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
2014年04月16日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
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
「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
「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
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
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
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
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
「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
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
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
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
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
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
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
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
Ove
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
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安斯涅是如何成名的？他僅得「歐洲電視青年音樂家年度比賽」冠軍，而非顯赫國際大賽首獎，年輕時甚至也沒有凌厲快意的超絕技巧。曲目雖有個人特色，卻也稱不上令人驚艷。成名或許還算容易，能持續進步至今，直至舉足輕重的樂壇俊彥，他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在於我來自一個小卻支持我的國家。」在訪問中，安斯涅倒是坦白：「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生在古典音樂大國，大概根本就出不了頭；正因為我在小國挪威，得到注意並不難，而大家都給我支持鼓勵：政府給我補助，電視台轉播我的演奏，更重要的是挪威民眾持續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能累積演出經驗、持續成長。」
換言之，機運和努力固然重要，安斯涅能有今日，關鍵仍是家鄉政府與愛樂者的支持。如果挪威只是等待外邦大師來訪，吝於給予本地新秀機會與協助，安斯涅也無法自不斷演出中茁壯。挪威願意用心投入，自然也就培養出如安斯涅一般的名家，最後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而那是一個人口僅五百萬的國家。
挪威不同於台灣，沒有虎視眈眈的強鄰。但無論鄰國有多強大，總也管不到我們如何推廣藝文、培養閱讀人口、健全出版市場、厚植文化實力。該做的事情沒做到也沒做好，坐視已有的文化成果逐年崩壞，卻一味強調其實不可能比得過人的金錢利益和助長土豪價值觀—當台灣在文化上都不是塊招牌時，其實也就是徹底失去主體性之日。
這無關仇中或恐中，而是關乎自我滅亡。
支撐自由的並非放任，而是責任。不就現狀審慎評估，純以過去經驗倡論無設防的全面開放，不只危險，以當下局勢而言，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容我再說一次，就藝文而言，台灣還是不斷出人才，而且不乏世界級的頂尖人才。如何鞏固並增進台灣在華文世界的文化高度，絕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自保籌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時間不等人，我們已經沒有一分一秒可以浪費。
＊作者為知名樂評人、主持人、專欄作家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區家麟 - 抗爭者的精神狀態
2014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在紀錄片分享會、人權新聞評審過程，內地學者的研討會中，不約而同，觸碰到一個話題：「抗爭者的精神狀態」。
講呢啲？原來大有道理。
上星期，維權律師許志永上訴無效，判刑4年，他因為組織「新公民運動」，協助蟻民請願示威，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據報道，許志永在庭上情緒激動，其律師希望他「保持理智」。
許志永一向文質彬彬，說話也陰聲細氣，如何在荒謬的世態與強權的壓力中保持理智，是抗爭過程中的要事。
內地抗爭者所受的壓力，除了牢獄之災與無間斷監控，很多細節不為外人道。
例如，他們堅持的理念，家人不一定理解或諒解，年幼子女所受教育，學會了公安是正義的化身，專抓壞人，父母因維權被公安扣押不能回家，小童頓失依靠，又不理解，情緒不易處理。也有不少敢言的人，本來生活無憂，但堅持理念，不肯妥協，結果或遭投閒置散、或遭單位解聘、或遭大幅加租，令生活頓陷困境，只能靠友人接濟，老夫老妻之間也未必能體諒。一人之抗爭，更可能連累兄弟父母的生意，例如劉曉波繫獄，株連其妻劉霞遭軟禁，劉霞之弟亦遭翻舊帳判監，只是冰山一角。很多維權人士因堅持爭取，而連累親人，令家庭分崩離析，親情扭曲，都是巨大代價。
保持理智不容易
相對而言，如果你願意忍氣吞聲，屈膝妥協，活在一個豐衣足食的鳥籠中，反而過得不錯，例如汶川大地震學校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父母，承諾噤聲就有錢收。在顛倒錯亂，天理隱沒的世代中，堅毅不屈者蒼茫中獨行，甚至受人奚落攻訐，前路是看不到盡頭的壓迫，保持理智並不容易，需要強大的意志力。
維權人士深明，異見者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在堅持與愧疚中徘徊，抗爭中的孤獨落寞，容易令人崩潰，甚至抑鬱失控，故抗爭者之間需要互相支援，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其一目的正是如此，然而，「串連」之舉，正中權貴大忌，小小一個組織，亦不容於強國的威權。
許志永的律師劉書慶在二審辯護辭中說：「南美的一隻蝴蝶搧動翅膀可能會引起一場颶風，但不能因此就不讓蝴蝶振翅飛翔。」
黨國強大，卻恐懼蝴蝶拍翼，泰山壓頂之態，迫瘋的力量強大。許志永最後在庭上疾呼：「共產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在絕望的處境，仍懷抱希冀，許志永驚人的樂觀、不屈的勇氣，令人欽佩。
抗爭者的苦難故事重複又重複，容易令人習以為常，但是謊言說一千次不能變成真理，壞事多做不會成為正道；只要有一支筆，就要記下時代的荒誕。
【明報專訊】最近，在紀錄片分享會、人權新聞評審過程，內地學者的研討會中，不約而同，觸碰到一個話題：「抗爭者的精神狀態」。
講呢啲？原來大有道理。
上星期，維權律師許志永上訴無效，判刑4年，他因為組織「新公民運動」，協助蟻民請願示威，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據報道，許志永在庭上情緒激動，其律師希望他「保持理智」。
許志永一向文質彬彬，說話也陰聲細氣，如何在荒謬的世態與強權的壓力中保持理智，是抗爭過程中的要事。
內地抗爭者所受的壓力，除了牢獄之災與無間斷監控，很多細節不為外人道。
例如，他們堅持的理念，家人不一定理解或諒解，年幼子女所受教育，學會了公安是正義的化身，專抓壞人，父母因維權被公安扣押不能回家，小童頓失依靠，又不理解，情緒不易處理。也有不少敢言的人，本來生活無憂，但堅持理念，不肯妥協，結果或遭投閒置散、或遭單位解聘、或遭大幅加租，令生活頓陷困境，只能靠友人接濟，老夫老妻之間也未必能體諒。一人之抗爭，更可能連累兄弟父母的生意，例如劉曉波繫獄，株連其妻劉霞遭軟禁，劉霞之弟亦遭翻舊帳判監，只是冰山一角。很多維權人士因堅持爭取，而連累親人，令家庭分崩離析，親情扭曲，都是巨大代價。
保持理智不容易
相對而言，如果你願意忍氣吞聲，屈膝妥協，活在一個豐衣足食的鳥籠中，反而過得不錯，例如汶川大地震學校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父母，承諾噤聲就有錢收。在顛倒錯亂，天理隱沒的世代中，堅毅不屈者蒼茫中獨行，甚至受人奚落攻訐，前路是看不到盡頭的壓迫，保持理智並不容易，需要強大的意志力。
維權人士深明，異見者在理想與現實中掙扎，在堅持與愧疚中徘徊，抗爭中的孤獨落寞，容易令人崩潰，甚至抑鬱失控，故抗爭者之間需要互相支援，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其一目的正是如此，然而，「串連」之舉，正中權貴大忌，小小一個組織，亦不容於強國的威權。
許志永的律師劉書慶在二審辯護辭中說：「南美的一隻蝴蝶搧動翅膀可能會引起一場颶風，但不能因此就不讓蝴蝶振翅飛翔。」
黨國強大，卻恐懼蝴蝶拍翼，泰山壓頂之態，迫瘋的力量強大。許志永最後在庭上疾呼：「共產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在絕望的處境，仍懷抱希冀，許志永驚人的樂觀、不屈的勇氣，令人欽佩。
抗爭者的苦難故事重複又重複，容易令人習以為常，但是謊言說一千次不能變成真理，壞事多做不會成為正道；只要有一支筆，就要記下時代的荒誕。
李怡 - 港獨主張是香港民主的思想火種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16日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接受港台青年組織「看見香港」訪問，他認為香港有比台灣更成熟的公民社會，但受制於所謂一國兩制，政制令民主倒退，他說「香港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認為「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
「港獨」，即使在港英時代，英國和香港人都不認為是現實的選項。不僅如此，由於香港人歷來政治冷感，過去關心政治的人也都只是關心中國政治，傳統的中國「大一統」觀念根深柢固，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統一是天經地義，獨立則大逆不道。不僅港獨不能提，連台獨、藏獨、疆獨都提不得。提倡獨立，不是被懷疑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就是民族罪人。這種觀念，連大陸和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無法擺脫。大陸民運人士雖然反共，但往往一講到台獨、藏獨，大一統民族意識就冒起。曾有大陸民主人士訪問台灣，他們在與民進黨人座談時表示，台獨的思想根源是大陸沒有民主，如果大陸民主了，兩岸順理成章就民主統一，台獨也就沒有必要了。民進黨人則認為大陸民主不民主跟台灣無關，總之不要統一。
2000年民進黨執政，香港立法會通過一個反台獨議案，全體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投贊成票，只有吳靄儀棄權。台灣獨不獨跟香港有啥相干，但香港的政治氣氛就是反台獨。直到上個月的民調，儘管年輕人中支持台獨的已佔58%，但不計年齡的市民中，反台獨的仍佔大多數，反對淨值為29%。至於藏獨，支持者僅佔14.8%，不贊成的就有65.9%。可見，從市民到民主派，大一統都是主流意識。台獨、藏獨尚且如是，就別提港獨了。
獨立，英文是independent，它的造詞結構從dependent而來，指的是與依賴、依附相反的狀態。它的反義詞不是統一（united），統一是指與分裂相反的狀態，是先有分才有合（統一）。一個獨立的人，指其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自主意識及自由意志。未必指這人能自給自足，而是它的行為與抉擇基本上不受他方影響。
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如魯迅所說，人民若不是處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兩種狀態都是人民對專權統治者的依附、依賴，即與獨立相反的狀態。中國人幾乎與生俱來的大一統觀念是長期專制政治形成的。而近60多年，專制主義只有更加強化。
爭民主的最重要條件，是社會主流尤其民主人士必須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台灣在兩蔣時代，台獨被指為叛亂集團，社會不僅不能有台獨行動甚至不能有台獨言論。直至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涉案人在法庭上提出：台灣應該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一個屬於言論而不是行動觀點的論述，掌權者在西方國家關注下不能不認可，並從而被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獨立的言論從此名正言順，社會也就開始擺脫大一統的依附思想意識。到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台獨主張被列為純屬言論自由，由此而使爭取台灣本土民主的運動走上康莊大道。
港獨主張和台獨主張一樣，是言論自由，是主張，不是採取行動成立「香港國」或「台灣國」。提出獨立，是要在社會意識上力求擺脫依附觀念的大一統，這是爭取民主的思想火種。事實上，《基本法》所定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主導的意識也是香港本地的獨立自主，而絕非大一統架構。毛澤東1920年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是因為「中國四千年政治，皆大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當時就有人提出聯邦制，但毛澤東認為先要有「邦」才能「聯」，所以主張各地努力建「邦」。
