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 - 年輕人唱不起We Are the World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20日

也許是現在中學多了通識科，師生討論時事的機會比以前多。有一個朋友告訴我，早前他們就講起了奶荒、雙非人之類陸港矛盾問題。中學老師也好，沒有故作中立，而是直陳己見，他堅持「普世價值」，說中國人很可憐，香港人應該體諒：生仔是普世人權，至於雙非有香港身份證，對香港也沒甚麼大不了，我們也不應該排拒，應該包容照顧。

有些學生提出異議。學生說，雖然這些原則是沒錯，但雙非人越來越多，擾亂香港人口政策，也使學額緊張，令北區幼兒要跨區上學。法是法，但這合理嗎？大陸人來香港走私大量物資，也是擾亂香港的。難道單單因為「自由買賣」原則，我們就要默默忍受？自由行逼爆香港，令我們生活質素全線下跌……顧全人家的普世道義，卻令香港越來越糟糕，這種犧牲平民利益的僵化價值，真的值得膜拜？

學生連番問號，老師頓時語塞。最後老師也承認，這個情況是越來越差。他反對限奶令，好像是因為技術問題，但其實是因為道德問題：不忍心，好像是歧視人。但他又確實明白現實的資源問題，一個地方的政策是必須絕情的。學生又問，香港因這類人口問題越來越差，他會怎麽辦？老師攤手說：「真的太差，或許我會離開香港吧。」

這就是香港多中產專業人士的寫照。他們的子女已經長大，不用費心籌謀奶粉；他們也是隨時有能力走去歐美國家養老的。所以香港長遠的人口問題，他們也不用擔心後果。由於他們的處境太優裕，所以永遠是他們高舉針刺不到肉的「普世價值」，去反對限奶、反對收緊自由行、支持雙非人生仔。這些取態，只是他們身在社會中上層的贖罪券，是自灌一口「支持弱勢」的心靈雞湯；他們會去六四紀念集會、7.1遊行，是自己早已在外國安頓歸宿之後的象徵式行善。

香港的黃金年代，屬於這些上一代的人；將來那個混亂墮落的香港，則屬於這一代的年輕人。所以老師絕對不明白某些學生的焦躁和憂慮。誰不想做慈善家？誰不想和和氣氣，大唱We Are the World？香港的新一代怎麼辦？當出路已經極窄，生活環境已經極擠逼，已經受不起更多「中港交流」。很多上一代人的雙腳早已離地，又想贖一點中產的階級罪孽、贖一些香港人的民族原罪，所以覺得你們民粹自私，絕對不會體諒新一代寸步不讓。因為那些學生會說：「老師，你可以走，但我們還有幾十年要在香港捱啊。」青年才是要跟香港共存亡的一群。要打算，要籌謀的人，自然斤斤計較，唱不起世界大同的聖詩了。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陳雲 - 六四創傷的心理治療

轉角   2013年05月20日

【am730專欄】支聯會今年六四晚會的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來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香港人的其中一個口號。當年香港是寄望天安門民運可以推翻共產黨一黨專政，間接解救香港，有這個口號，毫不為奇。然而，九七之後，香港在中港的利益衝突之下，本土意識壯大，香港精神是莊敬自強，中港區隔，香港本土優先，而不是愛中共國、愛中共民。

平反六四的呼籲，只是加強共產黨的合法性，而且民主派在爭取普選的進程中，不斷主張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這顯示了這群離地中產與地產霸權的勾結，根本無心爭取香港民主。中共不怕香港的六四晚會，港府也從不阻撓，因為六四晚會、七一遊行這些象徵式的和平集會，已經變成宣洩民氣的維穩活動。特區政府要對付的，要司法迫害的，是在七一遊行期間脫隊自立，勇武鬥爭、衝擊秩序的黃毓民等人。

天安門民運及隨後的屠殺，是中國的大事，也是香港的大事，我們除了不能忘記之外，更要深切反省——為甚麼香港人擺脫不了六四？年年十幾萬人圍攏一起，在做些甚麼？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歸屬感壯大，有「大香港主義」，大陸開發改革，香港人也是以「施恩」的高傲態度來對待大陸的。為甚麼六四會令香港人忽然愛國、忽然做起同胞來了？六四令香港人忽然愛國，興起民主抗共議程。六四失敗，香港人本土意識覺醒，香港不能與中國混成一體了。然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寄存於中共的心靈創傷之下，令很多港人年年去維園流淚痛哭——為了自己。

香港人要拯救自己，要在道德上自我反省，我們當年是借北京學生「過橋」，借學生鬥中共，圍魏救趙，自己搭民主中國的便車，做free-rider，我們這麼快把北京學生當成同胞，是有這種僥倖的心理，我們夠膽面對，夠膽承認嗎？六四的屠殺令我們在道德上難堪、負疚。我們當初把北京學生當成同胞，他們失敗了，卻無法拯救他們(雖然當年「黃雀行動」也救出一些民運領袖)。六四失敗了，二十幾年，港人活在負疚之中。

港人集會哀求中共平反六四，是虛假的心理治療。港人要治療六四的創傷，必須認識清楚，當日港人同情學生和支持北京民運，帶有人類普遍的同情心，也有僥倖的依賴心，希望我們對北京學生在道德上是負疚的。後來中共驅散並屠殺部分民眾，令這種負疚感在香港人的心裡揮之不去。香港的民主要靠香港人自己，不能靠大陸人來代理。要走出六四的陰霾，香港人必須坦誠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當年的道德真相，從道德上來拯救自己，活在真理之中。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Vic：「平反六四」之口號，可以休矣。我們不應該要求中共平反六四，正如我們不應該要求屠夫平反被他屠殺的人。猶太人被納粹黨屠殺，從來不要求什麼平反，而是追究到底，血債血償（對當中罪大惡極者）。對中國人來說，中共是比納粹黨更恐怖的無賴匪幫。只有奴性深重的人，才會乞求中共之平反。中共歷史上做錯多少事，殺了多少人，又平反了多少事多少人，反右、文革都平反了，又如何？

陶傑 - 旅遊生意眼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19日

香港的太平清醮日，一旦淪為一個旅遊「景點」，一切就變成一盤低俗的商業生意，文化就是被你自己一點點扼殺掉的。

華文所稱的「旅遊景點」，都有「打造」的成份，「太平清醮」幾百年，本來好端端，無所謂「打造」不「打造」。缺乏歷史人文修養的現代人，包括官僚，伸一隻手進來「打造」，太平清醮就不是原來的太平清醮──「打造」出來的「太平清醮」，跟打造出來的水鄉周莊，打造出來的秦淮河夫子廟、少林寺、八達嶺長城，以及即將「打造」完成的新拉薩，都不是原來那回事：以「發展旅遊」為經，以「開創商機」為緯，一個本來有三千年文化的古國，「革命」毀了一大半，「打造」又報銷了剩餘，到處是簇新的「發展成果」、「建設工程」，其實是俗艷的廢墟。

香港經「打造」的「太平清醮」：搶包山要吊安全帶，包子換成塑膠，給什麼「遊客」看？香港的旅遊業只剩大陸的自由行，六七十年代的歐美日本遊客幾近絕跡，從中國來的遊客，不必來香港看一幫人怎樣爬上棚架子哄搶食物，他們自己從酒店的自助餐到LV店的購物，論哄搶，他們比長洲一年一度的幾個包山健兒更有心得。

至於「飄色」，幾個小孩站在高蹺子上遊街，大陸中國人看卡車押載去刑場的人犯，也看得太多，遊街有什麼好看？

「西方先進國家」的旅遊文化，是歷史累積下來給自己玩賞的，不必為外來的人刻意「打造」，譬如西班牙的鬥牛，鬥給西班牙人自己看，鬥牛士不會「與時俱進」，「人命安全第一」，戴上頭盔，也不會因為中國遊客來多了，響應市場，牛鬥完了，即場屠宰給中國遊客BBQ，牛鞭割下來，就地競投，讓一個很牛B的中國旅客用三萬歐羅買過來，血淋淋提着，手舉V字，當場拍照留念的，對不？

畢明 - 食雞冇雞味的friend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19日

如果你喜愛語文，過去這十多年在香港，也是情何以堪的。

如果你對文字、語文敏感，有在香港土生土長養成的意識感覺，看見一些文字、聽見某些語言，很難不出現冒汗、悵惘、不適、見暈的類更年期生理反射現象。香港人在香港水土不伏，唉。

先說譯名。一國兩制，為何不可一名兩譯？有些人名，初看時真的有「而我不知道他是誰」的交叉眼。好人好姐，「標基斯」不是易明即通嗎？人家還剛成為世界首富，偏偏要：（比爾）「蓋茨」，我是至今都抗拒的；連同Steve Jobs的譯名，他們堪稱兩大屈機榜首經典之作，喬什麼布斯呢，又不是卡通青蛙Keroppi的親戚，蘋果之神的姓氏冇「Q」「K」啊，那籃球之神（米高）佐敦，要改口叫（邁克爾）喬丹乎？你唔暈我先暈為敬。自小就是知道伊莉莎伯泰萊，蓬萊的萊，萊茵河的萊，你硬要「泰勒」，就成件事硬晒，唔靚囉。明明在香港為什麼要用欠港味的大陸譯名？神韻俱失，惆悵。

嚴復說譯事三難為「信、達、雅」，林語堂指要「忠實、通順、美」，錢鍾書主張「化境」，你買不買那一套都好，大陸譯名法之硬，幾乎三軍盡歿，尤其應用在香港，連忠於原著發音都離題，萬丈。Vivien（Leigh）港曰：慧雲，大陸稱：費雯，你話喇。

現在，大口大口把市面的語文喝下去，會被嗆住。看餐牌、說明書、指示牌，全簡體，或簡多於繁的夾雜着，總不順眼。與政治無關，不關國旗事，繁體字，歷幾千年造字文化，形、神、意，有意境有風景，簡體，well，唔靚囉。不美，唔型。我貪靚。客觀事實是簡體字實用，造型簡略，形、神、意都不美，不是骨肉不稱，就是腰短腳幼。說起詩詞歌賦，腦中影像必是繁體字；武俠世界劍客解劍沽酒，背景只可能是繁體字。你見過顏體、瘦金體，王羲之、鄭板橋六分半書的簡體書法墨寶嗎？未有簡體，死鬼咗啦。字型，也有它的tone and manner和文化氣質底蘊，書法家就是Designer labels，而我不識簡體字名設計師。字有字味，地方味。

