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
【明報專訊】在一個經常強調「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究竟又有誰能代表香港？能夠為香港的真正和整體的利益而發聲和努力？
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眾多問題，包括了自由行及反水貨客、房屋問題及貧富不均等政策上的難題，其實也只是真正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核心是，自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已失去了一個有效的制度和原有歷史背景，使擁有權力的人有動機和誘因，用香港整體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制訂政策。在任何地方，當控制國家或政府權力的人士，根本已喪失了為整體利益而努力的動機和意志的時候，這個國家或地方，其實已進入了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
在這個大環境下，通常會出現兩類各走極端的情况，就是有權力的人士，會借用政府的名義來騎劫國家機器，不斷地「尋租」（rent-seeking）及濫權，以權謀私，公器私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及使自己的家族或利益集團的權力得以永恆地延續下去。而生活在這個不幸社會的無權者及一般普通市民，在不能夠有效影響政府及其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想盡方法在這亂世下「自救」，奮力掙扎求存。
一個「分贓與自救」的年代就是如此形成。不幸地，以上所描述的畫面，似乎和現今的香港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例如，今日的自由行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產商及零售業的「分贓」行為，而政府在袖手旁觀，拒絕承擔其整合及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的應有角色下，市民唯有被迫「自救」，這解釋了為何會有市民自行組織反水貨客活動。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了亞洲地區的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和印尼，發展了很多年，但依舊處於「發展」的階段。本來，「發展」是一個暫時的身分和過渡的階段，但不幸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卻往往成為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身分。很明顯，發展所需要的不單止是時間，更重要是一個有效促進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制度，使擁有權力的人，真的以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框架來思考，不是只顧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來分贓，不斷牟取私利。
現今世上的所有國家或地方，只要有政府，一定有它的官方統治者或元首。但是，一個擁有或壟斷了政府權力的人，是否會真正運用其權力來達至整體利益，卻可以是完全兩回事。筆者有一個學生，曾參加了一個有不少國家官員參與的國際領袖訓練活動。回來後，這個學生和我分享他的活動經驗時提及一個使他印象深刻的觀察，就是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往往熱中於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個人成就，但卻較少見他們為國家的落後和苦難而憂心。這正正是國家或整體利益缺乏了代表的典型現象，官員往往關心自己的政治分贓及利益，多於自己國家的發展。在這些國家裏，可能出現很多的富豪，但整體社會則仍是貧窮和落後。回顧香港，在九七後，香港很多富豪的身家均屢破紀錄，但香港整體卻出現倒退，在多方面被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拋離，市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困難。
港「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
在學術上，若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夠不受少數人操控和不被利益團體所騎劫，有效制定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這能力被稱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這分析的角度下，香港在九七後所出現，政策向權貴和少數的利益團體傾斜的現象，可以視之為香港的「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但大家千萬不要把「國家自主性」這個學術概念，與國家主權、「港獨」，甚至是「香港建國」等概念和論述混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所強調的是政府的政策與整體利益的聯繫，所以一個地方政府或城市，也可以在其自治或憲法下的權力範圍，擁有「自主性」。畢竟，任何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均應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
在由Evans,
Rueschemeyer和Skocpol 合編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引進國家》）一書中（見參考資料），便對「國家自主性」這個概念有詳細的討論和分析。當中的爭議，是單憑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就足以保障一個政府的「國家自主性」，使它不會被社會上屬於少數的權貴和利益團體所壟斷和騎劫，從而犧牲公衆利益。作者們認為民主選舉的最大弱點是，要在選舉中勝出，必須花耗大量的金錢及人力物力，因而先天地使社會上的精英、權貴及利益團體享有優勢。因此，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加強「國家自主性」，一個不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高質素、高效率、廉潔和公平的公務員隊伍也絕不可少。
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在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由於有一隊相對優質的公務員團隊，加上港英的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定的認受性，以維持其有效管治的微妙歷史和環境因素，殖民地香港的「國家自主性」才得以勉強維持，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全面向大財團和利益團體傾斜。可惜，在九七後的香港，這情况便來了一面倒的惡化，沒有民主的同時，公務員的隊伍也日趨政治化。
九七前後的「國家自主性」的最大對比，也可以從政府的行政長官的角色的重大轉變中看出來。九七前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派過來，可謂「從天而降」，不屬於任何本地的利益集團，可以用較中立的角色參與政策制訂。相反，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是透過四大界別的利益團體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整個選舉制度的最終目標根本就是要保障，甚至是鞏固利益團體在社會上的利益。這情况下，我們又如何奢望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會全力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呢？
在這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尷尬年代，我們除了問誰來代表自己外，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參考資料：Peter
B. Evans, Diet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5年3月9日 星期一
2015年3月8日 星期日
長平 - 穹頂之下的政治霧霾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8日
【明報專訊】「中間的每一個環節，基本都是一個壟斷環節」，「壟斷是不可能有創新的」，「外界的人士滴水不進」，「就是一個獨生子，這個玩具都是他的，他可以玩得很膩，他可以亂扔」。在柴靜出品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中，幾位中共官員，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環保部車輛污染研究處主任丁焰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用這些話來描述中石油，一家對環境霧霾負有重要責任的國有企業。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不難發現，用這些話來描述中共政權本身更加合適。
儘管柴靜在片中的解說詞「我不是有多怕死，是不想這麼活」已成為網絡名句，但是這位前央視調查記者顯然無意拍攝一部政治寓言片。恰恰相反，這部上億人觀看的紀錄片引發激烈爭論，批評者認為它弱化了對政府的問責。那些因參與環保運動而遭到政府迫害、拍攝同類紀錄片卻被嚴厲禁止的人士，對這部紀錄片的順利製作和發行充滿了疑慮。
但是，由於中國的環境霧霾背後是顯而易見的政治霧霾，壟斷的國有企業背後是壟斷的政治勢力，壟斷權力都具有相同的特徵，以同樣的借口，幹同樣的壞事，並以同樣的手段掩人耳目，或欺世盜名，或霸道專橫，對任何壟斷權力的解析都有舉一反三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霧霾，就無法解開環境霧霾的癥結。柴靜的紀錄片引來很多環保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他們面對社會公眾，對環境霧霾作出了專業的分析，給出了專業的建議，是這場爭論最大的收穫之一。但是，這些基於西方治理理論和經驗的專業研究，大多已白紙黑字出版在冊，以中國政府強大的購買能力，很難想像他們不能得到這方面的知識。中國政府面臨環境壓力，提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也有十年之久，民眾也耐心地順從「需要時間慢慢改變」的說教，然而十年之後霧霾愈加濃厚，這是為什麼？
不是適應專制 是專制損害自主
柴靜從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以深入淺出的講解，糾正人們對環境霧霾的一些誤解和誤導，對於認識中共製造的政治霧霾很有啟發。其中，「環境適應性」是一個極大的騙局。宣傳機器努力讓人們相信，中國有特殊的文化傳統，中國人更喜歡被人管着，渴望政治強人，不適應西方的民主政治。一句話，中國需要專制。
事實上，不是因為人們適應了專制，而是因為專制一直在損害人們的自主功能。正如南加州大學醫學院臨牀預防醫學教授Edward Lawrence Avol在這部紀錄片中所言：「我不認為有任何證據表明，讓孩子多暴露在污染空氣中，能幫助他們產生『適應性』。讓他們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們受到一部分功能損傷；暴露的第二天，損傷沒有第一天多，不是因為他們產生了適應性，而是損害已經發生了。」
語言的詭辯也是專制常用伎倆之一。十年前霧霾就已經十分嚴重了，但是它為什麼沒有讓人們像今天這樣不適？柴靜說，因為那時候我們不叫它霧霾，而是叫它霧。霧不僅不可怕，而且在中國文學中還頗有些詩情畫意。柴靜沒有告訴觀眾的是，PM2.5這個概念是美國大使館帶到中國的，它每天公布自行監測的北京空氣質量數據，揭開了中國空氣污染的真相。在這部紀錄片中形象十分正面的國家環保部門，曾一再表達抗議，認為美國大使館違背外交公約。官媒鼓吹愛國主義，稱「空氣質量數據不能看別人的臉色」。正是美國大使館堅持「違約」，媒體終於在「霧」字前面加上「毒」，或者後面加上「霾」，使得這一概念雲開霧散。
新詞彙令「專制」變優雅
跟當年在蘇聯和東德發生的歷史一樣，如今為中共專制政治鼓吹者，也覺得「專制」不好聽，要換成「威權」、「獨立主權」、「儒家式民主」等新詞彙，總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在這些詞語的裝飾下，「專制」不再是有毒空氣，而且變得深刻而優雅，讓人自豪起來。
「我們總是聽到一種聲音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跟我們談環保太奢侈了。」柴靜說。這種說法的政治霧霾版是：「中國民眾素質很低，不能實行西方式民主。」紀錄片深刻地指出，「但往往受污染最嚴重的就是最窮的人，他們最容易受到傷害，他們最需要發出聲音，他們最需要得到幫助」。政治也是如此，最需要民主的不是寡頭大鱷，而是底層民眾。
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經歷了幾百年時間，我們改革開放才三十多年，需要耐心等待。且不說三十年前的罪惡歷史怎麼能夠一筆勾銷，西方國家從專制到民主，從沒選票到有選票，從獨裁到權力制衡，這個轉折的時間到底是多長？「很多人都跟我講說倫敦要等了40年、50年才把污染治好，我們也得等這麼久，但真的是這樣嗎？」柴靜問道。紀錄片中的數據顯示，「從他們開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們就把污染物降低了80%。」
你知道中共為什麼不公開官員財產嗎？中石油作為一家企業，卻把持行業標準化委員會，自行制定標準，而且不肯公開關鍵信息。柴靜問為什麼，中國石化集團前總工程師、國家石油標準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曹湘洪的解釋是：「現在社會上自然的對中石化、中石油這樣的企業有一種不信任感」，「只要是有缺點就把你無限放大，愈描愈黑，還不如不說」。不信任我就不告訴你，聽起來很荒唐？它也正是中共封鎖信息、打壓媒體的理由，還往往以「打擊謠言」的名義。
寧可遍地是災 也要一黨獨裁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這是1946年中共喉舌媒體《新華日報》的社論標題。如今，毒奶粉、毒豬肉、毒大米、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這些事實中共自己也無法否認，但是他們宣傳說：寧可遍地是災，也要一黨獨裁，即所謂「堅持黨的領導毫不動搖」。為什麼？聽聽曹湘洪是如何為行業壟斷辯解：「石油事關安全，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民主必然動亂，獨裁才有安全，很多人都接受了這樣的恐嚇。
壟斷必然導致腐敗。紀錄片揭示，「我們36個重工業當中，現在22個嚴重過剩」。但是，它們並不會成為被市場淘汰的破產企業，而是仍然在大量蠶食社會的寄生蟲。為了維持它們的存在，國家每年給予大量補貼，其中一家企業每兩年就補貼20億。央行副行長劉士余把這些企業叫做僵屍企業，「他們在消耗着大量的金融資源，他們將給我們的實體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而這些企業到目前為止還在擴張」。這難道不正是中共這個僵屍政權的寫照嗎？
「低人權優勢」不能持續
有一些理論家認為，中國這三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得益於專制政權的高效率。知名學者秦暉教授稱之為「低人權優勢」。正如去年11月北京天空出現近一周的「APEC藍」一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這種高效率是可能的——至於它用來殺人，還是用來發展經濟，民眾只能聽天由命了。但是，從較長的時間看，這種「優勢」不可能持續。
更重要的是，沒有製造污染的壟斷企業，清潔產業將會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美國實行嚴格的燃油標準之後，國內車企日子不好過。柴靜問美國環保部門官員，「那你們會不會有種壓力說，你們在打壓民族汽車工業呢？」對方回答說，「環保不是負擔，而是創新，保護落後是沒有辦法創新的。」
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編按：剛於上月底被去職）在紀錄片中說，節能環保產業現在年產值已達37,000多億，吸納就業人口可能是3000多萬人，「這也是一個產業」。他說，綠色、低碳、循環發展，西方國家已經有經驗教訓，「我們這個階段會大大的縮短」。同樣地，很多人忘了，清潔的政治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好的政治。
清潔的政治是更好的政治
在這部紀錄片引發的爭論中，不少人認為，通過勸諫而不激怒，達成上下協作，共同改善環境，豈不善哉？持這種見解的人遠不如中共體制內官員看得清楚。一位匿名的發改委官員在電話中告訴柴靜說，「控制不了，比如說你是獨生子，你這個小孩要學壞，你做母親的有什麼太大辦法……人家有十個孩子，也不會調皮搗蛋的對吧」。儘管這種比喻對大多獨生子來說並不公平，但是表達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壟斷權力無法控制，只有打破壟斷，才能制約權力。柴靜在紀錄片中呼籲打破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但是如果政權壟斷依舊，不可能出現公平競爭，而將成為權貴肆意掠奪的新領域。正因為如此，「開放了會更糟糕」這種論調在網上得到很多支持。
紀錄片呼籲強化環保部門的執法權力，也讓很多人不敢苟同。柴靜應該知道，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環保部門的主要工作不是檢查執法，而是用虛假及模糊數據欺騙公眾，為血污企業及血污政權站台。河北的河水被污染變得猩紅，環保官員說「紅豆煮飯也是紅色」；北京的霧霾讓人呼吸不暢，環保官員說「有害物質增多不等於毒氣」。
僅僅打破行業壟斷無法驅散霧霾，只有同時開放政治壟斷才能重見藍天。發達國家治理環境問題最重要的經驗，是新聞自由下的公眾知情權、結社自由下的公民運動及司法獨立下的環境訴訟。在這些前提下，政府權力才有存在的意義。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是對媒體和網絡的嚴厲審查，在「黨的領導下」的「依法治國」，以及對新公民運動、傳知行、立人圖書館、億人平等社會組織及異議人士、獨立候選人的殘酷打壓。
文 長平
編輯 馮少榮
2015年3月7日 星期六
李怡 - 泛民應否按照民調取向投票？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7日
政改「袋住先」的民意有逆轉趨向，民建聯二月的調查，顯示有「六成市民支持在八三一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而「拒絕接受」的只有三成。儘管「成功受訪」的群組，有63.4%屬「五十歲以上」，但由港大和港台在幾乎同時合辦的民意調查，贊成「袋住先」的比率仍比反對的略多，是40%對36%。在一個討論節目中，民主黨的黃碧雲被問到如果民意多數選擇「袋住先」，泛民是不是會轉軚投贊成票，黃先是否定民建聯調查偏重老人，繼而說民意是否支持「袋住先」是假設性問題，但她不肯承諾民主黨自己作一次同樣的民意調查。
