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權 - 容不下許志永 你還容得下什麼？

2013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我們的愛應該針對所有人——那些窮苦的人，那些遭遇不公正的人，也包括那些製造不公正的人。」

——2009年許志永的獲釋感言

內地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又被捕了，這已是他4年來的第2次，亦是他新婚兩年後的一場噩夢。

許志永向來溫和、理性、守法，他再被刑事拘留令各界震驚，連美國國務院亦要求放人。

這篇文章將會談談許志永被捕的因由以及筆者對許兄的一些感受。

許志永被捕的原因

先談許志永被捕的原因。

周二晚上，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許志永，代表律師山東的劉衛國欲探望許志永被拒，自己還一度被拘留。

劉衛國曾被當局警告不要接手案件，顯示這是一宗政治案，為此劉衛國亦作好了坐牢的準備。

一般相信，許志永這次被捕與今年3月北京10名公民在西單等地拉橫額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示威有關，網民稱他們為「財產公示十君子」。

拉橫額的10人中，並沒有許志永的份兒。

但當局可能認為，許志永有份策劃這次街頭活動，因許志永的維權組織「公盟」後來改名為「公民」，而十君子所展示的橫額正正寫上「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字眼，其中「公民」二字為粗體，有可能被指是以組織的名義來發動抗議。

根據內地刑法的「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這罪是指聚集群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的，會令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

至於策劃者聚集群眾可以是煽動、收買、挑撥、教唆等等，他可以是躲在幕後唆使、指揮，不用親身到場。

這麼闊的定義，對許志永相當不利。因許志永等人，事後曾發表公開信，表明莊嚴承諾與「十君子」站在一起，繼續推動官員財產公示。

「財產公示十君子」事件發生後12天，許志永即被軟禁在家3個月。

而按許志永的好友騰彪所言，連同許志永在內，因為呼籲官員公開財產而被捕的人高達17名，另外還有20人被失蹤。

對於這些街頭活動，中共採取零容忍，認為此等抗爭每每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容易挑起民眾對黨的不滿，所以當局今年加強以治安罪的名義來作政治檢控，打壓民間聲音，對人民「戰之必勝」。

雖然多名中共高官包括俞正聲曾表示願意公開財產，認為官員財產公開應制度化，但民眾「口水」可以，如轉化為行動即踩正中共死穴，引爆地雷。

幾段往事

今次事件，令筆者憶起許志永兄的幾段往事。

2009年的7月，許志永曾被當局以「逃稅罪」逮捕。在他被捕前，他所創辦的法律援助組織「公盟」被當局抄家。

「公盟」專門協助弱勢群體維權，當中包括受毒奶粉殘害的結石寶寶家庭、上訪者和自衛殺人的洗腳女鄧玉嬌等等。

在「公盟」被抄家時，筆者被保安圍困在樓下，此時已周身蟻、辦公室被搗亂的許志永，竟不顧自己的安危，極速落樓到場幫小弟解困，跟保安有理有節的周旋，臨危不亂，面無懼色，不怒而威。

之後許志永無奈被捕，因他的組織被指是「干擾影響社會發展」。

在各界聲援下，許志永3星期後獲取補候審。

我當時立即奔赴許兄的「飯醉」現場，剷得一頭青髮的他依舊那麼淡然，他說：

「我們在以後做一些事情時，會更多考慮跟我們不同立場觀點的人，他們怎麼去想。」

「等於說這是妥協還是怎麼樣？」我問。

「這很難說，我們想得很簡單，我們做良心的事情……我們的愛應該針對所有人，那些窮苦的人，那些遭遇不公正的人，也包括那些製造不公正的人，我想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緬甸最近承諾將釋放所有政治犯，希望中共不要一再製造冤案。  

李怡 - 外國勢力是中共用之不厭的藉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0日

中共官方《環球時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力挺受香港輿論抨擊的《香港基本法小學生簡易讀本》。文章說，「（中國）政府與任何人打交道都需耐心，但對於其他愛國愛港的人來說，他們沒理由對那些反對者那麼客氣，他們有權蔑視後者，讓後者知恥。」這段話是在鼓勵「愛」字頭團體對「反對者」動粗了，這不是也使這些團體的背景露餡了嗎？

昨天「網上論壇」大陸撰稿人梁麗沙指出，這篇爛文在大陸有上萬個跟帖，反覆講的是以下觀點：第一、強調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不接受國民教育的人就是不愛國、就是「漢奸」。第二、把香港的繁榮說成了「背靠」祖國的成果，如果沒有祖國，香港的經濟早就崩盤變「臭港」了。第三、反對派就是反動派，是英美收買的間諜，是別有用心的，對這些人應該予以嚴厲的打擊。

梁文說，持上述觀點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大部份不是官方五毛。作者又想起BBC記者潛入朝鮮暗中採訪民眾，他們對朝鮮的現狀也是不滿意的，但是堅決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與領袖無關，與體制也無關，全都怪美國，美國對朝鮮制裁造成了國家的貧困。作者說：「出了問題從來不歸咎自身，而是怪罪別人……中國與朝鮮也不是相差太遠。」民眾的反應是在中朝體制下洗腦的成果。他們與香港人基本上屬不同的文化族群。

「民主」至少在字面上是世上無人否定的，中共也說是「民主集中制」，把那些附庸政黨稱之為「民主黨派」。民主的具體體現，是世界人權公約所定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是每個人應有的政治權利。普選也是《基本法》認定香港要實現的目標，兩個人權公約又在《基本法》中得到確認。因此，香港市民長期要求實現真普選，有足夠的正當性。但對於專權政治來說，民主就是分薄了專政者手上權力。用甚麼理由來打壓香港市民對落實政治權利的要求呢？就是上面歸納大陸網民意識的三個要點。其中，中共用之不厭的說辭就是所謂外國勢力的介入。

共產黨過去一直宣傳信奉的辯證法，認為內因是事情發生和變化的決定因素；外因是次要的，只是提供事情變化的外在條件。但掌權後的中共，對於出現一些掌權者不願見到的事態，就總把外因當作決定因素。天安門事件，他們說是美國中情局的發動。西藏動亂，他們說是西方勢力挑起的。新疆反抗，他們說是境外勢力主導。烏坎村爭民主，他們也歸咎境外媒體。香港無論是過去對中共施政持批判態度的大中華民主派，或近年出現的反大陸化的本土運動，中共也從不檢討自己的施政是否出了問題，而是簡單地歸咎於外國勢力。六四後補訂的《基本法》23條，所針對的也是外國勢力。對中共來說，外國勢力是最方便的推諉責任的藉口，也是最容易混淆是非、煽動民族情緒的法寶，人民所有不滿、所有訴求，都說是外國勢力挑動就行了。當前針對香港的真普選、佔中的訴求，也同去年的反國教訴求一樣，被抹黑為背後有美英勢力在推動。

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會對任何地方的本土民主作道義的支持。西方曾支持南韓的金大中、台灣黨外的康寧祥、菲律賓的阿基諾等等。但一切民主的實現都只能靠本地人的努力，境外勢力是幫不上甚麼忙的。美國英國都一直說希望看到香港有真普選。但他們能做甚麼呢？上月香港放走斯諾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說，此事已動搖港美互信關係，「華府通常不會一下子即想起香港，但現時一想起香港便是負面印象」。這說明香港根本不在華府的視線範圍內。

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香港本土民主的發展，要擺脫眼球離不開向北望、祈求中央恩賜民主的奴性，也千萬不要中了中共意識形態之毒，將佔中、爭取真普選的泛民主派指為美帝的陰謀。民主的聲音是混雜的，意見是多元的，再怎麼激烈的言論都可以交流容忍。但最重要的、能夠聯合民主各派與反民主的專權政治對抗的觀念，是排除任何有關幕後政治勢力的猜測。即使指涉的幕後勢力是中共，也該有根有據。至於外國政治勢力，同情香港人爭民主是可能的，介入香港內部政治活動既不可能也缺動機。

Vic - 《香港簡史》中文版河蟹事件

2013年7月19日

中共對媒體、輿論、出版控制之嚴密，自由地區的人難以想像。中共控制下出版的中文譯作，肆意刪減內文是慣例。此一政權之卑鄙齷齪，由此可見一番。

大陸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自以為眼界開闊，見識廣博，可憐自小生活在資訊被嚴密控制的環境下，許多觀念與知識被嚴重扭曲而不自知，甚至出國留學或移民海外，也難以恢復正常。

日前台灣對大陸開放圖書之印刷、發行及零售，日後大陸資金若控制了重要著作的中譯版權，則台灣人很可能看不到這些著作的完整中譯，只能像大陸人民那樣接受被卑劣之徒肆意刪減的「和諧版本」。

大陸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我們視之為正常，不對之審慎設訪，甚至要推動與這樣一個國家「融合」，那是引狼入室，自毀長城。


紀曉風 - 香港書展變香港書「剪」 名著《香港簡史》中文版「被河蟹」
信報   獨眼香江   2013年7月19日

譚蕙芸 - 五餅二魚

評台   2013年6月25日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早上，我與戴耀廷再次相遇。今次，會面地點是他位於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我到訪過幾次，對這裡的陳設感到熟悉：從地板到天花的書櫃放滿了學術書，旁邊擺放了一枝木結他（他愛唱聖詩），還有，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這個又窄又長的房間盡頭有一個偌大的玻璃窗，甚少下窗簾。戴耀廷每次出現，背後都有一道強光襯托，有種宗教式像要高歌Alleluah的Aura（聖光）。

我靠窗坐下，回望他的頭殼。哎呀，乜少咗咁多頭髮，白髮也似乎多了。講個秘密給你知，我跟朋友私底下匿稱戴耀廷做「戴BB」（他也不知道的），部份是因為他的天真性格，也因為他的外表比實質年齡年輕，故此有這稱號，但現在戴BB已不再BB，「佬味」重了。

戴耀廷雖然不算「姿整」，但對外表有一定要求。跟長毛對談那張照片刊出，坊間一致讚賞，認為色調反差大，非常有型，戴卻投訴，太太指他衣服下的肚腩凸了出來。另一次，我跟他說，他在電視鏡頭下的樣子頗「殘」（疲累），他告訴我，太太已逼他做了一次面膜護理。

長毛 戴耀庭

我第一次遇見戴耀廷是五個月前，在今年二月初。還記得是個星期五下午，地點在沙田某商場的咖啡室。跟這個人訪談，第一個感覺是，他出奇地平易近人，沒有架子。筆者在學院工作，見識過學者總會有點心高氣傲，戴耀廷呢，不會因為你是一個小角色而看扁你。筆者問什麼問題，他不會被冒犯，還用心思考，給你答案。

舉一個例子，第一個訪問裏我問他，二○一○政改那次，民主黨與中聯辦談判後，拿回來的方案被人狠批「出賣香港人」。今次爭取真普選，群眾運動的代表若要走進密室跟中方談判，如何能避免被批評為「出賣佔中支持者」？

戴耀廷當時沒給我答案，我也早把事情拋諸腦後。想不到，他回去真的拼命思考，第二次碰面，跟余若薇對話時，他提出了以「商討日」解釋群眾授權問題。其後，戴耀廷幾次跟我說，「商討日是因為你的問題發展出來！」我感到很驚愕。我是誰？不過一個small potato記者，專業生涯向政客發問，已習慣被充耳不聞。由此可見，戴耀廷不會因人廢言，任何人的意見只要合理，他也聽得入耳。

