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汶健 - 共享經濟 日本的新消費模式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 買買買。香港零售業界代表指聖誕期間，業界收入較去年大跌七至八成，希望政府吸引更多內地遊客，刺激消費。

的確，消費額下跌非好兆頭。回望過去廿年，本地私人消費開支和零售業銷貨額下跌之時，經濟總體也不景氣。日本政府也推出多項措施刺激消費，但受制於油價下跌，薪酬加幅有限，難以推動經濟增長。

如果日本政府有閱讀三浦展的書，或會尋找到另一些消費增長減慢的原因﹕國民消費模式慢慢改變，不再追求快速增長和擁有大量私人物品，轉而追求簡約生活，在私有和私生活中有無法滿足的願望，透過共享獲得。掌握這趨勢，既能令民眾幸福，同時改善政府形象和企業的銷售能力。該書值得香港參考。

日本的第四消費社會

《下流社會》作者三浦展在2012年出版《第四の消費：つながりを生み出す社会へ》（第四消費：邁向生產人際連繫的社會），去年五月有繁體中文譯本，書名為《第4消費時代：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作者把近代區分為四個消費時代：

1、    第一消費社會：日俄戰爭至二戰前。小量中產階級興起，消費西方引入的以及國內冒起的大型品牌產品，風氣集中在大城市；

2、    第二消費社會：二戰後至石油危機。工業化發展，量產商品普及，家庭電器和汽車是主要特徵。經濟持續增長，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風氣擴至全國；

3、    第三消費社會：石油危機至2004年低成長期。經濟因盛轉衰，消費單位由家庭轉向個人，着重產品差異和個人特色，單身和啃老者增加；

4、    第四消費社會：2005至2034年。經濟持續不景氣，總人口在2007年開始下降，非正式僱員人數增加，三一一地震改變國民觀念，愈來愈多人追求簡樸生活，滿足感來自人際關係緊密帶來的充實，而非來自物質。

簡而言之，國民從消費模式體現了以下價值觀轉變：由「national」（注重國家）到「family」（注重家庭），「individual」（注重個人），最後到「social」（注重社會）。

這個分類是對應世代。主導第三消費社會的是戰後嬰兒潮，主導第四消費社會的是嬰兒潮子女。這群子女成長期生活豐饒，購物時重質多於重量。其次，因為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容易在生活圈子分享資訊，尋求樂趣。單身和啃老族增多，需要更強的社交網絡保障。

呼應全球共享經濟現象

日本的第四消費社會現象，跟歐美社會的共享經濟潮流互相呼應。共享經濟是指人們以取用代替擁有物品和服務，並且分享閒置資源。在歐美，共享經濟出現，源於互聯網、社交媒體和P2P交易成熟，開源軟件硬件普及，渴望重建社區，反思過度消費。金融海嘯成了西方共享經濟開花的轉捩點，首爾則於市長朴元淳上台後落實共享城市計劃。三浦展認為日本的轉捩點是三一一大地震，畢竟再多的物質也不能保障生活，而政府提出救助之前，民眾早以互通信息互相幫忙，表現強烈自治意識。

增進人際關係和地方認同感而消費

作者觀察到日本社會由第三消費社會轉向第四消費社會的轉變，包括以下五個特徵：

1、 從個人意識到社會意識，從利己主義到利他主義：樂趣來自於分享，例如分享資訊，共用物品；

2、 從私有主義到共享意識；

3、 從追求名牌到追求簡單、休閒：日本人喜愛到Uniqlo和無印良品消費，因為Uniqlo設計簡單，價錢廉宜，無印良品更加是放下品牌，推崇簡單是美。（然而，Uniqlo衣物價廉物美背後，可能跟生產商廉價聘請工人和漠視工作安全有關。）；

4、 從崇尚歐美、嚮往都市、追求自我，到日本意識、地方意識：消費者更注重人際交流，社群和地方網絡。重視大自然和保護環境，愛好具傳統地方特色的手工藝。這也產生了對地方的認同感；

5、 消費的目的是建立人際關係：交易雙方感到喜悅滿足。

生產者要順應潮流應做些什麼

三浦展認為，企業、行政部門，以及市民做決定時，加入共享元素，消減單身比例上升，人口老化和經濟停滯的影響，產品更合時代需要。生產者製造物品和服務時，除了注意個人化，更應加強社交元素和使用價值，同時一切從簡。

引用書中兩個例子。日本多摩平住宅區是建設於1950年代的住宅區，大廈近年復修，改造其中五棟住宅大廈。現時居民包括年輕人，其中一塊空地成為菜園，一棟共享房成為大學生宿舍。住宅區也不定期搞活動，連繫居民。如此一來，避免整區也是長者，減少孤立感。另外，鹿兒島市的丸屋百貨公司讓地區組織在店內舉辦活動，例如播放電影，為輟學生創辦「愛心學校」，舉辦在地食材烹飪班，宛如社區中心。

香港共享概念稍見苗頭

筆者認為香港具有第三和四消費社會特徵。儘管追逐跨國名牌仍是常態，但鍾愛自製或本土手工藝，逛街逛市集逛小店尋寶也漸見受落。

共享概念稍有苗頭，但遠未能也不會取代主流經濟交易模式。固然有不少人用過Uber和Airbnb，而換物或租借物品的app的用家數目增加，共同工作空間也愈來愈多，不少團體也主動尋覓閒置空間舉辦一次性或常設活動，私家車司機更主動「放籠」，給同區居民「釣泥鯭」共乘，兼結交新朋友。

當然，共享經濟成功，首要條件是人際互信，甚至較科技建設更重要，例如交易雙方不欺騙，不會挪用對方私人資料等。

想像由共享到共居

順帶一提，作者批評日本第二三消費社會的住宅建築，把家庭困在住宅單位，斷絕社會關係。他特別提議合租公寓，認為這切合第四消費社會愈來愈多單身族。合租公寓費用少，室友同住相互照應，經常處於社交圈子同時有獨立房間。相較之下，單身公寓則單調得多。作者引用數據，指對首都圈的年輕未婚或單身女士有一定吸引力。

無獨有偶，近日面書朋友不時分享台北的共生公寓和日本的共居住宅，荷蘭一間老人院聘請大學生照顧長者，同時提供住宿。智經研究中心年多前撰文，談及共居更強調社群參與，例如住戶參與設計過程、共享房屋及共同擁有的設施與土地、屋宇設計鼓勵人際互動，以及協同社區管理。在本地，最接近共居的情境，大抵是大學生宿舍。

當社會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是否可行，換個角度想，如果長者能夠有適切的社區照顧，已經能減輕相當開支，而且情感上的滿足，是錢不能買回來的。

文 易汶健

編輯 張天馨

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陳惜姿 - 我不想將來要懷念梁振英

明報   2016年1月13日

香港在回歸後有一個悲哀的現象，悲哀得讓人沮喪。

由董建華開始，便一直如此。特首表現不濟，市民怨聲載道，人人引頸以待他盡快下台。但每一次新人上台，都是每下愈况，曾蔭權如是，梁振英如是。於是在每一任特首在任期間，都有人懷念上一位特首，幾乎沒有例外。

最近我跟同事說，我不想將來要懷念梁振英。

能當上特首之位，一定是中央信任的人，當中央的想法與港人背道而馳時，特首必然捨市民迎中央，與市民為敵。不過，當中也有程度之分，一個全方位順服中央，不敢為港人利益吭一聲的特首，民望低至管治有困難，中央也不會不察。當年唐英年下馬，與他民望低迷不無關係。

明年特首選舉，很多人期待梁振英下台，坦白說，我是其中之一。他以鬥爭為綱，甘願撕裂港人，愛字頭和黑勢力混入示威群眾，在他任內出現。不過，最近看到某君言行，同樣擔心。

特首黑馬人選中，以梁錦松最為積極。但觀乎他的偉論，我悲哀地想到，新一任特首對香港能造成的破壞，可能比梁振英更巨大。梁錦松去年十月說，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一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要改變郊野公園用途，增加土地供應，容納更多人。以香港的低出生率，三百萬人從哪裡來？還不是從外面輸入？

他最近又說，因為港人不都是以廣東話為母語，所以學生應以普通話作中文科授課語言。當年他在任，開天闢地改革教育制度，幾多前線教師疲於奔命。今天他與兩個「舊馬車」（程介明和戴希立）又摩拳擦掌研究教育，或要發展成政綱。他若上任，其破壞力不容小覷。

陳文敏 - 保障既得利益

明報   2016年1月13日

律師會最近公布將於2021年引進普通執業考試（CEE），這建議除違反公眾利益外，更充斥着利益衝突和行業保護主義的意味。

目前在香港要成為律師，主要途徑為修讀本港三所法律學院舉辦的法律專業文憑（PCLL），通過後再在律師事務所實習兩年。其次是在海外取得律師執業資格並已具最少兩年的執業經驗，然後通過律師會的海外律師執業資格考試。

雖然PCLL由各大學負責，但課程受兩個律師專業團體嚴格監管，每一科的教學和評核均須通過由兩個律師公會各自委任的校外評核，並由專責的學術委員會管理，成員包括兩個律師公會的代表（共佔四成），大學的代表只佔四成，餘下的成員包括司法機關和律政司的代表，委員會的監管範圍更包括收生和師資等方面。這些設計，保證PCLL的教學質素和專業團體的參與，在過往十年均行之有效，律師會亦沒有對PCLL的教學質素提出異議。

律師會提出的CEE， 基本上只是重複PCLL的考試， 這將會出現多個問題：第一，CEE設在PCLL之後，為日後晉身律師行業增加另一門檻，令晉身律師行業變得更困難，客觀結果是減少競爭，保護既有利益。第二，目前PCLL受客觀制度的監管，CEE則由律師會操控，專業團體本身有一定的利益衝突，由海外律師執業資格考試及格率偏低已可見一斑。

