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頌雄 - 河流與她的秘密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很難想像現今的古典樂壇，還能出了這樣的一位傳奇人物：她不靠音樂比賽得獎而成名，亦不是由唱片公司包裝捧紅；這位大器晚成的音樂家，四十歲才舉行她的首演，在此之前，只當保姆與打掃等雜工維持生計；她的演奏曲目沒一首是討好賣弄的媚世作品，都以德奧系嚴肅艱澀的大曲為主；她上台演奏，就只一襲端莊便服，沒有華麗外衣或火辣短裙；歐洲的樂評家對她尊重有加，但她演出不多，在法國的演奏會提早半年已作預售，卻場場爆滿；更令人驚訝是此中所說的，乃曾經歷文革批鬥勞改的中國鋼琴家。她的名字叫朱曉玫。

朱曉玫出過一部自傳，當中以她對古典音樂的熱誠作貫串，縷述文革對人性與文化的創傷。書中開首提及她從啟蒙老師潘一鳴所學的點滴，學琴者可視為寶鑑。潘教授的教學聽來很玄，引領學生如何與鋼琴融為一體，體會人琴之間的微妙交流；無論要發出多強大的音聲，動力的來源不是手臂或肩膀，而是演奏者的呼吸；最重要的是文化修養，那得由學人通過浸淫於文學藝術及廣博生活經驗來親身體會，是故朱曉玫便是讀着托爾斯泰、契訶夫、巴爾札等作品成長。諷刺的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底下，早被標籤為「出身不好」的朱曉玫，即被批受了西方音樂與文學「荼毒」，嫉妒的校友以她日記中對《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感想為藉口，令原定在中央音樂學院禮堂舉行的首演，成為了對她的一場批鬥，而當天的「演出」也變成對着校內師友朗讀悔過書。

文革開始後，朱曉玫的生活更不好過，被送往張家口勞改，前後六年。這段期間，她對鋼琴的熱愛絲毫未減，至1971年初，終忍耐不住，大膽央求母親把家中一直以雜物遮藏起來的鋼琴，經鐵路偷運到勞動營去！人琴再遇，恍如隔世，其中滋味，難以言詮。然旋即發現不少琴弦已斷。也不得不佩服朱曉玫的毅力，在那樣的環境下，居然讓她找到鋼絲，自行把斷掉的弦線修補。

至中國改革開放，吸引了小提琴家 Stern到華拍攝一齣紀錄片，並舉行了大師班。朱曉玫聽着Stern的演奏，深切了解到自己對西方音樂認識的不足，萌生出國進修的夢想。機緣巧合下，夢想成真。飛美途中，鄰座的洋教授向她介紹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令她神往。身為中國人，竟然對自家文化思想一無所知，也令她更對老莊著作入迷。

朱曉玫在美國師事 Schnabel的徒孫Gabriel Chodos，亦是學習德奧作品為主，並建立起個人音色。她的訓練，融合中國人的文化特質、俄羅斯的浪漫風格及技巧、德國的嚴謹分析；在此基礎上，更以道家精神呈現出一份嶄新的境界，令西方樂評為之驚艷。

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正是她依此個人風格自學的首部作品。她於巴黎的首演，亦選了此曲，詮釋上不受 Gould的影響，卻為作品賦予一份純樸動人的自然感、舞動生命節奏的韻律，不着世情、超然物外，令人體會到莊子的「坐忘」境界；另一方面，對巴洛克演奏風格及曲式，不論是句法、音符的銜接（articulation）、裝飾音的運用等處理，都一絲不苟，顯出大家風範。這樣動人心魄的詮釋，盡得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意趣。此錄音營造出一份廣闊的空間，韻律動人、句法自然，全曲一氣呵成；音色的通透空明，也自成一家。此為她現場演奏的錄像：



自傳題為《河流與她的秘密》，實語帶雙關，德文中「巴赫」意指溪流，朱曉玫以老子「上善若水」的語境來頌揚這位偉大音樂家；至於「秘密」，自是指偷運到勞改營的鋼琴了。書中情真意切，也不乏自嘲幽默。說是「自傳」，但當中並無半分個人主義，只以一己作為反照大時代變遷的鏡子。讀來令人心傷，為的不是朱曉玫，而是中國幾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可幸的是，從朱曉玫、傅聰等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一種優秀文化的承傳。聞說張藝謀導演正着手開拍有關郎朗自傳的電影。筆者卻認為朱曉玫的故事，更值得大導演向她致意。

李平 - 釋法顯示三權合作開始加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律政司請求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竟聲稱，這不是政府要求人大釋法，而是司法體系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一番謬論，不只讓人見識了行政長官梁振英語言偽術的發揚光大，更讓人擔心北京正加速落實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的主張。

港府決定促請終審法院尋求人大釋法，顯然不是律政司一家之言，而是一與梁振英有關，二與北京有關。梁振英拒為僭建事件承擔政治、法律責任，不停地以大話冚大話，被市民譏為「行騙長官」，此時港府拋出釋法方案，無論是問題的嚴重性，還是其中涉及梁振英視為政績的雙非嬰問題，都有轉移輿論焦點之意。

如果終審法院承受不住港府的壓力而尋求全國人大釋法，推翻自己在2001年莊豐源案的判決，那麼，這場襲擊香港法治的暴風雨，不只不能助梁振英度過誠信危機，還可能要賠上終審法院的誠信。港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曾指出，只有行政長官「在社會上有廣泛支持基礎和民望崇高的情況下」，行政主導才有實現的可能。而北京為維護香港的行政主導，不是讓港人行使選舉權，選出符民意、有威望的特首，而是責令立法、司法去迎合背離民意的特首，自然得不償失。

只不過，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是當年主管港澳事務的習近平訪問香港時公開提出的主張，隨着他接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隨着港府管治威望陷入低谷，北京落實三權合作的決心越顯得逼切。習近平履新後首次到地方視察，就到了毗鄰香港的廣東，他11日剛離開廣東，港府12日就提出釋法，未免過於巧合。

本港法律界多位有識之士警告，律政司計劃藉當年籌委會報告改寫居留權定義將創下惡例，不只影響終審法院的權威、地位，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還讓北京可隨意解釋《基本法》中有關港人權利、自由的條文，衝擊香港的人權。袁國強辯稱，終審法院早前亦就剛果案請求人大釋法，律師會及法律界均沒有認為破壞法治。這又是混淆視聽的語言偽術。剛果案涉及外交問題，屬《基本法》規定的中央權力範圍，而居留權屬於特區內部事務、自治範圍，不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兩者豈能混淆？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包致金臨退休時警告，法治暴風雨的陰霾正以前所未見的兇猛之勢來襲，他同時寄語傳媒、學者和法律界，要更堅定地捍衞法治。不幸的是，他退休不足三個月，香港法治的暴風雨越颳越猛。所幸的是，法律界、輿論捍衞香港法治的聲浪，未因雙非嬰問題而急功近利地被淹沒。

如果說，追究梁振英僭建責任，不能讓屋宇署中有良知的公務員孤軍作戰，同樣，要抗擊釋法暴風雨，也不能讓終審法院的法官孤軍作戰。民意的支持，始終是香港有良知的公務員、法官捍衞公務員中立制度、司法獨立制度的後盾；民意的反對，是避免北京一意孤行推行三權合作的唯一途徑。加入元旦大遊行的行列，發出追究行騙長官責任、捍衞香港法治的吶喊，就是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維護香港未來。

鍾祖康 - 誰發明邪惡的分組點票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中國統治者最怕民意，為了閹割遠比香港特首具民意代表性的香港立法會，令香港立法機關更難制衡香港的行政主導，中共在《基本法》的政制方案中設下了多個只適用於奴隸的機制，當中一個叫做分組點票，也就是議員所提議案付諸表決時，不是由全體立法會議員以大多數票通過或否決，而是要分別由功能組別議員和地區直選組別議員投票，要兩組議員均同時以過半數通過才算通過，而政府所提議案則毋須受制於這個奴隸機制。

因此，稍為進步的議案，在香港立法會中極難通過，就如彈劾特首議案，即使有足夠議員連署，也極難通過分組點票。這機制一大荒唐之處是，它可令大多數議員也贊同的議案被少數議員否決。這個分組點票也令無數議案大費周章之後，化為烏有，這浪費了香港多少資源？立法機關也因而更難監察行政機關，從而令行政機關頻出大錯。

這樣極盡愚弄、羞辱立法機關能事的機制，證諸全球文明社會乃聞所未聞。我多次向來自全球最民主國家的北歐人外揚這個香港家醜，他們都無不聽得嘖嘖稱奇，說天下間竟有這樣的無恥奇事！真的越來越相信，中國人的作惡能力似乎特強。魯迅就說：「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施於男子的『宮刑』……對於女性就叫『幽閉』……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

北歐人最愛問，為甚麼香港人不反抗？我答，中國人是一個奴隸民族呀！

分組點票極其邪惡，對香港摧殘極大，對特區政府的草菅人命政策有極大護航之功。是誰那麼可惡，發明這極其邪惡的分組點票的？

分組點票這構思乃來自草擬《基本法》時一個叫做「一會兩局」的政制方案。一會兩局的兩大始作俑者就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邵善波和新香港聯盟秘書長羅德丞。羅德丞已逝，邵善波現為中策組頭頭。此外，當時為新香港聯盟核心成員的梁振英也是一會兩局的主要推手，如新香港聯盟前總幹事高繼標在著作中披露：「新港盟則由梁振英在幕後當顧問，提供彈藥轟（與一會兩局方案爭持的）羅康瑞。」從旁引路的中國官員，則是魯平。

許家屯在回憶錄裏記載：「（一九九○年二月）十六日大會對草案逐條投票，表決的結果，均以絕大多數票通過。分組計票條文雖有七票反對，也通過了……《基本法》草案通過後，姬鵬飛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宴請全體草委，會上姬鵬飛、李後、魯平等人興高采烈，敬酒唱歌，滿場飛舞……」看到這幫中國官員為成功閹割了香港人而舉杯狂歡，你能相信人類是會這樣對待同胞的嗎？誠如我在《來生不做中國人》裏面說，那份我從不承認的《基本法》，不過是「一份沒有奴隸參與制訂的奴隸契約」而已。

（聯繫作者：http://joechungvschina.blogspot.no/）

鍾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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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 - 把大話精拉下馬！

明報   2012年12月13日

在網上看到一篇精警的故事。小梁說：「老師，小唐考試出貓，他沒誠信，所以他沒資格當班長！」老師遂讓小梁當班長。後來有人證實，原來小梁都有出貓！老師質問小梁，小梁竟說：「記憶中我無講過我無出貓。何況我後來已撕掉貓紙，我當時認為這樣就不構成出貓了。」

如果我們是那位老師，怎會信這小孩瞎扯？一定會第一時間去職務、罰留堂、見家長！

可惜梁振英不是小孩，他是理應領導香港的特首；我們也不是老師，沒有「話事權」嚴懲他。

我們之間絕大多數，只是手中無票的普通市民。

梁振英那三百多呎的密室，到今天仍未處理好，他稱因要與專業人士和屋宇署慢慢商討。既然他是個如此「謹小慎微」的人，去年十一月又何以魯莽地以僭建磚牆密封？不論在他的書面聲明或是傳媒報道，梁振英都講過自己家無僭建，他又何以在立法會，對全港人說「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

一切都是謊言。

在周一的特首答問大會，我們在梁振英身上見到的，只是權力的傲慢，他一味迴避議員兩個關鍵問題：有否誠信問題、會否問責下台。人肉錄音機般重複著早有預備的謊言，一副「你奈我甚麼何？」的態度面對大眾。把特首之位騙了回來，如果謊言被揭穿後權力還袋袋平安，我們還怎麼教育孩子？

他以為我們無可奈何，但議會還有彈劾這道最終板斧。行政長官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是《基本法》列明的職能之一。梁振英在質詢期間，作不誠實聲明，蒙騙立法會議員，可能已構成瀆職行為，成為被彈劾的理由。

公民黨的郭榮鏗議員已經和李柱銘資深大律師等組成法律團隊，一同進行搜證、諮詢相關專家等工作，以求撰寫一份完備的彈劾議案。若能得到十八位議員支持及分組點票通過，就能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調查，希望透過此舉，能重建香港道德價值，讓正義得到伸張。

在公民社會，我亦呼籲大家不要啞忍。既然我們可用五十萬人的力量令董建華「腳痛下台」，我們就用更大的民意力量，將大話精梁振英拉下馬！一月一日三點維園見。

黃明樂 - 李莫愁的選擇

明報   2012年12月13日

上接：黃明樂 - 「返來就郁」的續篇

《神鵰俠侶》裡，有這一幕：

赤煉仙子李莫愁被困絕情谷，情急之下，一掌打死徒弟洪凌波，把她推向奪命的情花陣，踩着她的屍首逃離險境。

聰明的黃蓉看在眼裡，幽幽的說：「李莫愁，其實你根本毋須殺了你的徒弟。拿件衣服捲一包泥，踏着泥包逃命就是了。」

新政府上任以來的所作所為，令人髮指。我一直想不通，問題的核心是甚麼。直至腦海湧現這一幕，懂了。

心狠手辣的人，是想不出中庸之道的。正常人卻會問，長者津貼，除了打茅波通過，是否已無其他方法？又或反過來想，如果茅波總有一天要打，又值得選長者津貼來開刀嗎？

所謂爭議，政府見慣。慣用的絕技，就是拖。都開七次會了，錢都放好在枱面了，議會不過，不打緊，你們這麼喜歡諮詢，這麼喜歡社會共識，我們一於收回建議，重新諮詢，待有共識才派吧。然後，每年都提案一次，議會繼續否決，政府繼續諮詢，長者繼續無了期的等。

如此一來，把「波」拋回給議會，雖然繼續有人不滿政府，但肯定也有人向議會施壓。資產審查妥當否，尚且各執一詞。打茅波，社會群起而攻之。輸少少抑或輸晒，政府今次竟選後者。

不想拖，也不打緊，向盟友借兵吧。資產審查的上限，「鬆少少章」，30萬去馬，連民建聯和自由黨都贊成。反觀現在，田少大義滅親罵張宇人都來不及。

面前有好多條路，新政府看不到。因為，它是除了殺人甚麼都看不到的李莫愁。洪凌波死了，黃蓉說：「看，你現在，身邊一個人都沒有了。」

眾叛親離，不遠矣。建制派嘛，也不用那麼高興。看真點，你們不過是無辜送命的洪凌波罷了。

李純恩 - 梁振英不用道歉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3日

老實說，我真的不要梁振英跟我道歉。

梁振英向「香港市民致歉」，我是香港市民一份子，所以他的道歉，我也有份「分享」。但是，要送一樣東西給人，也要看人要不要，如果人家不要，你還硬送，那就尷尬了。所以我不知道，為甚麼有那麼多香港人在意梁振英的道歉，他們感情很深厚？「愛之深，責之切」？

我跟梁振英是沒有感情的，所以他跟我道歉，我覺得很尷尬，本來一點都不想接受，但現在打開電視機卻「硬食」他一招，看着他氣弱游絲，跟我說「致歉」，令我聽得手足無措。其實，梁振英跟我道什麼歉呢？我覺得他做的那些事，根本不需要跟我道歉，他家僭不僭建根本不關我事，關我事的是，他做了特首。

這樣的關係就清晰了，你如果不是特首，那你家裏僭建甚至殺人放火，都跟我沒關係，這就像每天法庭有那麼多人被判了罪，他們都不會跟我鞠躬道歉的，對不對？所以，你梁振英私人犯事，也不用跟我道歉。但是作為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事情就不算私人事情，而是公家的事。公事公了，我私人也受不起你道歉，你乾脆直接下台就是了！

葉一知 - 多數人的暴政

香港爽報   爽通識   2012年12月13日

少數vs整體　邊個利益最重要

2012年通識文憑試卷二第一題，以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作引子，問了一條很深奧的問題：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在香港，發展基本運輸設施時，應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

