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 - 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應否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已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議題。10多年來，反對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者，反反覆覆基於如下觀點，堅持其立場：

（一）功能組別議員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就多方議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提高立法和施政水平；

（二）功能組別有利於經濟發展；

（三）功能組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有利各界「均衡參與」。

但上述觀點可有足夠依據？

有助獨立和專業意見表達？

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23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着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在現行分組投票下，在功能組別只需要最多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提出的提案。

事實上，一項針對1998至2004年間，就功能組別議員有關社會政策提案的研究，發現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為立法行為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例，或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路線，或政府意向投票。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該項研究還發現，當一些功能組別議員認為辯論議題與組別利益無關時，他們參與立法會討論的積極性也大大減少。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當討論一旦涉及廣泛的經濟議題時，只有少數來自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能擺脫其所屬組別或黨派的掣肘，提出獨立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反駁了關於「功能組別議員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這一觀點。

有利經濟發展？

要維持香港經濟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香港能否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是，香港現時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公平競爭，例如超市、運輸、能源等行業，由於不公平競爭，造成市民的開支增加。不公平競爭亦阻礙有創意的企業進入或停留在市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進而損害經濟發展。

根據消委會1994 年的報告，兩大超市集團在1985至93年的門市數目愈來愈多，同一時間，其他超市的門市數目則愈來愈少，此外，業界亦估計兩大集團的營業額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香港在2002年8月前30個月累積通縮4.5%，但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三大超市逾63%貨品的售價不跌反升，正價升了3.6%，即使計算優惠特價，升幅仍達1.5%。中小型的超級市場亦屢屢抱怨，指該等大企業以本傷人。為確保公平競爭，現時世界上已有至少100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訂立了公平競爭法。

儘管香港目前極需推出公平競爭法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相關議案卻在分組投票機制下多次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否決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毋須監管」、「業界自律」、「現行法律已足夠」、「先考慮，次諮詢，再調查，後研究，最後再討論」等。其實，否定公平競爭法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有一個目的：為了自身界別的利益而抗拒改變。在2004年，功能組別議員出於同樣目的，不僅反對政府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運作，連政府僅僅就公平競爭法進行「可行性」的研究也公然反對。此外，筆者曾翻查1998至2004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發現大多數關於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立法動議均來自地區直選組別，而非功能組別的議員。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4年間的立法會辯論中，功能組別議員曾建議政府，作出扭曲公平競爭的干預。例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在沒有公開投標的情况下，以低廉地價將數碼港批給在相關管理經驗方面具爭議性的本地財團。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在立法會投票時，首要考慮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縱使為此犧牲自由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乃至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平衡」各界利益 有利均衡參與？

要「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確保公民自由，有效的政治問責和合理監管商業行為乃是必要條件。基於1998至2004年的立法會投票記錄，筆者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在兩個關鍵政策——（1）公民自由，（2）政治問責——的投票行為，發現有關改善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來自地區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另外，所有關於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同樣都是來自地方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

實際上，對於一些威脅公民自由的議案，包括《基本法》23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許多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投了支持票。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2006年通過時，政府強調該條例是要確保執法機關有效打擊犯罪活動；然而自該條例執行至今，兩年間竟有至少15宗執法人員違規竊聽，或擅自刪除相關資料，以掩飾其違規行為，嚴重蠶食香港法制基礎。相反，泛民主派曾在2009年提出「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上述條例」的議案，卻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備受爭議的高官問責制實施以來，問責成效令人懷疑，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之間的分工含糊不清，但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卻支持該制度；2008年5月，政府公布了新增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相關政治經驗，另方面，其薪酬之高，迅即令社會嘩然；之後，泛民主派提出議案，刪除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開支預算，卻遭到功能組別的否決。

最後，社會各界利益能否平衡，在乎商業行為能否受到合理監管。不少港人耗盡畢生積蓄，為求購買一個住宅。可惜，香港的地產商連明碼實價的基本商業原則也不遵守。為此，來自地區直選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向政府建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樓面平面圖、價目表、所須繳付的其他費用及收費等等；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到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儘管屏風樓的建築，不單影響景觀，且妨礙空氣流通和採光，威脅市民健康。然而，地產界堅持要「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方式進行規管屏風樓的議案，也被功能組別否決。

綜上所述，從屬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不僅未能確保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還損害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以及在種種影響民生的提案中，偏幫大財團利益。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立即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這樣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有助真正實現中央政府承諾的2020年全面普選。放眼世界，在已實現「真普選」的民主社會裏，若要吸納專業人士意見，大可以通過政黨、智囊團、專家小組、立法委員會等渠道。一再堅持以為只有功能組別才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以達至所謂均衡參與，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陳腔濫調，不僅與事實相距千里，更是一項破壞香港長遠安定繁榮、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研究來源：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明報社評 - 豆腐渣工程罪魁逍遙法外 譚作人追查反被以言入罪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成都市中級法院判處維權人士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入獄5年。譚作人因為調查四川大地震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而被捕，但是從判決書所見，法院是以他發表的「六四」事件文章而定罪，這是繼劉曉波被判囚之後，內地近期第2宗以言入罪案件。內地當局判處譚作人，「避豆腐渣而就六四」，如果以為可以轉移視線，反而使人進一步認定豆腐渣學校就是奪去大批學生性命的元兇。

去年12月23日，中共審訊劉曉波，25日判刑，這個舉措，被解讀為中共利用西方國家浸淫在聖誕節的歡樂氣氛，快審快判劉曉波，以減輕輿論壓力。還有4日就是大年初一，近期中共對於處理異見人士，有「歲晚收爐」之勢，例如在網上撰文揭露川震豆腐渣工程殺人的黃琦，其上訴近日也被駁回，劉曉波的上訴，據知明日也會終審裁決。若「聖誕氣氛冲淡論」成立，則近日情况，也可以解讀為當局利用急景殘年，分散人們對打壓異見人士的注意力。

因揭豆腐渣工程被捕
判決書只提六四文章

不過，就算內地當局對審判異見人士如何機關算盡，仍然改變不了當權者對付異己、大興文字獄的實質。

譚作人案件整個審判過程，值得注意之處有二。

首先，譚作人曾任雜誌主編，經常針砭時弊，判決書指他「煽動國家政權罪」的六四文章，在2007年5月27日發表，當時並未因而被捕。08年5月 12日四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除了批評豆腐渣工程，還深入走訪災區，核實死難或失蹤學生人數。這段期間，當局未對譚作人採取行動，但是去年3月他接受訪問時披露調查所得資料之後，3月28日被公安拘留。

因此，有理由相信，譚作人並非發表六四文章而被捕，而是因為他深入調查豆腐渣工程，掌握證據，接近真相，最終使他被關起來。設若事涉六四文章，那應該在07年出事，不會拖到約兩年後才被捕。

其次，據譚作人的律師透露，起訴書曾提及豆腐渣工程，並指控譚作人藉此「詆譭政府的形象」。不過，判決書只提到譚作人寫的六四文章，認為他「以造謠誹謗的方式，煽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構成煽動國家政權罪」云云。揭露豆腐渣工程，導致譚作人被捕，法院判他罪名成立，卻不涉及豆腐渣工程，其間蘊含什麼信息，值得探究。

而且譚作人去年8月12日受審，過了近半年之後才宣判，箇中緣由外界無從得知，內地法治為政治服務 [Vic: 這是嚴重的用詞不當，眾人皆知中共統治下只有黨官操控的法制(法律制度)，是以法治人(to rule by law)，中共權貴則凌駕法律，無法無天；中國大陸迄今不曾有真正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此案的處理，有分析認為當局以六四文章給譚作人治罪，目的是轉移視線，不想挑起死難學生家長的情緒，若這個分析較符合事實，則豆腐渣校舍奪去大批學生性命，或許可以從官方的態度得到反證。

四川大地震之後，當局雖云做了結論，以地震強度超強為由，排除了豆腐渣工程是罪魁禍首。不過，這個結論未能取信於民，因為一些倒塌校舍旁邊，卻有校舍僅輕微損毁，基本上巍然不動。這個倒塌和屹立的分野，由校舍的建築質量所決定。因此，頹垣敗瓦之中，見不到鋼筋成粉碎狀的校舍，要人民怎樣相信並無偷工減料？他們的孩子真的是死於天災？

連譚作人在內，已知有4人（其他3人是天網的黃琦、湖南異見人士謝長發、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分別已被判刑3年、13年和10年），先後因為揭露和批評豆腐渣工程奪去大批學生性命而坐牢。我們不知道日後是否還有志士仁人鍥而不捨地追查豆腐渣工程，不過，中共若就此不對人民有一個合理交代，則日後災區無論重建得多麼美奐美輪，人民仍然不會忘記豆腐渣人禍殺死超過5000名學生的慘劇，而且興建豆腐渣校舍的貪官污吏和承包商若不懲處，誰可以保證他們重建的校舍符合質量要求。

因此，使豆腐渣工程真相大白，固然是對死難者的交代，更重要是使慘劇不再重演。現在中共只知又拉又鎖來鎮壓推動國家進步的人，實在使人遺憾和憤怒。

另外，關於譚作人案，當局全面封鎖消息，打壓到場採訪的香港記者，更是愚不可及。去年8月審訊譚作人時，成都公安已經千方百計阻撓香港記者採訪，荒謬到以搜尋毒品為由，把記者困在酒店房間，到庭審完結後公安人員才揚長而去。昨日法院外，公安人員阻撓香港記者，又拉又抬把記者全部困在法院內，記者一度失去自由，待譚作人案宣判後，記者才獲准離去。

公安阻撓香港記者採訪
與胡錦濤講話背道而馳

四川公安阻止記者採訪譚作人案，肯定是「上峰」的意旨，但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10月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媒體峰會，向包括港澳台在內的135家境外媒體負責人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的合法權益，為外國媒體在華從事採訪報道提供方便。當時，有解讀認為中國有意改善在國際上的形象，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外國傳媒。[Vic: 中共如果言行一致，太陽就從西方出來了。]

四川公安阻撓記者採訪的做法，與胡錦濤那番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我們認為，內地當局應該盡快撥亂反正，因為四川公安人員的醜態，透過鏡頭傳遍全球，不但使人齒冷，也大大挫損中國的形象。中國的經濟成就與人權、自由等領域的進展，反差太大了，我們再一次希望中共拿出經濟改革的智慧和魄力，帶領國人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大道，使中國真正矗立於世界之林，贏得世人的真正尊重。

梁家傑辭職發言全文

【明報專訊】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着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况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2010年1月27日

陳雲 - 變相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一)

2010年1月28日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應之策，在二○○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馬嶽 - 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

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梁文道 - 有人在「反高鐵」嗎？

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吳志森 - 港警公安一體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月13日

一月八日萬人「 BIG爆」立法會前夕，四個香港警察摸到陳巧文父母的住所，與陳巧文的爸爸談了半個小時。陳爸爸說警方是來「摸底」，看看陳巧文的「幕後黑手」是怎麼個模樣。怪不得港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警察已經大陸公安化，辦案手法接近，徹底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一人做事一人當，如果認為是女兒犯事，卻去騷擾家人向父母施壓，這不就是公安的典型所作所為嗎？上門「摸底」，預示着行動在即。果不其然，高鐵撥款再度押後，第二天陳巧文出席電台節目，節目完了，步出港台，在門口恭候多時的重案組人員馬上將陳巧文拘捕，如此陣仗，動用到偵查嚴重罪行的重案組，如此高調，在公開場合拉人，對付的，只是一位因政治訴求上街示威與警方發生推撞的小女生，用警力來打壓政治異見，與大陸公安已是只差毫釐了。

拘留期間，陳巧文無論在車上，在警署，都受到不文明甚至違法的對待，也充份凸顯港警公安化的本質。

一、禁止她用手提電話接觸親友和傳媒，連最基本法律權利都被剝奪。

二、陳巧文要如廁，警方要求她與女警同一廁格，私人空間被嚴重侵犯。

三、陳巧文又被要求拉高衣服，由警務人員拍攝腰部紋身。紋身與她涉嫌干犯的案件有甚麼關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徹頭徹尾的人格侮辱，也是徹頭徹尾的侵犯私隱，有可能是向陳巧文施下馬威，想恐嚇她，也有「玩」她的成份。

回歸後，警方用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動輒控以襲警罪，用刑事控罪阻嚇政治活動，早已司空見慣。早前一眾年輕社運人士被捕，在警署被「剝光豬」搜身，男警扮作不經意走過女被捕者搜身房間，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令人齒冷，也反映了警察越來越下流化，用盡暴力手段對付異見者。

警方高調拘捕陳巧文，對她進行人身侮辱，意圖路人皆見，是想殺一儆百，藉此警告其他社運人士。警方手法如此拙劣，效果卻適得其反。一群在元旦參與和目睹「衝擊」中聯辦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起到警署「集體自首」或「集體報案」聲援陳巧文，抗議警方無理拘捕，選擇性執法。如果能成功動員，上千網民到警署集體報案自首的場面，肯定哄動，也是一場相當諷刺的行為藝術。

香港警察不只公安化，更與公安一體化。劉曉波被判重刑，香港《零八憲章》簽署者到羅湖投案自首，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引出軒然大波。看過現場片段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睜眼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說：越界執法，我睇唔到。互相包庇互相掩護，人們還以為，李少光早已不是香港保安局局長，而是大陸公安局長──的馬仔。

一國兩制，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獨立的司法系統，還有無偏無私的執法隊伍。但當香港警隊越來越為政治服務，越來越似大陸公安，越來越沉淪墮落，香港倒退成一個普通的南方中國城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雲 - 如夢如幻的資本主義——讀《夢的解釋》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要講如何運用書本知識，甚至改造而為己用，不單止是書評，而是讀書史或讀書誌了。這可以由遠講到近。月前，在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導論，不禁重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也可直譯《解夢》）的德文本（一九○○年初版）。上課講解的時候，感慨起來，竟然有暈眩之感。

偽裝與推移

不是因為理論動人，而是我改用了佛洛伊德在書中的理論，超過二十年了。起初，在一九八二年讀過此書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中文譯本讀過台灣和大陸的，當時大陸書籍出版解禁，很多禁書都迅速出了譯本，佛洛伊德的著作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的夢理論，至今已是老生常談。他說，人發夢是心理經歷，日間的意識禁制稍為鬆弛，無意識之中的事情，可以用象徵物或戲劇情節在夢中浮現，然而由於意識禁制仍在，頗多意慾是以曲折甚至逆反的方式顯示，須要精神分析家協助解釋。由隱藏的願望變成夢境，此間的工作過程（德文Traumarbeit 或英文的dream-work），用的是偽裝和推移。