近年對PCLL的批評主要是僧多粥少，學位不足造成激烈競爭。CEE設在PCLL之後，只會令問題更惡化，讓律師會可以操縱晉身行業的關卡。三所大學每年約有 共650名PCLL畢業生，已經超越每年的律師職位空缺。大學學位是否不足並無客觀理據。律師日後的工作往往涉及人身自由與財產，入學成績要求從嚴，絕對符合公眾利益。

PCLL之後學生還要接受為期兩年的在職訓練，現時香港有約八百間律師事務所， 在職訓練的質素參差，亦沒有任何有效監管，若律師會真的是關心律師素質而提出考試，則該考試應在受訓期完結時測試受訓的質素而非在PCLL之後。

法律教育亦受法律教育委員會的監管， 委員會剛開展全面的法律教育檢討，預期年底會發表報告，律師會此時便急不及待單方面作此決定，司馬昭之心已呼之欲出。

李怡 - 由自己，生與死，也在香港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3日              

梁振英今天發表施政報告，市民普遍已沒有期待了。去年的施政報告，輿論聚焦於他指斥《學苑》宣揚港獨，引來社會對特首干預言論自由的批評。今年關注點是他又有甚麼引起社會驚慌爭議的惡言，而不是他提出甚麼利民政策，因為根據過往經驗，即使他有甚麼承諾，也只是騙人的鬼話而已。

昨天，梁特見記者講到李波事件。他說儘管李太已向警方銷案，但警方仍繼續調查。由於有一說法指李波人在內地，社會有種種傳聞，因此他已向有關方面表達香港社會的關注了。

作為香港最高首長，梁特完全不顧已知的事實而是去淡化事件。李波在大陸不是「有一說法」，而是已經由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報道的事實；社會也不是有「種種傳聞」，而是中共官媒明說由「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全世界都明白是怎麼回事，香港人要求的不是特首向有關方面表達關注，而是要他們交還被綁架到大陸的人。

沒有一樁爭議較少的政績

回顧一年來的政府施政，我們想得到的事態都是負面的。政改以荒誕的「等埋發叔」被否決，港大校委會事件，以及接下來的不顧港大師生校友和輿情反對而委任李國章當校委會主席、七警事件、鉛水事件、小學TSA爭議、全民退保方案、創科局、網絡23條、高鐵超支、港珠澳大橋超支、機場三跑這幾項公共工程的騙局，以公帑資助私營企業購買電動巴士又刻意隱瞞是國產車的騙局……有沒有一樁社會爭議較少的政績？實在想不起來。

這一年的施政，絕大部份都同港中矛盾有直接間接關係：或為了中資利益，或為了加強港中融合，或為了打壓香港人的自由，或為了強化專權政治。一年施政貫徹689批判《學苑》、打壓香港人自主意識的思路，不斷出賣香港人利益，一面倒執行中共國的意向和利益的政策，其結果是激發更強的本土思潮。《學苑》被點名一周年，現屆總編輯劉以正接受訪問時指出，本土由純粹論述變成實質政治能量，並非任何人的策劃推動，而是香港人的集體憂患意識，「二、三十年後會冇咗香港，所以越來越多人出嚟要守護呢個地方。」

這一年，出現了反映香港人集體憂患意識的電影《十年》。一部本來以為是小眾的低成本電影，卻大受歡迎，從一間戲院間竭性放映一場，到現在有5間戲院每日放映。
前天晚上，毛記電視舉辦的《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簡直可稱為香港的歷史性盛事。毛記電視去年5月才開始用網台形式啟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以冷嘲熱諷針砭時弊，引起社會關注。它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和《勁曲金曲》大受歡迎。前者以報道新聞的方式、後者以改歌詞的二次創作方式來嘲諷時事與政壇人物，引發公眾對社會荒謬的時人時事的關注。但這些搞笑製作，都非常認真而且灌注對香港的愛心。有時也並不搞笑，比如1月4日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就以英、法、德、葡、日、韓等語言嚴肅報道李波失蹤事件，向國際社會表達香港人崇尚自由、「沒有自由便甚麼也不是」的價值觀。

熱愛這片土地個個靠自己

《分獎典禮》從開始到終場，全部都是二次創作的滿溢香港情味的粵語歌，內容緊扣香港時事。筆者看足全場，開懷之餘，在兩處也感到鼻酸。一是看繁忙兒童合唱團唱「無間做」，孩子在接近地獄生活的功課壓力之下，天真被磨滅的淒慘令人動容。二是結尾時，獲最受歡迎男歌手的河國榮唱二次創作《香港地》。三十年前從澳洲來港一直自許為香港人的河國榮說：「呢首歌，送給我的香港，不管事情有多困難，環境有多亂，你仍然是我屋企，以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是。」他和MC仁用饒舌方式訴說了香港這些年的變化，「經過幾多清洗真港仔仍然係真港仔，見過幾多瘋狼真港人仍然係真港人」。「有人會屈人宿娼嫖妓，有人會選擇離地……係真香港人，當然會識英雄輝，……你一崇拜馬雲，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I rap the police, I rap the government.跌得起，輸得起，搵首歌笑下自己，真港人至叻，唔使靠人個個靠自己。」然後合唱動人歌詞：「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生與死，也在香港地。」

在場的絕大部分是年輕人。歌曲唱出他們要自主及要與香港生死與共的心聲。由自己，還是由奴隸主？如果中共把自主視為等同港獨的話，梁振英可以說是港獨之父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古德明之髒和臭」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2日

去年十一月杪，兩位朋友先後寄來電郵，示下多維新聞幾篇評論，論「古德明之髒和臭」。而此後每隔五天十天，就有類似評論發表。一讀者擲下其一，問道：「這是說先生嗎？實在不敢置信。先生是默認還是要分辯一下？」

漢文帝年間，中大夫直不疑頗有時譽，也因此遭人毀謗，說他和嫂嫂私通：「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也！」直不疑沒有多辯解，只是說了個事實：「我乃無兄。」太史公稱許他為「篤行君子」（《史記》卷一零三）。

又東漢末年，長者曹節的鄰居失了隻豬，和曹家的一隻相似。那鄰居就登門向曹節討還，曹節也不爭辯，由他帶去。不久，鄰居所失豬自己走回來，鄰居大慚，向曹節還豬賠罪，「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三國志》卷一裴松之注）。

對多維新聞的評論，我本來也無意分辯。但那些評論明顯不是出於「豬有相似」那樣的誤會。直不疑以事實息「盜嫂」之謗，然則我也不妨效法先賢。

第一，他們說「古德明現在年逾古稀；少時卜居澳門，與人不睦，遷居香港」。按我現在六十二歲，一九六四年來港時，還是個小學生。

第二，他們說「古德明年前妄評可立中學《范椒芬功在教苑》一詩，去年十一月，終於致函可立道歉」。按道歉信的確已由他們撰寫，並以「古德明」名義簽署，公諸網上，只是沒有一字是我手筆而已。

第三，他們說「古德明原是香港某小報總編輯，其間為求譁眾取寵，以寵求財，混迹於各大電視節目」。按我只曾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前後不足兩年，報紙沒有編過，電視節目更是上都沒上過。兩、三年前，香港商業電台有作家訪問節目，我辱承邀約，也敬謝不敏。

第四，他們說「古德明傾慕美國民主基金會給的高額報酬，最近隻身赴美國，拜會著名媚美文人曹長青，學習為美國人辦事，玷污中國領袖，打擊中國人民自尊，更承認替美國人寫文章」。按我和曹長青沒有半面之緣，一生也沒有踏足美國半步，護照更沒有「最近赴美國」紀錄。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李波遭綁架之後，不得不說「以自己的方式」去了大陸「協助調查」，我卻不會「以自己的方式」，不經出境關卡，逕赴美國。我也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說過「替美國人寫文章」。

第五，他們說「古德明現在多出現於香港宴會場合，跟知名西方人士會面；又很會奉承大亨，獲得大量好處」。按那些「西方人士」既然「知名」，請說一個兩個的名字；而香港那些大亨，奉承中共唯恐不及，不知有誰會受古德明「奉承」。

「玷染中國領袖」的，是古德明還是多維新聞那樣的評論，中共請反躬自問吧。要古德明吞聲杜口，十分容易，奈何天下人口悠悠。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黎廣德 - 莫讓西九總站變失蹤總站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2日

高鐵謊言被一步步揭穿，銅鑼灣書店股東、店員一個個失蹤。梁振英政府不但沒有設法釋除港人對一國兩制瀕臨崩潰的疑慮，更變本加厲調動立法會財委會議程，務求於今年二月通過追加高鐵超支撥款近200億元，令一地兩檢、公安入城變為事實。高鐵工程已經成為財務黑洞，高鐵列車更可能變成令港人失去自由的「天國列車」。急於替政府護航的建制派議員拋出兩套論調：用「公安守法論」安撫港人，亦用「工程爛尾論」嚇唬港人，可惜兩者同樣脫離現實。

新民黨議員田北辰要求香港人相信公安在港執法會遵守法律，更要相信立法會將來為一地兩檢進行本地立法時會為港人把關，確保公安在港執法符合民意。

李波「被失蹤」仍未水落石出，但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已在社評表明，「強力部門」以「規避法律」的方式在港執行職務是合情合理。所以一地兩檢一旦在港實施，大家會見到穿制服的公安在西九站內執行職務，不穿制服的「強力部門」人員則在香港其他角落執行見不得光的任務。要求他們守法？究竟守誰的法？當然不會是香港法律。即使往好處想，《環球時報》不代表中共最高層的想法，但只要它代表某些內地部門的想法，便足以令「公安守法論」不攻自破，因為公安不守法的陰影永遠存在，市民在香港境內被失蹤的威脅永遠無法消除，屆時西九總站變成「失蹤總站」絕非危言聳聽。