筆者「行走江湖這麼久」，訪問對象有平民百姓也有政商巨賈，戴耀廷有一種純粹和天真的氣質。第一次訪問，我已聯想到，那種氣質源自他的宗教信仰。果然，隨後相處，更令我肯定這個觀察。

有人批評，和平佔中太宗教色彩了，在教會開記招，商討日也要像舉行崇拜般唱詩歌，有人聽到「愛與和平」四個字就要起雞皮疙瘩。大家要明白，戴耀廷本人就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你要他擺脫宗教味道，那就不是完整的戴耀廷，而是一個假裝的戴耀廷。曾憲梓曾指控「戴耀廷搞佔中是因為想出名」，我覺得，曾老先生太不了解戴耀廷了，若有得選擇，他根本不會搞掂中。

舉個例，我在二月初訪問裏，問及他在和平佔中的角色，戴耀廷語氣肯定地說，不想做領袖，希望有其他人主理，他則擔任顧問或「軍師」。當時我感覺到，他對牽頭人角色是抗拒的。

怎知到三月底，隨着朱耀明和陳健民也「落水」，戴耀廷似乎漸漸進入發起人的角色。依我觀察，外界期望他能飾演一個說話圓滑，會「畀Bite」（供電視台剪輯使用的精簡發言）的領袖，他偏偏不是這樣。他是心裏相信，口裡就說出來，而且不會為討好傳媒而說漂亮話。亦因為這種性格，政治世界的人會覺得他太「口疏」；黃之鋒在對談裡，也忍不住取笑他「中伏」次數多，經常說錯話。

但我卻看到，鏡頭前和鏡頭後的戴耀廷是一致的。這一點在公眾人物裏極為罕見。戴耀廷在他撰寫的＜走過「佔中」的三個月＞一文裏說過：「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4：9）。」

我最初讀到這裏，有點不快。我以為，戴耀廷覺得他像個「演員」被我擺布。的確，有人看了這句，還怪罪筆者以傳媒力量介入了和平佔中的進程。我後來請教戴耀廷，這句話意思是甚麼？他解釋，「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意思指，他無所遮掩，一言一行讓世人觀看，這種展示不是為了俗世榮耀，而是謙卑下來，為神所使用。

這就是核心了。戴耀廷經常跟我說：「佔中的進程，快得連我自己也跟不上」。普通人聽完會覺得無稽：「你也跟不上，莫非別人跟得上？」這就是對他的誤解。他所說的是，自己從撰寫文章引發了關注，到現在擔任發起人，他在運動的一切言行，都不是「他自己」的意願，而是有超越自己的力量在主宰，而這個力量，就是他的上帝。

別誤會，我自己也是「教會逃兵」，沒有動機在這裏傳教。我更加明白，對沒信仰的人來說，得悉佔中的發起人看重信仰，或許有點不安。但我卻認為，正正因此令人心安。戴耀廷雖然不會時時刻刻在公眾場合高調談及自己的信仰，但從我長時間觀察所得，他的確視信仰為其生命的重心。我看到，任何一個以人性為考慮的平凡人，根本沒可能有膽量去觸碰刺中中共核心要害的一國兩制底下的普選議題。若一個人不是有比人性更高的使命，他老早應該回家與妻兒享受天倫之樂，或乖乖在院校留守高薪厚職。但我卻看到，戴耀廷自從沾上佔中這件事，他和他身邊的人，正為此付上了難以估計的代價。戴常笑說，只有「傻佬」才會搞佔中，就是這個意思。

明白了戴耀廷的動機與力量的來源，一切就變得明白。有人批評，和平佔中的宣傳「好老土」，因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不是門面功夫，所以宣傳方法有點樸拙；有人批評，發言人說話矛盾，因為他們希望讓大家平等發聲，故籌備商討日，不是以主事人發言為權威；有人批評，他們不懂得利用傳媒做勢，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啟蒙大家民主精神是什麼，而不是搞人氣泡沫。

不是說，和平佔中不需要改善。從我近距離觀察，佔中的確有不少缺點，可以做得更好（商討日忽然唱歌，筆者也嚇了一跳；佔中三子有時各說各話，大家都會疑惑；宣傳圖文不夠簡潔，基層未必明白）。但正因為戴耀廷看重「超越俗世的譽榮」，他能放下坊間的批評，心無旁鶩地做最重要的事。即使紛擾混亂，他仍能保持清心。他告訴我：「只要不是違背原則，我甚麼都可以放下，尤其是那種『覺得自己應該是怎樣一個人的想法』」。無謂的自尊，他可以不要。

戴耀廷提出佔中後，整個香港政界騷動起來，政治人物要不表態力撐，要不肉緊批評，沒人甘心冷待此議題。有一次我跟他打趣說：「戴耀廷，你現在就像一塊餅，大家爭相來搶，搶來或許為了咬一口，又或者只為扔到地上踩一腳」。戴苦笑，卻跟我發展這比喻。我說，或許這件餅更像聖經裏的「五餅二魚」，可以分給無窮無盡的人吃，像徵佔中人人也能感到「自己有份」，感到被尊重，大家都是持分者。戴很喜歡這比喻。

戴耀廷的確像一件餅，他甘心放下自我，不介意人人都來趁熱鬧，讓大家都咬他一口，所以，跟他親身碰過面的人，無論在觀點上如何跟戴爭論得面紅耳赤，都不能不被他的耐性和善意感化。接觸過戴耀廷本人的人，沒有人會指斥他有機心，最多會指他是個「天真的書生，太學術」。所以，隨着他跟泛民不同派系人物對話後，自二○一○年政改後引發的泛民割裂和衝突，似乎有迹像緩和下來。

然而，佔中每步路都艱巨。六月初，佔中舉行首場商討日，當時我在海外，透過視頻看直播，心情也是忐忑不安。坊間對於「商討日」感到陌生，有人擔心參加者小貓三兩，有人擔心到場市民會有不滿，有人擔心反對者搞亂秩序，有人批評向隨機抽樣的參加者派發一百元的做法。總的來說，社會裡對「商討日」work唔work充滿懷疑。但戴耀廷認為商討日是市民充權，民主精神的重要體現，故堅持推行。然而質疑和批評聲音不絕，有些更來自同路人，叫戴耀廷承受巨大壓力，商討日之前徹夜失眠。

事實証明，戴耀廷是對的。經過佔中三子和一眾義工努力下，商討日順利舉行。參加過的市民，不但認為經驗寶貴，不介意花了一個周日下午舟車勞頓，甚至願意捐出一百元車馬費，無論支持或反對佔中的參加者都認同，參加過程中，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尊重，是一種陌生而美好的感覺。這就是戴一直所強調的「賦權」（Empowerment）。

好多人批評佔中，是基於不理解。我曾經問過戴耀廷：「對你來說，提升香港人民主精神，是否比爭取普選更重要？」他認為兩者沒有衝突。我卻看到，有優次的分別。若只想羸，只希望拿到普選制度，運動的走向就只需要增加支持度和人氣，與對手鬥大。但觀乎戴耀廷現在看重的工作，如籌備商討日，或與不同人以無窮耐性去溝通，似乎更希望香港人能明白，民主精神不只是一人一票這麼簡單，而是如何解決公共紛爭，尊重差異又達至真正和諧這個目標。

筆者要承認，未進行對話系列之初，我對民主的認知，和不少香港人一樣，流於表面和口號式。系列完結後我才發現，原來民主不只是四年一次投票，而是可以落實到生活上的一種精神。

我正職是大學講師，四月底，學期尾，最後一課乃同學進行小組簡報(Presentation)。由於我在溝通上的疏忽，同學對計分制度理解出現混淆，有人以為只需要出席一個課堂，有人以為要出席兩個課堂，但評分卻已進行了一半。這下出現了危機，班上同學認為評分方法不公，要求我解決。

我首先就自己的溝通疏忽，向同學致歉（我看到同學的臉上的訝異），然後，我做了以前肯定不會做的事，就是叫停課堂，請全班同學，一起提出解決方法。最初，眾說紛紜，爭持不下。一向性急的我，竟沒半點不耐煩（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還向同學分析不同解決方案的利弊。奇蹟出現了，約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從三個方案裏，漸漸理出一個方案。原來的紛爭，在商討之後，不需要投票，全班三十五人也能達至共識，大家都感到滿意。我跟同學這樣總結：「有不同意見，只需要慢慢傾，就能解決問題。一個班房是這樣，一個社會，就算在普選議題上，也一樣可以這樣傾。」我覺得，當天同學的簡報內容即使做得如何出色，也不及那十五分鐘的討論來得那麼有教育意義。

離開班房的路上，我思考了很久。回想以前，遇到類似情況，我一般的做法是，叫同學投票解決，卻發生過五十對五十的難堪情況，班房形勢更分裂；故此大部份時間還是以老師高高在上的位置，極權處理，我話事。現在回想，是我對民主不夠信心，而且處理手法不成熟，並不是「民主不是好東西」。

我的意識出現這種改變，和我連續跟戴耀廷合作了三個月，撰寫這個對話系列相信有關。我親眼目睹戴耀廷如何尊重每一個對話嘉賓；見證過他如何解釋民主精神不只是「鬥人多」，而是重視每一個人的發聲權，我想，我潛移默化被他改變了。這是我參與採訪之前，預料不到的事。

和平佔中好像好複雜，好像好學術。但其實，小至一個三十五人的班房，大至七百萬人的城市，我自己親身體會到，只要你用心聽，用心理解，民主精神，也可以實現在你和我的生活裏，就在此時此刻，不必等到二零一七。

本文為譚蕙芸、戴耀廷著《對話X佔領》一書的後記，由作者提供，原名為《五餅二魚（系列採訪後記）》，原文寫於2013年六月廿五日。

本書於書展發售，出版為明報出版社  

李純恩 - 都是瞎子

香港爽報   2013年7月18日

現在香港的報紙上，也出現了「抓眼球」這個詞了。

這個詞最早是大陸有人從英文Eye Catching直譯過來，但凡有一樣東西吸引人看了，就叫「抓眼球」，硬生生的一個詞，竟然風行全國，這個也「抓眼球」，那個也「抓眼球」。

這是個很討厭的中文詞，每次看到聽到，都覺得眼球一痛。本來中文裏好端端有個詞叫作「視線」，一樣東西吸引你看，我們會說「吸引視線」。「視線」，也可以作「目光」，隨心而動，隨目而送，這麼好的意境，今天好像都不會用了，都變了會得九陰神功的梅超風，伸出五指，硬生生插進頭骨，抓出眼球。一樣東西「吸引視線」，視線由四面八方而來，交織成一張令人羨慕的網，成功感也就在網上烘托了出來。但現在不是「吸引視線」，而是「抓眼球」，唰唰唰，一把一把狠狠抓，抓得一地眼球，留下一堆盲人。「視線」斷了，人未失明，眼球抓了，定成瞎子。這就是今天中國人的品味，凡事只求去到盡處，甚麼含蓄優雅都顧不得，結果都成了追求「時髦」的盲人。