還有非常嗆耳的，是這個城市的英文。倒退到你震驚。別的不說，英語廣播的英文電視台，怎麼主持人的英語會話能力，可以低水平到猖獗的地步！是政治正確之舉嗎？但CCTV的英語都好得多。如你像我一樣，閹了二號台，廢了四號台，盡量忘記一號台，僅餘的免費電視就剩明珠台，可是現在的非洋人節目主持人，聽他們的英語，耳朵想自盡。尤其某位報天氣及財經的女士，英語擾民達烈級程度。已不敢冀求牛津英語，標準一點，正宗一點的美國口音也不緊要，來個鬼「𡁻」泥英語殺手，連唐人街英文都不是，把英語先姦後殺，不是英語災難，不止是語障，是語癌！以Angelina Jolie的做法，要預防性切除的。朋友傳來YouTube短片，以前明珠台的節目主持人是關朝聰和狄寶娜摩亞，耳根舒服晒。如今，我的救贖是香港電台的Samantha Butler報新聞，英文有英味，阿們。

我真的不介意換國旗，但我介意換走這方土地的中英語文風味、水平。而且換成那麼核突。

小思 - 觀影隨想

明報   2013年5月19日

遲遲未看《東京家族》，為的是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太難忘，不想與現代版致敬之作比較，怕對我也喜歡的山田洋次不公道。

小津鏡頭下，一切以淡淡然，低角度、空鏡，好像甚麼事沒發生過，卻在留白中發揮逼力，小津安二郎有話要說的地方很多，讓觀眾想得更多。

我終於忍不住還是去看了。假日早場，竟然滿座。隔座看來是一對母子。中年母親與青年兒子。放映前，青年吃着漢堡包薯條，紙袋弄得沙沙響，動作多似很不耐煩。我不禁想，他看這「悶」戲，我得忍受他的打擾。

一路觀影，自然無法忘記笠智眾和東山千榮子那對小津處理下的父母形象，比較二故事的不同處。慢慢電影中橋爪功和吉行和子這對「新父母」也佔據了我的注意力。特別吉行和子的老而雍容，當下日本已難再找。山田洋次要拍這套電影給今天的日本人看，把二兒子的戲份改動得很有時代感，加個賢淑未婚妻，顯得來住一宵的母親應該極有理由安心離去。這對青年男女，展示今天日本青年一代的某些想法，正合他說：「我期盼有一部能夠引起共鳴又能有歡笑與淚水交織的感人作品，這是為了呈獻給尋找新出路而求助無門、苦惱不已的現代日本現象。我是秉持着這種心境開拍《東京家族》。」

母親突然去世，一貫甚麼都不在乎的二兒子在床前痛哭，正在我覺得有點煽情時，鄰座青年竟哭得抽動雙肩，我好奇瞄一眼，見到中年女士的手正輕輕拍着他的手背。銀幕下這一鏡頭，也算奇逢。

林茵訪問查錫我：不貪小便宜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香港，勝在有ICAC」，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成為廉署廣告中最響亮的一句口號，也是在九七回歸大限之前用以穩定人心的承諾。

法治、廉潔，像亂世中的支柱，也是我們近年檢視香港是否還守得住的指標。與其說一國兩制是共產與資本主義之別，不如說我們有法治、廉潔，而深圳河北岸那邊沒有；但最近我們也無法再說得那麼篤定了。

在許仕仁、曾蔭權被揭涉嫌貪污的時候、在立會區會選票要幾多種幾多的時候，我們尚能對廉政公署寄予一線希望；但終於，連一署之首的廉政專員亦告淪落，我們忽然發現，再也無法相信誰。隨着湯顯明的醜聞愈揭愈臭，身邊朋友就接連嚷着，今次真的不移民不行。

查錫我卻打了個哈哈，說自己是天生無可救藥的樂觀者，「我又唔覺得好灰呀，擔憂又改變唔到任何事，不如諗吓這件事令我們得到咩教訓，點樣學習繼續向前行？」半杯水，是半滿也是半空。貪湯醜聞被揭發，他更願意理解為社會對政府的監察機制仍然有效，審計署獨立、傳媒開放的體現，「如果好似中國大陸咁講，你根本都無得監督，這是香港的優點。有這些事被發掘出來，大家以後就更加睇緊啲囉。」

「最重要是每個市民都要醒覺，要站出來，講自己心中的說話，對就對、錯就錯，維護核心價值不是靠一個人或某個團體，是所有人都要咁做。」說起來也是，廉署廣告口號，最近都已改做「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了。

廉署模式建立了什麼？

查錫我的樂觀，除了是天性，也出於他對廉署制度的了解。廉署一九七四年成立，他一九七六年畢業就加入成為其中一員，由社區關係處做起，再轉到執行處負責調查工作逾十五年，位至總調查主任，再轉往防止貪污處任高級審查主任，至二○○四年離職，是極少數做遍廉署三個部門的人，經常向內地省市領導人講解香港的廉政建設經驗；他又非常好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法律學等學歷成串長，加上執業大律師資格，可說是本地少數的反貪腐專家。

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常被世界稱道，香港廉潔度在國際間亦一向名列前茅。大眾說起廉署的威風，最常提及的就是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打貪的雷厲風行和決心，夠膽與整個警隊為敵的志氣，以及只對港督負責的獨立地位。然而，廉署之所以成為外國爭相學習的典範，除了打貪的成效，還有更為細水長流的防貪和教育工作；畢竟真正雷厲風行瓦解貪污集團的工作都集中在廉署創立的頭幾年，隨着警廉衝突尖銳化、一九七七年麥理浩發出特赦令後，便是持續多年的深耕細作。

教育防貪更重要

查鍚我說，外國相繼效法的，是香港廉署首創的打貪、防貪和教育三管齊下的運作模式，此前各國都只有打貪的執法隊伍，卻沒有專責預防貪污的機構，「我們覺得，只係拘捕、打擊貪污是不足夠的，要將人的觀念改變過來」。社區關係處負責教育公眾，防止貪污處與政府部門合作，在每個部門都成立防貪組，定期開會研究部門運作程序中的貪污漏洞，「例如如果好多人投訴CID貪污，我們就去研究CID的工作程序邊度出問題，是否有機會通水呢？咁就可能建議唔好咁快畀同事知道今晚去邊採取行動，到行動前才通知」。政府部門繁多，防貪處持續與他們檢討和建議改善運作程序，杜絕貪污機會，可說是對建設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團隊發揮過重要貢獻，「執行處讓你知道，貪污有好嚴重的後果，要坐監、身敗名裂，等你唔敢貪；防貪處是令你敢貪都無乜機會貪，或者貪了之後被揭發的機會好高；社區關係處，是令你就算有機會都不會去貪，因為你接受了貪污是一件壞事。這三管齊下的方法，至今在全世界來說都是最有效的機制，是最初姬達爵士等人想出來的架構」。

湯顯明事件反映制度出問題？

由廉署成立至九十年代初，短短十幾年，眾人的常識由「想要公共服務就要畀利市」，變成小孩子都知道貪污不對，所謂廉潔是香港核心價值，其實是這樣耕耘得來的。

制度行之有效，直至前特權曾蔭權涉貪，大眾忽然發現，向來形象強勢、獨立的廉署，就是無權查特首，然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發涉自己批自己濫出公數，人們頓覺廉政制度上原來對高層和特首全無掣肘。但查錫我不認為是制度出問題，「任何制度都係一層一層咁向上司申請，去到部門首長、廉政專員，就要自己批自己，唔通個個都去向特首申請？咁特首向邊個申請？一定會有最後一個人，唔係話向上司負責就是人治，關鍵是有制衡的制度，如果佢唔守法、唔守規矩，會好快被發覺、受懲罰，我們一向都有監察的機制，審計署去查各個部門，申訴專員公署、廉署又可以去查審計署，香港係一環扣一環的互相制衡，無一個機構係大晒、無一個機構可以超乎法律的。我們不可以因為有這件事，就不斷成立好多監察委員會，那誰去監察那些監察委員會呢？沒完沒了的嘛。」

「是個人品格出問題」

「我們的社會其實係建基於一個信任的理念，因為經濟上來說這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如果你講每句說話我都要查過你先，你去人事登記處登記個地址，佢都要『咪住先，你個地址係咪真架？』咁咪要花好多資源去核實？去到最高層的部門首長同特首，我們亦都係信任他們，現在他們出賣了香港人的信任，濫用了他們的權力，這是個別人士出問題，而不是制度有問題，像你架車幾安全，都好難避免人為錯誤的。」

「我們成日都好想證明個制度有問題，所以出現湯顯明，其實唔係囉。」查錫我認為，有時就純粹是個人品格出問題，不要事事賴社會、制度出錯，「十幾個廉政專員得佢一個係咁樣，你話除了佢品格問題仲有無其他問題？我就諗唔到喇。如果回歸後第一個專員就係咁，都可以諗係咪換了政權就變了呢？但佢又唔係第一任，前任李少光無問題，白韞六到現在都未睇到有問題呀。」

廉署降格專員人選出問題？

但有些趨勢，確實朝着不太理想的方向發展。查錫我認為，廉署地位近年不斷降格，這一點，體現在廉政專員人選的轉變上；早期的廉政專員都是本身很高層的司局級官員調任，做完廉政專員便退休了，「問題是回歸後，由李少光開始，就不是AO出身了，是由其他政府部門調過來的，李少光和白韞六都是入境處，湯顯明就海關。我覺得廉署成立已三十九年，還是否有必要從外面調人來做呢？你話調個AO來我都仲可以理解，AO本身個個部門都去，有足夠的政務經驗，但你調其他部門的首長來，人們就覺得，其實廉政專員的職位是跟入境處處長一樣級數了。廉政公署的調查能力肯定係高過入境處、甚至海關啦，由一個調查能力低的部門首長過來做廉政專員，係好奇怪的。而且，如果你由內部晉升，佢一路做到退休走，就不會再加入政府了，現在李少光由入境處長來做廉政專員，做完後佢就去做保安局長，有些人會疑慮，『你做緊廉政專員時會唔會盡量唔得罪人？』可能實際上無咁做，但如果你之後又入返政府，市民觀感上就會覺得你難以維持獨立性。」