若果一地兩檢取得法理依據，日後容許公安擴大執法權力和執法範圍便只需通過本地立法，只要有過半數建制派議員支持便可通過。觀乎這些議員在李波事件中的表現，敢跟中央唱反調的一個也沒有，奢求他們在內地「強力部門」面前捍衞港人權利，無疑癡人說夢。這正好說明為何一站失守便會全城失守，因為中央可以堂而皇之逐步「依法擴權」。

改建更具效益

建制派另一套「工程爛尾論」同樣站不住腳，因為即使高鐵停建，已花的投資形成三項主要資產，恰好是香港最貴重的土地資源：其一是西九市中心38萬平方米地下樓面面積，比國金二期18.5萬平方米大一倍有多；其二是石崗菜園村27公頃已平整土地；其三是26公里長隧道。

高鐵停工後社會可善用土地資源，例如把西九龍總站的一半樓面面積改建成全球最大地下商城，另一半作公共社區用途，建成九龍中央圖書館和連接西九文化區的全球最大地下文化城；另運用菜園村土地建成石崗新城，可建1.1萬個房屋單位，足以讓三萬人安居。

按照政府公佈的數據分析，續建高鐵令社會虧損708億元，停工改建則可賺103億元。一蝕一賺，兩者財務收益相差逾800億元，這是真金白銀的現金收益而非虛無縹緲的所謂經濟效益。具體損益數字會因應市場價格或改建用途等因素變動，但不致影響改建效益遠遠高於續建的基本結論。

運房局上周呈交立法會的文件表示：「倘若全面放棄高鐵香港段工程，650億元的委託費用將會全部白費。」實在是政府繼兩年前隱瞞超支之後撒下另一個彌天大謊。官員可以就改建方案或財務數據提出異議，但不作認真研究便把珍貴土地資產說成「全部白費」，難道梁振英政府把全體議員當儍瓜？把全港市民當作冤大頭？

「今日李波、明日你我」，是六千名遊行市民代表香港人說出的心聲。為了守護一國兩制，叫停高鐵，抱緊自由，任由官員「民望爛尾」、但工程改建不爛尾，才是最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選項。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余杰 - 港版《習近平的噩夢》夭折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2日

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發生後，香港出版業出現人人自危的寒蟬效應，我也不幸成為受害者之一。

二○一五年十一月，我完成了繼《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後又一本批判習近平的新作《習近平的噩夢》。在這本書中，我從集權、反腐、鎮壓、爭霸四方面入手，一步步逼進習近平政權的本質，並抽絲剝繭地發掘出習近平的三大目標：首先，在共產黨內部，以反腐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寫近三十年來中共寡頭集體統治之模式，回歸毛時代的個人獨裁；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鎮壓，摧毀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民間社會，締造由無所不能的國家和原子化的個體二元組成的國家主義結構；第三，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直接挑戰二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建帝制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制」。

我認為，習近平是由馬克思、毛澤東、孔子和普京四種「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習近平主義則是由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帝制時代的天朝史觀激盪而成的怪胎。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覺醒的中國民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努力，終將推倒習近平的暴政，使得極權主義真正走向終結。

書稿完成之後，我即與曾經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的開放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初步達成出版意向。在聖誕節前夕，我們完成了書稿編輯、封面設計等前期所有工作，預計元旦開機印刷。

然而，一月三日，開放出版社總編輯金鍾先生發來電郵告知：「香港政治書籍出版的困境，已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身陷其中的業者，遭到巨大驚恐壓力，無不趨吉避凶，以防成為下一個。我亦接到家人與朋友許多電話勸告。為此，我們再三斟酌，決定暫停大作的出版，以待未來。因未簽約，後續不複雜。但誠盼得到您之諒解。前此勉出《教父》，但今非昔比，愚亦無力承擔巨大後果。未能效終，深以為憾。」我充份理解出版方所遭遇的壓力與危險，在香港的歷史上，這種情形是前所未見的。

港出版自由完全崩壞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繼續為此書的出版而努力，先後聯絡了香港的五、六家出版商，結果均被婉言謝絕。至此，這本新書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完全斷絕。

值得慶幸的是，本書的台灣版二月底將如期出版，在香港的出版自由完全崩壞的情形下，台灣是華人社會出版自由的最後一座燈塔。但是，本書的台灣版能否進入香港的書店銷售，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容樂觀。

為了對抗中共肆無忌憚地戕害香港的出版自由，我考慮稍後在自己的臉書上直接向香港讀者出售本書已經排版完成的PDF檔電子版。這是在社交媒體時代，我最後的抵抗。

余杰
旅美作家

吳靄儀 - 少數也能贏

明報   2016年1月11日

不要讓悲情沮喪的空氣瀰漫，守護香港，我們要相信，只要我們沉得住氣，機智堅定，那就少數也能贏！

上周四，佔少數的泛民再次擋住了網絡23條的審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政府「夠票就硬闖」不理智，這次不是拉布而是點人數成功令會議結束。成功因素是民間有強烈聲音，泛民有默契和各自守住崗位，利用建制派不忿委屈自己撐這個不像樣的政府的空隙。當然，同樣手法，下次未必成功，但只要民間繼續發聲，議員就肯定要繼續企硬，要讓這個政府感到透不過氣來的壓力，下次不要夠票就硬闖。

不要以為必輸就不戰，要問怎樣可以獲得有利戰果。最最必輸的莫過於2006年，出世不滿歲的公民黨派出從政才兩年的梁家傑競選特首，挑戰贏定了的曾蔭權。一如預料，輸了結果，但贏了整個選舉過程的改革，從此之後，特首選舉必須有競爭，必須有市民參與的公開電視辯論，發表政綱、選舉承諾，假戲真做，已不能走回頭路。

兩傘運動是一場真正的政治路線的革命，塑造了整整一代人，香港前途從此不一樣。我不明白年輕人為何堅持是失敗。運動牢牢綑綁住泛民，27票一票不少，還增多了一票；28票對8票，清脆否決了人大8．31決定，為什麼是失敗？民主終會來，來的時候會是個更堅強的真正民主！

抗爭一場又一場，對方的弱點不住暴露，不斷自戕。香港人李波在香港境內被失蹤，內地「強力部門」隱隱然承認責任，傲慢自稱有權繞過法律制度，公然踐踏一國兩制，做得太過分，不幸涉及外國公民，終於招致國際反響。港人無力招架嗎？此事震撼世界，港人的追究，一定有下文！冥冥中有天意，天助自助者。對方太自大，做得太卑劣，例如吳亮星，卑劣加無知，濫用議員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惡意傳播誹謗謠言，更犯眾怒，「一地兩檢」更難過關！無論建制泛民，都應動議罷免這名丑角。

梁振英在反對聲中偏要委任李國章，港大保衛戰失敗了嗎？絕不！陳文敏風波喚醒了港大人，連場選舉，選出了更堅決守護學術自由的委員，梁振英做得過分，就是激勵軍心的最強一帖。

劉銳紹 - 欲蓋彌彰的「李波雪球」效應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事件疑點重重，至今仍撲朔迷離。最近，又有內地消息指，這只是私人經濟糾紛。容或這些消息屬實，但在疑團未釋之下，這些消息都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可見，有關方面如果不用事實說話，反而不斷製造新的疑惑，甚至在有意無意中破壞現行機制，只會導致此案的負面效應像在煤礦上滾雪球那樣，愈滾愈糟，愈滾愈黑。

兩個核心問題

事件發展至今，各方應該牢牢抓緊兩個核心問題。一、案中5人是怎樣失蹤的？是不是有人越境執法？或者有人越境犯法？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有公職身分的人，後者則可能不是公職人員。但無論越境執法也好，越境犯法也好，香港警方和內地有關部門必須認真處理和公開真相，因為這涉及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

二、此案是否涉及出版和言論自由？內地消息指，「這只是私人經濟糾紛」，不涉出版自由，但經濟糾紛也可以通過法律解決，而不能令人「用自己的方式」失蹤。如果此案涉及出版和言論自由，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建制派提出，此案真相未明，不宜諸多猜測。表面上，此說可以成立，但這種態度只會令事件更不透明；連追問一聲也不敢，更會令事件無法解決。須知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猜測是自然出現的，換言之，這些猜測是官方間接造成的，也說明有關方面沒有現代化危機管理的意識和經驗。

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方面對事件的解讀，也給人一種強權政治的感覺。例如《環球時報》提出的「強力部門」，以及「政治有時會超越法律」；有建制派人士甚至提出美國也是越境捉拿拉登。但是，他們所說的只是現實，而不是道理，在邏輯上也說不過去。假如引用美國捉拿拉登的例子，藉此證明「強力部門」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可以越境執法和規避法律的話，那麼，美國在中國境內幹同樣的事，又該怎樣對待呢？

又如王毅回應英國時說，案中人首先是中國公民，其意是阻止英國干預中國內政。從外交層面看，這可以視為一種策略，但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即使是中國公民，官方對他們也要依法辦事，而不能為所欲為。

說到這裏，不能不說發生此事也跟中國的體制有關。中國的管治架構，有時是條塊分割的，大家都按中央的精神辦事，但又有各自的理解，因而出現各自為政、政出多頭的情况。香港回歸18年了，有些人感到「為什麼在香港辦正經事也是困難重重」，因而對「兩制」失去耐性。為了完成他們認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於是慣性地應用了內地的方法，連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和人士也未必知情。加上中國政治不想公開出現「政策分歧」或「部門打架」的現象，所以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和人士也不願意澄清外間的疑問，包括環球時報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央政策，這就令到事件更像脫韁之馬，難以駕馭了。