偽裝是取代，推移是延後。如此一想，便想通了資本主義的工作過程，也是偽裝和推移。這倒是馬克思或韋伯未講到的。這點啟發，雖是粗淺的常識，倒是從未寫出來的，只是一直在運用，而且用得很熟練。例如偽裝是發展經濟，其實是掠奪資源。商品偽裝是給予個性，其實是文化的形象消費。門禁森嚴的住宅區域，偽裝給予住客安全，其實給予住客的是不安全感。售賣服務和推銷商品的時候，偽裝是要訣。生產和售賣工業品，是原始資本主義了。

進階的資本主義是資金的增值。投資的時候，將危機推移，是獲利的要訣。推延就是將危機轉嫁給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例如第三世界。炒賣股票證券或樓房地產，都知道價格高得有些迷幻，但只要預計有人接貨，就可以買入。向外投資的時候，也是將本地無法獲利的工業或不容本地的污染物，轉移到外地。然而，外地的政府遲早會覺醒而反抗，怎麼辦？只得用合資的方法，令到本地的資本家（或官僚商人）都加入剝削，獲利之後將資金調走，成為四處游走的外資，這樣便消弭了本國人的反抗了。中共的走資，其實正是將共產官僚和民間商人變成游走的資本家，一群叛國者，齊來變賣水土資源，出賣同胞身體。不過由於中共的官商一開始便與外資合作，這個背叛國土和國民的過程特別刺眼而已。即是說，偽裝的過程仍未掌握得透徹，便跳入轉移的過程了。從工業生產到資產和金融炒賣，只是用了四十年時間。

資本家是移動而不須歸家的（他們的家叫做「五星級的家」、「理想居停」），而其他承受痛苦的窮人則不能移動，但最初的窮人也有家園依靠。有了家園歇息，便不必瘋狂地投入消費了，故此，也必須摧毁窮人的安樂窩，使得他們家不成家，要走出去消費，不斷換取虛幻的滿足。到了後來，富人和窮人都沒有家，然而富人有不斷轉移空間的能力，窮人則被迫留於一個空間。或者說，富人可以頻頻轉換夢境，而窮人則只能重覆同一個（惡）夢。大家都活在夢中，失去了現實。

我雖然寫了三十年文章罵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我也不大憎恨個別的富人。他們也是很疲累的。不過，由於他們令到窮人受更多的苦，也不值得同情。夢不是真實，必須要醒覺，再思考夢境。凡人畢竟是會發夢的。現代社會也想不出有其他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了現代社會，也無法退回到舊時社會去。然則，必須理解夢境，才不會瘋狂。佛教修行之後，其中一個境界，是控制發夢，在夢中保持自覺，最後是不發夢，近乎《莊子》說的「至人無夢」，那是原始天真社會或共產主義了，不過只能存在於勝者的心靈之中。因此，必須時刻保持批判資本主義，正如時刻保持批判政府一樣，否則便會失去自由和自主。不斷的批評和自省，是享受現代社會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很疲累，不過沒其他辦法。

《解夢》是文化書

佛洛伊德始終不是個嚴謹的精神病學家，他是文化學家，《解夢》其實是文化書，可以一讀再讀，永不過時的。反覆讀了四五次，但從未將心得和用法記錄下來，這是第一次。

陳巧文被捕；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Vic：香港青年在羅湖橋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迫害劉曉波，便衣公安越境擄人，在旁港警什麼都不敢做，是為懦弱無能。回到香港，英勇的警察動輒控告示威市民襲警與阻差辦公，有時以剝光豬搜身的手段羞辱被拘留的示威者，出動重案組探員恐嚇示威者家人，再以襲警罪名選擇性對付最知名的示威者。欺善怕惡，何異於鷹犬走狗？

陳巧文被捕，謹以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一文獻給港警：不要忘了，出糧給你們的是政府，但養你們的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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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2009-01-23

【am730-觀念】示威常客都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更不堪一擊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表達出來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是種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他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看似「七傷拳」的絕招；那就是扮受襲了。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時，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有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這「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o野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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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聞：

陳巧文涉兩遊行襲警被捕
質疑打壓反高鐵 警強調依法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港大女生陳巧文上周四遭警察上門，向其家人問話，昨早她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旋即被重案組探員拘捕，指她在元旦遊行及去年11月29日反高鐵遊行時襲警。扣查近5小時，陳巧文獲准以500元保釋，她質疑警方針對參加反高鐵示威的知名人士，以阻嚇其他參與者，手段卑鄙，但即使她被捕坐牢，「拉了一個陳巧文，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陳巧文昨早10時出席港台節目，她表示，完成節目步出港台時，發現有警車在路邊等候，4名軍裝警員落車即場拘捕她。在車上，警員表示她不可以打電話，「我話我知道可以，佢就讓步」，當她講電話時一談到元旦遊行，警員即喝止，要求她關電話。因反高鐵人士陳景輝與陳巧文一起出席電台節目，即時把她被捕的消息通知外界，其間有傳媒致電查詢，警員禁止陳巧文接聽傳媒來電。

指警阻礙電話聯絡

陳巧文被送到九龍城警署後，再被轉移至中區警察總部。她說，警方不讓她使用手機，若要聯絡外界，便要使用警署的電話，並留下致電對象的姓名。公民黨黃鶴鳴律師其後收到消息，到場陪伴陳巧文落口供，他表示，警方未有向他們展示證據。陳巧文說，警方指她在1月1日的元旦爭普選遊行中拳打及掌摑一名女警，於去年11月29日的反高鐵遊行中，則對一名女警箍頸。

警方發言人表示，這次是審閱證據後作出拘捕行動，是依法行事；又強調警方沒有拒絕她與外界聯絡。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除非警方懷疑疑犯會聯繫其他共犯，影響調查，否則不應禁止被捕者聯絡他人。他指出，警方可監視疑犯聽電話的情况，毋須禁止她接聽來電。

約20名市民包括社民連成員昨午到警察總部外抗議，要求釋放陳巧文，約下午4時陳巧文獲准保釋。

陳巧文批評警方實行白色恐怖。協助陳巧文聯繫律師到場的公民黨陳淑莊表示，示威有肢體接觸屬正常，早前她在示威中，亦有警員觸碰她，「係咪又可以告普通襲擊？」

警﹕無政治考慮

對於陳巧文指警方以拘捕行動來打壓示威，警方消息人士堅決否認，強調警方依法辦事，絕無政治考慮，「只要有足夠證據便會拉人」，不會考慮對方是否有知名度。至於陳巧文質疑案發多時，何以昨日才拘捕，消息人士解釋，因調查需時，例如要等待受傷警員的醫學報告、諮詢法律意見等，這次行動並不算遲。

曾坐牢示威者﹕警已淪政治工具

【明報專訊】回歸至今，本港曾有不少參與遊行的人士被控告襲警，其中2001年社會福利員梁俊威參與學聯反對警方濫用警權示威時，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成，被判入獄5個月。梁俊威表示，若陳巧文今次被控襲警罪成而要入獄，他絕對不會感到出奇，因為警察已成政治工具。

梁俊威憶述，當日他抗議時，由於較高級的警員走到較遠的位置，他便用「大聲公」向該警員表達訴求，卻被指襲警，令警員聽覺受影響，警方在事發後4個月，才到其工作地點將他拘捕。

另外，示威者馮炳德在08年1月13日爭普選遊行時，以右手肘撞跌正在收縮遊行路線的警察，導致其腰部受傷，被控襲警罪成，判囚15周，其上訴失敗需要服刑。

程翔 - 重判劉曉波突顯中共脆弱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

違反憲法承諾

首先它違反了自己在中國憲法上對人民作出的承諾。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劉曉波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憲法的範圍，所以中共對他重判，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中共當政六十年，「以言入罪」的案件沒有一天停止過，使得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這是中國社會迄今人權狀况無法改善的核心原因，也是中共至今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根本原因。

違反對國際社會承諾

其次它違反了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共作為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簽署國，有責任履行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中共更應該有義務帶頭執行兩項文件，以維護聯合國文件的權威性。遺憾的是，中共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公然地踐踏這些文件所承載的共同價值。當外國對案件表示關注時，它斥責別人干預它的內政，可是它有沒有想到，國際社會對於它公然違背兩個公約的精神提出批評，正是為了維持國際公約的權威地位，否則公約就會淪為一紙空文。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中共日益强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國家對中共違背國際公約的情况視若無睹。這樣，中共愈是强大，它對人類社會經過幾百年培育出來的普世會值的破壞力也就愈大。這是當今世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

違反中共政策主張

第三，它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和努力方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革司法制度，杜絕「冤假錯案」，並為此作過一些努力。例如﹕中共曾經在○六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宣稱，今後審判工作要把好四個關，即﹕「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務求對每一件案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可是，對劉曉波的審判完全違背了上述的努力方向，可以說是一個大倒退。從劉曉波一案的判决來看，「冤假錯案」的土壤還十分深厚肥沃，此其一。在○八年中共頒布了「人權行動計劃」，表示要着意改善中國的人權狀况，當時大家雖然對此計劃沒有信心，但也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樂觀其成。如今通過對劉曉波的判决，中共又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證明它的政策宣言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謊言而已，此其二。

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在今年六十周年國慶節期間，人們看到一幅很諷刺的景像。一方面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裏陳列了最犀利的武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經晉身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强國。但與此同時，北京的超級市場卻貼出告示﹕「奉上級通知國慶節期間不得出售刀具」。為什麼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第三强軍力的中共，卻擔心老百姓日常用的刀具？這只能說明中共外强中乾、色厲內荏的本質。歷史上好像只有秦朝和元朝有過禁止老百姓擁有刀具的記載，而這兩個朝代又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祚的朝代。中共在國慶期間禁止百姓買刀，是否意味着中共將步秦、元的後塵成為另一個短祚的政權？

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筆者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鎮壓後，就斷言中共會淪為一個腐化墮落的政黨。因為天安門鎮壓的實質，就是以坦克來保護貪腐，為貪腐開路。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人們看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壟斷而壟斷了全國財富，從而蛻變成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壟斷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在私人財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高幹子弟。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另一項調查，中國高官的貪污所得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這兩組數字就是這個新階級的最好的寫照。正是由於中共的變質，使得它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十分深刻，以至「群體事件」（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零散的人民起義）層出不窮。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共缺乏自信的核心原因。

因此重判劉曉波，適足以折射出中共的脆弱。而它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

蔡子強 -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過去二十年，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四度當上國家的囚徒。青春，就是如此在鐵窗之下被消磨掉。到了11 年之後，他刑滿出獄，到時他已經會是一位65 歲的花甲老翁了。

我記得有位民運人士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無錯，劉曉波的所有罪名，只不過是對一個自由、民主中國的渴望而已。

在上個禮拜判刑當天，劉曉波十分平靜，沒有呼天搶地，他只望着太太劉霞點頭微笑，令人相信他對自己所作的一切，無怨無悔。

這令我想起兩句說話。

曾經當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並以「皇甫平」為筆名撰寫過一系列支持深化改革文章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在追思《人民日報》以故副總編輯王若水時，提過兩句後者說過，擲地有聲的說話：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

中國人特別忌諱提起自己的陰暗面，所思考的，也不是如何改良自身，把陰暗面消除，而是竭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中共則更進一步，痛恨那些指出這些劣迹和陰影的批評者、異見人士，要把他們禁絕而後快。

《零八憲章》所提的十九項主張：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器公用、人權保障 、公職選舉、城鄉平等、結社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財產保護、財稅改革、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聯邦共和、轉型正義，都是十分溫和，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提倡的只是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我看不到有任何顛覆國家的地方，看不到何罪之有。

獨裁者將會慢慢發現，他們無法杜絕任何批評，因為即使你審查、甚至禁制了書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將有辦法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

都說，今天當入世、經濟起飛、奧運、宇航等夢想，已經一一實現，中國已經「大國崛起」。中國人或會覺得，自己已經找到那個當年阿基米德所追尋，足以舉起整個地球的支點。但我卻想說，一個如此怯懦的國度，它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巍然聳立於天地之間，面對未來。

劉曉波如今是被判入獄了，但我堅信：

「歷史將宣判他無罪。」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潘小濤 - 劉曉波在聖誕日的政治審判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於聖誕節當日被判監11年，標誌着去年12月10日由他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正式遭到當局無情鎮壓，益令國慶60周年的高壓政治形勢，增添不少肅殺之氣。教人唏噓的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竟然也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葬禮！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勞利認為，劉曉波被關押逾一年，卻在聖誕節之前兩天遭審訊，並在聖誕節當天宣判，緣於聖誕長假期間，西方社會沉浸在歡樂氣氛之中，無暇顧及北京的事，審判劉曉波也就不會惹來西方傳媒及歐美社會的強烈反應。

此說法得到西方傳媒普遍認同，也有一定道理。我也相信，北京當局是刻意挑選這個西方節日進行政治審判，不過，我倒認為北京並非為減低西方各界的關意，若北京真的在乎西方反應，又怎會選在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在美國及歐盟多番交涉和高度關注、最少15個外國使館官員企圖進入法庭聽審下，仍悍然重囚一個寫文章談國事的良心犯呢？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茜、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等人訪華時，都曾向中國提出要求釋放的政治犯名單，劉曉波當然在列，北京不僅毫無反應，反而在聖誕節審判劉曉波，對着幹的味道非常明顯。

有人說，北京根本不理會審判日是什麼日子。此言差矣，中共的敏感日子多的是，而中國政府在去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就呼籲全球停戰停火一天，以彰顯奧運的和平，只不過俄羅斯對此充耳不聞，揮軍攻入格魯吉亞。同樣，聖誕節對西方的重要性及符號意義，北京焉有不知之理？因此，北京藉着聖誕節的政治審判，是要顯示其向西方說不的決心和能力，這不僅是保衛主權，更是捍衛其體制，阻止歐美國家進一步「干預」內政的宣示。

中國崛起 毋須仰仗洋人鼻息

所以，今次審判的最大象徵意義，就是北京正式表明，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再不會屈服於外國壓力。過去，美國總統來訪，又或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國家，中國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去討好對方，王丹、魏京生等人重獲自由，就是這樣的「大禮」；而且，中國政府每年發表人權白皮書、願與西方國家討論人權問題，也是外國施壓的結果。然而，今日的中國已經崛起，毋須再「仰仗」洋人鼻息，何時審、如何審，以及判刑多少，更不容外國人插手。