回歸前已跟內地交往

湯顯明被揭醜聞，又連日龜縮，不少現任前任廉署人員非常憤慨，都將他跟廉署劃清界線，強調「湯顯明不代表我」。查錫我說，廉政專員的角色一向不涉及實務運作，同事在查什麼案，不需要向專員交代。廉政專員由姬達開始，都是對內鼓舞士氣、對外頂着壓力，定時向港督匯報、向立法局和公眾交代的角色；至於跟內地的交往，則在回歸前已有，「因為中國大陸跟香港接壤，好多人貪污後走去大陸，就要透過國內的檢察院、反貪局去協助我們追捕。九七後有了中聯辦，都會透過中聯辦去聯絡某個省市的反貪人員，不止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任何國家都有這些互相協助的做法。與內地官員飲宴也不是好特別的事，有時他們過來做嘢，我們招呼佢食飯，我們上去，他們招呼返我們食飯。問題係，係咪要送茅台酒、XO呢？以往就無聽過囉，我在廉署做的時候，一般來說就是送條廉署的呔呀、紀念盾呀、或者送一兩本廉署的年報呀，咁之嘛，從未聽過要送茅台、XO的，這是湯生自己開始的事。」

回歸前後有品與無品

「其實調返轉頭諗，我覺得根本上唔值得咁做，如果你問返湯顯明本人，我諗佢都悔不當初。講真，香港社會對得佢住啦，廿幾萬一個月；現在揭出來的使費都只是幾十萬，在五年入面，幾十萬算咩錢？我當你一年使十萬，在你年薪成三百萬入面拎十萬出來有幾難？你自己畀都得啦，何况我諗其中都有些是正式可以claim的，根本唔值得囉。但你睇佢，同中聯辦一位女士飲咖啡，五十六蚊佢都要claim，無品囉，差勁囉，我唔係話佢無權claim，係嘥時間。我們好多時出來同人傾偈食飯，希望拎些資料，食餐飯我們請，無預先申請就無得批，都係自己荷包出。」查錫我念念不忘，回歸前跟執行處長史道偉到東南亞出差，處長有權坐頭等，他同行，也可以一起坐，但處長反提議一起坐經濟位，替政府省點錢，「佢高我成個頭，六呎幾，屈住對腳，但佢覺得只是個幾鐘飛機，辛苦少少，慳點錢啦。其實英國人做乜要幫你香港政府慳錢？應該使到你盡呀，佢唔係，這些我哋咪敬佩囉，從前我們的專員、處長都是這樣的。曾蔭權就剛剛調轉，去到巴西，個山景都話唔要，要對住海景，就算你可以使，都唔應該咁樣使錢法嘛，你問問自己，如果是出自己荷包會唔會咁使？做人的品格，分別就在這裏，曾蔭權就是無品嘛，湯顯明亦都無品嘛。」

意志軟化

跟罪案打交道的這些年，查錫我看得清楚，貪污，很多時就只是由小便宜開始，「開頭可能我請你食飯，款待之嘛，無問題的，但款待完後請你去夜總會，夜總會之後就慢慢來；或者打麻將借點錢畀你，你以為麻將數而已，借借吓就出問題了。其實無人鍾意貪污的，但就因為一開始時被人軟化了，將你的意志軟化。你以為食餐飯無事，跳吓舞無事，慢慢就出事囉。所以做公務員也好，在廉署也好，係要好均真，做事要經常提醒自己，條界線喺邊度。」

文 林茵

圖 林俊源

編輯 蔡曉彤

傅景華 - 從微博看中國的矛盾與希望——我為何研究Weiboscope？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張林，中國安徽蚌埠人，因支持八九民運及中國民主運動而被多次判刑入獄。2013年2月27日下午約3時，他10歲大的女兒張安妮，被四個安徽省國保強行從小學帶走，被關押20小時後才獲釋，不過小學在受壓下，不讓小安妮上學。及後，多名律師及網民奔相走告，聲援小安妮爭取復學，還她基本接受教育的權利。10歲的小安妮，被稱為中國最小的「良心犯」。

這宗發生在中國境內，嚴重侵犯基本公民權利的事件，內地沒有一份報章媒體作出報道，就算是香港報章（包括《明報》），也要到4月中才有文章提及此事（據Wisernews的搜尋結果）。

據我們的紀錄，2013年2月28日下午1時3分（即小安妮獲釋後不久），第一條微博公開了這宗消息：

「強烈抗議安徽省國保綁架和非法拘禁十歲女童張安妮！安徽省國保昨天下午3點半綁架了安徽省著名的民主人士張林十歲的女兒張安妮，隨後把她單獨拘禁在派出所三個半小時，其暴行令人髮指！合肥的琥珀小學逼於合肥國保的淫威，現在已經中斷了張林女兒的上學權利。希望大家關注！」

在微博上，民眾一直討論及聲援小安妮，由3月至今仍然不絕。而在整整兩個多月期間，中國主流媒體噤若寒蟬。

說不盡的中國故事

微博是個有趣的中國現象，載有數不盡像上述一樣的中國故事。

自「微博元年」起（即2010年），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至少筆者想不到）的變化。一個郭美美Baby，差不多拖垮了中國紅十字會；一句「我爸是李剛」，暴露了人民對地方官員和「官二代」的憤怒，並同時展現了網民創意的力量（「我爸是李剛」造句比賽）；網民廣泛發布「微笑哥」、「手表哥」和「領帶哥」等語彙和相片，將社會底層長期積壓的反貪腐情緒，透過網絡「泄洪」，出現所謂的「微博反腐」，直接或間接與不少官員下台有關。沒有微博的話，上述事件的發展可能大有機會改寫。

我認為要全面了解中國社會和媒體的發展，現今必須包括從微博入手，分析微博的內容與及中國人使用微博的行為和習慣。這個正是我們以微博作為學術研究題目的原因。

對香港人而言，由需要「評估內地民眾反應」來制定政策的香港政府官員，到要教授國民教育來令學生「加深對國家認識」的老師，微博就是最鮮活的原始材料。

源起和研究結果

《微博視野》這個名稱，是香港傳媒的硬譯，我們的研究項目原名只有英文，名為Weiboscope。我們自2010年底開始，在辦公室安裝了一部伺服器，透過新浪提供的應用接口（API），用軟件程式不間斷地下載微博用戶的發帖和轉發。由於資源和技術所限，總不能整個微博下載下來，所以只集中在轉發力最強的用戶，我們整個項目蒐集了約35萬個超過1000粉絲量的微博帳戶。這樣做也有另一好處，由於微博上充斥假戶口（俗稱疆屍），我們的方法算是個簡單的過濾。

所謂「恢復被刪微博」，其實原理是在先後兩次的下載過程中，程式會發現部分用戶的微博發帖不見了，我們便再用應用接口來分辨消失了的微博是被刪了（包括用戶自行刪除）還是「被管理員加密」了（permission denied）。採用這個方法，我們在2012年一年之內，一共下載了2.26億條微博，當中包括1086萬條被刪微博及8.6萬條「被加密」微博（註：我們會在刪除微博上的個人資料後，將2.26億條微博在網上公開）。

在我們剛發表於IEEE Internet Computing五月號的文章中，研究團隊深入分析蒐集得來的微博數據，並得出兩個主要結果。首先我們找到一些微博「敏感詞」——針對來自同一個用戶的發帖，我們按「敏感度」列出了會「被加密」的關鍵詞（相對於沒有被刪的微博），也同時找到一些網民想避開審查而自創的詞彙，例如「平西王」（指薄熙來）、「護士長」（指王立軍）、「西紅柿」（指重慶）、「CGC」（指陳光誠）及「儲君」（指當時尚未上台的習近平）。

第二，我們比較在實名制推出前後三個月的微博詞彙，發現實名制推出後停止發表微博的用戶，相對於發表如常的用戶，較多談及社會及政治敏感議題，包括談及兩會、人大代表、王立軍及民主等，即是說若沒有實名制的話，這批用戶大有可能會繼續如常發表與社會和政治有關的敏感題目，換言之實名制有可能對這些用戶做成「寒蟬效應」。

讀微博看中國

我在上文形容微博是「最鮮活的原始材料」，是來自自身體會，其中感受最強烈的一次是「錢雲會事件」。浙江省溫州市人錢雲會，一直為村民爭取權益，曾上訪多次，2010年12月25日早上，他被輾死於一輛重型車下，官方一口咬定是意外，但村民認為是有預謀的謀殺，錢被壓在車底的血腥圖片隨即在微博上流傳，網民不斷轉發微博，並質疑官方說法，及後《中國青年報》和《南方都市報》加入跟進，認為事件疑點重重。筆者也就此事作了個案研究，下載和分析與事件相關的微博轉發，研究結果也曾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每次翻看資料，看見錢氏肢體扭曲的屍首圖片，就會想到中國每天不知發生多少同樣的官民衝突事故，有多少人被暴力傷害或生活在暴力陰影下，又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淹沒在浩瀚的微博中無人理會……當大家陶醉在虛無的「中國夢」時，我就在鮮活的微博中參與「圍觀」。

據我兩年多的觀察，微博上每天盡是主流媒體鮮有報道（甚至不予報道）的社會事件，有數之不盡的強拆官民肢體衝突圖片，隔天便有城管欺負底層市民的個案，未幾又有市民反對工廠做成污染的抗爭事件發生，跟着又有人揭發地方官員的奢華生活或濫權瀆職。如果微博是中國民意的一面鏡子，我見不到民間感受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景，社交網絡瀰漫的是對官員和制度不滿但又無奈的情緒。

相信不少網民也曾收過「微博已被管理員加密。此微博不適宜對外公開」的私信，被網絡審查是不少人的集體經驗。除了一些「眾所周知」的敏感話題，很多網民根本不知道何時會越界，經常在打「擦邊球」；當知道話題越界，但又覺得不得不寫時，網民會創造避開審查的網絡詞彙（如上述的「平西王」和「護士長」等）。文字以外，上載圖片亦大派用場。其中一絕招是用animated gif，這種圖片格式容許用戶將多張圖片集結成硬照短片，一般人（包括系統管理員）多只留意首張圖片，但事實上內有乾坤，好戲在後頭。近日一例是：表面首頁是幀美女性感圖片，但隨後的圖片有六四、坦克、王維林……不得不佩服這種市井智慧。

太早去談樂觀和悲觀

因着上述的種種，我從微博中看到中國的希望——有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氣魄。在學界，大家仍在爭論互聯網（包括微博）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較樂觀的代表作有楊國斌教授的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認同網絡已構建了中國的公民抗爭參與空間；另一派則認為此說太樂觀，忽略了政府同樣可透過網絡監控和箝制言論的能力（以Evgeny Morozov的The Net Delusion最為人所知）。

我卻認為，我們太早去談樂觀和悲觀，微博的迅速發展已令理論和實證研究落後於形勢。我們需要更多的學術研究（不論是量性還是質性的研究），用既有的理論（大部分是西方的）對照原始資料，亦要用原始資料推敲新的理論和假定；另外，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亦必須全盤考慮中國的獨特社會因素（無論政治的、經濟的、還有文化的），切忌墮入對中國想當然的理論陷阱中。我們的微博研究路仍是個開始，遙遙長路。

參考資料

Fu KW, Chan CH, Chau M. Assessing Censorship on Microblogs in China: Discriminatory Keyword Analysis and the Real-Name Registration Policy. Internet Computing, IEEE. 2013; 17(3): 42-50.