倘官方不妥善處理 有何惡果？

在此不妨預測，如果官方還不趕快妥善處理，此事將如何發展？還會產生什麼更嚴重的惡果？

其一，香港人對習近平所說的「『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依法治國」更無信心。尤其是香港與內地之間行之有效的通報機制，這次也失靈了，港府和警方在傳媒查問之下，也無法回應，深有「難為了家嫂」之嘆。

其二，這次事件肯定打亂了有關部門對香港事務的部署，包括如何策劃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從另一個角度，這是對泛民有利的，而冥冥中好像這類事件必然發生，例如上次立法會選舉之前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又例如政改投票的「甩轆事件」，只會增加人們的離心力。

其三，內地最擔心的外部勢力，竟然在莫名其妙的情况由官方主動引入。從公開看到的，英國和瑞典由於有涉案人士屬於其本國國籍，不能不表態，後來歐盟也關注起來，顯示此事已上升至廣泛的國際層面，而且還不斷發酵，即使不能沾邊的美國也趁機「抽水」。可以說，這次「引狼入室」完全是不必要的。

內地有意見認為，這些國家只是表態而已，它們絕對不敢破壞跟中國的關係，因為它們都看重雙方的經貿關係。但這只是表面的自我安慰，其實外國關注這次事件，還因為它們擔心中國最終會傷害其本國國民，至少為它們製造難題。這次事件中的兩名當事人李波和桂民海分別持有英國和瑞典護照，但中國強調他們首先是中國公民，藉此排除外國的干預。這種做法雖可解釋為「只針對涉事的華裔人士」，不是針對原來的外國國民。可是，無論如何這種做法衝擊了有關國家保護本國國民的權利。在澳洲，更發生若干宗中國執法人員越境執法，導致澳洲向中國交涉，據報道中國已承諾不再發生同類事件。但在去年3月，一名移民澳洲多年的內地商人張健平返回大陸時，被中國當局指他的真正身分是多年前外逃的經濟犯謝仁良，理據是「上海警方是通過追逃數據庫和面部識別技術鎖定謝仁良，再通過與其兒子的DNA比對檢測，確認其真實身分」，結果引起兩國爭議。澳洲和澳洲人不相信中國的「證據」，而中國則認為「有權扣押中國外逃犯」。餘此類推，外交界紛紛引述過去的事例：英國商人海伍德在中國被殺；中國異見人士王炳章在越南失蹤但後來在中國被判刑；民運人士姚勇戰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轉交到中國手裏……

這些雖然只是個別事件，對中國來說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外國對此也無可奈何，但如果這類事件不斷積累，對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總有不利之處，尤其是習近平正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沿途涉及60多個國家，而其中大約40個國家跟中國的關係處於不牢固的狀態。倘若中國在政治、人權等問題上不斷積累仇怨，難保會影響全盤計劃，實在不划算呢。目前，也許只有美國才能使中國有點忌憚，例如持有美國護照的吳弘達非法入境，被判刑15年但馬上被送回美國。如果中國只看實力而不按道理行事，總難實現真正的「中國夢」。

也觸動了台灣人

其四，這次事件也觸動了台灣人的穴位，蔡英文已抓住這個話題，作為競選的一個籌碼。3年前，台灣人對香港的形勢不太關注，但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後，台灣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灣」。可見，假如有關方面還不趕快處理好這次事件，只會令兩岸的距離更大，「統一大業」就更無從談起了。

孔誥烽 - 中國盛衰與美元周期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新年伊始，中國經濟噩耗不斷，中國股市兩度跌愈7%觸發熔斷機制全日停市。離岸在岸人民幣更是跌不停。去年8月人民幣貶值之後，中國官方說是一次過貶值，9月習近平訪美時在與奧巴馬的聯合記者會中，說「長期而言，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基礎」。但言猶在耳，人民幣在去年年底開始再大舉貶值，跌勢比8月更兇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去年7月在《紐約時報》題為〈沒穿衣的皇帝〉的專欄文章稱，中國金融波動最致命的，不是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是有關部門「暴力救市」藥石亂投，折損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公信力。如果說7月的暴力救市是折損公信力，那麼最高領導人說不會貶值又大貶，最近熔斷機制啓動幾天又取消，說禁止國企高層減持命令將鬆綁又不鬆綁，就簡直是摧毁公信力了。

順風順水 財金官員人人變天才

多年來中國經濟在高增長時期，中共管理經濟的公信力一直增加。西方出版講中國財經官僚多厲害多高瞻遠矚觀點千篇一律的專書，比食譜還多。在這個「東方賢人」幻影下，中國政府推出任何經濟政策，很多論者閉着眼也能稱讚是天才絕頂極有遠見的謀略。

但你再看深一層，便知道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到2010年的高速增長，其實並非因為中共發明了什麼絕頂聰明的新經濟模式，而是由美國在「911」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下大量苦無出路的過剩資本流向中國帶動。2001年起外資進入中國和中國出口業的興旺帶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在不斷增加的外儲支持下，中國政府便可安心大印人民幣刺激經濟，讓地方政府與國企不斷借款蓋鋼廠、興煤礦、鋪公路、造高鐵、建高樓。全球過剩資本流入中國有如天降橫財；中國財金官員，不論有無能力，都頓時成了能點石成金的天才，人人都是「神童輝」。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風暴，美國聯儲局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印美元救經濟，西方金融大行為了挽留恐懼資產市場的客人，便與財經媒體和學院經濟學家吹起「中國經濟奇蹟無敵無限」的口水泡，推出各種中國概念金融產品吸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的游資大增，中共便跟着加大力度放水刺激經濟。水源不斷，放出來的水被用來蓋已經過剩的鋼廠、一完工便因為安全問題被迫大降速的「高」鐵、沒有人住的鬼城，甚至滲了一些出去成為無數的澳門賭場泥碼和大媽的LV袋，也無所謂了。

鴻運當頭，加上西方白人別有用心的吹捧奉承，多沒能力的庸碌官僚，看起來都像天才。在這順風順水的環境下，一個「吹牛——資本流入——高增長——吹牛」的良性循環便成形。

經濟轉勢 庸碌原形畢露

但國有三衰六旺，好運也有盡頭時。2012年之後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結束量化寬鬆進入加息周期的預期出現，美元也開始轉強。同一時間中國因為長期實行國有銀行放債推動建設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與國企均負債纍纍，開始引起國際市場關注。但放水放上了癮，便很難一時改變。去年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仍以超過13%的速度增長。同時工資上漲、基建飽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引起實體經濟增長放緩，就算我們相信官方數據沒有水分，7%的GDP增長，也遠低於債務增長。結果就是整體負債佔國民經濟比例大增，現在已經超過250%。根據外國經驗，這樣規模和高速增長的負債佔經濟比例，只可能有兩種結果：不是企業大規模倒閉撇帳危及銀行體系，便是政府不顧一切用財政資源挽救企業，令政府陷入財政困難和相關企業成為勉強生存毫無活力的喪屍。

中國經濟減速、美元美息回升，導致國際過剩資本流入中國造就繁榮的循環逆轉，中國國內的資本，產生離開中國轉投美元資產的衝動。資本出走，乃是近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的底蘊。如果我們再看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便會驚覺中國外儲在2014年夏天到達4萬億美元的頂峰後便一直下降，到2015年12月底，已經累計減少了17%。這顯示北京一直在燒外儲來挺人幣。若沒有犧牲外儲，人幣便下跌得更厲害。這個趨勢持續，中共遲早會陷入兩難：如放手讓人幣自由下滑，演變成雪崩式貶值，近年累積了大量美元外債的國企將會破產；如繼續干預挺幣值，外匯儲備便會加速蒸發，到蒸乾的一天來臨，更大的經濟災難便無可避免。中國巨大外儲，令中國能在國際社會財大氣粗，讓全世界都進入「不是中國照顧便早完蛋」的可憐狀態。但若外儲一旦消散，中國便打回原形，「底氣」、「軟實力」、「話語權」都不要再說了。

一個「信心潰散——撤資——經濟下滑——信心潰散」的下行循環，於焉形成。面對這個惡浪，本來看來多英明的神童，都很容易變成狂躁失控的怪人。

發展中國家的捧殺周期

這個周期轉換，用中共的語言來說，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乃是更長時段美元周期的一部分，之前也有不少前車之鑑。1970年代美元下滑，美元資金向世界流竄，變成流進拉美等地的低息貸款，推動拉美發展的黃金10年。1979年開始美元在聯儲局激烈加息下重回升軌，資金回流美國，拉美等地便由盛轉衰，陷入債務危機。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下滑，美元資本又流到墨西哥、日本、東亞等地，吹起了這些地方的資產泡沫，到1994年華府重回強美元政策，資金又回流美國，引發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和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起格林斯潘轉向貨幣寬鬆令美元長期貶值，資金便開始大規模流向中國。2012年後美息、美元準備轉向，大有歷史又再重演的勢頭（見圖）。

回顧先例，被這個美元周期捧完又殺的經濟體，有的一沉不起，有的強勢復元。中國在過去15年被推捧到高崖，現在開始下墮，最後結果會怎樣？這就要看中國在盛世時累積了什麼樣的業了。

延伸閱讀：

Ho-fung Hung（2015）.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vestment: Dollar disruption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4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捷生 - 醜惡人性大釋放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1日

