆弱。小時候的班幹部經歷也絕不會讓我們在長大以後覺得有什麼傲人的資本，或者真的培養出了什麼階級意識，到若干年後同學會的時候還是誰賺錢最多誰最牛逼，沒有人把以前的幹部放在眼裏。當時我們班級有一台電視機，只用來看新聞聯播，訂閱的報紙就是紅領巾報，上海市中學生報，環球時報和參考消息。所以當時的我們其實一直挺期盼和美國打仗的，我認為只要我解放軍一使用藏在山裡的秘密武器，美帝國主義必然潰敗。直到離開學校很多年後，我都對中國的尖端工業抱有幻想，直到成為車手，知道了我國是真的造不出一台像樣的汽車發動機，甚至造不出一個耐用的軸承和液壓件的時候，我才知道，秘密武器，這個真沒有。所以我一度很焦慮，這要是打仗起來怎麼辦呢。到後來我就徹底明白了，我國的國防標準不是以防外國軍隊而配置的，而是以防本國老百姓來裝備的。所以我絲毫不擔心黃藝博這樣的孩子長大以後會延續他小時候的樣子。

　　退一步說，黃藝博長大以後真的還是現在的樣子，並走上官場，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一個好幹部，甚至是一個鬱鬱不得志的好幹部。他兩歲看新聞聯播，七歲看人民日報，他一定是發自內心的熱愛這個政權，熱愛這個政黨，熱愛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但是我國殘酷的政治鬥爭經驗告訴我們，愈熱愛這個政黨，做事情愈真正的為這個政權著想，你就被肅清的愈快。黃藝博小朋友不知道，在中國，往往要做一個成功的幹部有三條要牢記，第一條就是你要不愛這個政黨，第二條就是你要不愛這個國家，第三條就是你要不愛這些人民。做到這個三不愛，再跟對了利益集團，你就有可能仕途通暢。黃藝博同學是天真的，他相信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裏說的一切東西，但問題是領導們自己都不相信，就黃藝博相信，所以有理由相信，黃藝博在未來的官場上會受到排擠。因為在一堆普遍都不相信只想借著名頭撈些利益的人群裏，就他相信，太突兀了。

　　其次，雖然黃藝博的站姿和表情都讓人蛋疼，但是這是一個少年的天性，比如我小時候看戲說乾隆，我就模仿乾隆，也成天搖一把扇子想打人。黃藝博一直看新聞聯播，那自然就模仿了敏感詞。雖然模仿的不太到位，模仿成了陳光標，但是舉手投足之間，依然有省市級敏感詞的風範，甚至體型都是往那個方向去的，在別的同學的理想是有想星矢一樣的小宇宙的時候，他的理想可能是有像領導一樣的啤酒肚，這也是一種個性的彰顯。而且從小看新聞聯播沒有什麼不好，很多網友覺得政治侵害到了小學生，我反而覺得讓小學生多看看新聞聯播這樣的童話節目沒有什麼不好。至於什麼政治不政治，其實小學生什麼都不懂，對小學生洗腦本來本來就是一種急於求成的表現。青春期前的一切洗腦，都將在他們經歷的青春期認識到了這個世界以後灰飛煙滅，甚至變本加厲的反過來。在座的誰不是一路被這樣教育過來的。況且黃藝博孝敬老人，在攝像機沒有跟在身後的情況下居然主動去敬老院慰問老人，實屬美德。我也不覺得黃藝博失去了快樂的童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我們的偶像都難以模仿，因為我們不能飛，不能像花仙子那樣遊歷，一拳打不出火球，不能變形還沒有武功，所以我們的童年很失落，而黃藝博的偶像易於模仿，無非就是視察視察又視察，看文件看文件又看文件，開會開會又開會，指示指示又指示，再說些空話就齊了，所以黃藝博的童年很幸福，他和偶像充分的融為一體，其滿足感可想而知。不光這樣，他還得到了認證——五條槓，成為了幹部的化身。黃藝博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的童年是何其快樂。相比之下，我們的童年那是何其的苦悶，因為沒有人承認我們是聖鬥士的化身，還老得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很遺憾，在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全國少工委少先隊發表了說明，表示他們從來沒有五條槓，而五條槓是武漢少工委當地的一種行為，從制度上講沒有什麼依據。武漢少工委表示，這是他們首創的一種體系，覺得很不錯。看到這個消息，我為黃藝博感到傷心，他做了這麼多，甚至站姿都和中央這麼像，但卻沒有得到中央的認可，只是成為了武漢市的一個實驗品，還製造了地方和中央的矛盾。純真的黃藝博不知道，這種五條槓其實是非常給全國少工委添亂的，組織向來不喜歡有爭議的人物，而且黃藝博還來自於武漢市滑坡路小學，領導對風水和口彩還是有要求的，黃藝博這個滑坡路小學也拖了他不少的後腿。黃藝博在少先隊的仕途估計就到此為止了。