Morozov E. 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Public Affairs, 2011.

Yang G.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文 傅景華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編輯 馮少榮

家明雜感：《大亨小傳》後現代激情篇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無論什麼題材，落到導演Baz Luhrmann之手，恕難耳根清淨。

這才想起，1996年他的「Romeo+Juliet」在港譯名極好：《羅密歐與茱麗葉後現代激情篇》。如果Luhrmann在本地名氣再高一點，中文名可以統一用「後現代激情篇」：「紅磨坊後現代激情篇」、「澳大利亞後現代激情篇」及最新的「大亨小傳後現代激情篇」。他的長片就這麼幾部，這樣一叫也收系列之效。

「後現代」勝在駁雜，看看Luhrmann《大亨小傳》的歌曲清單就明，遠遠脫離故事「roaring twenties」年代的爵士味道。「激情」則指浮躁、坐立不安以至乖戾扭曲的狀態。看他的電影難免好奇，到底是他生怕觀眾悶，還是其性急的脾性使然？總愛化簡為繁，搬弄技藝。《大亨》的剪接速度，連我這個吃影像奶水大的也有點吃不消。幾個角色在餐桌的對話，畫面是東拼西湊、上天下地的。查網上資料，Luhrmann電影的鏡頭數目一次比一次多，一般長片鏡頭數由一千至二千不等，十多年前的《羅密歐》已千多個鏡頭（應該是最多鏡頭的莎劇電影），2001年的《情陷紅磨坊》更誇張，但願網上資料無誤，兩小時竟有三千多個！《大亨小傳》看來不比《紅磨坊》遜色多少。《大亨》一共動用三個剪接師，是Luhrmann影片中最多的。

原著沉實改編浮誇

但《紅磨坊》到底是齣原創歌舞片，《大亨小傳》根據小說改編，也有明顯的歌舞片走向。Gatsby大宅的派對好像寶萊塢的歌舞場面，熱鬧豐富，人物眾多，整齊有序，男男女女像舞蹈員多於賓客，唱跳到最後的高潮，大宅上空煙花、彩帶什麼的一起發放，像幻維港煙花匯一樣講究。大宅的主人Jay Gatsby（里安納度狄卡比奧），就在煙花背景的襯托下微笑登場——畫面其實有點滑稽，還好那是帥氣的狄卡比奧。《大亨》類似大宅派對的載歌載舞場面不止一次，電影從頭到尾都是樂曲，每個段落都是個小高潮。奪目是夠奪目，卻嫌不夠寫實（每兩星期一次這種燒錢派對？）。大場面跟本來溫文、靜態、沉實的原著頗有距離，甚至喧賓奪主。

但Luhrmann的策略就是浮華、喧鬧、明快，場景及道具極盡華麗，官能推到極至，「size does matter」。把新版《大亨》跟1974年羅拔烈福及美亞花露主演的舊版比較，很難相信兩部影片來自同一小說。舊版導演是英國新浪潮的Jack Clayton，節奏緩和，手法平實，味道淡然，炎夏角色的慵倦姿態令人印象最深。今天的《大亨》倒時刻在動，不獨鏡頭、人物、汽車在動，天氣也在動（雨水、雨雪有動感也有立體感）。女主角Daisy（Carey Mulligan）首次出場，房間的窗簾飛舞，意念雖來自小說（「唯一不動的是龐大沙發椅」），效果被大大渲染。原著中汽車很重要，代表二十年代有閒階級的生活時尚，然後Luhrmann把《大亨》每個開車場面都弄得像「Tin Tin」動畫，時速非常高；一幕Gatbsy開着黃色車子在紐約市的鐵橋下奔馳，好不威風。故事最後一場車禍，在原著及1974年的電影中皆為暗場，因跳離了Nick Carraway（Tobey Maguire）的敘事觀點。新版則不放過賣弄官能機會，一再強調車禍受害人被撞後，身軀在半空旋轉的慢鏡頭。

新不如舊 只有浮華影像

同一個《大亨小傳》故事，還有多少呈現的可能？廿一世紀的新版，為了遷就今天沒有耐性的觀眾，只能有聲勝無聲？那是不是一再證明我們被影像寵壞了？電腦特效、立體攝影除了官能刺激，到底幫上什麼忙？誠然，1974年的《大亨小傳》怎想到可以數碼重現1922年的紐約市？甚至由主角窗戶zoom out到全市的一氣呵成鏡頭？今天這些充裕的條件，有沒令新版更成功、更動人？

新版《大亨》還作了一些改動，首先是故事的倒敘。Nick因為酗酒及精神問題，在療養院受醫生鼓勵下，把結識Gatsby始末寫成小說（畫面有時彆扭地插入文字），成就影片的回憶故事。這樣一改，明眼人當然知道編導要虛實相應：把Nick的遭遇跟小說家Fitzgerald的晚年看齊。但無疑暗示Gatsby事件對Nick有更嚴重的打擊，有助把Gatsby進一步神化（書名最後由「Gatsby」改為「The Great Gatsby」）。另外，新版電影把小說的最後一章省略了，Gatsby潦倒的父親沒有現身，Gatsby的形象更顯獨來獨往。Nick亦沒重遇Tom及Daisy，小說中Daisy事過境遷後故態復萌（故作親善的舉止）被刪掉，我們看新版對她的最後印象，是她帶着女兒依依不捨的搬離大宅。

薄命情聖狄卡比奧

說不定是明星效應的影響。新版《大亨小傳》旨在重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芳華，電影自宣傳以來，不住向觀眾推銷明星的華美形象、影片的豪裝（算是超級英雄以外的另一種「奇觀」了）。狄卡比奧、Mulligan兩個演員固然好，但《大亨》的演出未算真正考驗：Mulligan再次發揮古典美，她穿戴各種衣飾煞是好看，這個年輕少婦生活瀟灑，戲中的女兒非常次要。狄卡比奧則繼承其薄命情聖形象，這是Luhrmann繼《羅密歐》後跟狄卡比奧另一次合作，中間闊別十七年。今天的狄卡比奧年近不惑之年，嚴選劇本，演戲不多，每部都是話題作。Tobey Maguire反而有些尷尬，《蜘蛛俠》後星運停滯不前，三十多歲仍一臉孩子氣，只能為人作嫁衣裳。原著的Nick雖然初出茅廬，心裏話也帶點尖刻或調侃作風，Maguire的鄰家男孩形象不大切合。

上流社會人性缺陷

電影版看來看去，還是Fitzgerald的原著最耐讀。除了愛情故事，它還有禁酒歷史、階級矛盾（富庶的「西卵」、「東卵」與落泊的「垃圾山谷」）、戰後的股票行背景等。Gatsby這個窮小子正透過賣私酒揚名立萬。他心儀富家女，精心鋪排，傾盡所有惟徒勞無功，甚至賠上性命，是對美國夢的挖苦（「富女不嫁窮男」）。小說家不獨寫跟紅頂白的上流社會，也道出人性缺陷，世上沒完人。男的佔有慾強，女的優柔寡斷；當你以為心高氣傲、行為不檢的丈夫不值得去愛？他面對情婦的噩耗悲不自勝，跟妻子亦有甜蜜、難忘回憶。《大亨》的影像無論多浮華綺麗，還是廣場酒店房間一場攤牌最具爆發力。Daisy被迫得崩潰了，對Gatsby說：「現在我愛你——這還不夠麼？過去的事我沒法子改。我從前一度是愛過他的，但是我一直也在愛你。」Gatsby這時才恍然大悟：「你一直也在愛我？」（Loved me, too？）顯然他對這個答案非常失望。

在一旁看得發呆的Nick，見他們鬧得面紅耳赤，還未記起自己當天的三十歲生辰。三十而立，他當時最要好的朋友，給他送上最赤裸的人性，教他一輩子難忘。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石琪說戲：情迷大亨的浮華美夢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美國作家費滋哲羅的名著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發表於1925年，第二年便拍成電影，此後荷李活重拍了幾次，上次是1974年羅拔烈福和米亞花露合演，成績麻麻，我看過但早已失憶。現在最新3D版本特別豪華，由紅牌男星里奧納度迪卡比奧和導演巴茲雷曼繼1996年《羅密歐與茱麗葉：後現代激情篇》後再度合作。

《大亨小傳》浮誇花假

澳洲導演巴茲雷曼廿年前憑澳洲小本片《舞出愛火花》（Strictly Ballroom）揚名，在世界各地掀起社交舞電影熱潮，日本的《談談情，跳跳舞》亦受其影響。巴茲雷曼隨即進軍荷李活，拍出大玩影音花巧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後現代激情篇》和《情陷紅磨坊》。可是前作由澳洲兩大明星妮歌潔曼、曉積曼合演的《澳大利亞》大而無當，票房慘敗。