想不到，在香港的報紙上，一些寫稿人也「眼球」起來，梅超風越來越多。也難怪，梅超風本來就是瞎的。

Vic：原來除了「吸引眼球」，還有「抓眼球」！其實這已經不是中文了。

Vic - 讀黃明樂〈可惜太誠實〉有感

2013年7月18日

我不認為現代教育是在辦教育，正如現在的少林寺其實不是佛寺，它們都只是一盤生意。我特別害怕聽到受過現代工商管理訓練的醒目仔女大談什麼「教育產業」、「醫療產業」，他們說的不外乎生意，生意是為了賺錢，而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醫療的目的是健康；它們一旦變成產業，就很容易本末倒置，忘卻初衷，走上剝削壓榨服務對象的邪路。所謂產業化，不過是製造更多學店與黑心醫院而已。

黃明樂 - 可惜太誠實   信報   2013年7月18日

戴耀廷 - 一場關於公民抗命與法律公義的對話

2013年7月17日

【明報專訊】K大學是南非在種族隔離時代的一所大學，B是K大學法律學院的副教授，並在社會推動公民抗命的運動爭取結束種族隔離的法律。C是K大學的校長，因B的社會行動而召見B。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法律教授 卻教唆人犯法？

C：B先生，我收到投訴說你作為大學的法律教授，卻在大學外教唆人犯法。你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B：校長先生，我所推動的是公民抗命。

C：那不是一樣嗎？不也是叫人犯法？

B：公民抗命的確會涉及違法的行為，但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不同，是因為違法的目的是出於公義，而非出於自利。有些違法行為是涉及暴力的，但公民抗命就必然是非暴力的。

C：法律就是法律，違反就是違反，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叫人違反法律就是不尊重法律。

B：但公民抗命者是會自願承擔罪責的，那顯明他們是接受及仍尊重這法律制度的權威，不過只是希望透過觸犯法律去引發公眾去關注法律本身是不公義的，從而促使不公義的法律能改變過來。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C：你口口聲聲說是為公義，那由誰來說什麼是合乎公義？若人人都說自己是為公義，那麼人人都有藉口去犯法，那麼法律還有什麼用？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B：當然社會對什麼是公義有不同理解，但那也不是說任何公義的理解都能成立的。起碼國際社會已接納了所有國家的法律都得保障基本人權，包括了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法律的終極目標就是要保障基本人權。若一項法律是違反基本人權的，那就是不公義的法律，公民就可以用公民抗命的行動去爭取改變這些不公義的法律。

C：我雖不是念法律，但你也不要欺我不懂法律。維持社會秩序不也是合乎法律公義嗎？人要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人不尊重法律就是破壞社會的秩序。沒有秩序，人就會活在混亂中，人的生活和權益就得不到保障。

B：你是對的，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要維持社會秩序，而我也認為維持秩序對社會來說是重要的。但我們還要問那是什麼樣的秩序？我們是否要維持任何的社會秩序，即使那是不公義、侵犯人權的秩序？人是否要不問情由地遵守任何法律、接受任何性質的法律秩序呢？

為犯法而犯法？

C：你還是未解答誰去決定什麼是不公義？若任何人都可以決定因那是不公義就不去遵守法律，那麼法律怎樣能維持社會秩序？即使你認為那是不公義的，你也不能違法去促進你所說的公義！你現在所倡議的無異是「為犯法而犯法」！

B：校長先生，看來你對公民抗命的認識真是很有限。如一位知名歷史學家所說，把公民抗命說成是「為犯法而犯法」，或是出於惡意歪曲，或是由於完全無知，二者必居其一。公民抗命的重點並不是在於違法那一點，而是這些為定義犯法的人是希望他們的行動能引發其他人的關注和認同他們的公義訴求。若其他人不認同他們所作的真是為公義，那些法律也不會被改變，但無論如何公民抗命者都會為他們的違法行為承擔責任。因此，最終決定什麼是公義，是交由社會全部的人。一些純為私利的違法行為，無論人如何解說那是為公義而行，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最終也不會被認同的。

公民抗命 啟動一個反思程序

C：但你再高的理想也不可以叫人犯法！若人人都是這樣，法律的權威還何存？

B：校長先生，我想反問為什麼公民應尊重法律呢？法律的權威又是源自哪裏？

C：法律的權威是源自制定它的國會，我們的立法機關。

B：那國會又是基於什麼可權威地制定人人都應遵從的法律呢？

C：那不是很簡單嗎？我們的憲法賦與國會立法的權威。

B：但又是什麼給予憲法這樣的權威呢？

C：來自制憲的制憲大會。

B：那它的權威又是從何而來？

C：來自人民！

B：但人民並沒有參與去選出制憲大會的成員啊？

C：人民最終接受了憲法並願意遵從不就可以嗎？

B：你所說是對的，但那不是說你也同意了法律最終的權威還是源自人民是否承認法律是有規範性的嗎？公民抗命就是要啟動一個反思程序，讓所有人去反思現行的一些法律是否應享有被人人遵從的權威。而思考的要點就是那法律是否合乎公義。

C：你要人人都去反思法律是否享有權威、是否合乎公義，那是否對人的要求過分一點？大部分人都只是會跟從法律的規定，而沒有時間好像你說那樣做的。那是不切實際的。

B：你也說得沒錯，大部分人都是懶得去想法律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但公民抗命就是要去喚醒他們。若他們不願醒來，或是醒了仍在裝睡，公民抗命也不可能成功。但你叫我連去喚醒他們也不去嘗試一下，我就不能接受。

C：你這種做法是相當危險的，一旦人人都這樣做，難道你叫政府天天都會因公民抗命就修改法律嗎？

B：對於你這樣說，我是感到困惑的。從你的角度看，穩定壓倒一切，即使那社會秩序是不公義的，但你不要忘記這種穩定是虛假的。不公義的制度所衍生的不公義，只會在社會內不斷蔓延，到了爆發出來時，對社會的衝擊會更大。所以，真正危險的是置不公義不顧，把它掃進地氈下去就算了。或許公民抗命真的是危險的，但那只是對既得利益者和專制的執政者而言，因公民抗命把公義及不服從的價值和思想注入了原本是順民的人心裏。那麼，無論行動最終是否成功，他們要繼續施行不義的管治都不再會是那麼容易的了。

C：你也說了，這種行動未必能成功。若你的行動不可能成功，但你卻鼓吹人參與，結果是參與的人都受損，你不覺得你要為此負上責任嗎？

B：我當然會為此負上責任，但每一個人也要對自己及社會負責。我不斷向人重複地說，在考慮參與公民抗命行動前，他必須慎重地計算代價。我問他們三個問題：你是否堅定相信不公義的法律要被改變？若是，你是否願意為這付上代價？若願意，你能付上多大的代價？或許，行動不會一下子成功，但參與的人都是在慎思下才決定參與。當然我自己也必須為這行動付上我自己的代價。

挑起社會矛盾和衝突？

C：你現在所作的是，只是挑起了社會內的矛盾和衝突。

B：我想我沒有挑起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因那矛盾和衝突已長久存在，只是人們漠視了它。我所作的只是要讓所有人都得去直接面對這些矛盾和衝突，不讓人可以再去迴避它。

或許我是天真了一點

C：你認為公民抗命這種政治浪漫行為在我們國家有可能成功嗎？

B：或許公民抗命真的帶有一點兒政治浪漫，我也不知道它在此階段能否成功。但我相信關鍵在於人心裏面是否還有着一點兒的善，並我們能否透過公民抗命把這點兒善勾出來。或許我是天真了一點，不過我對所有人心內裏還可以是保留着那點兒善，還是有信心和盼望的。這是包括了那些在現行不公義制度下享有特權的人。

C：你所說的，聽來是充滿矛盾，公民抗命既是要脅迫人去做一些事，但你又說那是要去引發人的善。我實在不能明白。我見不到公民抗命怎可能成功改變得到不公義的法律，即使那些法律真的如你所說是不公義的。

B：公民抗命的確是帶有矛盾性的。那些公民抗命者是出於善而非出於恨去進行那些看似是脅迫的行動。他們的善是因他們見到法律的不公義，為了那些受法律壓迫剝削的人，他們不是要去傷害別人而是願意「自殘」。他們「自殘」的行為是要「脅迫」每一個人去面對自己的良心，就是要每一個人，包括了既得利益者，在自己的心田內搜尋那可能仍保留着的善，看他們會否基於某些人的無私、利他和自我犧牲的行為，而能夠超越自利的思維，讓他們裏面仍存的善去引導他們去與其他人去商討何謂共同的善，尋求共識，以使法律能變得公義一點。

不要再留在大學法律學院？

C：我沒時間理會你說的一大套歪理，你在外面做什麼，大學也懶得理。但你是在大學教法律的，你的學生以後要當律師或法官，他們的職責是要執行法律，也就是要人去守法，你現在所作的對他們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若你要繼續推行你的社會運動，我也沒興趣阻止你，但請你不要再留在大學的法律學院了。

B：校長先生，你好像忘了我們大學的教學目標是要幫助學生去堅守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包括了基本人權、公義、平等和言論自由。大學也是要協助學生去積極參與改善社會的行動，以促進人民生活進步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看不到我現在所作的與大學的教學目標有什麼不符。反之，讓學生去思考公民抗命的意義，是實現這些教學理想的一種有效方法。我們在法律學院教導學生，並不是要訓練出一群只懂操作複雜法律條文及程序的法律技術員。我們是要建立起一隊能維護法治的專業法律團隊，而他們所要維護的法治，不是那種不問法律內容就去遵守的低層次法治——「有法必依」，而是法律須能實現公平、公義和人類尊嚴的高層次法治——「以法達義」。

李怡 - 中共的當務之急是反佔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7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立法會午宴及宴後會記者時，主要表達兩個訊息，一是明確表示中央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不容懷疑，二是堅決反對佔領中環運動。

關於普選，張曉明說，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定，目前應集中處理沒有明確的細節問題。他特別提到篩子的功能，即表示不能沒有篩選。至於佔中，他的語氣就非常強硬，表示對違法行為，不論用甚麼理由都不可以接受。

自從真普聯提出三個普選方案之後，開始時還有幾個建制派人士表示其中一個方案不符合《基本法》，之後就很少人提出批評和討論了，反而稱讚有方案拿出來是好事。張曉明也希望各界集思廣益提普選方案。另方面，就有不少政商界人士公開表示反對佔中。這種情勢，不難讓人看到中共當務之急是反佔中，至於普選議題，則把佔中打下來之後再從長計議。

然而，佔中是由普選而引發的。今年三月，喬曉陽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定調，就是根據人大常委決定，由一個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方式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以整個委員會提名，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由一定數量的委員提名，產生特首候選人。實際上就是由現在這種可以由中央操縱的選舉委員會去進行預選。這根本不符合人權公約關於「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的定義，因為提名委員會不是由民主產生的，提名委員每人的含金量也不是對等的，經這個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去進行預選，顯然是假普選。香港人若接受這樣的假普選，等於肯定這就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日後的普選模式，也就等於自毀港人治港，香港從此就要匍匐在專權政治的「民主集中制」之下做奴隸。香港長期建立起來的公民社會就消亡，香港人也會被全球現代文明國家鄙視了。特區政府遲遲不提出政改諮詢，用心很清楚，就是若按喬曉陽的方案提出諮詢，必受到多數市民反對，以這樣的方案拿到立法會也會被超過三分一票的泛民否決。泛民提的普選方案當然不會通過，於是2017年也就沒有普選了。