　　我衷心的祝福黃藝博在共青團可以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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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五道槓」的官二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6日

中國的官員數量是較為龐大的，官二代數量也是較為龐大的。這麼一個龐大的群體中，難免不時會有人「冒出頭」來吸引公眾注意。這次在媒體露臉的不是李剛的兒子李啟銘，也不是捅人八刀的藥家鑫，而是武漢「五道槓」的官二代神童──黃藝博。他的父親是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公務員，母親是軍工系統工作人員，可見他可算是官二代（但是不是官三代還有待調查）──當然他父母的級別不夠高，屬於「小官」，他也就可看作「小官」二代吧。

十二歲有小官架子

據大陸報載，這位「五道槓」神童兩三歲開始看《新聞聯播》，七歲開始堅持每天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這些東西顯然構成他「天才」的一部份。如今他已經在「全國重要報刊」上發表過一百多篇文章，可見真是個「天才」，而且是天才的官二代。中國的官二代真是「人才輩出」——而這位黃藝博明顯比李剛的兒子強，至少沒有撞人後旁若無人地開走車；也比藥軍代表的兒子強，至少沒有撞人後再如「彈鋼琴」般地捅對方八刀。

一般大陸的少先隊大隊長佩戴的是「三道槓」，但他佩戴的是「五道槓」，官居「中國少先隊武漢市副總隊長」，這就比一般的孩子威風了。儘管他年僅十二歲，但多年受《新聞聯播》、《人民日報》等的薰陶，看他的照片已經有小「官架子」了。而且他父母稱這位「小官」二代從《新聞聯播》、《人民日報》學到的居然不是關注領導，而是關注民生，或可推知他年紀小小就能說空話、套話，長大肯定能像不少官員那樣「好話說盡」。

「貪官生兒會貪污」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說法。這些年儘管大陸官方不提這種說法了，但它實際上揭示了所謂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秘密。現在中共黨內很多掌權的，他們的父輩（甚至祖輩）就是掌權的，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領導生兒會領導」。但我們也可以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說法推出「貪官生兒會貪污，污吏生兒會腐敗」以及「流氓生兒是流氓，土匪生兒是土匪」之類的說法。從中國大陸的政壇來看，以前的貪污、腐敗官場現在仍是貪污、腐敗官場，以前的流氓、土匪政黨現在仍是流氓、土匪政黨，可見這類說法是不錯的。

林原
大陸學者

容樂其 - 五四運動─愛國所以反政府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5月6日

在中國，自從司馬遷以罪人身份撰寫《史記》之後，歷史都是當權者杜撰的。五四運動，本來極力提倡科學和民主，更要「外抗強權，內懲國賊」，但在中共治下，都被纂改歪曲了。

掏空內涵植入愚民訊息
本來「五四」是一場「運動」，今日在大陸已經被忌諱稱為「五四青年節」。模糊、淡化和扭曲歷史，來合乎當權者的統治利益，是當權者的慣技。五四是一場反對腐敗政權和爭取中國自強的運動，前後包括示威、請願、罷課、罷工，甚至暴力對抗政府，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動員群眾反腐敗的五四運動，於今看來，實在非常政治不正確。可是，五四運動好歹都是中國共產黨立黨歷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正正是中共創辦人之一；故此，中共不能像對待六四事件一樣提也不提，只好勉為其難，將五四運動的內涵掏空，然後植入「政治正確」的愚民訊息，具體就是如同早兩年中共「慶祝」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軟文宣，說「不斷追求理想生活就是我的『五四精神』」云云，竟然將捨己為國的運動精神，纂改為苟且利己的「生活態度」，令人看得瞠目結舌。

一旦中共無可避免要觸及五四運動的內涵，這政權亦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將那些內涵扭曲。「外抗強權，內懲國賊」，明明就是「愛國所以反政府」的口號，但是中共只會視之為愛國，並且扣上對中共而言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諸如「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愛國運動」等等，要多惡心都有。

五四青年　中共提也不
五四運動之後，無數五四新青年為了實踐理想，前仆後繼地犧牲，中共提也不敢提，生怕現今青年有樣學樣，危害國家安全。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絞死；瞿秋白被國民政府拘捕槍決；聞一多被國民政府特務當眾槍殺。這些當時「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愛國人士，不就是為極權封閉維穩至上的國民政府最不悅的嗎？