這是卷二最難的題目，表現也最差，卻是條高明的題目，將「高鐵與菜園村」、「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與「第三條跑道與環境」三個議題的尖銳衝突（發展令整體社會得益，但同時侵害了少數人利益），給考生辯論。

考評局的評卷參考列舉的同意論點包括：

．基本運輸設施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及社會福祉，個人利益不應窒礙社會發展。
．發展需高昂的公共開支，故整體利益應獲優先考慮。
．當社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時，政府便應作出決策。
．社會發展帶來的利益最終也會惠及市民，令每個人得益。

考評局也列舉了反方論點。可是，我發現很多同學和部份老師以為上述的觀點非常合理，同樣以為題目是「兩面作答，面面俱圓」，便很易墮入「多數人的暴政」的思維，實非社會之福。

「個人利益」包括甚麼？

在舊區興建一堆屏風樓，炒家A可能因計劃而在物業投資上獲利，但自住的年老業主B因為計劃，失去原有的風景線、自然風和自然光。可見，「個人利益」不單是「個人從中獲得的好處」（炒家A），還包括固有的利益（業主B）－－固有利益被剝奪，也是個人利益受損。

「整體社會利益」大於個人產權？

如果政府要發展一條穿過你房子的鐵路，要把你的房子拆掉，而房子是你的私有財產，但高官跟你說：「現在社會大多數人都同意必須興建鐵路，那涉及高昂的公共開支，請你不要阻礙社會發展，鐵路完工全港也得益，包括你。」那麼你會乖乖無償遷出，或者接受不合理的賠償便搬走，成就「整體社會利益」嗎？

如果發展時，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而非合理個人利益，便造成「多數人的暴政」，最終必會反過來危害整體社會利益。如上例，我們可以因整體社會利益而侵犯法律保障的個人私有財產權嗎？

如果個人利益不被看重，誰也不知道何時變成下一個受害人。甲上次因鐵路沒有影響其住所，甚至可享鐵路之便而不優先考慮你的個人利益，下一次，政府要在甲家附近興建焚化爐，並以「解決堆填區問題」為整體社會利益為由，要求甲不要反對，甲就會乖乖接受嗎？

如果甲反對，你可以說：「起個焚化爐，還沒有要了你間屋，現在大多數人都同意，你何解阻礙社會發展？垃圾問題解決了，你也得益啊！」

現在，你還會認同這種多數人暴政的理據嗎？

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不能相提並論

「社會發展帶來的利益最終也會惠及市民，令每個人得益」其實是「語言偽術」。以菜園村為例，假設一個老村民向以種菜為生，但因高鐵被迫搬遷，並得到60萬元賠償。可是，老伯已失去僅夠糊口的收入，也不可能有人聘請，60萬元可以維持生活多久？他們可能因租金開支要搬得遠遠，靜度餘生。

那麼，高鐵通車後，老伯會乘搭嗎？因應高鐵帶來的經濟增長（如果真的話），會變成全民退休保障或老人福利惠及他們嗎？

以上有關陳述根本是偷換概念：把發展的整體社會利益與犧牲了的個人利益等同，但事實上前者帶來的個人利益與後者受損的個人利益在性質和價值上都完全不相等。

文明社會必優先考慮保障個人利益

文明的民主社會，必然以「照顧多數人利益，保障少數人利益」為原則施政。例如傷健設施本不是為大多數人而設，而是為保障很少數人的利益而設。在興建運輸設施時，要先評估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就是先考慮了個人利益，不然何不快快強行開工？跟居民洽談搬遷賠償，不也是優先考慮了個人利益嗎？內地「強拆」成風就是視個人利益如無物的惡果。

民主決策常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原則，但這也很易造成大多數人的暴政，因此民主社會必然重視人權，引入人權法，以保障少數人利益，不令其成為多數人利益下被欺壓被犧牲的對象。

事實上，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時，若相關政策對個人權益構成重大影響，政府應優先考慮他們的訴求和個別人士的意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並不會忽視社會少數人因發展而蒙受的損失，而會採用其他方案以盡量減少個人損失。

長平 - 傾聽自焚者的心聲

陽光時務   主編的話    2012年12月13日

「近期在藏區發生的自焚案件……自焚者不同於一般的厭世自殺者，普遍具有分裂國家的動機」，這是中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最新發佈的「聯合意見」對於藏人自焚事件的認定。在這一點上，中國政府終於和被它稱為「境外敵對勢力」的西藏流亡政府達成一致——該流亡政府多次聲明，自焚藏人是為了抗議中共在西藏的宗教、文化政策，「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要求西藏自由」。也就是說，雙方都認為，自2009年以來，中國藏區連綿不絕的自焚事件，是一種政治抗議活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都試圖否認這一點。年初的「兩會」期間，一個來自藏區的官員對媒體說，「這些自焚的還俗人員都曾有過犯罪前科，或污漬滿身，在社會上的名聲很壞，不被認同，感到絕望，然後選擇自殺以圖來世」。從公眾可以獲知的資訊判斷，這個說法是難以成立的。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斯瓦蘭．辛格（Swaran Singh）曾經對印度的自焚或其他抗議性自殺進行追蹤研究，發現這些人無不精神正常。

中國政府這一認定的改變非常重要。正視抗議者的性質和目的，是對抗議者最基本的尊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給予尊重並非中國政府的用意。他們的目的是進一步污名化，並當作認定犯罪的證據。本應在司法體系內相互制衡的「三部門」聯合發文，是對法治的公然背棄和嘲弄。將個人政治主張和非暴力抗議行動視同犯罪，這也本身就是政治高壓的證明。

對於發生在漢人中的抗議活動，中國政府也經常採用同樣的手段，以對其自主能力的否定和個人品行的污名化來回避其權利要求。最近因為曾任成都市委書記的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貪污被調查，國內媒體紛紛重提2009年在李春城任內發生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唐福珍為抗議強拆而自焚之後，成都官方網站稱其被丈夫拋棄，個人生活不幸已久。隨後，當地城管局長指責她的自焚是犯罪行為：「好比一個殺人犯採取某種極端行為，難道我們就不追捕他了嗎？」

不一樣的是，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拒絕接受官方對於漢族自焚者的污名，要求正視其抗議訴求。儘管宣傳部門發出了禁令，但是民眾從來沒有放棄通過微博等個人平台進行傳播的努力。唐福珍自焚事件還引起了北大五名教授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有關部門重新審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2010年發生在江西宜黃的鐘氏家人自焚事件，更是引發了輿論的憤怒。一些記者和網民還前往機場，幫助鐘家姐妹逃脫地方官員對她們進京接受媒體採訪的強制阻攔。個體權益訴求轉變為更廣泛的公眾抗議，最終，中國政府頒布了新的城市拆遷條例。儘管條例未能根本改變民居被粗暴拆遷的命運，但是抗議本身得到了回應。

從小接受「國民教育」的中國人會說，抗議自家住所被強拆和要求西藏自由完全不同，後者涉及主權神聖不可侵犯。這也是中國政府理直氣壯地宣布自焚為犯罪活動的原因。事實上，就個人權利訴求而言，每一次抗議都應該獲得正面的回應。至於回應的結果，很難說孰大孰小。1963年南越僧人釋廣德自焚抗議政府迫害佛教的政策，導致了吳廷琰政權的倒塌。2010年突尼斯小販穆罕默德．布阿吉吉因為擺攤工具被員警沒收而自焚，點燃了遍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終結了四個長期弄權的獨裁政權。1969年捷克學生讓．帕拉赫為抗議蘇軍入侵及本國民眾不覺醒而自焚，模仿者接踵而至，但是他的國家20年後才發生政權性質的改變。

2008年我寫《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提出漢人應該摒棄由文化優越感而導致的偏見，學會傾聽和了解。幾年時間過去了，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不進反退，自我審查，畫地為牢。我想要再一次呼籲，要改變民族衝突的危險，請先從傾聽藏人自焚者的心聲開始。

相關資料：二十七位自焚藏人的遺囑（資料整理 / 王力雄） 

古德明 - 中文崩潰

中華正聲   2012年12月12日

【am730專欄】澳洲一商業電臺兩名節目主持打電話到倫敦愛德華七世醫院，冒充英女王和王子查爾斯，騙過護士沙丹尼亞，獲悉劍橋公爵夫人凱蒂懷孕詳情。事後，沙丹尼亞自怨自艾，自殺身亡。臺灣中央社十二月八日報道：「澳洲南十字星廣播公司執行長表示，兩名節目主持聽到沙丹尼亞死訊，完全崩潰。」這個「崩潰」是中文嗎？

中文「崩潰」可以解作「倒塌」或「潰散」，例如《宋書》卷四十七載：劉道錫任餘杭縣令，有一次江水泛濫，「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當」；劉道錫身先吏民，搶修高堤，一縣百姓得全。又《新唐書》卷二二五載：黃巢作亂，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出兵征討，「克用身(親自)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活生生的人，卻從來沒有「崩潰」這回事。

現代漢語所謂「崩潰」，出自英文collapse。《新牛津英文字典節本》(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ollapse條下有兩個解釋，一是break down(崩潰)，一是experience prostration through loss of muscular or nervous power(因肉體或精神力量消失，而感到沮喪或虛弱)。現代漢語於是把中文「崩潰」當做英文collapse用，硬要「崩潰」兼有collapse的第二個意思
。
請看三月五日廣州《羊城晚報》娛樂新聞：「舒淇在《情迷》中飾演雙胞胎姊妺，訴說非常吃力：『其他演員，演完就不會再去想；我換妝時卻還要思考，剛才姊姊的眼神怎樣，一會兒演妹妹又該怎樣，我都快崩潰了。』」香港已故政客司徒華雜文《兩姊妹的故事》：「姊姊陷於極度失望，幾乎整個人崩潰了。」這句下流現代漢語還原做英文就是：The older sister was so disappointed that she almost collapsed。

中文沒有詞語可以表達「失望、懊喪、疲累之極」等意思嗎？《聊齋志異》卷一葉生失意科場，「嗒喪(懊喪欲絕)而歸，形銷骨立，癡若木偶」。歐陽修《論更改貢舉事件札子》談到試官閱卷疲累：「考試之官殆(幾乎)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中國人會說「姊姊極為失望，嗒焉似喪」；會說「兩個節目主持聽到沙丹尼亞死訊，懊喪欲絕」；會說「一人同時演兩個角色，使我疲心竭累」。翻遍中文典籍，你都不會找到「整個人崩潰」這樣的說法。

今天，「崩潰」了的，是中文的長城，是民族自尊的堤壩。滄海橫流，起劉道錫於地下，恐怕都難挽狂瀾於既倒。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廖綺華 - 莫言是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2日

莫言以其一系列「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的小說作品，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能得此殊榮，莫言應是一個好作家。評委稱頌莫言的作品揭露社會黑暗面，以嘲諷和挖苦來鞭撻政治的虛偽，赤裸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的殘酷。但莫言之言行，跟他的作品一樣，呈現了中國和中國人的荒唐與荒謬。

莫言日前說他愛獨來獨往，別人不能脅迫他做事表態云云。其實他只是怕發表中共不想聽見的言論而已。今年春天，有出版社發起百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抄的一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按照莫言夫子自道，他應是樂意作這件歌功頌德的事，而且十分認同他所抄寫的這段內容。莫言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亦是共產黨員，他根本就是極權體制內的一員。

其後，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出席座談會，又談到政治話題。他認為「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故此文學遠較政治美好，建議讀者多關心文學，少關心政治。文學與政治可以如此分割嗎？莫言是在偷換概念。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都有其思想方向、政治理念，而將這些思想理念著書立說，自成一家。文學中當然有不涉政治的風花雪月，但在文學的類別中，小說尤其能反映現實人生，揭露社會現狀。所謂事假情真，小說就是最不能與政治分離的，莫言對此功能很清楚。一九○二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認為小說是改革社會最有效的工具，舉凡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的改良，都需由更新小說入手。文學獎的評委就是稱頌莫言的小說，揭示中國的黑暗政治體制下的民生而頒獎給他。

莫言不是王菀之。王菀之或真是對香港當前政治環境一無所知，所以發表其討厭政治論；而莫言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資深作家、所謂的知識分子。他對身處的社會有深刻認識和體會，他很清楚人類生活絕對要受政治左右，與我們息息相關。在極權政府統治下的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大家都會理解。莫言或真是愛獨來獨往；筆名「莫言」，或曾有對世情想沉默的想法，但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別指望他有知識分子的靈魂和獨立人格了。

十二月十日大陸《環球時報》社評認為「莫言拒談政治，是對文學的保衞」。對於中共來說，甚麼都只是工具，包括人。想要利用文學時，就說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想要自圓其說時，就說文學要與政治分離；又說「莫言無意間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視窗」。說得很對，從這次莫言得獎後的言行，的確更能令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由梁啟超推崇小說的功能始，經過了一百一十年，中國作家終於得了殊榮，但得獎者只是如此一種狡猾的「貨色」，還不令世人大開眼界嗎？

廖綺華
自由撰稿人 

許紀霖 - 知識分子的底線與責任──從莫言領獎談起

世紀版   諾獎爭議   明報   2012年12月12日

編按：12月5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許紀霖，應「Co-China」的邀請，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演講。早前，許教授曾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評論，引起內地與海外關注。演講當天，適逢莫言啓程赴歐領獎，許教授即從莫言談起。他認為，莫言代表了當下內地知識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鐵路車廂內的電視上，看到一張熟悉的臉：莫言。他啓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我想從莫言談起。

批評莫言內地不刊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批評莫言〉。人家喜事的時候我去冲喜，結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圍攻。這條微博被轉了3萬多次，評論有近萬條，是我發微博以來回應最大的一次。

後來為了澄清為什麼要批評莫言，我又在香港報紙發表了一篇〈雞蛋與高牆〉。莫言獲獎後，反對的聲音在內地報刊出不來，所以我只能在香港發聲。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裏有一種很強的中國農民的原始欲望，通過這種文化對當下的批評和反抗，這是讓我們對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來最大紅大紫的時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動的、沒有人逼迫的他發表了一首打油詩，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白蛛吐絲真網蟲，黑馬竄稀假憤青。為文蔑視左右黨，當官珍惜前後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說他不關心政治，對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現實中的表現，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兩人。

莫言坦率地承認，在作品中他是「膽大包天」、「色膽包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孫子」、「懦夫」、「膽小鬼」。這樣的「雙重人格」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這和我們說的「底線」有關。

當然，莫言是不是「知識分子」，這要看我們怎麼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來說，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比如劉賓雁、劉心武、王蒙。他們繼承了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作家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認為他們和知識分子沒有關係了？和良知沒有關係了？他們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從莫言談起，是因為如果莫言只是個案，真的不應該把他拉出來討論，這對他不公平。問題是我發現，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主流。為什麼說是「主流」呢？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墮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來以後，很多人為他辯護。有個也是手抄〈講話〉的作家，他覺得很後悔，但是他想自己當時為什麼會去抄呢？他說，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澤東時代的迫害，照理說他是不應該抄的。他回想說，他好像覺得手抄〈講話〉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嗎？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許很見外。

莫言曾受過迫害

今天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來說明，過去所說的很多底線──包括道德的底線、政治的底線、學術的底線──都在被突破。大家覺得薄熙來可怕，是因為他是個沒有底線的人，跟一個沒有底線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現的情况是，很多知識分子，照理說是對底線問題最有自我意識的人，今天卻失去了底線，底線變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線。有個評論者，如此嘲笑對手抄〈講話〉的批評者：「我們早就放下了，你們為什麼還沒放下呢？」放下的是什麼東西？在我看來，放下的是底線。被輕描淡寫地、非常優雅地放下了，這個時代似乎什麼都行。問題很嚴重，這是時代的病徵。過去中國古代士大夫是最講道統的，道統和倫理、道德的底線有關。這些人都放下了，還指望誰去堅守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大陸，有兩種放下底線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價值虛無主義者」。這種人覺得什麼都放得下，是非善惡已經說不清楚了。抄〈講話〉怎樣？歌頌「唱紅打黑」又怎樣？這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場遊戲而已。他們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方式，對待一些在我們看來和氣節有關的問題。有人為莫言辯解說，莫言當年發表《豐乳肥臀》後，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覺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風順的，我還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親身感受過〈講話〉所代表的極左路線的危害。但莫言是從那個左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好了傷疤忘了痛，難道就這樣輕易地「放下了」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走了一趟重慶，沒人逼你，就主動出來唱讚歌了。我發現，如今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瀰漫着濃郁的價值虛無主義，什麼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獎，是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屁股決定腦袋的人