對期望中國民主的人來說，如此崛起無疑是災難性的，意味着北京當局更不會實施「零八憲章」的憲政民主了。今日的中國已完全被權貴騎劫，他們由各級官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企職工等公職人員，還有學者專家、富商巨賈等組成，結合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政治、經濟的決策權，包攬一切社會資源。現有的制度，正是他們得以繼續巧取豪奪、盤剝老百姓的最佳保證。在此情况下，誰會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去革自己的命呢？

一頭力大無窮的怪獸

本來，有外部壓力，讓這群「精英」有所顧忌，從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未嘗不是好事，但今次聖誕審判表明，這個幻想徹底破滅。形象點說，中國變為一頭力大無窮、刀槍不入，卻被權貴控制的「怪獸」，任何力量想去改變這頭「怪獸」，令牠變得行為合理、行動自主，都會遭到權貴們的瘋狂反撲。對於希望國家富強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強國難道不是最大諷刺、這個強國夢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零八憲章」的訴求溫和，因而遭到激進民主派的批評，憲章要求認真落實憲法給予中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其精髓就是，不僅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還希望每位聯署人恪守公民責任，督促政府推動改革。如此克己合理的訴求，仍遭到無情鎮壓，可想而知中國的權貴們，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也可以想像，追查豆腐渣學校真相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稍後也會被重囚。

一個希望中國民主富強的學者，寫了幾篇文章、起草一份民主化改革的草案，就換來11年的囚牢；相反，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受賄200多萬元、低價轉讓國有資產而令國家損失3.2億元、為弟弟非法謀利逾億元，如此嚴重犯罪也只獲刑18年。而大部分出事的貪官，都可在獄中繼續享受幹部待遇。一個為國為民，另一個卻竊國圖利，孰是孰非，本來一目了然，但待遇截然相反，可見今日的制度如何黑白顛倒！

不過，聖誕日的政治審判，早晚會受到歷史審判！歷史也告訴我們，任何巨人都有倒下去的一天！

吳靄儀 -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哭我們自己！

2009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以言入罪，重判入獄11年。案件向全世界又一次證明，專制的政權容不下言論自由、獨裁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6930字的《判決書》，說不出一句法理為何劉曉波的文章是「造謠誹謗」、「煽動顛覆」，為何在互聯網上發表，就是「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罪行」的行為！

《刑法》第105條沒有說明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推翻社會主義」，法院依賴的不是法理，而是權力，這種審判不叫做「法治」，這只是假法律之名而行使的強權。

不必辯論，只要打開12月26日的《明報》，讀一遍全版刊載的《判決書》全文，及同頁所載錄的入罪文章的有關段落，讀者就可以自己評一評，究竟這是為國為民，不惜以身犯禁的忠義之言，還是煽動顛覆的造謠誹謗！

是忠義之言 還是誹謗？

普天之世，當然會為劉曉波可歌可泣的言行致敬，為中國政權的落後專橫而憤慨感嘆；《明報》同日的社評宣言﹕「關了一個劉曉波，關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追求」。然而，這一切都不足夠，不但不足夠，反而是差不多同等落後的宣示，因為我們仍停留在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歌泣的年代，「鳴」與「生」不能並存的封建社會，一直就與不惜為「鳴」而捨棄生命——11年生命——的精神共存，我們要爬上劉曉波的肩頭，走出這個輪迴，這個深谷，才是真正不辜負劉曉波的慷慨付出他有限的光陰和自由。

為什麼我們要止於景仰？景仰過去了，我們就返回一貫的生活，忘記了劉曉波？還是寄望於有更多的劉曉波，作出更多的犧性，終能令專政的當權者動容？

為自己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

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劉曉波，我們就要認認真真地看看他說了什麼。中共政權重囚劉曉波，不單止於「殺雞儆猴」，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劉曉波說得對﹕「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如果我們同意，為什麼我們在行為上仍然是專注於如何博取統治者的青睞，爭取真民主，也只能求諸單方面向當權者「釋出善意」，而不重視轉向民間的「新力量」？為什麼在行為上，我們反而壓抑民間力量的自發、自覺、鞏固、凝聚和擴張？

不要為劉曉波哭泣！為我們自己的不願為民主法治付出努力，只耽於慨嘆聲援而哭泣吧！劉曉波知道自己願意看見的民主中國不可能一蹴即至﹕「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這單是指中國大陸嗎？香港特區現况相去有多遠？劉曉波的運動談何容易！像滴水成冰於岩石的縫隙，終使岩石分開，要何等耐心和堅毅！然而正因如此，我們便不能再讓歲月蹉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沒有慨嘆的功夫了。

劉曉波警告為利益而到中國來叩頭的各國朝野﹕「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為利益而不顧人權，受損害的不獨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未來！近如切膚，香港人應迴避這個擔子麼？

拭乾淚痕！放下慨憤！要做的事那麼多，千千萬萬人的一輩子也嫌不夠，若不願付出一輩子，那麼我們就每人付出11年吧，難道劉曉波不值得這麼多嗎？

練乙錚 - 中國經濟與「重商主義」

Vic: 練乙錚先生此系列四篇文章，對關心中國政經大局的人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文中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有精彩闡釋，值得細讀。

讀完覺得，「重商主義」者，實質上就是「重傷主義」--過程中肥了權勢壟斷者，最終人人受害，全部重傷。

2009-12-08
練乙錚：家電下鄉作用微 收入補貼好得多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8.html

2009-12-09
練乙錚：調整發展策略 改變「重商主義」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09.html

2009-12-10
練乙錚：中國要避免掉進「重商主義」窠臼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0.html

2009-12-11
練乙錚：當年蘇共領導的重商主義市場經濟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_11.html

梁文道 - 講中國話的達爾文

2009年12月6日

【香港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張文光 -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2009年11月30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剛開始，民主派的抗爭策略出現重大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極力主張5區總辭，公開催迫民主黨加入總辭行列。民主黨為5區總辭開了8 次黨內會議，也曾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戰略和策略。黨內的分歧和觀點被傳媒廣泛報道，當前主流的傾向仍是反對5區總辭。民主黨稍後召開黨員大會，就5區總辭作民主表決。

大會還未召開，壓力排山倒海，社會議論紛紛，媒體熱烈報道，將民主黨置於政治的風眼中，大是大非，何去何從，民主黨已無可迴避，必須向公眾作全面和清晰的論述。

第一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持久抗爭還是背水之戰？

香港的民主運動始於1985年的代議政制。當年的港英政府知悉中國將收回香港主權後，才開始建立植根香港的民主政制，由區議會開啟代議政制的先河。初期民主派對參選是患得患失，親中左派更欲靜觀其變。然而，代議政制鼓動了民眾的政治覺醒和熱情，掀起了持續四分一世紀的民主運動。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戰場：一個是爭取八八直選，一個是爭取民主基本法。當年的中英政府，既壓制了八八直選的要求，只容許91年立法局部分直選；港英更引入功能組別的怪胎，為香港的民主政制種下禍根。八九民運後，中國全力壓抑香港民主，視其為民主抗共的陰謀；末代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更遭遇九七落車的命運，由中國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代。

儘管香港的民主運動先天不足，只能在中英政治夾縫中艱難地成長，至今仍未能實現民主普選的夢想，但它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卻保衞着香港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倒退，不消失，讓香港避免澳門化和新加坡化。這是民主派努力的成果，也是無數港人奮鬥的足印。今天，有人隨便輕視請願示威和遊行絕食的功用，隨便否定港人真誠的奮鬥，說香港25年民主運動毫無寸進，忘記當年民眾一步一腳印的艱辛，連用大聲公都可以被捕，連20人遊行也可能犯法，連遊行唱歌也是噪音，這些早已被遺忘的民主歷程，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但不應隨便輕蔑和否定。

25 年的民主運動歷盡風波，每一個時刻都有其要緊之處，民主派不斷從成敗中汲取教訓，當中最重要的是：面對中央和建制極其強大的力量，民主運動必然是全方位和立體的持久戰，而不是玉石俱焚的冒險主義。所謂全方位，包括溝通對話、諮詢談判、民間組織、議會抗爭、社會運動、公民抗命；所謂立體戰，包括不同階層民生和社會的訴求和行動，也包括民主運動不同的戰略和策略，讓民眾從參與、組織、抗爭和挫敗中確立爭取民主的信念，積累和壯大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

這當中有很多默默無聞，風裏雨裏一路走來的港人；當中也有很多默默耕耘，可歌可泣篳路藍縷的故事，他們是民主運動持久戰的中堅力量，薪火相傳，點點滴滴，推動香港的民主和進步。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運動是多元抗爭還是唯我獨尊？

1980 年代開始的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反思是：如何促進團結和避免分裂。過去，民主運動面對中英政府強大的力量，深感自己的弱勢與無力，常強調觀點和行動一致，以最大的團結爭取民主。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回歸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新舊政黨和民間團體的湧現，導致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和百花齊放，和而不同，殊途同歸，體現民主新一代推陳出新的生命力。

就以社民連和公民黨的5區總辭全民公投為例，我們沒有懷疑其政治真誠，也承認這是一個具有創意，但極有爭論的反抗運動。23個民主派議員的立場，由支持、反對、觀望到保留，反映爭取普選的不同策略。既然是策略分歧，社民連和公民黨可以支持，民主黨可以反對，獨立民主派可以觀望和保留，這正是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

歷史的錯誤讓我們謙虛，不同的策略都應該尊重，為什麼民主黨有不同意見未能參與，或未開黨大會決定是否參與，或各人真誠坦率地公開觀點，便被視為破壞民主派團結的罪人，連主席何俊仁都被擺上枱？為什麼民主黨誠實指出總辭的風險，反要為從未支持過的5區總辭負失敗之責，而明知風險卻仍然上馬的社民連卻毋須負責？

其實，5區總辭只是策略，民主普選才是目的，為什麼民主黨不能堅持自己的策略，以維護23票否決權為首要任務，再全力發動群眾抗爭，要求對話，爭取普選？民主黨的策略未必對，正如社民連和公民黨的策略未必錯，對錯可以辯論，實踐檢驗真理，但在此之前，民主派之間應否有起碼的尊重，爭取普選是否容得下不同的策略，民主運動的多元抗爭是否勝於唯我獨尊？

第三個問題是：5區總辭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5區總辭的目標是全民公投，藉着全港5個選區各1人辭職，做成一次全港性的投票機會，社民連和公民黨的主觀願望，是賦予選民一個特定的議題，假設選民為此而投票，借選舉作全民公投。

但這樣真能做到全民公投嗎？首先，全民公投是主題先行。當前，社民連的立場是2012雙普選；公民黨的立場只求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兩黨若不放棄其政治立場，選民投什麼票？兩黨最新的主題是：選民對2012政改方案支持與否作公投。但民主派是否須依靠全民公投的結果，才能決定自己投票的立場？冒着失去否決權的風險，這樣的公投是否值得？

其次，公投要有勝敗，何者為勝，何者為敗？公民黨說贏1票已算贏，社民連說贏3席已算贏，標準過低，難以服眾。以民主派六成票的基本盤，不全贏5席已是輸掉公投。但眾敵環伺，虎視眈眈，敗將翻叮，捲土重來，全勝談何容易？當前，民主派 23票否決權已是弱勢，還辭去5席公投，冒險是否值得？

這正是社民連和公民黨要求民主黨參與的原因，也同時說明5區總辭全民公投的異化。若5區總辭是為了全民公投，有5人辭職，有統一主題，公投已可進行。若害怕公投沒有民主黨參與而輸掉議席，所謂公投，究竟是投主題，還是投人和投黨呢？

過去的經驗顯示，投票的理由從來複雜，投人投黨較多，投單一議題較少。近年，選民更自行配票，分給支持的陣營，發揮比例代表制最佳效益。因此，將投票行為簡化為全民公投，或將投票人數幻化為另類上街，皆名實不符，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真正的上街，如1989年的百萬人遊行，2003年反23條的黑衣遊行，當中的悲情和憤怒，意志和力量，團結和希望，是港人寫入史冊的經典，與投票結果不可比較。何况選舉當中，選民不一定投民主派，投民主派也不一定視為公投。

翻開一部歷史，群眾運動的形式很多，但遊行體現集體意志，仍然是極有力的行動。真正的難處在於，群眾是否有足夠的憤怒上街，這是10年難遇的歷史契機，影響時代，改寫歷史。我尊重社民連和公民黨5區總辭的選擇，但卻不宜將投票視為另類上街。

當公投主題和勝敗仍具爭議，當5區總辭變為辭職補選，當辭職補選變為選人選黨，結果與公投已不能畫上等號。若這些重大的疑慮未清，若民主黨稍有遲疑，便鼓動群眾迫民主黨上馬，置既有的否決權於風險中，傷害了民主派的團結，撕裂了民主派支持者，究竟是務實抗爭還是冒進主義？

第四個問題是：5區總辭成功，能促使中央落實普選嗎？

5 區總辭是動員民眾的策略之一，風險大，效益小。5區總辭的力量，遠弱於03年的23條遊行，更弱於89年的民運遊行，這兩個遊行導致中央改變香港的政策。但我們仍渴望最好的結局，就是5人全勝重返議會，維持原有23個民主派的局面。不過，立法會的強弱的對比仍在，民主派5區總辭後回歸原點，仍然需要議會外的其他抗爭，仍然需要以否決權體現民意，仍然需要爭取與中央的對話，解決歷史爭議，實現真正普選。

因此，否決權要不動如山，但民主運動必不可少。民主派既要團結現有的23票，免被撬走；更要組織多元的民主運動，擴大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目標，爭取2012雙普選，固然理直氣壯，但機會並不大；若2012未能普選，民主派也應提出：2017的特首提名，不能高於2007的規定；2020必須徹底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

民主派的目標是終極普選，民主運動的精神既是持久戰，就只能把握可乘之機，積小勝為大勝，等待有利時機，爭取更大成果。過去的經驗說明，運動沒有預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行動按形勢不斷升溫，議會製造議題不斷抗爭，帶動傳媒關注，就能觸動人心，逐步走向運動的高潮。

即使過去88直選和23條立法，都要經歷民眾冷漠到熱烈的過程。88直選激化了社會鬥爭，產生回歸10年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23條立法後期，社會聚焦於葉劉淑儀的失誤和董建華的無能，成功發動50萬人上街，導致23條的夭折和董建華的下台。

民主運動顯示人心，但實現普選的辦法，最終仍是香港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和民主派的對話妥協，才能解決雙方的疑慮和分歧，才能尋求一個港人接受的普選路線圖和終極方案。當中特首確實擔當極重要的橋樑角色，不容卸責。而朝野上下都要總結05年政改失敗的教訓，推動對話，增加互信，藉修訂基本法而達至雙贏。