吳亮星對李波案的「偷渡嫖娼」說，暴露出人性最陰暗的一面。這還不獨是吳某個人，他在立法會保安事務會議上當眾宣讀的「網上傳言」，並非原創，而是來自中共真理部（中宣部）的產品，通過網絡和手機傳播。令人髮指的是，暴戾的國家意志已經吞噬了一個文弱書商，還要發動愛國群眾把他大卸八塊，實行人格毀滅。

文革精神仍在

適逢文革五十周年，回顧文革反人類反文明的浩劫，正是利用人性最陰暗的部份，以崇高的名義釋放出人性的邪惡。毛澤東在早期湖南農民運動中已發現這一革命利器，以人性惡糾合起來的痞子運動可以摧枯拉朽。後來的土改、反右、四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直至文革，莫不與痞子政治和醜惡人性的大釋放有關。

習近平和薄熙來一樣，文革就是他們的青春記憶。哪怕黨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精神資源還在。試看從抓網絡大V到抓記者律師，強迫他們上電視認罪悔過，如同文革的萬人公審大會。吳亮星潑出人格撕裂的糞汁，背後就是愛國群眾組織口號震天的精神批鬥。其實香港某些新晉社團，早已取代過氣的維園阿伯，屢屢以火爆語言與肢體動作去劫持公共論壇，形同文革造反派。維園阿伯還屬「自乾五」，徒有一片忠肝義膽，新晉愛國鬥士卻是要領封賜的。

聯想到香港新銳導演創作的《十年》，從短片〈浮瓜〉中最下層的黑社會小卒和南亞打手，再到「愛」字頭社團和某「聯」，調動其人性邪惡可以有不同手段，前者許諾金錢，後者賜予愛國光環和政治利益紅包。短片〈方言〉中的士司機對不諳普通話的同行之舉報。短片〈本地蛋〉中的少年軍沿街監控檢舉本土文化的殘餘符號，這般場景更是文革魅影重現。

最為震撼人心的短片〈自焚者〉，熱血青年不是去中聯辦，而是去英國領事館前抗議。只緣經過十七年的新殖民統治，沒有人覺得可以和毗鄰的強國講理，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還在，要焚燒這些被聯合國確認的文獻表達憤怒，把英國政府百般推諉的法律承擔和國際義務化為一團怒火。

我注意到〈自焚者〉中象徵泛民頭面人物的女議員在立法會前口若懸河，而某個時事評論家也就本土抗爭浪潮接受電視訪談，他們的滔滔口水對於已經付諸行動的青年世代，根本沒有意義。倒是時事評論員說到半截，現場忽然有神秘的「強力部門」闖入，影片沒有拍出他們的面目，甚至沒有他們的聲音，後面發生了甚麼只交觀眾自己去想像。

這不正酷似李波在那一刻遇到的突發場景嗎？香港人終歸要明白強國名言：法律不是擋箭牌。更別忘記當時強國外交部姜瑜同志後面還有一句：「甚麼法律都保護不了他。」

孔捷生
專欄作家

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專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捷克作家克里瑪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1968年，捷克共產黨展開黨內民主化運動，卻被蘇聯派出坦克進入布拉格城鎮壓，史稱「布拉格之春」。

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其後成為異見作家，被秘密警察審問多次，一度做過掃街工人謀生。

其間，他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但最終回國。克里瑪這樣解釋過：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邊，那裏是我和初戀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遠離開捷克，以後再沒機會回去那裏，我就感到難過。

雖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終沒再回去那河邊；

但在我意識裏，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到那個地方，這種心態讓我感到自由。」

克里瑪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

近年，他在80歲的時候出版了自傳My Crazy Century，詳述自己「被剝奪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猶太背景被困集中營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壓為異見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再嘗自由。

克里瑪的抗爭歲月裏，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昆德拉，皆為他的文壇親密戰友。

克里瑪在自傳裏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將自己混沌的私生活與大歷史交錯寫出。

他坦言：「我不想隱瞞，不想說謊。」

克里瑪指，拒絕說謊，無論是面對國家還是面對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問：譚蕙芸，因工作關係偶爾到訪捷克，路上讀過哈維爾、卡夫卡和昆德拉，卻喜歡克里瑪文風樸實有人味，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瑪，84歲，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與哈維爾等一起反抗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被禁止公開寫作20年。至今有40餘本著作，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時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瑪的話。其部分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書商宣傳指出：「昨天讀昆德拉，今天讀克里瑪」，並形容「很多評論認為，克里瑪的文學成就和社會聲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筆者身處布拉格一間咖啡室，於零度的氣溫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傳。當時正好是香港「雨傘運動」尾聲，香港瀰漫着一股無力感。書裏我看到克里瑪對極權制度的觀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堅持十餘年頑強抵抗的韌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訪布拉格，想到邀請他做訪問。

我透過當地作家組織接觸到克里瑪，跟他通電話。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教過書的他，英語帶着濃重捷克口音，他邀請筆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當我到達這間小樹林旁邊的三層高小屋，克里瑪開門給我，已84歲的他背有點駝，動作緩慢但不失靈活。有英國記者形容，克里瑪有一個「披頭四髮型」，和「食肉獸般的牙齒」，事實上，他身形高大，頭髮厚重凌亂，頂着大肚腩，臉上表情木訥，第一眼給我印象有點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產黨 此後「窮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瑪穿著格仔毛衣、絨西褲，拖鞋和袜子，帶我到二樓書房，幾百呎的空間四壁塞滿書，書架擺放着他曾協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過，後來物歸原主的禁書（samizdat）。他給我泡了茶，坐下來單刀直入：「你想問什麼？」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三小時。訪談間，他倚在椅上時而深思，時而配以誇張手部動作解說，偶爾拉出手巾擦鼻。雖然他是國際知名作家，但沒有一種「我來教訓你」的氣焰。我說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傳，他不忘自嘲：「讀這本書會否浪費時間？」其自傳全球賣了2萬本，他傾向解釋是受惠於文學潮流。我們雖然有語言、文化和年齡的鴻溝，但觸及話題之深邃，讓我慶幸在這位作家年老之時，仍能與他澄明的腦袋相遇了一個下午。

克里瑪在自傳中說：「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時是坐牢（集中營），有時是失業，持續被警察審問。我做過一段時間（14年）共產黨員，當我發現這個黨是沒有良知並剝奪人民自由，我窮一生去為社會重建自由」。克里瑪少年時被共產主義吸引，後來他那位對共產主義更狂熱的父親被無理拘捕，令他開始醒覺。克里瑪今日回望：「我沒有後悔加入過共產黨，少年時有錯覺，相信共產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釋，不少捷克人最初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因為蘇聯紅軍在1945年打敗納粹德軍，其後1946年捷克舉行的自由選舉，共產黨獲票高達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黨內進行大搜捕，國人對共產黨感覺變差。

「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

克里瑪年輕時，曾任記者和文學雜誌編輯，發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字工作有諸多限制，於是與作家們一起爭取更多表達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壓後，他被逐出共產黨，但仍堅持與其他作家如哈維爾繼續地下寫作。克里瑪從書架上翻出當時他們出版的「禁書」：薄薄的牛油紙上滿佈打字機字體，他們用電動打字機製作複本然後拿去釘裝，並透過民間人脈互相傳閱，十多年間，地下書目多達數千本；另一邊廂，他們亦有把文章偷運到國外出版。

官方為了阻止這些活動，不但扣起克里瑪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稅、還沒收他的護照、駕駛執照，並切斷他家的電話線，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審問：「我發現，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思想，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這是定律；因為烏托邦在地上根本沒法實現，要實現就要壓制人民，是鐵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齒說出「iron law」兩字。

克里瑪形容，那些年，圈子裏至少有一百個文學家堅持站在蘇聯對立面。筆者訝異，作家可以如此團結，克里瑪解釋：「捷克有很長的民主歷史，從十八世紀末（捷克在一次大戰後1918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便有民主選舉，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會抗爭的先鋒。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蘇聯派來的領導人，是共產黨內最保守最強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權（stupid regime），對大部分國民欠認受性。」我反問，這個他口中的「愚蠢政權」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瑪不忘補充：「對，它撐了20年，卻一夜間死亡」，克里瑪的語調裏，總有一種樂觀的底氣。

克里瑪自傳裏提到，官方對異見作家的手段，對香港讀者感覺似曾相識：1977年，異見作家包括哈維爾聯署《77憲章》爭取人權；官方發動市民投稿到報紙反對《77憲章》；並拉攏藝術家、演員站台支持政權。凡是民間有反對聲音，官方都會發動同等聲音抗衡，這畫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問克里瑪，為何藝術家會支持極權，克里瑪語帶不屑：「有些藝術家很天真，因為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像活在夢境中（才能創作）；加上政權會用很多方法拉攏你，用物質來賄賂你。當然，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問，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邀請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瑪婉拒，他解釋，既然自由已經爭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對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狀况，克里瑪覺得總的來說也算滿意。

自傳裏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異見作家一旦參與地下創作，報章就會出現文章攻擊他們「與西方勢力勾結」，不討好官方路線的藝術家會丟工作，有雜誌總編輯變成酒店門僮，作家變成洗窗工人；大學教授成為地鐵苦力；克里瑪就做過醫院雜工，測量技工、掃街工人。克里瑪的女兒更受父親牽連，差點沒機會讀大學。克里瑪回憶當時，語調平淡：「我算是較幸運一個，我在西方較有名氣，他們沒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斷審問威嚇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兩年。」