黃強調泛民會「企硬」，但倘若民意真的逆轉，能否保證所有泛民都「企硬」？民意會不會成為原本有意轉軚的某些泛民議員下台階的理由？
政改到了關鍵時刻，中共和港共傾力影響民意，試圖以民意壓迫泛民轉軚。這時候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泛民應否按照民調取向投票？
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在梁振英剛提出參選的二○一一年，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度是5.7%；但憑着他的花言巧語，逢請必到，不斷批評政府，又主張復建居屋和提出種種承諾，其後爆出唐英年婚外情和僭建黑材料，就把梁的民望推高了，至二○一二年二月高達63.9%，遠遠拋離唐英年；儘管其後爆出他的西九醜聞，下跌至投票前的33.6%，但仍略高於唐英年和何俊仁，於是中共有大條理由下令選委投票給梁同志了。
梁當選後發表談話說：「日後，我會繼續拿着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你們的意見，……我，梁振英，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當選後他的表現如何？黃腫腳，不消提啦。
這個不多久之前的經驗，可以給香港人提供一些教訓。
首先，歷次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率都是六比四左右，但為什麼在特首選舉民調中，何俊仁的支持率會遠低於建制派的梁唐二人？原因是大多數市民都比較現實，他們明知道民主派無法在選委會勝出，支持也無用，實際一點還是在建制中選擇一個好了。民調中的市民取向，反映的是他們現實的願望而不是真正願望。
其次，絕大部份市民都忙於工作和生活，不大理會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政治，而且大都善良而輕信，於是普選可以選出希特勒，也會在上次特首選舉的民調中，相信梁某的謊話連篇。
真普選的好處，並不是保證可以選出好人能人，而是有機會讓選民在下次選舉中修正自己的錯誤。
一九三七年，大學者陳寅恪指「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大陸今天的情況應比八十年前更不堪。至於未經民主普選洗禮的香港，雖民智已開，但多數人未諳政治狡詐，仍然容易輕信巧言令色。「袋住先」日後可以再改善之類的謊話說多了，就會越來越多人相信。泛民議員應該拿揑的，是憑自己的認知而不是憑民調去投票。選民選你們出來是相信你們判斷是非的道德力量，而不是每次按民意投票就了事。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把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失掉連任機會。」他的正義感戰勝了對民意、對連任的考慮。這是一個政治人物應有的勇氣。
泛民就政改投票的是非取捨，不是民調，而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守護法治。張德江昨天說，落實普選「任何對《基本法》的漠視和曲解都是對法治破壞」。此話沒錯。於是我們檢視一下，《基本法》有哪一條規定人大常委有權可以對香港選舉辦法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的？人大常委固然有權在香港終審法院提出要求時釋法，但沒有權就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自作決定。
二是普選的要義是必須尊重每一個選民的自由意志。八三一決定有尊重香港選民的意志嗎？
三是雨傘運動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認同，也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同情和尊重。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就是撤回八三一。立會投票若違背這訴求，就等於否定雨傘運動，甚至是對這運動背叛了。
四是民調顯示儘管支持「袋住先」的比率略高於反對，但在對三十九歲以下的市民調查中，反對的比率高達49%，而支持的只有27%。未來是屬於老人的還是年輕人的？老一輩應該為年輕人主導未來嗎？今天年輕人不願意當奴隸，要掌握自己的政治權利做一個有獨立人格有自由思想的人，有權作決定的議員們，應該作何取捨？你們要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年輕人的前程之上嗎？
民調可以參考，但道德良知才是從政者的大義所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政改「袋住先」的民意有逆轉趨向，民建聯二月的調查，顯示有「六成市民支持在八三一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而「拒絕接受」的只有三成。儘管「成功受訪」的群組，有63.4%屬「五十歲以上」，但由港大和港台在幾乎同時合辦的民意調查，贊成「袋住先」的比率仍比反對的略多，是40%對36%。在一個討論節目中，民主黨的黃碧雲被問到如果民意多數選擇「袋住先」，泛民是不是會轉軚投贊成票，黃先是否定民建聯調查偏重老人，繼而說民意是否支持「袋住先」是假設性問題，但她不肯承諾民主黨自己作一次同樣的民意調查。
黃強調泛民會「企硬」，但倘若民意真的逆轉，能否保證所有泛民都「企硬」？民意會不會成為原本有意轉軚的某些泛民議員下台階的理由？
政改到了關鍵時刻，中共和港共傾力影響民意，試圖以民意壓迫泛民轉軚。這時候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泛民應否按照民調取向投票？
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在梁振英剛提出參選的二○一一年，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度是5.7%；但憑着他的花言巧語，逢請必到，不斷批評政府，又主張復建居屋和提出種種承諾，其後爆出唐英年婚外情和僭建黑材料，就把梁的民望推高了，至二○一二年二月高達63.9%，遠遠拋離唐英年；儘管其後爆出他的西九醜聞，下跌至投票前的33.6%，但仍略高於唐英年和何俊仁，於是中共有大條理由下令選委投票給梁同志了。
梁當選後發表談話說：「日後，我會繼續拿着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你們的意見，……我，梁振英，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當選後他的表現如何？黃腫腳，不消提啦。
這個不多久之前的經驗，可以給香港人提供一些教訓。
首先，歷次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率都是六比四左右，但為什麼在特首選舉民調中，何俊仁的支持率會遠低於建制派的梁唐二人？原因是大多數市民都比較現實，他們明知道民主派無法在選委會勝出，支持也無用，實際一點還是在建制中選擇一個好了。民調中的市民取向，反映的是他們現實的願望而不是真正願望。
其次，絕大部份市民都忙於工作和生活，不大理會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政治，而且大都善良而輕信，於是普選可以選出希特勒，也會在上次特首選舉的民調中，相信梁某的謊話連篇。
真普選的好處，並不是保證可以選出好人能人，而是有機會讓選民在下次選舉中修正自己的錯誤。
一九三七年，大學者陳寅恪指「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大陸今天的情況應比八十年前更不堪。至於未經民主普選洗禮的香港，雖民智已開，但多數人未諳政治狡詐，仍然容易輕信巧言令色。「袋住先」日後可以再改善之類的謊話說多了，就會越來越多人相信。泛民議員應該拿揑的，是憑自己的認知而不是憑民調去投票。選民選你們出來是相信你們判斷是非的道德力量，而不是每次按民意投票就了事。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把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失掉連任機會。」他的正義感戰勝了對民意、對連任的考慮。這是一個政治人物應有的勇氣。
泛民就政改投票的是非取捨，不是民調，而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守護法治。張德江昨天說，落實普選「任何對《基本法》的漠視和曲解都是對法治破壞」。此話沒錯。於是我們檢視一下，《基本法》有哪一條規定人大常委有權可以對香港選舉辦法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的？人大常委固然有權在香港終審法院提出要求時釋法，但沒有權就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自作決定。
二是普選的要義是必須尊重每一個選民的自由意志。八三一決定有尊重香港選民的意志嗎？
三是雨傘運動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認同，也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同情和尊重。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就是撤回八三一。立會投票若違背這訴求，就等於否定雨傘運動，甚至是對這運動背叛了。
四是民調顯示儘管支持「袋住先」的比率略高於反對，但在對三十九歲以下的市民調查中，反對的比率高達49%，而支持的只有27%。未來是屬於老人的還是年輕人的？老一輩應該為年輕人主導未來嗎？今天年輕人不願意當奴隸，要掌握自己的政治權利做一個有獨立人格有自由思想的人，有權作決定的議員們，應該作何取捨？你們要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年輕人的前程之上嗎？
民調可以參考，但道德良知才是從政者的大義所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僱員訓練所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7日
朋友為了兒子來年升小一的事，拿着一張學校名單來問意見。我對其中一間直資小學印象尤深，皆因我旁聽該校的小一講座之後，一度誤以為自己去了一間招收六歲學童的僱員訓練所。
父母要求可更高
大約兩年前，同樣為了女兒升小一的事，我去了該小學希望了解學校課程。那是一場由校長主講、長約一小時的小一入學講座。待數百位家長安坐後，本以為校長會講講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校方如何實踐，豈料禮堂裏巨型投影器首先播放出來的竟是「21世紀優秀僱員須具備的條件」。校長以此為開場白及切入點，大談21世紀僱員必須具備的各種能力，如兩文三語、解難能力、電腦應用、與同儕的合作和溝通能力等，然後介紹學校如何裝備學生，如良好中英語境、同學常常需要小組討論和寫報告、否定填鴨教育法……
必須承認，校長所說的活動教學、培養自信、照顧學生差異性等都是吸引之處，然則倘若這些教育都是在「培養21世紀優秀僱員」的大前提下進行，我只好慨嘆，那校長的視野，最遠也只是如此而已。別忘記，那是一間小學，校方收生對象是適齡的六歲學童。作為父母，對於小朋友的教育，有遠比「成為優秀僱員」更高的要求，比如說，成為正直善良、渴求知識的人。
退一萬步，或者那校長認為，將訓練優秀僱員放入小學的教學目標有助吸引一眾精於計算、以功能先行的家長，那我也只好告訴他，別局限了我們的小朋友，或許大部份人長大後都是打工仔，但說不准將來他們會做老闆。
坦白講，我的確沒想過小朋友六歲就要立下目標成為「優秀僱員」，結果？我選擇中途離場，速逃。
朋友為了兒子來年升小一的事，拿着一張學校名單來問意見。我對其中一間直資小學印象尤深，皆因我旁聽該校的小一講座之後，一度誤以為自己去了一間招收六歲學童的僱員訓練所。
父母要求可更高
大約兩年前，同樣為了女兒升小一的事，我去了該小學希望了解學校課程。那是一場由校長主講、長約一小時的小一入學講座。待數百位家長安坐後，本以為校長會講講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校方如何實踐，豈料禮堂裏巨型投影器首先播放出來的竟是「21世紀優秀僱員須具備的條件」。校長以此為開場白及切入點，大談21世紀僱員必須具備的各種能力，如兩文三語、解難能力、電腦應用、與同儕的合作和溝通能力等，然後介紹學校如何裝備學生，如良好中英語境、同學常常需要小組討論和寫報告、否定填鴨教育法……
必須承認，校長所說的活動教學、培養自信、照顧學生差異性等都是吸引之處，然則倘若這些教育都是在「培養21世紀優秀僱員」的大前提下進行，我只好慨嘆，那校長的視野，最遠也只是如此而已。別忘記，那是一間小學，校方收生對象是適齡的六歲學童。作為父母，對於小朋友的教育，有遠比「成為優秀僱員」更高的要求，比如說，成為正直善良、渴求知識的人。
退一萬步，或者那校長認為，將訓練優秀僱員放入小學的教學目標有助吸引一眾精於計算、以功能先行的家長，那我也只好告訴他，別局限了我們的小朋友，或許大部份人長大後都是打工仔，但說不准將來他們會做老闆。
坦白講，我的確沒想過小朋友六歲就要立下目標成為「優秀僱員」，結果？我選擇中途離場，速逃。
任建峰 - 我老母教仔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6日
在香港，當大家討論政改、一國兩制或其他類似的政治議題時，總會有一些所謂「務實派」的聲音。他們的論述大概是：「大家要面對現實，看清楚誰是主、誰是次。在這情況下，有些事是爭取不到的，就無謂搞下去，應該務實地接受。如果能夠的話，就即管研究能否在已被既定的框架內嘗試尋找空間。」聽到這些看法，不禁使我想起我老母怎樣教我這個不肖子。大家請不要驚訝：我老母與我同樣都是粗豪的人，所以我相信她絕不介意我形容她為「老母」！
首先，當我是個小學生時，老母的口頭禪是，「事事要盡力做就可以了。」她還會說，「如果你盡了力仍然考第尾，這會比我見到你沒有盡力而考到第一更開心。」老母亦是一個有堅持的人。我當時讀的小學曾經有個規條，就算是冬天都要男學生在12℃以下才能穿長褲上學，否則就要繼續穿短褲。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長期徘徊在13、14℃左右，而我與很多男同學穿短褲時都覺得很辛苦。很多家長對這個「12℃」規矩都敢怒不敢言，擔心投訴只會徒勞無功。但老母無懼地走上學校，與校方理論，並問「為何你們的男老師每一位都在穿長褲禦寒，但就要小朋友長期捱冷？」校方最後讓步了。
移民到澳洲後，我們的家境出了問題。老母為了頭家，真的是捱得很辛苦。當我還是中學生時，不少她在澳洲的朋友及從香港打長途電話找她的親友都給她一個清晰的建議。他們說，老母又要養家、又要供樓（當時在澳洲在家境轉下前買下的房子為了我生父的官非二按了給當地的法援署，所以變成負資產，因此老母要夾硬繼續供下去）、又要幫「衰佬」（即我生父）還他的街外債，實在太辛苦了。所以，親友們覺得老母應該務實一點，盡快推我出來社會做事，幫補家計。老母每一次都很堅定地回覆，說她的兒子是讀書的材料，她無論如何都會為了兒子撐到底。同時，老母亦會教導我說，叫我不要擔心任何事，只要不放棄及盡自己的力就可以了；無論我最終學業如何，她都不會後悔。
如果我老母以「務實」的態度養大我，在小學時體弱多病的我一定會冷到入醫院。如果她「務實」，我就不會最終拿着法律學士及經濟碩士畢業。如果她「務實」，我現在應該會是在墨爾本「發霉」，而不是回流香港做律師、不會參與2014年律師會「白皮書之林新強事件」、亦不會參與其後的公民社會運動。沒有老母的堅持，我甚麼都不是。從我老母，我學懂了其實成敗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為了對的事是否有嘗試盡力過、堅持過。
我同樣相信，那些要求香港人在政改、一國兩制等問題上要「務實」的人士，有不少都應該是為人父母的。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對與錯不要緊，真與假不要緊，最緊要是『務實』」？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如果你被欺負，就要『務實』一點，接受欺負者對你的對待，而如果這個人是強大的，你甚至可以討他歡心，然後與他一起去鋤弱扶強」？他們是否教他們的子女「如果老師效法某位立法會議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7年成立，你就要『務實』地照『跟』，因為如果你挑戰她的權威而說『其實是1949年』，你就是找麻煩了」？
如果這些政治上要求港人要「務實」的人士其實私底下不是這樣教自己子女的話，他們就是虛偽的騙子，愧對香港人。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教子女的話，就恕我不客氣地說，他們實在不懂甚麼是「家教」！香港人，我們真的應該「務實」地相信或效法這些虛偽或不懂甚麼是「家教」的「在街上跌倒的人」嗎？我老母雖然已經飽受癌魔折磨，但她有時都仍能短暫戰勝身體上的極度痛楚，有力地用「在街上跌倒的人」的簡短版來形容這群「務實」人。
幸好，我老母並不是一個「在街上跌倒的人」。她粗豪，但她不虛偽，亦十分懂得甚麼是「家教」。希望大家都能抱着像我老母所擁有的那份堅持，在香港的關鍵問題上能夠不介意有成果與否，憑着良知去為對的事盡力爭取。
趁我老母還勉強能夠讀我寫的文章，請容許我說一聲「多謝老母！」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在香港，當大家討論政改、一國兩制或其他類似的政治議題時，總會有一些所謂「務實派」的聲音。他們的論述大概是：「大家要面對現實，看清楚誰是主、誰是次。在這情況下，有些事是爭取不到的，就無謂搞下去，應該務實地接受。如果能夠的話，就即管研究能否在已被既定的框架內嘗試尋找空間。」聽到這些看法，不禁使我想起我老母怎樣教我這個不肖子。大家請不要驚訝：我老母與我同樣都是粗豪的人，所以我相信她絕不介意我形容她為「老母」！
首先，當我是個小學生時，老母的口頭禪是，「事事要盡力做就可以了。」她還會說，「如果你盡了力仍然考第尾，這會比我見到你沒有盡力而考到第一更開心。」老母亦是一個有堅持的人。我當時讀的小學曾經有個規條，就算是冬天都要男學生在12℃以下才能穿長褲上學，否則就要繼續穿短褲。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長期徘徊在13、14℃左右，而我與很多男同學穿短褲時都覺得很辛苦。很多家長對這個「12℃」規矩都敢怒不敢言，擔心投訴只會徒勞無功。但老母無懼地走上學校，與校方理論，並問「為何你們的男老師每一位都在穿長褲禦寒，但就要小朋友長期捱冷？」校方最後讓步了。
移民到澳洲後，我們的家境出了問題。老母為了頭家，真的是捱得很辛苦。當我還是中學生時，不少她在澳洲的朋友及從香港打長途電話找她的親友都給她一個清晰的建議。他們說，老母又要養家、又要供樓（當時在澳洲在家境轉下前買下的房子為了我生父的官非二按了給當地的法援署，所以變成負資產，因此老母要夾硬繼續供下去）、又要幫「衰佬」（即我生父）還他的街外債，實在太辛苦了。所以，親友們覺得老母應該務實一點，盡快推我出來社會做事，幫補家計。老母每一次都很堅定地回覆，說她的兒子是讀書的材料，她無論如何都會為了兒子撐到底。同時，老母亦會教導我說，叫我不要擔心任何事，只要不放棄及盡自己的力就可以了；無論我最終學業如何，她都不會後悔。
如果我老母以「務實」的態度養大我，在小學時體弱多病的我一定會冷到入醫院。如果她「務實」，我就不會最終拿着法律學士及經濟碩士畢業。如果她「務實」，我現在應該會是在墨爾本「發霉」，而不是回流香港做律師、不會參與2014年律師會「白皮書之林新強事件」、亦不會參與其後的公民社會運動。沒有老母的堅持，我甚麼都不是。從我老母，我學懂了其實成敗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為了對的事是否有嘗試盡力過、堅持過。
我同樣相信，那些要求香港人在政改、一國兩制等問題上要「務實」的人士，有不少都應該是為人父母的。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對與錯不要緊，真與假不要緊，最緊要是『務實』」？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如果你被欺負，就要『務實』一點，接受欺負者對你的對待，而如果這個人是強大的，你甚至可以討他歡心，然後與他一起去鋤弱扶強」？他們是否教他們的子女「如果老師效法某位立法會議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7年成立，你就要『務實』地照『跟』，因為如果你挑戰她的權威而說『其實是1949年』，你就是找麻煩了」？