當然，很多港人會質疑對話的可能和成效，但對話也應當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任何一線的機會，都不要主動關門，迫使運動走向對抗的不歸路。

第五個問題是：5區總辭內訌，是否轉移了爭取普選的方向？

政改諮詢文件剛發表，5區總辭便立即綑綁，民主派的內訌取代了政改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

2012雙普選被人大否決，應否聚焦爭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

普選路線圖可否簡化，聚焦中央確認2017和2020是普選的法定年期；2017特首的提名門檻不高於2007的規定；2020取消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

2012的翻叮政改方案，無論選舉委員會還是功能組別，是否仍有民主化的過渡空間？是否可以邁向真普選？

爭論以廢除功能組別最為惹火：無論中央和特區的官員，都不斷合理化一個將持續35年的政治特權，讓20萬特權階級一人兩票，比其餘300萬選民多了一票。

爭論更以譚惠珠的言論最惹火，說普選定義由中央決定，聯合國公約的定義不適用於香港。若在過去的年代，譚惠珠的歪論早引起政治風波，但5區總辭救了譚惠珠，港人也錯過廢除功能組別的戰機。

5區總辭無論得失成敗，無論民主黨是否拒絕參與，請仍然緊記民主運動的方向，是爭取政制終極雙普選，而不是爭論5區總辭的對錯。民主派千萬不要將策略當目標，將樹木當森林，放過了特首曾蔭權的翻叮，放過功能組別的廢除，放過唐英年的假諮詢。

當中，曾蔭權有極重要的憲制責任，他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真普選的立場，他有責任爭取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他有責任促使中央交出普選路線圖。若他的翻叮方案再被立法會否決，他絕對有足夠理由政治腳痛。因為，政改是他7年特首最重要的工作，怎能不做好這份工？

但曾蔭權的責任，政改方案的缺陷，民主普選的前路，全被5區總辭的綑綁內訌激化和異化，民主派有責任撥亂反正，聚焦爭民主，實現真普選，不要一哄而起，忘記歷史任務。

第六個問題是：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港人為民主已奮鬥了25年，港英的13年落空了，回歸的12年也落空了，對中央承諾的2017和2020年普選，港人仍有着深深的疑慮。

疑慮是歷史的積累：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政策，鄧小平時代的八九鎮壓，香港九七回歸的民主停滯，23條立法的強橫嚴苛，引起港人更根本的疑慮：一黨專政的中國，為什麼要給香港民主？

今天的中國，大國崛起之心，民族圖強之志，是建國60年來最實在的。為實現這強國大業，常壓抑着地區的矛盾和人民的願望，以維護中國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香港的民主也要服從中國的大局：中國能否掌握香港的管治？香港會否衝擊一國的穩定？即使從特區的角度：民主是否影響香港的行政主導？普選會否觸動香港的既得利益？

中央從來沒有認真正視：民主普選既是香港的人權，長期壓抑民主導致社會最持久的內耗，成為香港不穩定的重要原因。矛盾不斷發生，社會不斷撕裂，特權繼續存在，貧富繼續懸殊，憤怒繼續蔓延，激進政治抬頭，社會如壓力煲，這是社會極嚴重的管治警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05 年民主派否決政改，2007年中央回應了民意，提出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但港人很快便質疑：特首的提名門檻可作政治篩選，功能組別會以普選的名義長存。若港人的疑慮屬實，則普選已經變質，時間表意義大失，港人的沮喪和憤怒可想而知。港人有理由反抗，反抗這鳥籠民主。

石在，火不會滅。中央不給港人民主，就將香港的內部衝突，轉化為中港的矛盾，港人的憤怒開始聚焦中央，傷害了中央和香港的和諧關係，傷害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傷害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傷害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方向，傷害了香港各階層的團結，這樣的鳥籠民主怎能持久？這樣的社會怎會長治久安？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也要給香港民主。

中央應相信港人，落實民主，重建中港的互信和對話，解決普選的疑慮和分歧。港人不想重蹈2005否決政改的覆轍，港人更不想持續25年的中港紛爭。中央能否以大國的氣度和胸襟，開啟大門，破冰對話，完成香港普選的終極方案，解決四分一世紀的民主內耗，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區？

這是香港民主進程的重大突破，也是贏得港人歸心的戰略決策，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民主實驗。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這是人類文明的大潮。香港如是，中國如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殷鑑不遠，能不深思？

張文光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李芝蘭 -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政改與邊緣化

2009年11月29日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政改的討論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工商界精英在經歷了近30年的政制改革辯論後仍然原地踏步，沒有認識到一個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實踐多年的事實，即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需要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資本家是民主政治的得益者而非受害者。資本家未能洞悉民主制度對保護資本的重大功能，反之對民主發展處處設防，自挖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牆腳而不自覺，與之相比，之前被中央領導人點名的經濟結構調整緩慢，及日益嚴峻的貧富差距，只是上述這深層次矛盾衍生的結果而已。

上世紀80、90年代的政制討論中，工商界提出了民主等於免費午餐的論述，擔憂民主化會增加勞工階層社會福利，削弱資本的利益，這種將勞資利益對立的思路，使工商界普遍抗拒社會上對民主、普選的訴求，利用中央對競爭性選舉政治的保留，搭上了中央提供的「便車」，透過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來維持自身的利益。

問題是香港工商界如此是否便能夠保住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否令香港的資本主義持續保持活力，令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能否使香港社會為中國持續發展做貢獻，使香港免除「被邊緣化」的威脅？

港商淪為抱殘守缺受保護者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香港工商界近年在中國經濟領域面臨的窘境，便可窺見只看見當前一己利益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起，工業界在南中國投資擴充生產，關閉在港的設施，充分利用內地廉宜的土地和人力資源，打造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神話。可惜的是，絕大部分港商未有適時運用投資內地帶來的低成本和額外利潤來開發科研提高生產力，本港的業界組織亦未有發揮聯結力量促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協作發展，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廣東省政府多次明言要產業升級，港商營運的企業非但沒有成為廣東產業升級的先行軍和倡導者，反而一再向中央進言要求庇護，結果在去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下結業連連！港商從一股進步的力量淪為抱殘守缺的受保護者，歷史是如此的諷刺！

《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鄧小平也已公開說了，其實100年或更長也行，反正中國已在變革，內地還要製造更多的香港。這些對香港原應是大好的信息，內地本身亦在變化，香港的經驗是重要參考，香港人便不需要擔心50年大限將到，香港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但弔詭的是，近年內地發展勢頭愈猛，香港社會便愈益擔心自己「被邊緣化」了，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了，看不到出路了。好像惟有別人的窩囊才能突顯我們的優勢，香港，你何以窩囊至此？

我們要做些什麼，才可以把香港特有的優勢發展得更好？中國在發展了，一開始便走在前面的香港要如何繼續走好我們的路，好為內地的變革提供新的參考？比香港同樣發達以至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經驗又是什麼？

工商精英置整體社會福祉於不顧

由此可見近日工商界人士及其前黨友唐英年司長的「功能組別普選論」的破壞力，已經超乎黨派間議席的爭奪。香港社會的穩步前進，包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我們包括資本家具備長遠的前瞻目光。全球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一不擁有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而未聞有功能組別的。香港政制的發展，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在「循序漸進」的主旋律下緩步前行，但目標是《基本法》45條及68條已經明確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雙普選。如今，有了2017及2020的時間表，將普選這一國際社會上久有共識的概念任意曲解，置中國在1998年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不顧，由此造成香港政治體制落後於其他經濟發達社會，亦必移禍於本地的經濟發展前景。上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年度報告，首次點明香港或會成為美國敏感高科技產品外泄到中國的管道，已經敲響了香港作為一個世界城市的警號。[Vic: 如果你是美國政府，你也會有些擔心，對吧？]儘管中央及港府迅速否認，港府亦一再強調外界批評其不讓中國異見人士入境的簽證政策出於中央干預是毫無根據，但如果中央並無干預，港府仍是一概不批准異見人士入境，這豈非引證了香港政治漸趨內地化的假設是成立的？香港又憑什麼要求國際社會在經貿上將香港獨立看待？

踏入2009年之初，中國提出要趁着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提升經濟產業，打造綠色GDP，走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國情複雜，政策框架的制訂與達致成效之間過程曲折，但部分港商在這過程中卻竟然成為保守的力量，而非推動進步的先行者。如今工商精英在政治領域上又再重蹈覆轍，漠視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只謀求維持一己短期利益，置香港整體社會包括資本家的後代的福祉於不顧，更遑論全國長遠發展的需要了。

這——才是香港被「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是香港本土的悲哀。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路成員

陳雲 - 困局之內爭民主

2009年11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夾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之間，往日得到英國和美國的庇護，香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並以此交換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之前，仍需借助香港的融資服務和制度參考，仍須假裝向民主自由進發而容許香港做中國的民主試驗場。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看來成功了，即使危機四伏，畢竟經濟總量驚人，在金融海嘯之後，更由於貨幣不自由、並未過分牽涉入國際信貸而得以獨善其身，忽然變得財大氣粗，一闊臉就變，不但不承諾香港有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日程，反而放下一隻民主鳥籠。

困住香港的政治悶局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回歸中共，當時正是冷戰結束，香港處於苦悶而又不大安全的世界權力轉換時期。美國以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工廠的廉價產品令美國的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令美國得到融資，人民幣掛鈎美元，並長期維持低匯率。共產中國向自由世界的美國進貢及輸血，換取經濟發展及默許政治集權，中共為持有美元的投資者充當買辦和打手，而美國輸出民主、締造世界和平的國策仍未改變。論義，美國要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論利，中共維持一段時間的集權，有利於美國榨取經濟利益，度過本國經濟復蘇的難關。當然，美國期望，中共維持集權之際，在維護人權、宗教自由、香港民主化方面做得門面光鮮一些，不要令美國難堪，可惜中共避過兩次金融風暴之後，已自覺強大，運氣又好，於是不甘委屈，並不如過去十數年般的領情。近年中共對香港也愈來愈不客氣了。

香港的民主助力，部分來自美國聲援、部分來自本土爭取；香港的民主阻力，部分來自中共的壓制，部分來自本土資產階級的專政慣性。美國自己有國際正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利益換算，面對本國的經濟困境，不會出面支援香港民主；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孤獨令人恐懼，但也令人成長，恰如魯迅題《彷徨集》之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香港人要成長起來

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好好地讀書、看報，以完整的句子傳情達意，蔑視親政府的宣傳，幽默地嘲笑民主的敵人，做一個快樂的抗爭者。不論爭到政治民主與否，都要盡量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和寬容。

目前，中共不責成香港政府復興工業、農業等在地產業，港府則以高端產業為幌子，以資訊科技、文化區、創意工業等概念圈出土地或工廠大廈予商人開發房地產圖利。香港本土經濟不興，北京則以跨境投資及跨境消費的方法增加香港的經濟依賴性，進入控制香港的命脈。然而，即使跨境投資和跨境消費，要在香港長遠立足，要令本地資本家得益，也需要香港社會持續有正義的民氣與誠信的服務。這些都是要富人付出代價來建設的，不能一味勒榨殖民地留下的正義民氣。

香港資產階級要有政治覺悟

睿智的財主佬並不反對有人為社會公義奔走，一些甚至在背後透過基金會轉折資助。聰明的美國商人最懂得玩這套，一邊資助右派政黨，一邊資助社會抗爭活動；他們不是騎牆，而是兩邊都是利之所在。用一點金錢資助，或者只給予道義默許，就有人在香港鼓吹公義，維持整個社會的良知，令社會講求誠信，有正義感，見義勇為，有錢人不會被民眾鄙視，被公司的會計欺騙，被律師敲詐，不會被司機標人參，不會被廚師下毒。內地的大城市也很繁榮，但始終不會令有錢人放心安居，託付身家性命，就因為香港的公德比大陸好。良知擱久了，會麻木，會枯萎，維繫公德的生命力，要經常透過衝突和抗爭來演練、來灌溉。

資本家以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來盤踞香港政壇，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社會仇恨富人的心態正在蔓延。即使香港有了民主，資產階級仍是有資源取得社會控制的，而且控制得來有體面，只是要付出多些努力而已。這一代的資本家也要upgrade自己，也要世故起來，要懂得玩兩手政治，不能靠一味依附共產黨。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共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之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以此觀之，香港親共，是自尋死路。中共不許香港先行一步，不許香港做民主實驗，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的心態。然則，香港人不會那麼蠢，坐待滅亡吧？

《髒錢》書評 - 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中國時報 　2009.11.01

開卷嚴選－邪惡貪婪的資本主義，為何不會崩潰？

鄭政秉（東吳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世界經濟在歷經了長達幾十年的繁榮之後，2008年的全球金融大風暴使人們再度陷入資本主義是否即將崩潰的思維魔咒中。被遺忘的《資本論》在西方國家熱賣，欲振乏力的社會合作制度再度燃起希望，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更形炙熱。許多人相信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末日就在眼前，但真實世界是否真的演變至此呢？約瑟．希斯（Joseph Heath）所著的《髒錢》告訴我們，雖然資本主義永遠擺脫不了道德上的責難，但它不太可能崩潰。
　如果是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這樣告訴我們，大多數讀者會嗤之以鼻，覺得又是一本可以丟進垃圾桶的學術偏見。但本書作者並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一位沒有受過正規經濟學訓練的哲學家。和哲學家聊過天嗎？那是一個以磨腦袋見長的專業，何況作者又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在柏拉圖、馬克斯及凱因斯等經典的沉思細琢之下，他聲稱要預知資本主義的未來，必須先破解許多右派或左翼都存在的謬誤，我們就必須耐著性子，細讀本書，相信必有所獲。
　翻開本書的目錄就令人興奮，因為現在已鮮少有如此全面性的財經著作，能夠一方面批判右派學說，另一方面又直指左派思潮，為這個混沌未明的資本主義之未來指出一條明路。書名「髒錢」揭示了社會大眾對資本主義財富正當性的質疑。本書從我們最關心的公平、正義、及效率等基本價值出發，觸及牟利與道德、理性與原則、市場與政府、放任與管制、企業家與勞工、全球化與受害者、平等與均貧等資本主義運作的爭論議題，內容十分豐富。
　但是本書和一般暢銷書不同的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簡單立場，更缺乏煽情聳動的大趨勢。相反的，它是用一個個精細的論述，來闡明在左右派相互攻擊中存在的許多經濟謬誤。體驗過倫理學中有關道德兩難的辯論嗎？這就是本書鋪陳論述的基本元素。如果讀者能夠克服智性上的怠惰，將會發現本書揭露了許多發人省思的謬誤，譬如「凌志與橄欖樹謬論」、「經濟合成謬論」、「貧民勞工謬論」和「過度生產謬論」等。作者以許多實例來闡明這些錯誤的論述，精細又具有說服力。像是Body Shop（美體小舖）在非洲推行的「貿易而非援助運動」、樂施會在中南美洲發起的「咖啡公平貿易運動」，都是近年在世界各地活生生上演、影響深遠的反資本主義案例。
　本書雖然主張資本主義制度不易被替代，但作者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擁護自由市場。事實上，他對主流經濟學核心論述之批判毫不留情，譬如對完美市場及理性決策之荒謬面的解剖，恐怕多數主流經濟學家也無力回應。作者當然花了更多的篇幅告訴左派菁英，如果無法深入掌握經濟學中非直覺的精髓理論，譬如說比較利益法則和保險機制，那麼那些由簡單道德動機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將前途黯淡。
　不論是學者、社會運動家或一般大眾，閱讀本書必有所穫。但它是否為我們解答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所有困惑？答案當然是不可能。因為作者偏重從經濟層面分析左派和右派的侷限，卻甚少著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上層的制度結構，像是所得分配的機制、產權的歸屬、民主政治的優劣、財團的操縱、和帝國的野心等問題。然而既使如此，左、右兩翼都將被作者的經濟謬誤論所棒喝，本書也終將對「資本主義必將崩潰」的爭論，留下深刻的影響。