不想享受自己沒份爭取的自由 回到地獄

知識分子變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內容；事實上，克里瑪也把他的掃街經驗寫進他的小說《愛情與垃圾》裏。然而克里瑪卻覺得，知識分子在共產鐵腕下20年來受的苦，一點也不浪漫。他的自傳裏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訪問過布拉格，於會面上說過一些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了，即使它是地獄，也能為文學提供上佳的題材。」當時克里瑪覺得十分荒誕，在內心反駁道：「地獄當然是好題材，特別是你不用活在地獄裏。」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瑪有機會移居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地獄」，不少人都責備他是傻子，他曾在自傳裏解釋，身在美國享受自己沒有份爭取回來的自由，卻知道同胞在國內苦苦掙扎，感覺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別作家的創作泉源：「一個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就會失去一種聯繫，難以創作」。事實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國，部分人批評昆德拉已離開太久。

走出集中營 便是自由人

克里瑪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營度過了4年，當時他只有十來歲。他承認，集中營的日子影響他一生。筆者後來用了一日造訪Terezín，這裏收容過十萬人，最後活口不夠十分一，其餘都被送到波蘭毒氣室。克里瑪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覺得自己倖存的「運氣」令他既內疚又感恩。克里瑪形容道，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就是當集中營大門打開的一刻：「那刻好像夢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開了門，我走過這道門，就成為了自由人。」說時他年邁下垂的雙眼閃着光。

但克里瑪午夜夢迴都想起集中營的小玩伴，擦身而過就消失於人間：「集中營的歲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貴，就是後來共產黨剝奪了我各種自由，我仍可用一種『自由人心態』過活，即是，在文章裏只寫自己看到和經歷的事，不寫被指派要寫的東西。」

筆者屢訪捷克，發現捷克人對自由的擁戴，和美國人有點差異，特別在拒絕過度資本主義上比較硬淨。克里瑪也認同，即使在自由社會裏，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認為自由分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在自由的社會裏，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壓力，傳媒的影響，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時是要拒絕一些關係和影響，有時卻要冒一定風險。」

對自己坦誠 才是自由的開端

讀克里瑪的自傳，叫我最訝異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坦克入城的一剎那，克里瑪寫道，他當時與一位女子身處英國，而這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憲章》聯署時，克里瑪到最後並沒有聯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讓他女兒考上心儀的大學。這些人格的弱點，克里瑪敢於披露，當筆者問到他為何把外遇都寫出來，克里瑪顯得有點尷尬：「我決定要寫出來，即使我沒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寫出來，因為發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這本書裏坦白，不要說謊，不想隱藏。」

捷克作家之中，從卡夫卡到哈維爾到昆德拉，大家都強調面對人性陰暗面和弱點的重要性。克里瑪寫過：「卡夫卡在共產主義下之所以成為禁書，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瑪指，完美是一種危險的事，而對自己坦誠，才是自由的開端：「納粹和共產黨都愛搞個人崇拜，當你說找到完美的人，或聲稱找到真理，就是危險的時候。」我續問，被公認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總統哈維爾是好人嗎？克里瑪這樣形容舊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坦誠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

我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克里瑪從沒到過中國和香港，但他的著作卻在國內出版，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後記：克里瑪今年和太太結婚已六十周年，離開時，克里瑪太太開車送我到車站，她對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顯比丈夫悲觀：「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很天真，認為得到民主後，社會所有問題會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知道情况複雜得多。」克里瑪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師（此心理輔導學說在歐洲大行其道），她說，會替求診者「解夢」：「夢境裏會讓人看到壓抑了的陰暗面，有時，要了解自己不承認的東西，人才會得自由。」我反問：「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為自由像赤裸一樣，讓人面對自己的問題，需要勇氣」，克里瑪太太笑着點頭稱是。

文、圖／譚蕙芸

插畫／吳浚匡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陳惜姿 - 人人自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0日

李波消失已超過一星期，自從此事曝光，香港就像被一塊烏雲籠罩，窒息感覺揮之不去。

在臉書貼上幾則評論，一名身在美國的老同學看到了，問：香港人怎會感到安全呢？我看着苦笑，本來我覺得美國也不見得安全，人人都有槍，隔不多久便有槍擊案，小學一年級生也遭殃，連奧巴馬總統都流淚了，香港的治安卻是一等一的好。

但自從李波和其餘四人被「強力部門」帶走以後，撕破了假象。香港自以為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原來沒有，香港人過去太天真了，以為一國兩制真可保護我們，以為河水不犯井水，以為《基本法》27條寫明香港有出版自由，便真有出版自由。

浸大新聞系杜耀明老師說得好，那些習近平情史、共產黨崩潰等書，在香港是合法的，內地政府若認為是違禁品，大可以在海關扣查。一旦發現旅客帶「禁書」入境，立即嚴懲，那才合乎道理。國人帶違禁品入境，關員不阻止，反而越境在香港拘捕售書人，說得通嗎？

香港人因出版中央不喜歡的書而被越境拘捕，一國兩制徹底破壞，五十年不變提早結束。先例一開，人人自危，香港也不是香港了。但凡與中央唱反調的，都可被視為「反對派」，誰知哪一句話會「危害國家安全」？過去香港沒有真正民主，好歹還有自由，但自此以後，話已不能這樣說。

李怡 - 希望公眾不要將建制看得太負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9日

本文標題引自建制派議員、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前天說的話。陳在談高鐵撥款會在「陽光下剪布」時，接下來說「希望公眾不要將建制看得太負面」。他的意思是公眾負面看建制已是事實，只望不要「太負面」。這反映了社會對建制派的主要觀感。建制，除了議員，當然更包括官員。

李波傳真信，李太銷案及表示她相信傳真是李波自願寫的。可以說已相當配合中共對李波事件的補戲。只要中共暫時沉默，儘管香港社會議論紛紛，鬧個幾天，香港人的健忘機制發酵，事情也就會平靜下來。偏偏中共宣傳機構沉不住氣，《環球時報》連續三天發表評論，不但把在港辦案的行徑露了底，把擬好的劇本搞砸，而且對香港那些護黨幫腔的建制派連連掌摑，繼續把雪球滾大，除英國外交大臣表示事件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外，歐盟昨天也表示「情況令人極度擔憂」。

官媒連番掌摑建制事件剛曝光時，立會保安事務主席、民建聯大佬葉國謙表示，李太接深圳電話不能引伸為李波身在內地，因為在香港亦可以使用內地電話；又說未有證據顯示李波是被人綁架。第二天，《環時》評論證實李波在大陸，再一天，《環時》證明是大陸的強力部門使李波到大陸。

本來，李太銷案，建制議員都像撿到寶，姚思榮說，太太都銷案，係咪咁快要擺上立法會討論？田北辰說，如果李波自願到內地，就唔涉及內地執法人員來港跨境執法。黃國健說，綁匪只會要贖金，唔會叫你去銷案。最驚人是吳亮星誣衊書局五人在香港一起坐船去嫖妓被捕。

但建制的馬屁拍到馬腳上了，被《環時》評論一腳踢開。

《環時》除了清楚表明李波在大陸「配合調查」之外，也表示是「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所謂不是「跨境執法」，只是「內地警員」沒有用「五花大綁」把李波「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而已。越境辦案已昭昭明甚。

連續三天的《環時》評論，都狠批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政治書「包含惡意編造的內容」，指為「在香港搞危害內地和國家的行動」，這等於講出了強力部門脅迫被調查者配合調查的立意。香港網民指出，這是「一方面說自己不是殺人兇手，另一方面高聲說出殺人動機」。

《環時》最具恐嚇性的論述，是表示香港法律「不是用來掩護一些人或機構危害國家安全的專門制度安排。如果一些力量把香港的法律空間朝着對抗國家的極致使用，就說不準甚麼時候踩到危險的邊界上。」

在法治社會，法律是行事準則而不是制度安排，法律是公正而不含政治目的的，任何人任何機構只要不違法，做甚麼事，要達到甚麼政治、商業甚至個人目的都可以。是否危害國家安全，也不是掌權者說了算。比如在香港出版有關大陸的政治書，你可以說是危害國家安全，也可以說是推動國家向自由民主發展，有利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做甚麼行業，包括開書店賣書，都思量要符合掌權者對國家安全的解釋，那麼香港過去在法律保護下各顯神通的揮灑就走向絕路也。

應受全港市民詛咒面對中共以強權代替法律的言論，建制派繼續出醜。前律師會會長、區議員何君堯說，現實政治有超越法律時候，無論當事人是自願或被擄劫，跌入他人地方，就受當地司法管轄。按此說法，把人擄劫往伊斯蘭國，被斬首亦屬合理了。馬逢國稱要尊重國內媒體觀點，但最官方媒體應是《人民日報》，《環時》評論只是「有內地朋友從他們角度去看事件」。根據大陸的百度搜尋，《環球時報》是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主辦與出版的報紙，還不夠官方嗎？若非官方，何以知道李波是中共「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弄過去的？

689叫香港人不要過份猜測，還希望被中共扣查的李波提供資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正等候內地答覆，叫人不應過份揣測。

中共官方媒體已講得清清楚楚了，還需要猜測揣測嗎？

李波的遭遇，引發香港人對自身安危的憂慮，掀起重新申請BNO的熱潮，香港一國兩制的崩解兆頭已現。在這涉及香港市民安危的事端中，香港人看盡了特首、高官、建制派的種種醜態。他們不僅不挺身而出，藉維護李波的安全，表達對香港人權益的關注，而且不停地為跨境辦案者護短，對受害者潑糞，為侵犯港人安全的強權解釋辯護。公眾不是對建制看得太負面，而是不夠負面。他們應受到全港700萬人詛咒。（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紀碩鳴 - 中央應嚴厲阻止跨境綁架