如果這些政治上要求港人要「務實」的人士其實私底下不是這樣教自己子女的話，他們就是虛偽的騙子，愧對香港人。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教子女的話，就恕我不客氣地說，他們實在不懂甚麼是「家教」！香港人，我們真的應該「務實」地相信或效法這些虛偽或不懂甚麼是「家教」的「在街上跌倒的人」嗎？我老母雖然已經飽受癌魔折磨，但她有時都仍能短暫戰勝身體上的極度痛楚，有力地用「在街上跌倒的人」的簡短版來形容這群「務實」人。
幸好，我老母並不是一個「在街上跌倒的人」。她粗豪，但她不虛偽，亦十分懂得甚麼是「家教」。希望大家都能抱着像我老母所擁有的那份堅持，在香港的關鍵問題上能夠不介意有成果與否，憑着良知去為對的事盡力爭取。
趁我老母還勉強能夠讀我寫的文章，請容許我說一聲「多謝老母！」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2015年3月5日 星期四
李怡 - 有關政改的簡易答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4日
儘管筆者已寫過許多關於政改的文章，但鑑於近日種種奇談怪論湧現，因而再把有關意見以問答方式作簡易解釋，希望對於要與朋友討論的讀者有幫助。
問：以五百萬選民選特首，相對於一千二百人選特首，為甚麼不是進步？
答：以前小圈子選特首，從二○○○年針對董建華連任開始，傳媒已紛紛認定是中共「欽定」。二○一二年臨時從欽定唐英年轉為欽定梁振英，完全掌控；因此由原選委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並同樣以過半數產生特首候選人，也肯定是欽定，說是「一黨提名」毫不誇張。不同的是欽定後，再由五百萬選民去蓋橡皮圖章。八三一框架的所謂「普選」，中央欽定的性質不變，而選民蓋橡皮圖章則賦予了欽定特首的帶欺騙性質的認受性。在假認受性之下，欽定的特首可以理直氣壯地做一些破壞原有法治、三權分立規則和違反市民意願的事，比如早前羅范椒芬說的一、兩百萬的撥款不須通過立法會，硬過二十三條，以及前天新增的「特首顧問」繞過立法會的監察與制衡，實行行政霸道。可以預見會從三權制衡大倒退。絕非進步。
問：由五百萬人投票選出，難道可以不向選民負責嗎？
答：國家主席是否需要對投票給他的人大代表負責？還是只需向提名他的一黨負責？
問：即使是選民蓋橡皮圖章，但特首當選後還是受公眾和媒體監督。比如台灣普選產生的馬英九，廣受批評，民望超低，備受壓力。
答：台灣有具抗衡力量的兩黨，有全部直選的立法院，有藍綠競爭的和獨立的媒體。香港的政黨底氣不足，早就大部份歸順的主流媒體，若在有了假認受性的特首班子威逼利誘之下，將更難發揮對政府的監督。
問：即使欽定了三個候選人，他們不是仍然要公開辯論、發表政綱、許下承諾嗎？
答：梁振英在二○一二年許下多少承諾？還不是能騙到較高的民望支持？大部份市民是善良和輕信的，很容易被政治手段高明的梁振英之流騙到。
問：如果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會不會更有利於梁振英連任？
答：應該說，原地踏步更不利於梁連任，因為現在他已陷入塔西坨陷阱，即不論說真話假話都被認為假話，做好事壞事都被認為壞事，若繼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必無法挽救他的執政困境，故再欽點他的機會很小；但如果是假普選，在欽點後經普選投票會使他執政順暢些，作為中共自己人，欽點他的機會反而更高。
問：普選難道不應該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選舉，有合法性嗎？
答：我們應該依《基本法》，而不是在《基本法》未經修改的情況下，由人大作出一次兩次的決定去任意設框架、擺龍門。何況，八三一決定本身就違反了二○○四年的人大決定：○四年決定只賦予人大對特首提交的報告作出「是否修改」的權力，但八三一卻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因此，八三一提供的是一個違法的框架，違法之法理應推倒。
問：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政改不完美，不能袋住先下次再改善嗎？
答：首先那是欽定後騙選民蓋橡皮圖章，不是有競爭性的提名和普選；其次，將來會如何的話聽得夠多了。《基本法》通過後，中共三令五申說回歸十年後政改就完全是香港人的事，中央不會干預，結果如何？二○一○年設立超級區議會議席，不是說會逐漸擴大普選光譜嗎？結果是更強化了功能組別。中共在取得欽定特首的假普選認受性之後，還會釋放更多權力？能相信嗎？
問：白票守尾門是否可以接受？
答：前天多個建制派已予以否定了，白票只當廢票，而且當選者不需在選民投票中過半數，只是一輪投票而票多者贏。即使欽定特首只有五分一選民投票，即一百萬票，也當選了。這應該是中共最保險的掌控欽點者當選的制度。
問：如果二○一七年不能選特首，是不是耽誤了二○二○年也無法實現立法會全面普選？
答：有了欽點後普選的特首，更不會有真正的立法會全面普選，而會派生出欽點的立法會普選。既然讓市民蓋橡皮圖章的特首選舉都可以袋住先，那就必有關於立法會普選新辦法的人大決定出爐，包括普選功能組別之類。
問：原地踏步是不是對中共更有好處，因為從此不用再煩普選議題，反正給你們普選也不要？
答：仍然可以欽點和掌控特首，又有香港民意認受性，中共應該更樂於見到。原地踏步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同意由選民蓋橡皮圖章，那是把香港人的尊嚴和人格都毀了，香港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問：若泛民企硬，可以走出活路嗎？
答：雨傘運動達不到改變八三一決定的目的，是因高牆太硬而不是抗爭者意志不堅，但至少泛民已充份了解民意取向，知道在立會的應有取態。抗爭仍然會以各種方式出現。若泛民轉軚，等於全面否定雨傘運動的意義，凡支持或同情過雨傘運動的市民都不會原諒他們。（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儘管筆者已寫過許多關於政改的文章，但鑑於近日種種奇談怪論湧現，因而再把有關意見以問答方式作簡易解釋，希望對於要與朋友討論的讀者有幫助。
問：以五百萬選民選特首，相對於一千二百人選特首，為甚麼不是進步？
答：以前小圈子選特首，從二○○○年針對董建華連任開始，傳媒已紛紛認定是中共「欽定」。二○一二年臨時從欽定唐英年轉為欽定梁振英，完全掌控；因此由原選委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並同樣以過半數產生特首候選人，也肯定是欽定，說是「一黨提名」毫不誇張。不同的是欽定後，再由五百萬選民去蓋橡皮圖章。八三一框架的所謂「普選」，中央欽定的性質不變，而選民蓋橡皮圖章則賦予了欽定特首的帶欺騙性質的認受性。在假認受性之下，欽定的特首可以理直氣壯地做一些破壞原有法治、三權分立規則和違反市民意願的事，比如早前羅范椒芬說的一、兩百萬的撥款不須通過立法會，硬過二十三條，以及前天新增的「特首顧問」繞過立法會的監察與制衡，實行行政霸道。可以預見會從三權制衡大倒退。絕非進步。
問：由五百萬人投票選出，難道可以不向選民負責嗎？
答：國家主席是否需要對投票給他的人大代表負責？還是只需向提名他的一黨負責？
問：即使是選民蓋橡皮圖章，但特首當選後還是受公眾和媒體監督。比如台灣普選產生的馬英九，廣受批評，民望超低，備受壓力。
答：台灣有具抗衡力量的兩黨，有全部直選的立法院，有藍綠競爭的和獨立的媒體。香港的政黨底氣不足，早就大部份歸順的主流媒體，若在有了假認受性的特首班子威逼利誘之下，將更難發揮對政府的監督。
問：即使欽定了三個候選人，他們不是仍然要公開辯論、發表政綱、許下承諾嗎？
答：梁振英在二○一二年許下多少承諾？還不是能騙到較高的民望支持？大部份市民是善良和輕信的，很容易被政治手段高明的梁振英之流騙到。
問：如果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會不會更有利於梁振英連任？
答：應該說，原地踏步更不利於梁連任，因為現在他已陷入塔西坨陷阱，即不論說真話假話都被認為假話，做好事壞事都被認為壞事，若繼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必無法挽救他的執政困境，故再欽點他的機會很小；但如果是假普選，在欽點後經普選投票會使他執政順暢些，作為中共自己人，欽點他的機會反而更高。
問：普選難道不應該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選舉，有合法性嗎？
答：我們應該依《基本法》，而不是在《基本法》未經修改的情況下，由人大作出一次兩次的決定去任意設框架、擺龍門。何況，八三一決定本身就違反了二○○四年的人大決定：○四年決定只賦予人大對特首提交的報告作出「是否修改」的權力，但八三一卻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因此，八三一提供的是一個違法的框架，違法之法理應推倒。
問：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政改不完美，不能袋住先下次再改善嗎？
答：首先那是欽定後騙選民蓋橡皮圖章，不是有競爭性的提名和普選；其次，將來會如何的話聽得夠多了。《基本法》通過後，中共三令五申說回歸十年後政改就完全是香港人的事，中央不會干預，結果如何？二○一○年設立超級區議會議席，不是說會逐漸擴大普選光譜嗎？結果是更強化了功能組別。中共在取得欽定特首的假普選認受性之後，還會釋放更多權力？能相信嗎？
問：白票守尾門是否可以接受？
答：前天多個建制派已予以否定了，白票只當廢票，而且當選者不需在選民投票中過半數，只是一輪投票而票多者贏。即使欽定特首只有五分一選民投票，即一百萬票，也當選了。這應該是中共最保險的掌控欽點者當選的制度。
問：如果二○一七年不能選特首，是不是耽誤了二○二○年也無法實現立法會全面普選？
答：有了欽點後普選的特首，更不會有真正的立法會全面普選，而會派生出欽點的立法會普選。既然讓市民蓋橡皮圖章的特首選舉都可以袋住先，那就必有關於立法會普選新辦法的人大決定出爐，包括普選功能組別之類。
問：原地踏步是不是對中共更有好處，因為從此不用再煩普選議題，反正給你們普選也不要？
答：仍然可以欽點和掌控特首，又有香港民意認受性，中共應該更樂於見到。原地踏步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同意由選民蓋橡皮圖章，那是把香港人的尊嚴和人格都毀了，香港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問：若泛民企硬，可以走出活路嗎？
答：雨傘運動達不到改變八三一決定的目的，是因高牆太硬而不是抗爭者意志不堅，但至少泛民已充份了解民意取向，知道在立會的應有取態。抗爭仍然會以各種方式出現。若泛民轉軚，等於全面否定雨傘運動的意義，凡支持或同情過雨傘運動的市民都不會原諒他們。（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世澤 - 本土派與民主中國有衝突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4日
近年本土派與被譏為「大中華膠」的民族主義分子的爭論中，涉及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部份是兩派爭論焦點。民族主義分子認為沒有民主中國就沒有民主香港，而本土派認為中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香港人亦沒有能力去理中國的事。
筆者的政治取態是比本土派還激進的獨派，甚至對近年有部份本土派提出「建國」理論背後的奇怪邏輯不表認同。只不過，筆者對中國民主運動也並非不予理會。對中國維權運動的興起，也是樂觀其成。其實兩者只要互相包容，兩者是依存的關係，多於實際敵對的關係。
以往泛民主派所有力量都可以放在中國民主運動上，不用出來捍衞香港本地人的利益，皆因英治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已經做了與中國周旋的工作。在彭定康年代，民主派天天喊建設民主中國都沒有問題，因為實際就香港與中國利益問題作周旋是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但今天英國人已經不在，而公務員主導香港政府的年代，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人還會多少捍衞香港自主和利益，但梁振英未上台前，大家都已經知道他是出賣香港利益的石敬瑭，否則他怎會以提倡擾民的自由行而沾沾自喜。當香港政府不是由香港人民選出，代表中共利益時，香港人就得捲起衣袖自力救濟。本土派的出現，事實上填補了英國人角色的真空，只要梁振英繼續當石敬瑭，這類民間以激烈行動自救的手法實屬必然。一如巴勒斯坦在連自治政府也沒有時，巴解幹盡恐怖勾當。愛爾蘭未與英國締結成立自治領協議時，愛爾蘭共和軍手法亦相當殘忍。但巴解和愛爾蘭共和軍當政後，除少數激進派系未放下槍外，大部份人都變成平和溫和，因為巴勒斯坦人和愛爾蘭人的利益得到一個合法政體保障，毋須再靠武裝對抗。
只不過，中國民主運動進展是否真的不用理嗎？這也不盡然。基於香港地理位置，以及中國的龐大人口和國土面積，不論你願不願意，中國政治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日本人便深知這點，投盡大量人力物力在中國研究之上，對中國國情最瞭然指掌的國家，當推日本。日本為了自己的利益，投資不少資源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雖然日本實際上未得到回報，但至少日本有投資在中國革命取利的戰略眼光。怎樣令中國變得更文明，這是香港生存必須思考的課題，當然，本土派思考這問題上，應以香港長遠利益來思考，這與民族主義分子普遍以中國優先，犧牲香港的思維有所不同。但筆者不會與民族主義分子斷絕所有對話，甚至不對中國最新情況投放資源去研究，因為中國問題始終是香港生存問題上揮之不去的一環。
簡單而言，民族主義者知道本土派擔當的角色，對維護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國土最後空間上的生存是重要的，而本土派亦知道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未來的付出，亦有可投資的價值，就不會有兩派無謂的爭論。筆者倒懷疑兩派之間都有共產黨的卧底煽風點火，有研讀中共黨史的人，不難看出有哪些人是為老共服務，多於為正義服務。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近年本土派與被譏為「大中華膠」的民族主義分子的爭論中，涉及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部份是兩派爭論焦點。民族主義分子認為沒有民主中國就沒有民主香港，而本土派認為中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香港人亦沒有能力去理中國的事。
筆者的政治取態是比本土派還激進的獨派，甚至對近年有部份本土派提出「建國」理論背後的奇怪邏輯不表認同。只不過，筆者對中國民主運動也並非不予理會。對中國維權運動的興起，也是樂觀其成。其實兩者只要互相包容，兩者是依存的關係，多於實際敵對的關係。
以往泛民主派所有力量都可以放在中國民主運動上，不用出來捍衞香港本地人的利益，皆因英治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已經做了與中國周旋的工作。在彭定康年代，民主派天天喊建設民主中國都沒有問題，因為實際就香港與中國利益問題作周旋是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但今天英國人已經不在，而公務員主導香港政府的年代，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人還會多少捍衞香港自主和利益，但梁振英未上台前，大家都已經知道他是出賣香港利益的石敬瑭，否則他怎會以提倡擾民的自由行而沾沾自喜。當香港政府不是由香港人民選出，代表中共利益時，香港人就得捲起衣袖自力救濟。本土派的出現，事實上填補了英國人角色的真空，只要梁振英繼續當石敬瑭，這類民間以激烈行動自救的手法實屬必然。一如巴勒斯坦在連自治政府也沒有時，巴解幹盡恐怖勾當。愛爾蘭未與英國締結成立自治領協議時，愛爾蘭共和軍手法亦相當殘忍。但巴解和愛爾蘭共和軍當政後，除少數激進派系未放下槍外，大部份人都變成平和溫和，因為巴勒斯坦人和愛爾蘭人的利益得到一個合法政體保障，毋須再靠武裝對抗。
只不過，中國民主運動進展是否真的不用理嗎？這也不盡然。基於香港地理位置，以及中國的龐大人口和國土面積，不論你願不願意，中國政治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日本人便深知這點，投盡大量人力物力在中國研究之上，對中國國情最瞭然指掌的國家，當推日本。日本為了自己的利益，投資不少資源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雖然日本實際上未得到回報，但至少日本有投資在中國革命取利的戰略眼光。怎樣令中國變得更文明，這是香港生存必須思考的課題，當然，本土派思考這問題上，應以香港長遠利益來思考，這與民族主義分子普遍以中國優先，犧牲香港的思維有所不同。但筆者不會與民族主義分子斷絕所有對話，甚至不對中國最新情況投放資源去研究，因為中國問題始終是香港生存問題上揮之不去的一環。
簡單而言，民族主義者知道本土派擔當的角色，對維護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國土最後空間上的生存是重要的，而本土派亦知道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未來的付出，亦有可投資的價值，就不會有兩派無謂的爭論。筆者倒懷疑兩派之間都有共產黨的卧底煽風點火，有研讀中共黨史的人，不難看出有哪些人是為老共服務，多於為正義服務。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陳健民 - 袋住先，如果我們都放棄希望
2015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你還有希望。這是你最大的問題。」一位朋友在佔領結束，和我促膝長談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香港已經沒有普選的希望，中央亦不會改變對港政策。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趕梁振英下台，所以要袋住先。一人一票，梁振英一定落選！」
這朋友是典型香港仔，有理想但不會為理想去得太盡。他支持佔領，但如果佔不出什麼實質結果來，就要調整策略甚至目標。他的想法代表不少中年中產的心聲。他們討厭梁振英，但更怕共產黨，認為和阿爺吵架風險太高，點到即止然後陽奉陰違才是正路。
問題是袋住假普選，趕走了這個梁振英，會否換來另外一個？梁振英、葉劉淑儀、梁錦松當然有分別，但對於效忠中央、對於23條立法立場卻十分一致。現在有什麼威脅比23條立法更大？通過這次政改方案，《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已經落實，特區政府剩下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只有23條立法。在沒有充分的民主監督下，授權政府擴大監控民間的言論、出版自由，限制政黨的活動，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將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衝擊。
獨裁者喜歡搞「不自由的民主」