另一種是「犬儒主義者」。這種人內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時比誰都明白，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坐在什麼位置上就做什麼事，在什麼山唱什麼歌，隨波逐流。這種犬儒哲學如今在大學生當中相對普遍。談到現實比誰都憤青、憤世嫉俗，但是一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比誰都主動積極地去適應自己所痛恨的體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惡體制，一方面主動適應體制。錢理群老師對北大、清華所代表的學生精英有個批評，他把這些人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這個體制裏，通過什麼方式，能獲得最大利益。

今天，這兩種人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裏已經成為主流了，這是讓我很憂慮的。底線，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來愈模糊；雖然存在，卻不具有實際的意義，是用來衡量別人的標準。

過去孔子講「狂狷之道」。狂者，有所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今天，我們不能對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為善。但是有個標準，在我看來不是逼人為善，而是底線，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要求自己成為「狷者」。

誰既憎惡又主動適應體制

做「狂者」很難，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恐怕只有聖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應當做的那條底線。簡單地說，在一個黑暗的環境裏，首先是不作惡，或不與惡為伍。如果與惡為伍是被逼迫的，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今天很多時候不用付代價，很多人卻做不到有所不為。比如，不加入手抄〈講話〉，並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麼代價。有兩位當代女作家王安憶、方方就拒絕了。但近百位作家卻做不到，失去了底線的判斷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聖人，不是君子，只是個「正派」的人，我們每個人或許都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為學術人，不違背自己的學術良心去說假話，作假證。作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線。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惡人，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平庸。平庸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漢娜．阿倫特所批評的「平庸的惡」，他只把自己變成執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積極主動。莫言還算不上「平庸的惡」，他屬於另一種類型：「平庸的鄉愿」。

「平庸的鄉愿」不主動作惡，只是好好先生，識時務，隨大溜，消極地附和惡，但「平庸的鄉愿」是與「平庸的惡」一樣，都是惡的體制之基礎。薄熙來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文革很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怎麼搞起來的？不是一兩個領袖腦子發昏，而是下面有群眾基礎，有一幫「平庸的惡」，也有更多的「平庸的鄉愿」。這些平庸者，內心沒有底線，只是「識時務」者，跟着最有權勢、最有市場效應的人走，於是一場悲劇就發生了。

體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們要改革政治體制，這當然很重要。但不要以為體制是外在於我們的，所有的黑暗都是體制造成的，好像我們個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負任何道德責任，黑暗在的時候一個個都跪着，黎明來臨之後都一個個站起來「控訴」。其實，體制的黑暗就在我們的靈魂裏，我們就是體制的一部分。體制在今天已經內化為我們每個人我們每個人的靈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們當然要爭取體制的變革，但是在體制暫時還無法改變的時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放縱自己、原諒自己，什麼都行。不，即使在某個崗位上，都有將槍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責任。

改變自己，要對各種我們所不能容忍的東西說「不」。如果有更多人這麼做的話，我想體制的黑暗不會這麼猖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進步很多。過去是你沒有不作為的自由，今天不作為的自由還是有的。空間是自己爭取來的，不是人家恩慈給你的。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內心的蠟燭，就是底線。

講話／許紀霖  紀錄／如許  編輯／袁兆昌

薛鳳旋學術不當浸大免職

《香港藍皮書》虛構失實 拒修正卸責下屬

2012年12月12日

Vic：這是近期難得令人安慰的港聞。浸大今次做得好。

相關資料：
區家麟 - 讀一讀《香港藍皮書》
不滿所長淪為中共打手 浸大教職員促炒薛鳳旋

【明報專訊】曾編寫《中國模式》 國民教育手冊而被轟洗腦的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其所長薛鳳旋早前主編另一本研究香港著作《香港藍皮書》時，內文指中大通識教育部接受美國基金會贊助及被對方主導，結果被中大嚴正投訴。浸大昨完成獨立調查，裁定中大投訴成立，批評薛鳳旋發表虛構失實陳述，不但「學術不當」，更將責任推卸給下屬。浸大即時免除薛鳳旋研究所長職務及展開紀律聆訊，並稱不論聆訊結果如何，明年8月約滿亦不會續約。

浸大斥四宗罪 中大盼全面回收

中大通識教育部主任梁美儀歡迎調查結果，認為報告已找出真相，能夠維護學術操守，相信今次只屬個別事件，不會影響兩校未來合作。她稱，《香港藍皮書》已經流入市面，最關心浸大如何改正錯誤，最理想的做法是浸大全面回收《藍皮書》，而最低限度亦應於書中加入更正。

虛指美基金主導中大通識

《香港藍皮書》全名《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今年中由浸大當代中國研所出版，作者包括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長薛鳳旋。書中第206頁關於「教育問題」的內容稱：「在學科的變動上，大學與中小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課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結果被中大通識教育部批評是「不負責任的虛構陳述」，向浸大嚴正投訴。

浸大早前成立4人調查小組，在過去1個月調查該事件，調查報告明確指出，薛犯下四大學術不當行為，包括：

1. 沒有維護學術質素，毫無根據地指中大被美國基金主導；

2. 沒有把握機會，在出版過程中修正失實陳述；

3. 胡亂處理《藍皮書》作者和編輯身分，在中文版被指為編委會的5名成員，3人不曾表示同意被列為編委，第四位人士則表明反對；

4. 否認是失實陳述作者，企圖將責任推卸給下屬。

報告直指，有關失實陳述是薛鳳旋的口述報告，薛卻無法提出證據支持陳述；薛身為內容的作者，卻一直向調查小組否認自己撰寫陳述，又「技巧地」將責任推卸給研究所下屬以及出版社。另外，報告指整本《藍皮書》沒有註明資料來源，學術水準令人懷疑，而且中、英文版的作者名字編排不一，反映薛漠視學術慣例。至於中文版更於封底標示《藍皮書》由不同行業的「業內權威專家」撰稿，認為他學術操守出現問題。

陳新滋向中大鄭重道歉

浸大校長陳新滋昨發表聲明表示接納報告，就事件向中大鄭重道歉。陳新滋對事件影響浸大聲譽深感遺憾，強調浸大會堅守捍衛學術操守及學術自由等核心價值。浸大已委任歷史系教授周佳榮任署理所長，要求與《香港藍皮書》出版社商討訂正錯誤的安排，以及重新審視研究所運作，提出改善措施。


浸大教職員工會 籲校長企硬即炒

【明報專訊】浸大調查報告力陳薛鳳旋的四大罪狀，更明確建議大學免除其職務，浸大教職員工會發言人杜耀明認為，報告既揭發薛學術失當，校長陳新滋應該當機立斷馬上召開解僱委員會將薛解僱。但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稱，以薛於學術界享有高地位，若浸大以明確態度免其職，已有高度譴責之效。

當年叫人跳海起風波

現年65歲的薛鳳旋於香港出生，在港大修畢地理學學士及碩士，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其後回流港大任教地理系，曾任系主任。除活躍於學術界，薛積極於本港及內地參政，1993年至2008年間，薛連續三屆擔任港區人大代表。在1980年代大亞灣核電廠爭議期間，他曾叫對中共收回香港缺信心的人跳海，引起軒然大波。

薛鳳旋於2008年加盟浸大，任地理學系講座教授和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一直從事有關中國及本港政制、經濟或民生研究。薛近年另一「惹火」著作，便是早前掀起國教風波的《中國模式》國情手冊，該教材稱中國執政集團是「進步、無私和團結」，不但被轟「洗腦」，更間接令政府要撤回國民教育科。


葉建源：免職收譴責之效

杜耀明說，完成調查後，校長陳新滋有權運用酌情權，以「硬淨」態度給予合理處分，才能顯示維護大學聲譽的決心。

葉建源則稱，學術界沒有類似醫療、法律界的「除牌」紀律處分機制，相信薛被免職亦絕對能收譴責之效。他稱，浸大應再深入調查《中國模式》國情手冊，若證實學術質素不足，應跟進甚至全面回收。

《藍皮書》仍未下架 學生會促安排回收

【明報專訊】浸大調查小組確認已出版並流通市面的《藍皮書》內容失實，本報昨向商務、三聯及葉壹堂等書店查詢，發現《藍皮書》於大多數分店仍然有售。浸大學生會稱，調查報告雖力陳薛鳳旋所犯錯誤，但並無適切跟進《藍皮書》下架安排，促請校方將該書下架。

商務：將向出版社跟進

《藍皮書》的繁體、簡體及英文印刷版本，於本港、內地及海外國家出售，本港大部分書店至今仍有出售。商務印書館助理總經理梁榮錝昨接受查詢時表示，由於該書屬參考書籍，銷量不會太多。他又說，已得悉浸大調查結果，稍後與出版社跟進，可能將該書下架。

浸大學生會會長黃學勤對調查報告明確向薛鳳旋問責表示「收貨」，但認為報告並無跟進《藍皮書》是否需下架。他說，報告既已承認《藍皮書》學術質素有問題，就應果斷全面收回，否則該書以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名義出版，將繼續損害大學的學術聲譽。 

黃牧 - 懷念鋼琴大師魯杜夫．舒爾金

黃牧遊樂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2日

1903年是鋼琴家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是Horowitz、Serkin和Arrau的誕生之年。荷洛維茲是鋼琴家中的王者，至今影響力不絕，但我對他的老朋友舒爾金的崇敬一樣高。這兩位大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動我，在我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魯賓斯坦與歷赫特。

魯杜夫．舒爾金（Rudolf Serkin，圖）演奏生涯極長，晚年也經常到那時我曾僑居達十餘年的倫敦演奏，使我留下了幾十年至今仍不忘的記憶。60至70年代他還「藝術未老」，80年代的他才有點龍鍾。我有幸聽了大師幾十年：只要Serkin出場，我在甚麼年代都一定買票。

我有幸在舞台上看很多音樂「巨匠」級的人物。老年的荷洛維茲返老還童，笑傲樂壇，但舒爾金不同，他的個性一如他的音樂：超認真，他好像視每一場音樂會都是「生死關頭」般重要的演出。我記得在倫敦他曾與Maazel及Philharmonia樂團，演出了難忘的全套貝多芬五首協奏曲，我也在倫敦與紐約聽過他的獨奏會。年齡越大，近80高齡的他技巧不免老退，但永遠是他演繹的洞察力感動我。

他是一個忠於作曲家的演繹者，可是他不是決定了某曲的演繹方式便一成不變的演繹者。即興的靈感永遠在他的腦海裏，常有新的見解或神來之筆。這使我想到，幾次聽魯賓斯坦彈蕭邦的現場，演繹都和唱片差不多，聽Serkin會聽到和唱片不同的地方，事實上他出過許多唱片，我們可以聽到在他手下同一首曲可有不同的演繹細節。重要的是我覺得Serkin似乎把他的每一場音樂會，都視為一生最重要的音樂會。老年的Serkin累積了近60年的經驗， 「老人的火氣」反增加了更大的對比和刺激性。

台上的Serkin看來比他真實的年齡還老，70多歲的人出台看來像糊裏糊塗，甚至有點羞怯似的（王羽佳不用擔心，Serkin歲數是她的三倍，卻有她一樣的台風）。可是一坐在琴凳上，他就變了另一個人，像着魔般沉迷在音樂裏，彈奏起來手舞足蹈，甚至哼唱着。有時一個重和弦，他會高舉雙手重擊琴鍵，有時一句快樂句，他像竭力以難以做到的速度，把樂句彈出來。這是老年的Serkin，這種像拚命而為的演奏帶來另一種高度的刺激性。當年樂評家Joachim Kaiser認為這是「老年的狂野」，只有無所求的老人才可以絕不妥協，夠膽把樂句彈得更快、更有力量。有趣的是，年輕時的他反而平淡得多，沒有60至80年代的他那種凝聚力與刺激性。

如果荷洛維茲是「鋼琴家眼中的鋼琴家」，那麼Serkin應是無可比擬的「鋼琴家眼中的鋼琴家」。沒有一個鋼琴家的演奏比他有更多的音樂感。樂評家Abram Chasins在其《Speaking of Pianists》一書中說得好：Serkin做甚麼都有最認真的動機，有崇高的藝術理想，加上雖成大師卻仍保持自謙的個性 （他被《時代》周刊喻為世界四大鋼琴家之一）。因此，Serkin不但是鋼琴大師，他其實已成為一種典範象徵。聽Serkin我們能聽到「有敏銳洞察力的思想和良心的聲音」，正因他演繹的力量，是基於道德與倫理的力量，所以才能發人深省。我佩服他的演出雖然正宗但不刻板，做句常能妙用精微的搶板，給樂句注入新鮮感。在貝多芬第五協奏曲第二樂章開始的僅是首兩個音，他就妙用了搶板，給樂章帶來新鮮感。這世代的鋼琴演繹往往不脫模式，演奏家要從模式裏自我解放，聽Serkin的貝多芬就是最好的Master Class了。

Rudolf Serkin祖籍奧國，少年時也曾學作曲，老師竟是無調性大師Schoenberg。17歲時他就結識小提琴家Adolf Busch（Menuhin的老師之一），一同玩室樂並成為後者的女婿。30年代他移居美國，除演奏外也教學，68年起甚至任費城Curtis音樂學院的院長，後來又領導了Vermont（佛蒙特州）的Marlboro夏季音樂節，作育了許多英才。他在Vermont森林裏有一個農場和一座別墅，每年夏季在那裏消磨，歡迎年輕人來取經，像Murray Perahia便曾來請益。有人說，那些只懂得賣弄技巧的鋼琴家，要是能來此跟Serkin幾個星期，都有機會給改造成為「有思想的音樂家」。

Serkin於91年逝世，一生享受了最健康的音樂生涯，而且作育了許多英才。始終是他演奏的那種「剛陽之氣」的力量令我難忘，尤其是在樂曲高潮時他爆發的那種狂熱。聽他演奏貝多芬的31號奏鳴曲Op 110的最後幾個小節，他忽然間可以像進入狂熱狀態，以非人力所及的速度或強度「攻擊琴鍵」，這是我聽過最具刺激性的鋼琴演奏。在Op 111的第二樂章開始時（見Unitel/DG錄影，不幸已絕版），70多歲的老人竟然自我感動到泫然淚下，又是何等令人感動的場景？

（音樂巨匠系列）

Vic -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2012年12月11日

美國牧師、前參議員、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John Danforth曾說：「許多厚道、正派、仁慈的人沒有宗教信仰，他們憑自己的善心行事。相反，許多自稱虔誠的教徒，甚至包括那些時常祈禱的，除了關心自己，對世界似乎並不特別感興趣。」（Plenty of kind, decent, caring people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y act out of the goodness of their hearts. Conversely, plenty of people who profess to be religious, even those who worship regularly, show no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world beyond themselves.）Danforth所講的那種教徒雖然糟糕，但多數對世界沒有積極的危害。而像高皓正那種教徒，以《聖經》之名，教人盲目服從當權者，其潛在禍害就遠大於只關心自己的教徒。

高皓正教人無論如何「不可以對當權者不敬、嘲笑、辱罵或者輕視他們」，還說「例如約瑟、但以理、保羅、彼得等等許多屬神的人，他們被人下在監裏，被政治迫害或者被剝奪宗教自由，也從來沒有對當權者有任何不敬之處，只在獄中禱告敬拜讚美神！我真的是要多多學習。」他堅信，「聖經對於權柄由始到終只有一個訊息」，就是「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 13:1-2）因此，他說：「我深信如果有人，或教外的、或是弟兄姊妹，鼓勵或煽動我們去鄙視嘲諷我們的在上者，此並非來自上帝的靈，很可能是來自邪惡的靈。」

