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周保松 - 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

《南風窗》   2012年第23    2012年11月13日

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許多人一定會說,自由。誰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這些自由?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競爭性市場。我之前發表的《市場、金錢自由》和《貧窮、自由與公正》,挑戰了這種觀點。我的理由很簡單:市場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錢人較窮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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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引來許多篤信市場的朋友的嚴厲批評。為什麼呢?我猜多少是因為觸著了他們的軟肋。眾所周知,市場自由主義不遺餘力替資本主義辯護,甚至反對國家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醫療、房屋、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意味著要抽富人更多的稅,而抽稅形同劫富濟貧,損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因此,即使面對嚴重的貧富懸殊,市場自由主義仍然可以聲稱,為了個人自由,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自由,成了捍衛資本主義的馬其諾防線。

我的文章卻指出,這道防線並不存在,因為富人和窮人其實享有不一樣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僅導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導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這一事實本身並不否定市場有許多其他優點,但卻至少說明,「市場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個人享有平等的自由」這一說法,其實是個迷思。迷思一旦被打破,市場自由主義遂不能再輕易以自由之名,一刀切反對國家基於正當理由而推行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也意味著,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由右派要自由,自由左派要平等」的看法,其實頗為誤導。兩派真正的爭論,不在於要不要自由,而在於要什麼性質的自由,自由如何公正分配,實現自由需要什麼條件,以及誰來滿足這些條件等。

廓清這些理論誤區後,自由主義就不必無條件地和資本主義捆綁,並對後者導致的社會不公保持沉默或強為之辯。自由主義不是也不應是為現有體制及既得利益者服務的意識形態。相反,自由主義立足於自由和平等,有普遍性的道德關懷和對社會公正的堅持,既追求政治上的權利民主憲政,社會生活中的平等尊重,也追求經濟上的公平分配。我站在自由主義的角度批評市場自由主義,目的不是要取消市場或主張大國家主義,而是嘗試反思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恢復它的批判精神,並論證其在今天中國語境下的道德吸引力。

在這次論爭中,最關鍵的問題,是金錢和自由的關係。但絕大部份批評,似乎均未能準確把握我的論點,包括最近再次長篇回應我的王建勛先生。(見《市場是自由與公正的天然盟友》,《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20121016日。)故我在此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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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重溫一下自由的定義。當一個人能免於外在干預或強制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時,他就是自由的。據此,監獄中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不論他是否罪有應得;同樣地,我們沒有自由在明令禁煙的場所吸煙,或收到稅單時不繳稅,否則會受到法律懲罰。這個定義,有時被稱為消極自由,也為市場自由主義者普遍接受。現在的問題是:在一個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社會,在其他條件相同下,窮人會否因為缺乏金錢這一事實本身,從而客觀上較富人受到更多外在限制,因而享有較少自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為方便討論,讓我舉一例。設想有兩個國家。A國法律規定,所有國民都不可以出國旅行。如果有人強闖邊境,會被警察拘捕。也就是說,A國人民沒有出國的自由。B國是一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所有人都可憑護照出國。富人有護照有機票,所以可以不受任何阻撓,順利通關上到飛機。窮人也很想去旅行卻沒錢買機票,結果在海關前被警察阻擋。他努力想闖過去,結果被拘捕。警察對窮人說:「根據法律,你必須用錢買一張機票,才能免受武力的強制上到飛機。錢,是你獲得這種自由的必要條件。」許多人以為,只要富人和窮人都可以申請護照,就已享有相同的自由。實際上是即使你有護照,卻沒有錢,一樣會受到強制而無法出外旅行。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富人較窮人多了行動的自由。

以上例子說明,A國和B國對自由的限制,其實都來自法律。要理解金錢和自由的關係,就必須將它放在特定的產權制度下來理解。B國實際上規定,所有私人財產都受法律保護,而在絕大部份情況下,金錢是使用及佔有他人財產的必要條件。金錢是市場的交換媒介,並由國家法律賦予其權威。許多人誤以為市場是獨立於國家的自足體系,其實市場的游戲規則,包括私產和契約制,都是由國家制訂並以武力維持。窮人沒錢而又想得到他人的物品,就會受到國家干預。

這就是我再三闡述的基本論證。這一論證如果合理,即表示在一個貧富懸殊且大部份財富集中在小部份人的社會,窮人較富人事實上少了許多自由,而這是某種法律制度下的結果。讀者須留意,這是一個內部批評:我是在接受市場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定義的前提下,指出財富多寡和自由多寡的內在關聯,然後指出富人和窮人享有相同自由的說法並不成立。