觀照中國歷史，國家處分裂狀態，人民生活都較為安樂；國家處一統狀態，人民受盤剝壓迫最嚴重。大一統束縛人的獨立思想和自主創造力。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代。意大利北部在14世紀分裂為幾個城邦，是文化鼎盛的文藝復興時期。口頭說民主卻受大一統觀念荼毒的人，實際上無法擺脫依附強權的意識，乞求恩賜民主只可以討一點權力的殘羹剩飯。
所有的人類歷史，有沒有出現過一個地方，向更高的絕對權力爭取民主而能爭取到的呢？沒有。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立足本土，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抗爭，民主才得以實現。香港的民主道路，似乎越走越窄，癥結何在？林飛帆說「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並非不現實，也不是無稽之談。值得香港人特別是民主派去想想。（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接受港台青年組織「看見香港」訪問，他認為香港有比台灣更成熟的公民社會，但受制於所謂一國兩制，政制令民主倒退，他說「香港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認為「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
「港獨」，即使在港英時代，英國和香港人都不認為是現實的選項。不僅如此，由於香港人歷來政治冷感，過去關心政治的人也都只是關心中國政治，傳統的中國「大一統」觀念根深柢固，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統一是天經地義，獨立則大逆不道。不僅港獨不能提，連台獨、藏獨、疆獨都提不得。提倡獨立，不是被懷疑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就是民族罪人。這種觀念，連大陸和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無法擺脫。大陸民運人士雖然反共，但往往一講到台獨、藏獨，大一統民族意識就冒起。曾有大陸民主人士訪問台灣，他們在與民進黨人座談時表示，台獨的思想根源是大陸沒有民主，如果大陸民主了，兩岸順理成章就民主統一，台獨也就沒有必要了。民進黨人則認為大陸民主不民主跟台灣無關，總之不要統一。
2000年民進黨執政，香港立法會通過一個反台獨議案，全體議員包括民主派都投贊成票，只有吳靄儀棄權。台灣獨不獨跟香港有啥相干，但香港的政治氣氛就是反台獨。直到上個月的民調，儘管年輕人中支持台獨的已佔58%，但不計年齡的市民中，反台獨的仍佔大多數，反對淨值為29%。至於藏獨，支持者僅佔14.8%，不贊成的就有65.9%。可見，從市民到民主派，大一統都是主流意識。台獨、藏獨尚且如是，就別提港獨了。
獨立，英文是independent，它的造詞結構從dependent而來，指的是與依賴、依附相反的狀態。它的反義詞不是統一（united），統一是指與分裂相反的狀態，是先有分才有合（統一）。一個獨立的人，指其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自主意識及自由意志。未必指這人能自給自足，而是它的行為與抉擇基本上不受他方影響。
中國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如魯迅所說，人民若不是處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兩種狀態都是人民對專權統治者的依附、依賴，即與獨立相反的狀態。中國人幾乎與生俱來的大一統觀念是長期專制政治形成的。而近60多年，專制主義只有更加強化。
爭民主的最重要條件，是社會主流尤其民主人士必須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台灣在兩蔣時代，台獨被指為叛亂集團，社會不僅不能有台獨行動甚至不能有台獨言論。直至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涉案人在法庭上提出：台灣應該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一個屬於言論而不是行動觀點的論述，掌權者在西方國家關注下不能不認可，並從而被台灣社會普遍認同，獨立的言論從此名正言順，社會也就開始擺脫大一統的依附思想意識。到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台獨主張被列為純屬言論自由，由此而使爭取台灣本土民主的運動走上康莊大道。
港獨主張和台獨主張一樣，是言論自由，是主張，不是採取行動成立「香港國」或「台灣國」。提出獨立，是要在社會意識上力求擺脫依附觀念的大一統，這是爭取民主的思想火種。事實上，《基本法》所定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主導的意識也是香港本地的獨立自主，而絕非大一統架構。毛澤東1920年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是因為「中國四千年政治，皆大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當時就有人提出聯邦制，但毛澤東認為先要有「邦」才能「聯」，所以主張各地努力建「邦」。
觀照中國歷史，國家處分裂狀態，人民生活都較為安樂；國家處一統狀態，人民受盤剝壓迫最嚴重。大一統束縛人的獨立思想和自主創造力。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代。意大利北部在14世紀分裂為幾個城邦，是文化鼎盛的文藝復興時期。口頭說民主卻受大一統觀念荼毒的人，實際上無法擺脫依附強權的意識，乞求恩賜民主只可以討一點權力的殘羹剩飯。
所有的人類歷史，有沒有出現過一個地方，向更高的絕對權力爭取民主而能爭取到的呢？沒有。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立足本土，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抗爭，民主才得以實現。香港的民主道路，似乎越走越窄，癥結何在？林飛帆說「港獨」才是香港民主的出路，並非不現實，也不是無稽之談。值得香港人特別是民主派去想想。（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蒲鋒 - 大決鬥和《英雄本色》的變奏
明報 世紀版
2014年4月15日
香港電影資料館正舉辦「江湖了斷：香港黑幫電影的類型情結」的大型放映活動，回顧香港的重要黑幫片，3月28日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張徹導演、邱剛健編劇的《大決鬥》（1971）。《大決鬥》的名氣比不上張徹同期的《報仇》，因為姜大衛憑《報仇》獲得亞洲影帝。但是《大決鬥》有着很特殊的歷史地位，它是張徹由武俠片轉到黑幫片的一部關鍵作品。也是1970年代香港黑幫片這個類型興起時的一部開山之作。
《大決鬥》本身有亦很多值得欣賞之處，一點不比《報仇》遜色。影片的製作規模較大，故事也較張徹的成名作《獨臂刀》甚或《金燕子》宏闊複雜。張徹拍得特別認真，看來有意突破邱剛健劇本的成功所帶來的框框。但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大決鬥》的優點，而是它對吳宇森名作《英雄本色》的影響。
黑幫片元素
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是重拍龍剛1967年的《英雄本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正如何思穎在資料館出版的《江湖路冷──香港黑幫電影研究》的〈《英雄本色》與《英雄本色》〉一文中指出，龍剛版的《英雄本色》並不是黑幫片，吳宇森《英雄本色》的黑幫片元素，豪哥重新拿起槍的動力，Mark哥的豪氣干雲，是從哪裏來的？也早有人指出張徹對吳宇森的影響，吳宇森對此也從來直認不諱，並對跟隨過張徹表示極大的感激。但張徹影響吳宇森的說法稍嫌籠統，而從《大決鬥》這部張徹黑幫片身上，我們正可以看到它如何在人物、橋段和感情上，影響到吳宇森的黑幫片名作《英雄本色》。
《大決鬥》故事講述唐人杰（狄龍飾）是北方一個幫會天興幫主（楊志卿飾）的義子。在一次與敵幫的戰鬥中，杰的義父幫主與敵幫首腦同時喪生，杰代整個幫會承受了殺人的罪名逃往他鄉，停了一段時間卻發覺自己的幫中有人想對他不利，於是回鄉查探，卻發現自己的幫會已經歷大變。老幫主既死，繼任的應是杰的兄長人麟（谷峰飾），但此時人麟卻已因貪瀆罪名被逼走，潦倒街頭。接任天興幫的，是當初忠順，如今露出狼子野心的副手甘文杉（川原飾）。甘不單奪取了幫主之位，而且不再講江湖義氣，逼良為娼。對回來的唐人杰加以逼害，杰原本已想脫離幫會清清白白做人，但面對愛人被迫為妓女及自殺，甘文彬再步步進逼，遂與另一高手江南浪子（姜大衛飾）聯手抗擊甘文彬。杰一直有個追隨左右的手足小茂（鄭康業飾），在生死之戰前杰遣走茂，但茂去而復返，以自己的死換來杰的勝利。
回顧《大決鬥》
把這個《大決鬥》的故事簡述與《英雄本色》對照，自會感到兩者的類似：主要橋段都是講述想退出江湖的主角，重歸故里時，見到原來講傳統道義的身屬幫會忽然翻天覆地了的變化。杰發現甘文彬小人得志，由離開前的次要角色變成僭奪幫會大權的新幫主，與《英雄本色》的宋子豪發現新來的阿成（李子雄飾）已成了不可一世的梟雄如出一轍。至於《英雄本色》的Mark哥，更似是戲中江南浪子、唐人麟和小茂三個角色的結合。Mark哥的風流瀟灑、玩世不恭，像極了姜大衛演的江南浪子。而在豪回來後，見到Mark哥落拓沉淪時的錯愕，其戲劇性與唐人杰重遇兄長人麟竟然十分相似。還有小茂對大佬的忠心耿耿，明知有去無回的死戰，仍然決意跑回去與大佬同生共死的慷慨，也是Mark哥轉回快艇那一刻一樣情緒激昂。《英雄本色》處處有着沿襲自《大決鬥》的痕迹。
類型電影很多情節往往都是互相學習轉用，憑一些場面和情懷的類似本來不足以確定兩部片的承襲關係，上述的情節或場面在《英雄本色》賣座後便在香港黑幫片中經常出現。
翻天覆地
但認真回顧由《大決鬥》到《英雄本色》兩片之間，香港出現過的黑幫片，原來並沒有相類的情節和結構出現過。最近似的一部，是鄧光榮和蕭榮聯合導演的《家法》（1979）中，鄧飾演的大佬洪英，被警方追捕潛伏一段時期後再出現時，自己的幫派已受敵幫控制，兩個弟弟對敵人卑躬屈膝，那種翻天覆地的感覺類似，但《家法》模仿的主要對象其實是《教父》，洪英的回來是仿《教父》阿爾柏仙奴在西西里喪妻後的回歸，因而沒有被僭主篡奪這樣重要的情節，其後展開的鬥爭進程也因而與《大決鬥》和《英雄本色》完全不同。另一講陰謀家僭奪幫主地位的，則有倪匡編劇、黃楓導演的《密宗聖手》（1976），但整個故事由陰謀家的角度逐步呈現，所以沒有主角回歸見到世界大變的戲劇性開展方式，戲劇結構迥異。從發展脈絡看，《英雄本色》是把《大決鬥》沉埋了10多年的重要大橋重新啟動，而再由於《英雄本色》的成功，野心勃勃的手下僭奪舊式幫派的大權，才成為恆常出現的橋段和情節。但情節的類同可參考，始終難以作兩者關係承襲的確證。但意外地我們可以從吳宇森1970年代導演的一部影片，找到他對《大決鬥》心儀的重要證據。那就是《少林門》（1976）。《少林門》還被人提及，是因為它是唯一一部成龍（當時還叫陳元龍）有份主演的吳宇森影片。
吳宇森vs.吳宇森
《少林門》的主角是「潮州怒漢」譚道良，但影片中英雄那一方，其實有三個重要角色，除了譚道良演的雲飛、成龍演的譚小弟外，第三個便是楊威飾演的「江南浪子」，而正如上文所述，「江南浪子」是姜大衛在《大決鬥》中角色的名字。不單這樣，《少林門》中江南浪子的角色起初也如《大決鬥》般那樣風流自命，瀟灑不群，只是增加了角色為情創傷，一蹶不振的情節。兩部影片其中一個重要角色甚為獨特的名字完全相同，性格也相接近，恐怕無法以巧合視之。《大決鬥》在吳宇森心中留下的印記也就可見一斑。而《少林門》的江南浪子又成為吳宇森稍後的影片《豪俠》（1979）中，劉松仁飾演的劍客青衣的雛形，性格和特色都甚為相似。而吳宇森在《江湖路冷──香港黑幫電影研究》一書中的自述也道明，Mark哥便是古代劍客青衣的現代再生版。從這些角色的發展脈絡足供推斷，《英雄本色》實有緣於《大決鬥》者，只是Mark哥是江南浪子、唐人麟和小茂三個角色的結合，恐怕吳宇森自己，也未必自覺。更為巧妙的，是《大決鬥》中的唐人杰和《英雄本色》中的豪哥，這兩個帶着一定承繼關係的角色（但性格和描寫的感情都已作了很大改動），竟然都是由狄龍飾演，不知道狄龍演出豪哥時，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作者簡介：影評人。著有《電光影裡斬春風──剖析武俠片的肌理脈絡》，並為《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等主編。
文．蒲鋒
編輯 袁兆昌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彭明輝 - 大人看不懂「太陽花世代」？
彭明輝部落格 2014年4月15日
看著網路上大人們對「太陽花世代」的各種解析，我常感到好笑。統派以為這是一場「反中恐共」的鬥爭，背後是綠營在支持。其實，盡管他們跟少數民進黨立委關係良好，他們厭惡民進黨政客的程度絕不下於厭惡國民黨。他們對中南海或許沒什麼好感，但是假如有大陸交換學生在現場，一定會被邀請「共襄盛舉」，甚至會有人自願當地陪，熱情地解說現場發生的一切。他們什麼也不怕（連近在眼前的鎮暴警察都不怕，更別說他們根本沒見識過的中國武警和天安門的坦克車，或者聽都沒聽過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質問我為什麼要那麼怕中國；他們誰也不恨，只恨那些不尊重民意，踐踏憲政，迫害弱勢的人──以及那些沒有盡責的在野黨立委們。
他們自稱「台灣人」，卻跟傳統意義下的「台獨」沒有任何的關聯，她們不知道省籍有何意義，也完全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就像他們之中的一人所說的：「太陽花世代的身分認同不是人格差異伴隨規訓程度差異下的產物，而是建立在紮紮實實地親密呵護土地的地方感之上，『你是什麼人？』問遍絕大多數的太陽花世代，他們會不加思索的告訴你：『台灣人啊，台灣長大的，不然是什麼人？』」
他們在跟我們完全異質的社會情境下長大，你不能用我們的邏輯去揣測他們的心理。你不需要對他們抹黑、抹紅、抹綠，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我們用一大堆自己也搞不懂的術語在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而又擺脫不了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們卻打從出生到現在幾乎就不曾相信過任何意識形態，也不需要擺脫什麼意識型態。