我對《羅馬書》那段話沒有研究，但我相信，高皓正這種解讀，很多基督徒都無法接受，遑論非教徒，因為如果「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可以照字面理解，那麼歷史上一切曾經掌權以及現在正掌權的暴政，也都是神的旨意，而所有人都只能順服，不得鄙視嘲諷，遑論反抗。按照這種解讀，一切民間抗爭，都是「抗拒神的命」，都是「來自邪惡的靈」。這麼說，在中國掌權的共產黨，要在香港推行洗腦教育，香港人不得抗拒；中共囚禁劉曉波及劉霞，世人不得抗議；中共虐殺李旺陽，但因為它是掌權的，我們自然也得順服其權柄，不可以「有任何不敬之處」，最好是「禱告敬拜讚美神」。至於近日大家無限鄙視、熱烈嘲諷的懷疑腦退化症患者梁振英，因為也是掌權的，我們當然也要順服他。1月1日遊行反CY？你想「抗拒神的命」？《聖經》說「抗拒的必自取刑罰」啊！

在我看來，高皓正的歪理邪說，無疑令基督徒蒙羞。John Lennon名曲Imagine唱道：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It isn't hard to do／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And no religion too／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以前我不明白為什麼Lennon要大家想像沒有宗教的世界，後來漸漸有點領悟。我沒有宗教，但有信仰，而我不確定，宗教對世界的貢獻是否真的大於禍害。我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是：高皓正這種教徒，make the world a worse place。

相關評論：
無待堂 - 高皓正，你自己去幫梁振英含撚好喇，唔好拉其他人落水
Kursk - 我受高皓正感動流淚認錯

凝緣 - 《一九四二》，洗腦與實況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1日

回歸有年，隨着建制港奴逢迎諂媚、文化商人推波助瀾，驚覺似曾相識的偽史、偽論如潮，「寒雨連江夜入吳」，通過書籍、影視作品，以多姿多彩的畫面，離奇跌宕的情節，有效而不露痕迹地「正在進行式」對港人洗腦。

近年國產的抗日劇集即為顯例，看來看去，共產黨抗日主力的謬誤認知，便深深滲入港青記憶。這幾天熱鬧轟天的，是「震撼性史詩」電影《一九四二》全港上畫。導演馮小剛羅馬慷慨陳詞：「二戰時希特勒屠殺一百多萬（原文如此）猶太人，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但與此同時，在中國河南省發生了一場旱災，餓死三百萬人，不要說外國人，中國人也很少知道。」

三百萬？這麼巧？近年中共默認的大躍進饑荒數據，河南餓殍為二百九十三點九萬（見曹樹基著《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電影要國人「知道」：舊中國餓死的人比新中國還多噢。

新中國餓死人責任誰屬？莫言清晰告訴你：「三年自然災害」。拿了文明世界獎項的他在《蛙》裏寫道：「一九六二年……地瓜獲得空前大豐收。跟我們鬧了三年彆扭、幾乎是顆粒無收的土地，又恢復了它的寬厚仁慈……」

舊中國餓死人禍首是誰？請翻開香港近日報紙，《一九四二》的廣告詞告訴你：「河南遭遇大旱災和蝗蟲災……面對災情，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救百姓，還指派河南省政府徵收軍糧以供戰役之需……」

三百萬這個數字，無任何調查資料支持，是電影中「災民救星」美國記者白修德首創：「……以我們認為最可靠的數字為基礎，粗粗估計，河南死於飢餓和疾病的有兩、三百萬。」中共如獲至寶，大加宣揚，而且去掉「兩」字。從此三百萬以訛傳訛。

豫境當時半為日佔區，不知白氏數據從何而來。而切實可信資料是，據《國民政府年鑑》，一九四四年全河南的人口（三千零八十萬五千人），只比三九年少一百萬。其中尚包括大量避戰禍、逃天災背井離鄉者。

巨災又逢戰亂，日軍重重封鎖，餓死人悲劇難免，雖遠不足三百萬，三萬已慘絕人寰。但賑濟四二年二月已及時推展，絕非影片描述，聽了白氏投訴蔣公才出手，四三年三月方姍姍而來。其所攝災民照片，也鮮有非洲飢民形態者，且人人胸前掛有派糧識別布條，足證賑災有條不紊。

一切均與十八年後人為浩劫不可同日而語──搜括至最後一粒米後，不僅絕無賑濟，而且嚴打「給人民公社抹黑」，封鎖村口，封鎖車站，嚴禁上訪，嚴禁外出乞討……

或許你說，咱就圖個熱鬧，誰有心思計較陳年舊事。換言之，諉己之過，陷人於罪，均大可信口開河，均無需事實憑據，那麼，楊光護港英雄，李柱銘通敵漢奸，也就順理成章了。

凝緣
傳媒人 

陳雲 - 加入與插進

三文治   2012年12月11日

大約在二〇一一年四月，網上流傳一幅大陸小學數學書的插圖。圖是兩批小孩在郊外玩耍，在樹林的一批，有男有女，在草地上跟上去的，全是男生。數學問題如下：

我們一隊有12個男生，老師讓兩個男生插進一個女生。 請問一共可以插進多少個女生？

首先，此題的語義不清，不知道是簡單的除數（12÷2＝6），還是植樹問題(間隔數－1，即是11－1＝10)。如果是單純的除數，就是「兩個男生配一個女生」。如果是植樹問題，就要講：「大家列好隊，每兩個男生中間配一個女生」。

流傳的網誌，除了說語義不清令到題目難做之外，也順道嘲笑這道數學題的語言帶色情聯想：讓兩個男生插進一個女生。

北方話有土話也有雅言，然而白話文運動並無樹立雅言的標準，致令土話入文。北方話滲入胡語，例如來自蒙古語系的動詞語綴「讓」字，就語義不清，口講可以，但不宜入文。引進、上進、進士都是中文，但「插進」是土話，不是中文，真的是物理上的動作，是插入，不是插進。將北方土話當做普通話來教學，就會教出此等貨色。

插、進、讓，這些都是北方土話或胡語，不可入文，北方人久而不察其俗。中文不是「插進」，而是「加入」、「摻入」、「配」或「配搭」。不是曖昧的、來自蒙古語的動詞語綴「讓」，而是清晰的中文「容許」、「打算」之類。數學題的中文，視乎想問的是除數問題還是植樹問題，如果是植樹問題，應作：「老師容許／打算要在每兩名男生的行列裡面加入／配一名女生。」

中文有中文的格局。外來的蒙古胡語可以口講、可以寫通俗文章，但入課本，一定要考慮雅俗之分、曖昧與清晰之分。這叫做文化。

黃明樂 - 「返來就郁」的續篇

明報   2012年12月10日

沒有最差，只有更差。當日的剪布，不是終曲，只是序幕。因為，招數陸續有來。

傳媒形容長者津貼突然獲通過，極富「戲劇性」。那麼，這肯定是套悲劇。一套戲的劇情，尚且不能太犯駁，然而，是次忽然投票，卻產生了好多疑問。

為什麼「補充文件」，突然會變成一份「新文件」？為什麼這份「新文件」，可以豁免通知期即時審議？如果「新文件」處理的是另一個新項目，為什麼舊的一個不需要繼續表決，322項動議要全數作廢？既然是「新」項目，為什麼內容竟然跟舊的一模一樣——通過開位請人的撥款也同時等於支持長者津貼？

這下好了，市民再笨，都能把政治現實看得清清楚楚。政府按規矩辦事，若規矩不容許，它就發明一些新的規矩出來。剪布如是，長津突襲如是。「返來就郁」的下一招，就是「開新文件」。

如今，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新一屆立法會誕生後，建制派傾巢而出，誓死搶奪所有委員會的主席位置。主席可以隨意發明規矩，也就等於沒有規矩了。

更令人擔心的是，行政機關犯錯還好，可以司法覆核。但由議員作醜人，法庭一般不會干預議會運作，過了海就是神仙。

先例一開，後患無窮。香港變成這個樣子，真是很令人心痛。以往，儘管政府萬般不是，它最多死板、官僚、後知後覺，但有一種情操，無論如何都會堅守：凡事尊重規矩、講求程序（due process）。

今天，我們不但有一個講大話的特首，也有一個為求達到目的，不惜走精面，利用灰色地帶鑽空子的政府。執筆這刻，仍然無法形容內心的憤怒。哀莫大於心死，再這樣下去，連批評政府都賴得嘥氣。噢，抑或，這正是政府最想要的結果？

仰止 - Dave Brubeck Never Time Out

蘋果聲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0日

細心聽聽，《Time Out》第一首歌是〈Blue Rondo A La Turk〉甫開始便是Dave Brubeck急促的鋼琴連奏，像樂曲的名字是一段迴旋曲的引子，跟着便有兩聲叮叮，Joe Morrello打的喳喳聲音清脆，再跟着便是Paul Desmond加了弱音器的色士風，然後歌曲以變換的節拍一路發展下去。我這麼清楚Dave Brubeck四重奏這張爵士樂界經典之中的經典唱片，是因為發燒的關係。1959年的錄音各樂器的聲音之清晰，定位之準確，簡直便是奇蹟。那時我是省吃儉用買了這張著名的發燒碟，在自己的爛器材上播放，居然也很怡然自得。

原來的黑膠當然已不知所終，CD出現之後出過的版本真是數不清，而我每一個版本都曾經或現在仍然擁有。這已經是這張名盤發行二十多年後的事了；說得坦白一點，在我開始聽爵士樂的時候，它已是老派的東西，不是當時流行的Fusion Jazz，甚至是John Zorn這麼瘋癲的Avant Garde爵士也見怪不怪，當然更不會明白這張唱片在推出時的年代是怎樣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那不是一般的「四拍四」音樂，而是一種節奏的創新。更重要是身為一個白人爵士鋼琴手的唱片竟然被捧成爵士樂界的殿堂作品，我敢說這是世上最賣座的爵士樂唱片。

據說Dave Brubeck只喜歡彈琴，不喜歡念書，連樂譜也不會看。實際上他的性格並不高調，也不是個時常搞怪花招去吸引觀眾的樂手，他不是跟鋼琴做愛的Keith Jarrett；也不是甚麼都去彈的Chick Corea；更不是連披頭四音樂都可以改編成爵士樂的Brad Mehldau。我沒意去貶低上述三位大師，他們都是我的偶像，只是想說Dave是個在我那個時代有點過氣的樂手，尤其他的獨奏唱片更是少得可憐！

當我的音響器材因為居住的環境問題贈送了他人之後，我反而更細心地聽音樂了，不去理會甚麼音響效果，不知是哪個心情不好的晚上，我拿出《Time Out》CD，不是發燒版，只是普通五合一廉價套裝版，戴上耳機，聽着聽着便覺得自己太對不起這張唱片，原來它是這麼自然，動人，美麗的。也開始留意其中所謂古老背後的節奏新意，不得不佩服Dave Brubeck的魔力。

連他都蒙主寵召了，Dave Brubeck四重奏真的成為歷史，但相信我，每一年這張唱片一定都有新版本推出，除了因為它的錄音，和美麗的音樂外，還聽到了爵士樂那份自由、溫暖的力量。

我不會用偉大來形容Dave，他是爵士樂界難得最忠於自己的音樂，天真地玩了六十多年，直到九十一歲過世為止，仍在彈奏的充滿美麗、溫暖、善良，和少許童稚的大師。他也絕對不是所謂一片大師，他的唱片數量相當多，我絕不可能全擁有，也全聽過了，但我聽過有他的鋼琴聲音的唱片，總是教人無限舒暢。

Dave Brubeck還有玩古典音樂，也作過二十四首夜曲，我手上的版本是John Salman彈的。說開古典音樂，上星期葉詠詩的訪問，對有關一篇文章的反應，記者是沒有問及。這是溝通的問題，錯全在我。葉小姐根本不知道。希望葉小姐原諒，繼續為香港古典樂壇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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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精彩的一首：Dave Brubeck Quartet - 'Take Five' Live in Belgium 1964

吳靄儀 - 十年前的十二月

明報   2012年12月10日

《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陰影，從來沒有在香港人的心目中消失。最近，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發表文章，重提要在「適當時間」立法，又掀起了恐慌。究竟什麼是「適當時間」？

十年前的9月，一直堅稱對23條立法沒有時間表的特區政府，突然通知各界已決定就實施23條的立法進行公眾諮詢。9月24日，保安局正式發表諮詢文件，建議修改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及其他法例，制訂「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竊取國家機密」、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干預本地政治事務等一系列罪行。

政府刻意淡化其事，社會初期反應不大，但一直研究這個題目的法律界和傳媒當然深知絕不簡單。2002年10月，為了向公眾解釋政府的建議對言論自由、人權法治的影響，一羣法律界人士組成「第23條關注組」，編製小冊子向公眾派發。其中有關對新聞自由的威脅，律政司長梁愛詩10月17日在傳媒追問之下回應：「其實張刀已經在你頭頂，不過從冇人去睇張刀係點。」

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論壇和研討會。涉及基本人權自由，10月26日，外國記者會與國際司法人員協會香港分會合辦論壇，講者有陳日君主教、法律學者、兩個律師會及律政司的代表。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事務委員會也有連串會議跟進。

12月15日，6萬人上街反對立法；12月24日，諮詢期結束，但意見書仍如雪片飛來；2003年2月，政府將收到的近10萬份意見書及35萬個簽名胡亂分類，製成《意見書匯編》，遭學者及公眾抨擊。2月中，政府罔顧民意，推出《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揭開了下一個階段可歌可泣的民間抗爭行動的序幕。

Vic：港人切不可忘記，當今中國，是中共主導一切、黨政合一的黨國。在中共主導下，香港就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維護的必然是殘暴不仁的中共政權。

林茵訪問褚簡寧：一個記者的語言藝術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素聞褚簡寧有火，針砭時弊大膽尖銳，粗話又說得精警，不料他卻告訴我最近被罵得狗血淋頭。

事緣他在專欄寫了幾句，談地鐵上的見聞，跟自己玩個小遊戲，看能否從外觀分辨出香港人和內地人，順便教教大家英文，「講吓佢哋有咩特徵，行為舉止、身體語言，英文就是mannerism啦，內地男人喜歡剪到頭髮好短，咁我講吓咩叫buzz cut陸軍裝啦，女士入到車廂無陽光都戴黑超，我就解釋咩係fashion statement，咁之嘛，點知畀好多人鬧我呀！好多email send來，多數係內地人，因為係QQ帳號的email，鬧到我……真係丫，我打畀老總話不如我寫番篇解釋啦，根本篇文無咩侮辱性，我都可以寫英國人同法國人睇上去分唔分到架。

老總話唔好喇，forget it，let it go。」

直擊中英談判 爆獨家新聞

說的是他在《頭條日報》的專欄《又中又英》，以社會時事評論為題材，發表意見之餘混入英文生字，讓讀者學習英語在日常生活裏的應用，沒料到「反響」如此激烈，或者此事證明他的文章在內地人之間都有大批讀者吧。事實上，由《不中不英》系列、《政識中英Party Talk》至現在的《又中又英》，都極為暢銷，看時事識英語，捧場客由本地師生、上班族到政府高官都有。

褚簡寧（Michael Chugani）原是資深政治記者，中英談判的年代就派駐倫敦直擊，後來也曾經長駐美國，採訪過政要名人的名單，有江澤民、克林頓、蓋茨、彭定康、曾蔭權、何鴻燊等等，往日爆出獨家新聞如鄧蓮如退休、中英談判破裂、港大牙醫學院系主任涉貪、專訪賴昌星，行內觸目。怎麼教起英文來呢？原來都是好友陶傑的主意。