但我必須強調,這一結論並不意味,窮人可以僅僅因為不平等的經濟自由這一事實本身,就有充分的正當理由要求平分富人的財產,更不意味著我們因此要否定市場和私產制度。但它意味著,如果市場自由主義真的重視人的自由,同時相信每個人都應享有相同(或相當程度)的自由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那麼一個貧富懸殊卻又反對任何財富再分配的市場制度,就不可能是它要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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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對我的反駁。一個最普遍的批評,是認為窮人根本不應享有強佔或搶劫的自由。例如王建勛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如果流浪漢不試圖強佔或者搶劫商店裏的麵包,他的自由絲毫不會喪失。儘管他會挨餓,但這與自由的失去完全是兩回事。」王先生在這裏其實並沒有真的在反駁我。承認窮人因為缺乏金錢而因此缺乏自由這一事實是一回事,因為缺乏金錢而去搶劫他人是不道德的是另一回事。前者並不涵蘊後者,而我一直論證的是前者。事實上,許多國家正因為擔心出現後者的情況,所以才由政府提供各種福利,滿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但王先生在這裏似乎同時想說,流浪漢只要挨餓而不去強行索取麵包,他的自由就不會有絲毫喪失,例如警察不會來干涉你。但王先生豈不是因此同意,如果流浪漢沒有錢而又想得到他人的麵包,他的自由就會受到警察限制?而錢,豈不正是令得他免受這種限制的必要條件?由此往下想,一個身無分文且饑寒交迫的流浪漢,和一個身在監獄的囚犯,是否同樣處於不自由的狀態?囚犯拚命掙扎卻不得其門而出,當然沒有自由。如果沒有他人好心施捨,流浪漢同樣不可能免於警察限制而得到衣服、食物和居所。在他的四周,私有財產法竪起一堵堵無形的牆,阻礙他得到這些物品。而對於富豪來說,這些牆卻可輕易推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王先生仍然堅持說富豪和流浪漢享有相同的自由,那著實教人不解。

我相信,王建勛先生真正在談的,其實是私有財產權,而不是自由。例如他說,私有產權在「保護權利人財產的同時,對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義務。」正因為他先假定了麵包是店主的私有財產,他才會說流浪漢不可以強佔或搶劫,因為這樣做侵犯了店主的財產權。所以,「任何人都不享有獲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個人想要獲得某個商店裏的某塊麵包,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也就是說,王先生是在確立了私有財產權的前提下來談自由。

王先生沒有意識到的是,一旦接受這種思路,他就不能再堅持原來的平等自由論證,因為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財產權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兩面:它保障了有產者自由支配他的財產的同時,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這些財產的自由。所以,當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產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壟斷後,那些沒有能力和機會擁有財產的人,客觀而言,在經濟領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接受私有財產權在制度上的優先性,有產者和無產者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而這正正解釋了貧窮和自由的關係:窮人缺乏錢,所以不能免於法律限制而去使用和佔有屬於別人的財產,因此缺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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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見得很清楚,王建勛先生實際上是在訴諸私有產權,而不是平等自由來為資本主義辯護。讀者看到這裏,或會感到有點意外,因為長期以來,在許多人的想像裏,在各種政治理論中,將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正是鼓吹小政府大市場,反對任何社會福利的市場自由派。但我們現在卻見到,市場自由主派真正在意的,其實是私有產權,而不是平等自由,而前者不僅不會導致後者,反會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強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這不僅是理論分析,更是無數人生活中的真實感受:殘酷的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令土地財富生產工具愈來愈集中在大財團和大資本家手上,無數窮人在生存邊緣掙扎。他們承受的,不僅是物質的匱乏,同時是自由的缺失。他們生命中許多重要的門,因為貧窮而被一一關上。而我們不要忘記,關上這些門的,不是市場,而是國家,是國家在支持一種私有產權至上並以武力維持的制度。市場自由主義者卻告訴我們,對不起,這已經是各種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為我們必須無條件捍衛私有產權。他們遂無法理解席捲全球的「我們都是99%」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人的憤怒和絕望,遂繼續活在自己編織的世界,並自我感覺良好。

或許有人會說,這都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就需要問,今天中國的農民、工人、失業者、老弱傷殘者,他們在生活中承受的壓迫和不公,包括過長的工作時間和過低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子女教育困難,醫療保障缺乏,居住環境困窘,日益商品化的社會關係,以及經濟自由的不平等,這些都和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無關?退一步,即使無關,那麼出路是否就是將中國變為更赤裸的市場社會,而不是在完善市場體制的同時,要求政府承擔更多責任,並以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式來分配社會資源?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那麼對於無數受壓迫的人來說,這樣的主義有何道德吸引力?如果自由主義所許諾的,只是個機會不均,貧富懸殊,階級對立,弱無所顧老無所養,人們活得沒有安全感沒有尊嚴的社會,那麼沒有人會願意成為自由主義者。

最後,市場自由主義者或會問,即使你所說都有道理,難道我們因此要全盤放棄私有財產制?不是。而是我們首先要問,私有產權為何如此重要?王建勛先生說得好,私有產權最終的目的,是「讓每個人都有獨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既然這樣,我們應該問下去:怎樣的產權制度,怎樣的資源分配,才能夠保證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從而活出獨立自由豐盛的人生?這是自由主義的關心所在,而市場資本主義不是它的答案。

註:出國旅行的例子,借用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y,2001), 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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