戒嚴體制下長大的父母們，憂慮這些「暴民」將會拆毀台灣的禮教與司法，使台灣進入「社會失秩」的狀態。其實，這些孩子沒有一個會對人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相信警察會無緣無故地對人使用暴力。而且，他們遠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的學運份子更認真在維持環境整潔，也更關心環保與垃圾分類。330那天我走在濟南路上，到處有人在分送免費的便當和礦泉水，甚至竟然有大學的小女生邊走邊伸出赤裸的雙手問：「有人要丟垃圾嗎？」這群孩子的善良讓人放心也讓人感動。
這些人難懂？其實不難，他們是在我們教養下長大的一群。認真看看他們怎麼長大的，認真看看他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走過的路，你就有機會懂他們的心。
一、絕不仰人鼻息，敢跟世界平起平坐的世代
林飛帆出生於1988年，魏揚大概是1989年出生，陳為廷出生於1990年，洪崇晏或許是1990~1991出生的。他們的爸媽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是創辦森林小學、解除髮禁、制服、體罰與惡補，推動鄉土教育的一代，是見證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戒嚴到解嚴的一個世代──這是台灣第一個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世代，見識過世界，有大量全球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回到台灣，一再開創台灣奇蹟，也相信台灣會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世代，因此他們完全尊重孩子的發展，不會因為擔心現實而逼孩子棄文從工或從商。在這些父母的開明教養下，太陽花世代的孩子從小就不知道髮禁與制服，從小只有講理而沒有規訓，只知道要尊重別人而不曾被壓抑、委屈。只要是對的，爸媽從來不曾不給，因此，對他們而言，「對的就是對的，沒有理由拒絕；錯的就是錯的，沒有必要辯白」，他們不需要再有更多複雜的解釋，也不接受任何的矯飾與辯解。
只要是對的事，他們一定要得到。他們不曾仰人鼻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可怕，你不要冒出頭來，以免遭人背後暗算」；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無奈，你要委屈自己去唸不喜歡的東西，以後才會有出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可怕，只有外省權貴可以玩」；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骯髒，你不要去碰政治」；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台灣是個落後的國家，各種不民主的現象都是必然，你必須要忍耐。」反之，他們被鼓勵去念自己喜歡的科系，表現自己，勇於突破與創新；而她們那些擁有國外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們整天在講後現代、性別、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流弊，他們講當代人權發展史，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弊端與各種結構性問題，講歐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講公民不服從。
於是，當大人都認為「政治有政治的現實」時，他們心裡還是只有對錯而沒有現實。在他們心裡，台灣不是二等國家，她有資格享有跟全世界一樣進步的制度與人權。他們說：「你們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們不是。」對他們而言，如果台灣還不夠進步，不是因為我們不配，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他們勇於實踐，勇於突破，勇於開創新的可能。
只要是對的，他們什麼都敢要。不像戒嚴體制下長大的我們，從小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擅於掩藏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拿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卻還委委屈屈地自以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看慣了政治人物的無恥也對政治人物的無恥、蠻橫、霸凌有高度的適應性，甚至習而不察，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
於是，當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大人只會習慣性地無奈，大學教授只會「惡法亦法」地自認倒楣，他們卻衝進立法院。當大人對於霸佔立法院感到矛盾（國會代表民意，沒有國會誰來代表人民發聲），還在捍衛形式上的民主時，他們要的卻是毫不打折的實質民主，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群立委在惡搞，必須先想一個辦法阻止他們惡搞再來談接下去怎麼辦；如果佔領立法院還不夠讓馬英九身邊的惡徒屈服，那就再佔領行政院；如果佔領14天還不夠，那就一值佔領到大人們知道要如何做對的事！
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敢要；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習慣於說一套而做另一套。於是，江宜樺和龍應台各自說了一堆自己打自己的言論，氣得年輕人燒了他們的書。連一向很有正義感的朱雲漢都寫出〈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一篇荒唐的文章，等著被海外留學生陳方隅用〈「佔領立法院」傷害了代議民主嗎？──與朱雲漢教授的對話〉叫他不用擔心。
「對的事情不敢要」，這個態度讓台灣在解嚴後很快地就再度陷入藍綠勾結的買賣政治裡，無法進步；「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這個態度讓太陽花世代做到民進黨做不到的事，也做到我們這一整個世代都做不到的事。太陽花世代或許還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駕馭這個極端複雜的全球化世界，也許還不懂這世界上的各種爾虞我詐，但是台灣的民主如果能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他們那種「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的態度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二、無法忍受壓迫與不平等，不為經濟犧牲正義的世代
陳為廷建中畢業後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然後念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進入大學後，所有的社會運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反學費調整方案、台灣同志大遊行、五一勞工反貧窮大遊行、苗栗大埔農民運動、聲援華隆紡織廠工人、參加工運、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媒體壟斷、反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只要有人被壓迫，你就會看到他的身影。林飛帆參予過反對大學法人化陣線、反對教育商品化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臺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支持同性戀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兩人都跟民進黨有密切的關係，卻都不曾無條件接受民進黨，而參予了反抗賴清德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
太陽花學運不是林飛帆、魏揚、陳為廷和洪崇晏的學運，而是一大群甘願不具名地參與的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他們在歷次的社會運動裡見證台灣社會「奸商吃人不吐骨頭，政府、兩黨狼狽為奸，媒體學者甘為鷹犬」這樣的體制。
他們反對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所有的霸權、壓迫與欺凌──不管它是國民黨、民進黨或者是共產黨。跟民進黨的淵源，單純只是因為民進黨還有少數讓人看得過去的政治人物，國民黨內則早已骯髒、敗壞到沒有一個讓人看得過去。
我不了解現在的成大和林飛帆的教育背景。陳為廷在清大的老師群們綠油油的一大片，很多人都參予推動過藍綠的政黨輪替，相信一定要在倆個爛蘋果中選一個，為了維持兩黨政治而對民進黨百般原諒跟遷就。你別以為這樣的老師敎出來的學生就一定是綠的。他們中學和大學的時候經歷過紅衫軍倒扁運動、後來對陳水扁的起訴和羈押，以及綠營逐漸跟陳水扁脫鉤的過程，他們已經不再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地盲目相信民進黨。
真正培養出太陽花學運的人，就是馬英九，以及「率獸食人」的官商勾結體制。
從小被要求講理的這一群孩子，長大後卻發現大人不講理，大人縱容不講理的大人，大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他們不能忍受強凌弱、大欺小，更加不能忍受政府欺凌弱勢的暴力。但是在士林文林苑事件、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臺南鐵路東移、關廠工人臥軌事件裡，他們發現大人沒良心，說一套做一套；他們發現國家沒有在為人民謀福利，反而幫著奸商欺壓善良而無助的農民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欺壓裡，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要放任這個社會爛下去，還是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馬英九上台之後的蠻橫，一次又一次地呼喚他們上街頭，去對抗這不公不義的社會。而蔣偉寧事件則讓他們徹底失望地發現：大學校長和教授們只在乎禮貌，而不在乎事實和是非。等到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他們終於覺悟到：「假如一個小丑可以用30秒強姦2,300萬人的民意，台灣的民主簡直已經病危到只剩最後一口氣。」
我認識的年輕人裡，一個碩士生每天白天在校上課，晚上到立法院外靜坐，直到病倒；一個剛回國的上班族第一個晚上就跟著大家一起衝進立法院，第二天打電話向公司請了兩天半的假；一個年紀再稍大一點的，竟然在剛開始的一週內覺得生活上有所享受就對不起在議場內抗爭的人。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
三、送給給大陸領導人的幾句話
我相信中南海十之八九也把這一場學運定位在「分離主義」、「國族主義」與「台獨」。但是我很希望中南海的領導同志們了解一個事實：這個跨越20歲到40歲的世代已然形成，他們可以對進步社會心服，而不可能對任何蠻橫的霸權屈服。
要收服這一群人的心其實很簡單：只要大陸的民主化程度，對人的尊重、平等、關懷程度都讓他們滿意，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的敵意和防範。如果中南海的兩岸政策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那麼，我相信這個世代的原則是：「在民主平等、尊重互惠、競爭進步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
別相信台灣統派老頭子們的諂媚、阿諛、奉承與「分析」。太陽花世代對於中國沒有特別的敵意，他們只是合理地在防範一個一向不懷好意的政權，沒有更多的意思，不需要想太多。只要中國擺出善意，他們就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敵意；如果中南海（或任何人）要強逼他們就範，他們就跟你激烈地抗爭到底。他們只是無法忍受強欺弱、霸王硬上弓、不講理、不尊重，而不是在「恨」誰，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意識形態。
但是，當中國連韓寒的心都收服不了的時候，實在沒必要自惹麻煩來招惹這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世代。不要再威嚇他們，威嚇只會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抗拒；也不需要再威嚇馬英九了，馬英九軟弱好欺負，剛好意味著他無法代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其實，未來一整個世代裡，中國的問題都在內政，而不在台灣。先搞定從極權到民主的發展歷程，先讓韓寒這一代心服，我們再來談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吧。如果中國除了GDP成長率之外沒有一件事讓人羨慕，甚至連人均GDP都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就急著要以商統政，這絕對是無法讓太陽花世代心服的。