政治時事取材教英文

「那時在《南華早報》本是寫時事評論，大概五年前，陶傑忽然間提議，話我用的英文特別，香港人的英文唔太好，不如幫我出本書，將評論翻譯成中文，佢找出一些有趣的英文詞彙，加批注講解，當係文本教材，一定好好賣。我初時都半信半疑，點知一出好受歡迎，好快銷量就過萬。」結果出了一系列四本的《不中不英》。後來褚簡寧再跟星島合作，在《頭條日報》寫《又中又英》的專欄，也出了兩本，這次則是刻意為之，「落筆的時候就本着教英文的目的，短短地，幾百字，都用政治時事做題材，但不像學校教英文，例如可以拎高官講錯英文的例子，解釋番啲字應該點用；梁振英僭建事件，可以放多些生字去講，睇完學到英文，又明白時事，讀者寄電郵嚟問英文又有，講番佢對時事的睇法都有。」

點名糾正高官英語

熟悉政商名流，落筆辛辣之餘不失風趣幽默，不少人稱讚褚簡寧為本地最佳的英文時事評論員；政界人士捧讀，大概也留意着自己有否成為反面教材。被褚簡寧點名在專欄裏糾正其英文的，由陳方安生、曾蔭權、唐英年、林煥光、張建宗，以至公民黨大狀們都無法倖免。「香港人好難學好英文，沒有英語的文化和生活環境。我們的高官英文，學自以前殖民地的英國官員，好old fashion，而家的人不會咁講嘢。我在美國住過，佢哋的政客係講緊好簡單有趣、生活化的英語。每個語言都係不斷發展，你離開那個環境耐咗，就不知道佢的新發展，好快會失去那種語言；好似我的兄弟都在香港土生土長，細個佢哋都講廣東話，移民美國之後好少返香港，而家佢哋的廣東話都唔準了，同佢講新詞語，例如『靚模』，佢都唔知你講乜。香港人學英文是在學校裏跟書學，無正式同英國人接觸，啲字咪唔識用囉，外國人的日常用語，書睇唔到，老師亦都唔識教，所以好多時都唔能夠好自信地用不同的英文字詞。」

做記者 抱不平

褚簡寧人如其書，種族上不中不英、用的語言則又中又英。他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卻在香港土生土長，不會講印度話。小時候父母忙於生意，第一種學會的語言就是家裏傭人教的地道廣東話，然後才是英文。讀書的時候已經對世界政治很有興趣，「見到非洲咁窮，越南又打仗，死咁多人，我覺得唔應該。仲有好多大陸人走難來香港，無錢無屋住，點樣幫到佢哋呢？我又無錢幫咁多人，不如在報紙上寫，講畀人聽這個社會有咁多唔公平事，所以好早就想做記者。」中學畢業，卻對大學課程無興趣，於是揹起背包環遊世界，去歐洲、土耳其、伊朗、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東南亞都走遍，大半年後回港便做起記者來。早期在《南華早報》任職，曾派駐英國採訪中英會談，但主要都在香港工作；八十年代後期因家人都移民到美國了，他也想試試那邊的生活，轉為駐華盛頓替《南華早報》和《信報》報道政治新聞。

九五年的時候突然覺得很掛念香港，想經歷回歸，就回來Standard當記者，過了九七回歸再返美國，二○○三年亞視英文新聞部招攬他做總編輯，那次回港就留低至今。「所以我都好容易適應，喺香港就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喺美國又當自己係美國人，一落飛機就講返英文，返香港就講廣東話，唔會講英文。其他人或者未必咁適應，不過我成個家庭，父母係印度人，前妻係英國人、兩個兄弟的妻子係美國人，一向都好international。」

回歸後，香港不再國際化

特意返來看回歸，也見證了回歸前後香港的變化，褚簡寧深覺香港不再國際化，「細個時住尖沙嘴，見到好多西方遊客、日本人的旅行團，而家67%遊客都係內地人，尖沙嘴多人到行都行唔到，周圍都講緊普通話，其他國家的旅客就得番三成幾，我從美國返港八年，真係覺得無咗嗰種international feel，行中環、銅鑼灣、尖沙嘴，根本就係一個mainland city。你已經唔可以話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城市，只係一個同中國唔同的城市。可能經濟、金融仲係國際化，但你的人口流動同旅遊業已經唔係，巴黎、紐約、三藩市、倫敦，係世界各地的人都會去的，不會有一個族群壟斷晒。但香港，七成內地旅客，我未見過一個地方淨靠一種人去養整個零售業，真係非常蠢的事。」

中港摩擦 遲早要解決

人滿為患，街頭上、地鐵裏港人與內地旅客、水貨客之間的張力，連褚簡寧在外國生活多年的姊姊，最近回港短短數星期都感覺得到，「好似本地人同內地人唔係好啱咁」。褚簡寧寫篇簡單的短文談幾句內地人的外觀特徵，即招來排山倒海的批評，「這種摩擦我諗遲早要解決的，始終大家都要共存。CEPA的安排讓三億內地人可以隨時來香港，三億人，相等於整個美國的人口，你話如果突然成個美國的人都湧去曼克頓，得唔得？梗無可能啦，而家香港的情形就係咁。三億內地人個半小時內就可以到香港，完全唔會work的，咪會唔夠酒店，搭車迫到死，街行唔到，跟住佢哋又炒樓，你咪要住劏房囉。」

其實英國佬無畀民主你

「有啲人頂唔順就fight back，拎支英國旗出嚟舞，我覺得就多餘了。」褚簡寧認為，大家不滿現政府，刻意抬舉英治時期，忘卻當年很多不公平的情况，也忽視了回歸後民主發展取得的一些進步，「以前英國高官住三、四千呎大屋、去度假、仔女去外國讀書，都係納稅人畀錢，高層的職位唔畀華人做，港督指派晒啲立法會、行會成員，只要你係匯豐銀行老闆、渣甸洋行老闆，就預咗個位畀你架喇，政府話要起公屋、起鐵路，起咩立法會都會通過。其實英國佬無畀民主你。不過有些人會咁睇，以前英國人管，英國係民主國家，雖然港督係首相指派的，但英國首相係民選的，有咩衰咗，國會議員會嘈。而家CY只係1200人選出來，又係阿爺ok的人，中央領導人又唔係民選，我哋特首唔係向一個民主國家的人交代。」

首次獨家專訪包致金--褚簡寧目前是自由人，主要在亞視英文台主持Newsline訪談，高官名人都經常買帳，出席該節目接受訪問，圖為早前他訪問剛退休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是包致金首次獨家專訪（圖）。另外他也在港台主持清談節目Backchat ，並為《南華早報》和《頭條日報》寫專欄。

點解懷念彭定康？

港人最懷念的彭定康，也是因為經過民主洗禮，才能達到這種水平，「彭定康嚟過我節目好多次，佢畀而家嘅特首叻，係肯定的。佢本身做呢行嘛，在英國做咗國會議員好多年，經歷過選舉，所以佢明白市民想要乜嘢、想佢做啲乜嘢，好識運用輿論。香港的特首唔係，阿董係生意人，曾蔭權係公務員，梁振英又係生意人，都未試過管一個城市700萬人。同埋彭定康識得出去行吓、做吓戲、同BB玩，梁振英識唔識做？佢做都做得唔好睇啦，睇得出係假的。但亦都要明白，本身個文化唔同，中國人同西方人的表達方式唔同。想搵到似彭定康咁嘅人做特首，我喺香港暫時都見唔到一個。」

文 林茵
圖 林俊源
編輯 蔡曉彤

四維出世 - 只有懸念．沒有結局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其實不用前保安局長來告訴我們，電影《寒戰》裏的警方如何不按本子辦事，香港人如果還真有一點常識，就不會輕易受騙。受騙如果是樂在其中，也都算了，有影評朋友看時如坐針氈，頻頻看表，可想而知。

如果「反駁」是一種市場策略，本片倒也十分成功，而且評論發現反駁的地方愈多，電影愈加賣座，生意愈來愈好，也真說明了香港人的犯賤。2012年最賣座的兩部本士電影，是《低俗喜劇》和《寒戰》，不能不說明文化的墮落。

續集是延伸，不是補鑊

犯罪類型電影的最基本要求，是「犯罪」的動機，這一群共犯，所為何事？李文彬57歲，可以有資格提早退休，真的給你一哥的位置，可坐不到3年，3年之後又如何？裏應外合，勞師動眾，還要殺害同袍，為的竟然不是一個千秋萬世的基業，而只是一個3年不到的過渡計劃，警隊中的反對派如不是集體智障，就是香港的觀眾特別「好蝦」。以現今的科技，要刪走全港公路的影像檔案及備份，而完全避開內鬼之嫌而不被查到，簡直是死路一條。更難得的是，有咁多同儕冒生命危險來陪你「癲」，香港公務員的齊心，還真有點能耐。用100分鐘說不明白一個基本的邏輯，再用另外的100分鐘來解釋也是無望，只會愈描愈黑。續集是一個延伸，不是補鑊。如果這個還可以叫「食腦」的劇本，回歸後民智的低落，真的叫人擔心。

有一點兒政府機構工作經驗的朋友都知道，懷柔客氣是生存之道，火爆如梁家輝者，壓根兒進不了高層，架構內的調配頻繁，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天的上司，犯不着鬥氣。再看退役的局外人，真正的得益是什麼？如果說是警隊士氣，這批反派倒不失為最有宗教使命感的罪犯。如果說是人為財死，彭于晏不是說數天後由李sir破案，贖金起回的嗎？這樣說，局外的悍匪，出生入死，到最後一個仙都沒有，他們DayOne就應該知道，也不用到最後關頭，才捉林家棟上天台爆料吧。

金庫的錢已經簽出，如果出了什麼事，也不用金庫的主管負責，一則他不會知道有餘款，二則有餘款他也不會要求把錢急急送回，三則錢家樂也不可以用這樣的藉口來要求把錢送回。如果香港的警力不夠同時間調配兩組人員高度保護副警務處長及餘款，戲中所說引以為傲的「最安全城市」，應該可以早早收皮。西瓜開大邊，「升得好快」的郭富城如果決定集中警力去保護一小邊的西瓜，這個保安局長的心腹亦好打有限。若然警方護送款項進出金庫的規格是這麼輕易便遇劫，那麼匪徒乾脆騎劫從金庫出來的9000萬，這個黑鍋就夠郭富城孭了，犯不着等犧牲這麼多性命。

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郭富城上了的士，竟然沒有警力護航，出事後只叫錢家樂獨個兒上橋增援送死，這描寫也真是同志電影的典範。這樣的leadership，若不是高層瞎了眼，就是曾一哥和李文彬的腦筋出了問題，竟然選擇提早裸退，讓位劉傑輝。這樣腦殘的人做一哥肯定是香港的災難，對匪類可是天大的喜訊，可以予取予攜。他玩死Vincent，還厚顏地招攬李治廷，跟他做手下的才是傻瓜。

郭富城只有英偉的chok樣及失落悲慟兩個表情，彭于晏中槍後，他和梁家輝並排而出，功架高下立見，有旗冇鼓，遑論相當。拍電影不是找一些似是而非的藉口給演員擠表情，懶有型說說金句式的對白便算，若不是梁家輝和林家棟的支撐，電影會更加難看，你看看李治廷多牽強就知道。

解答懸念才是最難

要製造懸念不是這麼困難，要解答懸念才是最困難的。虛假的懸念可以支撐30分鐘，再過30分鐘就不行了，破綻會慢慢跑出來，再多30分鐘有智慧的觀眾就會喝倒彩了。成熟的故事，包括現實的觀察，情理的組合。算你有點兒小聰明，可硬套荷李活Thriller的包裝，裝腔作勢，光經營場面卻沒有理據，只有表皮，沒有靈魂，血肉更談不上。騙得了自己，卻騙不了別人，用一個謊話來蓋過另一個謊話，謊話愈說愈大，收不了科，不如下集繼續，真曉做生意。

現今電影行銷發達的方程式：只有懸念，沒有結局。

不要上綱上線，說什麼自由社會，普世價值，在船上手無寸鐵的南亞人，可以一槍打中眉心了結。社會公義，你信梁樂民和陸劍青會關心嗎？

文 四維出世

安裕周記：五賊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漢陽大學在南韓首爾城東區，一條斜路把學校切成東西兩半，二○○五年我再到的時候已沒有八十年代第一次到訪那股嗆人催淚氣體。漢陽大學是私立學府，工程學院在南韓排名第一，喜愛南韓電影的也許會記得這是李英愛和李秉憲的母校；於我來說，漢陽大學印記最深的，除了催淚彈還是催淚彈。

初去漢陽大學時的南韓仍在軍特獨裁年代，那時距離一九八○年光州事件十年不到，盧泰愚和全斗煥還是南韓至高無上的領袖，學生卻沒有承認這兩個人的管治，天天都在校園示威，周末走上街頭。漢城的大街寬闊得可以讓飛機升降，有一條叫德黑蘭大道的比北京長安街不遑多讓，大路另一端是美國大使館，外邊長年累月停泊了十幾架警察大巴士，全身黑色制服的警員就在那裏站崗。光州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八○年的民主運動，南韓軍隊在美國默許下開着坦克進城，肆意屠殺學生工人示威者，死傷超過五千人。學生一直鍥而不捨要算清這筆血帳，警察派出精於跆拳道的特種部隊，闖進戴眼鏡的年輕身體群裏揮拳踢腿，學生叫這些人「白骨團」；抗爭重地漢陽大學的催淚彈氣體，在暑假學校空空如也時竟聚而不散。八十年代國際特赦組織統計，南韓警察一年用了超過八十萬個催淚彈。

南韓這個月就要選總統，一個曾經以為永遠甩不掉獨裁的國家已經是第N次民選總統。這是南韓人民的選擇，是經過抗爭血路走出來的金光大道。

二○○五年五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在慶州一家小旅館看了整整三個鐘頭的光州特輯，那年是光州屠殺二十五周年。慶州在南韓東南，是朝鮮歷史上新羅王朝的首都，這個地方繁盛遠不如首爾，然而恬靜得很，連汽車開過的聲音也是寂然而去。電視上的盧泰愚在光州事件時還不是總統，他是南韓特戰部隊司令，從前線把部隊調回光州，進城恣意屠殺的便是他的兵。光州特輯在最後一節把死亡民眾逐一打出他們的姓名，伴隨着的是一幀幀年輕的黑白半身相片和墓碑上的瓷照，電視旁白說，我們虧欠這些人太多。類似的特輯隔幾年製作一次，南韓人民對那些血腥鎮壓有着超黨派的感受，這是以鮮血寫成的國民教育。第二天，我們到慶州山上的古寺，恰巧來了十幾車的郊遊小學生，圓圓的笑臉上是幸福的倒映，二十幾年之前，比他們只大十來歲的哥哥姐姐為了他們的今天倒臥血泊。

民主沒有即食快餐

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劉霞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的影片，空洞洞的房子裏一個剃了光頭的女子獨自在哭。那是情感抒發的嚎啕，壓抑兩年的感情在四個外國人面前猶如缺堤般一瀉而就，站在我旁邊看電視的年輕同事輕蔑地說了一句「這個政權」。相比今天的南韓，中國以及香港的民主路遙遠得多，但連曾經下令軍隊屠殺示威者的南韓都能夠享受民主，實在沒有理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南韓的今天是長年的民主運動積累而成，沒有即食民主快餐，也沒有不流一滴汗就一蹴而就。今年南韓大選，熱門人選裏有一個叫朴槿惠，她的父親是七十年代南韓獨裁總統朴正熙。看到這個名字，很難不想起七十年代流行甚廣的《五賊詩》和《魍魎歌》，如果說光州屠殺是南韓民主長路的鮮血，這兩首朝鮮古體長詩便是路上的白花。