書名：髒錢 - 鄉民拼經濟必GET的學經濟指南
原文書名：Filthy Lucre: Economics for People Who Hate Capitalism
作者：約瑟．希斯(Joseph Heath)
出版社：財信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11/04

梁文道 -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讀書筆記

梁文道 - 告別革命，死者復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09年9月20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哪裏？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 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Vic: 國共兩黨稱兄道弟，什麼「渡盡劫波兄弟在」，真叫人噁心到極點。你們兩位大哥說打就打，說和就和，把老百姓當什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一）

假如它道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芻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着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着」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罵，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燬，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着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的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甚麼？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為甚麼除了離鄉的台灣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要加入這麼多的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檯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梁文道 - 村民公審甘乃威

2009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綫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敍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着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着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着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周保松 - 給要選特首的人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2009年10月4日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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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李照興 - 調侃另類國慶遊行

潮爆中國專欄 2009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一輪國慶花車檢閱大巡遊，看着那人海方陣，特寫的熱情面孔。氣慨激昂的音樂，情感迫爆與人體迫滿，催生一種強迫的感動。是無法不讓人動容，無法不讓人像要與這個國家融成一體的樣子。

這情况，透過影像剪輯傳來，感召、誘使、吸引、迷惑，歷史上也許只有一個近似的對應，就是1934年萊尼．裏芬斯塔爾拍的《意志的勝利》。在這時候，不保留一點距離，整個人就會迷幻過去，被影像、進軍與氣氛所惑，以為世界真的那麼美好。影像傳來，我們的確處身一種最大的kitsch之中。在kitsch的國度，如果看了這些動人的景像，你不跟全中國人民共同感動差不多要哭出淚來，你就不太像樣了。

這種偉大的畫面，正好是近年中國崛起論的縮影，它其實是一種誤讀偏讀的結果，最主要表現為對三方面的偏讀﹕第一，只跟過去比較；第二，只看城市與高端發展；第三，只看數字及硬實力（GDP迷思）。可像我們這種解構之徒，有興趣的總是影像中沒說出的東西，總是在主文本的邊緣尋找樂趣，保持距離。這樣的一場大戲，硬來作對抗式閱讀，你準氣壞腦袋。如果太犬儒覺得事不關己，又太過軟皮蛇。還好有第三條路，叫調侃進取主義，一面反諷調侃，開它的玩笑，講有骨反話，惡搞一番，在談笑又認真之間，進取謀求變革。於是調侃進取主義者，有了自己想像版本的另類國慶遊行。

最近國內知識分子圈流傳一篇福山的訪談，被編／偏讀成「看見中國的奇蹟後，連福山都要修正自己的歷史終結論」的意思。中國模式要成為西方自由民主以外的成功制式嗎？福山原意是這樣嗎？——面對這些只看好只報好事的呈現，我們可以如何反閱讀並反向詮釋？如果用抗爭式反向詮釋，結果可能會被氣死——因為每次都不會有結果，聲音不會被聽見。如果像更多的人一樣採取犬儒的態度，一於反諷到底，事不關己，又會過於輕佻。在重與輕之間，我們或許走出第三條路，一種積極的調侃主義——面對瘋狂的荒謬信息，保持清醒及調皮的態度，但又適時保有積極進取敵退我進的策略。就是這種態度，讓人可度過遊行與及以愛國之名掩蓋的政治歌頌。再具體而言，面對國慶的大進軍，對抗式閱讀會走出來反遊行或不合作。犬儒者會一切事不關己般像看大戲。調侃進取主義者會自己創一個另類大遊行創想自娛自樂，並從中帶出信息。以自己版本的故事來對抗極權下來的偏讀大敘事。

偏譯 將成未來傷害基因

對中國發展的種種刻意唱好式偏讀，正好反映在最近對福山新作政治正確式的誤讀中。事緣，九月份日本《中央公論》發表了福山的訪談《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經國內新華網編譯並網上流傳後，得出了一個頗讓留意事件者感意外的結論，那就是「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着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這句如出自福山手筆，可是對他本人有名的「歷史終結」說法的最大否定。所謂的中國模式，真的改變了西方自由民主系統作為歷史終站模式的過往定論嗎？

幸好學者劉擎對原文作出徹底比較，證明流傳的是一個偏讀偏解的版本，比如討論中國印度模式時，福山原文是﹕「看到這些國家和印度那樣的民主國家的民主決策過程，很多人讚賞中國那種權威主義所具備的比較迅速的決策能力。不過，那種權威主義的政體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為沒有法治，也沒有選舉進行監督，所以其問責，只是面向上面即共產黨和黨中央，而非面向政府應該為之服務的人民。」但中國版編譯就變成﹕「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說起來，「編譯」算是一個中國傳媒中特有的名堂，其實質運作是，收集不同外媒的資料，翻譯並編匯成文，過程中各取所需，不付轉載費成了習慣，更重要的是方便地「譯」出了一個想當然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正確結論。

近來對於中國成就的誇大也是一種編（偏）譯結果，當然我們都不容否認數字上或具體國力的提升，個別地區的繁榮，不過官方對其他地區其他階層刻意迴避則造成不全面的世界觀。而這倒過來將要成為未來的傷害基因。

調侃一番 促進改變

調侃進取主義首先是一種氣量，敢於去接受現中國存在的不平及人民的不滿，而非像現在壓根兒目空一切否定問題的存在。後者方法包括將反對聲音一率和諧掉，把不雅落後移到看不見的地方。而認識到醜陋及不和諧的存在，又要如何面對？要用荒謬對抗荒謬。

故此，調侃進取主義者在調侃之餘，其實是用心良苦地以調笑之間談論國家大事，用諷喻來督促社會改變。它不是犬儒，而是仍有極濃的改變社會的進取意向。面對國慶，他們未必選擇逃離，而是想盡方法調侃一番。於是有了自己版本的遊行內容。這些幻想出來的遊行，有些政治不正確，是傾向波兒式（是出城那位，不是崖上那個）的幽默。是笑完之後發人心省，或起碼叫人不要看了人山人海船堅炮利就真的自我感覺偉大。調侃進取者會說，遊行隊伍應可加進如下元素﹕

■上訪者方陣

上訪者現象當然是新中國特色，各省各地苦主代表每年每月上京和諧表達意見，已經成為新中國民主發聲的重要現象。他們不辭勞苦，日夜兼程，到京風餐露宿，未能入住各地駐京辦，但駐京辦會密切對待「關心」他們。如果由各地上訪者組成團隊演出，說不定也充滿和諧意義。

■上海塌樓花車

如果要選新中國今年最具代表性建築奇蹟，當然不是鳥巢，而是上海橫着來倒下的整幢樓房，可稱世界八大建築新奇蹟，論造型論大小論倒下之後的完整度，都是世間罕有，做成花車更是長度適中慰為奇觀。

■四川豆腐樓

由四川人用真正軟綿山水豆腐搭建真實大小的一家四口三房兩廳經濟適用房作為花車，亦堪稱是四川一絕吧。

■國足武術團體操

中國功夫又怎能在巡遊中缺少。因為中國人愛和平，從不主動派兵出外，國際人士只能有限知道咱們chinese kungfu之威水，而近年最能反映中國功夫硬實力並真正跟老外打起上來的，不是軍隊不是葉問，而是在英國有實戰經驗之中國國家足球隊。所以國足於巡遊上演為國爭光也理所當然。

至於話明60周年，當然要有60年以來代表性群衆運動，包括﹕

■50年代鬥地主口號rap住唱。60至70年代忠字舞千人大字報少不了。

■80年代上海特產倒賣，一邊學周立波式步法叫「打樁摸子」集體操也是一大特色。

另類巡遊項目創想眾多不能盡錄，部分過激過於黑色就不曝光了。

總結而言，看戲看文，沒有說出的，永遠比說出的更有意思，它曝露了文本更深層的意思。而沒說出，總有沒說的原因，而且進取者會憑此想像更多。就如看《建國大業》看到最後，共產黨建國第一屆那麼多黨外人士參與，強調是得到全民及各種政治理念廣泛支持，但回看60年後的今天，這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當年全國差不多真的不設防，同心慶祝一個國家誕生，今天又為什麼連搞個生日都搞到氣氛壓抑，要慎防自己人民到如此地步？

錢鋼 - 未來10年，中國命運的關鍵

2009年10月1日

【明報專訊】國慶60周年的歡騰聲浪裏，我假設着一個未來的畫面：2019年10月1日，建國70周年。這不太久的未來，在那一天，眼前的一切是否還將重現？ ——是否還會有極之隆盛、甚至更為奢華的慶典？是否還會有黨中央頒布的50個口號？是否還會有只准「唱響主旋律」、不許出現「噪音、雜音」的傳媒控制？北京城，是否還會有警戒森嚴的「穩定壓倒一切」？

我想做一次並不高遠的前瞻。在我看來，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

2012 年，將是胡錦濤的交棒之年。雖然黨章並未規定總書記的任職期限，但是中共2006年頒布《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規定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正職領導的任期以兩屆為限。如果未來10年中不發生劇烈動盪，同時中國政治依然循目前的節奏無重大變革，幾乎可以肯定，中共第18次代表大會上的接棒者，就是建國70年時的國家元首。

政改裹足不前 令國人共憂

中國不能陷入變亂，這是人們的共識；但政改裹足不前，卻令國人共憂。1999年，國慶50周年，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揮毫疾書，寫下膾炙人口的《風雨蒼黃50年》，呼籲江澤民以大手筆建功立業，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為政治改革打開新局面。2009年，國慶60周年前夕，一篇據稱出自一位隱名中共元老的談話《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廣為流傳。談話呼籲舉黨反思，推進政治民主，在無數人的心頭激起強烈共鳴。

江澤民任內，政治改革的「大手筆」沒有出現。胡溫上任之初提出「以人為本」，被譽為「胡溫新政」。但是政改蹉跎，7年來，未能遏制權貴資本主義膨脹，即既得利益集團坐大，危機加深。溫家寶信誓旦旦，最終卻無力徹查四川地震中的大批校舍倒塌問題，便是明證。毋庸諱言，人們對胡溫的期望值，已從2003年抗疫時期的最高點降溫。

今天的中國，經濟之腿茁壯強健，政治之腿發育不良。「八九．六四」留下深深的後遺症，社會惟權是尊，腐敗盛行，正氣不彰。上世紀80年代一度出現的政治改革活躍氛圍，今天不復存在。人為禁錮下，對政改的探討和準備明顯缺失。短期內，中國的確沒有立刻實行大步幅政治改革的條件。未來10年，黨治，將仍是現實。但這個黨，將不可避免地要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出明確抉擇。

香港和大陸，在某些事務上竟有相似之處。在餘下任期，胡溫肯定要拼經濟，但會不會拿出政改路線圖，人們不敢奢望。未來10年的頭3年，對胡錦濤總書記的最大期待，是期待他將最高權力的轉移，演示為黨內民主的典範。在現實格局下，他將交棒於何人，普通黨員和公民無可置喙，故無從關心。值得關切的是，這位由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在任內兌現「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選人原則，徹底結束與黨內民主相悖的老人政治，將產生最高領導人的程序，朝民主的方向推進一步？

100年前此時，清政府正陷入恐懼。強大社會壓力下，被迫啟動政改，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立憲預備期為9年。這是相當保守的政改路線圖，卻還能將時間表昭告天下。不幸的是，同時卻發表皇族內閣名單，時人譏稱「宗社黨」。輿論嘩然，滿漢分裂，革命爆發。頑固派私心自用，保「大清」不保「中國」，如此欲保終不能保，宗社傾覆，只朝夕耳！

50年前此時，國慶10周年慶典隆重舉行。然而，一年前的閱兵總指揮，這時卻已消失。彭德懷元帥，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人，因為批評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錯誤，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首腦。錯誤愈演愈烈，就在國慶日歌舞昇平景象的背後，大饑荒的慘劇已然揭幕。

期待新人從「破除壟斷」破題

40 年前此時，依憲法選出的國家元首，在國慶典禮上不見蹤影。1969年，中共九大宣布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將他開除出黨。國慶日，在公然踐踏憲法的毛澤東身旁，站着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然而不出兩年，林彪又成為「野心家」、「賣國賊」，逃亡異國，粉身碎骨。

需要記取的歷史教訓太多太多。制度，沒有一個良善的制度，國無寧日，人心不平，欲穩不能。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前人將燙手的山芋留給後任，歷史要求新人，以最大的政治勇氣，去破解難題，根治頑疾。

今天中國的癥結在哪裏？在壟斷。我們期待他們，從「破除壟斷」破題：破政治壟斷，把中國導入有正常政治競爭、監督和制衡的憲政軌道；破經濟壟斷，剎住國家資本主義的高速列車；破社會壟斷，讓公民社會繁茂生長；破文化壟斷，寬容，寬鬆，寬厚，讓人們免於恐懼地思考和言說，讓信息無礙暢流。