沒有普選、原地踏步並非最壞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實行中共意向的假普選。

佔中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提出來的。《基本法》本來只規定回歸十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人大一再釋法，把普選延後十年至十三年，又定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張曉明說普選要符合《基本法》，但人大釋法作出反人權公約的規定本身就違反了《基本法》。當中共露出要把假普選強加在港人頭上的意圖，如果港人還不起而抗爭，我們不僅愧對後代，愧對為我們創造一個公民社會的前人，愧對大陸爭民主的烏坎村村民，愧對江門市勇敢反核示威的民眾，也愧對世界上所有尊敬關愛香港的民族。

佔中不道德嗎？不尊重法律嗎？歷來從事公民抗命的人士，都最維護法律。甘地是律師，曼德拉在監獄時獲得了倫敦大學的函授法學學位，馬丁路德金是神學博士，正因為他們維護法律因而才用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去反抗惡法和暴政，謀求社會能建立公平的法律。發起佔中的戴耀廷是法律系副教授，參與佔中的李柱銘是排名第一的資深大律師。維護法治是他們終身的信仰和職務，張曉明和香港一眾應聲蟲，比他們更懂法律嗎？

張曉明說，鼓勵違法是香港的「禍」，但專權政治以違反《基本法》的方式釋法是更大的「禍」，違反一國兩制的承諾、在香港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假普選是最大的「禍」。維護法治的人士，不惜以身試法，是為了在香港建立公平的、符合普世人權準則的選舉制度，是為了爭取現代人應有的基本政治權利。世人不會質疑香港參與佔中者的違法和不道德，正如不會質疑甘地、曼德拉等的違法和不道德一樣。無論佔中的訴求實現或不能實現，這都是一次勇氣、正義、道德、光明的體現，必會啟發後來者，也必會受到全世界的敬重。

而如果我們窩窩囊囊接受中共的假普選，在世人面前我們怎麼抬得起頭？今年7.1遊行《蘋果日報》送出的海報是：「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選」。細細體會這十個字，你不覺得每一個字都非常實在和重要嗎？

古德明 - 甚麼「銀行」？

中華正聲   2013年07月17日

【am730專欄】二零一三年五月號《香港佛教》雜誌有文字介紹土瓜灣一家「玩具銀行」：「玩具銀行二零零六年成立，孩子只要帶同家境證明文件，到中心辦理簡單手續，即可以揀選自己心儀的玩具。」從前，中國人會「心儀聖道」、「心儀高士」等等，現代漢語人則無所不「心儀」，包括小孩子的玩具。但我還能苛求甚麼？他們連「玩具銀行」都有。

而且不止玩具銀行。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臺灣《自由時報》說：「彰化縣北斗鎮農業委員會的種畜繁殖場，已成為全臺唯一的公家豬精液銀行。」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大陸人民網報道：「中國首家血液銀行在廣州建立。」香港、臺灣還有所謂「食物銀行」。

中文「銀行」一詞，是指經營存款、貸款、匯兌等金融業務的機構。儲存及施散玩具、精液、血液、食物等的組織，並非從事金融業務，怎麼以「銀行」為名？答案當然又是向英文學舌。

查第二版《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辭典》，bank字有兩個解釋，一曰「銀行」，一曰「庫」或「儲存庫」。現代漢語人主張把方塊字當作英文用：英文bank字既然有兩個意思，現代漢語就要「銀行」同樣有那兩個意思。「玩具銀行」、「豬精液銀行」、「血液銀行」、「食物銀行」等，無非toy bank、pig semen bank、blood bank、food bank等的方塊字寫法。

《明史》卷二五九載：萬曆年間，山東大饑，淮徐兵備參議袁應泰「設粥廠哺流民，饑者盡得食」。「粥廠」是布施粥飯的場所，現代漢語人大概會稱為「粥飯銀行」。

《禮記‧月令》載：農曆三月，天子「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賑濟無食者)；開府庫，出幣帛，周(周濟)天下」。我國儲存糧食的地方叫「倉」叫「廩」，儲存財物的地方叫「府」叫「庫」，都不叫「銀行」。荒年濟貧的糧倉，「名曰義倉」(《隋書》卷四十六)。

《東京夢華錄》卷二載：北宋汴京「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那「行」是買賣、交易的場所，如布行、銀行等。然則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有「食物義倉」、「玩具義行」或「豬精液庫」？我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這些名詞不像英文，不夠洋奴味，不夠下流。

小啟：拙欄文字，經稍加補充修改，現已編印成書，仍名《中華正聲》，由次文化堂出版。同時出版者尚有政論集《中原北望》，謹此奉告。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Vic：「銀行」一詞之濫用，確實不知所謂。古先生本文並未批評「人力銀行」的說法，此詞在台灣非常普遍，幾乎人人習以為常，但我個人不喜歡。華人不珍惜自己的語文，樂見中文變成英文的附庸，不以為異，不以為恥，思之令人神傷。此問題之普遍，足夠古先生每週一文並結集成書，希望能多少產生一點正面作用吧。

戴耀廷 - 佔中道德觀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6日

有批評指「佔中」是不道德的，這涉及「佔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及「佔中」作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若目的是不道德的，那麼即使用了合乎道德的方法為實踐手段，那也是不道德的。但即使目的是道德的，假如用了不道德的方法去實踐此目的，這仍是不道德的。因此，「佔中」是否合乎道德，就既要看「佔中」所要達到的目的，也要看「佔中」作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

這裏我把「佔中」的目的只設定為爭取2017年特首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對「普及和平等」的要求。認為「佔中」是不道德的一個說法，是指「佔中」高舉「普選」，但大部份港人根本不認為普選是重要，他們更重視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使香港需要實行普選，也不一定要根據「佔中」的理解，要符合國際標準；港人必須考慮中央政府的憂慮，也不應要求一蹴而就，可先接受有篩選候選人的普選方法，然後再爭取全面的普選權利。

這種看法有其本身的邏輯，但我要說的不是哪種看法是對的，而是「佔中」要求普選須符合國際標準是否不道德。《基本法》規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其中就是包括了合乎國際標準的政治權利。這是國際社會確立的普選標準，是每一個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一個人採取行動去爭取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很難說這目的是不道德的。或許有一些人認為他根本就不想要這本屬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故爭取權利的行動對他來說是無謂的。

某些寧讓別人代他決定一切的人，更會抗拒由自己去承擔起行使自由和權利所帶來的責任。這就好像一個奴隸甘願受奴役，他自己不但不會參與解放行動，更希望其他奴隸也不去與奴隸主進行抗爭求解放，因他害怕其他奴隸起來爭取自由的行動，有可能招來奴隸主對所有奴隸的全面打壓，令自己受無妄之災。但他卻沒有權阻止其他想要得回這些權利的人採取行動去爭取權利。起碼不能說那些爭取保障自己基本權利的人是不道德。反過來說，阻止別人去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可能才是不道德的。再且，若能成功爭取到權利，所有人都是可得益的，基本權利並不只屬那些有去爭取的人。

或許沒有太多人會真的認為「佔中」爭取普選的目的是不道德，但不少意見的確認為「佔中」是實現一個合乎道德的目的之不道德手段。他們認為「佔中」令無辜的人受到損害，故是不道德的。「佔中」作為一種實現某種政治目的之手段，它是否不道德，就得要看以甚麼標準去量度。

其實任何人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都有可能影響其他別人的權益，因此單純因某人的行動導致另一人的權益受損並不必然是不道德的。舉一個例子，某人要趕去簽一份合約，他原計算走路去簽約的地方只要大約十分鐘，但路上行人那天卻不知甚麼原因特別多，令他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走完路程，結果他因遲到而簽不成合約遭受損失。這人卻不能說在路上阻着他的行人是不道德的。

一個可考慮的準則去判定「佔中」是否合乎道德，就是「合乎比例」（proportionality）的原則。這涉及幾個問題，而對這些不同問題的不同結論會直接影響「佔中」這手段是否合乎道德的看法。

一、因「佔中」而權益受損的人所受損失的性質是甚麼？
　　有意見說「佔中」因會長期堵塞中環要道，會阻礙人準時上班、影響店舖生意、令香港的經濟生產總值減少、令香港的信貸評級被調低等。從這些所可能涉及的權益，其性質都不屬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

二、這些聲稱權益受損的人是否真的及如何被「佔中」損害他們的權益？
　　即使這些權益損害真的存在，但「佔中」卻未必是直接造成這些損失的主因。首先香港公民要公民抗命「佔中」，實是被北京政府一直漠視港人對民主的訴求所逼出來的。再且，「佔中」者雖會堵塞中環要道以示爭取普選的決心，但「佔中」者已事先說明行動是非暴力的，警方應可以很快就完成清場，故不會長期佔用道路的。若出現長期佔用道路的情況，那只是由於警方和特區政府沒有採取適切的行動而導致這些損失。

三、「佔中」的目的是甚麼？是否合理的目的？
　　如上所述，「佔中」的目的是要保障所有港人的基本權利，而這政治權利是受國際公約所確立的，層次與聲稱受損的權益明顯有高低之別。保障這些基本人權的行動也必然是合理的目的。

四、「佔中」是否與要達成的目的有關連及是必須的？
　　在香港獨特的政治情況下，不採用「佔中」這行動，實在很難有機會促使北京政府放棄其固有要完全操控特首選舉的底線。很難令人相信只是依循正規的諮詢程序，北京政府會讓港人有真普選，而過去採用過的爭取方法如議會否決、集會、遊行、變相公投、絕食等都不會有效，因此才要採用公民抗命「佔中」這更激烈但仍不涉及暴力的行動。當然有人會認為即使「佔中」也不可能迫使北京政府退讓，但起碼「佔中」是在現行眾多方法中最有機會的一個，其關連性及必須性應可成立。

五、「佔中」所可能造成的損失及達成其目的所可能帶來的正面後果，在平衡後哪一項是較優先？

　　這可能是最關鍵的問題。若人們經過慎重思考，仍認為那些可能會發生和可能是由「佔中」所造成對一些人的一些損失，相比起所有港人的基本人權明顯會因不能落實真普選而被侵害是更重要，而判定「佔中」是不道德的話，那我也無話可說了。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陳雲 - 梁振英《施政匯報》的兩套詭詞

三文治   2013年7月16日

六月二十六日，特首梁振英發表《施政匯報》。此事由於七一遊行，我一直沒有評論，在此補記一筆。

論者王永平已在報章指出，九七之前，政府每年發表《施政報告》之際，同時提供《施政綱領》，羅列新措施及工作進度，審核是否兌現。梁振英卻在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卻取消《施政綱領》，令市民無法監察政府施政，著實是敗壞朝綱。

梁振英《施政匯報》報喜不報憂，閃爍其詞，語言詭詐比以前更進一步。詭詞有兩套，在做不到的事上，轉彎抹角逃避責任；在做得到的常規事務上，就誇大功勞，自吹自擂。

報告的引言，就來一句「過去一年，我和第四屆政府的問責團隊在廣大公務員的支持下，努力不懈，迎難而上，切實回應市民的所想所需，短時間內解決或較好地應對了幾個難點問題，包括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及衝急症室……」。首先，所有公務員都是向市民問責的，政府不應將「問責團隊」（特首、司長及局長）與所謂「廣大公務員」分開陳述，公務員必須支持政府，額外說明，好像首長級官員是竊據江山似的。至於「迎難而上」，就好奇怪，香港政府歷史悠久，施政穩健，沒什麼災難要迎的。其次，「應對」一詞本身就有貶義，即是「應付」或「將就」的意思，感覺很被動和有點勉強，最好應該用「解決」、「紓緩」或「紓解」。至於「難點問題」一詞，也是莫名其妙， 用「困難」或「難題」就可以了。政府故意造一個新詞，就是希望大家不明白詞義，令到所描述的事不存在。