有些人幻想有了一人一票，誰當選都不敢逆民意而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獨裁者喜歡搞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就是希望披上普選的外衣繼續實行專制。如果民主必須包含「參與」（一人一票選舉）與「競爭」（政黨政治），「不自由的民主」的要着是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真正的競爭，包括打壓和收編反對黨、傳媒、公民社會，甚至公然限制反對黨參選權利，令到普選流於形式化，既不撼動專制的本質，卻又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新加坡走過這條路，俄羅斯和一些前蘇聯國家正在走，我相信中國也有興趣向這方向發展，而以香港作為「實驗田」。其實在議會選舉，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不自由的民主」的經驗。中國地方人大選舉便是一人一票，甚至實行公民提名，但因獨立候選人屢遭打壓和排斥，這種普選並無令地方人大以民意為依歸。幻想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大幅提升特首問責性的朋友們，應先看看這些選舉的經驗。
另有一種「務實」的說法，認為應先落實一人一票，再逐步優化提名的安排。以往的溫和民主派學者（包括筆者）會用「路徑依賴」來支持這種漸進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增加體制內的民主元素，量變累積至不能逆轉的勢頭，質變最終便會發生。但只要看一看8‧31人大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維持不變，是如何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和市民對功能團體不滿的「實際情况」，便知道強權是如何摧毁「路徑」！在8‧31決定和催淚彈鎮壓後，中央從未表示過長遠可容許特區有真正開放的普選，譚志源亦老老實實告訴大家所謂優化不涉及降低50%提名門檻問題。所以鼓吹袋住先的論者請勿自欺欺人，接受這樣的「普選」，便準備讓其千秋萬世好了！
能夠有一人一票，當然比單在電視上看小圈子選舉吸引得多。但市民有沒有細心想過「袋住先」將傳達給北京一個什麼信號？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已改變對港政策，從高度自治轉變為高度介入，以一國壓倒兩制。中聯辦不單在大小選舉進行協調，更公然就特區內部事務（如對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調查）向立法會議員箍票。更有甚者，《一國兩制白皮書》索性取消「外交和軍事」與「特區內部事務」的界限，中央對港變成有「全面管治權」。北京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後已成白紙一張，英國已沒有任何監督協議實施的角色。正是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霸氣下，中央連港人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懶得參考，在政改第二步便越趄代庖（可參考劉夢熊批評8‧31決定如何違反人大常委會之前的決議的文章），為政改方案連下3閘。這不單蔑視市民在政改諮詢發表的意見，更是矮化特區政府的角色，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拒袋住先反為真普選留生機
香港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危機，梁振英那種「有權盡用」以消滅政敵、懲治刁民的手段正加速兩制的消亡。假如香港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佔領行動後，中央不為所動，而人們最終仍乖乖地袋住先，那是在鼓勵中央繼續大石壓死蟹、蔑視民意、踐踏兩制。說到尾，是鼓勵北京看扁香港人！否決8‧31方案，意味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仍未落實，未來政府必須重啟五部曲處理這個懸案。普選未落實，政府亦缺乏認受性去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拒絕袋住先，反而為真普選留下生機，而且更有力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當然，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雨傘世代已經覺醒，10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簡單點說，我相信歷史會向多元、平等的方向邁進。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這些希望。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明報專訊】「你還有希望。這是你最大的問題。」一位朋友在佔領結束，和我促膝長談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香港已經沒有普選的希望，中央亦不會改變對港政策。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趕梁振英下台，所以要袋住先。一人一票，梁振英一定落選！」
這朋友是典型香港仔，有理想但不會為理想去得太盡。他支持佔領，但如果佔不出什麼實質結果來，就要調整策略甚至目標。他的想法代表不少中年中產的心聲。他們討厭梁振英，但更怕共產黨，認為和阿爺吵架風險太高，點到即止然後陽奉陰違才是正路。
問題是袋住假普選，趕走了這個梁振英，會否換來另外一個？梁振英、葉劉淑儀、梁錦松當然有分別，但對於效忠中央、對於23條立法立場卻十分一致。現在有什麼威脅比23條立法更大？通過這次政改方案，《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已經落實，特區政府剩下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只有23條立法。在沒有充分的民主監督下，授權政府擴大監控民間的言論、出版自由，限制政黨的活動，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將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衝擊。
獨裁者喜歡搞「不自由的民主」
有些人幻想有了一人一票，誰當選都不敢逆民意而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獨裁者喜歡搞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就是希望披上普選的外衣繼續實行專制。如果民主必須包含「參與」（一人一票選舉）與「競爭」（政黨政治），「不自由的民主」的要着是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真正的競爭，包括打壓和收編反對黨、傳媒、公民社會，甚至公然限制反對黨參選權利，令到普選流於形式化，既不撼動專制的本質，卻又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新加坡走過這條路，俄羅斯和一些前蘇聯國家正在走，我相信中國也有興趣向這方向發展，而以香港作為「實驗田」。其實在議會選舉，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不自由的民主」的經驗。中國地方人大選舉便是一人一票，甚至實行公民提名，但因獨立候選人屢遭打壓和排斥，這種普選並無令地方人大以民意為依歸。幻想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大幅提升特首問責性的朋友們，應先看看這些選舉的經驗。
另有一種「務實」的說法，認為應先落實一人一票，再逐步優化提名的安排。以往的溫和民主派學者（包括筆者）會用「路徑依賴」來支持這種漸進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增加體制內的民主元素，量變累積至不能逆轉的勢頭，質變最終便會發生。但只要看一看8‧31人大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維持不變，是如何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和市民對功能團體不滿的「實際情况」，便知道強權是如何摧毁「路徑」！在8‧31決定和催淚彈鎮壓後，中央從未表示過長遠可容許特區有真正開放的普選，譚志源亦老老實實告訴大家所謂優化不涉及降低50%提名門檻問題。所以鼓吹袋住先的論者請勿自欺欺人，接受這樣的「普選」，便準備讓其千秋萬世好了！
能夠有一人一票，當然比單在電視上看小圈子選舉吸引得多。但市民有沒有細心想過「袋住先」將傳達給北京一個什麼信號？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已改變對港政策，從高度自治轉變為高度介入，以一國壓倒兩制。中聯辦不單在大小選舉進行協調，更公然就特區內部事務（如對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調查）向立法會議員箍票。更有甚者，《一國兩制白皮書》索性取消「外交和軍事」與「特區內部事務」的界限，中央對港變成有「全面管治權」。北京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後已成白紙一張，英國已沒有任何監督協議實施的角色。正是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霸氣下，中央連港人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懶得參考，在政改第二步便越趄代庖（可參考劉夢熊批評8‧31決定如何違反人大常委會之前的決議的文章），為政改方案連下3閘。這不單蔑視市民在政改諮詢發表的意見，更是矮化特區政府的角色，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拒袋住先反為真普選留生機
香港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危機，梁振英那種「有權盡用」以消滅政敵、懲治刁民的手段正加速兩制的消亡。假如香港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佔領行動後，中央不為所動，而人們最終仍乖乖地袋住先，那是在鼓勵中央繼續大石壓死蟹、蔑視民意、踐踏兩制。說到尾，是鼓勵北京看扁香港人！否決8‧31方案，意味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仍未落實，未來政府必須重啟五部曲處理這個懸案。普選未落實，政府亦缺乏認受性去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拒絕袋住先，反而為真普選留下生機，而且更有力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當然，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雨傘世代已經覺醒，10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簡單點說，我相信歷史會向多元、平等的方向邁進。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這些希望。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黎廣德 - 陸客成毒癮 梁振英推港入窮巷
2015年3月4日
【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上周終於開腔回應他3年前承諾解決而未解決，於今愈演愈烈的陸客矛盾，正式承認「由於旅客人數增加對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壓力，所以特區政府是關注這件事……我們會繼續與中央商討有沒有收緊現行政策的空間，使得內地旅客來香港的自然增長趨勢能夠受到控制。」可惜單從這一段聲明，便可看清特區政府既不掌握問題核心，更無意徹底解決矛盾。
首先，梁氏把問題簡化為「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壓力」，顯示他不理解每年近5000萬人次陸客來港對香港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和就業模式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負面因素會長期發酵，令香港走入窮巷。再者，他並未承諾減低陸客水平，只暗示增長放緩，又是另一招語言偽術使眾多傳媒表錯情。
3類陸客交錯 形成亢奮流動社區
要認清問題，先要區分3類不同性質的大陸旅客。
第一類是大陸過夜旅客每年1910萬人次，加上國際旅客860萬人次，他們平均留港時間3.4晚，即每天約26萬過夜旅客在港活動。他們造成的壓力主要在旅遊景點、市區旅客購物熱點和酒店賓館，小部分會佔用原為港人而建的設施，例如貝澳海灘露營區、社福團體渡假村甚至公眾游泳池，製造「擠壓效應」，令市民能夠享用的社區設施買少見少。
第二類是以帶貨圖利為目的的水貨客，他們的活動範圍已從新界北區蔓延至元朗、屯門各區。為他們服務的不僅是商場街舖，還有特別改裝的廠廈倉庫，例如遠至火炭工業區，不少搞文化創意的年輕租戶已被擠走。根據深圳當局2013年的估計推算，專職水貨的陸客與港人各有1萬人左右，是遍佈全國過千間「港貨店」的供貨來源。
第三類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來港購買港貨自用或替親朋代購，從日用品到名牌貨品，從市區商場到鐵路沿線擇肥而噬，與傳統旅遊沾不上邊。去年共有不過夜陸客2820萬人次，扣除了1萬水貨客，即每天平均有6.7萬掃貨客在港活動，從城市規劃而言相當於一個特別亢奮的流動社區。
界外成本巨大 市民得不償失
單看一組數字，便明白陸客消費的界外成本有多大：根據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須為每位市民提供2平方米的休憩空間，因此為了不擠壓本地區民的空間，政府應為7.7萬人「陸客流動社區」提供166萬平方呎公共空間。鑑於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於市區旺地或新市鎮中心區，要從這些已發展地區騰出土地，需要犧牲商住用地。按平均地積比率7倍及每平方呎地價8000元和重置建築成本4000元計算，社會共需投入1390億元。
換句話說，為了支援陸客消費，香港市民單在犧牲公共空間一項便相當於每人次陸客補貼4900元，還未計算須多建渡假村、公共泳池等社區設施，以及紓緩交通擠塞所需的額外基建成本。
根據經濟學者關焯照及周文林去年利用計量經濟預測模型推算，一刀切削減兩成訪港陸客（即約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相等於每少一人次便減4200元，而且衝擊短暫，只會顯著影響首年經濟增長，經市場調節後，負面效應將逐年減退，例如在新界商場或工廈，陸客減少後原來服務社區的商舖及年輕人創業的工廈租戶會回流，重新填補空間和製造新就業機會。
由此可見，若果全面考慮社會整體成本，每削減1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這對梁班子和信奉「有錢搵盡」的建制派，無疑是當頭棒喝。
水貨泡沫經濟 扼殺多元發展
眾所周知，水貨客大規模湧現本身便是極不正常的「國情」。內地人偏愛港貨，除了說明中國大陸存在結構性消費信心危機之外，本來無可厚非，但港貨需求大可從正常渠道經海關完稅入口。水貨氾濫成災，取決於3項條件：一、集團式經營：主事人能疏通內地部門，不排除有官二代富二代或黑社會背景；二、內地官員貪腐：大陸海關連學民思潮的學生也滴水不漏，沒有海關和稅務官員睜一眼閉一眼，水貨隊怎能越雷池半步；三、渾水摸魚：貪腐要做得不太着迹，需要大量正常過關旅客掩護，所以自由行愈多水貨客愈猖獗，知情者指出水貨客一般在橋頭集合，等待信號再一隊一隊過關，內情如何可思過半。
梁振英明知水貨客與自由行是兩位一體，卻屢次告誡港人要抓緊陸客消費的機遇，豈非脅迫市民連貪贓枉法的錢也賺到盡？對於尚知廉恥未肯拋棄尊嚴的香港人，實在情何以堪？
陸客消費造成毒癮，看不見的禍害比看得見的還厲害。水貨客催生了脆弱不堪的泡沫經濟（習總一句話要肅清海關貪腐水貨便可在明天消失），誤導資本性投資流向某些商場廠廈；掃貨客推高租金，製造低薪低技術的旅遊零售行業職位，卻擠壓掉社區經濟和年輕人創業機會，與政府聲稱要發展多元經濟、創意產業和知識型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毒癮的得益者主要是地產商、水貨集團和內地貪官，他們最反對收緊陸客簽證，更對什麼邊境購物城毫不積極，因為這會打亂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這亦是「自由行之父」梁振英3年來只說不做的主因。
港人如何自保？城市規劃有何良方？下回探討。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上周終於開腔回應他3年前承諾解決而未解決，於今愈演愈烈的陸客矛盾，正式承認「由於旅客人數增加對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壓力，所以特區政府是關注這件事……我們會繼續與中央商討有沒有收緊現行政策的空間，使得內地旅客來香港的自然增長趨勢能夠受到控制。」可惜單從這一段聲明，便可看清特區政府既不掌握問題核心，更無意徹底解決矛盾。
首先，梁氏把問題簡化為「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壓力」，顯示他不理解每年近5000萬人次陸客來港對香港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和就業模式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負面因素會長期發酵，令香港走入窮巷。再者，他並未承諾減低陸客水平，只暗示增長放緩，又是另一招語言偽術使眾多傳媒表錯情。
3類陸客交錯 形成亢奮流動社區
要認清問題，先要區分3類不同性質的大陸旅客。
第一類是大陸過夜旅客每年1910萬人次，加上國際旅客860萬人次，他們平均留港時間3.4晚，即每天約26萬過夜旅客在港活動。他們造成的壓力主要在旅遊景點、市區旅客購物熱點和酒店賓館，小部分會佔用原為港人而建的設施，例如貝澳海灘露營區、社福團體渡假村甚至公眾游泳池，製造「擠壓效應」，令市民能夠享用的社區設施買少見少。
第二類是以帶貨圖利為目的的水貨客，他們的活動範圍已從新界北區蔓延至元朗、屯門各區。為他們服務的不僅是商場街舖，還有特別改裝的廠廈倉庫，例如遠至火炭工業區，不少搞文化創意的年輕租戶已被擠走。根據深圳當局2013年的估計推算，專職水貨的陸客與港人各有1萬人左右，是遍佈全國過千間「港貨店」的供貨來源。
第三類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來港購買港貨自用或替親朋代購，從日用品到名牌貨品，從市區商場到鐵路沿線擇肥而噬，與傳統旅遊沾不上邊。去年共有不過夜陸客2820萬人次，扣除了1萬水貨客，即每天平均有6.7萬掃貨客在港活動，從城市規劃而言相當於一個特別亢奮的流動社區。
界外成本巨大 市民得不償失
單看一組數字，便明白陸客消費的界外成本有多大：根據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須為每位市民提供2平方米的休憩空間，因此為了不擠壓本地區民的空間，政府應為7.7萬人「陸客流動社區」提供166萬平方呎公共空間。鑑於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於市區旺地或新市鎮中心區，要從這些已發展地區騰出土地，需要犧牲商住用地。按平均地積比率7倍及每平方呎地價8000元和重置建築成本4000元計算，社會共需投入1390億元。
換句話說，為了支援陸客消費，香港市民單在犧牲公共空間一項便相當於每人次陸客補貼4900元，還未計算須多建渡假村、公共泳池等社區設施，以及紓緩交通擠塞所需的額外基建成本。
根據經濟學者關焯照及周文林去年利用計量經濟預測模型推算，一刀切削減兩成訪港陸客（即約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相等於每少一人次便減4200元，而且衝擊短暫，只會顯著影響首年經濟增長，經市場調節後，負面效應將逐年減退，例如在新界商場或工廈，陸客減少後原來服務社區的商舖及年輕人創業的工廈租戶會回流，重新填補空間和製造新就業機會。