到了《大亨小傳》，巴茲雷曼真是出盡法寶，傾盡全力炮製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夢幻」，竟然用大量3D魔幻電腦特技來拍攝文藝愛情，弄得窮奢極侈，非常浮誇花假。我認為此片藝術性零蛋，但花巧性賣弄得十分奪目，而且妙在符合二十年代美國經濟崩潰前紙醉金迷的虛榮浮華。新世紀華爾街金融海嘯後，如今又狂印銀紙，仍然流行奢華，荷李活繼續大搞美國夢幻。此片極誇張地營造虛華幻境與夢破悲劇，其實頗有諷喻性。

今次迪卡比奧飾演神秘暴發大亨，向上爬冒充名流，實為名利場翻雲覆雨的騙子。然而他一往情深，千方百計要贏回世家貴婦的芳心，簡直是神話式情聖，因而身敗名裂亦不變心。儘管故事陳舊，拍法花假，相信仍可吸引喜歡華麗而又迷情的女性觀眾。迪卡比奧與女主角嘉莉繆里根相當合襯，杜比麥圭扮演旁觀描述者佔戲最多，亦表現最好。全片無疑過度賣弄，幸而後段猛火加料搞出悲情劇力，不會沉悶。

《大亨小傳》的3D數碼影像不求逼真，亦無深度。奇在故意弄到虛虛浮浮花花綠綠，倒也名副其實呈現了繁榮假象，確是虛浮幻境。 

阿離訪問黃欣琴：跨越，步步皆辛苦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電影Orlando（1992）裏，Tilda Swinton飾演的主角Orlando沉睡數天後蘇醒，身體由男子變成女子，她對鏡自照，說了一句Same person, no difference at all. Just a different sex。如此的性別轉換，來得毫無痛楚，然而在真實世界裏，一個人要改變性別，卻是萬難加身。跨性別（transgender），不單是身心關口的跨越，還是躍過一個由各種社會制度編織而成的羅網：就業、婚姻、生養等人生大事，以至生活日常的細碎小節，每走一小步，都需要堅定的力氣。

難得勝利的背後

終審庭判詞一下，宣告了變性人W爭取婚權的最後勝利。隔着電話的她，向公眾剖白心迹，笑說自己終能抬頭做人，與男友執手成婚，聲音裏透溢一種柔細堅定，微小而煥發的喜悅——然而大眾看不見聲音背後的靈魂，多年來，身受的摧折，「電話訪問的時候，我坐在她旁邊，她那時臉也白了。訪問未開始，心已跳得很厲害」。W的多年戰友，跨性別人士Mimi說，「其實她已經歷了很多」。醞釀自二○○八年， W於二○○九年正式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挑戰《婚姻條例》，力爭變性人結婚權利。五年間，歷經原審及上訴的兩次敗訴，最後戰至終審法院，一路走來就如穿身荊棘叢中，「這五年，她都結不了婚，受的壓力很大。當初沒想過要拖這麼久的，想到《婚姻條例》是錯的，要贏都不是太難，如果有個案例，就一天光晒。怎知最後拖了五年」。年復年的程序磨難，耗損心志，然而無路可退，「當你做了就要繼續。最初沒想過要這麼久，但如果不繼續，就是等於判了自己死刑」。

多年的視死如歸換來難得勝利，然而勝利者卻隱身話筒後，退到鎂光觸照不及之地，瑟縮發言，「好多人要求她和男友兩個人一起見傳媒，其實是不能的。她的男友同意她（爭取婚權），但不等於她男友的朋友不會笑他，因為站出來會受到很多壓力、會被取笑，說原來他的女朋友是一個變性人」。在日光下輕鬆步行的人，無法了解光線對某些人的炙燙致命，「很多人都不理解，為什麼她不肯站出來，因為歧視實在很嚴重。她不一定想把自己所有東西都掀出來給大家看。你肯定他的男友的朋友不知道她是變性人？即使是愛人，也不會跟人家說，『我很愛我的女友，她是變性人』，這些人，全世界億中無一！」Mimi說。

低調勝利 贏得克制

事實上，這次勝利，並非顛覆制度、易俗立新的大改革。在香港，於任何國家的認可醫院完成變性手術後的變性人，憑醫生發出的手術證明，便可於入境處申請更改身分證性別，再全面改變身分，如護照證件、考評局證書、保險、銀行戶口等。不同範疇下，變性人接受手術後的性別身分一般而言都已被默認，只有以原生性別為男女性別定義的《婚姻條例》，才真正挑戰變性人的新性別。判詞指《婚姻條例》把性別準則僅限於固有原生的生理因素，等於剝奪變性人的婚權，違反受《基本法》第三十七條保障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權利，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九和十四條所賦予的婚姻權和對私生活的保護，故裁定W得直。

判決確立了變性人的結婚權，同時也隱含了對性別身分和婚姻制度的反思。判詞指，性別身分不單只是生理，還包括心理及社會元素；而婚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在歷史中經歷深刻變化，繁殖的重要性亦已大減。如此論調，不禁令人想入非非，與同志婚姻一氣聯想。然而代表律師韋智達卻一錘定音，否定案件會為同志婚姻鋪路。就這種高度謹慎，Mimi解釋，「贏就贏，可以講，但只說案件的論點就好，不要增加其他人的反感。」一字一句，都得小心克制，生怕牽連一寸半尺，激起批評；即便是W在訪問中感謝天父護佑，亦怕有宗教人士出來反對，「終審法院沒有說過因為上帝的原因而令她贏呀！」這般憂情，恍如驚弓之鳥。

如何低調無聲，卻也擊起社會千漾萬盪。數天前，幾十個宗教團體以「捍衛婚姻 維護家庭」之名聯署登報。數份大報整整一版都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砌成高牆。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制度能輔助人的存活，亦會凌駕人心，把主體窒息或驅逐。看着聲明文字不禁想到：一切在制度以外的，就是攻擊？

漫長的性別跨越

判決一出，不少人恐怕將令變性成風：同志會變性結婚、女人會變性換丁權。身為過來人的Mimi好生無奈，「其實要經過一個很漫長的評估，他們知道嗎？」根據跨性別資源中心資料顯示，目前在香港的變性人人數約為二至三百人，約一百人在香港政府醫院完成性別重建手術，其餘則在泰國、英美等國。香港的評估程序沿用了WPATH（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指引，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性別出現問題，他／她需要經過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評估，直至被界定為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或性別焦慮（gender dysphoria），即個人的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錯置，像靈魂住錯軀體。Mimi說，評估程序各有不同，「不是個個都過得到關」。極嚴謹的評估不但把偽裝者區辨出來，也讓有意變性者徹底思索個人的選擇取向，「就如一個摸索的機會，當你以為自己是，但真的要長時間用你desire（渴望）的性別身分去生活，你可能會縮沙。我有個朋友想bypass（繞過）程序，自己去泰國做手術，臨入手術室前，卻嚇得走了出來」。

一般而言，評估過程最短需要兩年，在通過心理評估後，跨性別者便會接受荷爾蒙治療、真實生活體驗甚或語言治療，讓身體和心靈都能逐漸轉換成另一個性別，最後轉介到外科部門排期接受性別重整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由內而外蛻變成屬意的自己。面對如此繁複、危險又刺痛的過程，不少人總愛問：「好地地，搞咁多嘢做咩？」然而，那種身心錯置的痛苦，不為外人道。

眼前的Mimi，比生為女身的筆者更纖細嫻靜，喜好打扮。一個人如何展示和表現自己的性別氣質，不單是根據生理特徵，而是由生理、心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互為交錯地模塑，在不同的社會處境下表現出的性別身分亦有微妙的轉換和差異。然而，何不在外表上表現為所屬意的性別就好，何以必定要動刀？事實上，不少尋求變性的人，對自身的身體性徵都有一種厭惡，認為難以接受，故希望以手術方式得到解放。Mimi解釋，跨性別人士有三種狀態，分別是pre-op、post-op和non-op，前兩者是手術前後的變性人；non-op，就是選擇不動刀的人，「不動刀有兩個原因，一是身體受不了，二是太害怕」。然而，香港政府現時不接受沒有進行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分證的性別，「如果你決定當non-op，在香港的確很難生存。若拿了身分證出來，就死了。你的身分證和presentation（表現）是不同的，出街永遠被人眼望望，受的壓力也大很多；你要令香港人接受這事，很難很難」。

蜉蝣之生，鋼鐵意志

跨性別，不單是生理、心理的轉換，還要跨越每種有形無形的、滲透生活細節的社會制度。Mimi的蛻變，蛻走了事業、家庭和親人，但她說，現在比以前，開心很多，「我年紀較大，小時候沒有接收到資訊，不夠膽表露，也不知道如何表露，很多事都是要藏起來；那時很孤立的，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也不知道應該問誰，無路行的」。無路可走，就走上了社會為人們安排設計的路，數十年來，埋藏自己，「家人不斷介紹女生給我認識，他們有個期望，就是要我結婚生子；介紹一個又一個，最後你也是跟了正常人都會走的路」。

人生就到一個位置，他倏地醒悟，決志回歸生命本源，選擇經歷一整個漫長的重整程序，一步一步，直至完成蛻變，「我不止受一刀，做手術也做了N咁多次！」難道不怕身體損耗？「我們預計得到，不會很長命。」Mimi說，由於變性人依靠外來荷爾蒙為生，對身體器官，特別是肝臟，都有壞影響。縱使體膚疲損、身受歧見，但她毫不後悔，「你在痛苦中生活，生活着另一個人，不是你自己；另一條路就是活出你自己，但可能會有其他副作用，可能會短命一點，都是你的選擇」。

「有些人不能理解心理問題，說好驚短命，整天要求很長命，但對我們來說，長命又好短命又好，如果你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這樣辛苦，一百歲命又如何呢？」

在這些跨性別者身上，雕琢着對生命的義無反顧；這些動人部分，卻總被畏懼掩蓋。但願我們有雙透視他者心路的眼晴，好讓人們不會因未知而恐懼，因恐懼而傷害。

答

Mimi（黃欣琴），W小姐親密戰友之一。積極爭取跨性別人士權益，現為黑天使音樂劇團總監，曾以W爭取婚權的故事為藍本，製作香港首套以性小眾為題材的音樂劇《美人魚之夢》。她亦是跨性別人士，由男變女。