引言又說： 「政府要發揮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這是逃避責任的說法，「作用」是曖昧的詞語， 「發揮對…的作用」即是實際上想做甚麼？想做多少？如果換上「功效」，還好一點，因為功效是清楚明確的，不容推卸的。最負責任的說法，是「促進經濟發展」，主動得多，然而政府既然不願肩負責任，就不會這樣寫。

另外，梁振英寫「加大扶貧工作力度」。「加大力度」是個主觀的用語，多出一點力，在態度上熱切一點，派多幾個人去做，就已符合「加大力度」的意思，因此這也是逃避責任的說法。如果說「加強扶貧工作」就不同，有客觀的措施要做的。

在營商方面，報告說「協助香港工商專業界用好用盡CEPA……」。這倒是很符合梁振英的性格，因為「用盡」有「剝削」、「耗盡」、「搜刮殆盡」的意思，是一個貶義詞，頗符合刻薄寡恩的施政風格。正確的寫法，是「善用」CEPA。然而，「善用」是前朝的殖民地政府用語，梁振英避之則吉。

其他諸如「更好協助在內地的港人港商」、「讓長者自行選擇最適切個人護理需要的社區照顧服務」，都是一些誇大自己功勞的說法。協助就協助，加上「更好」二字，就是想領功，說以前就很好，現在就做得更好。「更好地…」一詞，江澤民喜歡講，溫家寶也是。至於「適切」一詞，是經過精密計算後之，用在很嚴重的事情上，但現在只是說老人的護理服務，選擇有限，用「適合」已經足夠。

Vic - 請洪蘭與各大出版社高抬貴手

2013年7月16日

洪蘭的翻譯問題，因為身在美國的王偉雄教授寫了一篇〈不要臉的劣譯〉，而王丹、黃哲斌、張鐵志等人均在facebook上轉貼，引起網路上頗為熱烈的議論。我也寫了一點感想，而今天又看到王教授的後續文章〈洪蘭事件〉。

對於王教授批評洪蘭翻譯錯漏百出，毀掉經典英文著作的中譯版，譯者與出版社均「不要臉」，我覺得有根有據，大快人心。但我在〈不要臉的劣譯〉一文的留言中看到兩則留言，頗能彰顯我痛恨的鄉愿心態：

匿名回應1：學術上的討論是公開的，你可以建議出版社或洪蘭，怎會用"不要臉"這種污辱人格的字眼罵洪女士呢?錯譯英文罪有致此嗎?光看你這種想致人於死的批評方式就可知你的氣度狹小，讓人開了眼界，就算你的翻譯的本事再大又如何?

匿名回應2：文章如人格～ 文章詞義如人品～ 想必版主人品並不是很好

或許你很氣 或許你自視過高自以為英文很了不起

但基本上的人格、人品你確低劣不足

前面看你寫的文章心有戚戚焉～ 怎知道了後面“不要臉“都出來了

縱然能力好 但做人基本禮貌不懂 你跟天佑又有合差別

這種腔調，不禁又令我想起台灣清大學生陳為廷在立法院痛罵教育部長虛偽，《聯合報》用頭版頭條修理陳為廷，台灣一堆人跟著批評陳為廷是紅衛兵的事。台灣鄉愿之人甚多，他們開口閉口人格、修養、禮貌，其實都是偽君子或真白癡；他們老是罵人不懂基本禮貌，但是自己連什麼是正直（人格的基礎）都不懂。不懂正直，不辨是非，談什麼人品人格？

我很在意洪蘭事件，理由很簡單：出版這種重要英文著作的爛中譯，影響很惡劣，實在是太欺負讀者了。我不想在這裡具體舉例說明洪譯的問題，有興趣者請自行參考相關文章。如果不是洪蘭翻譯了重要的著作而且非常暢銷，她的翻譯是不值得批評的，因為錯誤太多太低級。張鐵志說，出版社竟然不找人審訂她的翻譯就出版，我不知道實情如何，但作為有多年經驗的譯者與審校，我只想說：這種爛譯是不值得修改的，找適任的譯者重譯才是正道。修改這種品質的譯文如同重譯，太委屈審校了。

翻譯是一門專業，能力不夠者勉強為之，誤人誤己而已。我曾短暫替某翻譯社工作，事先必須簽一份「譯者須知」，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提醒譯者：不要接自己估計沒有能力譯好的稿件。我想這是譯者的基本職業道德。有些人替洪譯開脫，說翻譯的薪酬很低，我們不能期望太高。這是胡說八道。洪蘭的翻譯收費，估計不會比台灣頂尖譯者低，而我也十分肯定，台灣的頂尖譯者絕對有意願接譯洪蘭翻譯的那些著作，而且絕對有能力譯出可讀、正確的版本來。縱使台灣頂尖譯者的薪酬可能一點也不高，但可讀和正確是翻譯的基本要求，薪酬不高根本不是替爛譯開脫的理由。洪譯的問題，多年來已有不少人批評過，網路上流傳的文章頗多，我不相信出版社會不知道。知道了還任由洪蘭亂譯，糟蹋重要的英文著作，對讀者如此不負責任，那已經是完全沒有職業操守可言了，罵「不要臉」是十分中肯的。

或許黑心翻譯不像黑心食品那樣直接危害人體，所以許多人不大在意。我感概的是，我們今天討論洪譯，不是在討論她的翻譯風格如何，有哪些精彩之處，有哪些值得商榷之處，而是在強烈抗議她錯漏百出，根本就不及格。我們只是要求正確可讀的中譯，不過份吧？抨擊洪譯，不是要「致人於死」，不是否定她整個人的人格，只是希望發出抗議之聲：洪大教授及台灣各大出版社，你們再這樣瞎搞下去，只會搞臭整個翻譯和出版界，害人害己而已。你們就高抬貴手，回歸基本的職業良知，放過華人世界沒有能力看原文著作的讀者好嗎？

後記：洪蘭翻譯的《快思慢想》獲2013亞洲出版大獎（APA）最具亞洲社會洞察力首獎！印行突破178,000冊！

吳敏倫 - 西裝外套及領帶的歧視

2013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香港現時仍有一些所謂「高級」場地，仍整天硬性要求男士必須穿西裝外套及打領帶方能入內，連吃個早餐或下午茶小敘也如是，但這其實不但已涉多項歧視，亦危及人身及環境安全與健康。

這措施是性別歧視，因為對女性沒有類似要求，如規定必須穿高跟鞋或曳地裙之類。它也是種族歧視，因為那只是歐美文化的禮儀服飾，其他文化不是。譬如，若一個公共場合整天都規定女士一定要穿旗袍才可進入，相信外籍女士必然以之為歧視來反對，連中國女士也會。

已有多年，醫學亦已證明了領帶和長袖衣服危害健康。這些飄揚的衣物容易沾上細菌，又因不常清潔，是傳播疾病的媒介。它也容易被纏進門縫、機器之內等等而致人受傷甚至死亡。因此，自2007年，英國衛生署已禁止醫生和工作人員在工作期間穿著長袖衣服和打領帶，預計世界各地將有愈來愈多醫院會做同樣的禁令。香港醫管局現在暫時還沒有這禁令，但也已不鼓勵。

涉多項歧視
危及人身及環境安全與健康

對年長男士而言，外套及領帶的規定更是年齡歧視，因為長者一般的溫度調節能力較常人慢和差，夏天出入溫度變化太大的（如冷氣）場所，如果有太多衣著要更替便很難做得適當，容易生病或發生意外。打領帶又容易引起呼吸困難、腦部血液循環問題，以及任何急救時的麻煩。如果有青光眼或血壓病，又會加深病情。

外套和領帶也帶來全球性的環境損害。這些裝束起源於在溫帶的歐洲，適合在該氣候生活的人，但要住在亞熱帶至赤道地區（包括香港）的男人，尤其在酷熱天時，也要穿外套打領帶便是逼人忍受不必要的熱量。出汗多了，便要多洗衣服，用更多的水和洗衣粉，污染環境。同時，場所本身又不得不把其冷氣調低，以確保他們「衣冠楚楚」的男性舒適，更加消耗能源，破壞環境。再者，女性進入了這些特冷環境，又被迫攜帶額外服裝，如圍巾或外套等來保暖，進一步污染環境，對她們的健康也不好。

事實上，隨着世人愈來愈明白外套和領帶對人與環境的傷害，現時世界上許多大機構，從聯合國到香港的立法會，都剔除了要人員穿著外套和領帶的規則，即使是冬天也不需要，因為現今更好更安全和環保的保暖服裝已多的是。我不反對人在個人喜愛及自承風險的情况下、因私人場合規定，或因制服需要而穿外套打領帶，但在公共場所立此規矩的機構，則必須明白這些規矩如何影響一個號稱擁護環保和不歧視的香港國際大都會形象，及當有人因遵守此規矩而出事時，該機構可能需要承擔的訴訟風險。

作者是香港性教育會副會長

蘇賡哲 - 李國章與司徒雷登

多倫多明報    2013年7月5日

    資中筠教授說，國民黨在大陸是官場腐敗，但教育界等沒全腐敗。

    事實上當時的大學還是很有正氣的。這幾天大家都在談李國章的謬論，他聲稱大學校長都同意，如果大學生參加「佔領中環」行動而違法，大學不會提供任何援助。 隨後，已有大學校長站出來否認李的說法。在談論中必然被提起的是民初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蔡校長本身的基本政治立場是反共的，但左傾學生因反政府行動被捕，他必挺身力保。其實這樣的大學校長不少，像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後來的傅斯年，都有同樣的胸襟。梅貽琦在1949年跟國民黨去了台灣，相信他不是中共的人，但當清華學生發動向國府的抗議而遭受鎮壓時，他還是出面保護的。

    此外，比較少被人提到的是一位美國人，他就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1934年，他返回美國為大學籌募經費，燕大的學生反對蔣中正對日政策，大批南下赴京示威請願。學校無法應付，只好打電報催促司徒校長回來。

    司徒雷登返抵北平當日，剛好也是南下示威學生返校之日。學生們不知道校長將會怎樣責備他們荒廢學業，心中非常忐忑。不料在當日召開的大會上，司徒校長說：「我回來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學生有去南京參加示威嗎？聽說去了很多，我才放心了。如果燕大學生不去示威，就說明我辦教育數十年完全失敗了。」學生聽了，感激得熱淚盈眶。

    李國章和司徒雷登一比，立見天壤雲泥之別。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陳雲 - 黃皮

轉角    2013年07月15日

【am730專欄】上周回元朗老家，出門之際，媽媽停下腳步說：「黃皮初熟，忘了叫你妹婿給你摘一些，帶回去食。」我回顧門前的幾株老黃皮樹，枝上掛了果，疏落但壯碩，順口應道：「下星期回來再摘吧。黃皮耐留的。」

