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茵訪問查錫我：不貪小便宜

星期日生活   2013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香港，勝在有ICAC」，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成為廉署廣告中最響亮的一句口號，也是在九七回歸大限之前用以穩定人心的承諾。

法治、廉潔，像亂世中的支柱，也是我們近年檢視香港是否還守得住的指標。與其說一國兩制是共產與資本主義之別，不如說我們有法治、廉潔，而深圳河北岸那邊沒有；但最近我們也無法再說得那麼篤定了。

在許仕仁、曾蔭權被揭涉嫌貪污的時候、在立會區會選票要幾多種幾多的時候，我們尚能對廉政公署寄予一線希望；但終於，連一署之首的廉政專員亦告淪落，我們忽然發現，再也無法相信誰。隨着湯顯明的醜聞愈揭愈臭，身邊朋友就接連嚷着，今次真的不移民不行。

查錫我卻打了個哈哈，說自己是天生無可救藥的樂觀者，「我又唔覺得好灰呀，擔憂又改變唔到任何事，不如諗吓這件事令我們得到咩教訓，點樣學習繼續向前行？」半杯水，是半滿也是半空。貪湯醜聞被揭發，他更願意理解為社會對政府的監察機制仍然有效，審計署獨立、傳媒開放的體現，「如果好似中國大陸咁講，你根本都無得監督，這是香港的優點。有這些事被發掘出來，大家以後就更加睇緊啲囉。」

「最重要是每個市民都要醒覺，要站出來，講自己心中的說話，對就對、錯就錯，維護核心價值不是靠一個人或某個團體，是所有人都要咁做。」說起來也是，廉署廣告口號，最近都已改做「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了。

廉署模式建立了什麼？

查錫我的樂觀，除了是天性，也出於他對廉署制度的了解。廉署一九七四年成立，他一九七六年畢業就加入成為其中一員，由社區關係處做起，再轉到執行處負責調查工作逾十五年，位至總調查主任，再轉往防止貪污處任高級審查主任，至二○○四年離職，是極少數做遍廉署三個部門的人，經常向內地省市領導人講解香港的廉政建設經驗；他又非常好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法律學等學歷成串長，加上執業大律師資格，可說是本地少數的反貪腐專家。

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常被世界稱道，香港廉潔度在國際間亦一向名列前茅。大眾說起廉署的威風，最常提及的就是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打貪的雷厲風行和決心，夠膽與整個警隊為敵的志氣，以及只對港督負責的獨立地位。然而，廉署之所以成為外國爭相學習的典範，除了打貪的成效，還有更為細水長流的防貪和教育工作；畢竟真正雷厲風行瓦解貪污集團的工作都集中在廉署創立的頭幾年，隨着警廉衝突尖銳化、一九七七年麥理浩發出特赦令後，便是持續多年的深耕細作。

教育防貪更重要

查鍚我說，外國相繼效法的，是香港廉署首創的打貪、防貪和教育三管齊下的運作模式，此前各國都只有打貪的執法隊伍，卻沒有專責預防貪污的機構，「我們覺得，只係拘捕、打擊貪污是不足夠的，要將人的觀念改變過來」。社區關係處負責教育公眾，防止貪污處與政府部門合作，在每個部門都成立防貪組，定期開會研究部門運作程序中的貪污漏洞，「例如如果好多人投訴CID貪污，我們就去研究CID的工作程序邊度出問題，是否有機會通水呢？咁就可能建議唔好咁快畀同事知道今晚去邊採取行動，到行動前才通知」。政府部門繁多，防貪處持續與他們檢討和建議改善運作程序，杜絕貪污機會，可說是對建設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團隊發揮過重要貢獻，「執行處讓你知道，貪污有好嚴重的後果，要坐監、身敗名裂，等你唔敢貪；防貪處是令你敢貪都無乜機會貪，或者貪了之後被揭發的機會好高；社區關係處，是令你就算有機會都不會去貪，因為你接受了貪污是一件壞事。這三管齊下的方法，至今在全世界來說都是最有效的機制，是最初姬達爵士等人想出來的架構」。

湯顯明事件反映制度出問題？

由廉署成立至九十年代初，短短十幾年，眾人的常識由「想要公共服務就要畀利市」，變成小孩子都知道貪污不對，所謂廉潔是香港核心價值，其實是這樣耕耘得來的。

制度行之有效，直至前特權曾蔭權涉貪，大眾忽然發現，向來形象強勢、獨立的廉署，就是無權查特首，然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發涉自己批自己濫出公數，人們頓覺廉政制度上原來對高層和特首全無掣肘。但查錫我不認為是制度出問題，「任何制度都係一層一層咁向上司申請，去到部門首長、廉政專員，就要自己批自己，唔通個個都去向特首申請？咁特首向邊個申請？一定會有最後一個人，唔係話向上司負責就是人治，關鍵是有制衡的制度，如果佢唔守法、唔守規矩，會好快被發覺、受懲罰，我們一向都有監察的機制，審計署去查各個部門，申訴專員公署、廉署又可以去查審計署，香港係一環扣一環的互相制衡，無一個機構係大晒、無一個機構可以超乎法律的。我們不可以因為有這件事，就不斷成立好多監察委員會，那誰去監察那些監察委員會呢？沒完沒了的嘛。」