2016年1月9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失蹤案一波三折，開始時妻子懷疑李波被綁架報警求助，還有人質疑他是被內地執法人員非法擄走。但最新的消息又有李波有親筆傳真報平安，稱因為以「自己的方式」返內地，妻求警銷案。

失蹤案如果就此畫上句號，香港社會也能以此相信李波的傳真內容就是真相，可以滿意地放下失去自由的恐懼，那才叫怪呢！

倘非自願返內地 中央應嚴肅查處

雖然，以目前所有的證據都無法有力的證明李波是被綁架了，這有待香港警方會同內地政府進行調查，相信兩地政府認真合作，真相是不難被揭露的。毛澤東就講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我們期待真相，因為真相只有一個。如果李波真是不自願的被從香港「返內地」，不管是誰下的手，中央都應該認真對待，嚴肅查處。

當然，也有可能，李波真的以「自己的方式」返內地，這是他本人的選擇，講明真相釋解港人疑慮即可。但中央應該重申絕不允許這類白色恐怖事件發生，因為，過去確實曾發生香港人被綁架返內地的恐怖事。

匪夷所思的恐怖事件，就讓港商潘維曦夫婦遇上了。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綁架，「省港奇兵」活生生發生在「一國兩制」以後的香港。沒有人會承認這是當時廣東公安跨境所為，但內地的媒體卻如實作了報道。

2015年10月14日，廣東《新快報》直接指：2013年12月因百億非法吸存案被追逃的新中國大廈原東家潘維曦被廣東警方在香港抓獲歸案；2013年12月3日的《南方都市報》發出報道，聲稱「潘維曦近日在香港被廣東警方拘捕」。廣東警方跨境抓人？如果確實，這將是一起嚴重踐踏法治，破壞「一國兩制」的違法行為。

香港警方在接報後（報案編號為HKIRN13000547）非常重視，作了大量的偵察調查，蒐集了大量的綁架證據，據悉也找到了綁架案外圍的嫌疑人。不過，證據交廣東當局近兩年了，至今石沉大海。

最近曝光的廣州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檔案，由已落網的腐敗官員、廣州前政法委書記、廣州市公安局長吳沙批示的「穗公經（2011）458號」文件中的辦案工作方案中確定，成立抓捕潘維曦的專案組，設立材料、調查、追捕3個小組，由技術偵察部門掌握潘維曦的最新情况；通過出入境部門，比對潘維曦相片，了解活動規律；積極推進抓捕工作。消息人士稱，非法跨境綁架是吳沙在位時的最後具體實施。

駭人聽聞的香港綁架事件發生在2013年9月8日晚，港商潘維曦夫婦開車回香島道家的路上，遇到假冒的香港警察，指揮他們轉彎進停車場，說是車後燈壞了，等他們下車察看時，對面商務車中幾個大漢蜂擁而上，把他倆綑綁起來，塞入車內，然後開車至海邊再以快艇又轉漁船，綁架到廣東的深山中禁錮。將他們夫婦分開兩間房，戴上腳鐐，嚴刑拷打，一直折磨了整整5天。目的是要潘維曦按要求錄下口供。

其間，潘維曦稍有不從就被毒打，一直至遍體鱗傷，血流披面。口供背不準確，還被在全身傷口倒上蜜糖，再扔蟻巢在身上，讓螞蟻咬他。至9月13日凌晨，這些大漢達到目的後，將潘維曦夫婦綑綁手腳，封住嘴巴，扔到一個位於廣州市白雲區的橋下，沒多久就有人來把他們帶到鐘落潭派出所問話。

當地派出所不問潘維曦夫婦如何會落到如此地步，也不追查綁匪，而是由廣州經偵隊刑警前來拘捕，當日晚檢察院就發出了逮捕證，速度之快，超乎尋常。

案發後，潘家女兒在香港報警。在香港警方的努力爭取下，廣州公安才釋放了潘太太。2013年9月15日下午，在香港警方陪同下，潘太太回到了香港。

綁架完全是因為經濟事件引發，不涉政治。廣州市檢察機關指控潘維曦10多年前涉及非法集資，法院以非法集資罪、向非國家公務人員行賄罪、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行賄罪判處潘維曦執行16年6個月有期徒刑，並透過不同渠道明確告知被綁者家人，不可能通過上訴等法律途徑進行申訴，因罪名已被確定。明明是遭人綁架的受害者，卻在內地變為被告人。詭異的是，當地檢察院以潘維曦的香港人身分起訴，法院卻隱瞞了潘維曦的香港身分，以廣州人身分判刑。因為，說到潘維曦的香港身分必須回答他是如何來到廣州的，事必揭露被非法綁架的事實。

嚴重挑戰法治

潘維曦是否犯罪，該由司法機構按法定程序審理，但非法綁架的程序不正義，怎麼能指望審理正義呢？這種行為嚴重挑戰內地和香港的法治。法治是基石，基石遭破壞，地動山搖。相信，這種以跨境違法綁架來抓捕「要犯」，從而維護法治尊嚴的違法行為絕不會是中央領導所希望見到的。

這樣的恐怖綁架，即使在內地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如果不予以嚴厲阻止，其危害不僅破壞法治，讓港人倍感恐懼，更因為香港是國際都市，會影響國際投資的意欲，其損害無可估量。自然，強硬派會說，中國強大了，一個香港算得了什麼？如果這樣，中國強大了卻違背了改革開放的初衷，這一定不是中國領導所要的結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特首梁振英述職時強調了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強調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今天就有人敢視一國兩制為無物，這亦是在挑戰中央的決心。

究竟是誰對潘維曦實施了綁架？為什麼廣州的司法機關如此無視這麼嚴重的綁架事件？為什麼這麼不尊重香港警方作出的調查？中央應該責成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以維護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維護法治建設的權威性。

柳俊江 - 錯配的公信力

反智動物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吳亮星「嫖妓論」一出，全城譁然。吳亮星所言是否屬實，在腦筋正常的人來說，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你是否願意用一用你的大腦和邏輯。不過面對現實，香港仍有一群烏合之眾，可能佔大多數，而且毫無反省之意。人講我講，不經大腦分析，尤其對於所謂權威人士的說話毫不懷疑照單全收，這是群體動物原始天性使然。當有人掌握適當的公信力和傳媒工具，就極之容易操控，就像趕屍人的搖鈴。

對於所謂權威人士的說話毫不懷疑照單全收，是群體動物原始天性使然。

電視在播「嫖妓論」，你覺得很可笑：「吳亮星是個小丑，講的說話會有公信力嗎？」「吳亮星」沒有，但「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有。新聞主播有力地讀出預先擬定的新聞稿，「立法會議員」、「收到消息」、「涉嫌內地嫖妓被捕」用詞正式，擲地有聲，引人入勝。雖然有稱CCTVB，但始終歷史悠久，團隊專業（好似係），雖不中亦不遠吧？偏偏，堂堂大台新聞部把手機短訊當作重要消息報道，卻沒有好好解釋其可信度，你說有多少觀眾信以為真？我坐在茶餐廳已經有幾位人兄大呼：「哦！李波叫雞！」

TVB背棄新聞原則吳亮星早就超越鍾樹根。他曾經說，聽聞飲鉛水能夠「延年益壽」，當時新聞沒有報道：「立法會議員收到消息，指飲鉛水能延年益壽。」而「嫖娼論」之荒謬，可比「延年益壽論」，但為何電視新聞要當突發要聞報道呢？背後的原因，有可能不止於「判斷錯誤」，而是「利用公信力」達到某種目的。

一月四日，梁振英首度回應事件，晚上李波太太銷案，當時的TVB新聞報道手法已經出現異常，筆者在另一專欄指出：「在業內出名『穩陣』的TVB，在處理李波失蹤消息的積極性，遠不及明報、蘋果和一眾網絡媒體，亦未見記者曾經如其他媒體般和李太取得聯繫。一向只相信「官方回應」的TVB新聞部，突然以突發「side bar」熱處理，相信是有十分「官方」的消息來源放料，而且比其他更貼近李太的媒體率先發佈訊息，確實讓我覺得奇怪。」而一月五日的立法會會議，吳亮星率先發言，TVB不由分說，不惜背棄最基本的新聞原則，冒險高調大篇幅報道，絕對有可疑。

大眾罵「CCTVB」的原意，就是希望新聞部知恥，不要再錯下去。如果真的走向CCTV，寧作共犯，我也無話可說。

Profile：前新聞記者，動物NGO工作者。現為自由傳媒人兼「另類生態學家」，透視傳媒生態、動物生態、社會生態。《反智動物》討論最高智商靈長類動物之種種反智行為。

馮睎乾 - 完全被失蹤手冊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九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完全失蹤手冊》曾瘋魔萬千迷信「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的文青，作者一開始就對「失蹤」下了個很牛的定義：「靠自己的力量，主動和原來的日常生活環境隔絕。」他提醒讀者務必留下親筆簽名的「失蹤聲明書」，並緊記下列三點：一，說明是自己要失蹤的；二，強調會平安歸來；三，寫下名字和日期。有了這聲明書，警方就不會追查你的下落，省卻不少麻煩。李波失蹤後也寫了「平安信」，聲稱「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又說「目前情況很好」，並在信末簽名和寫上日期，跟手冊建議的聲明書如出一轍。我當然不認為李波是因為嚮往新生活而失蹤，但有理由相信綁架者熟讀這部《完全失蹤手冊》。