由此可見，若果全面考慮社會整體成本，每削減1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這對梁班子和信奉「有錢搵盡」的建制派，無疑是當頭棒喝。
水貨泡沫經濟 扼殺多元發展
眾所周知，水貨客大規模湧現本身便是極不正常的「國情」。內地人偏愛港貨，除了說明中國大陸存在結構性消費信心危機之外，本來無可厚非，但港貨需求大可從正常渠道經海關完稅入口。水貨氾濫成災，取決於3項條件：一、集團式經營：主事人能疏通內地部門，不排除有官二代富二代或黑社會背景；二、內地官員貪腐：大陸海關連學民思潮的學生也滴水不漏，沒有海關和稅務官員睜一眼閉一眼，水貨隊怎能越雷池半步；三、渾水摸魚：貪腐要做得不太着迹，需要大量正常過關旅客掩護，所以自由行愈多水貨客愈猖獗，知情者指出水貨客一般在橋頭集合，等待信號再一隊一隊過關，內情如何可思過半。
梁振英明知水貨客與自由行是兩位一體，卻屢次告誡港人要抓緊陸客消費的機遇，豈非脅迫市民連貪贓枉法的錢也賺到盡？對於尚知廉恥未肯拋棄尊嚴的香港人，實在情何以堪？
陸客消費造成毒癮，看不見的禍害比看得見的還厲害。水貨客催生了脆弱不堪的泡沫經濟（習總一句話要肅清海關貪腐水貨便可在明天消失），誤導資本性投資流向某些商場廠廈；掃貨客推高租金，製造低薪低技術的旅遊零售行業職位，卻擠壓掉社區經濟和年輕人創業機會，與政府聲稱要發展多元經濟、創意產業和知識型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毒癮的得益者主要是地產商、水貨集團和內地貪官，他們最反對收緊陸客簽證，更對什麼邊境購物城毫不積極，因為這會打亂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這亦是「自由行之父」梁振英3年來只說不做的主因。
港人如何自保？城市規劃有何良方？下回探討。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2015年3月4日 星期三
王岸然 - 民變日漸迫近
作者網誌
2015年3月3日
筆者前星期評論沙田新城市廣場示威之時（《佔領商場 快將出現》，刊2月17日）已清楚指出，取消「一簽多行」、為自由行訪客總人數設定上限，是事在必行的，也是順應民意的事。
專政者從來不喜歡順應民意，官僚利益、長官意志不容挑戰是慣性思維。唯一可以令專權者驚醒害怕退讓的，就是民變，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周日元朗的反水貨客示威，就是大規模民變的跡象，甚至可以說成民變已經開始了。
形似衝擊 質似民變
一場本來預計只是一個小時的遊行，竟變成八個小時的騷亂。示威者面對千計警員，以及從來以惡聞名的元朗鄉民及當地黑幫，並無所懼。
鬥爭過程八個小時，共三十八人被捕。事件當然是嚴重的，但若問警方是否已經有力阻嚇這類活動，「果斷執法」的做法是否令同類事件不再發生？答案是否定的。人人都在期待下星期日會有什麼更大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筆者形容這是「民變」而不是示威者的衝擊事件？因為兩者有基本上的不同。傳統上的社運衝擊，其實只是示威者、警方和傳媒各取所需的表演，事前警方的公關與示威的組織者充分溝通合作，確保表演會在沒有大事或意外的情況下完成；超出劇本的演出，這麼多年來是一次也沒有，組織者一直主動而努力地確保示威者不會衝擊警方的防線安排。
今次申請示威的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也沒有超出劇本，前者草草了事，於五鐘點收工，後者更以示威隊伍受人襲擊、警方無法保護為由下，提前結束遊行；近六個小時內，元朗街頭近乎處處都是三個人以上的非法集結活動，警方除了不停找機會胡亂拉人之外，根本控制不了環境，商戶無法如常營業。這當然遠超一般香港人理解的示威遊行，而是近似民變。
筆者在本欄已經多次介紹，公民「直接行動」及「獨狼行動」並非少數人浪漫化社運的結果，而是社會失衡之後自然出現的現象。外國有無數論文討論這一現象，就連反恐專家最多的美國，也無法應付躲於一般民眾、來去無蹤的社運獨狼，香港警方更是全無應對方法，這在幾次反水貨事件中明顯見到。
傳統做法 失去阻嚇
警方的「傳統」做法，只是針對社運活躍者及曾經示威的活躍人物，以濫用警權的拘捕手段造成心理壓力，以為蛇無頭自然不行，結果證明，這同樣是不到位的做法。
香港是法治之區，中共及香港皆為人權公約的簽署國；香港的資訊公開，這已令警方的濫權阻嚇能力有限，就以現場的濫捕行為而論，大多數沒有依足正常拘捕的程序，證據薄弱，疑點多多，拘捕之後，絕大多數還是只能無條件放人，在有經驗的示威者之中，已經不構成阻嚇作用。
與泛民推崇的「非暴力抗爭」理念一樣，「直接行動」也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行動方法，大家上網便可直接下載很多行動的小冊子和理論文章—從如何裝備、組織同路人，到應付警方行動、介紹警方拘捕手法、示威者的應對措施皆有介紹。
以筆者的觀察，香港的街頭「獨狼群」（lone wolf pack）已經學懂一定技巧，反而是不思進取的社運「左膠」與落伍評論員跟不上形勢，只能在旁冷言冷語，連分析事態發展的能力也欠缺。
除了人數夠多、表現勇武之外，周日元朗的騷亂有一些地方比半年來的抗爭更進一步，這包括對挑機的「愛」字頭和疑似黑幫直接反擊，有警員遭示威者圍打、有示威者被捕之時有同志迅速搶人，這是行動已經升級的表現，也就是民變正在開始的體現。
唾棄泛民 指日可待
更大的問題是，反水貨的直接行動者與泛民主流及其友好的人民力量、社民連及一眾社運團體沒有聯繫，這些組織一直冷待已持續兩年多的反水貨和反自由行運動。這些傳統上的「正義」代理人，更為這類行動冠以「反蝗」、「歧視」、「不文明」等負面標籤，劃清界線，拒絕支援。
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幾次行動反而以一波比一波大的聲勢爆發，這是真正人民直接行動、拒絕代理人的最佳示例，必然影響深遠。
泛民主流最失敗的地方，是以為這類帶有民粹色彩的反自由行運動，是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崇高理想屬於不同範疇，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事情；加上年來激進組織衝擊留下的怨憤，於是對行動袖手旁觀，放棄爭取領導權，也放棄話語權，這反而令事件能發不能收，一路升級到發展成為大規模的騷亂，成為民變。
要不讓事件朝民變的方向發展，中央除了退讓之外，並無其他辦法。泛民由於劃清界線，所以毋須負責，但同時也負上遭一般市民唾棄的沉重代價。
其實，任何事件皆不能獨立地看。民眾的憤怒，不是全部來自水貨客和自由行，也一定不自覺地包括民主發展的不滿、對民生困苦的不滿，對前途的不滿，更是年輕人要起而革命、改變社會的最大動力。
希望方方面面也能討好的人，往往變成方方面面皆不討好，泛民政客快被換血，也是一種民變的體現。
筆者前星期評論沙田新城市廣場示威之時（《佔領商場 快將出現》，刊2月17日）已清楚指出，取消「一簽多行」、為自由行訪客總人數設定上限，是事在必行的，也是順應民意的事。
專政者從來不喜歡順應民意，官僚利益、長官意志不容挑戰是慣性思維。唯一可以令專權者驚醒害怕退讓的，就是民變，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周日元朗的反水貨客示威，就是大規模民變的跡象，甚至可以說成民變已經開始了。
形似衝擊 質似民變
一場本來預計只是一個小時的遊行，竟變成八個小時的騷亂。示威者面對千計警員，以及從來以惡聞名的元朗鄉民及當地黑幫，並無所懼。
鬥爭過程八個小時，共三十八人被捕。事件當然是嚴重的，但若問警方是否已經有力阻嚇這類活動，「果斷執法」的做法是否令同類事件不再發生？答案是否定的。人人都在期待下星期日會有什麼更大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筆者形容這是「民變」而不是示威者的衝擊事件？因為兩者有基本上的不同。傳統上的社運衝擊，其實只是示威者、警方和傳媒各取所需的表演，事前警方的公關與示威的組織者充分溝通合作，確保表演會在沒有大事或意外的情況下完成；超出劇本的演出，這麼多年來是一次也沒有，組織者一直主動而努力地確保示威者不會衝擊警方的防線安排。
今次申請示威的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也沒有超出劇本，前者草草了事，於五鐘點收工，後者更以示威隊伍受人襲擊、警方無法保護為由下，提前結束遊行；近六個小時內，元朗街頭近乎處處都是三個人以上的非法集結活動，警方除了不停找機會胡亂拉人之外，根本控制不了環境，商戶無法如常營業。這當然遠超一般香港人理解的示威遊行，而是近似民變。
筆者在本欄已經多次介紹，公民「直接行動」及「獨狼行動」並非少數人浪漫化社運的結果，而是社會失衡之後自然出現的現象。外國有無數論文討論這一現象，就連反恐專家最多的美國，也無法應付躲於一般民眾、來去無蹤的社運獨狼，香港警方更是全無應對方法，這在幾次反水貨事件中明顯見到。
傳統做法 失去阻嚇
警方的「傳統」做法，只是針對社運活躍者及曾經示威的活躍人物，以濫用警權的拘捕手段造成心理壓力，以為蛇無頭自然不行，結果證明，這同樣是不到位的做法。
香港是法治之區，中共及香港皆為人權公約的簽署國；香港的資訊公開，這已令警方的濫權阻嚇能力有限，就以現場的濫捕行為而論，大多數沒有依足正常拘捕的程序，證據薄弱，疑點多多，拘捕之後，絕大多數還是只能無條件放人，在有經驗的示威者之中，已經不構成阻嚇作用。
與泛民推崇的「非暴力抗爭」理念一樣，「直接行動」也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行動方法，大家上網便可直接下載很多行動的小冊子和理論文章—從如何裝備、組織同路人，到應付警方行動、介紹警方拘捕手法、示威者的應對措施皆有介紹。
以筆者的觀察，香港的街頭「獨狼群」（lone wolf pack）已經學懂一定技巧，反而是不思進取的社運「左膠」與落伍評論員跟不上形勢，只能在旁冷言冷語，連分析事態發展的能力也欠缺。
除了人數夠多、表現勇武之外，周日元朗的騷亂有一些地方比半年來的抗爭更進一步，這包括對挑機的「愛」字頭和疑似黑幫直接反擊，有警員遭示威者圍打、有示威者被捕之時有同志迅速搶人，這是行動已經升級的表現，也就是民變正在開始的體現。
唾棄泛民 指日可待
更大的問題是，反水貨的直接行動者與泛民主流及其友好的人民力量、社民連及一眾社運團體沒有聯繫，這些組織一直冷待已持續兩年多的反水貨和反自由行運動。這些傳統上的「正義」代理人，更為這類行動冠以「反蝗」、「歧視」、「不文明」等負面標籤，劃清界線，拒絕支援。
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幾次行動反而以一波比一波大的聲勢爆發，這是真正人民直接行動、拒絕代理人的最佳示例，必然影響深遠。
泛民主流最失敗的地方，是以為這類帶有民粹色彩的反自由行運動，是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崇高理想屬於不同範疇，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事情；加上年來激進組織衝擊留下的怨憤，於是對行動袖手旁觀，放棄爭取領導權，也放棄話語權，這反而令事件能發不能收，一路升級到發展成為大規模的騷亂，成為民變。
要不讓事件朝民變的方向發展，中央除了退讓之外，並無其他辦法。泛民由於劃清界線，所以毋須負責，但同時也負上遭一般市民唾棄的沉重代價。
其實，任何事件皆不能獨立地看。民眾的憤怒，不是全部來自水貨客和自由行，也一定不自覺地包括民主發展的不滿、對民生困苦的不滿，對前途的不滿，更是年輕人要起而革命、改變社會的最大動力。
希望方方面面也能討好的人，往往變成方方面面皆不討好，泛民政客快被換血，也是一種民變的體現。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陳家洛 - 靠獨裁政府守護香港自由？
2015年3月2日
【明報專訊】「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
香港，再不可能自誇是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回歸17年以來，北京堅決不讓我們自由選擇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民主遙遙無期，自由卻飽受猛烈的衝擊，愈來愈受中國大陸的「國情」和香港官場的大陸化歪風所摧殘。執筆之際，「無國界記者」剛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在1年之間急跌9位，在180個地區排名70，繼而傳出香港大學的自主遭身兼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干預，而有人大政協則主張引入所謂《國安法》，變相容許大陸人員跨境執法，徹底破壞「一國兩制」。本文旨在為香港的自由告急，筆者不想見到香港人因連串疲勞轟炸而變得麻木，間接當了葬送香港自由的幫兇。
學術自由乃文明基石
言論和思想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有道德方面和人類社會進步方面的雙重意義。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堅持「不自由，毋寧死」，面對當權者指控威嚇，他不肯收聲，寧選擇從容就義，也不苟且偷生。蘇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直截了當地提醒世人，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的尊嚴和自主自決需要透過自由來實現的，這亦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的精神所在。同樣重要的是，學術自由是人類社會追求進步，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中世紀天主教會曾封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學說，對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進行攻擊迫害，的確是世界歷史中黑暗的日子。這些例子同時也說明對學者和學術自由給予保護和免受干預的意義。從一開始，學術活動已經很「在地」、「入世」，雖然表面上是一小撮好辯的人的癖好，但關係到影響深遠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建構——解體的循環和演變（註1）。如果學者的某些見解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自由的思辯可以去蕪存菁，而更常見的情况是學術思考的結果都有部分成立，所以打擊學術活動本身變相剝奪了整個社會的選擇權和自我完善的機會。
大學是「佛門清淨地」？學者必須低調得像苦行僧侶一樣生活？1988年9月，《學術自由和高等學府自主宣言》（又稱《利馬宣言》）開宗明義指出，大學和學界有責任追求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的基本人權。《宣言》確認學術自由必須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免於來自政府或任何方面的干擾和打壓的恐懼，並期望所有高等學府和學者都應該批判所在地方的政治迫害和違反人權的情况（註2）。其實《宣言》所述一直是學術界的常識，只是外界，特別是政府和擦權貴鞋的人，經常以不同理由認為學者「不安本分」或「不識時務」，所以《宣言》立此存照，提醒世界各地的當權者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真諦。英國政府新近提出《反恐國安法》，訂明大學等公共機構「有責任亦有需要」防止人們「被捲進恐怖主義之中」，例如根據當局的倡議，大學須就演講活動和講者安排，於14天前事先通知當局，以便研判活動意圖，並主張給予內政大臣「終極權力」，如果校方持續未有執行當局的指示，政府可採取法律行動，逼大學在校園禁絕「極端主義講者」，甚至控告校方藐視法庭。有關法案令英國學界一片嘩然，英國24間大學組成的Russell Group便發表聯署信，重申大學應當是一處容許「提出並辯論合法觀點而毋須懼怕遭到報復的地方」，強調「大學已在採用預防激進化的最有效方法，那就是確保學者和學生能在符合法律之下，對一些公認的觀念想法，自由地提出質疑和審視檢驗」，「要真正有效反恐和對抗激進化，大學必須繼續保持獨立於政府」（註3）。
從文明到野蠻的軌道
從學術自由引伸到政治制度層面，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認為，除非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辯論，沒有民主政府可以取得認受性（註4）。換言之，思想和言論禁區的存在不單止犧牲了自由，牴觸了民主本質，更是劣質的管治的特徵。野蠻專制的社會從來不會保障言論和思想自由，因為「一言堂」從來自噓「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言論和思想的禁區還要因應當權者的好惡變幻莫測，在寧枉勿縱的氣氛中，揣摩領導人的「紅線」成為了潛規則，自我審查，步步為營，那些不識時務、清心直說的人就隨時要承受刑罰。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組織焚書運動，針對所有不是或不夠「日耳曼」的著作，愛國變成極端瘋狂，結果對世界和平和日耳曼民族本身是災難性的。最近，中國官媒「求是網」 登了一篇著名文章，批評有大學教師利用大學講台「抹黑中國」。隨後，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一個座談會上作出一個指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講堂」，還有「三個決不」：「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也撰文要求當局對批評袁貴仁講話的人予以嚴懲。一黨專政下，無論最高的領導人姓甚名誰，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從來沒有保障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制裁或威脅，完全違背關於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冷戰時期有一則諷刺蘇聯保障自由的獨特方法的笑話：「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和保障發表言論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不過呢，在社會主義國家發表言論之後的自由（freedom after speech）就無人可以擔保了。」蘇共和中共官方的理解是，自由只可以用來擁護一黨專政，特立獨行的便是異端邪說了，大家看着辦！
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了，除了因為「一國兩制」只剩下32年，近年還多了一班「新貴」，依附在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各級的架構，對中共政權忠心耿耿，爭先恐後擁護一黨專政，還像袁貴仁和朱繼東般教訓和帶有恐嚇口脗地警惕香港人。諷刺地，古今中外，獨裁的當權者就是最明白「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因此也愈是緊張操控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明乎此，要守護香港永遠做一個自由之城，香港人只要活學活用《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個唯一不識抬舉、敢講真話的小孩子的模範，更可貴的是，他一直是一個無名英雄。
◆附註：
註1：金觀濤、劉青峰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2008年。Nicholas Wapshott,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2011.