看著網路上大人們對「太陽花世代」的各種解析，我常感到好笑。統派以為這是一場「反中恐共」的鬥爭，背後是綠營在支持。其實，盡管他們跟少數民進黨立委關係良好，他們厭惡民進黨政客的程度絕不下於厭惡國民黨。他們對中南海或許沒什麼好感，但是假如有大陸交換學生在現場，一定會被邀請「共襄盛舉」，甚至會有人自願當地陪，熱情地解說現場發生的一切。他們什麼也不怕（連近在眼前的鎮暴警察都不怕，更別說他們根本沒見識過的中國武警和天安門的坦克車，或者聽都沒聽過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質問我為什麼要那麼怕中國；他們誰也不恨，只恨那些不尊重民意，踐踏憲政，迫害弱勢的人──以及那些沒有盡責的在野黨立委們。
他們自稱「台灣人」，卻跟傳統意義下的「台獨」沒有任何的關聯，她們不知道省籍有何意義，也完全沒有身分認同的問題。就像他們之中的一人所說的：「太陽花世代的身分認同不是人格差異伴隨規訓程度差異下的產物，而是建立在紮紮實實地親密呵護土地的地方感之上，『你是什麼人？』問遍絕大多數的太陽花世代，他們會不加思索的告訴你：『台灣人啊，台灣長大的，不然是什麼人？』」
他們在跟我們完全異質的社會情境下長大，你不能用我們的邏輯去揣測他們的心理。你不需要對他們抹黑、抹紅、抹綠，整個太陽花學運只有一個三合一的主軸：「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公民不服從」和「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魏揚說：如果被判刑，他會去服刑，但是「認罪不認錯」，這是「公民不服從」的典型態度，這是一場100%的公民運動。我們用一大堆自己也搞不懂的術語在分析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而又擺脫不了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們卻打從出生到現在幾乎就不曾相信過任何意識形態，也不需要擺脫什麼意識型態。
戒嚴體制下長大的父母們，憂慮這些「暴民」將會拆毀台灣的禮教與司法，使台灣進入「社會失秩」的狀態。其實，這些孩子沒有一個會對人使用暴力，他們甚至不相信警察會無緣無故地對人使用暴力。而且，他們遠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的學運份子更認真在維持環境整潔，也更關心環保與垃圾分類。330那天我走在濟南路上，到處有人在分送免費的便當和礦泉水，甚至竟然有大學的小女生邊走邊伸出赤裸的雙手問：「有人要丟垃圾嗎？」這群孩子的善良讓人放心也讓人感動。
這些人難懂？其實不難，他們是在我們教養下長大的一群。認真看看他們怎麼長大的，認真看看他們在各種社會運動中走過的路，你就有機會懂他們的心。
一、絕不仰人鼻息，敢跟世界平起平坐的世代
林飛帆出生於1988年，魏揚大概是1989年出生，陳為廷出生於1990年，洪崇晏或許是1990~1991出生的。他們的爸媽是戰後嬰兒潮的世代，是創辦森林小學、解除髮禁、制服、體罰與惡補，推動鄉土教育的一代，是見證台灣從貧窮到富裕，從戒嚴到解嚴的一個世代──這是台灣第一個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世代，見識過世界，有大量全球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回到台灣，一再開創台灣奇蹟，也相信台灣會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世代，因此他們完全尊重孩子的發展，不會因為擔心現實而逼孩子棄文從工或從商。在這些父母的開明教養下，太陽花世代的孩子從小就不知道髮禁與制服，從小只有講理而沒有規訓，只知道要尊重別人而不曾被壓抑、委屈。只要是對的，爸媽從來不曾不給，因此，對他們而言，「對的就是對的，沒有理由拒絕；錯的就是錯的，沒有必要辯白」，他們不需要再有更多複雜的解釋，也不接受任何的矯飾與辯解。
只要是對的事，他們一定要得到。他們不曾仰人鼻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可怕，你不要冒出頭來，以免遭人背後暗算」；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現實很無奈，你要委屈自己去唸不喜歡的東西，以後才會有出路」；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可怕，只有外省權貴可以玩」；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政治很骯髒，你不要去碰政治」；他們的父母不曾告訴他們：「台灣是個落後的國家，各種不民主的現象都是必然，你必須要忍耐。」反之，他們被鼓勵去念自己喜歡的科系，表現自己，勇於突破與創新；而她們那些擁有國外頂尖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們整天在講後現代、性別、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流弊，他們講當代人權發展史，講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弊端與各種結構性問題，講歐美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過程，講公民不服從。
於是，當大人都認為「政治有政治的現實」時，他們心裡還是只有對錯而沒有現實。在他們心裡，台灣不是二等國家，她有資格享有跟全世界一樣進步的制度與人權。他們說：「你們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們不是。」對他們而言，如果台灣還不夠進步，不是因為我們不配，而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努力。他們勇於實踐，勇於突破，勇於開創新的可能。
只要是對的，他們什麼都敢要。不像戒嚴體制下長大的我們，從小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擅於掩藏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拿到世界一流大學的博士卻還委委屈屈地自以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看慣了政治人物的無恥也對政治人物的無恥、蠻橫、霸凌有高度的適應性，甚至習而不察，一點也不覺得不舒服。
於是，當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大人只會習慣性地無奈，大學教授只會「惡法亦法」地自認倒楣，他們卻衝進立法院。當大人對於霸佔立法院感到矛盾（國會代表民意，沒有國會誰來代表人民發聲），還在捍衛形式上的民主時，他們要的卻是毫不打折的實質民主，他們清楚地知道：這群立委在惡搞，必須先想一個辦法阻止他們惡搞再來談接下去怎麼辦；如果佔領立法院還不夠讓馬英九身邊的惡徒屈服，那就再佔領行政院；如果佔領14天還不夠，那就一值佔領到大人們知道要如何做對的事！
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敢要；我們看不懂他們，因為我們習慣於說一套而做另一套。於是，江宜樺和龍應台各自說了一堆自己打自己的言論，氣得年輕人燒了他們的書。連一向很有正義感的朱雲漢都寫出〈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這一篇荒唐的文章，等著被海外留學生陳方隅用〈「佔領立法院」傷害了代議民主嗎？──與朱雲漢教授的對話〉叫他不用擔心。
「對的事情不敢要」，這個態度讓台灣在解嚴後很快地就再度陷入藍綠勾結的買賣政治裡，無法進步；「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這個態度讓太陽花世代做到民進黨做不到的事，也做到我們這一整個世代都做不到的事。太陽花世代或許還沒有足夠的成熟度去駕馭這個極端複雜的全球化世界，也許還不懂這世界上的各種爾虞我詐，但是台灣的民主如果能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他們那種「對的事情都敢要，而且馬上要」的態度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二、無法忍受壓迫與不平等，不為經濟犧牲正義的世代
陳為廷建中畢業後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然後念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進入大學後，所有的社會運動他幾乎無役不與：反學費調整方案、台灣同志大遊行、五一勞工反貧窮大遊行、苗栗大埔農民運動、聲援華隆紡織廠工人、參加工運、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媒體壟斷、反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只要有人被壓迫，你就會看到他的身影。林飛帆參予過反對大學法人化陣線、反對教育商品化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臺南鐵路東移自救會、支持同性戀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兩人都跟民進黨有密切的關係，卻都不曾無條件接受民進黨，而參予了反抗賴清德的「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
太陽花學運不是林飛帆、魏揚、陳為廷和洪崇晏的學運，而是一大群甘願不具名地參與的學生和年輕的上班族，他們在歷次的社會運動裡見證台灣社會「奸商吃人不吐骨頭，政府、兩黨狼狽為奸，媒體學者甘為鷹犬」這樣的體制。
他們反對的不是國民黨，而是所有的霸權、壓迫與欺凌──不管它是國民黨、民進黨或者是共產黨。跟民進黨的淵源，單純只是因為民進黨還有少數讓人看得過去的政治人物，國民黨內則早已骯髒、敗壞到沒有一個讓人看得過去。
我不了解現在的成大和林飛帆的教育背景。陳為廷在清大的老師群們綠油油的一大片，很多人都參予推動過藍綠的政黨輪替，相信一定要在倆個爛蘋果中選一個，為了維持兩黨政治而對民進黨百般原諒跟遷就。你別以為這樣的老師敎出來的學生就一定是綠的。他們中學和大學的時候經歷過紅衫軍倒扁運動、後來對陳水扁的起訴和羈押，以及綠營逐漸跟陳水扁脫鉤的過程，他們已經不再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地盲目相信民進黨。
真正培養出太陽花學運的人，就是馬英九，以及「率獸食人」的官商勾結體制。
從小被要求講理的這一群孩子，長大後卻發現大人不講理，大人縱容不講理的大人，大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他們不能忍受強凌弱、大欺小，更加不能忍受政府欺凌弱勢的暴力。但是在士林文林苑事件、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臺南鐵路東移、關廠工人臥軌事件裡，他們發現大人沒良心，說一套做一套；他們發現國家沒有在為人民謀福利，反而幫著奸商欺壓善良而無助的農民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欺壓裡，讓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我要放任這個社會爛下去，還是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馬英九上台之後的蠻橫，一次又一次地呼喚他們上街頭，去對抗這不公不義的社會。而蔣偉寧事件則讓他們徹底失望地發現：大學校長和教授們只在乎禮貌，而不在乎事實和是非。等到張慶忠演出荒唐的 30秒時，他們終於覺悟到：「假如一個小丑可以用30秒強姦2,300萬人的民意，台灣的民主簡直已經病危到只剩最後一口氣。」
我認識的年輕人裡，一個碩士生每天白天在校上課，晚上到立法院外靜坐，直到病倒；一個剛回國的上班族第一個晚上就跟著大家一起衝進立法院，第二天打電話向公司請了兩天半的假；一個年紀再稍大一點的，竟然在剛開始的一週內覺得生活上有所享受就對不起在議場內抗爭的人。
對他們而言，假如民主不存，經濟發展也就失去它的意義。學運最後一週，很多在社會上已經嶄露頭角且一向忙於創業而未曾參與社會運動的80後和 80前，紛紛在臉書上討論學運候要如何利用自己既有的資源去強化台灣的民主。
我們這個世代被父母一再恫嚇：現實很可怕；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謂了現實而放棄自己原有的理想與抱負，我們願意為了經濟而犧牲正義，甚至願意為了經濟而干冒讓民主蒙塵的風險、後果。但是，你若問太陽花世代願意為經濟犧牲什麼，也許他們什麼也不願意──畢竟他們已經從自己的遭遇發現，我們這一代用「經濟發展」為藉口，犧牲的卻是他們這一代的幸福，讓他們看不到未來。
台灣正在經歷著世代的交替，也正在經歷著社會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
三、送給給大陸領導人的幾句話
我相信中南海十之八九也把這一場學運定位在「分離主義」、「國族主義」與「台獨」。但是我很希望中南海的領導同志們了解一個事實：這個跨越20歲到40歲的世代已然形成，他們可以對進步社會心服，而不可能對任何蠻橫的霸權屈服。
要收服這一群人的心其實很簡單：只要大陸的民主化程度，對人的尊重、平等、關懷程度都讓他們滿意，他們就不會再有任何的敵意和防範。如果中南海的兩岸政策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那麼，我相信這個世代的原則是：「在民主平等、尊重互惠、競爭進步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
別相信台灣統派老頭子們的諂媚、阿諛、奉承與「分析」。太陽花世代對於中國沒有特別的敵意，他們只是合理地在防範一個一向不懷好意的政權，沒有更多的意思，不需要想太多。只要中國擺出善意，他們就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敵意；如果中南海（或任何人）要強逼他們就範，他們就跟你激烈地抗爭到底。他們只是無法忍受強欺弱、霸王硬上弓、不講理、不尊重，而不是在「恨」誰，也沒有任何固定的意識形態。
