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 - 大學之道在追星

絢麗荒涼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27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