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民變日漸迫近

作者網誌   2015年3月3日

筆者前星期評論沙田新城市廣場示威之時（《佔領商場 快將出現》，刊2月17日）已清楚指出，取消「一簽多行」、為自由行訪客總人數設定上限，是事在必行的，也是順應民意的事。

專政者從來不喜歡順應民意，官僚利益、長官意志不容挑戰是慣性思維。唯一可以令專權者驚醒害怕退讓的，就是民變，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周日元朗的反水貨客示威，就是大規模民變的跡象，甚至可以說成民變已經開始了。

形似衝擊 質似民變

一場本來預計只是一個小時的遊行，竟變成八個小時的騷亂。示威者面對千計警員，以及從來以惡聞名的元朗鄉民及當地黑幫，並無所懼。

鬥爭過程八個小時，共三十八人被捕。事件當然是嚴重的，但若問警方是否已經有力阻嚇這類活動，「果斷執法」的做法是否令同類事件不再發生？答案是否定的。人人都在期待下星期日會有什麼更大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筆者形容這是「民變」而不是示威者的衝擊事件？因為兩者有基本上的不同。傳統上的社運衝擊，其實只是示威者、警方和傳媒各取所需的表演，事前警方的公關與示威的組織者充分溝通合作，確保表演會在沒有大事或意外的情況下完成；超出劇本的演出，這麼多年來是一次也沒有，組織者一直主動而努力地確保示威者不會衝擊警方的防線安排。

今次申請示威的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也沒有超出劇本，前者草草了事，於五鐘點收工，後者更以示威隊伍受人襲擊、警方無法保護為由下，提前結束遊行；近六個小時內，元朗街頭近乎處處都是三個人以上的非法集結活動，警方除了不停找機會胡亂拉人之外，根本控制不了環境，商戶無法如常營業。這當然遠超一般香港人理解的示威遊行，而是近似民變。

筆者在本欄已經多次介紹，公民「直接行動」及「獨狼行動」並非少數人浪漫化社運的結果，而是社會失衡之後自然出現的現象。外國有無數論文討論這一現象，就連反恐專家最多的美國，也無法應付躲於一般民眾、來去無蹤的社運獨狼，香港警方更是全無應對方法，這在幾次反水貨事件中明顯見到。

傳統做法 失去阻嚇

警方的「傳統」做法，只是針對社運活躍者及曾經示威的活躍人物，以濫用警權的拘捕手段造成心理壓力，以為蛇無頭自然不行，結果證明，這同樣是不到位的做法。

香港是法治之區，中共及香港皆為人權公約的簽署國；香港的資訊公開，這已令警方的濫權阻嚇能力有限，就以現場的濫捕行為而論，大多數沒有依足正常拘捕的程序，證據薄弱，疑點多多，拘捕之後，絕大多數還是只能無條件放人，在有經驗的示威者之中，已經不構成阻嚇作用。

與泛民推崇的「非暴力抗爭」理念一樣，「直接行動」也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行動方法，大家上網便可直接下載很多行動的小冊子和理論文章—從如何裝備、組織同路人，到應付警方行動、介紹警方拘捕手法、示威者的應對措施皆有介紹。

以筆者的觀察，香港的街頭「獨狼群」（lone wolf pack）已經學懂一定技巧，反而是不思進取的社運「左膠」與落伍評論員跟不上形勢，只能在旁冷言冷語，連分析事態發展的能力也欠缺。

除了人數夠多、表現勇武之外，周日元朗的騷亂有一些地方比半年來的抗爭更進一步，這包括對挑機的「愛」字頭和疑似黑幫直接反擊，有警員遭示威者圍打、有示威者被捕之時有同志迅速搶人，這是行動已經升級的表現，也就是民變正在開始的體現。

唾棄泛民 指日可待

更大的問題是，反水貨的直接行動者與泛民主流及其友好的人民力量、社民連及一眾社運團體沒有聯繫，這些組織一直冷待已持續兩年多的反水貨和反自由行運動。這些傳統上的「正義」代理人，更為這類行動冠以「反蝗」、「歧視」、「不文明」等負面標籤，劃清界線，拒絕支援。

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幾次行動反而以一波比一波大的聲勢爆發，這是真正人民直接行動、拒絕代理人的最佳示例，必然影響深遠。

泛民主流最失敗的地方，是以為這類帶有民粹色彩的反自由行運動，是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崇高理想屬於不同範疇，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事情；加上年來激進組織衝擊留下的怨憤，於是對行動袖手旁觀，放棄爭取領導權，也放棄話語權，這反而令事件能發不能收，一路升級到發展成為大規模的騷亂，成為民變。

要不讓事件朝民變的方向發展，中央除了退讓之外，並無其他辦法。泛民由於劃清界線，所以毋須負責，但同時也負上遭一般市民唾棄的沉重代價。

其實，任何事件皆不能獨立地看。民眾的憤怒，不是全部來自水貨客和自由行，也一定不自覺地包括民主發展的不滿、對民生困苦的不滿，對前途的不滿，更是年輕人要起而革命、改變社會的最大動力。

希望方方面面也能討好的人，往往變成方方面面皆不討好，泛民政客快被換血，也是一種民變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