但是，當中國連韓寒的心都收服不了的時候，實在沒必要自惹麻煩來招惹這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世代。不要再威嚇他們，威嚇只會加強他們對中國的抗拒；也不需要再威嚇馬英九了，馬英九軟弱好欺負，剛好意味著他無法代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其實，未來一整個世代裡，中國的問題都在內政，而不在台灣。先搞定從極權到民主的發展歷程，先讓韓寒這一代心服，我們再來談進一步的兩岸關係吧。如果中國除了GDP成長率之外沒有一件事讓人羨慕，甚至連人均GDP都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就急著要以商統政，這絕對是無法讓太陽花世代心服的。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提委會的「酌情權」
明報 2014年4月14日
莫樹聯資深大律師本月七日在本報發表評論，表示如果在法例中訂明提名委員會必須確認公民提名，就會違反「酌情權不受束縛」的普通法原則，會遭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這個論點站不站得住腳？我的淺見有以下幾點。
假設《基本法》第45條「由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可以理解為提委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酌情權的行使。根據普通法基本原則，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必須符合相關原則及自然公義，則提委會確認公民提名的候選人就是最符合原則的做法，因為公民提名，反映大比數的選民的意願，肯定是合乎「民主程序」，也必然相對接近人權公約第25條的「普選」定義。若提委會選擇否決公民提名產生的候選人，那麼大有道理挑戰這是違反原則的錯誤行使酌情權，大有理據提出司法覆核。
莫資深大律師沒有解釋提委會如何行使酌情權，是集體還是個別；假定是集體，用某種投票的方式，那麼就肯定談不上是集體行使酌情權，也肯定不符合自然公義，因為投票根本是政治決定，而不是斟酌道理、平衡利益的決策過程，對提名的公民或獲提名者沒有公平對待可言。
愚見以為，用行政機關行使酌情權喻憲法下的由提委會提名的提名程序，實在不大合適。假設第45條真的是賦予「提委會」一項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利」；這項「權利」當然可以由本地立法落實，當然要「依法」行使。憲制賦予的權利甚少絕對，往往須由法例規管，任何規管是否違憲，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就是要看施加的限制是否合理及合乎比例。「提委會必須確定公民提名」，既合第45條原意、合理而又合乎比例（因為提委會還可在公民提名以外提名其他候選人），假如立法訂明，我倒不知莫資深用什麼理據去提出司法覆核？
2014年4月13日 星期日
蘇賡哲 - 從喪屍論港人 「自主沉淪」
溫哥華星島
2014年04月08日
身在中國大陸的評論人韓寒總結中共的「成績」：「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我在境外觀察，完全認同他這個結論。 這樣一個政權早應下台，可是我不明白，何以1989年以後，香港能夠自主選擇的民眾，卻愈來愈向下沉淪、愈來愈擁戴中共及它控制下的香港特區政府，以至擁戴支持中共、港共的建制派。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發生，香港雖然全城沸騰，但九七後的選舉，有四成港人在投票時支持港共建制派。最近港島海怡西的區議員補選，更顯示支持建制派選民已超過半數。而事實上自董建華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堪稱「一蟹不如一蟹」，為甚麼支持它的人日益增加？我想，有些人會要說，這是中共滲透入香港的新移民增多了，另一方面中資背景機構勢力擴張，它們也會強制手下職員的投票意向。但海怡西選區選民大多是中產階級專業精英，這兩個因素應該沒有多大效應。
我曾經用美國荷里活電影中的喪屍來形容中共和港共的擁戴者，並且說：一個人要變喪屍很容易，被咬一口就行了，但是要喪屍再變回人卻極難。數十年來我寫過無數文章、教過書、做過電台節目主持，耗過大量精力，從來不曾成功把一個喪屍變回人，一個也沒有。
喪屍之喻，容或刻薄，但喪屍之成為喪屍，是不得已的，香港人而擁戴中共、港共，卻是自主選擇的。我一位親人說，他擁戴中共的原因，是因為中共貪污，「以前沒路走的困境，現在肯賄賂就走通了」。如此愚昧，其實比喪屍可惡得多。從邏輯上說，萬一將來中共清廉了，他豈不要去做反共志士？
但他還不是最愚昧的人。我記得1950年，有31個愛國愛黨的「革命青年」在海南島被中共處決。其中有21歲的泰國華僑之女韓惠敏，當時懷孕三個月。中共殺她的理由是「她在外國生活得那麼舒服，為甚麼回來跟我們一起過艱苦危險的生活？一定是敵人派來的特務。」她出身泰國一個左傾家庭，回大陸參加革命一年又三個月，帶她回國的人沒有一個肯站出來替她說一句話。
另一同時被殺的青年叫林雲。他的死罪是因為曾經建議「革命隊伍不要說粗口，要學習文化和理論、要搞讀書運動，提高革命隊伍的文化素質」。這被中共領導人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貶低領導的威信，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本質上其實是知識分子和土匪的衝突。他臨刑前還受過拷打及多種肉體折磨，被綁上刑場時已不似人形。他們被殺後三年，海南島中共領導人馮白駒宣布替他們平反，說是殺錯了。
這31個青年因為這一類荒謬透頂的罪名被殺，死於韓寒所說的「兇殘和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因此醒悟自己獻身給一個邪惡非常的政黨。
他們在刑場上紛紛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可以說是至死不悔。假使這些人沒有被處死，而只是坐三年牢後，被馮白駒「平反」釋放出來，他們同樣不會從喪屍變回人，而只會在喊一輪「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然後到處去咬人，使更多人成為喪屍。
人對喪屍的恐懼，使香港12萬人集結起來，在特區政府總部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當時特區政府迫於群眾和輿論壓力，作出表面上的讓步。
但洗腦令港人喪屍化，是北京交付的任務，現在的國民洗腦教育只是轉入地下，將來在香港要做個正常人，恐會日趨艱難。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身在中國大陸的評論人韓寒總結中共的「成績」：「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我在境外觀察，完全認同他這個結論。 這樣一個政權早應下台，可是我不明白，何以1989年以後，香港能夠自主選擇的民眾，卻愈來愈向下沉淪、愈來愈擁戴中共及它控制下的香港特區政府，以至擁戴支持中共、港共的建制派。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發生，香港雖然全城沸騰，但九七後的選舉，有四成港人在投票時支持港共建制派。最近港島海怡西的區議員補選，更顯示支持建制派選民已超過半數。而事實上自董建華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堪稱「一蟹不如一蟹」，為甚麼支持它的人日益增加？我想，有些人會要說，這是中共滲透入香港的新移民增多了，另一方面中資背景機構勢力擴張，它們也會強制手下職員的投票意向。但海怡西選區選民大多是中產階級專業精英，這兩個因素應該沒有多大效應。
我曾經用美國荷里活電影中的喪屍來形容中共和港共的擁戴者，並且說：一個人要變喪屍很容易，被咬一口就行了，但是要喪屍再變回人卻極難。數十年來我寫過無數文章、教過書、做過電台節目主持，耗過大量精力，從來不曾成功把一個喪屍變回人，一個也沒有。
喪屍之喻，容或刻薄，但喪屍之成為喪屍，是不得已的，香港人而擁戴中共、港共，卻是自主選擇的。我一位親人說，他擁戴中共的原因，是因為中共貪污，「以前沒路走的困境，現在肯賄賂就走通了」。如此愚昧，其實比喪屍可惡得多。從邏輯上說，萬一將來中共清廉了，他豈不要去做反共志士？
但他還不是最愚昧的人。我記得1950年，有31個愛國愛黨的「革命青年」在海南島被中共處決。其中有21歲的泰國華僑之女韓惠敏，當時懷孕三個月。中共殺她的理由是「她在外國生活得那麼舒服，為甚麼回來跟我們一起過艱苦危險的生活？一定是敵人派來的特務。」她出身泰國一個左傾家庭，回大陸參加革命一年又三個月，帶她回國的人沒有一個肯站出來替她說一句話。
另一同時被殺的青年叫林雲。他的死罪是因為曾經建議「革命隊伍不要說粗口，要學習文化和理論、要搞讀書運動，提高革命隊伍的文化素質」。這被中共領導人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貶低領導的威信，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本質上其實是知識分子和土匪的衝突。他臨刑前還受過拷打及多種肉體折磨，被綁上刑場時已不似人形。他們被殺後三年，海南島中共領導人馮白駒宣布替他們平反，說是殺錯了。
這31個青年因為這一類荒謬透頂的罪名被殺，死於韓寒所說的「兇殘和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因此醒悟自己獻身給一個邪惡非常的政黨。
他們在刑場上紛紛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可以說是至死不悔。假使這些人沒有被處死，而只是坐三年牢後，被馮白駒「平反」釋放出來，他們同樣不會從喪屍變回人，而只會在喊一輪「共產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然後到處去咬人，使更多人成為喪屍。
人對喪屍的恐懼，使香港12萬人集結起來，在特區政府總部反對國民洗腦教育。當時特區政府迫於群眾和輿論壓力，作出表面上的讓步。
但洗腦令港人喪屍化，是北京交付的任務，現在的國民洗腦教育只是轉入地下，將來在香港要做個正常人，恐會日趨艱難。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2014年4月12日 星期六
李怡 - 太陽花給香港人的啟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12日
佔領立法院24天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漂亮退場，學生說：「我們懷抱理想而來，現在承擔責任而去！」退場不是句號，而是逗點，是要轉守為攻出關播種。《蘋果》報道說：「他們不僅逼退了龐大的中國（大陸），更給等待普選、猶豫是否佔中的你我留下一句諫言：『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這是太陽花運動給香港人的啟示之一。
35年前涉嫌叛逃到中國的林毅夫，以世界銀行前副總裁身份，出席博鰲論壇，被記者問到太陽花學運，林毅夫特意以台語對記者說，台灣除了經濟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經濟輸了不就全盤皆輸」，他說：「我們台灣人在大陸，看到這麼多機會被別人拿走，真的很傷感。」林毅夫是中共體制內重要經濟智囊，如所有中共學者一樣，講的都是黨觀點，傷感怎會是「真的」？
在服貿爭議中，台灣也有很多企業大老闆挺身支持服貿，有些也如林毅夫似的出言恐嚇。但也有評論指出，經濟的核心在產業，不重視實體經濟，光靠服貿協議能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嗎？更重要的是，前天黎智英的文章說，學運讓他看到了麵包以外，人的尊嚴比身體實在，「看到活在沒有尊嚴的繁華殘墟裏將來的悲哀」。台灣本土企業家感受更真切。筆者曾引述署名petercilee的中小企業老闆的文章，他表示自己會是服貿協定的獲益者，但他不忍心看到台灣沉淪，因為這是他的家園，他支持學生反服貿抗爭。
中國經濟冒起，台港一些人就覺得不能失去機會。但全球化不是只有中國，台灣有評論文章說；「當台灣沒有走進大陸之前，沒有人說台灣鎖國，因為當時的台灣是走向世界的。現在台灣走進中國，反而忘了全世界。以前經貿官員談自由化和國際化，就是走向世界，現在他們談自由化卻是要把台灣鎖進中國。」
台灣也有大企業家拒絕鎖進中國，佔台股市值比重一成以上的台積電就是表表者。過去20年，台商紛紛把生產基地搬遷到成本低廉的中國，只有台積電堅持把生產基地留在台灣。目前台積電只有一間廠在上海松江，而把高階製程全都留在台灣，以台灣為生產基地，市場放眼全球。去年稅後純利約合486億港元，股價創歷史新高。有經濟評論者提點台灣企業家：當大家把生產基地從台灣移走，努力為中國拼經濟，留給台灣的卻是高失業率及低薪噩夢的時候，是不是回頭想想，要不要像台積電那樣，把機會留給台灣。
香港過去的CEPA、自由行，就是香港人只看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求就手搵快錢，而放棄香港吸引國際旅客的城市特質。當自由行的暴發戶擠滿街頭，世界各地旅客就裹足了。
太陽花學運的退場，是因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同意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逐條審議服貿。這是學運的近程目標。但學生還提出遠程目標，就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降低修憲、罷免、創制和複決（公投）的門檻，盡量實踐直接民權，把類似應否廢核、應否與中國簽訂政治協議等困難議題交付公投解決。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台灣也發現代議制的危機，包括議員的惡質，嚴重的投票缺席率，議事立法水準低落等，因此提出加進直接民主（公投）、半直接民主（民調與「人民會議」）等元素，讓公民可藉這些方式獲得決策權。
台灣學運提出這與時並進的西歐最新民主趨勢，要把台灣民主推向前。而香港，還在普選的公民提名問題上向中共港共力爭。普選沒有譜，泛民參與上海行也沒有共同方案和策略。台灣的民主運動，已走在香港民主目標的視野之外了。
在中共卵翼下的林毅夫說，台灣除了經濟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怎麼沒有？黎智英從太陽花學運中看到「台灣人民族意識的盪漾」，使他從「相信經濟原則」醒覺到「不再相信人只有經濟原則」，他「看見台灣人站立在民族尊嚴的高地上」。也許我們可以回問一下林毅夫，大陸除了「窮得只剩下錢」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