五四精神只剩下愛國，科學精神被歪曲成科學發展觀，而民主呢？則變成人民透過五層間選才選出國家主席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了。孫文臨終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五四運動九十二周年、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二周年的二○一一年，讀來仍然令人心酸心痛。

容樂其
自由撰稿人

林沛理 - 拒絕Facebook的理由 (2010年6月)

亞洲週刊 2010年6月20日

Vic: It's okay if you enjoy yourself on Facebook. Don't get upset at this article. The Facebook phenomenon is evolving quickly and has serious social impacts. This article touches only a par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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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知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七年，在倫敦發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演說，轟動西方知識界。他由什麼是基督徒說起，一路談到上帝的存在、基督的品性，以至恐懼乃宗教的基礎等議題；最後以重申自由思想的重要作結。

在八十三年後日益世俗化的的今天，大張旗鼓地宣布自己不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或者佛教徒，不僅多此一舉，簡直是貽笑大方。可是倘若你沒有註冊成為社交網站Facebook的會員，我建議你馬上寫一篇《為什麼在Facebook上找不到我？》(Why I Am Not On Facebook?)公諸於世，以免被標籤為有嚴重自閉傾向的「宅男」或與社會為敵的危險人物。原因很簡單，Facebook今日是越來越多人的宗教、娛樂，甚至生命，你對它說不，就等於撥開世界向你伸出的友善之手。

這並非誇張之詞。Facebook面世只有短短六年，已經有超過五億個註冊會員。它同時是全球最大的圖片庫，載有圖片近五百億幀，並且以每週十億幀新圖片的驚人速度增長。

更重要的，是Facebook徹底改變了現代人的社交基因，令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緊密、交往更頻繁和相聚更容易。

一百年前，小說家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中苦口婆心奉勸世人不要活在孤獨的斗室之中，那句發自肺腑的「Only connect」(只管連接起來)，成為了說出無數人心底呼聲的處世格言。一百年後的今日，Facebook把整個世界都連接起來，福斯特心目中的大同社會似乎近在咫尺，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一如世人要為一個新的平的世界(a new flat world)付出代價，活在一個由Facebook連在一起的世界，並不是想像中的逍遙自在。到今日，我仍然堅持做一個抵制，甚至反抗Facebook的死硬派(a Facebook holdout)，除了因為這是一個浪漫、蒼涼的手勢，隱然透出一種就算不是「大衛勇戰巨人」，也是「螳臂擋車」的悲壯之外；還是因為深感Facebook以分享、溝通和幫助我們建立人脈和社會關係為名，正在將我們的社會推往更自戀、更虛情假意和更多癮君子的方向發展。

不是嗎？現在也許已經難以想像，但在一個Facebook前的世界，如果你將你的喜好、日常生活的細節，突發的奇想，如數家珍、巨細無遺地與人「分享」；又將所拍的照片，不管是午餐的時候在「大排檔」吃的一碗牛腩麵；還是在「卡拉OK」唱歌時的狂態，通通拿出來給人看，普通朋友必定對你敬而遠之，好朋友亦無奈與你疏遠。「自我陶醉者」(narcissist)的標籤，更會如影隨形般對你不離不棄。英文有一句異常貼切的慣用語來形容這一種人——「He is so full of himself」(他滿口和滿腦子都是自己)，又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人，腦子往往都是空空如也的(He that is full of himself is usually very empty)。

這正是我對Facebook敬而遠之的原因：每一個Facebook的註冊用戶都是「full of himself」的。在這個意義上，Facebook合法化和常態化了自我中心與自戀，將一種劣根性變成一種美德。

對我來說，「Facebook friends」根本就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詞(oxymoron)。友誼未必要達到兩肋插刀、肝膽相照的境界，但做朋友，至少要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真正的友誼，更加是一種靈魂的溝通與心神的默契。

西諺所說的「只有真正的朋友，才可以悠然自得地相對無語」(True friendship comes when silence between two people is comfortable)，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可以想像兩個由Facebook連繫起來的朋友在Facebook上相對無語嗎？這一切也許只是我這個過時的人的瘋言瘋語。對現代人來說，Facebook已變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了「癮君子」的一個新品種——Facebook junkies。

林沛理，《信報》、《明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作包括《破謬．思維》、《精彩的偏見》及《英文玩家》，最新的一本書是Once A Hero - The Vanishing Hong Kong Cin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