雖是同屬仲夏果物，黃皮不如荔枝那般火熱與早熟，黃皮熟得慢，熟了才見飽滿，墜枝而不落。荔枝熟了便殼爆汁漏，上午滿樹紅艷，下午便遍地落果，惹來黃蜂螞蟻哄搶。

黃皮、荔枝與龍眼，此等嶺南佳果，都不得好名。比如木瓜、楊桃、蘋果和李子，一看名字就知是果；枇杷、菠蘿、檸檬、榴槤這些雙聲疊韻字，讀來有異域的神秘感。龍眼是指果核黑圓如龍眼，有中原之氣息。荔枝在漢朝稱為「離枝」或「枝」，應是南方土話到了中原的漢音翻譯。荔枝之美名始自唐人杜牧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荔枝令人想起枝葉蔓生如薜荔，《楚辭．山鬼》說的「被薜荔兮帶女蘿 」。

黃皮之名，無龍氣，無楚風，樸素老實，客家話和粵語都叫黃皮，粵語音轉，皮讀如鄙。粵諺「黃皮樹了哥，唔熟唔食」，意謂騙徒總是先給予恩惠，套得交情，混熟之後才行騙。了哥即是北方話的八哥，黑羽黃喙之鳥，立於黃皮樹上，專揀熟果來啄食。然而了哥也未免委屈，黃皮熟了，只是皮薄多汁，略帶甘味，通體仍是酸苦。只是飽肚之後，食些黃皮，確可化滯，民間乃有「饑食荔枝，飽食黃皮」之訓。黃皮可搗爛製醬，用來蒸烏頭魚，納入魚肚蒸熟即可，用以辟腥，效用如酸檸檬一樣。黃皮加糖鹽和川貝末，醃了做果脯，有化痰生津的功效。

食黃皮猶如食厚皮少肉而多核的酸葡萄，然而往日小孩缺乏果物，甘之如飴。黃皮狀如雞心，食時先將黃皮自枝條扯開，果頂有一小洞，一手用指拈住，置於齒舌之間，牙齒自小洞壓出果肉，鼓腮啜入，舌頭旋即退出三數果核。食來舔嘴咂舌，殊不好看。小孩為之，頗有童趣；大人為之，狼狽不堪，斷不如食橙與李之動作優雅。也因食果吐核之故，夏雨之後，田頭地尾都是黃皮青苗，耐得冬寒與雞鴨踐踏的，不久便生出幾株樹來。

黃皮老樹仍能結子，老樹雖不如新樹之多果，但壯碩而甜。十年前，妻仍未患病，喜食果物。元朗老家庭院遍植黃皮，乃早年父親對抗地主收地而用空中壓條之法，廣為繁殖。黃皮樹高而直，可以密植，增加地主收地之果實賠款，如是者拖延收地許多年。當年仲夏，我做了地上了哥，伸手攀附高枝，專揀熟透的黃皮，逐顆摘下給妻品嘗。她不在山村長大，不耐酸物，老樹黃皮再甜，也酸得她牙關打顫。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雷競璇 - 流落遠方的語詞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4日

今年初我去了古巴，停留了一整月，這是第二次到這個遙遠、與外界很少往來的國家。

此行目的是探訪老華僑，記錄他們的經歷。中國人在古巴的歷史相當長遠，鴉片戰爭後不久就抵達，起起落落，幾經滄桑，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前，華僑人數估計有十萬，之後走的走死的死，現在剩下不足二百，都垂垂老矣，我有點和時間競賽的況味。

在訪談中，我逐漸發覺他們的用語有點特別，在其他華人社區沒有聽聞過。最早注意到這情形，是他們稱讚我的「呂文」寫得好。事緣出發前我用西班牙文起草了一封感謝信，請一位在香港定居的西班牙友人修改好，準備發給接受我訪問的華僑。將西班牙文稱為「呂文」，我以前沒有聽說過。及後在訪談中，有幾位老僑說起當年從中國坐船去古巴時，先經過「小呂宋」，我才明白過來。我們小時候，上一輩還流行稱菲律賓為「呂宋」，閩、廣民眾最早和西班牙文發生接觸，是經過呂宋，於是有了「呂文」這名稱。後來國人的世界知識增加了，知道呂宋其實是西班牙屬地，於是區分大小，西班牙成了「大呂宋」，菲律賓是「小呂宋」。在古巴的老僑，現在竟然還是這樣說。話說回來，西班牙這個名字在近代中國也是混亂，清朝時稱之為「日斯巴尼亞」，西班牙文稱為「日文」，晚清的官文書和《清史稿》就是用這兩個詞。

明白了「呂文」之後，我就多加注意，隨時記錄，感到這些詞彙既反映了一個特定時代，也包含了移民的軌迹，這裏抽取若干談談。

古巴革命前，聚居在首都夏灣拿的華僑約一萬名，其中居住在「華區」的約三千。這裏不用「華埠」、「唐人街」、「中國城」等名詞，用「華區」，是覆蓋好幾條馬路的一個小區，對應的西班牙文是Barrio Chino。我覺得「華區」一詞相當準確，這裏不是一條街，不自成一埠，又不是一個城市，而是夏灣拿市內一個小區。現在古巴政府為了發展旅遊，刻意將華區打扮了一下，區內馬路的路牌都有中文譯名，華區也就成了旅遊景點之一，雖然住在區內的華人已經不多了。

另一個經常聽到的地方是「花旗」，台山籍華僑尤其流行用此詞，原意是美國的國旗「花花綠綠」。這不新鮮，其他地方的華僑也這樣說，但遠沒有在古巴普遍，活脫脫還是幾十年前的習慣。相類的是說「中國」或「家鄉」時，還喜歡用「唐山」一詞，自稱為「唐人」，女人是「唐人婆」。和後兩者相對應的有「唐人仔」、「唐人女」，指的是在古巴出生的下一代，也包含不會說「唐話」的意思。這些可能是美洲華僑的共同用語，只是現在還完整保留着的，只有古巴。從前古巴華僑絕大部份是男性，女子十中無一，因此，和「土女」結合，相當普遍，唐人仔、唐人女也就混血居多，相當一部份屬於黑皮膚。

上文提到現在夏灣拿華區的街道有了中文名字，這些名字都是「標準中譯」，可能是中國駐古巴大使館提供的，老僑則另有一套叫法，是根據廣東話特別是四邑方言音譯的。例如華區中心有一條街名為San Nicolàs，現在闢作步行街，標準中譯是「聖．尼高拉斯街」，老僑稱為「生呢哥拉街」，Zanja現譯「桑哈大街」，從前叫「生下大街」，Cuchillo現譯「谷奇瑤街」，老僑稱「咕至佑街」，等等。最妙的是Dragones和Campanario兩條馬路，現在分別譯作「德拉貢乃斯街」和「甘帕納里奧街」，以前可以叫「拿拉貢呢街」和「甘吧拿廖街」，又可以叫「龍街」和「鐘樓街」，「龍街」是意譯，「鐘樓街」是因為這條街道有座教堂，其上有大鐘樓。兩相比較，新譯一板一眼，以前的名稱倒顯得活潑有趣。

同樣的差異又見於古巴城鎮的稱呼，以前華僑遍佈全島，所以差不多大城小埠都有中文名稱，我在古巴時蒐集了一點，回到香港後查看用照相機在當地翻拍的舊報紙，又留意到一些。例如古巴島最東部有Santiago de Cuba，是第二大城市，卡斯特羅搞革命，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從前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土有幾個地方叫Santiago，在這裏加上de Cuba以資識別。現在的標準中譯是「聖地亞哥德古巴」，但老華僑稱之為「山爹古巴」或「汕爹古巴」。又例如中部城市Ciego de Avila，仔細讀起來有七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謝戈德阿維拉」，少了一個音節，但老華僑的叫法是「舍咕」，取其前兩音，以簡馭繁。再例如Cienfuegos，在古巴島南岸，意為「一百把火」，也是個大城市，據說離岸有石油，中國今年會派遣大量人員前往勘探。此字有六個音節，標準中譯是「西恩富戈斯」，老僑稱之為「善飛咕」，選取了頭中尾三個音，有命中要害之妙。類似的情況還很多，例如Chaparra和Jobabo是兩個小埠，人口很少，但各有一間大「糖寮」，僱用很多華工，以前分別叫「集把拉」和「荷花戶」，現在譯作「查帕拉」和「霍瓦沃」。這裏說的標準中譯名字，是根據中國地圖出版社的《世界地圖集》。兩相比較，我覺得舊地名來得別致，用起來也方便，凝聚了好幾代華僑的心思。古巴現在經濟上越來越依靠中國，新到古巴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他們用的是標準中譯名字，如果因此而令這些舊名稱消失，太可惜了。

古巴生產的煙草質量極佳，「雪茄」聞名天下，但華僑稱之為「大煙」，不用「雪茄」一詞。我覺得這很貼切，「雪茄」是音譯而且譯得不好，燃燒的東西用上「雪」字，有點風馬牛，「雪茄」原文又是英語，古巴以至整個拉丁美洲說西班牙語，不說英語。再者，有了「大煙」，「煙仔」這個我們廣東人常用的詞語就變得更為明白，長幼有序了。我這樣說不是無的放矢，煙草原產地是美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才傳播世界。英文tobacco和cigar兩字源自西班牙文，西文又源自美洲土著的發音，我們不應本末倒置，根據下游的英文來音譯，cigar在西文是cigarro，真要音譯的話也應該譯作「雪茄羅」。我認為「大煙」是個很值得推廣的名詞，抽不抽是另一回事。

在古巴，我又遇到「駁滙」和「昃紙」兩詞，都和當地華僑的經濟生活有關。「駁滙」指將金錢通過中介轉回家鄉。此地華僑絕少經由銀行將錢滙出，這裏頭有一點避稅的顧忌，古巴革命前是通過「辦莊」亦稱「金山莊」滙出，錢由莊號先寄付到香港的聯營商店，再設法轉回家鄉。古巴革命後這種滙款工作由華僑社團經辦，中國大使館負責將錢轉出。從十多年前開始，古巴就完全禁止華僑滙錢出境了。至於「昃紙」，就是我們說的「支票」，這顯然是個音譯。我在古巴訪談時沒有弄明白含義，後來翻看照片上的舊報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的《民聲日報》看到一則「代郵」，內容是：「柏登家先生鑒：昨由生打加拉埠付來昃紙一張該銀二百三十元妥收勿念」，才明白「昃紙」就是「支票」，一個予人古雅之感的名詞。至於代郵中所說「生打加拉埠」，即中部城市Santa Clara，現譯「聖克拉克」。古巴英雄哲古華拉在波利維亞戰死後，遺骨運回這裏安葬，故此有「捷之城」（la ciudad de Che）的稱謂，我在古巴時前去憑弔過。

這為數不足兩百的老華僑，日常說四邑方言，其中又以台山話和開平話居多。近年中國向古巴派出留學生，去了幾千人，有些熱心小伙子到華區為老僑服務。在夏灣拿我不時碰上他們為老人家上課，教現代中文，老僑熱心學習，但都叫苦，說「北話」難懂又難學。他們是一九四幾或五幾年就離開家鄉的，當時「國語」一詞還未普及，「普通話」他們更是沒有聽說過了。

四維出世 - 一個簡單的故事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今年演藝學院的畢業典禮，引發不少風波，引起傳媒關注的其中一個亮點，是因為其中大部分「搞事」的，都是電影電視學院的學生，更有矛頭直指院長，而國家機器、黨的喉舌、左派報系亦已發動不少攻擊的言論。

其實在演藝學院的歷史，主禮嘉賓受到「禮待」，這絕非首次，早兩年唐英年及林瑞麟亦受過不少「招呼」。藝術學生對不義政權的非議，已然是演藝學院的「傳統」，只不過今次傳媒，早早部署，放定鏡頭，等待事情的發生。