二○一六年活於「新常態」的香港人，假如也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主動和原來的日常生活環境隔絕」，確實不用看日本陳年暢銷書，更不必理會那條金融友吳咩星提供的過期嫖妓指南，只要寫寫國家領導人的八卦，真假無妨，想逐漸消失又得，立即消失晒亦得。若打算失蹤十年，可以寫本類似《中國教父習咩咩》的書：晨鐘書局負責人姚文田曾打算出版此書，結果在深圳被控走私七樽化工原料，判囚十年。《中國教父習咩咩》雖然犯禁，但畢竟也能出版，香港公共圖書館也可借閱，顯然沒什麼大不了，因此你要跨境走私（或嫖妓）才能享有被消失的待遇，未免不夠便捷。

若想安坐家中也被消失，就要慎選題材。泛泛地批判中國，力度不夠，你應該針對最高領導人的秘密，尤其是艷史，才有機會突圍。巨流媒體所以慘遭滅門，據聞就是有力人士要那本《習咩咩同佢六條女》胎死腹中。雖云六女，但女一其實是已婚的習在九十年代遇上的電視台主播夢咩小姐──有說「中國夢」已暗寓芳名。這情史一翻出來，無異於指控領導人曾「與他人通姦」，你可以立即消失晒。不要忘記此五字是近年熱詞：全國三十一省市區倒台的「首虎」，有十人被中紀委冠以「與他人通姦」罪名；而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與他人通姦者，嚴重的會被「雙開」。你斗膽大爆習咩咩情史，難道要「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萬一被政敵用作權鬥黑材料，分明就是「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焉能不事先斬草除根？

香港人習慣遊行，最盡不過「佔領」、唱「今天我」，但北京害怕嗎？不，他們連疆獨分子也不怕，大不了四處「安檢」，只苦了普通老百姓。真要震驚中南海，出版一本《習咩咩的綺夢》似乎比恐襲更奏效，否則現在也不會急得孤注一擲，派人千里綁架（決非跨境執法）。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當然，亮筆之後，就要做好「被永久失蹤」的心理準備了。一路好走。

區樂民 - 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認識一位世伯，在許多人眼中，是個典型的成功人士，家庭美滿，事業興旺，家財過億，身體健康。雖年過七十，仍每星期工作六天。

星期天，他和我一起喝下午茶，餐廳臨海，和風徐來，甚舒暢，我趁機向他討教成功之道。

「我並不成功。」他懊惱地道。

「哦？」我大感出奇。

「走過大半生，」世伯說：「才發覺大部份時間是為了他人的期望而活，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問他最想做甚麼，他答道：「浪跡天涯，寫寫畫，創作新詩。」

「你行動自如，為時未晚啊！」我提醒他。

世伯搖搖頭，沉默了一會兒，才說：「人到晚年，創作力和熱情大不如前，時機已過。」

我想想他的經歷，然後說：「其實你在五十歲左右，已是衣食無憂，孩子也進了大學，為甚麼不在那個時候追尋理想？」

「放不下，」他直道：「生意愈做愈大，人人都說我不應交給別人，連員工也求我不要遺下他們。我於是想，多做兩年吧，可是兩年又兩年……」

我開始明白他的無奈。

「你問我成功之道，」世伯說：「我會這樣回答，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你必須仔細想清楚，在永遠閉目前一刻，有甚麼事情可真正令你感到人生圓滿。認定目標，勇往直前，無怨無悔。」

張鐵志 - 台灣政治的歷史性劇變

2016年1月8日

【明報專訊】下周的台灣大選看來毫無懸念，民進黨會贏得歷史性的勝利：小英會以相當幅度勝選，立委選舉可能首度獲得半數以上席次——這都是歷史上第一次。

筆者曾在本版說過，這是一場十分無聊，但對台灣政治意義深遠的選舉，因為這次選舉反映出台灣政治地境史無前例的改變，就是綠大於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4年。

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

這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加上所謂的「中國因素」讓多數民眾從信任到質疑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這兩個因素一方面成為太陽花運動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陽花運動本身又改變更多年輕人的態度——支持台灣獨立。最後，面對這場新世代戰爭，國民黨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對立面，因此一路大敗。

吳介民與廖美兩位學者根據中央研究院在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在2011年，青年世代（20至34歲）中支持台獨者有43%，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至49歲）為42%；中老年人（50歲以上）則是45%。到了2012年，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46%，壯年世代是39%，中老年人則是44%。2013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49%；壯年世代為42%；中老年人則降至43%。2014年，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增至56％，壯年世代也升為46%，中老年人則降低到41%。

中研院學者陳志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指出，從2013年到2015年，國民黨支持者從33%降到21%，民進黨從21%微幅增長到24%，中間選民則大幅增加了，但顯然這些中間選民在議題立場上，是傾向民進黨的。

在2013年4月，當問到比較信任哪一黨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有49%肯定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的34%，這也反映出我曾指出的：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兩岸政策是國民黨的優勢領域，民進黨也普遍認為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眾不夠信任他們的兩岸政策。這是他們邁向執政的最後一里路。

國民黨選擇站在年輕人對立面

沒想到到了2015年1月再問同樣問題時，信任國民黨的是34%，低於民進黨的46%——在這兩個時間點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爆發了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運動。這使得長久以來兩岸政策原本是國民黨的優勢戰場轉變為負面因素，民進黨從兩岸議題上的激進派站到了中間位置（所以這次蔡英文主打「維持現狀」），國民黨則被更多人視為是親北京的。

此外，在馬習會後，不同民調都指出，雖然全體選民抽樣是肯定馬習會者較多，但在年輕人中，對馬習會持負面意見的比正面的更多。

奇妙的是，當年輕人態度明顯地出現轉變，當台灣最重要政治分歧從族群轉變為世代時，國民黨卻選擇站在年輕人的對立面。

在2014年底的台北市長選戰中，原本國民黨的連勝文因為權貴形象和作為，早已不斷捱打，但他們在選前推出的最後一波廣告，是要孩子好好聽父母的話去投票，這是他們雖然知道世代之間的態度不同，但要孩子聽父母的。

這堪稱台灣史上最愚蠢的廣告。

一年後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再度推出一個高度震撼的廣告：在暗黑的畫面中，一個「5年級」（1960年代）的中年男子用非常哀怨的語氣說：

「一個中年人，用了大半輩子，為自己的家和國家努力，為什麼今天，在他們口中，我成了壞人？……他們卻說，我去對岸打拼的朋友，是出賣國家；他們還跟我的孩子說，我們從小被洗腦，說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存在；他們禁止我說正義兩個字，因為正義是他們專屬……在別的國家，我明明是社會的支柱，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家，我什麼都不是……誰製造仇恨，誰才是壞人……」

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方面是典型的負面廣告，看似指控他人製造仇恨，但實則是用誇張的修辭，動員選民的不安與恐懼。這本身就是製造仇恨。

另方面，國民黨再次選擇了站在世代戰爭的另一邊。廣告的目的是訴諸45歲以上的男性中年選民，批評這幾年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公民運動訴求：不論是本土、社會正義或者對中國的擔憂，彷彿那些年輕人都是無理取鬧（更不要說是妖魔化對方觀點），彷彿這幾年的改變都是他們要抵抗的。

相對的，民進黨一直以來都形象更為年輕，也在文宣上更能與年輕人對話。例如《星際大戰》上演那天，他們在臉書上放了一張照片，是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臉加上光劍，然後寫上「民意覺醒」（電影原本是「原力覺醒」）。此外，他們有一支競選廣告是呼籲20歲的年輕選民去投票，另一支是強調跟着孩子走，我們就能改變什麼（雖然這個說法也很怪）。很明顯他們是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因此，這次選舉我們將看到民進黨取得大勝，並且會看到年輕人高比例地投給民進黨——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多支持民進黨和小英，而是因為國民黨實在太差了。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

梁家傑 - 如此港區人大

明報   2016年1月7日

一個女人在自己的大廈被強姦，看着疑犯逃到對面大廈去。她向管理員投訴，第一個說：「妳沒有證據他住對面大廈，不要唯恐屋苑不亂。」第二個說：「如果妳兩個月後仍然不適，我會向上級跟進。」第三個反問：「你有大叫和反抗嗎？」女人答：「他拿着刀子要脅我安靜。」對方答：「那麼你是自願被強姦的。」

這些冷酷無情到猶如黑色幽默的對答，竟然真會在現實世界出現。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消失」，民建聯葉國謙說不能證明李波身在大陸，指摘大家唯恐天下不亂；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或會等到三月向中央政府查詢；新民黨田北辰說李波是自願偷渡到大陸。

我想香港人本來就沒有期望這班港區人大代表會為香港人主持公道，但好歹他們是受香港俸祿的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萬料不到說出如此冷酷無情的風涼說話。潛台詞就是：總之事情發生了，你就乖乖的閉嘴，不要鬧事好了。認命吧，堅持在港行使言論和出版自由，你再不能同時得享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以為這些說話已夠刺耳嗎？另一名港區人大代表兼立法議員吳亮星說李波是偷渡北上去宿娼嫖妓被當場逮捕。這些沒有民意授權而得享權力的人，我們從來沒奢望他們為民請命，但也請你們不要如此喪盡天良好嗎？

銅鑼灣書店四位股東及職員相繼失蹤，輪到李波失蹤終於引起關注，因為他的回鄉證在家中，也沒有出境紀錄，如果真是涉及大陸官員越境執法押回李波，是公然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基本法保障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規定內地法律基本上不在香港實施，且中央和各地政府不能染指香港內部事務，所以李波一直覺得在香港從事出版很安全，至多不踏足內地。這次恐怖的人間蒸發事件令香港人心惶惶，警方重案組應該展開調查，而中央政府亦應徹查事件，並保證香港人不會在行使憲法保障的自由時受政治迫害。

面對梁振英和中共「一國吃掉兩制」的圖謀，愈來愈多香港人明白，我們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相反，是因為堅持守護自己的價值和制度，香港才有希望把它們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