甚麼是尊嚴？根據康德的說法，人的尊嚴體現在人是一個自主行動者，自由意志是其核心要點。如果一個人一個族群沒有自主性，就只是奴隸或奴才，沒有尊嚴可言。因此，如果我們認同台灣有本土意識的自主尊嚴，那麼香港人也應有這種自主尊嚴，沒有自主意識的人也沒有資格爭民主。這是太陽花給香港人最大的啟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佔領立法院24天的台灣太陽花學運漂亮退場，學生說：「我們懷抱理想而來，現在承擔責任而去！」退場不是句號，而是逗點，是要轉守為攻出關播種。《蘋果》報道說：「他們不僅逼退了龐大的中國（大陸），更給等待普選、猶豫是否佔中的你我留下一句諫言：『拒絕參與政治的懲罰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統治』。」這是太陽花運動給香港人的啟示之一。
35年前涉嫌叛逃到中國的林毅夫，以世界銀行前副總裁身份，出席博鰲論壇，被記者問到太陽花學運，林毅夫特意以台語對記者說，台灣除了經濟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經濟輸了不就全盤皆輸」，他說：「我們台灣人在大陸，看到這麼多機會被別人拿走，真的很傷感。」林毅夫是中共體制內重要經濟智囊，如所有中共學者一樣，講的都是黨觀點，傷感怎會是「真的」？
在服貿爭議中，台灣也有很多企業大老闆挺身支持服貿，有些也如林毅夫似的出言恐嚇。但也有評論指出，經濟的核心在產業，不重視實體經濟，光靠服貿協議能解決台灣經濟困境嗎？更重要的是，前天黎智英的文章說，學運讓他看到了麵包以外，人的尊嚴比身體實在，「看到活在沒有尊嚴的繁華殘墟裏將來的悲哀」。台灣本土企業家感受更真切。筆者曾引述署名petercilee的中小企業老闆的文章，他表示自己會是服貿協定的獲益者，但他不忍心看到台灣沉淪，因為這是他的家園，他支持學生反服貿抗爭。
中國經濟冒起，台港一些人就覺得不能失去機會。但全球化不是只有中國，台灣有評論文章說；「當台灣沒有走進大陸之前，沒有人說台灣鎖國，因為當時的台灣是走向世界的。現在台灣走進中國，反而忘了全世界。以前經貿官員談自由化和國際化，就是走向世界，現在他們談自由化卻是要把台灣鎖進中國。」
台灣也有大企業家拒絕鎖進中國，佔台股市值比重一成以上的台積電就是表表者。過去20年，台商紛紛把生產基地搬遷到成本低廉的中國，只有台積電堅持把生產基地留在台灣。目前台積電只有一間廠在上海松江，而把高階製程全都留在台灣，以台灣為生產基地，市場放眼全球。去年稅後純利約合486億港元，股價創歷史新高。有經濟評論者提點台灣企業家：當大家把生產基地從台灣移走，努力為中國拼經濟，留給台灣的卻是高失業率及低薪噩夢的時候，是不是回頭想想，要不要像台積電那樣，把機會留給台灣。
香港過去的CEPA、自由行，就是香港人只看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求就手搵快錢，而放棄香港吸引國際旅客的城市特質。當自由行的暴發戶擠滿街頭，世界各地旅客就裹足了。
太陽花學運的退場，是因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同意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逐條審議服貿。這是學運的近程目標。但學生還提出遠程目標，就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降低修憲、罷免、創制和複決（公投）的門檻，盡量實踐直接民權，把類似應否廢核、應否與中國簽訂政治協議等困難議題交付公投解決。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台灣也發現代議制的危機，包括議員的惡質，嚴重的投票缺席率，議事立法水準低落等，因此提出加進直接民主（公投）、半直接民主（民調與「人民會議」）等元素，讓公民可藉這些方式獲得決策權。
台灣學運提出這與時並進的西歐最新民主趨勢，要把台灣民主推向前。而香港，還在普選的公民提名問題上向中共港共力爭。普選沒有譜，泛民參與上海行也沒有共同方案和策略。台灣的民主運動，已走在香港民主目標的視野之外了。
在中共卵翼下的林毅夫說，台灣除了經濟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怎麼沒有？黎智英從太陽花學運中看到「台灣人民族意識的盪漾」，使他從「相信經濟原則」醒覺到「不再相信人只有經濟原則」，他「看見台灣人站立在民族尊嚴的高地上」。也許我們可以回問一下林毅夫，大陸除了「窮得只剩下錢」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跟別人拚」？
甚麼是尊嚴？根據康德的說法，人的尊嚴體現在人是一個自主行動者，自由意志是其核心要點。如果一個人一個族群沒有自主性，就只是奴隸或奴才，沒有尊嚴可言。因此，如果我們認同台灣有本土意識的自主尊嚴，那麼香港人也應有這種自主尊嚴，沒有自主意識的人也沒有資格爭民主。這是太陽花給香港人最大的啟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郝明義 - 有關服貿與出版的幾點補充意見──兼談「跨境服務」的重要
我在出版界，我支持學生
2014年4月11日
從去年七月之後，我沒再談服貿對出版相關產業的影響，而花了許多精神去了解國家安全和社會衝擊等議題。
最近看許多朋友對一些出版議題很熱烈的討論，其深入早已超出我的探討。但接到一些邀請希望我也談一下，所以還是匆匆補充幾點，以請大家參考。
第一，有關言論或思想或出版自由
十幾年前，我就在中國大陸聽過一句話：「我們有言論自由，只是沒有出版自由。」的確，喝茶吃飯，餐桌酒桌上，任何人的言論，早就沒有任何禁忌可言。十幾年前已然，微博在大陸風行之後，更不在話下。所以，禁忌在出版。
連中國大陸都如此，說服貿帶來的中資會對台灣的一般言論或思想自由會受到什麼影響，當然更不可能。我們關心的主要是出版自由。
第二，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是全部
今天出版自由的焦點是百分之一。是那百分之一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決定了出版自由的定義。再以中國大陸為例。他們一年新書出版十六萬種的話，我相信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早就符合出版自由。不要說一般的生活風格、文學、流行、歴史等類別，即使許多「相當」禁忌的人物、話題、思想，也都琳琅滿目。今天如果真要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出版自由相差有多大，其實也不過就那百分之一。是那大約一年可能兩千種書的能否出版、自由流通，決定了兩岸出版自由的差異。可也就這百分之一，可能約兩千種的書，代表了出版自由的一切。
看單書，也是如此。今天許多書籍要在中國大陸出版，往往並不是這本書能否出版，而是其中的某一句話，甚至可能某幾個字的問題。說起來，這一句話，這幾個字涉及的，已經不是百分之一，而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出版自由了。但，也就是這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內容，決定了出版自由的定義。
第三，沒必要自陷險境
所以，在探討服貿照這個版本通過，中資有機會插手台灣出版的時候，如果把焦點放在台灣如何可以維持百分之九十九的出版自由，不具意義。甚至，主張台灣人總有辦法打破各種封鎖，讓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可以在台灣找到出路，也不具意義。
不具意義的原因有二：一，我們原本就有完整的百分之百出版自由，現在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努力思考如何在最壞的情況下還可以保有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二，這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不僅應該存在，而且應該堂而皇之的存在，不必要讓自己陷入只能打叢林戰或游擊戰的地步。那是台灣解嚴之前的現象，沒必要在三十年後還要讓自己進入那種不必要的悲情狀態。
第四，中資可能如何影響台灣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
中資進入台灣出版業想發生什麼影響的話，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們不必來推廣什麼意識型態（那是死路）。也不必大動手腳地做許多投資（那太麻煩）。很可能，從出版到印刷到發行到零售，他們總共只要收購五家到十家的公司，在台灣找到代理者就好了。但是這五家到十家的公司，他們會直接、間接地貫注極大的資源，助其茁壯到台灣一般或所有中小型公司都難以望其項背的經濟規模。
這些極有規模的公司，有著台灣甚有代表性，形象甚好的代理者，可以不但繼續進行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版自由，讓我們看到各種文學、文化和學術出版，甚至在內容、形式及通路的推廣上，還會有更上層樓的提升。
但重點是：他們不會接受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並且，他們會打著那百分之九十九的出版自由的旗子，讓你忘記對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的需求。
他們也不會摧毀那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的機會，只是讓它從主流通路裡消失，邊緣化，進入艱苦求生的游擊戰即可。
上述這些情況，是有實例可以參考的。
也所以，我說，我們要保護的，不只是這百分之一的出版自由的存在，而且是堂而皇之的存在，隨時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版自由並存的存在。
第五，不對等的「跨境服務」破壞台灣數位出版的未來
這次服貿協議裡，我們政府簽了個極不對等的「跨境服務」。這固然對台灣所有的批發、零售業者都有極嚴重的打擊，對出版，尤其是未來的數位出版，根本就是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一點少有人討論。
服務的型態，有幾種。
第一種，是賣方在原地不移動，買方移動。餐廳是代表，等客人上門。
第二種，是買方在原地不移動，賣方移動。建築師是代表，要去各個現場。
第三種，是買方和賣方都在原地不移動，買方送出訂單，賣方遞送服務，誰都不必出門。電子商務是代表。而這第三種服務，就是「跨境服務」。
這次服貿協議裡，我們政府讓中國大陸所有的批發業和零售業，都可以對台灣提供「跨境服務」，而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所有批發業和零售業，只開放零售業的「郵購」可以對他們提供跨境服務。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淘寶可以接受台灣的訂單，而台灣的電子商務網站卻不能接大陸訂單，必須到福州去開公司才能做生意的原因。
目前跨境服務的不對等，粗看起來受影響的只是像我們的博客來、讀冊這些網站沒法賣書到大陸而已。但真正影響深遠的，是台灣未來任何的數位出版，都做不到中國大陸讀者的生意。
數位出版，肯定是出版的未來。數位出版，又是需要投資比較大的。而投資大又值得做的原因，正在於數位出版可以提供「跨境服務」。亞瑪遜的電子書可以在全世界都賣得好，正是因為他們可以「跨境服務」。
這次服貿協議的不對等跨境服務，斷了台灣數位出版的生路。未來，中國大陸任何出版社的數位版電子書，可以透過他們的網站賣給台灣讀者；而台灣任何出版社的數位版電子書，卻沒法在自己的網站上賣給他們。而出版業者比電子商務網站還慘的是，電子商務網站起碼他們還同意讓你在福州落地。出版呢？
台灣的電子商務網站到福建去經營之後，業者必須簽署「年檢承諾書」，承諾不提供「破壞國家統一」或「破壞民族團結」或「破壞社會穩定」的服務，才能得到在全中國範圍內經營的ICP許可證。出版呢？
在數位出版的時代，當中國大陸的出版業者有「跨境服務」的便利，可以對台灣讀者提供各種電子書，台灣的出版社卻沒有同樣的方便時，這不是毀滅性的打擊嗎？
即使今天只在做紙本出版的人，都必須正視這個立即的危險。
第六，善戰者拒敵於千里之外
我看網路上有人引用我2001年於《誠品好讀》12月號上所講的一段話：
「當然，今天很多人為大陸而感到焦慮，認為這個問題不在自己所能掌握的範圍之內。一來為思考如何進入大陸市場而不得而困惑，二來為大陸出版業及出版品的快速發展而擔憂。其實，大可不必。因為，將來面對大陸市場，我們固然有許多不足，但不應該忘記台灣今天在整個華文出版世界所佔據一個最領先，也最有利的位置。
這個領先與有利的位置，不在市場規模，不在資金，不在行銷，不在印製，不在科技，不在於涉外的經驗與能力，而在於出版所需要的『自由與開放』。
台灣今天種種混亂的情勢，為人所詬病。然而，在我們所看到的種種混亂與負面現象之下，有一種自由與開放的本質。對其他行業來說，『自由與開放』只是關係商機大小的因素之一，然而對於以知識與智慧為本質的出版業來說，這卻是一切的根本。
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台灣畢竟創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與開放的環境。」
我希望引用者，與讀者，不會以為我今天反服貿的立場是昨是而今非，或者質疑我為什麼要否定十三年前的信心。
去年七月，我發表對服貿協議的第四封信＜我看到的與我相信的＞，其副標就是「勇於迎戰，和善守天險與架構防禦工事，應該並行不悖」。
我相信台灣作者、編輯、出版者、通路業者，因自由開放的環境而生猛的活力，從來都沒有動搖過。但是我們政府談出來的這個版本的服貿協議，不但沒有讓我們的活力可以到對岸開疆闢土，還讓自己陷入門戶洞開、天險盡撤的險境，於是我們的生猛活力只能用來在自家後院展開求生的游擊戰。
善戰者拒敵於千里之外，而非戰敵於門庭之內。
第七，這次服貿協議當然涉及出版業的明證
我們的政府官員，對於服貿協議像是得了集體失智症。其他部門倒罷了，連文化部也如此，令人啞然。
從總統到文化部長，一個口徑地說這次服貿協議，只開放印刷，不涉及出版。他們在故意隱瞞「書籍及文具批發業」、「書籍及文具零售業」的開放，略而不談。而發行與書店通路都開放，怎麼可能不影響出版？
印刷和出版也相關的明證，可以從這次中國大陸的承諾表裡得到明證。他們在印刷業的承諾表裡，加了個其他承諾：「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建立臺灣圖書進口綠色通道。」（如附件）印刷和出版相關，還有什麼更明白的證明？我們的政府官員如果再說這次服貿只開放印刷，不涉及出版，不妨控告他們「凟職」罪了。
第八，台灣出版業者可以自我期許的事情