政治改革從哪裏開始？從放寬言論控制開始。政治體制，關乎10多億人民的權利，新一代領導人決不可令人民免開尊口、莫談國事。中國的政治體制向何處去，是一個應當允許探討、實驗、試錯的大課題。首先不可壟斷說話的權利，不要簡單粗暴地用一句「我們絕不照搬西方」把人們的嘴堵住。民間蘊藏着充沛的參政熱情和高度的政治智慧，要允許各種有差異的、甚至對立的政治設計公之於眾，討論，爭鳴，如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人所說，決萬機於公論。這本身是黨員和公民的權利，也大有利於國家。

中國命運的關鍵，就在未來10年。10年，中國的憲政大廈可能遠未築竣，但我們寄望執政者：莫茍且，莫延宕，告訴民眾你的方向，和他們一同開創新的制度，把憲政的堅固地基，交給建國70年！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唐山大地震》一書著者，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計劃主任

江春男 - 慶祝誰的共和？

2009年9月30日 台灣蘋果日報

明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北京保安空前嚴密，不僅動員百萬志工協防，在主要地點安裝閉路電視，在公車上裝可蒐集乘客對話的微型儀器，將對話內容傳到公安局。天安門實施通行證制度，天羅地網，警備森嚴，中共自稱為「共和國」，但不曉得這是誰的共和？

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足以為傲的地方，中共要人民向領導人感恩戴德，將一切成就歸功於共黨領導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但當年整肅批鬥，千萬人死得不明不白，這段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歷史，既稱不上共和，也並不怎麼優越。

就在前幾天，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被正式逮捕，他的罪名除了貪污洗錢之外，還包括強姦、包庇黑道殺人、搶劫、綁架、賣淫、開賭場等等犯罪活動，他先經過黨內紀檢會50天的「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接受調查），才交給法院的。黨紀凌駕於司法，司法只是黨的工具，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何在，只有天曉得。

魯迅曾經說：「中國人談起國家民族就抬頭挺胸，談起個人就自覺渺小的低下頭來。」這句話真的切中要害。「中國人對自家政權的惡行，特別寬厚，原因無他，反它不成，奈它不何，惟有逆來順受，心底期許領導人有日恍然大悟，壓迫小一點，飯菜多一點，就心滿意足，政府再差，也是中國人管中國人，哪怕任它折騰幾十年，死了千萬人，也就是自己人，中央錯，咱們要體諒才是，鼓勵才是。」評論家嚴櫻寫這些話時，心中必在滴血。

慶祝專政與民何干

中國人是沒有記憶的民族嗎？為什麼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去？永遠不必反省？他們經常指摘日本竄改歷史，但自己的歷史一片空白。開國大典這種電影氣勢宏偉，但對國共內戰的自相殘殺，避而不談。對文革大躍進這種人類浩劫，屁都不敢放。

今天的中國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多得是，經濟、軍事、外交已成強國，但是不敢回頭看看自己怎麼走過來的，也不知今後往哪裡去？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也沒有參與討論國事的機會，國慶日是慶祝共黨專政，與人民何干？

梁恩榮 - 在多元價值的香港談愛國

2009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在國慶60周年之際，不同背景的港人可能都按着自己的取向來表達對國家的感情，有人大事慶祝，有人默默反思，有人示威抗議，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天的假期。在此，讓我們再次反思「何謂愛國」這個老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到一些有關愛國的批評，其主要的觀點是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港人一定要愛中國，不單如此，這些論點更提出要求定義愛國行為，甚或根據這些行為標準來批評某些公眾人物不愛國。但作者認為在一個重視多元價值的社會，這些做法實在頗有商榷之餘地。

近期多個有關國民身分的研究都指出，雖然香港已回歸了祖國12年，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雖也有加強，但有關愛國的議題仍有不少爭議之處。有人認為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愛國當然要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共產黨執政才能救中國及使其強大；這論述要求人民支持當權者，反對者常被認定為不愛國，其實這觀點是將國家與政府混為一談，因此，認為反對執政者就等於不愛國。有論述認為國家與政權是不同的概念、愛國是指愛人民、愛中華文化、愛祖國大地，與政府無關。

也有論述認為討論愛國的議題，不可能不觸及政權，而歷史告訴我們權力帶來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權力缺乏制衡的掌權者容易會逆民意行事，因此愛國除了愛人民、愛中華文化、愛祖國大地外，一定要包括監察和批評政府，以確保執政者切實執行人民的意願，確實為人民謀福祉；這見解強調「是其是、非其非」，可稱為「批判性的愛國」。

有論說則認為在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實在不應為愛國行為定標準，因為只要公民的行為是不違法的，就不應強制他們的行為；這論述基本上就不認同作為某一國家的公民，就一定要愛某國的觀點，他們認為愛是互動的感情和行為，若對方沒有可愛之處，不能互相吸引，就談不上愛；他們更指出愛是一種自然流露的感情，也是一個自發的行為，是不可能勉強的。故這看法認為公民若自發地愛國，雖是美事，但公民只要守法，則沒有必須勉強他們愛國。

另一種相似的見解認為隨着全球化，國家的觀念將會慢慢淡去，我們遲早都會成為「世界公民」，因此是否愛國，根本不是議題。最後的一個觀點則強調「多元公民」，論者提出國民身分只是多元公民身分的一個，任何國家的公民，同時也是「世界公民」，因此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更要堅守維護人類尊嚴和福祉的普世價值，例如公義、和平、多元、寬忍、人權及民主等。他們更指出國家利益，有時會與普世價值相矛盾，在這情况下，普世價值都是高於愛國價值的，因此要放下後者，成全前者。

不應規範對愛國的理解表現

就我個人而言，我較認同混合「批判性的愛國者」和「多元公民」的觀點，因為前者能使國民成為對國族有情、有承擔，也能獨立、批判思考者；而後者則能使國民超越國族潛藏的狹窄利益，而進入人類共同福祉的普世關懷中。但就香港整體而言，作為一個重視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其中一個可貴處正是能尊重多元的聲音和意見，因此不應規範港人對愛國的理解和表現。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論壇召集人

政府為何懼怕真正公共廣播？——陳韜文、馬傑偉訪談錄

2009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由政府於○六年一月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起，到最近公布維持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的地位不變的決定，剛好是「三年○八個月」。

三年○八個月的時間，足夠香港走出抗日戰爭的陰霾重見天日，卻無法讓公共廣播服務多走一步。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翻查資料，早於一九八四年二月，當時的港督尤德會同行政局委任了一個「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該委員會其後於八五年已明確建議把港台改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請問二十多年後特區政府的決定，對香港公共廣播的發展來說，新在何處？

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實踐格格不入，這亦是港台多年來所面對的桎梏。眼看「檢討多年得個桔」的現實，香港公共廣播服務，

在「三年○八個月」後的日子又會如何？

■陳﹕陳智傑

■馬﹕馬傑偉

■文﹕陳韜文

特區政府「三違反」

陳﹕經過三年○八個月的檢討，特區政府決定讓香港電台繼續以政府部門的模式運作，以此作為香港日後的公共廣播服務。你們的看法如何？

馬 ﹕我最大的保留，是政府為其決定文過飾非。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營廣播的理念和實踐存在很大矛盾﹕無論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就港台運作「提意見」的顧問委員會，以至按公務員系統操作的人事任命，都可謂是防止港台失控的板斧；但如今卻被政府美化為是香港人的意願，又指「香港電台維持政府部門地位」的決定是基於市民的「集體回憶」。這些解說，未免太過牽強。

文﹕政府這次的決定，可說是三違反﹕

一、違反了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獨立的組織架構、獨立的資源、與獨立的人事編制；而政府部門的運作，根本便違反了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

二、多年來的公共論述、民意調查，以至由政府所委任、由廣播業界資深人才組成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都認為香港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政府如今把多年累積民意置之不理，是為第二個違反。

三、港台工會多年來都爭取把港台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雖然他們要求有明確的出路，但這出路並不一定是公務員的身分——他們只是要求有充足的製作資源；但在公共廣播的議題上，港台的內部意見，是希望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但現在連這個也違反了。政府指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地位是「三贏」，但實際上是「三輸」。

過去十多年來，港台的地位和運作一直惹來爭議；回歸後，有「愛國人士」動輒對港台的表現指手劃腳，不滿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去監察政府、批評政府、成何體統？這些問題如今只會周而復始地再次發生。

政府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反映政府很怕事，寧可維持舊路、力求避免爭議、不惜留下一個將來可以侵害香港電台獨立性的機制，也不願按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敢於踏前一步、推出公共廣播的政策。港台仍舊是政府部門，沒有獨立的人事權，也沒有獨立的財政權，更設立了由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隱藏了一個可能讓政府加以影響港台的渠道。

什麼是港人的「集體回應」？

馬﹕政府無魄力、無承擔、無勇氣回應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為自己這避忌的決定自圓其說，我有點反感。公共廣播便是要為政治和商業壓力設下屏障，讓公共廣播機構代表公眾發聲。早期的香港電台，是覆述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的消息，作為一個發布政府資訊、解釋政令的部門；其後才感染了英國廣播公司有關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傳統，而蛻變出現在的機構文化。如是，香港人所希望保留的「港台品牌」，所指的是什麼？這絕不是政府現在軟性推銷的「集體回憶」，而是港台的獨立言論。

文﹕政府之前有不少言論，都試圖打擊港台；但當有了這次的決定後，便把港台的歷史和功能言過其實地美化了。政府以「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的辭彙，把港台作為港英殖民政府宣傳工具的部分、官僚運作的部分，以至浪費公帑的部分也一併合理化，藉此理順自己決定維持香港電台的政府部門身分。

在香港出現回歸問題前，港台作為政府宣傳部門的成分仍然十分之重；港台相對自主獨立的組織文化，是自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來，並於社會產生力量。這些力量與香港市民的支持息息相關、亦奠基於香港社會發展到需要有獨立的聲音為民請命、監督政府的處境——這些才是造就了香港電台那「公共性」的元素。

馬 ﹕香港人所認同的「港台品牌」，是港台相對獨立於政府的機構文化，但這機構文化卻沒有制度性的保障。香港人逐漸覺得港台有公信力，是基於認同上述的機構文化，以及其所表現的多元聲音，而不是因為認同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如今政府說香港人喜歡「港台品牌」，然後便移形換影地指香港人認同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這是一個詭辯。

我不認為香港有很多人會認同港台早期作為政府新聞處延伸的角色。政府把香港電台過往服務港人，給為港人所認同的「公共」機構文化，作為保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理由，是違反事實。港台近數十年的歷史，很明顯地是逐漸轉變，才能有今天的機構文化和媒體內容，從而獲得香港人的認同；而公共論述的方向亦很明確，是希望港台繼續因應時代發展而轉變。

部門制約磨平創意稜角

陳﹕把港人對港台的肯定詮釋成維持港台繼續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決定，故然是偷換了「集體回憶」的概念。能談談政府部門的操作，對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構文化有何影響？

文 ﹕縱然在公布決定這敏感時刻，政府似乎亦不諱言會對港台的運作有所設限。政府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並把權責放在廣播處長，不過處長乃由政府任命，他能否續約，以至任命的條件和權力來源，很明確地都是來自政府——這與公共廣播的運作截然不同。故此，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但肩負編輯自主使命的廣播處長，於方方面面都受政府影響，其獨立性也成疑問。

馬﹕這點很重要。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確保後者的編輯自主，這是值得肯定的。但編輯自主的使命，很難寄託在由政府任命，屬於政府體系的廣播處長。現在編輯自主這個「波」便要悉數交到港台的職員身上，視乎職員們的道德勇氣，依靠港台的機構文化來維持專業價值和操守。另一方面，維持港台編輯自主亦交了給公眾輿論監察﹕每當港台的編輯自主在公眾眼前出現異樣之際，便由輿論壓力企圖修正。

不過，輿論監督和機構文化的力量，始終不及把香港電台作為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機構這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將來政府與港台之間的約章，十分重要。

文 ﹕沒錯，約章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環節。此外，港台的人事權最終控制在政府手上，這是對港台獨立性威脅的主要所在，對港台機構文化的影響力自是不容忽視。如今政府的建議，更為港台增多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其組成及權責，很難不會對港台的操作有所影響。首先，委員會成員由特首任命，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十分明顯；其二，假如政府為求平衡社會不同聲音，把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平均分配給不同的政治勢力，其後果則往往會把港台內部帶有尖銳、稜角的創意「中立化」﹕不同政見人士的論爭在顧問委員會內互相抵銷，結果最終給港台的意見很可能都會是一些「中立」、無關尖銳政見或爭議性的主題，以至是乏味的路線。把公共廣播機構對社會發展的批判性，以及港台現存的創新性「中立化」，絕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總而言之，顧問委員會的設置，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新渠道，向港台發揮一些不應該出現的影響力。

馬﹕這已經不是社會所希望的公共廣播。公共廣播是應該免受政治勢力的施壓，但這委員會給我的預感，將會是各路政治勢力向港台施壓的平台。如果委員會將來對港台的運作具有影響力，對港台節目的創意和批判性，將有影響。這點公眾有必要正視。

事實．觀點﹕誰定分界？

文﹕公共廣播機構以至任何媒體都不應迴避一些敏感和富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和觀點，才能發揮傳媒監察社會的功能。我留意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公開表示，從沒要求港台不可以批評政府，但又指批評一定要基於事實，而不是一些觀點，更不是一些揑造或偏頗的意見。 [Vic：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不知道這是基於什麼事實？算不算是「揑造或偏頗的意見」？顛倒是非黑白的政府謊言，大家都聽得完全麻木了嗎？如果真有拔舌地獄，曾先生以及他的spin doctors，將來一定會在那裡重聚。]

不過問題是，事實是如何構成的？事實可以依層次和角度而有不同的描述和不同的詮釋。那根據什麼樣的事實才算是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此外，觀點對公共論述的建構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由政府強令港台禁止所謂純粹的觀點，那是強港台所難，根本是不能執行的。况且，大多數人的意見都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只是多寡而已。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並無必要。在傳媒業界和新聞界，尊重事實、不能憑空揑造無中生有乃基本常識；一旦有傳媒機構犯此「天條」，被人指證，則例必要道歉認錯，予以澄清。

如果劉吳惠蘭的言論不是指這些基本常識，那另一番解讀便是她在針對一些觀點。

文 ﹕這便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不能憑空揑造，是新聞和廣播從業員的基本常識，任何傳媒中人犯這錯誤都會被千夫所指。劉吳惠蘭認為不能以「觀點」對政府作出批評，是對「事實」這概念理解不清﹕大多數人的觀點，多多少少都有若干的事實、假設和前提。如果要仔細地區分「事實」和「觀點」，確切執行劉吳惠蘭的言論，幾乎是不可能實踐的，更會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