其實要問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什麼人唆使學生，或是學生們在學院學了什麼「不識抬舉」的文化，反而是為什麼梁振英的不受歡迎程度，達至路人皆見的地步，所到之處，合該有事，傳媒必定恭候，報道必有soundbite。

做學生的有慶幸給良師教導的恩典，做老師的也有給好學生提點過的榮幸，教學相長，互為因果。今年學士畢業的一班和碩士畢業的兩班，我有幸教過，他們的分析或許仍屬幼嫩，作品也許仍有不少沙石，可是對他們普世價值的身體力行，與有榮焉，感到十分欣慰。

今年主修導演的學士畢業生嚴尚民和執導長片《一個複雜的故事》的碩士畢業生周冠威都曾分別撰文細說從頭，周說台上近距離的觀察梁振英，他的眼神背後沒有靈魂，一個到位的觀察，是做導演必不可少的素質。

學生資質與造化要逼也逼不來

如果要問在學院裏教過什麼，他們才變得如此？簡單點說，在學院裏教的都是電影史上最優秀、最舉足輕重的作品，藝術的表達，就是自由世界的顯現。要是從這批作品中領悟到什麼核心的價值，就是每個學生的資質與造化，要逼也逼不來。若果學生們可以把老師們要教的照單全收，早已天下太平，所有教育問題，亦不復存在。

嚴尚民的那一年他們學過Antonioni的《情隔萬重山》、Cassavetes的《影子》、Chaplin的《大獨裁者》、Clement的《禁止的遊戲》、Fassbinder的《恐懼腐蝕靈魂》、Fellini的《露滴牡丹開》、Godard的《輕蔑》、Hitchcock《含冤記》、Fritz Lang的《怒燄》、Minnelli的《孽債》、Murnau的《日出》、Pasolini的《羅馬媽媽》、Powell的《魔光幻影》、Visconti的《手足情仇》及《魂斷威尼斯》、Wilder的《桃色公寓》、小津的《我出生了，但……》及《秋日和》、黑澤明的《美好的星期天》、大島渚的《太陽墓場》、成瀨的《當女人踏上樓梯時》、吳永剛的《神女》、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和王天林的《野玫瑰之戀》等。

周冠威的那年他們分析了默片時期和日本新浪潮的電影，包括Charles Chaplin，Buster Keaton，Fritz Lang、F.W. Murnau、大島渚、小林正樹、今村昌平、篠田正浩及敕使河原宏的作品。

電影學院「荼毒」心靈

與其說電影學院教「壞」人，不如說這批電影「荼毒」心靈，乾脆禁絕經典電影，大家乖乖的閂埋校門看《低俗喜劇》好了。

教育工作者的態度，亦是社會的一面照妖鏡，去年有專上學院舉行畢業典禮，主禮嘉賓是教育局長吳克儉，正值國民教育的政策剛始不久，台下有學生大叫「吳克儉下台」，主人家只好尷尬的打圓場。今次演藝學院的管理層，儘管不高興，卻沒有公開的指指點點，作為香港演藝教育的典堂，表現了最起碼的胸襟。母校被尊稱為香港的最高學府，卻在八一八風波之後，在香港的教育史上，留下不能磨滅羞恥的烙印。

學生示威抗爭，學校不打壓，已是功德無量，在院校的建制內能夠仗義執言的，更如鳳毛麟角。遠的當然要數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近的如前中大校長高錕對學生的維護，好像已是年代十分久遠的事情。今次舒琪院長一如以往，對學生們表達自由的權力，公開作出維護，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藝術工作者應有的風骨。遺憾是這樣的聲音，在我們厠身的社會，畢竟太少。

有城邦論的憤怒中年教育工作者說這樣的示威是不符禮節，禮崩樂壞，綱紀不張。如果要持異議的聲音，也得遵從指引ABC，才可以表達，這樣就是專制的社會了。「自由」要是被規範，就不存在了。書讀得太多也可能壞腦，就是你怎樣去打手槍也要管。

教育，再者藝術教育，本來就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中央、主席、書記、黨委、特首、局長、校長、黨報以及憤中，請拿下你們的黑手，不要再蓋掩孩子們的眼睛，清白的靈魂。

文 四維出世

阿離 - 在她與他之間的雙生者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希臘神話中，有一位俊美男子，名為赫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e）。一天，他穿越林地，逕自在湖邊俯視自己的水中浮影，湖中水仙薩耳瑪西斯瞥見他竟一見定情，然而赫馬佛洛狄忒斯卻斷然拒絕，更逃跳至另一條河流去。水仙意決，隨他投河，更敬禱眾神，望與所愛者終身廝守，諸神把她與赫馬佛洛狄忒斯糅成一體，遂成陰陽雙生之人。神話中的雙性人，浪漫輕靈，然而現實中的雙性者，卻是身心凋零；承受着社會制度的龐然宰制，涉難而生。

每700有一人隱伏源於恐懼

在同志、跨性別人士漸漸在公眾眼簾下昂首而出的世代，雙性人——一個被隱去的群體，匿迹依然。「藩籬以外——認識和關愛雙性人」的唯一義工、註冊社工和臨牀治療師陸月明（細細老師）說，「在香港，大多數雙性人都不敢現身，求助都不敢。」據最常見的統計，平均2000個嬰兒之中就有一個有機會成為雙性人。然而，某些症狀出現的比率會更高，例如克氏症候群（Klinefelter's Syndrome），又稱XXY症候群，每700個就有一個。陸月明估計，香港40歲以下的雙性人約有最少300至500個，然而，目前她接觸過的僅只4人。隱藏，源自無比恐懼。在這個男女界線楚漢森嚴的國度，身懷雙性的人，為免遭受歧視，只能順伏在一個被安置的性別下，惶惶而生，「身體器官有事就到醫療機構，不快樂就說自己是抑鬱，可能在那些位置已經止了血，未必需要暴露自己的身分」。

XXY性徵模糊

雙性人的身體特徵，因人而異，並非每個都恍如藝術造像般同時擁有乳房和陰莖，其性器官多數有着性功能障礙，甚或不育。雙性同生，原屬由性染色體異常引起的遺傳疾病，呈現出性別模糊的生理狀態。較多人認識的包括克氏症候群，簡稱XXY，患者的乳房會有輕微發育，但睾丸大多發育不全，無法生育；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Congenit aladrenal hyperplasia，CAH）的患者，由於男性荷爾蒙分泌過盛，會引致男嬰性早熟而身材矮小，女嬰則容易因陰蒂肥厚而被誤認為男性；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AIS）的男性患者會長有部分女性性徵，例如陰部和乳房，卻沒有卵巢、子宮或睾丸，部分更會患有尿道下裂、陰莖短小或男性女乳症。

制度下，被排斥的人生

在香港，雙性人彷彿是一個不存在的族群，「眼見的情况是零，系統中是沒有這些人的，當你不是男不是女，出世紙就不知怎樣寫，因此一出世就要先歸邊，才能在系統內生存」。歸邊，即是在他們呱呱下地的剎那，由醫生和家長選擇，究竟要長為男生，抑或生成女人。然而這種凌駕當事人意願的歸邊方法，一到青春期就一一失效。陸月明說，例如AIS的患者，大多有尿道下裂的問題，一般男性的尿道在陰莖前端，他們多數在中間或會陰，因而無法站立小便，嚴重的話蹲下來小便也難以控制流向，「這些問題要用手術糾正，但失敗率會很高，如果是小時候開始做手術，往往都要做四五次，甚或十多次，最高紀錄是廿多次都不成功。」

手術，就是貫串人生的環節。由於某些雙性人身體機能存在的實際問題會阻礙其日常生活，需要以手術糾正。重複又冗長的手術就銘刻在他們的童年憶想裏，「醫院會把他們聚集在暑假裏做手術，因此他們從未試過在暑假時去玩，每年暑假、寒假都不能，因為在那個時間才可以用一段長時間去做手術，而又不會影響學業」。然而，折騰斑斑的手術後，即便性器官重建成功，也無實際效能，更不能護佑它們免遭制度的厄難，「人生上的每件事，（對雙性人來說）都有很多風險」。自稚小始，生命就刺芒處處：小時候永遠都要在小息後上廁所，因而被老師批評、被同學笑玩；到洗手間總是提心吊膽，生怕性別曝光；到海灘也要為穿泳衣或泳褲掙扎一番，步至更衣室，又是難堪。瑣碎生活，都是一陣陣痺痛。

心靈創痛愛的遠離

除了皮肉之苦，雙性人更要負承心靈的創痛。情緒病、抑鬱、焦慮、人格障礙等，成為雙性圈子的長久陰霾。撕痛，往往始於最初，「家庭，就是他們受的第一個傷害。一個小朋友出生以後，最先得到愛的地方就是家庭，但是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夠接受自己的孩子生成這個樣子？」家庭之愛，並不如社會歌頌般偉大，在未知與恐懼面前，愛亦會怯弱頹靡。陸月明曾接觸一個雙性人，生於圍村大家庭，身患XXY的他是孻子，一臉秀柔之氣，渴望當女生，「這不是男不男、女不女的問題，是丁權問題。後果很震撼，沒有了丁權，整個家庭、整個姓，都接受不了。」家人族親，覺得他丟了整個家族的臉，身成侮辱，必須與原生家庭脫離關係，流徙異地。

除了家庭，情愛也令雙性人痛徹刺骨。普通人總以為雙性人會因為生理性別的模糊而影響性取向，然而陸月明解釋，其實兩者並無關聯，更可完全獨立，「性取向是基於性別的二元對立，對雙性人而言，說不上性取向。我總跟他們說，不要理會人們怎看，因為你自己都定不了是男是女。不要想這件事，你只要喜歡那個人，就可以了」。然而，雙性人的情愛，損傷斑斑千瘡百孔。因着身體的失能，離合難免驟然，撕心裂肺鬱痛滿懷。陸月明記得有那樣貌娟秀的雙性人，總惹一身傾慕，然而每每相牽至玉帛，山盟海約終也四零八散，「去到性事時，男方一看到她的身體，嚇得雞飛狗走。她很希望自己的伴侶能夠接受自己雙性人的身分，她不想在認識了十年八載後，被人拋棄就更痛，但現在還未成功挽留一個。」縱然能締結婚約，亦最終仳離，「問題出在哪？是因為他不夠溫柔？（他）不夠高大？不夠照顧太太？」拋棄，源於恐慌與歧視；一切恐懼層層積集，轉化成雙性人生命中的無窮詛咒，「這些情緒問題，令他們難以面對生活而自殺的機會很高。一個四十多歲的雙性人說，他小時候就被施手術靠邊站了，那時在醫院認識的人，從幾歲開始認識的十幾個朋友，現在都沒有了，只剩下他一個，其他全部自殺死了。」

「第三性」沒保障

「雙性人最怕被人當作怪物。」陸月明說，雙性人與同志、跨性別人士並不相同，然而卻身受前兩者所有的歧視，流落至更邊緣之境，「如果一個變性人和雙性人站出來，大眾會較想看哪個的裸體？一定是雙性人的。這也是（反映了）身體侵犯的情况很厲害，而他們最怕的就是性侵害。」她憶述有雙性人的哭訴，自己曾被人剝去衣服查看身體，施暴者包括朋友和執法人員。目前香港並沒有任何為雙性人這些「第三性」而設的制度或指引，無論是監禁、住院、出入境、拘留或搜身，都以他們身分證上的性別為依據，令他們面對極大的心理壓力，例如自覺為女性的雙性人，因為自小已被歸邊為男性，入住醫院時便被分配至男性病房，令她更感威脅，身心皆疲。