從紙本轉向數位的過程裡，出版將是一個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也整合更多資源的工作。
台灣囿於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市場腹地，原來最值得寄望的，就是使用同一語言的中國大陸市場。
這次服貿協議，政府不但沒有幫我們敲開對岸新的機會之門，還毫無理由地撤除屏障，更把未來數位出版的生路也破壞。
我們一方面要堅決鞭策政府修正他們犯下的錯誤，另一方面不妨對自己另有期許。當十三億中國大陸市場始終打不開的時候，我們就思考如何利用數位及網路時代的特質，放眼開拓全球市場吧。
我很不自量力地從五年前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旅程。旅程極為辛苦。目前也在艱苦奮鬥。有一天做出成果的時候，我會回來跟大家分享在這個旅程上的見聞，以及心得。
2014年4月10日 星期四
Vic - 讀練乙錚評太陽花學運有感
2014年4月10日
據我個人淺陋的觀察，練乙錚所說大致正確：「中國因素」確是這次學運的核心。不過，台港社運左翼也並非完全一廂情願，因為發起運動的學生組織，的確有頗強的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思想，例如魏揚就並不諱言自己的這種想法。學生組織淡化反自由貿易的訴求，估計是順應現實的策略選擇：服貿衍生的中國威脅如此顯而易見，而眼下要在台灣反自由貿易，極難爭取多數民眾支持。自由貿易之於台灣，有如香港人的「搵食精神」，極難撼動。
貿易理論上是互利的交易，冠上「自由」之名，就更加難反對。學生要令多數台灣人認清眼下的全球「自由貿易」如何造就跨國剝削，如何不公不義地使財富高度集中，如何令多數人失去自由，是非常艱巨的工程。
練乙錚指「《服貿協議》本身當然可能導致某些行業或階層人士的經濟損失，但這完全可以在台灣內部通過利益轉移來解決」，此說也大有可疑。現實是「利益轉移」必須由有心有力的政府完成，但近三十年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各國貧富懸殊的程度卻普遍嚴重加劇，一般人的實質所得倒退數十年，可見各國政府在經濟成果的公平分配方面，因為遭特殊利益集團挾持而普遍無心無力。
練乙錚 - 一巴掌打掉統戰肥肉 一句話化解政治危機
信報 2014年4月10日
貿易理論上是互利的交易，冠上「自由」之名，就更加難反對。學生要令多數台灣人認清眼下的全球「自由貿易」如何造就跨國剝削，如何不公不義地使財富高度集中，如何令多數人失去自由，是非常艱巨的工程。
練乙錚指「《服貿協議》本身當然可能導致某些行業或階層人士的經濟損失，但這完全可以在台灣內部通過利益轉移來解決」，此說也大有可疑。現實是「利益轉移」必須由有心有力的政府完成，但近三十年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各國貧富懸殊的程度卻普遍嚴重加劇，一般人的實質所得倒退數十年，可見各國政府在經濟成果的公平分配方面，因為遭特殊利益集團挾持而普遍無心無力。
練乙錚 - 一巴掌打掉統戰肥肉 一句話化解政治危機
信報 2014年4月10日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砲轟不斷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4月09日
宋朝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載：張孝祥策論、詞章、書法俱佳，高中狀元，秦檜問他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孝祥昂然回答：「本杜詩，法顏字。」秦檜嫉妬，但還是說：「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杜甫、顏真卿等大雅君子，中國人向來引以為榮，愛向他們學習。
至於秦檜，卻從來無人誇說以他為法，「秦」、「檜」兩字，甚至往往招人不齒。《清稗類鈔》載：乾隆年間，秦檜後人秦大士中狀元，意氣風發，題《秦淮絕句》，說「淮水而今尚姓秦」，引起士林不滿。有一天，才子袁枚和秦大士遊西湖，杭州士人趕到岳王廟前，指著秦檜跪像，請秦大士題句。秦大士又羞又怒，不肯答允，袁枚就代題一聯：「人於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國賊秦檜的名字，稍知禮義者都不會沿用。
但是，新中國人今天不會習杜詩，法顏字，反而一味向國賊學舌，沾沾自喜。大陸、香港、臺灣都是如此。
本月二日，臺灣《聯合晚報》報道學生反對馬英九政府和大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學生領袖林飛帆砲轟馬英九執迷不悟。」一月五日，香港《成報》報道梁振英政府拒派高官祝賀自由黨二十周年黨慶：「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砲轟梁振英小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前港督彭定康「香港缺乏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力」言論：「彭的言論，引發香港輿論砲轟。」這「砲轟」一詞，懂得一點中國近代史者，都應知道其穢在骨。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帶上高潮。鄧小平說：「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砲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澤東殺中國人以千萬計，十年文革更徹底摧毀中國文化，但現代漢語人甚麼好的都不學，只喜歡學毛澤東的文革口吻。
《漢書》卷七十五宣帝下詔褒揚先帝劉徹，長信少府夏侯勝卻認為劉徹竭民財力，奢泰無度，「非議詔書」。《三國志》卷六十吳國鄱陽太守周魴詐向魏國輸誠，說遭吳主孫權猜忌：「往者亦以郡民為變(前任太守也因郡民作亂)，以見譴責(遭國君責備)。」而除了「譴責」、「非議」，中文還有「斥責」、「非難」、「批評」、「抨擊」、「鳴鼓而攻」等等說法，但是，這些詞語現在都少人用了。代之而興的，是血腥的「砲轟」兩字。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宋朝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載：張孝祥策論、詞章、書法俱佳，高中狀元，秦檜問他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孝祥昂然回答：「本杜詩，法顏字。」秦檜嫉妬，但還是說：「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杜甫、顏真卿等大雅君子，中國人向來引以為榮，愛向他們學習。
至於秦檜，卻從來無人誇說以他為法，「秦」、「檜」兩字，甚至往往招人不齒。《清稗類鈔》載：乾隆年間，秦檜後人秦大士中狀元，意氣風發，題《秦淮絕句》，說「淮水而今尚姓秦」，引起士林不滿。有一天，才子袁枚和秦大士遊西湖，杭州士人趕到岳王廟前，指著秦檜跪像，請秦大士題句。秦大士又羞又怒，不肯答允，袁枚就代題一聯：「人於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國賊秦檜的名字，稍知禮義者都不會沿用。
但是，新中國人今天不會習杜詩，法顏字，反而一味向國賊學舌，沾沾自喜。大陸、香港、臺灣都是如此。
本月二日，臺灣《聯合晚報》報道學生反對馬英九政府和大陸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學生領袖林飛帆砲轟馬英九執迷不悟。」一月五日，香港《成報》報道梁振英政府拒派高官祝賀自由黨二十周年黨慶：「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砲轟梁振英小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前港督彭定康「香港缺乏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力」言論：「彭的言論，引發香港輿論砲轟。」這「砲轟」一詞，懂得一點中國近代史者，都應知道其穢在骨。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帶上高潮。鄧小平說：「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砲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澤東殺中國人以千萬計，十年文革更徹底摧毀中國文化，但現代漢語人甚麼好的都不學，只喜歡學毛澤東的文革口吻。
《漢書》卷七十五宣帝下詔褒揚先帝劉徹，長信少府夏侯勝卻認為劉徹竭民財力，奢泰無度，「非議詔書」。《三國志》卷六十吳國鄱陽太守周魴詐向魏國輸誠，說遭吳主孫權猜忌：「往者亦以郡民為變(前任太守也因郡民作亂)，以見譴責(遭國君責備)。」而除了「譴責」、「非議」，中文還有「斥責」、「非難」、「批評」、「抨擊」、「鳴鼓而攻」等等說法，但是，這些詞語現在都少人用了。代之而興的，是血腥的「砲轟」兩字。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蘇賡哲 - 匪諜就在當總統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4月2日
以前在台灣旅遊，一掩上酒店的房門，便看得見門後貼有「提防匪諜」告示。這次台北反服貿協議，有些青年穿的黑色汗衫上，赫然印着「小心匪諜就在當總統」。馬英九還在自辯沒有「親中賣台」，人家已認定他就是匪諜。
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指出，服貿協議「是中台一體化的最後一塊巨大的鋪路石，達成之後，兩岸『和平統一』水到渠成」。她以印刷服務條款為例，剖析大陸對台灣的吞噬：台灣是民主自由社會，大陸實力龐大的國企可以藉此長驅直入為所欲為，在台灣獨立投資，印甚麼都可以，整個台灣印刷業將淪為大陸政治工具。相對台灣印刷業入大陸只能和大陸合資經營，而且由大陸控股或主導。最重要的是，根據大陸《印刷管理條例》規定，印甚麼必須通過官方嚴密的政治審查。
數年前，加拿大政府對是否批准中共的電視廣播在該國落地有所諮詢。大陸移民群力稱加拿大是民主自由的多元文化國家，不可限制他們接受祖國電視訊息的權利。當時我不反對他們的說法，只是提出兩國有平等權利，如果加國要這樣做，應該有個前提，就是中國大陸也讓加國電視落地。這場角力結果是大陸移民贏了。現在大陸電視在加進行洗腦教育，而加拿大電視被擋在大陸之外，只可以讓中共洗你腦。何清漣剖析的道理，很多人還未明白。
蘇賡哲 - 張安樂雙重取悅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4月3日
台灣從威權時代急速過渡到本土化時代，和張安樂、陳啟禮、吳敦這批人有密切關係。他們和蔣經國手下的情治官員勾結，以為越洋暗殺江南可以取悅蔣經國，等於替自己拿到一張護身符。結果事情鬧到不可收拾，蔣經國灰頭土臉之餘，覺得執政人才零落，如果再不向本土釋出權力，外來族群終有被趕落海之虞。
張安樂跑去大陸，舊思維不變，仍然是取悅統治者，拿一張護身符，更可開拓財路。大陸的統治者最需要的不是去暗殺江南、江北，而是利用他以台灣人身份號召統一。中共不介意他的背景，看上的是他的「知名度」，希望起「連張安樂都要求統一」的效應。其實時光易逝，今日台灣的年輕人已不大知道張安樂是誰。
這次反服貿風波，張安樂又看到取悅統治者的機會，而且這次是雙重取悅，包括取悅北京和馬英九，於是以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身份赤膊上陣搞「反反服貿協議」示威，稱佔據立法院學生是土匪，要對學生行使「公民逮捕權」。他這種公民真令人失笑。更有趣的是罵學生不配做中國人，他似乎已和時代脫節，不知道年輕人最渴望就是不做中國人。
張安樂搞不出甚麼名堂來，他只是令人覺得，原來馬英九和他是一道的，正如當年人們覺得原來蔣經國和他及陳啟禮等是一道的。
蘇賡哲 - 失敗了的垂範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3月24日
台灣的服貿協議引發學運。藍營有輿論說，台灣現政府是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服貿協議走的又是法律程序，不可能因一場示威而改變，要改變只能在下一次選舉用選票定奪。這即是說，任何民主國家都不應有示威活動，所有官民爭議都留待選舉再說。
行政院長表示不會用武力驅散，等於是學生必有所得，剩下來只是得多得少的問題。這場運動和香港反國教運動相似，都是學生主導，得到社會支持而迫使政府讓步，分別是香港學生年齡較輕。香港反國教所反是學生將會身受的洗腦教育，台灣反服貿反的是貪圖短期利益而逐步陷入中共財經陷阱。
台北立法院示威現場有標語寫着「今日的香港，明日的台灣」，這說明讓香港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垂範台灣已經失敗。有大學生在示威現場向記者說，她一九九九年到過香港，當時香港給她很好的印象，但不久前再到香港，覺得香港已整個敗落了。
鄧小平承諾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本來是用五十年悠長的時間來溫水煮蛙，如果煮了五十年青蛙仍未「反肚」，還可以再加五十年，百年以後水滾了，回歸時代的港人都不在了，誰還會去理會青蛙曾經如何「生猛」。然而，溫水煮蛙畢竟不是共產黨人所會有的耐性，才十多年，青蛙已煮至脫了層皮，如何垂範？
2014年4月8日 星期二
太陽花學運聲明：轉守為攻 出關播種
占領立院行動新聞稿
2014年4月7日20:00
佔領立院行動至今已滿二十一天，這場行動能撐到現在都是台灣社會強大民意所賦予的正當性，我們在此深深感謝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今日，我們將在此宣布一個重大的決定，佔領立院行動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取得重要進展，也就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理解到我們可以不受制於過去人物、不受制於已成勢力，讓憲法揭示的「國民主權」從理念成為活生生的、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經驗。我們明白所有人對這場運動有各種期待與想像，但在盤點各種運動成果後，我們宣布，學生運動累積的能量已經足以轉化為全民運動，此刻，正是青年從立法院走向全國各地的最佳時刻。