我曾經為這兩首詩多年前與南韓駐港官員聊過，我有興趣知道的是長詩的作者金芝河如今何在。《五賊詩》是以朝鮮古典文學手法寫成，口語方言兼備，同音字擬態語齊出。「五賊」在朝鮮歷史上是有名堂的，最初的「五賊」是說上世紀初李朝年間朝鮮面對日本侵略的顢頇，一九○五年，日本伊藤博文挾着大敗帝俄艦隊直指朝鮮，要求朝鮮與日本簽訂《保護協約》，說穿了便是要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李朝皇帝召集百官會商，伊藤博文竟帶同日本憲兵直入王宮，質問正在開會的朝鮮官員對《保護協約》取態。各官之中，唯有五人表示同意，伊藤博文翌日到朝鮮外交部門，強迫簽署《乙巳保護條約》，也就是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條約。自此之後，朝鮮陷於水深火熱，五家共用一張菜刀的日子持續半世紀，朝鮮人民痛恨五大臣出賣國家，從此不名而稱之「五賊」。

金芝河的《五賊詩》說的是現代五賊——漢城有五大劇盜，搖身一變成為財閥、國會議員、政府部長等身分出現，中飽私囊，隱喻軍政財閥勾結。這首詩把五賊的名字都加上了狗爪部首，極盡挖苦能事，但全詩卻又嚴肅指出南韓在沒有民主下的悲狀，「西山日落，客愁愀然，河水染赤，血潮蜿蜒」。《五賊詩》在雜誌《思想界》刊登，甫刊出即大銷三十萬，南韓軍警拘捕金芝河及雜誌兩名負責人，控以「通敵行為」，最重者可以判死刑。其後在美國介入下金芝河免於一死，可是剛出牢房他寫出更長的《魍魎歌》，「當今之世，惡鬼橫行，無飯可吃，無衣可著」。這一次，金芝河被抓去判了八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向國際公開呼籲向南韓施壓釋放金芝河，南韓充耳不聞，八年後刑滿出獄。

朴正熙官商勾結始作俑者

今年選舉的走勢，朴槿惠很有可能乘着執政黨新國家黨的風勢成為南韓第一位女總統。南韓社會對朴槿惠的態度很複雜，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是南韓獨裁年間的總統，如果把「南韓總統」和「獨裁」鍵入搜尋器，出來的就是「朴正熙」這三字。儘管朴正熙為了南韓的經濟發展出力甚多，可他卻在政治及民主發展這條路上把南韓戕害淨盡，今天人人都喝打的官商勾結，始祖便是朴正熙年代的南韓。當時南韓開始推行重工業，朴正熙的做法就是指示銀行向某些戶口專供低息貸款，等於是要銀行把錢送給企業。這些迹近壟斷某一行業的企業負責人，很多是朴正熙政權的退休高官或將軍。這種畸型發展成為南韓經濟起飛的典型，今天走在南韓街頭，類似的典型仍然留有殘迹。朴正熙通過這種手段培植親政府的財閥，再以「經濟發展重於一切」為抗拒民主的藉口。

然而南韓的民主運動從沒稍歇下來，有人促狹的說這是朝鮮民族的高麗棒子性格使然，其實並非如此。今天香港的社會運動以及民主派都缺乏南韓社會那種傳承，南韓爭取民主的精神從學校流轉到社會，三十年前的民主運動驚天動地，當年的學生如今已是耳順之年，然而民主的追求從未停止，成為社會上的一股強大力量。必須指出，南韓民主從來不是以姓氏示人，不能說黨名有「民主」二字或稱謂有「民主」便是代表民主，連金大中的政治立場都曾經受質疑，這說明了南韓的民主之途「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是靠與軍警催淚彈拚命掙回來的。

南韓民主是在暴力打壓下茁壯成長，從五六十年代的萌芽期，七八十年代的鞏固期，以至於九十年代的收成期。這中間，學生的參與成為喚醒社會的號角，更重要的是，大批社會民間團體，通過勞工和環保議題帶動討論，從而涉及更深更廣的民主運動。一極多元的架構，大量民間組織統合力量，組織巨大的反對派統一戰線，在如斯廣大的群眾壓力面前，極權政府只得向公眾的民主訴求妥協，這種民眾主導模式帶來了朝鮮半島的春天。香港的民主道路與南韓大相逕庭，先不說形民主實親共的A貨民主派，光是泛民便有精英派的公民黨及草根派的社民連，在最近的梁振英僭建醜聞，泛民東林黨式的「遇事輒生異議」拖住後腿，到頭來幾乎什麼都做不了。

血汗爭民主非民主櫥窗可比

民主運動不會是平坦大路，在特區政府偷襲通過長者津貼的翌日想到的是，這句話在未來四年半必然合用。昨天清晨，電視台不斷重播前晚立法會的爭論新聞片，翻出《五賊詩》和《魍魎歌》重讀，想到這些年在新聞照片看到的南韓學生，二○○五年灣仔街頭令人動容的示威韓農，還有七年前那晚上在慶州呆看的光州特輯，縱然朴槿惠最終勝出大選，就是說萬一朴槿惠想重走父親的舊路，讀過《五賊詩》光州流過血漢城吸過刺眼催淚氣的南韓人民是絕對不會允許的。南韓民主之道迤邐四十年，流的血汗比斜躺沙發上爭取民主的地方要多，不是那種滿是賊子的廉價民主櫥窗所能想像的。

文 安裕

編輯 曾祥泰

彭礪青 - 朝鮮寫真：我們最純真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如果神話是集體心理需要下創造出來的產物，那麼現代國族的建構就是最主要的現代神話，在「權利」與「自由」高唱入雲的現代社會，神話將統治關係合法化成為公意的代表或種族的天性。這種神話即使是統治關係的核心邏輯，我們也把它視作理所當然，目睹南斯拉夫內戰的人們，很容易把民族主義當作共黨意識形態退潮後的替代物，或者被共黨意識形態掩蓋的原來國族意識。即使到了今天，我們討論朝鮮政權的時候，也會產生這些誤解，錯把平壤方面熾烈的反美宣傳和好戰行徑，視作一種純然的冷戰後遺。

事實上，朝鮮比蘇聯及其東歐集團更強調這種神話，甚至兩者的國家意識形態類型有着本質上的分別。美國朝鮮專家麥爾斯教授（R. B. Myers）寫的《最純潔的種族》，就試圖戳破康明思（Bruce Cumings）等左翼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朝鮮政權將傳統的「隱士王國」轉變成「蘇聯式烏托邦」。麥爾斯認為，平壤政府參照了日殖時期的種族主義宣傳，建構了一種新的軍國種族思想，他們明顯地承繼了日本軍國思想中關於純潔種族的神話，只是將日本人換成朝鮮人，將天皇換成金日成而已。為解釋這種神話的運作，與及它對外界的描述，麥爾斯憑藉他對朝鮮政治文化的認識，使用了大量朝鮮的油畫、宣傳語言及小說文本，為大部分毫不了解朝鮮的讀者填補了認知上的空白。

日殖時期遺物深化了的神話

此一種族原型原為加強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統治而設，當時日殖鼓吹「內（日本）鮮（朝鮮）一體」，醜化美國傳教士的行徑，以達成軍國主義目的。更重要的是，它把日韓民族描繪成純淨、潔白的民族，將（西方）世界視為污染；此外，它也試圖淡化中國對朝鮮的歷史影響。更有趣的是，這種愚民思想不僅是日本統治者的產物，當時的朝鮮知識分子都成為宣傳這種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思想後來成為了平壤政權加以利用的意識形態資源。

日殖時期的民族主義觀對南北韓的影響如此深遠，使他們對日本的刻骨仇恨，亦不若其反美情緒之深，這方面尤以平壤政權最為明顯，他們甚至將美國人繪畫成鷹鈎鼻的白種人士兵，嗜殺朝鮮婦女和嬰孩。而在其對立面的朝鮮人，則永遠是心思單純的受害者。在國族神話的製造過程中，敵我對立往往是核心，只有美國人的醜惡、殘忍和狡黠，才能突顯出朝鮮民族的善良、率真和純潔。而在意識形態宣傳下，朝鮮人民被描繪成率性、自然的民族，理性和紀律並非這個「獨特種族」的稟性。在這種解釋下，士兵違抗軍命、擅自與敵人周旋的行為不被譴責，因為這也是率性、純真的表現。這解釋了斷續發生的美軍或韓國遊客遭朝鮮士兵擊斃的事件，還有朝鮮外交官員違反外交禮節、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徑，以及金正日對於外交行為的要求。而金正恩繼位前為立軍功而突襲南韓天安號護航艦、炮轟延坪島的事件，也是一種「勇武」的表現。

以魔鬼襯托天使

此一種族特質不單對立於西方世界的現代理性，更反對馬列主義的國家理性邏輯，更促成有別於毛澤東、斯大林式父權獨裁者的領袖崇拜。麥爾斯指出，在宣傳油畫中的金日成將軍，是一個父母形象曖昧的親愛領袖，他往往敞開母親般的胸懷擁抱普通士兵，展現親切笑容。麥爾斯發現，朝鮮宣傳並不着重於「偉大領袖」以什麼方法解決實際問題，這種個人崇拜並非要把「領袖」塑造成有智慧和具科學思維，甚至像神一般的父權領袖，而是把他描繪成父母般的領袖，這是因為他來自一個純潔的民族。這種雌（天真）雄（理性）特質的差異恰好拉開了朝鮮與其他搞個人崇拜的共產國家之間的鴻溝。

理解這道鴻溝，對於預料朝鮮在開放壓力下的國家發展前景，其統治形式轉變的阻力，及了解脫北者及一般人民對自身國家及世界的印象，尤為重要。現在朝鮮成為地區核安全問題的關注焦點，它的極權社會成為許多相關暢銷書如《我們最幸福》的主題，西方自由主義觀點假設大部分朝鮮人民會像少數倖存脫北者般，想脫離自己的祖國。麥爾斯並不同意這項假設，他認為大部分朝鮮人民不會嚮往西方及西方化的韓國，即使信息流通使兩國邊緣的朝鮮人民接觸到愈來愈多的外國信息，這種意識形態仍然牢固地主導民眾的思想。

心繫領袖的朝鮮人民

我們知道零星脫北者例子，而且他們對「領袖」依然有濃厚的情感，金正日逝世時，朝鮮民眾表現的哀慟是發自內心的。我們一直以為極權社會的個人即使在外表上順從，內心卻保留了一定的異議和良知的聲音，朝鮮這個極權社會的典範挑戰了我們對極權社會與個人關係的常識。然而另一方面，這個政權比其他共產政權更迫切地需要建構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因為隨着全球化帶來的開放風氣，朝鮮比其他獨裁政權更有可能因為合法性危機而崩潰。不過，憑藉着純潔種族神話，平壤政權得以透過醜化美國、不斷重構「領袖」特性、對勇武行為的讚美，以及因應時勢對韓國人民的解讀（如向國民對陽光政策作污蔑），令這個政權維持不死，即使沒有人能預見這光景能維持多久。

基於篇幅所限，作者沒法進一步對比朝鮮的專制體制如何比韓國更成功地維持種族神話的論述，然而作者卻清楚不過地顯示出，「種族純淨」如何作為種族神話的基調，因應時局變化而在加上主體思想、先軍思想，還有父母式領袖崇拜、咄咄逼人的外交手腕等內容，牽制所有國民的心智。「純潔神話」的核心離不開數百年來朝鮮民族受中、日、美、俄等強權擺佈的歷史背景，今日朝鮮在經濟上的窘境加強了它，這個「純潔種族」本質上是受害者，所以即使它表現出好戰的外表，它也自視為被侵犯者而非戰無不克的勝利民族，這與日本和德國的種族主義內容大相逕庭。

麥爾斯對意識形態的論述不單讓我們了解極權社會最獨特的一個範例，也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南北韓「拒外」意識的根源。

文 彭礪青

編輯 甘芷晴

野渡 - 寫給劉霞——荒謬時代的弱女子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下午，突然在網絡上看到已失去聯繫兩年之久的劉霞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的視頻，鏡頭前的劉霞是如此孤獨無助，兩年來無盡的煎熬、折磨、等待，在她抽泣的眼淚中流露無遺，亦衝垮了人的心防。此際有慵懶暖陽跳躍在窗戶上，我卻心酸無比，眼淚也隨之湧了出來。

記憶中的劉霞不是這樣憔悴，不是這樣憂傷的。

五年前最後一次見到她，在同樣的冬日暖陽下，她把她的畫作和攝影作品一張張擺放開來讓我觀賞，然後微笑着看着我說：「艾未未來看到我這些作品時，對曉波大叫你家媳婦是個大才女呢。」記憶中這一幕如此的清晰，似乎只要我再敲開那扇門，又會聽到她那滿是孩子氣的得意聲音。

丈夫是生活的主要內容

在那天，曉波與我天南地北瞎聊天，她安靜地坐在一旁，眼中只有曉波，他便是她的世界。我和曉波談興正濃，半夜三點時她張羅好了消夜給我們吃，然後才去休息。這一幕是我最熟知的他們的生活場景，曉波是夜貓子，早上六點後才休息，有多少個夜晚我和曉波通過網絡語音交流時，都會在耳機中聽到她叫曉波吃東西的聲音，照顧好曉波，便是她簡單生活中最主要的內容。

曉波被判刑那天，我打電話給劉霞安慰她說：「霞姐你不要擔心，如果讓曉波十一年後才從監獄出來見你，那是我們這些朋友的恥辱，也是我們所堅持的理想的恥辱。」她依然很平靜地說：「我相信他，相信你們，我等着他。」她理解他的丈夫，理解他「不是在監獄中，就是在往監獄路上」的選擇，然而，無怨無悔。

二○一○年五月，曉波被移送錦州監獄，劉霞獲准每月可以探監一次。劉霞知道，曉波的牢獄生涯中最開心的是在她探監的時候，如同曉波獄中給她的書信中所說的，「你的微笑，就是陰雨連綿中的一柄紅傘」，即使北京到錦州的距離大約五百公里，路途勞累，她仍堅持着，並且從不讓曉波擔心她在外面的情形。而曉波夫妻的朋友們也自發組織了「陪霞姐探監志願小組」的接龍行動，每次安排兩三個朋友陪她去，不讓她孤獨上路，大家爭相報名，一年的陪同探監安排很快就排滿了。

活在荒謬時代無形監獄

然而，能給孤獨的劉霞帶來人間一小點溫暖的火光也很快被無情的風雨撲熄。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沒有人會想到，一個政權會以最野蠻的方式對一個弱女子發起了戰爭。即使是在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宣稱出「法律不是擋箭牌」這句連點遮羞布都不用的流氓名言時，也沒有人能知曉等待劉霞的竟然是什麼樣的命運。

劉霞完全被軟禁起來，電話、網絡被切斷，每周只獲准在嚴密監視下外出一次購買生活必需品，以及探望她的父母，偶爾能見一下她的一位在體制內工作的閨蜜外，再無任何自由。她身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人身自由卻被非法侵犯和踐踏。她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政治犯，曉波在有形的監獄中，她在無形的監獄中，同時為這個荒謬的時代而承受苦難。

長期的軟禁生活使劉霞的身體大不如前，眼疾、背疾、失眠、神經衰弱等疾病不斷折磨，身心嚴重受創。軟禁生活亦讓劉霞本來就簡單的生活更加簡單，幾乎一頓飯兩包煙就過一天，或者看下書繪下畫打發時間，或者看着她親手為丈夫拍下的照片思念着他們相聚的每時每刻，或者獨自倚在窗戶抽煙，沉默仰望僅屬於她的這一小片天空。她的世界只有她的丈夫，而這個政權的世界卻依然容不下一個弱女子。

自由未到陪劉霞受煎熬

她現在生命中最快樂的事情是每月一次的探望丈夫，儘管被嚴厲警告不能談論除了家庭之外的事情，但是只要她牽起丈夫的手，所有蒙受的苦難就有了意義，因為她知道她是他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而他亦是她漫長暗夜永不熄滅的篝火。強權踐踏不了這亙古的愛意，正如曉波在法庭最後的陳述中向劉霞深情訴說的：「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們的堅持打動了無數人，一位網友看了劉霞的美聯社採訪視頻後在Twitter上很感慨地說：「我又相信愛情了」。