雙性人的一生，都要與醫療系統和整個社會制度，孑然孤獨地抵抗。在他們崔巍陡峭的人生路上，大眾能夠憑藉哪種方式，減輕他們的創痛？「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先建立一個正確的認識，什麼是雙性人。如果大家能正確認識，就能少了歧視。他們是普通人，都是在一群不完美的人口裏，而我們本來就沒有人是完美的，關鍵是是否去到一個殘障的程度。」生為雙性，不一定要被視為一種身體缺陷，但也不能對差異視而不見，「我們接受他們的殘障，但不一定要掛在口邊。他們有這一方面的殘障，但不代表不能過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我們也不需要整天提起他們的殘缺，但要分清楚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忙和關愛他們，把他們當做普通人就可以。」陸月明解釋，「不論是雙性人或普通人，差異的地方遠比我們相同的地方少，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跟普通人都是一般的大。」

文 阿離

編輯 蔡曉彤

林茵 - 穿在你身，痛在佢身──血汗牛仔褲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牛仔褲原是以耐穿耐磨見稱，自從它成為時尚衣飾後，一般人同時擁有幾條不同顏色和剪裁的牛仔褲已是平常事。一條完好的牛仔褲，往往沒機會穿舊就已被它的主人遺忘、或被潮流淘汰了。

矛盾的是，我們不斷買新衣，卻又追求那穿舊了的質感，仰慕洗水泛白或破洞的「頹廢美」。各種加工方法應運而生，能在短短的生產時間內讓頑強的牛仔布恍如經受歲月洗禮，可以想像那些方法是何等暴烈。危害的不只是環境，還有造褲子的工人。

其中一種工序叫「噴砂」（sand blasting），工人運用機器或壓縮氣槍，將含有矽的微砂以高壓噴向牛仔褲上，達至造舊的效果。然而，廠方往往沒有為噴砂工人提供足夠的保護裝備，衣物纖維和粉塵在通風不足的工作間飄浮，都落進工人的肺裏去。

土耳其2005年便發表研究，是首個關注噴砂工序與矽肺病關係的地區。該國至今有52名製衣工人因矽肺病死亡、約1200宗登記個案，由於很多工人一旦健康轉壞便會辭工回鄉，醫學界相信實質數字遠超此數。一般煤礦工人可能持續工作數十年才患上矽肺病，但在製衣業裏，大量粉塵加上高壓噴射，噴砂工人可能工作數月就得病。

在勞工團體施壓下，土耳其遂於2009年禁止製衣業使用噴砂工序，但廠家的對策只是將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2010年乾淨衫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下稱CCC）及其他工運團體要求各大企業承諾停用噴砂工序，Levi's、H&M、Armani、Bennetton等逾40個品牌都應允並出了公開聲明。

無視禁令工序移師隱蔽處

然而，CCC、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IHLO）及Waron Want等團體，日前聯合發表《窒息的生產──危機四伏的中國牛仔衣飾工廠》報告，它們對廣東省兩間大型服裝生產商中山益達、創興服裝集團，以及4間中小型廠家進行調查，他們都是替各大國際品牌牛仔服進行代工的廠家。調查發現這些禁令形同虛設，大品牌未能有效監察其代工廠，噴砂工序只是搬到更隱蔽的地方進行，廠家會把噴砂機拆裝收藏以避過監察，或將工序判上判至更小型的廠家，而這通常意味着更惡劣的工作環境和更欠缺保護裝備。

消費者應向品牌施壓

調查員之一的阿銘（化名），去年以工人身分應徵進入創興和另一家中型服裝廠親身體驗，並到其他多間廠房外訪問，發現工作環境比想像中更惡劣，車間裏悶熱潮濕，肉眼就看到灰塵在空氣中飄揚，「下班過後我自己的工作服洗出來的水黑得發亮」，極辛苦的工作，按件計算的工資卻很低，「幾毛錢一個工序，甚至有些工序只有幾分錢，與一條幾百上千元的牛仔褲形成了天壤之別」。阿銘工作過的兩家工廠生產包括Polo、Levi's、Lee、Hollister、D&G等大品牌的牛仔褲。

阿銘認為，消費者對有破舊感的牛仔褲實在有需求，而因着這需求的存在，將導致更多中國工人在缺乏勞工保障的環境下拚命生產。消費者可站在自己的角色向各大品牌施壓，購買時查詢這些破舊效果是由何種工藝造成，並向品牌提出建議，要求他們監督生產商，停用噴砂打磨，採取更環保的方式生產。

吸「厚粉」吐「黑痰」

調查發現，代工廠其實仍有採用噴砂工序，而且為免被發現，就將噴砂工作搬到密封的房間，並嚴防噴砂工人與其他部門的工人接觸，安裝閉路電視監視等，阿銘雖然進廠工作，但有工廠把工序外判，或將噴砂工人上下班的時間編排得跟其他工人不一樣，所以仍是較難找到他們聊天。

據接觸到的噴砂工人所說，噴砂部炎熱又嘈吵，沒有排塵降溫的設備，寒冬2月都有不少男士脫掉上衣工作，粉塵有時厚得令工人無法看見車間的出口，而許多工人只獲發普通的外科口罩，對過濾矽粉塵毫無作用。有工人表示喉部不適，有時會吐出藍黑色充滿粉塵的痰。然而，公司一般都沒為工人買保險，工人難以負擔在城裏醫病的費用，當健康出問題時多會回鄉治療，故很難找到已確定患上職業病的工友。

手擦、打磨、泛白

除了噴砂外，生產不同破舊效果會應用到不同的技術。例如膝蓋和大腿的摺痕，是經由手擦（hand-sanding）工序造成，以砂紙直接在牛仔褲表面磨擦出「貓鬚」效果。打磨（polishing）則是以鑽頭或機械石輪打磨牛仔褲，例如腰間、口袋、褲管邊的部位，做出破舊感覺；打磨工人長年累月彎身在牛仔布上幹活，沒有任何符合人體工學的設備，常有背部和手臂痛症，也會因不慎將手放到打磨輪邊而受傷。

至於泛白的效果，是以噴染化學品高錳酸鉀（potassium permanganate）造成，工人先將高錳酸鉀噴到牛仔褲的指定位置上，經化學乾燥工序，再以另一種化學品中和，然後洗掉，該位置的顏色就會變淡。這工序應在通風地方進行，或戴上呼吸面罩，並在安全距離下使用高錳酸鉀；然而實際環境是既擠擁又不通風，大部分工廠沒有提供合適的面罩，其中一間受調查的工廠雖有提供，但因工作間太熱，工人又沒有得到關於高錳酸鉀危害健康的資訊和培訓，不少員工耐不住炎熱而沒有使用面罩。他們都感到化學品有刺激性氣味，部分人身體出現過敏和紅疹、痤瘡等。

說好的體檢呢？

手擦工人徒手用砂紙打磨牛仔褲，工作幾年後明顯出現手部變形，而且身體常被打磨出來的深藍色粉塵覆蓋，甚至蝕進指甲和皮膚，無法洗去，耳朵內的粉塵亦很難清除。

中國的《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僱主須在員工進行有害工作前、工作期間和離職前提供健康檢查，而員工有權在離職前查看自己的檢查報告；但實際上很多工人都表示，從沒接受過健康檢查；其中一家大廠中山益達，雖然有為大部分員工進行年度健康檢查，但工人許多都沒被告知檢查結果，就算患上呼吸道疾病，都沒有得到適當診治或通知，通常是員工自己發現病情嚴重而辭職。

一分耕耘……

雖然擔任危險和辛苦的工作，但工人的收入和他們付出的勞力並不成正比。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不足以維持生計，必須加上計件工資和超時工作來幫補，而計件工作單價很低，一般來說每件只有幾毫子的工資，阿銘就見着工友每天跟時間賽跑，「有些工人為了多掙錢，從早上6時就開始一天的工作，午餐就是自己準備好的幾個饅頭，一個雞蛋，自己帶來的開水」。幾十個工人密麻麻的擠在一個鐵皮縫車間內，人被淹沒在牛仔褲堆中，常常每天工作逾14小時，30天都必須待命，總計每月才能掙到3000至4000元（人民幣）。

儘管中國的《勞動合同法》規定，不按月支付工資是違法的，但很多時廠方都會延期20天至一個月才發工資，計件工資的計算方式亦複雜含混，往往對工人不利。旺季的時候訂單增多，工人被迫整個月開工，無法請假；淡季時則會面臨開工不足，每月只能工作15天，工資完全不夠生活，以至同事間會為了爭做微量的工作而發生衝突。

代工品牌無回應

調查報告的合作團體之一乾淨衫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曾於2013年3月發信及報告內容給多間國際知名牛仔服飾品牌公司，當中包括Hollister、Guess、Dolce&Gabbana、American Eagle、Texwood、A&F、Gap（Old Navy）等港人熟悉的品牌，這些品牌都在調查中被發現有交訂單給有使用噴砂工序的代工廠製造產品，至今沒有收到上述品牌對報告作回應。

文 林茵

編輯 方曉盈

戴耀廷 - 媽媽的憂慮

明報   2013年7月13日

在一個論壇有一位媽媽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請不要到學校教學生犯法，他們若犯了法，會影響他們一生前途。叫他們甚麼都去反對政府，回到家裏，是否也是那樣？我和子女的關係也會被破壞呀！」

我能體會這位媽媽的感受，我也相信這是她真實的憂慮，故不能把她的感受隨便掃到一旁去。但我也聽見另一位母親同樣是心裏不無感傷地訴說，她不希望女兒將來要繼續生活在香港這樣的管治困境中，社會貧富懸殊，政治制度不公平，因此她會不惜公民抗命以爭取制度上的突破，希望女兒能在公平公義中成長。

兩位母親都是真誠地把她們的憂慮說出來，但卻可能反映了他們對子女、與子女關係、對社會，以至對政府的不同期望。第一位媽媽盼望子女奉公守法，安穩過活就好了。對社會沒有太多期望，只求可自由地謀生活就可。其他人的事是少理為佳，最重要是自己和家人生活穩妥。對於政府，老百姓理應順服，對在上位者應當尊重。這也可能是從他們與子女的關係中投射出來。當年輕人常去挑戰政府的權威，他們憂慮自己作為父母的權威也可能得不到尊重，因父母也是居於上位。他們期望子女應尊重父母，並引伸至政府，故此子女不要去搞甚麼反對政府。

但在現今的多元社會，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以至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再不可能要求下一代像以前般單純地去順服權威。一個人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以為搞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切就會穩妥。社會環環相扣，你不去理其他人的事，其他人的事也會影響到你。人也不可能只求溫飽，要有尊嚴才是人活着的意義。若人的基本權利受剝削，他們的尊嚴就必然受損。或許有些父母的確感受到自己在與子女的關係中權威受到挑戰，尤其是現今的年輕一代真的有點我行我素，對長輩尊重不夠，但我們也不可能把這簡單地投射到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畢竟我們離開「父母官」的時代太遠了。

作為父母，可能我們要先放下我們的權威，讓子女在自由中去學習公平、公義和尊重，但最好的就是以身作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