問

阿離，寫字有時。經常把西蒙波娃說的Biology is not Destiny，放在手邊。

文 阿離

攝 葉家豪

編輯 梁詠璋

李怡 - 今年本土派會出席六四集會嗎？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18日

今年有多少人出席六四集會，是民主派中的本土派和大中華派分庭抗禮的指標。

去年六四燭光集會參加人數創歷史新高。今年人數或會減少。以錄取媒體名言製圖的博客朗思連續製作五幅圖呼籲支持民主的本土派不要參加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集會，提出「支聯會諸君，別了，我們在這裏分手」，網上有不少連年參加六四集會的網友響應。作家陶傑在周一的商台節目中說，今年中共最頭痛的，是「有一班意識港獨的香港人根本唔認自己做中國人，……佢哋認為八九六四係中國人自己的事。……如果唔覺得係『同胞』，大家冇血緣之近，就會選擇唔去六四晚會囉。由中共眼中來看，如果今年六四燭光會由去年15萬人（應為18萬），變成1萬5千人，你都咪話唔驚？咁可以證明香港獨立意識極之濃厚。兩害相權，如果我係中共，我會想多啲人去六四紀念會。」

支聯會今年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作為紀念活動的主題。強調「『愛國』的定義不是由當權者判斷。人民願意推動民主，維護自由人權，是『愛國愛民』的最佳體現。」

對於六四，海內外都已經有明確的評價，在大陸民間其實也已從網絡中有基本認識，不存在平反問題。講平反六四，主要是要求中共官方對六四重新評價，因此是對中共提出的要求。有人認為，提出平反六四本身，就意味承認貪腐殘民的中共政權。

實際上，近年中共官方對民間議論六四的關防也鬆了。今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8周年，有逾百民眾前往趙紫陽故居拜祭，記者和民眾在現場基本未受阻攔，顯示官方對這議題較以往寬鬆。八九民運因胡耀邦去世而起，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4周年，中共官方《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等媒體紛紛發表了紀念和頌揚胡耀邦的文章。而往年中共對這一天比較忌諱。這一不尋常舉動，引發外界對習李新班子釋放「平反六四」的揣度。

六四屠殺的主導者大都已去世，在世者也因老去而不再有左右政權的能量，在此情況下，當前中共領導人，並不介意民間或半官方議論六四，只是名義上還不好公開平反而已。

但是，若說平反六四會帶來中共政改，則恐怕這個因果關係已經幻滅。因為中國由「紅二代」接班，現更由鄧小平的孫子鄧卓棣任廣西平果副縣長，顯示「紅三代」也會接班了，中國似已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世襲體制」，和北韓的金三代其實無大差別。BBC拍攝北韓紀錄片，稱北韓是「一個由死人統治的國家」。中國政治上其實也差不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變相世襲、權貴、貪腐三位一體的統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平不平反六四，都不會帶來政改，更不要說會帶來民主了。

對香港來說，二十多年來六四集會期盼的改變是：平反六四──中國政改──中國民主──香港民主，這個希望的軌迹已不能成立。

至於支聯會提出的「愛國愛民」，想重奪「愛國」話語權，用意良好，可惜脫離了香港現實。「國」實際上已經被「黨」綁架了，在香港講愛國均藏有愛黨的含意。至於「民」，則香港人接觸到的自由行之民，不是炫富就是刁鑽，也絕不可愛。正因為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已不可能「愛國愛民」，於是才有本土民主派的興起。

作為對二十多年前一樁暴行的譴責，參加六四紀念活動還是有意義的。以「永不放棄」來表示香港人的持續關注，也是應有之義。但提出以平反六四來「建設民主中國」，並要以此來爭取香港民主，則並不實際。與香港人目前關注的中港矛盾、蝗災也基本無關。六四集會，不會有龍獅旗，而這旗幟所代表的年輕人大概也要「在這裏分手」了。過去講薪火相傳是平反六四、爭取中國民主。今天香港需要薪火相傳的，是聚焦於持續不屈不撓地爭取香港民主。未必是獨立意識，而是體現民主不能靠賜予。本土派即使六四不參與，7.1仍要上街，未來的佔中也一定不缺席。

盧斯達 - 「平反」是自作多情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18日

又到春夏之交，已瞥見街道欄杆掛上了宣傳維園六四紀念集會的橫額。大大的字，是「拒絕遺忘」、「愛國由真相開始」、「永不放棄」、「要求平反」之類的訴求。其實「平反」這兩個字這二十多年都是喊錯。加上這兩年的政治氣候已然丕變。聽着人們仍聲嘶力竭地喊着「平反」，覺得政壇的人面全非，但平反的桃花依舊。

「要求平反」本身就是帶着主從關係的前設。因為我們承認中共的最終權威、一國的至上神聖，所以中共才會有這個權去為自己做過的錯事「平反」。事實上，「平反」這個字要追到那篇惡名昭著的「426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定性學生運動為「反黨動亂」。要中共「平反」，就是要它推翻自己錯誤的政治定性而已。

「平反」是一個帝制時代的詞字，一種君父政治的氣味撲面而來。通常是皇帝做錯了事，興了冤獄，他駕崩之後，可能就會有人要求平反。平反與否，就會成為下任皇帝的政治難題。嘉靖皇帝錯貶了官員，隆慶皇帝繼任以後為了達成君臣諒解、暢順施政，作出「平反」。得到「平反」的人，只能三呼萬歲，哪能追究先帝失政？皇帝犯錯，沒人可以追究；就是要翻案，權都在皇帝手上。香港和台灣不同，香港人在中共面前是個苦情家嫂，到底還是承認「既定事實」、尊重中共的「執政地位」。「平反」喊了二十年，因為我們不敢了解中共是一個非法政權，所以才會認為中共要「平反」。

抽調「不明真相」的外區野戰軍進京殺戮人民，根本是納粹級的反人類罪。即使始作俑者已經八九作古，然繼承其權力者，其滔天罪責仍在。港人喊平反，是不敢是是非非。因為中共太龐大，令人不敢直視這個至為龐大的政權其實從未行憲的土匪集團。我們根本不應對此劫持中國的殺人政權寄予平反期望。中共平反六四是虛偽，民間要求平反是自作多情。

中共建政之後，活活餓死、鬥死了幾千萬人，這些血債如何平反？只要你心底承認中共始終有其合法性，你就會跌入它開出的條件，始終會拋棄底線，跟它妥協。戒掉「國家偶像」的毒癮，從戒掉「要求平反」開始，港人才能逃出思想牢獄，重回現實。

5、6月是北京的春季之交，但香港卻已經是暑夏時節。中港兩地氣候就是如此不同。對待六四慘案，香港要有香港本位的現實評價和思考。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馬傑偉 - Quota用盡了

明報   2013年5月15日

一覺醒來，突然不想再寫評論文章了。以為是一時衝動。想了幾天，知道自己的quota用盡，就發了個短訊給評論版的編輯，坦白直接，不再拖拉。連新聞都不想看了，還寫什麼評論！？就是完全失去了興趣。

我的文化評論，寫得不太差，也不太好。不過都是真心想說的話。寫文章是要有點感情的。感情失去，就沒勁了。年輕時在《經濟日報》寫過幾年。近年在《明報》論壇定期寫了十多年，每隔幾個月寫一篇。起初有點壓力，之後就順暢了；基本上，刊出前兩天，心緒起伏，想好了觀點，就把所思所想寫到稿紙上，是很愉快的經驗。

寫文章，我相信要有一點半點上天的恩賜，當然也要配合具體時事的掌握。我寫的專欄是「思潮」，編輯希望有學術概念在其中，下筆之時往往要有理論基礎，不宜信口開河。但我始終覺得寫作過程有點神秘的感知，有一天那感知消失了，就好像上天把你的恩賜收回。這現象在從事創作的人身上更是明顯。到了某一個年紀，畫家不想作畫了，詩人不想寫詩了。世上有多少個活地阿倫，可以連年不絕的呢喃着，製作他那冷嘲而不熱諷的小資電影？世上又有多少個奇連伊士活，愈老愈能奪取奧斯卡提名，甚至獎項？Quota有用盡的一天。

到今天，我還有興趣寫寫生活上的觀察與感受。但對於時事，無端起了厭惡之情。近月更有強烈的逃避情緒。不要煩我！就是想置身事外。努力學習：在香港作一事不關己的外人。不勞心、不勞氣。躲在自己的小世界內。希望有朝一日，再有勇氣探頭出來投入香港。

Vic：我先是對大陸之事起了強烈的厭惡感，近來對港事當然也有厭惡之情，但因為關心此地，厭惡之餘，仍無法置之不理，不聞不問。

陳文敏 - 濫權

明報   2013年5月15日

日前警務處長曾偉雄對警方在事發後近兩年才拘捕「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的解釋，可說是廢話連篇。陳玉峰在2011年7月1日參與遊行集會，2011年12月律政司的法律意見認為有足夠證據檢控連同陳玉峰在內的九名人士，其中八人已在2012年9月被判罰款，但陳玉峰卻在案發後的22個月後才被警方拘捕。警方的解釋是在過往逾16個月內曾多次聯絡陳玉峰未果，才於日前決定作出拘捕。

陳玉峰在港有固定居所和職業，她曾任職記者，出入立法會和追訪一眾高官，她現時為見習律師，在中環上班。若警方在逾16個月內仍無法找到這樣一個普通市民，警方的能力實在令人擔憂。警方說不欲高調往陳的辦公地點拘捕她，更令人啼笑皆非。第一，並無任何跡象顯示陳故意匿藏或潛逃，警方亦掌握她的居所，她所涉及的亦非嚴重罪行，為何不能以傳票方式傳召她上庭應訊而要拘捕她？第二，警方說不欲高調往陳的辦公地點拘捕她，警方大可在其寓所樓下或辦公地點外等待她作出拘捕，毋須前往她的辦公地點。第三，同案其他被告在9月受審，為何不在9月前拘捕陳以便各被告同時受審？第四，陳作為記者一直有採訪政府高層，去年4月在北京採訪梁振英領取任命狀，並與梁振英同機回港，如果警方沒查明與候任特首同機的乘客名單，更容許通緝犯與候任特首在空中共處三個多小時，那警方是失職還是無能？第五，陳多次出入境均能出入自如，為何不在出入境時拘捕她？第六，「佔中」行動廣受港府與北京的關注，警方卻聲稱不知陳為「佔中」義工，但事有湊巧，警方卻在陳前往與「佔中」義工工作午膳時將她拘捕，難道真的要人相信這是巧合？