然而，他們對理想的執著，對愛情的堅守，能打動無數普通人，卻打動不了鐵石心腸的強權。當代表了人類精英中的精英的一百三十四名諾貝爾獎全部學科得主聯名呼籲釋放劉曉波時，強權宣稱這是干涉了內政；當美聯社把劉霞的哭訴傳播到全世界時，強權推說不知情。指鹿為馬，裝聾作啞，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社會的現實。

在這個國度，只要一天自由還沒有來到，我們就與劉曉波、劉霞同受煎熬，每一個堅持良知的人都可能是下一個劉曉波、劉霞。

所以，還劉霞自由，還劉曉波自由，即就是還我們自由。

文 野渡

編輯 梁詠璋

胡佳 - 囚在黑獄的傻瓜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車在暴風雨中疾馳，後來才知道，這一天被稱為「7‧21雨災」，北京罹難了很多市民。我在路上困在積水和擁堵中9個小時。而我們選擇這樣的惡劣天氣，恰是為了一場奇襲。迷離的視線中我們經過了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中央軍委大樓，通過這條代表權力核心的大街，我們的目的地卻是一座監獄，它就在這些權貴駐地的後面——玉淵潭南路9號院17號樓4單元501室。那裏有一個女囚徒——劉霞。

手握着方向盤，一路向西。回想起在出獄前的幾個月，北京國保總隊的處長不斷來監獄探問我出監後的想法，那時我就告訴他們三件事我必做：我一定會去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一定會查找高智晟律師的下落，一定去看望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出獄後的第六周2011年8月9日，我第一次來到那裏，進入了劉霞家的單元樓道，在按門鈴的瞬間被保安攔住。隨後幾個人圍住我要求我到小區門口登記，待我返回門口做登記，他們已經先用對講機告訴大門口攔截我再進入。我堅持要他們「給說法」，並要求警察來解決問題。最後相持之下他們不得不叫來了兩輛警車，其中有態度惡劣的國保便衣，我被帶往附近的羊坊店派出所。國保們當然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與合理理由，但是只是跟我強調上峰不允許接觸劉霞。這一次我至少確信劉霞仍然住在這裏，而且她家的樓下沒有警察只有保安。是啊，對付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門鎖加保安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囚禁着公民權利，囚禁着言論自由

劉曉波和劉霞的家在中央軍委大樓的正後方，軍隊代表中共的最強力國家機器。而正北相距不過百米之處，卻是國家級囚犯劉曉波的住所，他的妻子劉霞取而代之「享受」着政治犯的待遇，她的家就是她的單人牢房。如同山東當局給陳光誠一家單獨搭建的黑監獄一樣，與其說是囚禁着自由公民陳光誠和劉霞，不如說是囚禁着公民權利，囚禁着言論自由。

到達劉霞家小區外，我和朋友借來的「女友」共打着一把傘走到劉霞家樓下，狂風大作暴雨傾盆，一把寬大的雨傘也無濟於事，我們倆的身上都淋濕了。當走過單元門口，遮住半邊的布簾後面一個看守坐在鐵門邊的牀上，而小區後門崗樓處一雙警惕的眼睛盯着雨中走來的我們，那個看守的樣貌很像去年我遭遇的那個保安隊長。我們明白了，這樣的惡劣的天氣下看守們反而更沒鬆懈，戒備依然。大雨的聲音淹沒的一切，我走向劉霞家主臥的樓下，舉起相機記錄下那暴雨中靜謐的燈光。此刻，你在幹什麼呢，劉霞？讀書、思索、回憶、傷感……也許你是因為疾患而臥牀休息。

傻瓜，胡佳，傻瓜，胡佳……

今年8月底的一個晚上，劉霞家的臥室燈亮着，我用特殊的方式呼喚她，她警覺敏感地閃到主臥室的窗前。劉霞的身影依然還是那樣消瘦，戴着眼鏡，剃着光頭，與我○六年第一次見到她時一樣。主臥的吊燈光芒很亮，逆光下她像一幅窗前剪影。我在樓下昏暗的路燈邊，不時地向她揮手，或者用手機按出一亮一滅的信號。我在獄中時，金燕和謙慈寶寶被國保長期軟禁，很多朋友就曾用過在樓前小區外舞動閃亮手機的方法安慰和鼓勵金燕。為了讓劉霞更清楚我的意思，我還偽裝成來呼喚她前樓鄰居的來訪者，為了不驚動樓後的看守，我用中等的音量呼喊「傻瓜，胡佳，傻瓜，胡佳……」傻瓜是劉霞家裏的暱稱，而叫出我自己的名字是告訴她站在她面前的就是我。親愛的劉霞，希望你真的已經知曉，我來了。是的，我來了，我看見了，就差第三步——「你自由了」。

她站在那裏安靜地看着我，一會兒掏出煙，在窗口吸起來，煙頭時亮時暗，我們無法做更多的雙向言語交流，我只是看着她，她看着我，我不時會動手臂或帽子。也許她都未必聽清我的呼喚或看清樓下的是我，但她肯定明白，朋友來看她了，朋友關注着她和曉波。

我用借來的數碼攝像機遠遠地拍攝到她的「剪影」圖片和吸煙的過程，後來提供給無國界記者的朋友們用於對曉波和劉霞自由的呼籲。

那是最後一次看到劉霞，本計劃十八大之前的9月、10月繼續探訪，但從9月18日起我就因為中共十八大而被嚴密軟禁、流放安徽。11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又因為陳光誠的侄子陳克貴開庭和組織愛滋病患向民政部請願遊行而遭到軟禁。直到12月6日看到美聯社意外拍攝到採訪畫面。這種面對面的近距離視頻，讓剪影中的劉霞更加清晰了，劉霞像個被壞蛋欺負的小女孩一樣無助、無奈、驚恐、委屈、渴望自由與安全，但同時又有一份堅持和擔當。

劉霞發聲我被軟禁，荒誕嗎？

畫面中劉霞緩慢而激動地說：「我們就是生活在這麼荒唐的地方，荒唐到我覺得我是個有充分心理準備的人，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他得了獎，我不能出門。這真是太荒謬了，我估計卡夫卡也寫不出這樣荒誕的事。」誰製造了這份荒唐，共產黨們，對，但更根本的是這個本身運轉就是在犯罪的體制，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隨着劉霞的影像公之於眾，當局立即再次對我實施非法拘禁，可能要持續到12月10日人權日和諾獎頒獎之後。劉霞發聲我被軟禁，荒誕嗎。對正常人而言感到荒誕的事情，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邏輯中卻被癲狂地當作確證的理由。莫言先生的魔幻現實主義怎麼不見描述如此魔幻的現實呢。

2010年10月9日，我在監獄內訂閱的《新京報》上看到曉波獲獎的消息，那一年他和我在諾貝爾獎上的呼聲都很高。從個人的角度上講，沒能獲得諾獎總有些遺憾，但從公民的角度上講，我很振奮諾貝爾委員會終於將象徵和平和與人道的最高獎給了中國的反抗者。這承認了我們站在人類爭取自由的前沿。我妻子金燕說：「我們分享了他的榮耀」。當出獄後我獲知劉霞的狀况，我更清楚如果那年是我獲得諾獎，那麼曾金燕就會是劉霞當下的處境。我們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同身受。莫說我們和劉曉波夫婦是朋友，即便我們彼此不認識，我們也必須對這個家庭守望相助。

作為一個從小監獄回到社會化大監獄中的中國政治犯，我想告訴每個人：

第一，政治犯的家屬也是政治犯。

第二，政治犯都希望被持續地關注，即使未能提前獲得自由，但這至少可以改善獄中的待遇。

第三，當局圈禁政治犯的家屬，就是為了封鎖政治犯的言論和情况繼續受到社會的關注。因為這種焦點給中共的政法維穩系統、意識形態控制系統和外交系統很大壓力。

第四，國際社會的呼籲、國際媒體的監督必不可少，但最重要的是中國公民自主的壓力行動。這首先告訴中國的共產黨專制者，我們不畏赤色恐怖；其次這會創造很多的證人，大家通過微博和推特形成國內的群體性關切；其三，公民的行動會引發更多的更公民參與行動。此種模式在對陳光誠的呼籲中已經發生過。

第五，當對政治犯家屬的探訪取得意外收穫時，要集中力量繼續進行「飽和攻擊」，徹底打破給政治犯家屬的黑獄。

文、圖 胡佳

陶傑 - 討厭政治？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9日

香港年輕女藝人說：當公眾追剿特首的僭建醜聞，我想到老人家等着他們的生果金，所以，「我討厭政治」。（見王菀之facebook：惹禍篇；回應一；回應二）

該女藝人在網絡遭到罵爆，被指為無知。香港年輕一代的網民成熟了。

「當公眾追剿特首的僭建，我想到老人家等着他們的生果金」，是一種偽道德邏輯。因為特首的僭建，涉及幾個基本的謊言，在西方民主政治裏，一個領袖被指為Liar，是很大的罪過，缺乏了人的品格聲譽，聲討特首說謊的同時，不一定都跟香港的老人過不去。

而且，當一個政府想明修老人金的棧道，暗渡誠信品格的陳倉時，這就是政治。

因此，「我討厭政治」這樣的結論，是幼稚的。但這種論點，在許多香港人之間很流行。在蘭桂坊的酒吧，在IFC的咖啡座，當許多二三十歲的港女，閒談的話題，除了Zara的服裝、淘寶的飾物，或者大阪北海道的日本美食，你跟她們講時局的是非，她們一皺眉頭，以為很有性格，說：我討厭政治。

當劉霞女士：一個無辜的中國女子，毫無法律依據，被家中軟禁經年，如果你跟這種港女說：囚禁劉霞的人，口口聲聲「依法治國」，他們多不講道理，而又多麼虛假？港女也一臉不屑，說：「不要講這個好嗎？我不懂、也討厭政治。」

一個社會走向專制，自己放棄了自由權利，靠的是這樣的愚眾。她討厭政治？她不知道：麪包比上個月貴了一元，她喜歡吃的那家日本小餐廳結了業，或者乘地鐵，票價又貴了，這一切都是政治。

一九四九年，中國即將「解放」，上海許多企業面臨重大的決定：要不要逃去台灣或香港？那時有許多生意人選擇留下來，說：「毛澤東雖然來了，上海幾百萬市民，不也要吃飯？店舖不也要做生意？我們是生意人，不管政治，留下來，有什麼問題？」

結果，少數的人跑了，多數人留下來，後來「公私合營」，要他們交出財產，然後，要他們跳樓自殺。北京市長陳毅天天上班就問：「今天有多少傘兵？」政治是一隻鬼，你討厭牠，沒有用，牠上門找你。

相關評論：林忌 - 討厭政治倒夜香

Vic：看林忌這篇文章，我想到一句話：余豈好政治，余不得已也。香港是一個充滿政治愚民的地方：街上跌一塊招牌，會砸死十個以政治無知為榮的偽中產。此所以港共可以不斷賊喊捉賊，以「不要將事情政治化」來愚惑大眾。

小思 - 四邑一婦人

明報   2012年12月8日

讀雷競璇寫父親遠去古巴謀生的故事，使我想起另一個古巴華僑留下的四邑婦人。

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小學同學隨丈夫移民澳洲，六十多歲的母親不肯到外國去，獨留香港。同學交託一件「艱難」工作給我：每月去看望她母親兩次，主要是為不識字的老人讀信寫信，信的對方是同學還未出生就拋妻棄女到古巴去的父親。那男人早已在遠方另娶成了家。信好久才來一封，幾乎千篇一律說甚麼生活艱苦，無法寄錢。妻子在這邊叫我代寫，例行一月兩信，不過問候數語，卻從不間斷。

如是者過了好多年。一年，隔了很久沒音訊，忽然接一英文郵柬，原來那男人死了。我不敢告訴老人家，先打長途電話把消息傳給同學。真要命，沒想到她要我瞞住她母親，還要編故事說古巴不准寄信到香港，信件以後由澳洲轉給我。這一派胡言，也只有不識字的鄉下婦人相信。從此，我讀假信，也寫假信。

日子久了，老人卻話愈來愈多，要我問候那奪去她丈夫的女人和一家大細，問起生活細節。我只好胡亂寫大堆字。有一天，她竟要問他們的出生年份，原來她要去黃大仙為他們祈福。為丈夫的女人、子女祈福？這個四邑婦人，守大半生「生寡」，丈夫沒寄半分錢照顧，居然毫無怨言，還要為他人祈福。我實在無法理解。往後，她幾乎天天用許多錢去拜神祈福，我對她如此浪費很生氣，忍不住用很重語氣勸阻她。沒想到她哭着說：「他們一家有福，我丈夫會開心的。」

古德明 - 薄熙來的生殖器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8日

十月三十日，中共《光明日報》批評前重慶市書記薄熙來口蜜腹劍，貪財好色：「上管不住自己的口袋，下管不住自己的褲帶；上面的嘴巴講得漂亮，下面的生殖器官骯髒不堪。」這段話也許不錯，只是未能像另一段評論那樣，鞭辟入裏。

據說，薄熙來父親薄一波一九八三年曾談及文革期間被清算：「小熙來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地上，又朝我胸膛猛踩幾腳，踩斷三根肋骨。這小子手毒心狠，連爹都要置於死地，真可以做我們黨的繼承人，日後一定有大出息。」薄熙來顯然沒有辜負父親期許，做了新中國西南王，只差一點，就做了黨總書記。

中國人向來認為孝、忠同條共貫，「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為人兒子不孝，為官自然殃民禍國。明朝有個知州的八十歲母親病篤，一直不見兒子回家，臨終剪下頭髮一縷寄給他，而那知州若無其事。太守唐有懷聽聞，就力請上司把那知州黜免。上司有點猶豫，說知州「素無大過」，唐有懷說：「一縷髮足矣！過孰有大於是者乎？」知州終於罷官。這是我國的政治道德（《不下帶編》卷四）。

中共的政治道德完全不同。文革時，毛澤東就嘆息未能虐待已故父親：「我那個父親也不高明，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氣式。」胡錦濤幼年喪母，由小舅母劉秉霞撫養成人，視同己出。胡錦濤得志之後，劉秉霞說：「他沒有回來看過我。」薄熙來文革時有沒有踩斷父親肋骨，我無從稽考，但他做了紅衞兵，宣布和薄一波斷絕父子關係，都是事實。然則薄一波說他「真可以做我們黨的繼承人」，也沒有甚麼奇怪。

孝弛於家，忠廢於國：薄熙來身體力行，印證了這道理，否則多年來中共也不會讓他扶搖直上。只是中共現在批評他「上面管不住口袋，下面生殖器骯髒」，卻未免有點滑稽。

論生殖器之骯髒，請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篇：「毛陰莖包皮過長，平時又不清洗，成為滴蟲攜帶者。許多女孩子與毛有特殊關係，沒有一個不受到傳染。我勸毛局部清洗乾淨，他說：『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而習近平以至江澤民，今天都說要捍衞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

至於「上面管不住口袋」，更不是薄熙來一人的事。據美國彭博通訊社、《紐約時報》等訪查到的一鱗半爪，習近平胞姊齊橋橋一家，就有財產二十九億港元；溫家寶一家，更有二百億港元。中共幹部的口袋，永遠是那麼難管。

我不會同情薄熙來，但不能不為他向中共說一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林保華 - 香港壹傳媒也非賣不可？黎智英的媒體傳奇完結篇？

新新聞    2012年12月5日

一九九○年代，壹傳媒在香港崛起，老闆黎智英的堅決反共與大膽敢言，使他榮獲「民主黎」的外號。一九九七年我們夫婦離開香港移民美國時，他還設宴歡送；二○○一年我出版《中共風雨八十年》，並贈送給他時，他給我的傳真寫著「兄真一生為中國正義奮鬥也」，給我很大的激勵。

但是後來愈來愈多朋友問我，到底他是民主鬥士，還是生意人？本來在我看來，兩者可以得兼，至於孰多孰少，並非那樣容易判斷。但是在他出售台灣壹傳媒的過程，生意人的形象是很明顯了。

