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3日
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
--哈維爾，《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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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主權宣言》。野心勃勃的政客一方面要合力從莫斯科奪取更大權力，一方面又想獨攬大權做「山寨王」，最後導致共產政權迅速崩潰、蘇聯解體。此後，俄羅斯將6月12日定為其國慶日。今天的俄羅斯去掉了列寧主義式的一黨專政，可是「去共化」和民主化並沒有成功地同時進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寡頭壟斷、密不可分的政治及經濟集團。民間社會和政黨政治處於劣勢，敢於表達不同政見的人士和組織面對絕不留手的打壓，當權者縱容暴力橫行，是國際人權組織一致批評俄羅斯為「不自由」的國家的主因。
「你有暴政 我有笑話」
「六四」22周年之際，筆者答應參與幾個關於東歐和蘇聯變天的座談會，除了嚴肅地處理有關課題，也特意地讓自己回顧一下那個時代的政治笑話，再一次欣賞那「你有暴政、我有笑話」的民間智慧。
．蘇聯特工要到開羅出差，上司在簡報會上提示他﹕「時刻保持禮貌，說話要有分寸。萬一有人堅持話埃及的文化比我們蘇維埃文化古老，便假裝同意算了！」
．1960年代捷克共產政權說要成立海軍部隊，克里姆林宮聞訊後大惑不解﹕「你們是內陸國家，沒有海岸線，多此一舉！」捷克回覆﹕「同志們所言甚是！不過又有什麼出奇呢？你們不是也有司法機關，保加利亞不是也有外交部嗎？」
．美國青年向剛結識的莫斯科朋友說﹕「沒有言論自由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莫斯科友人答道﹕「非也！我們隨時隨地都享有言論自由，跟你們的分別只在於，這裏不保障言論發表之後的自由。」
．一名男子往醫院求診，說要找「眼耳科」部門。護士解釋眼科跟耳科是兩個不同的部門。男子說﹕「噢！但我想我要雙管齊下的治療呢！這幾年來，我的毛病是我看到一些可惡的事情但卻不知為何聽不到有關報道，有時聽到一些令人興奮的報道但卻又不知為何永遠沒法親眼證實。」
．一名男子在市集上獨腳跳，城管人員問他﹕「弄掉了一隻鞋子嗎？」男子笑着說﹕「不！是輪候了兩個月終於買到了一隻合穿的鞋子，幸運極了！」
在那個沒有「面書」和微博的年代，政治笑話的創作和傳播已形成一個虛擬的境界，釋放出任性不羈的想像力，意味着社會仍有一處明辨是非的綠洲，讓一些不被誘惑、不肯屈服的群眾進進出出。而蘇聯和東歐的獨裁者都驚覺到，再嚴密的洗腦教育政策及思想管制，都封鎖不了這些曲線地「反革命」的笑話，人民在奮力把國家灌輸的思想unlearn。
此際，香港的國民教育課程諮詢被政府力谷出台。根據文件，高中學生的學習目標包括「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並發掘自己在國家當代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求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國家情懷。」據報道，負責該課程發展的教育局官員張永雄博士表示，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而價值觀很難討論或溝通，又反問為何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在我們身處的國家，當權的繼續厚着面皮地重複一套不再有人相信的什麼「主義」，認知失調的人時常講一套做一套，不得不用自我催眠的方法來尋求一絲的安慰，好官我自為之。今天，財大氣粗的他們以「物質發展」的前景作餌，要求我們用集體失憶來交換，更利用人性的一些弱點——貪婪、虛偽、自大、懦弱、恐懼、挫敗感——來對我們製造更大的傷害。如果迴避價值觀的討論，把大是大非的議題淡化成「歷史長河中的沙石」，我們的社會將會變得比現在更犬儒，民主自由的願景更難有希望得到實踐。
港式國民教育 教人明辨是非？
面對愈來愈嚴重的道德危機，生命只會被不斷侵蝕、變得空洞，民情更難以捉摸，一時表現順從、偷安逸樂，一時又突然變卦、爆發不滿。獨裁者固然容不下獨立思考的人、更容不下獨立自主的組織。總理溫家寶不只一次語重心長地談政治改革，不是被極左的抵制便是被不耐煩的評論挖苦為「影帝」，是意料中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比這種「坐困愁城、束手無策」的狀况更令人沮喪。目前的現狀得以維持，是因為人們害怕難以預見的後果。
不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和香港，民主變革荊棘滿途是意料中事。到底還有希望嗎？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說：「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摘自《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可幸，哈維爾、沙哈諾夫、華里沙等一眾自由鬥士早就立下了好榜樣，憑着耐心與謙遜，執著地揭穿當權者的謊言。在強權的踐踏下，即使是關乎一些無人不識的簡單道理，他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公開去講、以鍥而不捨的精神付諸行動、鼓勵更多人加入。他們為民主、公義、真理作出終身的承擔、知行合一、為信念作見證，遠遠超越一種個人的救贖，用自己的生命去影響更多的生命，就是最有力最直接的策略，贏得了世人的尊敬！
不過，其實筆者想說的是，在我們仍然可以理直氣壯地發聲、講出真相時不好好把握機會，不去叫停所有侵害自由人權的舉措，恐怕有一天就只剩下一些曲線的、擦邊球式的抗爭了。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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