筆者相信律政司聲稱檢控的決定並沒政治考慮，但律政司大可以不必為警務處長蹚這淌渾水，因為現今的問題是為何現今才採取這拘捕行動。政府稱警方依法辦事，但法治的精神並不單要求警方依法辦事，警方以法律賦予的權力打壓示威者，同樣會違反法治精神。拘捕行動是一項行政決定，如果這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即屬濫權，同樣可遭司法覆核。

古德明 - 豈無選項？

中華正聲   2013年05月15日

【am730專欄】香港發展局長陳茂波四月初發表「局長隨筆」，說香港地少人多，要多建房屋，非填海不可：「放棄填海，並非實際可行的選項。」

甚麼叫做「選項」？中文沒有這個詞，正如中文不會把「特長」叫做「強項」一樣。現代漢語的「強項」，是英文strong point的化身；至於「選項」，則當然是option的變體。

第二版《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辭典》option條下注釋是：「one of a number of courses of action that are possible and may be chosen可選擇的辦法。」例句是：「The government has two options: to reduce spending or to increase taxes政府有兩種選擇的辦法：或是減少開支，或者增加稅收。」辭典譯者還懂得意譯，現代漢語人卻嫌意譯不像英文，於是一揮洋奴筆，繼「強項」之後，再創「選項」。陳茂波不懂英文，卻很懂不中不英的下流話。他那一句，就是以英文為骨：It is not a practicable option not to reclaim land from the sea。

《三國演義》第六十二回劉備有意伐劉璋，問計於軍師龐統。龐統說：「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一為上計，一為中計，一為下計。今天，現代漢語人會說：「某有三個選項，上項如此如此，中項這般這般，下項那樣那樣。」

明朝羅欽順《困知記》教人常存道心：「希賢希聖更無他法，但當力踐此言而已。」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沿長江而上，欲犯我國陪都重慶，國軍第十一師師長胡璉扼守三峽中游石牌要塞，接戰前一天，致函父親說：「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胡璉、羅欽順擲地有聲的文章，譯做現代漢語，一定是「除了成功成仁之外，當無其他選項」以及「希賢希聖，更無其他選項」等等。

請看今年二月二十三日臺灣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話：「第四核能發電廠假如停建，我們還有多少其他選項？」四月十六日，北京中國軍事科學會常務理事羅援說：「一旦中國的安全或核心利益受到根本性危害，核武也是我們的選項之一。」他們不會說「我們還有多少其他辦法」、「我們可能動用核武」等。

從前，有個少女駡玉郎，說不希罕他的愛情：「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詩經‧鄭風》這兩句，現代漢語人大概會譯做「你不思念本人，本人就沒有其他選項了嗎？」這叫做下流當有趣。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馬家輝 - 朱令案

明報   2013年5月14日

內地民眾熱炒「朱令案」，但官方已經表明，時日久遠，證據煙滅，已經沒法再追再查了；所以，哭者自哭，逝者已逝，唯有說聲遺憾。

民眾必然是不收貨的，必仍會再熱炒一陣子，然後呢，便會遺忘，便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這樣或那樣的冤案之上，新的舊的，男的女的，反正中國冤案多着呢，炒之不完，炒這炒那，在虛擬的微博世界裡發出遙遠的吶喊，遂更令中國成為「魔幻寫實」的中國。網上的不平是魔幻，醜惡的中國是寫實，生活在中國，如果要長期關注社會而又保持不人格分裂，的確需要很大的能耐以及運氣。

「朱令案」熱炒之初，曾有不少網民懷抱希望，期待出現包青天之類清廉大臣，申冤翻案，還我公義，甚至有帖子說「希望能從這案件的處理看到中國的進步和領導人的新風」之類。目光遠大，心腸熱切，把一事與一國掛鈎，如同哲學家從一粒沙窺見世界。

真是天真純良的中國人。

一件拖了十多年的疑似冤案，政府從不聞問，到了某時某刻，即使確在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下忽然檢視或重審，便可被視作「進步」指標，中國民眾的道德判斷水平，可真低調到難以言說的卑微地步，這種卑微，說嚴重點，或可稱為「自賤」，有點似苦守寒窯十五載的老太太，老公終於從西域或京城回來了，只要回來就好，不管你昔日如何對我不良不善不仁不義不情不愛，都算了，都無所謂，而且不止都算了，不止都無所謂，我還會因為你的忽然回歸而感動得涕淚交流，對你下跪道謝。我愛你，謝謝你，你昔日對我愈差，其實更能突顯你今天的好，相逢一「審」泯恩仇，我不會再跟你計較。

或許正因中國民眾普遍有這碼子的「自賤」道德水平，才會被欺壓了這麼多年而仍堅決擁護這個擁護那個。中國民眾都是苦守候君的老太太，等你回來，等你出現，等你讓我對你說聲感激你和我愛你。

呵呵，如今，可好了，原來政府根本沒有打算重審此案。老太太們顯然又要繼續苦守下去，繼續等待下去。老太太們期待終於有日，中國有了一點點的「進步」，她們便可在一宗冤案的平反裡激動地高喊「政府萬歲，公義得彰」，從而得到極大的滿足感，滿足了愛國的光榮心。從這角度看，期待平反冤案，其實不是為了案件本身而只是為了自身的愛國願望。中國人真善良，中國老百姓，對，真可愛。

陳雲 - 「回水一萬」合理，「全民退保」荒唐

三文治   2013年5月14日

自四月起，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陳偉業及陳志全及社民連的梁國雄四位議員在立法會拉布多日，目標是延擱財政預算案。他們就《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提交七百多項修正案，要求特區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退保」)及向全港市民派發現金一萬元(「回水一萬」)。

回水一萬，是還富於民，然而全民退保，卻委託公共財政予官僚組織，這是自相矛盾的。香港的公共議程的理性討論不足，故此反對派也是進退失據，經常為了「找點事做」，便將福利主義視為安全的反財閥政治議程。連帶香港的左翼和好多勞動者，都看不清楚福利主義的危害。

海耶克在《到勞役之路》反對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他的道理好簡單，金錢應該留在人民手上，而不是信託予官僚組織——即是國家，因為信靠官僚組織保管人民的經濟權利，不如人民自行處理。官僚是無辦法知道每個人民的不同需要的，他們只會劃一管理，將人民的需要標準化，將真實的人變成一個需求社會服務的抽象單位。久而久之，人民的自治能力削弱了，社群關係被官僚組織替代，成為無法反抗的奴隸。現實中的共產主義，可怕之處在此。即使是用民主來治理的福利國家，也犯了官僚組織擴大而社群力量削弱的弊端。原本在家庭、親族、朋友、鄰里、社區經濟圈的互助關係，被官僚的社會服務取代，地區理性、本土知識、文化傳統、人際感情統統消亡，被諮詢委員會、跨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教育機構及社工與輔導員取代。左翼社會活動家和工會人士當然喜歡這種福利制度，因為他們就是這種制度內的寄生蟲。

我一向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除了上述伸張個人自由的政治道德原因之外，也是由於香港並無福利國家的基本條件——極有公民活力的憲政民主，以及高度統一的國族意識。在城邦民主未建立及城邦族群未確定之前，香港不宜採用這些福利主義的政策。民主確保基金受到監督，族群確保你願意為你的同胞彼此付出。這是政治常識，也是很嚴肅的問題，可惜香港無人討論。

以行政技術而言，用全民集資（pooled money）的方式來保障整體福祉，是十九世紀的思維。將龐大的退休供款放在投資基金之內，在二十一世紀初年見到的全球金融市場的環境下，是毫無保障的。首先，金融衍生工具、貨幣寬鬆政策、債券評級詐騙、槓桿交易、運用超級電腦組合散戶的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等，已經令股市變得高深莫測，與企業業績脫鉤，往日的平均投資法（cost averaging）的回報保證不再，隨時賠上本金，血本無歸。平均投資法靠每月投入若干供款購買股票，即使股市週期波動，但大致股市是向上升的，長期投資之後就有回報，這種規律，今日已經不再可靠。冰島等福利國家的公共投資失敗，令國家賠本，就是福利主義在今日走到盡頭的明證。

將錢財留在小市民手上，獎勵家庭儲蓄、補貼公共房屋、保護社區經濟、小企業、宗族、教會、社團合作社、街坊老店、半工半農、本土漁業農業等永續的、來自傳統的在地社群網絡，才是香港應該做的事。這是右翼的保守主義，也是最有力對抗官僚宰制、跨國兼併及全球化金融剝削的政治思想。香港將來的主流，應該是華夏傳統加英式保守主義，而不是福利主義。當然，保底方式的福利救濟是必須維持下去的。

陳雲 - 一街安靜的司馬相如

轉角   2013年05月13日

【am730專欄】三月底的星期日，在台東美術館，介紹我們看展覽的，是一位貌似老粗的包車司機 。阿美族的羅先生喜愛聊天，開車之前總是預備了笑話，他今日預備的是美術行程。早上微風細雨，他提議我們下午去台東美術館逛逛，天色穩定下來，四五點再看瀕海大風的三仙台。沿途在金樽咖啡館停下，再吃一點東山包子做午飯。至於他推薦的台南豬血糕，我們都婉拒了。

美術館的指示極為低調，我們繞了個圈，摸不進去，羅先生卻好像熟悉門路，在進口等我們。裡面有梁弈焚的個人展覽，他定居在台東的都蘭部落，創作主題有原住民的神話和現世。展覽廳的兩邊大門有精簡的藝評引言，裡面不見守衛，出門才看到一個，她在電視屏前定神的看畫家的錄影片。

美術館的庭院有池塘和水道，雨水落在池中，散開兩三圈的漣漪，三隻水蜘蛛各自朝相反方向划水，划到盡頭又聚攏在蓮葉旁邊。水蜘蛛的學名是水黽，俗名水鉸剪。瘦長的軀幹，通身絨毛，足上的絨毛尤其多，可以排水，使它們可以借助水面的表面張力在水上划動。我沒有水蜘蛛的能耐，此刻卻有牠們的悠閒。