蔡衍明想吃蘋果 黎智英敲他一筆竹槓

一般以為，因為台灣壹電視上架受阻，禁不起長期虧損，黎智英才興起賣台灣壹傳媒的念頭。但是在練台生決定收購壹電視，封住虧本的大門後，黎智英仍然決定不惜背約，把蘋果日報、爽報連同壹電視打包賣給新的買家；顯然，他在台灣已經無心戀戰。是他對台灣民主前景看淡，還是對紙媒的前景看淡？至於買主裡有蔡衍明，黎智英事前是否知道？雖然目前有兩個不同版本，但是我傾向黎應該事先知道，至少猜到，才會以一七五億元台幣的較高價格賣出。顯然他摸到蔡衍明要吃定黎智英的心理，最後敲他一筆竹槓。但是這對台灣壹傳媒的員工就不夠道義了。

在黎智英決定把台灣壹傳媒打包賣掉以後，我判斷，他也要賣掉香港壹傳媒，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大環境的變化，香港壹傳媒經營愈來愈困難，現在連更賺錢的台灣紙媒都賣掉，怎會有心把香港的長期經營下去？第二，壹傳媒是國際品牌，而且是反共的品牌；台灣壹傳媒賣掉後，肯定變質，將來台港壹傳媒，一個親共，一個反共，造成品牌與價值觀的混亂，因此香港的也非賣不可。

《壹週刊》已寫「總結」 香港壹傳媒出售將是震撼

在我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香港已經有人在談黎智英準備出售香港壹傳媒了，而且是在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裡，分別發表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與二十六日。前者主要分析蘋果日報在香港的影響力，並且透露中聯辦官員已經在飯局裡鼓動香港的財閥收購壹傳媒。後一篇作者是商界出身的媒體人蔡東豪，解釋黎智英為何會出售香港壹傳媒。

蔡東豪認為，香港人沒有去想，或者不敢去想黎智英會出售香港壹傳媒。但他認為可能的理由是：第一，他已經六十四歲了；第二，他辦壹傳媒得罪北京，付出的代價很大，不想家人承受他的痛苦。這些當然是理由，但不是絕對的，因為家族事業可以轉換為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個人可以淡出，而不是賺錢跑路。

我與蔡東豪的感覺一樣的是，黎智英在十月下旬連續四期的《壹週刊》寫他的＜傳媒之一＞到＜之四＞，顯然在為他的創辦壹傳媒寫總結，那就有要結束的意思了。

是否只在乎錢？ 黎智英「靜待良機」

別看香港泛民裡，好多人對黎智英也頗有微詞，但是蔡東豪說：「如果有一天黎智英真的要賣蘋果日報，相信不少香港人都會感到傷感。」我的看法是，對出售台灣壹傳媒，我感到傷感，因為這是台灣民主社會的恥辱；但是出售香港壹傳媒，將是震撼，遠遠超過台灣，因為誰也不能否認壹傳媒與黎智英本人對香港民主事業的貢獻。一旦壹傳媒轉手，尤其是落入親共人士手裡，很難想像香港民主事業的受創程度。

蔡東豪想到出售香港蘋果日報的幾個可能性，包括把控股權變身為基金會，交由他信得過的人管理；或如當年賣佐丹奴，把股票售予機構投資者，雖然後來也出現單一股東；或賣給如李澤楷等外界較能接受的商人。但他也認為，無論如何，在香港，蔡衍明這類背景的人總是在不遠處，出其不意地彈出來。然而我認為，關鍵還在於黎智英的態度，如果是純粹的生意人，出售的唯一標準就是價高者得，蔡衍明這種人也就可以得其所哉，因為他們不在乎錢；因此問題就在黎智英是否只在乎錢？

而在最新一期的《壹週刊》，黎智英寫的＜靜待良機＞一文，已經大談現在是拿著現金、保持實力，等待投資紐約的高檔物業。黎智英痛罵歐巴馬的政策，認為會帶來經濟危機，那才是他投資的時機。的確，投資物業比經營媒體省事許多；依照官樣文章，這該是六十四歲的黎智英做出的新的人生規劃，而出售台港壹傳媒，只是實現這個規劃的必要手段。

(作者為資深政經評論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史系畢業。曾任香港中報、信報編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特別助理。) 

潘嘉偉 - 劉霞和劉曉波犯了甚麼罪？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8日

突然在電視新聞上看見劉霞，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她終於能再與外界短暫接觸，接受美聯社採訪，這是她丈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兩年多以來第一次有記者能夠採訪到她。電視畫面看見劉霞忍不住長期壓抑的情緒，消瘦的身軀顫抖着，憔悴的臉頰上流露出已承受不了被軟禁的痛苦。看見劉霞在哭，心情真的很激動。她犯了甚麼罪？中國政府說不出。她為何被軟禁？除了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難道中國政府還可以找到其他理由？這樣就軟禁一位公民，真的有如劉霞所說，相信連已故奧地利大文豪卡夫卡也寫不出這樣荒誕的事。

另一邊廂，看見莫言與家人及官員到瑞典預備出席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莫言在記者會被傳媒追問對劉曉波仍被監禁的看法，他只推說之前在獲知得獎的記者會上已說過，然後他被問到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他說「這個真的很難說」，又說審查制度有必要，並請記者看中國的互聯網，就知道有沒有自由了。再被問到對中國新聞審查的看法，他說中國和外國都有審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輕描淡寫的回應，正好看出這位貴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價值觀。據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中國仍有近四十名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因言獲罪身陷獄中，是世界上最多文字獄的國家。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那麼為何中國的文字獄比別國多？

不知道莫言現時在瑞典這樣一個與中國審查尺度和方法完全不同的國家，在電視上及網上看見劉霞被軟禁家中向記者泣訴，他有甚麼感受？作為一位作家，在極權的國家以「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自我審查創作出來的作品，現在獲得了文學界最高榮譽的桂冠，難道這真的值得國人驕傲？我真的想問莫言一句：「你覺得劉霞犯了甚麼罪呢？」可能他會再重複地說，「這個真的很難說」。也很想問問他對《零八憲章》和劉曉波寫的文章有甚麼看法，難道與中國憲法和普世人權價值相關的文章，中國也是必須要審查剔除，作者並要因言獲罪坐牢？

聽莫言的發言令人感到有如聽一位中國官員發言，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作家應有的風範？劉霞被軟禁在家，與世隔絕，如果她聽見莫言的言論，不知是何等感受？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監禁，難道劉霞要像他一樣被軟禁至他刑滿獲釋？劉霞到底犯了甚麼罪而要受此折磨？劉曉波又為何只因為幾篇文章而要被長期監禁？中國政府仍然欠全世界一個合理解釋。

潘嘉偉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理事

王丹facebook評論：莫言說「你去網絡上看看，就會知道有沒有言論自由」。這裡，莫言用了曖昧的文字，如果當局說他指責沒有言論自由，他就說「我的意思是看看網絡就知道有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說他認為有言論自由，他就說「我的意思是看看網絡，就沒有言論自由」。這樣的曖昧，表面上看可以使他立於不敗之地，但是骨子裡表現出的是不誠實和農民式的狡詐。而坦誠，不是我們對於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最基本的要求嗎？

有人說，如果莫言敢言了，就會失去自由，他有不想失去自由的自由。這番話其實似是而非。因為，且不說今天以莫言的地位，說幾句真話會不會坐牢，其實很值得商榷；重點是：即使他沒有說真話的自由，但是至少，他可以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或者，有沉默的自由。難道中共會因為他不說這些話而逮捕他嗎？

有時候，明確表示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抗議。但是莫言沒有選擇沉默，他選擇說那些模棱兩可的話。這種對沉默的抗拒，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一種立場，其實就是向中共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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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昌 - 何妨改提「信任」梁振英動議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8日

各位讀者可沒有看錯標題，我在此向下周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的胡志偉議員以及民主黨建議，改為對梁振英提出「信任動議」，然後聯同所有直選的泛民主派議員否決「信任梁振英」。蓋因面對這個愛賣弄政治小聰明的大話精，斷不能按一貫章法跟他循規蹈矩來對弈，是時候給他一點顏色看看，挫其銳氣之餘也提高民間倒梁士氣。

不同於民主國家的議會，在我們這個立法會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就算通過也沒有任何約束力，提出議案是純粹的政治表態，莫說議案在分組投票下鐵定不能通過，就算通過了，面皮厚如梁振英也肯定無視到底，因為道德對於他根本不會構成任何壓力。既然是政治表態，為何不採取一個更令政府與保皇黨困擾的手段去做呢？

當日在高鐵撥款之時，謝偉俊在財委會就曾反對自己提出的動議，雖然余若薇批評他「精神分裂」，但多得他這樣一搞，使得立法會的法律顧問點明，反對自己的動議並不違反議事規則，令我們現在連諮詢法律意見的時間也省回。現在我們大可在議會內「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以謝偉俊這一手迫使保皇黨及政府官員，就「為何信任大話精」大發偉論，結果還是要嘗嘗議案在分組點票時被否決的滋味，心涼之餘，建制派或因一再被迫無條件護航而加深了與梁振英之間裂痕也未可知。

而如果民主黨能夠以此嶄新方式挑戰政府，為市民一吐由梁振英當選以來所積累的烏氣，市民對民主黨自然也大為改觀，一洗以往常被「人民力量」所指墨守成規、不敢抗爭的印象。「人民力量」常以抗爭方式最具創意自詡，如今劉慧卿大可站出來說，創意並非他人所專美。當然這一着還是有一點風險，就是直選議席當中泛民主派僅僅過半，若走失兩人議案就會通過。不過就算如是，也不無好處，因為正正在這個要集合所有力量倒梁的關鍵時刻，正好檢視一下泛民誰是人是鬼，好在即將來臨的艱巨鬥爭之前認清敵我。

回歸以來，這個立法會已經否決幾多承載公義的議案，由每一年的「平反六四」議案，到上一屆議會竟然連「捍衞新聞自由」和「捍衞學術自由」的議案也被否決。為了讓我們香港人重新累積一點政治陰德，請由否決信任這個梁振英開始。

楊繼昌
國事學社主席 

楊翠、高有智談陳為廷

楊翠 - 只能一夕萎頓，明朝還要奮起
Source：楊翠facebook   2012年12月8日

媒體，再一次玩弄了幻術。在所謂「陳為廷道歉」的報導上，請大家參看基進筆記，才能了解完整的細節，以及陳為廷的話語脈絡。

這幾日，我像著魔一樣，守著電腦，爬行臉書，緊緊盯著「禮貌事件」的動態。詩人吳晟面對官商怪手，自嘆「無用的詩人」，我也只能自嘆「無用的老師」，眼睜睜看著媒體怪獸伸出鷹爪利舌，生吞活剝一個理想、熱誠的大學生，除了拼命發文轉文之外，我很苦惱，自己什麼也做不了。

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德高望眾」的教育家李家同，嘲諷陳為廷不敢嗆黑道，知名作家張大春甚至使用了「鷹犬爪牙」這樣可怕的字眼， 陳為廷究竟犯了什麼錯？你們這些偉大的社會賢達要如此羅織罪名、亂棍齊下？你們到底被什麼附了身？

我不只一次擔心，陳為廷還是一個孩子啊，他要如何承受社會集體圍剿的沉重壓力？這個孩子，幾個月來，連續被旺中、聯合兩大報，動員全部網絡，集體圍剿，羅織罪名，凌遲吞食，這世界到底出了什麼錯？

我一直很喜歡為廷。他大一就與魏揚一起辦「基進筆記」，魏揚總說，這學弟很有想法、有行動力。的確，為廷熱情、開朗、積極，我在他身上看見火種。為廷是個貼心的孩子，去年我到清華大學辦「楊逵音樂節」，他有事，無法即時前來相挺，特定托人帶了一張字條，向我致歉，祝福活動成功，活動最後，他還是風塵僕僕地趕了來。是這麼溫暖貼心的孩子啊，我一直喜歡他，常稱讚他，魏揚有時還因此跟我鬥嘴玩呢。

我喜歡為廷熱情、積極的生命態度，我知道他的成長歷程受了許多苦，雖然沒有最親愛的親人陪伴長大，但他卻如此健康地成長起來，總是飽滿著生命能量，魏揚偶爾還是憂鬱文青，但為廷總是迎向風、迎向浪、迎向日頭最燦爛的方位。對我來說，為廷的成長，本身就具有詩性美學。

那些媒體怪獸、大教育家、大作家、社會集體，在你們不明究理，隨怪獸起舞，張牙舞爪，一起分食這個孩子之前，應該先觸摸一下自己，你真的還有脈搏心跳嗎？

我是一個學運青年的母親，但我不只是一個學運青年的母親〔Vic註：楊翠是魏揚的母親〕，這些關切公共事務，熱情奔走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我們怎麼能坐視他的受苦。

這幾日燃燒了許多精神，今晚再看到媒體及校方對為廷「道歉」的扭曲敘事，突然湧起強烈的疲憊與無力感。但我知道，只能一夕萎頓，明朝還要奮起。我想要告訴為廷，你要加油，你要挺下去，繼續揚起頭，朝向陽光最燦爛的所在，楊翠老師會一直支持你、守望你。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副教授


高有智 - 因為愛，所以他們無懼
Source：高有智facebook    2012年12月7日

我們不必去吹捧學運的明星，但必須理解學生的淚水與憤怒。

近來爆紅的陳為廷，不是一夕之間才站在社運現場，參與社會運動的背後有著漫長過程。他的出名，或許得「歸功」於旺旺集團，但他不是中時的敵人，我記得，我曾經受邀在某個學生營隊，分享中時專欄「我的小革命」的故事，他就是那場活動的主持人，他是長期支持「我的小革命」專欄的忠實讀者，如今挺身反對旺旺集團的媒體壟斷勢力，內心想必是百感交集，也是對當前媒體環境的憂心吧！

陳為廷的媽媽年輕時候曾經是華隆紡織廠的女工，雖然早逝，但卻刺激了他關心華隆罷工事件，關心工運。他是孤兒，父母都過世，苗栗老家沒有人住了，他跟故鄉苗栗關係淡了，面對內心的缺口，想要透過社會運動，重新與苗栗土地連結的方式，找到一條回家的路。他目睹許多弱勢勞工在底層社會的掙扎心聲，以及不公不義的事情，在年少輕狂的生命中，他不停地追問：「有人說我對於他們不寬容。但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問，我們對於社會上有權力的人太過寬容？」

為何關心社會運動？陳為廷簡短扼要地說：「我不想要被騙，想要找到真實。」講著講著自己也落淚了，「在我們做社會運動時，很多人看到我們憤怒的一面，好像我們恨透了全世界，說我們不懂寬容。我們的恨是出於愛，我們對於這些人是有關愛的，怎可能會是只有恨？如果沒有愛的話，沒有人會願意做，或者說得出關心社會的話。」

陳為廷無法代表台灣當前的年輕時代，但他所說的，相信是許多學生都認同的心聲。因為愛，所以他們無懼；唯有愛，才能點燃燭火，驅走冷漠，傳遞社會改革的力量。


網友評論：
我們社會對於一個清大學生的標準是很高的
他需要具有自己的看法，不盲從，不被煽動，在正式場合發言時具備成熟的表達能力以及禮貌，在有限時間內組織性的陳述自身觀點，並對現況困境提出具建設性的看法。

同時我們對於教育部長的標準是甚麼呢？
謝謝指教，我們將繼續研擬方案，持續努力。BTW，我很關心學生。

同時我們對於立委的標準是甚麼呢？
開會時不要打架就好。

同時我們對於擁有第四權的媒體的標準是甚麼呢？
是不是真的沒關係，有沒有視野沒關係，有沒有扭曲沒關係，只要能配飯就好。

如果把上述條件貼去104
我都要以為清大學生要去當總統
教育部長要去當中華電信客服
立委要去當士林夜市寵物店小白兔
媒體就是youtube。

相關資料：
「陳為廷為何道歉」壹電視專訪16分鐘完整版
《壹週刊》記者房慧真眼中的陳為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