註2：http://osut.ro/wp-content/uploads/2013/09/Declaratia-de-la-Lima-din-10-septembrie-1988.pdf
註3：http://goo.gl/tPhGKX
註4：Ronald Dworkin, "The Right to Ridicu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March 200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
香港，再不可能自誇是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回歸17年以來，北京堅決不讓我們自由選擇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民主遙遙無期，自由卻飽受猛烈的衝擊，愈來愈受中國大陸的「國情」和香港官場的大陸化歪風所摧殘。執筆之際，「無國界記者」剛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在1年之間急跌9位，在180個地區排名70，繼而傳出香港大學的自主遭身兼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干預，而有人大政協則主張引入所謂《國安法》，變相容許大陸人員跨境執法，徹底破壞「一國兩制」。本文旨在為香港的自由告急，筆者不想見到香港人因連串疲勞轟炸而變得麻木，間接當了葬送香港自由的幫兇。
學術自由乃文明基石
言論和思想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有道德方面和人類社會進步方面的雙重意義。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堅持「不自由，毋寧死」，面對當權者指控威嚇，他不肯收聲，寧選擇從容就義，也不苟且偷生。蘇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直截了當地提醒世人，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的尊嚴和自主自決需要透過自由來實現的，這亦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的精神所在。同樣重要的是，學術自由是人類社會追求進步，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中世紀天主教會曾封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學說，對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進行攻擊迫害，的確是世界歷史中黑暗的日子。這些例子同時也說明對學者和學術自由給予保護和免受干預的意義。從一開始，學術活動已經很「在地」、「入世」，雖然表面上是一小撮好辯的人的癖好，但關係到影響深遠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建構——解體的循環和演變（註1）。如果學者的某些見解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自由的思辯可以去蕪存菁，而更常見的情况是學術思考的結果都有部分成立，所以打擊學術活動本身變相剝奪了整個社會的選擇權和自我完善的機會。
大學是「佛門清淨地」？學者必須低調得像苦行僧侶一樣生活？1988年9月，《學術自由和高等學府自主宣言》（又稱《利馬宣言》）開宗明義指出，大學和學界有責任追求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的基本人權。《宣言》確認學術自由必須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免於來自政府或任何方面的干擾和打壓的恐懼，並期望所有高等學府和學者都應該批判所在地方的政治迫害和違反人權的情况（註2）。其實《宣言》所述一直是學術界的常識，只是外界，特別是政府和擦權貴鞋的人，經常以不同理由認為學者「不安本分」或「不識時務」，所以《宣言》立此存照，提醒世界各地的當權者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真諦。英國政府新近提出《反恐國安法》，訂明大學等公共機構「有責任亦有需要」防止人們「被捲進恐怖主義之中」，例如根據當局的倡議，大學須就演講活動和講者安排，於14天前事先通知當局，以便研判活動意圖，並主張給予內政大臣「終極權力」，如果校方持續未有執行當局的指示，政府可採取法律行動，逼大學在校園禁絕「極端主義講者」，甚至控告校方藐視法庭。有關法案令英國學界一片嘩然，英國24間大學組成的Russell Group便發表聯署信，重申大學應當是一處容許「提出並辯論合法觀點而毋須懼怕遭到報復的地方」，強調「大學已在採用預防激進化的最有效方法，那就是確保學者和學生能在符合法律之下，對一些公認的觀念想法，自由地提出質疑和審視檢驗」，「要真正有效反恐和對抗激進化，大學必須繼續保持獨立於政府」（註3）。
從文明到野蠻的軌道
從學術自由引伸到政治制度層面，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認為，除非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辯論，沒有民主政府可以取得認受性（註4）。換言之，思想和言論禁區的存在不單止犧牲了自由，牴觸了民主本質，更是劣質的管治的特徵。野蠻專制的社會從來不會保障言論和思想自由，因為「一言堂」從來自噓「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言論和思想的禁區還要因應當權者的好惡變幻莫測，在寧枉勿縱的氣氛中，揣摩領導人的「紅線」成為了潛規則，自我審查，步步為營，那些不識時務、清心直說的人就隨時要承受刑罰。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組織焚書運動，針對所有不是或不夠「日耳曼」的著作，愛國變成極端瘋狂，結果對世界和平和日耳曼民族本身是災難性的。最近，中國官媒「求是網」 登了一篇著名文章，批評有大學教師利用大學講台「抹黑中國」。隨後，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一個座談會上作出一個指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講堂」，還有「三個決不」：「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也撰文要求當局對批評袁貴仁講話的人予以嚴懲。一黨專政下，無論最高的領導人姓甚名誰，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從來沒有保障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制裁或威脅，完全違背關於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冷戰時期有一則諷刺蘇聯保障自由的獨特方法的笑話：「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和保障發表言論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不過呢，在社會主義國家發表言論之後的自由（freedom after speech）就無人可以擔保了。」蘇共和中共官方的理解是，自由只可以用來擁護一黨專政，特立獨行的便是異端邪說了，大家看着辦！
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了，除了因為「一國兩制」只剩下32年，近年還多了一班「新貴」，依附在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各級的架構，對中共政權忠心耿耿，爭先恐後擁護一黨專政，還像袁貴仁和朱繼東般教訓和帶有恐嚇口脗地警惕香港人。諷刺地，古今中外，獨裁的當權者就是最明白「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因此也愈是緊張操控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明乎此，要守護香港永遠做一個自由之城，香港人只要活學活用《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個唯一不識抬舉、敢講真話的小孩子的模範，更可貴的是，他一直是一個無名英雄。
◆附註：
註1：金觀濤、劉青峰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2008年。Nicholas Wapshott,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2011.
註2：http://osut.ro/wp-content/uploads/2013/09/Declaratia-de-la-Lima-din-10-septembrie-1988.pdf
註3：http://goo.gl/tPhGKX
註4：Ronald Dworkin, "The Right to Ridicu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March 200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丘亦生 - 百五年仆直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日
「最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曾幾何時，相比起華資企業，大笨象滙控（005）是管理的典範，是效法的楷模，為多少股東創造了龐大的價值及財富。正因如此，當知道滙控最近再因協助客戶逃稅醜聞而要連連道歉，而面對四面楚歌的行政總裁歐智華，還要拋出一句「我如何能夠知道集團的25.7萬名員工，人人在做着甚麼」，我不禁有點失望。
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月初揭發，滙控旗下瑞士私人銀行於二○○五至○七年間，協助來自二百零三個國家及地區的客戶逃稅，當中有數千人居於英國，共隱瞞了一百四十二億英鎊的資產。雖然滙控已在數份英國報章登全版道歉聲明，表示知恥，又上英國議會做出氣袋，但餘波未了，甚至可能導致主席范智廉下台。
去槓桿下 銀行風光變洩氣
本來，金融海嘯後，銀行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有哪一家不是千瘡百孔，在去槓桿的大趨勢下，昔日意氣風發的賺錢能力便像洩了氣的氣球，而一單一單誤導銷售、操控市場的指控，更加無日無之，平均每幾個月，又會聽到少則數十億、多則上百億元的官司和解。正如滙控，在今次醜聞之後，還有操縱滙率的指控及貴金屬交易的調查，要跟監管當局過招。
就當這些就是股神畢菲特所講，潮退方知誰裸泳，對銀行業的新常態來說，其實有着泳褲者幾稀矣，滙控亦非特別衰，所以我認為，管理層根本不需以集團規模太大，員工人數太多來開脫，廿多萬員工的環球企業，當然不多，但也不是鳳毛麟角，李超人上周出業績時，便已提到長和系有二十八萬員工，比滙控還要多，難度又活該出現蝦碌及醜聞？
巨企精於谷數 未能避違規
對於跨國大企業來說，領導層要認得每一位員工當然不可能，何況要知道他們手腳是否乾淨，會否出術做業績，或為爭生意而違規，這正是為何公司要訂立嚴明的規章制度，以及企業文化的重要。諷刺的是，企業往往精於激勵員工努力交數，做好業績，卻往往不能避免他們違規犯例，實在耐人尋味。
如果強如滙控，都有這種鞭長莫及的慨嘆，動輒數十萬名員工的大陸國企，就更加問題叢生，而且積陋之多可能以倍數計，這又令我更不明白，中央現時希望把幾家同業國企合併的動機，如果管五十萬人是難，要駕馭八十萬人勢將更難。強行把它們合併，又會滋生多少流弊。
在歐智華的辯解中，還有如下一句：「在我看來，大家對於大企業的（道德）要求，較諸軍隊、教會或公營服務還要高。」我卻認為剛剛相反，外界對於大銀行的違規，是寬容得不得了，差不多都可以用錢來解決，沒有人因此要面對法律的制裁。這古怪邏輯，只會把一個道德問題，化約成一個成本效益的權衡問題。
今年適值滙控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儘管年頭已發生這許多事，確實有點攞景，把喜慶情緒冷卻了不少，但若能借此轉折位好好反思，對未來一百五十年的滙控，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
「最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曾幾何時，相比起華資企業，大笨象滙控（005）是管理的典範，是效法的楷模，為多少股東創造了龐大的價值及財富。正因如此，當知道滙控最近再因協助客戶逃稅醜聞而要連連道歉，而面對四面楚歌的行政總裁歐智華，還要拋出一句「我如何能夠知道集團的25.7萬名員工，人人在做着甚麼」，我不禁有點失望。
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月初揭發，滙控旗下瑞士私人銀行於二○○五至○七年間，協助來自二百零三個國家及地區的客戶逃稅，當中有數千人居於英國，共隱瞞了一百四十二億英鎊的資產。雖然滙控已在數份英國報章登全版道歉聲明，表示知恥，又上英國議會做出氣袋，但餘波未了，甚至可能導致主席范智廉下台。
去槓桿下 銀行風光變洩氣
本來，金融海嘯後，銀行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有哪一家不是千瘡百孔，在去槓桿的大趨勢下，昔日意氣風發的賺錢能力便像洩了氣的氣球，而一單一單誤導銷售、操控市場的指控，更加無日無之，平均每幾個月，又會聽到少則數十億、多則上百億元的官司和解。正如滙控，在今次醜聞之後，還有操縱滙率的指控及貴金屬交易的調查，要跟監管當局過招。
就當這些就是股神畢菲特所講，潮退方知誰裸泳，對銀行業的新常態來說，其實有着泳褲者幾稀矣，滙控亦非特別衰，所以我認為，管理層根本不需以集團規模太大，員工人數太多來開脫，廿多萬員工的環球企業，當然不多，但也不是鳳毛麟角，李超人上周出業績時，便已提到長和系有二十八萬員工，比滙控還要多，難度又活該出現蝦碌及醜聞？
巨企精於谷數 未能避違規
對於跨國大企業來說，領導層要認得每一位員工當然不可能，何況要知道他們手腳是否乾淨，會否出術做業績，或為爭生意而違規，這正是為何公司要訂立嚴明的規章制度，以及企業文化的重要。諷刺的是，企業往往精於激勵員工努力交數，做好業績，卻往往不能避免他們違規犯例，實在耐人尋味。
如果強如滙控，都有這種鞭長莫及的慨嘆，動輒數十萬名員工的大陸國企，就更加問題叢生，而且積陋之多可能以倍數計，這又令我更不明白，中央現時希望把幾家同業國企合併的動機，如果管五十萬人是難，要駕馭八十萬人勢將更難。強行把它們合併，又會滋生多少流弊。
在歐智華的辯解中，還有如下一句：「在我看來，大家對於大企業的（道德）要求，較諸軍隊、教會或公營服務還要高。」我卻認為剛剛相反，外界對於大銀行的違規，是寬容得不得了，差不多都可以用錢來解決，沒有人因此要面對法律的制裁。這古怪邏輯，只會把一個道德問題，化約成一個成本效益的權衡問題。
今年適值滙控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儘管年頭已發生這許多事，確實有點攞景，把喜慶情緒冷卻了不少，但若能借此轉折位好好反思，對未來一百五十年的滙控，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姚松炎 - 住屋：贏在起跑線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日1日
【明報專訊】過去三日，先有財政預算案，繼有發展局賣地表，復有金管局公布收緊按揭成數，針對私人房屋市場的需求和待遇，實行層層收緊，步步進逼。相反，對資助房屋的需求和優惠，卻提供面面放寬，處處厚待。似乎香港政府有計劃進一步加強這套「贏在起跑線」的房屋競爭遊戲，令公營房屋的競爭更加白熱化，私人住屋更加無法負擔。
首先，在財爺的預算案中，坊間原本盛傳有關對細單位加辣的措施，一一欠奉。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樓價與租金不能負擔的方案，僅向已貴為業主的家庭提供兩季免差餉的優惠，對未置業或者正在租住私人樓宇的家庭而言，卻被「飛沙走甜」零優惠。相反，資助房屋的待遇則相當優厚，包括提供一個月免租，更首次提出特別專為資助出售房屋業主的「補價貸款擔保計劃」，可以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房屋，鼓勵以資助房屋作為賺錢工具。（現時報道說未到出售，本息均不用還，但我相信最終並不可能。）
收緊私樓市場 放寬公屋限制
同日，房委會亦建議提高申請資助出租房屋的入息與資產限額（分別提高5.8%及7%），讓更多家庭可以加入爭奪房屋資助，令競爭加劇。以現時已經長達二十七萬家庭的輪候冊而言，資助房屋（包括出租和出售）的總供應量每年最高只有二萬九千間，本已是僧多粥少，現在放寬申請限制，勢必增加輪候人數，拖長輪候時間，或者減低中籤機會。
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對財爺預算無望，唯有寄望發展局的賣地公布，希望增加供應，遏抑樓價和租金上升。豈料公布的賣地計劃，其估計可供應的總樓宇數量，全年只有一萬六千間，與去年的估計一萬五千五百間差不多，但最終只能賣出土地興建6,300間房屋 [0]，達成率低於一半。更不堪的是，在29幅賣地當中，竟然有超過一半，總數達15幅是尚未通過城規改劃申請，即係煲無米粥，「吹吓水」而已，達成率可能比去年更低。如此賣地表等同向市場宣布，土地供應根本無法增加，若果外圍因素不變，樓價與租金繼續上升可期。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又一次大受打擊。
前兩日心情尚未平復，本已憂心忡忡，周五突然傳來噩耗，晴天霹靂！金管局突然大幅收緊按揭成數，由七成降至六成，連「按保」都從九成下調至八成。本來政府見死不救，唯有人自救，多年來辛辛苦苦、死慳死抵儲了首期，以為可以買樓，怎料一聲收緊按揭，即時生效，買樓夢碎，業主聞風更馬上加租，走投無路，只怪自己當年沒有申請公屋。
房屋資助覆水難收
所謂贏在起跑線，先上公屋者為王。現時的制度完全扭曲資助房屋作為扶助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政策原意。根據現時入住公屋的機制，是否合資格住在資助出租房屋（公屋）只考慮申請時的入息和資產，只要申請時不超過限額，一旦成功獲得編配公屋單位，基本上可以享用終身，甚至讓後人繼承。即使被發現家庭入息或資產已超出限額，一般只須繳交雙倍租金，仍然可以繼續居住。根據統計處的資料，現時有多達三十萬戶入住公屋的家庭，可能已經超出入息和資產限額。
只要公屋在手，既享低租優惠，亦可隨時以優先及優惠價購買資助出售房屋（居屋），若果成功買得居屋，資助更是永久享有，永不審查，即使成為世界首富，資助仍然永享，除非業主自行放棄資助，否則永不收回。現時的資助金額一般以樓價的三成至四成半折讓不等，換言之，資助金額實際上與樓價同步上升，即使樓價大跌，業主還有特惠條款，可以原價賣給房委會，保證回購協議永久生效。
事實上，今次財爺預算案中有關「補價貸款擔保計劃」，繼「白居二」計劃後，再一次明益居屋業主，可以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居屋，直至業主過世或者轉售後才需還本還息，市民的反應一般認為計劃加劇炒風，助長租金上升，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多重優待居屋業主。其實只要明白現時資助出售房屋制度中有關永久資助的荒謬，就明白政府唯一可以收回資助的方法就只有提供更多利益，誘使受資助者放棄資助。這就是政府經常提到的加快流轉，意指加快收回資助，讓資助可以流轉。但如何收回資助？上次白居二計劃透過增加買家，炒高居屋價平均15%[1]，讓居屋業主獲得額外利益，成功誘使部分業主出售居屋，放棄資助，但配額竟然用不到一半，反映利誘不足。今次加碼，補價貸款借屍還魂，把本來就存在的借錢補地價計劃進一步優化，首次在港提供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皆不還的按揭計劃，大大增加誘因放棄資助。
得人恩果者賞 自食其力者罰
我和兩位港大同事三年前已提出有關居屋資助難以收回的問題，不能永續，因此曾提議居者有「期」屋 [2]，即把永久資助改為有限年期，但政府反喜以利套利，以利誘收回資助，因而造成今天多層優惠集於居屋一身的怪現象。曾受資助而又已發迹者反而獲得愈多資助，得人恩果者賞；從未獲資助而又有骨氣者反遭打壓，自食其力者罰。正如上月本欄提到，房屋到底是權利還是福利？現時香港的資助房屋出現易入難出，甚至有入無出的情况，彷彿已經變成權利，但實情卻是一頭先福利、後權利四不象。關鍵就在起跑線，在香港若想獲得資助房屋的權利，在申請時必須先符合低收入和低資產的福利審查要求，但只要通過審查，獲編配資助房屋，房屋便成為權利，即使飛黃騰達，坐擁千萬豪宅，富可敵國，仍然可以繼續享有資助。除非政府給予更多利益，達至可以滿足放棄資助的價值，才有望收回資助，加快流轉。這就把人的一生命運決定在政府手中，十八歲決定終身。
富爸媽窮爸媽決定未來
若果沒有申請到公屋，在私人市場更加是贏在起跑線，看您有冇富爸媽，我們未來城市研究所最近的調查發現[3]，超過四成年輕被訪者認為能否置業，取決於有冇父母財政支援。