不過，劉吳惠蘭這番公開的言論，讓人感到是給予港台一些行事標準。然而在言論自由下，社會是應讓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在公共空間自由發聲，百花齊放，自由競爭。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似乎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有點過時。有些觀點，例如泛民總辭、對同性戀的看法、品味的點評等，我們能如何界定它們是否有事實根據？

文 ﹕劉吳惠蘭是把「報道自由」的要求應用於「言論自由」的領域，把兩者混為一談。我不知道她的言論是個人意見，還是有政策意圖。不過，如果要嚴格區分觀點是否有事實根據，並要求港台予以執行，那便十分危險例如﹕我相信吳志森一般都會就一些事實來發表言論，但問題是他覺得充足的事實，在政府官員眼中是否也屬於事實，是否構成足夠的事實？觀點的說服力有高低之分，但區分的權利應由傳媒及市民大眾擁有，沒有理由讓政府搶佔。

官營公共廣播如何走下去？

陳﹕無論如何，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差不多已經是既定事實。那麼，香港的公共廣播，又或者更貼切的講法是「官營公共廣播」，應如何走下去？

文﹕政府最好能返回檢討公共廣播服務委員會報告書內的建議，尊重公共論述的意願，籌組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全面的公營廣播。不過，政府如今的決定並不能滿足這要求，故我們要討論的是在這現實的局限下，盡量做到理想的公共廣播。

馬﹕政府欠缺對公共廣播發展的承擔，實在不應該繼續美化自己的決定。社會有必要確保在政府的「鳥籠」下，如何讓港台這隻「鳥」不致被困死？

第一、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明言確保其編輯自主，這是好事；公眾要討論的，是如何使這約章為港台帶來更多制度性的保障；

第二、設置顧問委員會根本是架牀疊屋，多此一舉﹕現在各社會團體已經有不同渠道向港台反映意見；况且，政府對顧問委員會的構思也令人費解﹕與港台既沒有從屬關係，但廣播處長又不能忽視其意見。

文﹕假使政府決心一定要設立顧問委員會，則這個委員會的重要使命應該是﹕

一、保障言論自由

二、確保港台享有真正的編輯自主

三、加強港台對本身人事安排的決定權

四、維護港台於財政上的獨立性。其他啟人疑心的使命應該省略。

馬 ﹕這個委員會的存在目的，應該是作為保護香港電台免受政治和商業財政壓力的「防火牆」，讓香港電台這政府部門，能夠有一個「類公共廣播」的制度保障，而不是插手港台管治、讓不同政治力量可以影響港台。如是，則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應該是在社會上有公信力，並對公共廣播有貼近民意的理解，貼近國際主流對公營廣播的理念，負責監察防止香港電台變為政府部門的功能，以繼續維持其公共廣播的社會角色。

什麼人答

陳韜文（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什麼人答

馬傑偉（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博士）

什麼人問

陳智傑（博士生）

文 陳智傑

編輯 梁詠璋

後記﹕公共廣播與香港

【明報專訊】早前社會掀起了一鼓「反無綫電視」之風﹕上至總經理下至前線記者都忽然被厲聲責罵。姑勿論那些批評是「基於事實」，或只是「一些觀點、揑造或偏頗意見」，但清楚不過的是，主流民意絕不願看見香港的傳播事業被政治或商業力量過分地左右；而民眾對傳媒機構出現「疑似」政治歸邊，又或商業壟斷的「屈機」行為，已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怨氣。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在回歸後，民主發展前途未卜，社會發展方向未明的情况下，實在需要一個相對免於政治操作和商業市場壓力的公共空間，讓我們共同思量願景，深入反思這城市的論述。公共廣播未必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但最少是香港社會值得一試的選擇﹕嘗試透過獨立的公營機制，建構一個具全民性、公共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已於回歸前錯失了一次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會。如今，歷史又再次重演。對某些政治勢力而言，他們或許贏了；然而肯定的是，香港又輸了。

蔡子強 - 「指引主義」與常識、判斷之死

2009年9月24日

Vic: 「指引」氾濫是一個複雜的現象，適度的指引是必要的，至少必須釐清工作的目標與宗旨。過度的指引則是自以為是的官僚產物，彰顯體制已忘卻初衷、腐化無能，開始集體卸責，因為只要按本子辦事，出了事就有免責的藉口。

指引氾濫不一定會使人失去常識與判斷，墨守成規的人往往不是沒有常識或不懂判斷，他很可能只是不願意承擔責任，因為他知道上面的人也不願意承擔責任；自己若非麻木不仁地僵守指引，很容易會成為代罪羔羊。離心離德的地方，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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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繼去年12月，發生過一宗事件，一名男士心臟病發暈倒於醫院大門前，兒子向詢問處職員求救，卻因程序問題而被要求自行報警，結果病人死於院外。上個禮拜，明愛醫院再發生類似因僵化程序而延誤治療的事故。

一名學生在校打羽毛球時，遭同學揮拍擊傷左眼並流血，被校方第一時間送至瑪嘉烈醫院，再被轉介至明愛醫院眼科專科門診。但明愛醫院卻不接納男童以學生手冊作身分證明文件，要求預繳700元非本地人診金，剛巧男童家長即時沒有足夠現金，被迫由元朗趕返青衣住所拿取證件送至醫院，令男童的治理遭到延誤，令該醫院再一次遭各方指摘。對此，明愛醫院的回應是，承諾會檢討現行規定。情况就如去年12月事發後的一樣。

「指引至上」主義

我不認為事件是源於如部分傳媒情緒化的批評如「唔夠錢唔醫」、又或者「見錢眼開」等市儈原因，反而是牽涉現代人「鳥籠理性」的迷思。

就如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指出：「好明顯是員工怕孭鑊，擔心不按本子辦事會出問題。」

有公立醫院醫生表示，明愛職員是「執正來做」。「有些部門睇走數睇得好緊，職員可能擔心如果畀人走數，會被問責，普通文員話唔到事。」

另外亦有評論指出，公立醫院每次在醫療事故後，都會發出新指引，但其實卻只會更加鼓勵恍如驚弓之鳥的員工，更加誠惶誠恐的按指引辦事。

其實這都道出了今天香港公共事務上的一個怪現象：就是每當公營機構出錯，官僚為了「卸膊」，最快速度平息指摘，轉移視線，就會拋出一千零一度板斧 ——承諾盡快制訂相關「指引」，又或者修訂現有「指引」。而輿論又會很快「收貨」，人們好像認為只要依據一套詳盡的指引辦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卻沒有考慮到，這會怎樣衍生出新的問題，以及塑造出一個怎樣僵化的社會。

德蘭修女的遺憾

Philip K. Howard在其所著《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一書中，探討正以幾何級數倍增的規章、指引，今天如何扼殺美國人的「常識」（common sense）和「判斷」（judgment），讓社會愈來愈窒息，失卻活力。作者提到以下一個有關德蘭修女的故事。

1988年，一個慈善團體擬在紐約市建設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中心，德蘭修女熱心參與其中。慈善團體籌措了50萬美元，市政府亦以一美元象徵性價錢捐出一座荒廢了的物業，本以為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絆住。原來紐約市在建築上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在新建（或改建）的多層大廈當中，必須設有升降機。慈善團體堅持他們講求刻苦的信仰，不會讓他們用上這部升降機，而更重要的是，這會讓他們額外耗費多10萬美元，德蘭修女認為，這筆錢應該花在為窮人準備的食物上，才更加實惠。結果一個原本可以造福窮人的方案，就此拉倒。其實，無家可歸的窮人，只要有瓦可遮頭，便已經心滿意足，根本不會介意是否有升降機。結果一些無謂和僵化的教條，造成了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

戈爾的慨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便曾經指出，在1960年代，政府不是以如此多如牛毛的繁文縟節，一板一眼去處理公務的，例如叢林守護員只要攜帶一本可放在襯衣袋的小冊子，便可憑着常識和判斷，去處理大小工作。但如今他們卻得翻上如枕頭般重甸甸的幾大冊，效率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發展出一種思維，就是以清晰及精確的指引，來保證做法上的一致性，消除偏頗，以及不確定性。這種倡議，在學術界、政界、司法界、管理層等之中，都大有市場。結果就如作者所說：「Detailed rule after detailed rule addresses every eventuality, or at least every situation lawmakers and bureaucrats can think of.」

作者指稱如此便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a system of regulation that goes too far while it also does too little.」——少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一棟庇護中心都建設不到、一條生命也拯救不到、一顆眼睛也可能有一天挽回不到……

《到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海耶克指出，規章扼殺主動性和創意，嚴緊規劃扼殺演化和改良。我們要有容得下意外、錯誤的胸襟和空間，好讓新的意念可以出現。跌跌碰碰中試着走，才是進步的關鍵。

消防員的故事

近日亦發生了另一宗新聞，消防員在阻撓一名企圖跳樓的女士時，發生了糾纏，千鈞一髮之際，不單事主甚至連消防員自己也有墮樓的危險，最後消防員唯有拳擊事主頭部嘗試把她制服，再行營救，事後被部分輿論批評濫用暴力。當在一個電台phone-in節目討論及此事時，有評論說政府應考慮為此制訂和提供指引，卻惹來一位消防員致電質疑，說他們的工作覆蓋面闊，甚至包括攝氏30多度上山營救小狗，難道又要為如何抱着小狗制訂指引﹖（以免被指摘虐畜﹖）

這令我想起前述戈爾的慨歎。當消防員背負太多的指引時，只會蠶食他們的判斷，令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可能喪失了救人的能力。

人是要有「常識」和「判斷」

規章、指引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之惡」，但同時我們也務必要小心，不要把之當作一個「comfort zone」，當問題發生後，作為一種方便快捷的政治交代方式，甚至真的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陷入如此的迷思當中。明愛醫院一而再的事故提醒我們，即使在指引叢中，愈鑽牛角尖，也不代表可以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

我們是人，活生生的人，需要有常識和判斷。那幾位牽涉的明愛醫院員工，需要的其實也只是十分普通的醫者常識和判斷，僅此而已。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蔡子強 - 浮雲特首

2009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曾蔭權雖然曾經說過：「民望於我如浮雲。」但社會各界卻一直只以笑柄來視之。反而每年七一之前，政府「派糖」以及「擱置爭議性議題和政策」，用以安撫公眾並減低上街人數，這兩招卻深入民心，但這樣做當然不是沒有後遺症。

近日，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諮詢會中，向傳媒高層表示今年不會再「派糖」，老實說，政府「派糖」已經派到讓人麻木，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今天，本欄卻倒想談談另一點，就是有關「迴避爭議」的問題。

曾幾何時，曾蔭權在競選及其起初的施政報告中，曾經雄心萬丈，壯志凌雲，什麼醫療融資、公平競爭法、社會企業、政改要有終極時間表和路線圖等，說得豪氣干雲。但如今他剩下來的任期只有3年，進展又如何呢﹖

●2008年6月，醫療融資首階段結束，曾經努力說服我們長此以往下去，醫療開支遲早要「爆煲」的曾班子，如今已經一年多，醫療融資的討論卻180度轉彎，變得石沉大海；

●去年《施政報告》承諾會在2008至2009立法年度提交《競爭條例草案》，今年立法會會期已過，《競爭條例草案》仍只是空中樓閣；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於2007年3月向行政長官提交了報告，現時事隔足足兩年半，是兩年半﹗香港電台仍然生死未卜，對於港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合約員工，這又公平嗎﹖

我真的想問曾先生一句，這不是「拖得就拖」、迴避爭議，又是什麼呢﹖你說「怕觸發人上街」從來不是政府施政的重要考慮，我想人們只能報以冷笑。

克林頓被稱為美國史上IQ最高的總統，他機關算盡，亦被形容為只懂「看着民調做人」，其幕僚 David Gergen曾批評他「太過慣於短線思考，卻缺乏長遠願景和目光」。克林頓結果能夠survive了8年，但落任之後，大家對他卻印象模糊（除了那些桃色醜聞），覺得他一事無成。

「民望」是工具 「從政理想」才是目的

美國名記者Joe Klein曾說：「克林頓喪失了很多其政治上的權威和魅力，為的是他與群眾靠得太近；為的是他每一刻都企圖以民調測試民眾的念頭；為的是他太過努力去討好每一個人。」

民意調查又好，政治公關又好，政治化妝都好，我從來都不反對，亦認為是今天從政所必須具備的技巧和工具。我所反對的，只是本末倒置。

「民望」只是工具，「從政理想」才是目的。為了保住「民望」而犧牲「從政理想」，是本末倒置。「民望」只是用來裝備自己，作為自己為「理想」闖關時的資本。

我想再次提出自己在《政治化妝大拆解》一書中，所用過的一個比喻（改編自Dick Morris在其所著《Behind the Oval Office》一書中的比喻）：

「駕駛帆船，向目的地進發。

一個投機的政客，他只會按着民意風向走，不負責任的張帆奉承、迎着風向，他不會翻船，但卻永遠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裏去，結果亦永遠去不了目的地；

相反，一個只懂死抱原則、迂腐的從政者，只會按照立場，一早定好方向舵，然後再勇敢、偏執的前進——繼而翻船，沒頂，結果一樣去不了目的地；

一個政治家，則曉得看風把舵，他會參考民調數據，調整方向，以便能夠利用最有利的風向和水流，最快抵達目的地。在外人眼中，他在以鋸齒迂迴的方式前進，但這其實是駕駛帆船最有效的方式。所謂看風把舵，是順勢操作，不是投機倒把。」

曾蔭權，以至其他政治領袖，都要問自己兩個核心問題：就是你的core values是什麼﹖你最希望accomplish的又是什麼﹖（希望答案不會是survival）

只有理清這些問題，你才知道什麼是枝節，民望不值得花在那裏損耗的枝節；而相反，那些是根本，是值得自己把民望和政治能量都押上的根本﹗是自己從政的根本﹗﹗是值得自己「玩鋪勁」的根本﹗

難道曾蔭權3年後卸任，他希望別人記得自己的最大legacy，就是一個「禁毒特首」嗎﹖當然，是也無妨，但幾年前參選，這並不是他當年的主要政綱，那麼曾蔭權還記得自己當年參選的初衷嗎﹖