如此我才想起來，剛才坐車上都蘭的山，看月光小棧的時候，車輪溫柔地輾過路上沒人清理的黃葉，路邊有些民宿和農家飯館，一個戴眼鏡的斯文店主趁住陽光初照，坐着飲咖啡。月光小棧是山中的咖啡廳，樓上展覽了懷舊悲情劇的取景。金樽咖啡店在斷崖上，遠眺太平洋，咖啡杯是陶藝品，桌椅用船木雕成 。女店員言談溫婉，送了司機一杯咖啡，原來他經常幫她們到市區買午餐便當。

台北市看到的咖啡館，最記得的都是偶遇的。一家是街邊三文治檔的模樣，出了中山地鐵站，往日星鑄字行的途中發現的，店前坐了些巷弄的街坊，咖啡價廉物美，咖啡渣擱在櫃前，任人取走，可用作花圃種植。另一家是訪問國家歌劇院之前，精神不振，偷空去飲咖啡，在南寧街碰上小館，裡面有藝術家模樣的店主夫婦和一頭識趣的貓，咖啡端上來，貓就從客人桌上溜走。我們向女店主要名片，她婉拒，怕我們呼朋引類，來的人太多，她送了店裡的咖啡沖包給我們留念。

文人賣飲品，古代有大辭賦家司馬相如。相如出身寒微，彈琴挑引首富卓王孫之女卓文君。卓王孫反對婚事，兩人惟有私奔，在縣城賣酒為生，文君當壚，相如滌器。後來司馬得到漢武帝賞識，當了大官。台灣的文人雅士，連帶一般知足的小店主，不求聞達，洗淨鉛華，在街角開咖啡館，在山邊海邊開民宿，有的用咖啡座養着小書室。這些安於平淡的相如與文君，更令人喜歡。

周一刊登/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石琪 - 《被戀愛的秘密》劇力動人

明報   2013年5月12日

今期我看到拍得最好的冷門選擇，是德國片《被戀愛的秘密》（Barbara；台譯《為愛出走》 ），中文片名故意吸引迷情觀眾，其實誤導，這是有深度的文藝寫實佳作。故事發生在柏林圍牆崩潰前的八十年代東德，一位想投奔自由的女醫生，下放到鄉鎮小醫院，被秘密警察監視，常遭搜屋搜身。她在險境中仍偷會西德情郎，密謀偷渡，然而醫院工作使她深感本地人的疾苦，很需要救助，到底應該離開還是留下呢？就成為她在最後關頭的矛盾考驗。 

編導基斯丁披素（Christian Petsold）手法沉靜緩慢，很有風格地逐漸形成動人劇力，女主角蓮娜荷斯演技出色，亦有風韻，醫院男主管暗戀她也很有戲味。片中西德貴賓在東德偷情，拍出含蓄諷刺。東德秘密警察表面冷漠無情，其實也有無奈之苦。此片刻劃東德往事，不像多年前《竊聽者》和《再見列寧》（快樂的謊言）那麼叫好叫座，實際上更微妙。女主角終於作出決定，符合濟世救難的醫德，亦保持自主自尊，可喜兼可嘉。

《被戀愛的秘密》IIA

張偉雄4.5★ 

可以說柏索風格就是Berlin School風格，擁有從政治導航往個人精神的藝術智慧。被貶女醫生抵拒冷酷的時代敵人，以為唯一擁有的自衛能力只是疏離自己，卻在出走邊緣迴環走。賜名芭巴拉是大命運，她的barbaric氣質自然流露，作為火和閃電的保護女神，最終認定本我歸位去。

陶傑 - 「內地」之謎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5月13日

特區班子行政會議要求，「提交政策時要評估內地反應」，以及「是否要聯繫內地解釋政策」，遭到社會抨擊。這句「指引」，一聽就知道是北京的主人交付下來的，因為限買奶粉兩罐，將奶粉當做戰略物資來規管，令「內地」很不滿。

但什麼是「內地」？這個極度抽象空泛的名詞，缺乏邏輯訓練的人，是一個難題。譬如上海一千名民眾，在松江區示威抗議興建一座電池廠，反對工業廢水排放，危害健康。上海市政府說，電池廠沒有問題。上海在「內地」。建電池廠，不滿的上海民眾，屬於「內地」，上海的政府當局，也是「內地」。上海建一座電池廠，「內地」極度不滿，但「內地」也認為沒有問題。

去年七月，江蘇民眾反對日資造紙廠建設排污口，政府不理，抗議者衝擊政府機關，十六名中國人因尋釁滋事罪，判刑入獄。這家日資造紙廠的日本投資者，投資時有沒有「評估『內地』反應和感受」？「內地」對造紙廠污染甚感憤怒，但是同時，「內地」又對「內地」鎮壓判了刑。

但是同樣「內地」的昆明，準備建一家煉油廠，又爆發民眾示威，昆明市政府表示，「項目上還是不上，取決於多數民眾」。此一案子，「內地」憤怒了，「內地」對於「內地」的抗議，又讓了步。

香港人近年自我審查，將「中國大陸」泛稱「內地」，於是自己搞得差不多先生的迷糊。「內地」可以是中南海的中共，省市的中共地方當局。內地可以是「政府機關」，也可以是「黨委組織」。「內地」可以是提倡「借鑑西方普世價值觀政治改革」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可以是「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韓寒及其自由派支持者是「內地」，孔慶東及其毛左粉絲更是「內地」。北京是「內地」，上海也是「內地」。下跪請願的中國屁民是「內地」，有組織的五毛打手也是「內地」。

梁班子的政策推出之前，評估所謂「內地」反應，絕不可能，精確地說，是「得到中國政府港澳事務小組的批准」。

香港的政務官，是所謂「港英」培養出來的官僚，不了解複雜的中國，叫他們提交政策時，「評估內地反應」，他們拿着「政策文件」，不知該上黑龍江找哈爾濱市委書記，還是清華大學研習班導師，還是蘭州軍區，還是深圳福田區街道委員會去接受「評估」，所以此一指令，對於政務官，是好消息，因為從此可以大腦休息，上班等收工，有什麼比天天看日曆，盼到周末，去「內地」的東莞沖個涼，揼個靚骨之舒閒？

陳玉峰 - 反抗與罪名：誰來監管律政司？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編按：下文節錄自行將出版的《反抗就是罪名》一書，作者為被指受「政治檢控」的陳玉峰。文章原載於香港獨立媒體，原題為〈簽保守行為的抉擇：經濟實惠v.s.原則問題——記一宗不在場的刑事毁壞案〉，成文於二○一○年。兩名示威者在反高鐵運動中被控在菜園村刑事毁壞鐵絲網。本文分析是否簽保守行為的抉擇。

誰來監管律政師檢控不順眼的「挑戰行為」？

兩名菜園村巡守隊員被控刑事毁壞，其中一名被告陳寧事發時根本不在場，卻被迫接受簽保守行為了事，條件是必須承認刑毁。

為什麼要認無做過的事

年頭朱凱迪被工人以一招「浮腰」襲擊，近日收到律政司來信，以「證據不足、拉到都告唔入」為由放棄檢控。但陳寧、黑傑此案，控方明知自己證據薄弱，卻沒有撤控，而是提出讓兩人簽保守行為。簽保的「好處」是兩人不需經歷審訊，因此也不是「罪名成立」，而且不留案底。不過兩人須向法庭承認自己犯案（admit facts），並願意在未來一段時間不再犯法。如果犯法而又被抓的話，便需要「磅水」。

但陳寧念念不忘的始終是：「我無做的事，為什麼要認？」當日陳寧不在現場，明明是控方有責任證明他在場（而必然失敗），為什麼一反過來，竟是他要承認自己有推「毁」鐵絲網？

不過，作為被告要考慮，今次控方讓他們簽保，條件是兩人同簽，即陳寧不接受，黑傑也不能簽保解決，兩人必須一起面對審訊。而簡單如此案的刑事審訊，控方需要從頭準備，甚或再安排認人等等。下次上庭正式第一次審，也要到數月之後。

三月被捕到目前，兩位被告已被這案纏繞了個多月，如再拖幾個月甚至半年，又是暑假當前或會影響暑期工、外遊等，壓力大亦煩人；而且打官司又不是贏硬，輸了或上訴，再拖更久；再輸便是兩位大好青年，每人一個刑事案底。黑傑讀社工，領牌或有麻煩；兩人以後如要出國進修，取錄及出入境未必順利……如此這般七除八扣，剩下合理的選擇便似乎是：接受吧。

但是「經濟實惠」回答不了陳寧平實尖銳的原則問題：為什麼要認無做過的事。黑傑表示，到今日也不理解，沒有經過審訊而「私了」的簽保，其實是怎麼一回事：「簽保純是一種憐憫，斷估你唔會再犯。它很容易被詮釋為『呢班人都係做咗錯事，但守行為就算數』，這就變成一種假憐憫。我們沒有做錯事。」

檢控看不順眼的「挑戰行為」

近年警方、律政司選擇性拘捕／檢控、以權力威嚇示威者甚至普通市民屢見不鮮。

雖說律政司有絕對檢控酌情權（警方則有更大彈性決定是否拘捕），但如果律政司運用酌情權賦予的彈性，檢控看不順眼的所謂「挑戰行為」，又有誰來監管？簽保守行為是司法系統節省成本、達至效率的折衷方法；一方面也是讓律政司有個選擇，「放過」犯罪輕微的人讓他們不用留案底，有機會改過自新。但面對證據明顯不足的情况，正確的該是撤控，而不是用簽保混過去。被控的巡守隊並不是要改過自新，他們要的是認認真真的檢控、痛痛快快的抗辯。「毋須經過審訊」固然免除被告長時間受壓力，代價卻同時弔詭：被告將失去在公開審訊中公平受審和抗辯的機會。

正如律政司《檢控政策及常規—檢控人員守則》所載，前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說：「在公義的社會中，檢控有罪的人和釋放無罪的人，同樣合符公眾利益。」如果市民終於了解到目前的制度並不會達至社會公義，剩下的便會是一波又一波抗爭和革命。

文 Melody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