「是個人品格出問題」

「我們的社會其實係建基於一個信任的理念，因為經濟上來說這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如果你講每句說話我都要查過你先，你去人事登記處登記個地址，佢都要『咪住先，你個地址係咪真架？』咁咪要花好多資源去核實？去到最高層的部門首長同特首，我們亦都係信任他們，現在他們出賣了香港人的信任，濫用了他們的權力，這是個別人士出問題，而不是制度有問題，像你架車幾安全，都好難避免人為錯誤的。」

「我們成日都好想證明個制度有問題，所以出現湯顯明，其實唔係囉。」查錫我認為，有時就純粹是個人品格出問題，不要事事賴社會、制度出錯，「十幾個廉政專員得佢一個係咁樣，你話除了佢品格問題仲有無其他問題？我就諗唔到喇。如果回歸後第一個專員就係咁，都可以諗係咪換了政權就變了呢？但佢又唔係第一任，前任李少光無問題，白韞六到現在都未睇到有問題呀。」

廉署降格專員人選出問題？

但有些趨勢，確實朝着不太理想的方向發展。查錫我認為，廉署地位近年不斷降格，這一點，體現在廉政專員人選的轉變上；早期的廉政專員都是本身很高層的司局級官員調任，做完廉政專員便退休了，「問題是回歸後，由李少光開始，就不是AO出身了，是由其他政府部門調過來的，李少光和白韞六都是入境處，湯顯明就海關。我覺得廉署成立已三十九年，還是否有必要從外面調人來做呢？你話調個AO來我都仲可以理解，AO本身個個部門都去，有足夠的政務經驗，但你調其他部門的首長來，人們就覺得，其實廉政專員的職位是跟入境處處長一樣級數了。廉政公署的調查能力肯定係高過入境處、甚至海關啦，由一個調查能力低的部門首長過來做廉政專員，係好奇怪的。而且，如果你由內部晉升，佢一路做到退休走，就不會再加入政府了，現在李少光由入境處長來做廉政專員，做完後佢就去做保安局長，有些人會疑慮，『你做緊廉政專員時會唔會盡量唔得罪人？』可能實際上無咁做，但如果你之後又入返政府，市民觀感上就會覺得你難以維持獨立性。」

回歸前已跟內地交往

湯顯明被揭醜聞，又連日龜縮，不少現任前任廉署人員非常憤慨，都將他跟廉署劃清界線，強調「湯顯明不代表我」。查錫我說，廉政專員的角色一向不涉及實務運作，同事在查什麼案，不需要向專員交代。廉政專員由姬達開始，都是對內鼓舞士氣、對外頂着壓力，定時向港督匯報、向立法局和公眾交代的角色；至於跟內地的交往，則在回歸前已有，「因為中國大陸跟香港接壤，好多人貪污後走去大陸，就要透過國內的檢察院、反貪局去協助我們追捕。九七後有了中聯辦，都會透過中聯辦去聯絡某個省市的反貪人員，不止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任何國家都有這些互相協助的做法。與內地官員飲宴也不是好特別的事，有時他們過來做嘢，我們招呼佢食飯，我們上去，他們招呼返我們食飯。問題係，係咪要送茅台酒、XO呢？以往就無聽過囉，我在廉署做的時候，一般來說就是送條廉署的呔呀、紀念盾呀、或者送一兩本廉署的年報呀，咁之嘛，從未聽過要送茅台、XO的，這是湯生自己開始的事。」

回歸前後有品與無品

「其實調返轉頭諗，我覺得根本上唔值得咁做，如果你問返湯顯明本人，我諗佢都悔不當初。講真，香港社會對得佢住啦，廿幾萬一個月；現在揭出來的使費都只是幾十萬，在五年入面，幾十萬算咩錢？我當你一年使十萬，在你年薪成三百萬入面拎十萬出來有幾難？你自己畀都得啦，何况我諗其中都有些是正式可以claim的，根本唔值得囉。但你睇佢，同中聯辦一位女士飲咖啡，五十六蚊佢都要claim，無品囉，差勁囉，我唔係話佢無權claim，係嘥時間。我們好多時出來同人傾偈食飯，希望拎些資料，食餐飯我們請，無預先申請就無得批，都係自己荷包出。」查錫我念念不忘，回歸前跟執行處長史道偉到東南亞出差，處長有權坐頭等，他同行，也可以一起坐，但處長反提議一起坐經濟位，替政府省點錢，「佢高我成個頭，六呎幾，屈住對腳，但佢覺得只是個幾鐘飛機，辛苦少少，慳點錢啦。其實英國人做乜要幫你香港政府慳錢？應該使到你盡呀，佢唔係，這些我哋咪敬佩囉，從前我們的專員、處長都是這樣的。曾蔭權就剛剛調轉，去到巴西，個山景都話唔要，要對住海景，就算你可以使，都唔應該咁樣使錢法嘛，你問問自己，如果是出自己荷包會唔會咁使？做人的品格，分別就在這裏，曾蔭權就是無品嘛，湯顯明亦都無品嘛。」

意志軟化

跟罪案打交道的這些年，查錫我看得清楚，貪污，很多時就只是由小便宜開始，「開頭可能我請你食飯，款待之嘛，無問題的，但款待完後請你去夜總會，夜總會之後就慢慢來；或者打麻將借點錢畀你，你以為麻將數而已，借借吓就出問題了。其實無人鍾意貪污的，但就因為一開始時被人軟化了，將你的意志軟化。你以為食餐飯無事，跳吓舞無事，慢慢就出事囉。所以做公務員也好，在廉署也好，係要好均真，做事要經常提醒自己，條界線喺邊度。」

文 林茵

圖 林俊源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