大家對一個領袖（leader）的要求，就是要他能夠帶領（lead）我們。要帶領，便要走在前面，為了怕開罪群眾，而永遠與群眾同步的人，是無法帶領的。

曾蔭權的志願是要當一個政治家。總有一天，下課鐘聲會響起，希望到時他交上的，不會是一張白卷。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林博文專欄》歐巴馬陷入健改苦戰

中國時報 2009/08/19

　　一位住在紐約的台灣老移民感慨地說：「美國雖好，卻沒有全民健保！」這位老移民在皇后區開了一家健康食品店，他每年要花上萬美元為全家買健保，如萬一要住院開刀，還要看保費有沒有包括住院費。全美約有四千六百萬人完全沒有健保，生了病就得自己花錢看病，醫藥費奇貴無比。美國人每年花在看病的費用，全球第一，但醫療品質卻相當不理想亦不公平。

　　歐巴馬上台後，一一對付了經濟、銀行、汽車等危機，現正全力和健保改革搏鬥（見圖，美聯社）。這場仗非常難打，阻力極大，不但有共和黨擋他，也有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與溫和派同他作對，更有千千萬萬無知、頑固而又保守的白人中老年人反對他。歐巴馬想要實施全民健保（就像台灣一樣），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享有健保，至少能得到像樣的醫療照顧。但推動全民健保，卻比登天還難，杜魯門總統推行過，但失敗了；柯林頓夫婦一上台就大張旗鼓地進行，由希拉蕊領軍，卻慘遭國會封殺，弄得第一夫人灰頭土臉。

　　歐巴馬和他的策士沒料到反對健保聲浪竟那麼大，白人中老年男女火氣竟那麼大，有些鄉下白人中青年竟攜槍在歐巴馬召開鎮民大會會場外示威。歐巴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通過健保法案，他也能打贏這場仗（或至少半贏），則他很有機會當八年總統，如打不贏這場仗，也許只能做四年。

　　美國為什麼這麼難實行全民健保？為什麼不學鄰居加拿大或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推行公醫制度？答案是：美國的社會特質、商業結構和政治文化，以及貪婪到極點的資本家，迫使美國走向無法實施全民健保的歪路。造成美國醫療費用每年大幅上升、健改難以落實的最大阻力是：保險公司、藥廠、醫院、醫生和醫療科技公司等。尤其是保險公司和藥廠幾個月來已砸下數千萬美元遊說費和廣告費，試圖阻止或稀釋歐巴馬的健改計畫。

　　美國雖沒有全民健保，但有很好的老人（六十五歲以上）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和貧民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這兩項健保是詹森總統對美國社會和美國人民的不朽貢獻，一九六五年獲國會通過實施，是屬於詹森所提出的「大社會」施政計畫的一部分。其他的健保則五花八門，公家機構員工有健保，大中型公司員工也有健保，員工每月只需付一點健保費。小型企業和小商店可能都沒有健保，全美十餘萬中國餐館，員工有健保的可能沒有幾家。通用汽車公司倒閉原因之一是，每年要為退休員工付數千萬健保。巨額健保費用不僅已成為各型企業和公家單位的沉重負擔，老人和貧民健保亦同樣使聯邦和州政府吃不消。

　　歐巴馬的健改方案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創見，即由聯邦政府出面成立公營保險公司，俾與私營保險公司競爭，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public option）。沒想到這項構想，卻引發保守派議員、右翼群眾與傳媒的咆哮，害得白宮和歐巴馬的策士亂成一團，甚至考慮放棄這項構想而改採非營利的健保合作社（co-op）來取代公營保險，健保合作社的創業經費還是要由聯邦來支付。

　　這次健改大辯論（現已變成大吵架）中，充分暴露了美國保守白人中老年人的固執、矛盾和意氣用事，他們處處要依賴政府（如享受老人健保），但又不要政府插手管事，一聽到聯邦要開辦健保選擇，他們就大罵歐巴馬要實施「醫療社會主義化」，許多無知白人男女竟哭訴說「美國要變成俄羅斯了」！美國媒體過去常批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氣氛太濃，此次從美東到美西，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了多少喪失理智的白人中老年人，在鎮民大會上叫囂、怒罵。這何嘗不是一種可怕的自私心態、閉門主義和意識形態作祟的自我中心主義。

　　最糟糕的是剛辭職的前阿拉斯加州長裴林，竟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造謠說眾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通過的健改計畫中，包括一條減少對老人和重病者的照顧，俾讓他們早點死，以減少醫療開支。這位突然摜紗帽的女州長並為她發明的條文取名「死亡名單」。可悲的是竟然有無數人和媒體相信她的胡說八道。

　　歐巴馬的健改戰爭，一開始即很不順，參院中對健保全盤作業最熱的甘迺迪參議員，因腦癌無法披掛上陣，他所主持的健康、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是主審健改案的指揮部，他缺席了，主導權即被財政委員會搶走了。

　　歐巴馬沒有甘迺迪的奧援，等於失去一名主將，難怪他這場仗打得異常辛苦，而且勝負未卜。

文婉秋 -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2009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况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法庭內外的詭異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决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况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况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况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统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毁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况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况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 ○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况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黄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黄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馬嶽 -「總辭公投」 泛民可以贏什麼？

2009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泛民突然熱切討論「5區總辭、變相公投」之議，鬧得沸沸揚揚。筆者有很大疑惑：這樣做泛民可以贏什麼？

「總辭公投」之議一出，坊間最有興趣的竟然是泛民能否全取回5席，非常奇怪。選舉結果往往取決多項因素：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什麼、泛民在何種政治氣氛下總辭、傳媒對補選的論述是怎樣，都會非常影響選舉結果。補選在各區變成單議席競賽，候選人質素影響很大；在兩陣營都未定候選人的情况下，現在說誰勝誰負都只是靠估，意義不大。

原則上，如果泛民把這當成公投，便是交予選民裁決，不能說保證贏才去做，輸掉也只能承認失敗。衡量應否發動總辭公投，不應以選舉勝算考量，或者某些人說的「夠不夠『吉士』（膽量）去總辭」，而是這樣做能否促進香港民主發展。有「吉士」而盲動，可能弄巧反拙。

筆者對「總辭公投」的第一個懷疑是：這樣做想證明什麼？想證明香港市民支持民主派？證明市民支持2012雙普選？對筆者來說，廿多年來的民調和立法機關普選部分的結果已經證明：香港長期有五成多至六成的市民或選民支持盡快民主化，時間參考點可能因時勢轉移而有不同。1987年時，大約六成人支持88 直選，04年約六成人支持07/08雙普選，而當07/08普選被否決後，便有約六成人支持2012雙普選。民意從來清楚不含糊，不需要再多一次選舉來證明。

變相公投 從民意高地退卻

民主派一直的立場，不是說主流民意支持雙普選麼？用總辭搞一次變相公投，反而是從一直佔據的民意高地上退卻，變相承認民主派自己搞不清民意是否支持 2012雙普選，要多投一次票來證明。縱使民主派5區各辭1席又全部再選上，拿回大約六成選票（只要建制派認真應戰，我想泛民不會多六成票很多了），那麼贏了什麼？

有人會說再清楚表達意願一次，會給中央壓力。但憑什麼說中央會因此讓香港2012年普選，或者給一個較民主的中途方案？民主派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也說過那是有關普選的公投。2007年陳太對葉太的補選，也說是對普選的公決，是「光明和黑暗的最後決戰」。2004年泛民得票六成，陳太也以不俗的票數差距贏了，但中央何曾改變半分？

倘失一席 民主派將陷被動

由於沒有法律效力，「變相公投」的政治意義完全取決於當時的公眾論述。選舉期間傳媒如何詮釋補選意義和競選議題，選舉後如何詮釋投票結果，都非泛民可以控制，不能一廂情願的以為香港傳媒會配合民主派，把整件事宣傳為公投，然後選後宣布民主派大勝全民支持普選。（《明報》本周一的社論已預警了他們不會替泛民打邊鼓。）長毛在上周一個電視論壇中，堅持5席贏4席也算是贏。筆者倒非常有信心，如果5區總辭民主派輸掉1席，親建制的香港傳媒必然會詮釋為民主派的失敗，反而令民主派在民意上陷於被動。

下一個問題是：縱使泛民總辭後5區全勝，拿回六成選票，但中央政府仍「我自巍然不動」，那怎辦？繼續譴責中央違反香港民意？那不是做過很多次了嗎？那和未總辭前的位置有什麼不同？如果2012政制繼續原封不動，變成2012仍在用2002選特首和2004選立法會的制度，在總辭補選投票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會很失望，反而影響民主派的公信力，為繼續推進民主發展造成障礙。

我明白民主派要做點事情，顯示他們會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但也要衡量行動會否有反效果，是否真正有利推進民主政制發展。筆者認為5區總辭民主派「陷於不勝之地」，最多只能再證明自己有主流民意支持，搞不到便民心盡失。民主派中有人對「公投」有某種迷戀，彷彿認為這才是實踐民主的理想。真正的「公投」當然有直接民主的認受性和全民參與的某種浪漫情懷，但作為創制或決策的機制，西方民主國家和民主理論中都有頗大存疑，因為公投容易將事情變得「非黑即白」，難以探討不同的政策可能性，不一定是最理性的決策模式。

香港政制發展踟躕不前，關鍵並非沒有主流民意支持，而是香港的主流政治價值和中央的政治考量有很大的落差。推動政制向前，關鍵是縮窄落差。民主派的民意支持是主要談判籌碼，但只懂重複操弄這籌碼，多年下來未見有效推進政制，更不應抱着「敵人反對我便去做」的心態。讓你激得對手暴跳如雷，不一定代表你便是贏家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房子惹的禍》書摘

書名：房子惹的禍—金融海嘯起因、分析、終結
出版社：繁星多媒體
出版日期：2009年7月3日
原文書名：The Credit Crunch - Housing Bubbles, Globalisation and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作者：Graham Turner

此書重點在剖析全球化經濟模式與房市泡沫間的關係，作者為英國一位經濟分析師。以下摘自第一章引言前幾段，已概括了本書主要論點。作者強烈抨擊企業主導全球化經濟模式，過度投資，無所不用其極地壓低勞工薪酬，而政府則鼓勵民眾借錢置產與消費，藉資產泡沫維持表面繁榮。在芸芸議論金融海嘯的著作中，如此強力呼籲加強保障勞工權益的書恐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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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已深陷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正經歷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指標住宅價格2007年第四季跌幅高達17.5%（以年率計）。在部分地區，賤價求售的賣家甚至打出高達50%的折扣。房貸違約率創紀錄新高，光是2008年一年即可能有超過200萬戶家庭失去房子，顯示資本主義制度面臨戰後最大考驗。信貸衝擊波及所有工業國家。英國以空前規模的負債撐起十年的經濟榮景，現在一切正打回原形；西班牙、愛爾蘭以至整個歐元區的房市正逐步崩盤；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長達十八年的通縮夢魘亦未露曙光。

多年來的全球化模式以不受約束的市場機制為基礎，終於闖出大禍。房市泡沫並非監管疏失導致的單純意外，而是不惜代價持續擴展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強大的企業勢力主導了經濟擴張的模式，公司盈利得以暴增。國民所得流向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遭犧牲的是勞工收入。薪水不敷支用，消費信貸應運而生，空前的借貸短期內似乎解決了一切問題。執政者吹起房市泡沫，製造表面繁榮以求延續政權。民眾被慫恿借錢消費，目的是確保經濟成長達成目標。

美國房市急挫，英國則遭遇1878年以來首見的銀行擠兌，主流財經媒體因此閉門尋找代罪羔羊，選擇性抨擊監管機構、中央銀行，以及部分明顯較為冒失的銀行經營者，指責他們未盡審慎經營的職責。辱罵這些罪人慰藉了狀似無辜的其他人，令他們不必因為未能識破陷阱--藉不斷增加負債來刺激經濟成長，終有付出慘重代價的一天--而自責難過。

輿論不提負債暴增的根本原因。評論者不敢觸及此議題，擔心因此暴露了自己信奉的經濟理論充滿矛盾與謬誤。他們的論調是：貪心是好事，問題只是少數人有點衝過頭了。懲治這些害群之馬，殺雞以儆猴，然後讓派對重新開始吧。

是的，政府以前也曾拯救過金融市場，這一次又何必自尋煩惱、那麼認真檢討危機的成因呢？那太痛苦了，會迫使大家面對殘酷的現實：社會太不公平，資產泡沫由此而生。財富分配日益懸殊，無疑會導致房價暴漲劇跌。若想擺脫這種毀滅性的經濟動盪，我們就得承認，自由貿易應有限度，而且所得分配必須公平一些。

但是，維護現狀的力量巨大，具實質意義的政策改革方案乏人問津，遑論推動。網路泡沫爆破亦僅促成監管上的小修小補與少數象徵性的罰則，很快我們就推動了新一波的投機潮來刺激經濟成長。在政府的贊許下，許多國家的央行放鬆管制，促成債務暴增至空前高位。

因政府放任企業壓低薪資成本，刺激資產升值成了西方工業國家維持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本世紀初科技股崩盤後，消費者積極借錢消費、負債激增帶動經濟復甦，對此幾乎所有政府皆樂觀其成。信貸交易暴增，各式工具如MBS（房貸抵押證券）、CDO（債務擔保證券）、CDS（信貸違約交換）與SIV（結構式投資工具）盛況空前，令銀行業者得以對懵懂溫馴的公眾隱瞞無可避免的風險，當時也看不到有哪些政府反對這種發展。

財富幻覺
事實上，房價上漲在現代社會有非凡的象徵意義，代表著財富與成就。人們總覺得，房價大漲時，所有人的景況都變得更好--彷彿負債同時增加也沒有關係，彷彿房地產升值是零和遊戲也沒有關係。整體而言，社會其實無法因為房價上漲而獲益--階梯上的人所獲得的利益，只能由越來越多根本上不了階梯的人來埋單。

當人們沉醉於財富增加的幻覺時，房市泡沫的確能短暫提振經濟成長。而鼓吹自由貿易、盈利至上的政府，無不樂於製造這種迷人的幻覺。是的，許多政府的確仰賴這種財富幻覺，它們都希望擁有房屋的民眾不要去想債台高築的潛在禍患。你看英國新工黨如何吹噓政績：「連續十年的GDP成長，三百年來最長的榮景。」這等於告訴選民，經濟成長比什麼都重要，而房價急升是因為經濟強勁與供不應求。1980年代未，日本也曾流行類似說法：負債創新高不要緊，因為資產價格正節節高升，資產負債表只看資產就可以了。十八年後，日本仍在為此災難性的謬誤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