可笑是金管局竟然解釋今次收緊按揭是為了遏抑細價樓價格，然而2014年4月金管局研究部總裁[4]發表論文，根據1991年至2014年多次收緊按揭的結果，發現收緊按揭無助於遏抑樓價。即使不懂數量分析，只要回顧過去六年，金管局已經多次收緊按揭，但樓價仍然繼續升；雖然每次收緊都能產生短期的減少成交量和減慢樓價上升速度的效果，但很快樓價又重拾升軌。
誠然，收緊按揭成數必然可以減低銀行體系的風險，但結果可能把風險轉移到承受風險能力較差的系統，反而會增加整體房產市場的風險。譬如今次銀行收緊按揭，買家為求籌足七成或者加按保九成按揭，可能被迫轉而向其他放貸機構尋求資金，包括透過財務公司承按（財仔按）、私人借貸、父母物業加按轉按等等。事實上有報道指出去年經財仔按的市場份額已經急升一倍，今次再進一步收緊銀行按揭，可能會繼續推升財仔按，令市場風險提高。其他未能加按或者籌足資金的買家，置業夢碎，可能轉而租住，勢必加劇本已嚴重供應不足的租務市場租金升幅，火上加油。
財爺因而提出這一箭三鵰的創舉：補價貸款擔保計劃。一來有助增加租盤，期望紓緩租金上升壓力；二來可以收回資助，在此地價高不可攀之際，鎖定補價，把死資助變成活快錢，機不可失；三來還可益放貸機構大賺一筆，單單每年行政保費已經高達貸款額的1.25%，還未計高於一般市場按揭利率的P-2.5%和首期的保險金更是高達總樓價的2%，對放貸機構來說，財爺真是財神爺！
即使收費如此高昂，但估計市場的需求仍然存在。因為財爺送贈的其實是一項出租期權，價值不輕。譬如一間約四百萬元市值的居屋，若果補地價佔市值約三成，假設為一百萬元，若果參加這項補價計劃，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首年約需繳付四萬元，但隨後每年只須支付利息約一萬元，另加行政保費一萬二千元，合共每年二萬二千元。但若果市值租金可達每月一萬元，全年租金可收十二萬元，即使扣除維修費和利得稅等支出，年利潤仍然接近八萬元，不計時間成本，十二年便可返本，只要業主在補價後的壽命長於十二年，期權仍然有利（此例只作講解用途，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况，而且每個案的數據金額大不相同），因為業主可以一直不還本金，直至過世。若果本息皆不還，每年只付行政保費，看似划算，其實計算更加複雜，包括欠息是否利疊利，擬參加者應先詳細查詢，並諮詢專業意見，不宜冒進。簡而言之，若居屋業主已另有更佳住所居住，而自覺尚餘壽命不短，買此出租期權仍然相當吸引。
但這正是政府的高招，以此優厚出租期權作利誘，收回資助。日後即使樓價回落，別人的補價金額下降，但因為您已放棄資助，而補價早已鎖定在高位，悔不當初。當然，若果認為現時樓價仍有上升空間，早點補價，早買早着，亦未可知。
居屋借貸補價風險難測
除此之外，必須注意還息部分可以是浮息，當美國實施利率正常化，香港的利率回升，每月供款或最終還款將會上升，屆時租金亦可能下跌，一來一回可以嚴重影響整項出租期權價值的估算，由賺變蝕，風險難測。而最大的損失應該是永久放棄房屋資助，日後即使政府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任何福利和優惠，皆與您無緣，譬如白居二計劃的15%市值純利，只有未補價業主獨享。根據政府過去的朝令夕改、藥石亂投作風，只要手握資助王牌，將來土地愈來愈缺，政府可能只會加碼送禮，為求買回資助，一擲千金。君不見有著名學者建議政府向全港居屋業主豪送地價全額，若果今次一時貪念，買這出租期權，可能日後後悔莫及。况且，房委會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的回購保證，價值連城，如同一張安全網，實在無得輸。一旦補價，回購協議自動取消，成本不輕。
當社會批評年輕人不知進，只求一登公屋，不惜一到十八歲便馬上申請公屋，更不擇地點、凶宅，但求早着先鞭，轉買居屋，永享資助；卻沒有議論當年上公居大屋之輩，今日不少早已富甲一方，但仍然佔用公居大宅，未有放棄資助，或者早已大賺一筆，轉售圖利多時，甚或參加白居二，多賺15%。當然，各有前因莫羨人，但若果制度不公，只會扭曲行為，影響社會公平競爭，最終勤無立錐之地，反要交稅不停供養曾獲資助之富豪，情何以堪，理何以存？
[0] 根據發展局2015-16賣地計劃回顧表（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502/26/P201502260506_0506_142707.pdf）
[1] 姚松炎(2014) 房產學人——白居二又來了！2014年12月02日
[2] 鄒廣榮、黃紹基、姚松炎(2012)新聞發布會，2012年2月10日
[3] Castro, B., Yiu, C.Y., Shen, J., Liao, K.H., Maing,
M.（2015）The Housing Pathways of You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forthcoming.
[4] He，D. (2014) The effec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on housing market risk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No. 18
作者為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編輯 屈曉彤
陳韜文 - 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2015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註：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維基百科的說明：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願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會勇敢地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於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李怡 - 被指「港獨」只因為沒有外國勢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8日
繼「光復沙田」後，「光復行動」反水貨客明天延燒到元朗。元朗原居民、知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在專欄狠批水貨客破壞元朗民生，指昔日老店林立的元朗大馬路，近年已成「三步一藥房」的水客街。「元朗街頭是人體，水貨蝗蟲如嫖客，上馬摧殘，迅速插完打個冷震即閃……。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任嫖任插。」對於周日反水貨客行動，他說只要和平進行，個人非常贊成。
二月十六日北京《環球時報》報道沙田反水客示威時稱：「反水貨行動實際是……挑起兩地矛盾，又推動實質性『港獨』。」這是中共媒體繼批評「命運自主」是「港獨」之後，進一步將守護鄉土免被蹂躪的人類社會的本能本性反應，予以污名化地指為「港獨」。
甚麼是「港獨」？除了把爭取民主、命運自主、反水貨污名化之外，中共港共又指「港獨」是因為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梁振英說有很多資料顯示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介入佔領運動，但他具體指出的是兩筆捐款都使用「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真是莫測高深。
事實上，自香港開展爭取真普選以來，兩年多市民意願表達的一再升級——從提出佔中到大規模佔領運動，和中共港共的不斷打壓——從白皮書到人大八三一決定，儘管引起國際媒體和公眾關注，但可稱之為「勢力」的外國政府卻從不置一詞。奧巴馬到北京參加APEC，談到香港也只忙於撇清美國沒有介入，而沒有表示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英國國會要派團來香港視察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被中共拒絕入境並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英國沒有作適當反應。曾鈺成說他所接觸的外國駐港領事，都主張香港人應對政改方案「袋住先」。早前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提到希望特區政府與立法會議員達成共識，為年內通過政改鋪路。在在說明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支持香港的佔領運動，甚至為了維持與中共的戰略關係或經濟利益，包括在香港的利益，而不想開罪北京。
香港人爭取普選正是在沒有外國勢力支持的狀態下，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而且在搞「港獨」的。
當香港連反水貨都被指為「港獨」的時候，我們發現台灣的現狀卻沒有被中共或港共指為「台獨」。新公佈的預算案在摘要中有一幅地圖，用深紫色代表中國、淺紫色代表其他境外地區，但台灣竟然用了淺紫色！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蝦碌事件，政府已立即補鑊，即時改正網上版，將台灣變回深紫色。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有全面的民主普選，有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一切架構，但中共和港共沒有指為「台獨」。真正原因是甚麼？竟然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介入。
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國允許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到美國訪問，引來中共強烈抗議，指美國此舉助長台獨勢力。七月，中共向台海發射導彈和在沿海進行軍事演習，九六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共在三月再次射導彈並落在基隆和高雄外海。正是在台海局勢緊張之時，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指派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峽，又與九六年三月自波斯灣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戰鬥群會合。這股外國勢力的介入，立刻阻止了中共的軍事冒險行動，也從那時開始，中共不再提台獨勢力，而是講兩岸的和平合作了。
夠諷刺吧，香港的抗爭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的「港獨」，真正原因正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而台灣即使在曾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的黨綱上列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自二十年前中共武力威嚇遭到外國勢力阻攔後，就不再提「台獨」，反而拉攏台灣各方勢力包括民進黨。
中共的邏輯就是實力邏輯。甚麼外國勢力都是胡謅和栽誣，根本問題是有沒有實力。香港沒有外力支持所以中共認為可以任憑糟蹋。台灣除了有外國勢力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有真正的民主授權。體質健強才是真正的實力。
中共現在財大氣粗，對台灣對香港以及對西方國家都採取「以經促政」對策，即以經濟利益作政治拉攏的手段；台灣以獨立自強的體質爭取國際支持；香港過去兩年在建立自己的本土獨立人格方面已漸漸為外界了解，我們能做的是「以民促官」，從爭取外國的民間支持而促使官方支持。奧斯卡的「香港之夜」已露出苗頭，努力吧，即使沒有具體成效，也毋須動搖，毋須灰心。（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繼「光復沙田」後，「光復行動」反水貨客明天延燒到元朗。元朗原居民、知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在專欄狠批水貨客破壞元朗民生，指昔日老店林立的元朗大馬路，近年已成「三步一藥房」的水客街。「元朗街頭是人體，水貨蝗蟲如嫖客，上馬摧殘，迅速插完打個冷震即閃……。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任嫖任插。」對於周日反水貨客行動，他說只要和平進行，個人非常贊成。
二月十六日北京《環球時報》報道沙田反水客示威時稱：「反水貨行動實際是……挑起兩地矛盾，又推動實質性『港獨』。」這是中共媒體繼批評「命運自主」是「港獨」之後，進一步將守護鄉土免被蹂躪的人類社會的本能本性反應，予以污名化地指為「港獨」。
甚麼是「港獨」？除了把爭取民主、命運自主、反水貨污名化之外，中共港共又指「港獨」是因為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梁振英說有很多資料顯示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介入佔領運動，但他具體指出的是兩筆捐款都使用「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真是莫測高深。
事實上，自香港開展爭取真普選以來，兩年多市民意願表達的一再升級——從提出佔中到大規模佔領運動，和中共港共的不斷打壓——從白皮書到人大八三一決定，儘管引起國際媒體和公眾關注，但可稱之為「勢力」的外國政府卻從不置一詞。奧巴馬到北京參加APEC，談到香港也只忙於撇清美國沒有介入，而沒有表示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英國國會要派團來香港視察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被中共拒絕入境並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英國沒有作適當反應。曾鈺成說他所接觸的外國駐港領事，都主張香港人應對政改方案「袋住先」。早前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提到希望特區政府與立法會議員達成共識，為年內通過政改鋪路。在在說明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支持香港的佔領運動，甚至為了維持與中共的戰略關係或經濟利益，包括在香港的利益，而不想開罪北京。
香港人爭取普選正是在沒有外國勢力支持的狀態下，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而且在搞「港獨」的。
當香港連反水貨都被指為「港獨」的時候，我們發現台灣的現狀卻沒有被中共或港共指為「台獨」。新公佈的預算案在摘要中有一幅地圖，用深紫色代表中國、淺紫色代表其他境外地區，但台灣竟然用了淺紫色！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蝦碌事件，政府已立即補鑊，即時改正網上版，將台灣變回深紫色。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有全面的民主普選，有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一切架構，但中共和港共沒有指為「台獨」。真正原因是甚麼？竟然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介入。
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國允許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到美國訪問，引來中共強烈抗議，指美國此舉助長台獨勢力。七月，中共向台海發射導彈和在沿海進行軍事演習，九六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共在三月再次射導彈並落在基隆和高雄外海。正是在台海局勢緊張之時，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指派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峽，又與九六年三月自波斯灣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戰鬥群會合。這股外國勢力的介入，立刻阻止了中共的軍事冒險行動，也從那時開始，中共不再提台獨勢力，而是講兩岸的和平合作了。
夠諷刺吧，香港的抗爭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的「港獨」，真正原因正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而台灣即使在曾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的黨綱上列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自二十年前中共武力威嚇遭到外國勢力阻攔後，就不再提「台獨」，反而拉攏台灣各方勢力包括民進黨。
中共的邏輯就是實力邏輯。甚麼外國勢力都是胡謅和栽誣，根本問題是有沒有實力。香港沒有外力支持所以中共認為可以任憑糟蹋。台灣除了有外國勢力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有真正的民主授權。體質健強才是真正的實力。
中共現在財大氣粗，對台灣對香港以及對西方國家都採取「以經促政」對策，即以經濟利益作政治拉攏的手段；台灣以獨立自強的體質爭取國際支持；香港過去兩年在建立自己的本土獨立人格方面已漸漸為外界了解，我們能做的是「以民促官」，從爭取外國的民間支持而促使官方支持。奧斯卡的「香港之夜」已露出苗頭，努力吧，即使沒有具體成效，也毋須動搖，毋須灰心。（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區家麟 - 大學之道在追星
絢麗荒涼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27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別人的感受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陶傑 - 歧視齊哈同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梁特忽然轉軚，改口稱要跟上面談「限制內地來香港自由行城市」，因為「香港空間有限」。此一改口，雖然明顯是為了下屆直選連任，但也是向在新界轉戰的香港青年反水貨游擊隊屈服，證明沙田屯門的反水貨游擊戰，一來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二來，原來「激進」是能奏效的。
大陸水貨客來香港狂掃貨，引來外國勢力英美傳媒圍觀報道。加上香港法官，將水貨瘋潮嚴正定性為國恥，「蝗蟲」（Locust）這個英文名詞正在走向國際，由中國人開拓的新定義，即將登入牛津字典。
英語文明國家漸漸明白：「世界工廠」的「十四億人口龐大巿場」，唾棄自己的產品，瘋狂湧到前英國殖民地搶購外國日用品。有「留學生」做水貨內應，德國奶粉告急，日耳曼的嬰兒據說就快都沒得吃了。英國和日本，應該會是下一輪淪陷目標。
這樣一來，當初宣稱「背靠祖國」的「董伯治港思維」，加上「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的梁班子，不得不轉軚了。但是，十年自由行，消費獨大，搞得不事生產，有如吸上海洛英。習慣了，要戒，可就難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對外來資金湧進買地產，一定要限制。無論英國和加拿大徵收龐大的物業轉售稅，還是泰國不准中國和香港公司在清邁布吉買獨立的別墅，不，不是美國在幕後拉線來圍堵你，而是看見中國人當前拿着錢、在全世界到處嘩哩嘩啦喧嘩亂灑的情緒狀態，中國人把錢送上來，幾百萬元掃LV、紅酒、哈羅百貨，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錢，當然是要的，但是有個限度，人家不想跟中國人一起發瘋。
但是對於「凡事總有個限度」的英式常智（British Common Sense），香特的董梁卻認為是「歧視內地同胞」，還反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拒絕財神」，這樣就激起據說是暗藏港獨的香港反水軍。經過一番動亂，梁班子好像終於學懂包括「背靠祖國」、何謂「凡事總有個限度」，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香港特區這個消費經濟毒癮該怎樣戒，西方傳媒又等着看戲了。
如果只准上海廣州深圳列為自由行城市，遠在齊齊哈爾的，總算也近年富起來，剛也聽說香港的奶粉都是英國的，想也組團來香港，現在卻被禁了，這樣算不算歧視齊齊哈爾的同胞呢？如果激起「來生只做深圳人東莞人，來生不做齊哈人」的抗議，又怎樣防範呢？
梁特忽然轉軚，改口稱要跟上面談「限制內地來香港自由行城市」，因為「香港空間有限」。此一改口，雖然明顯是為了下屆直選連任，但也是向在新界轉戰的香港青年反水貨游擊隊屈服，證明沙田屯門的反水貨游擊戰，一來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二來，原來「激進」是能奏效的。
大陸水貨客來香港狂掃貨，引來外國勢力英美傳媒圍觀報道。加上香港法官，將水貨瘋潮嚴正定性為國恥，「蝗蟲」（Locust）這個英文名詞正在走向國際，由中國人開拓的新定義，即將登入牛津字典。
英語文明國家漸漸明白：「世界工廠」的「十四億人口龐大巿場」，唾棄自己的產品，瘋狂湧到前英國殖民地搶購外國日用品。有「留學生」做水貨內應，德國奶粉告急，日耳曼的嬰兒據說就快都沒得吃了。英國和日本，應該會是下一輪淪陷目標。
這樣一來，當初宣稱「背靠祖國」的「董伯治港思維」，加上「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的梁班子，不得不轉軚了。但是，十年自由行，消費獨大，搞得不事生產，有如吸上海洛英。習慣了，要戒，可就難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對外來資金湧進買地產，一定要限制。無論英國和加拿大徵收龐大的物業轉售稅，還是泰國不准中國和香港公司在清邁布吉買獨立的別墅，不，不是美國在幕後拉線來圍堵你，而是看見中國人當前拿着錢、在全世界到處嘩哩嘩啦喧嘩亂灑的情緒狀態，中國人把錢送上來，幾百萬元掃LV、紅酒、哈羅百貨，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錢，當然是要的，但是有個限度，人家不想跟中國人一起發瘋。
但是對於「凡事總有個限度」的英式常智（British Common Sense），香特的董梁卻認為是「歧視內地同胞」，還反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拒絕財神」，這樣就激起據說是暗藏港獨的香港反水軍。經過一番動亂，梁班子好像終於學懂包括「背靠祖國」、何謂「凡事總有個限度」，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香港特區這個消費經濟毒癮該怎樣戒，西方傳媒又等着看戲了。
如果只准上海廣州深圳列為自由行城市，遠在齊齊哈爾的，總算也近年富起來，剛也聽說香港的奶粉都是英國的，想也組團來香港，現在卻被禁了，這樣算不算歧視齊齊哈爾的同胞呢？如果激起「來生只做深圳人東莞人，來生不做齊哈人」的抗議，又怎樣防範呢？
高慧然 - 事先張揚跳樓事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68歲男人疑似患抑鬱症，抱孫跳樓。令人唏噓的是，跳樓男多次向家人提及欲輕生，自殺前甚至兩度傳短訊給老婆及媳婦透露自殺打算，卻絲毫沒有引起家人重視，家人可能把事先張揚自殺短訊視作「狼來了」的另一版本，不予理睬。直至悲劇發生，才痛悔不及。
香港人缺乏對情緒病的認識和重視，這跟教育有關，跟醫療資源不足夠也有關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每一萬個人應該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香港人口超過700萬，而且是個生存壓力極大、生存空間極度狹窄的城巿，理應需要更多精神科醫生，但目前全港只有334名精神科醫生。排期輪候精神科醫生時間極漫長，所以，很多人患有情緒病而不自知，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只會諷刺他們矯情，病人輕生，外人的反應也是批判多於同情，「也太不負責了，一死了之！」「有勇氣去死，沒有勇氣生活下去？」「懦夫！」……
香港目前有大約20萬名精神病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接近5萬人。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決定了病人難以得到全面的照顧與跟進，精神病人覆診排期超過一年，而每一名病人與醫生見面的時間之短，亦不確保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醫治。這是已確診的病人。更多有病而不自知，有病而輪不到醫治的病人，需要社會關注，需要更多的同情與諒解。
68歲男人疑似患抑鬱症，抱孫跳樓。令人唏噓的是，跳樓男多次向家人提及欲輕生，自殺前甚至兩度傳短訊給老婆及媳婦透露自殺打算，卻絲毫沒有引起家人重視，家人可能把事先張揚自殺短訊視作「狼來了」的另一版本，不予理睬。直至悲劇發生，才痛悔不及。
香港人缺乏對情緒病的認識和重視，這跟教育有關，跟醫療資源不足夠也有關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每一萬個人應該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香港人口超過700萬，而且是個生存壓力極大、生存空間極度狹窄的城巿，理應需要更多精神科醫生，但目前全港只有334名精神科醫生。排期輪候精神科醫生時間極漫長，所以，很多人患有情緒病而不自知，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只會諷刺他們矯情，病人輕生，外人的反應也是批判多於同情，「也太不負責了，一死了之！」「有勇氣去死，沒有勇氣生活下去？」「懦夫！」……
香港目前有大約20萬名精神病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接近5萬人。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決定了病人難以得到全面的照顧與跟進，精神病人覆診排期超過一年，而每一名病人與醫生見面的時間之短，亦不確保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醫治。這是已確診的病人。更多有病而不自知，有病而輪不到醫治的病人，需要社會關注，需要更多的同情與諒解。
林卓廷 - 底線的退讓與投降何異——答羅致光教授
2015年2月25日
【明報專訊】羅致光教授以港大副教授和「不代表民主黨的民主黨黨員」身分，在2月3日以〈看不清的事實與誠意〉為題，就政改分享其 「觀察、分析和結論」，本人認識教授多年，一向佩服其分析能力，但對他是次的觀察、分析、結論，本人均難以苟同，謹與之商榷。套用教授所言，本人的分析只是 「 基於自己片面的知識 」，但我倆相異之處是，本人確信本人有關政改觀點符合民主黨立場。
中央背約 何來誠意
教授鴻文先定討論範圍就是「不討論真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中央領導人心中， 「『真普選』的理念基本不存在；若有，亦全不重要……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穩定，便是『好普選』」。教授多年來在民主黨內參與政策及政治辯論，多次指導我們要準確掌握關鍵概念，方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教授要討論政改，但連何謂真正的普選都不討論，實在匪夷所思。此外，如果中央領導人心中對普選沒有基本理念，為何2007年會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當時是否自欺欺人？
普選的基本元素，多位海內外著名學者已有豐碩的論述，教授的理解必然較我深入，相信教授應會同意，普選的基本原則是要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不能不合理地排拒有足夠代表性的人物或政黨參選。8‧31的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要提名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 「出閘」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委會的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又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選委會的不公平產生方式，會讓建制派壟斷席位，民主派選委只佔不足兩成，人大8‧31的決定旨在排拒非建制派參選人。這樣不合理的篩選制度，完全違背普選的國際標準和基本概念，因此當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即代表中央違背了2007年的公開承諾「讓香港人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教授身為民主運動的前輩，對於中央的背約欺騙港人居然不置一辭，迴避普選核心問題，做法令人失望。
普選不符國家利益穩定？
此外，教授分析中央領導人思維，認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和穩定」就是「好普選」，同樣地，教授並無就有關說法表達意見，究竟教授是否認同「落實普選會危害國家利益和穩定」的論述呢？外國民主經驗是否如此？教授是否同意中共其實「黨國不分」，蓄意混淆政權與國家的概念呢？
泛民不愛國愛港？
教授認為人大決定是不信任港人，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做特首。同樣地，文章亦無表示是否同意有關論述。試問中央曾多次讚賞廣大香港市民「愛國愛港」，那麼港人又怎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甚至「賣國反港」的特首呢？我認為，根據中央的一貫行事標準，凡不支持中共一黨專政，就是不愛國，並以此假命題，意圖篩選民主派人士，教授一再單純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說法而不置可否，恐怕會令人以為教授支持有關荒謬說法。
教授估計 「近月香港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對讓香港有普選的誠意，便自然是淡化了」，近月香港最重要的發展無疑是「雨傘運動」，然而運動是在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後發生，這決定其實已反映中央政府就普選背約，教授如指「雨傘運動」令中央讓香港普選的誠意淡化是否本末倒置呢？還是文章所謂的 「近月發展」是另有所指呢？還請明示。
誰拉倒普選？
此外，文章先指摘泛民拒絕根據8‧31決定討論「優化」方案，令保守勢力「繼續享有政治免費午餐最少至2020至2024年」， 再分析政改失敗，香港的鬥爭會更激烈，中央對港的信任只會減少，日後政改只會更保守， 「民主倒退」的機會更大。教授不批評中央推翻普選承諾，反批堅持爭取普選的民主派，並諉過民主派要承擔功能組別延續的責任，甚至意圖將日後政制倒退的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難免令人感到教授顛倒是非，意圖為中央卸責。
泛民大敗 普選有機？
教授提出，否決政改後，只要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大敗，中央就「不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但泛民「不會如此自我犧牲」。教授之說實匪夷所思：
一、民主制度不應為個別政黨度身訂做，只容許一種政治勢力當選的制度，根本談不上普選；
二、就算泛民一時失去支持，但若泛民日後在立法會選舉收復失地，中央是否會取消直選，恢復舊制嗎？
三、同樣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民主派多年積弱，又不見得中央容許澳門普選，可見教授之言既不合理，亦無根據。
無底線的退讓就是投降
教授認為根據8‧31決定政治發展仍可 「向前走」， 「今天無進展，明天更無望」、「寸土必爭，哪怕它只是一小步」、「可透過一人一票影響未來特首施政」，但本人認為，如果泛民主派接受一個中央所謂 的「普選」方案，將會有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可向國際和香港市民聲稱，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政改爭議已圓滿解決，民主派日後再無理據爭取「已經落實」的普選；
二、經不合理篩選再由市民選出的特首，擁有虛假的認受性，可能更易扭曲和騎劫民意，民主派和市民更難以制衡。
其實，民主黨在2010年就是以寸土必爭的策略，談判通過政改，以免中央藉口推翻2017普選時間表，然而8‧31人大決定完全違背普選承諾，民主黨因此別無他選，決意否決這方案！教授身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和民主派學者，不斷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觀點，未加駁斥，又建議接受人大違背普選承諾的決定，更將否決普選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言論觀點極接近建制派，令人失望。
本人認為泛民主派如接受以假當真的政改，根本是無底線的退讓，與投降無異，必然令民主力量崩盤，日後更難推翻假普選，未來政制只會小修小補，民主派就算未淪為建制一員，亦只會是為求生存甚或上位，屈膝於權勢，放棄原則，背棄長期理想的機會主義者！
作者是民主黨黨員
【明報專訊】羅致光教授以港大副教授和「不代表民主黨的民主黨黨員」身分，在2月3日以〈看不清的事實與誠意〉為題，就政改分享其 「觀察、分析和結論」，本人認識教授多年，一向佩服其分析能力，但對他是次的觀察、分析、結論，本人均難以苟同，謹與之商榷。套用教授所言，本人的分析只是 「 基於自己片面的知識 」，但我倆相異之處是，本人確信本人有關政改觀點符合民主黨立場。
中央背約 何來誠意
教授鴻文先定討論範圍就是「不討論真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中央領導人心中， 「『真普選』的理念基本不存在；若有，亦全不重要……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穩定，便是『好普選』」。教授多年來在民主黨內參與政策及政治辯論，多次指導我們要準確掌握關鍵概念，方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教授要討論政改，但連何謂真正的普選都不討論，實在匪夷所思。此外，如果中央領導人心中對普選沒有基本理念，為何2007年會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當時是否自欺欺人？
普選的基本元素，多位海內外著名學者已有豐碩的論述，教授的理解必然較我深入，相信教授應會同意，普選的基本原則是要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不能不合理地排拒有足夠代表性的人物或政黨參選。8‧31的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要提名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 「出閘」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委會的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又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選委會的不公平產生方式，會讓建制派壟斷席位，民主派選委只佔不足兩成，人大8‧31的決定旨在排拒非建制派參選人。這樣不合理的篩選制度，完全違背普選的國際標準和基本概念，因此當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即代表中央違背了2007年的公開承諾「讓香港人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教授身為民主運動的前輩，對於中央的背約欺騙港人居然不置一辭，迴避普選核心問題，做法令人失望。
普選不符國家利益穩定？
此外，教授分析中央領導人思維，認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和穩定」就是「好普選」，同樣地，教授並無就有關說法表達意見，究竟教授是否認同「落實普選會危害國家利益和穩定」的論述呢？外國民主經驗是否如此？教授是否同意中共其實「黨國不分」，蓄意混淆政權與國家的概念呢？
泛民不愛國愛港？
教授認為人大決定是不信任港人，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做特首。同樣地，文章亦無表示是否同意有關論述。試問中央曾多次讚賞廣大香港市民「愛國愛港」，那麼港人又怎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甚至「賣國反港」的特首呢？我認為，根據中央的一貫行事標準，凡不支持中共一黨專政，就是不愛國，並以此假命題，意圖篩選民主派人士，教授一再單純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說法而不置可否，恐怕會令人以為教授支持有關荒謬說法。
教授估計 「近月香港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對讓香港有普選的誠意，便自然是淡化了」，近月香港最重要的發展無疑是「雨傘運動」，然而運動是在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後發生，這決定其實已反映中央政府就普選背約，教授如指「雨傘運動」令中央讓香港普選的誠意淡化是否本末倒置呢？還是文章所謂的 「近月發展」是另有所指呢？還請明示。
誰拉倒普選？
此外，文章先指摘泛民拒絕根據8‧31決定討論「優化」方案，令保守勢力「繼續享有政治免費午餐最少至2020至2024年」， 再分析政改失敗，香港的鬥爭會更激烈，中央對港的信任只會減少，日後政改只會更保守， 「民主倒退」的機會更大。教授不批評中央推翻普選承諾，反批堅持爭取普選的民主派，並諉過民主派要承擔功能組別延續的責任，甚至意圖將日後政制倒退的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難免令人感到教授顛倒是非，意圖為中央卸責。
泛民大敗 普選有機？
教授提出，否決政改後，只要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大敗，中央就「不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但泛民「不會如此自我犧牲」。教授之說實匪夷所思：
一、民主制度不應為個別政黨度身訂做，只容許一種政治勢力當選的制度，根本談不上普選；
二、就算泛民一時失去支持，但若泛民日後在立法會選舉收復失地，中央是否會取消直選，恢復舊制嗎？
三、同樣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民主派多年積弱，又不見得中央容許澳門普選，可見教授之言既不合理，亦無根據。
無底線的退讓就是投降
教授認為根據8‧31決定政治發展仍可 「向前走」， 「今天無進展，明天更無望」、「寸土必爭，哪怕它只是一小步」、「可透過一人一票影響未來特首施政」，但本人認為，如果泛民主派接受一個中央所謂 的「普選」方案，將會有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可向國際和香港市民聲稱，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政改爭議已圓滿解決，民主派日後再無理據爭取「已經落實」的普選；
二、經不合理篩選再由市民選出的特首，擁有虛假的認受性，可能更易扭曲和騎劫民意，民主派和市民更難以制衡。
其實，民主黨在2010年就是以寸土必爭的策略，談判通過政改，以免中央藉口推翻2017普選時間表，然而8‧31人大決定完全違背普選承諾，民主黨因此別無他選，決意否決這方案！教授身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和民主派學者，不斷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觀點，未加駁斥，又建議接受人大違背普選承諾的決定，更將否決普選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言論觀點極接近建制派，令人失望。
本人認為泛民主派如接受以假當真的政改，根本是無底線的退讓，與投降無異，必然令民主力量崩盤，日後更難推翻假普選，未來政制只會小修小補，民主派就算未淪為建制一員，亦只會是為求生存甚或上位，屈膝於權勢，放棄原則，背棄長期理想的機會主義者！
作者是民主黨黨員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