針對運動四大訴求，我們列點說明目前已達致的成果：
一、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配套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完成提案連署送交立法院議事處；另一方面，行政院亦提交行政院版本草案送交立法院。我們在此重申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五大原則：貫徹公民參與、國會監督、人權保障、資訊公開、政府有責。
二、先立法，再審查服貿：王金平院長於4月6日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團協商會議」。稍晚，國民黨籍台北市長郝龍斌、台中市長胡志強也公開表態支持「先立法，再審查」。
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學生與公民團體已於4月6日於議場外舉行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並將草根論壇的決議於4月8日於議場內舉行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論壇，具體對社會大眾提出我們對公民憲政會議的期待與想像。
四、退回服貿：根據立法院3月24日聯席會決議：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並重啟談判，後續有待院會處理。
我們所獲致成果並不僅限於上述四點具體訴求，無論從國內的民主憲政層次或國際的地緣政治，此次運動所達成的效果更為驚人，遠超出我們預計。
在國內憲政層次上，自從2008年以來，馬政府專斷濫權、破壞法治、人權，造成民主倒退的憲政危機。此次服貿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學生們和無數公民社運團體，在國家危急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馬政府強令「服貿協議」闖關的企圖，徹底凸顯馬政府完全喪失統治正當性，更揭發了在國共兩黨私下交易的兩岸互動模式下，圖利跨海峽政商資本集團、犧牲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事實。從此兩岸協商再也不允許密室協商，任何政權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出賣台灣。
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我們徹底宣示了台灣人不願意受中國擺布的全民意志，也打亂近年來中國、美國甚至日本等對於台灣問題私相授受的強權布局。而我們非暴力、和平抵抗的嶄新發想，更引起東亞乃至於全世界青年的注目、同情與深深地共鳴。
此刻我們需要討論、規劃下一波的運動進程，我們希望以巡迴全國深入社會基層，以演講、集會、草根論壇、網路公民運動與國會監督等方式，深化「反服貿運動」與「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運動。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最近幾天我們已經在立法院內外，舉辦了一系列的「草根論壇」、「人民議會」、「推動論壇」，我們將持續在全國各地舉辦更多的論壇與公民審議活動，以持續推動「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總之，我們需要讓更多國人關心我們國家目前正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我們佔領立院的同時，有一群來自中南部的同學，自發性的組成民主黑潮聯盟，並發起多場針對馬意立委的施壓行動，這幾天，他們揮軍北上，分別在林鴻池、林德福、吳育昇的選區對選民宣達理念，獲得熱烈響應，這代表，台灣民間尚有強大的動能，我們走出立院正是要承接這股動能，轉化為改變台灣的力量。除了民主黑潮聯盟，尚有許多學生、公民團體在這次運動中聚集、成形並進行串聯，走出立院後，我們將在各地開始進行組織化，把具有同樣改革理念的青年匯聚成流，洶湧向前。
從我們走出立法院到從事草根組織動員的這段期間，我們要求朝野立委恪守職責，進行兩岸監督機制的立法工作，尊重多數民意，在法制化完成之前，不得審查「服貿協議」。我們也要求反對黨及其立院黨團，確實負起監督執政黨的責任，阻止馬政府持續傷害我們的國家。我們也要求民間版監督機制確保付委，並且不能讓立法院通過行政院版法案。
我們邀請台北的朋友於周四下午六點再次聚集立法院，迎接從議場走出的同學，大家攜手轉守為攻、出關播種。我們也歡迎台灣各地支持這場運動的朋友與我們遙相呼應，當怠惰的國會議員背棄選民、處心積慮經營一己私利之際，就讓我們接手深耕地方，讓社會成為我們的新議場。
【場內動態】林飛帆呼籲馬政府尊重國會 勿對學生政治追殺
台大新聞E論壇 2014年4月7日
文／蔣金、吳宗泰、藍婉芸 圖／藍婉芸
學生代表林飛帆回應今（7）日晚間八點會後記者提問，他表示，離開國會議場，是因為獲得立法院長王金平善意回應，及學生訴求大致達成。他呼籲馬政府不要對辜負學生的善意，尊重國會自主，同時他表示，雖然他與幹部會勇於承擔責任，但他希望政府不要對參與學生進行政治追殺。
林飛帆表示，他們知道周五是院會時間，才選在院會舉行前將立院空出。他說，朝野立委應正視學生要求，他們離開議場並不代表學生肯定朝野立委表現，而是有著更高的期待。林飛帆呼籲，所有朝野立委們都應恪守職責，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清楚瞭解「人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林飛帆也表示，佔領國會只是眾多行動的一環，他確立三條明確戰線，分別是監督兩岸協議締結條例的立法、監督兩岸服貿協議的審查，以及開始進行公民憲政會議的各式論壇與籌備。
面對退場後須負的責任，林飛帆說，所有幹部和參與同學都會勇於承擔，他也呼籲馬政府不要對參與活動的學生進行政治追殺。他也補充，離開議場前，學生會重新整頓場內秩序跟整潔，將國會恢復原本樣貌。
政論作家林保華在會中大喊：「你們怎麼可以放棄呢？要革命啊！」對於林保華意見，林飛帆感謝他每晚在議場的陪伴，及他的建言。但林飛帆指出，「和平非暴力」是此場運動不變的最高原則，也是學生間的規範。他說，這場運動並不是從318那晚才開始，而是從去年六月強簽服貿時就已展開，他也強調，「這場運動還沒結束」。
稍早突然到主席台發言的王奕凱，也在記者會時到台前表示，他表示，自己很難接受學生對於退場的說法，也批判學生有實問虛答的問題。但他最後還是對學生團隊說：「我還是要說，辛苦你們了，謝謝。」他發言結束後，全場給予掌聲。
林飛帆也說，他理解有人對退場決策持不同意見，也理解他們對運動還有更遠大理想，林飛帆對他們表達敬意，肯定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愛與堅持。他也強調，退場的決策並沒有排除不同意見，活動也待反省檢討，希望各界能提出批判，學生也願意虛心接受。
回應外界對決策機制的疑慮，陳為廷解釋，議場環境難以實踐他們所希望的民主決策方式，也讓他們感到痛苦與抱歉。他解釋，議場內學生受媒體24小時監控，消息容易被馬政府掌握，加上議場有入內的限制，不同批的學生需要時間磨合，難以相互配合工作，形成共識。對於名嘴的批評，陳為廷也反問，「是什麼樣的政府讓學生必須用這種方式申張訴求？」他也呼籲批判者能檢視背後的成因，不讓意見淪於廉價批評。
賴中強在記者會後，對活動所有物資捐贈者致上深深謝意。他也表示，這場活動中的所有硬體設備，如燈光音響和發電機等，基於節約原則，並沒有主動對外募款，但濟南路舞台已設有捐款箱有小額捐款，將持續接受各界小額捐輸。賴中強也強調，將活動結束後一個禮拜內公布所有的收支細目作為徵信的依據，陸續詳情也會在其網站補上。
佔領立院行動至今已滿二十一天，這場行動能撐到現在都是台灣社會強大民意所賦予的正當性，我們在此深深感謝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今日，我們將在此宣布一個重大的決定，佔領立院行動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取得重要進展，也就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理解到我們可以不受制於過去人物、不受制於已成勢力，讓憲法揭示的「國民主權」從理念成為活生生的、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經驗。我們明白所有人對這場運動有各種期待與想像，但在盤點各種運動成果後，我們宣布，學生運動累積的能量已經足以轉化為全民運動，此刻，正是青年從立法院走向全國各地的最佳時刻。
針對運動四大訴求，我們列點說明目前已達致的成果：
一、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配套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完成提案連署送交立法院議事處；另一方面，行政院亦提交行政院版本草案送交立法院。我們在此重申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五大原則：貫徹公民參與、國會監督、人權保障、資訊公開、政府有責。
二、先立法，再審查服貿：王金平院長於4月6日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團協商會議」。稍晚，國民黨籍台北市長郝龍斌、台中市長胡志強也公開表態支持「先立法，再審查」。
三、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學生與公民團體已於4月6日於議場外舉行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並將草根論壇的決議於4月8日於議場內舉行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論壇，具體對社會大眾提出我們對公民憲政會議的期待與想像。
四、退回服貿：根據立法院3月24日聯席會決議：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並重啟談判，後續有待院會處理。
我們所獲致成果並不僅限於上述四點具體訴求，無論從國內的民主憲政層次或國際的地緣政治，此次運動所達成的效果更為驚人，遠超出我們預計。
在國內憲政層次上，自從2008年以來，馬政府專斷濫權、破壞法治、人權，造成民主倒退的憲政危機。此次服貿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學生們和無數公民社運團體，在國家危急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馬政府強令「服貿協議」闖關的企圖，徹底凸顯馬政府完全喪失統治正當性，更揭發了在國共兩黨私下交易的兩岸互動模式下，圖利跨海峽政商資本集團、犧牲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事實。從此兩岸協商再也不允許密室協商，任何政權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出賣台灣。
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我們徹底宣示了台灣人不願意受中國擺布的全民意志，也打亂近年來中國、美國甚至日本等對於台灣問題私相授受的強權布局。而我們非暴力、和平抵抗的嶄新發想，更引起東亞乃至於全世界青年的注目、同情與深深地共鳴。
此刻我們需要討論、規劃下一波的運動進程，我們希望以巡迴全國深入社會基層，以演講、集會、草根論壇、網路公民運動與國會監督等方式，深化「反服貿運動」與「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運動。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最近幾天我們已經在立法院內外，舉辦了一系列的「草根論壇」、「人民議會」、「推動論壇」，我們將持續在全國各地舉辦更多的論壇與公民審議活動，以持續推動「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總之，我們需要讓更多國人關心我們國家目前正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我們佔領立院的同時，有一群來自中南部的同學，自發性的組成民主黑潮聯盟，並發起多場針對馬意立委的施壓行動，這幾天，他們揮軍北上，分別在林鴻池、林德福、吳育昇的選區對選民宣達理念，獲得熱烈響應，這代表，台灣民間尚有強大的動能，我們走出立院正是要承接這股動能，轉化為改變台灣的力量。除了民主黑潮聯盟，尚有許多學生、公民團體在這次運動中聚集、成形並進行串聯，走出立院後，我們將在各地開始進行組織化，把具有同樣改革理念的青年匯聚成流，洶湧向前。
從我們走出立法院到從事草根組織動員的這段期間，我們要求朝野立委恪守職責，進行兩岸監督機制的立法工作，尊重多數民意，在法制化完成之前，不得審查「服貿協議」。我們也要求反對黨及其立院黨團，確實負起監督執政黨的責任，阻止馬政府持續傷害我們的國家。我們也要求民間版監督機制確保付委，並且不能讓立法院通過行政院版法案。
我們邀請台北的朋友於周四下午六點再次聚集立法院，迎接從議場走出的同學，大家攜手轉守為攻、出關播種。我們也歡迎台灣各地支持這場運動的朋友與我們遙相呼應，當怠惰的國會議員背棄選民、處心積慮經營一己私利之際，就讓我們接手深耕地方，讓社會成為我們的新議場。
【場內動態】林飛帆呼籲馬政府尊重國會 勿對學生政治追殺
台大新聞E論壇 2014年4月7日
文／蔣金、吳宗泰、藍婉芸 圖／藍婉芸
學生代表林飛帆回應今（7）日晚間八點會後記者提問，他表示，離開國會議場，是因為獲得立法院長王金平善意回應，及學生訴求大致達成。他呼籲馬政府不要對辜負學生的善意，尊重國會自主，同時他表示，雖然他與幹部會勇於承擔責任，但他希望政府不要對參與學生進行政治追殺。
林飛帆表示，他們知道周五是院會時間，才選在院會舉行前將立院空出。他說，朝野立委應正視學生要求，他們離開議場並不代表學生肯定朝野立委表現，而是有著更高的期待。林飛帆呼籲，所有朝野立委們都應恪守職責，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清楚瞭解「人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林飛帆也表示，佔領國會只是眾多行動的一環，他確立三條明確戰線，分別是監督兩岸協議締結條例的立法、監督兩岸服貿協議的審查，以及開始進行公民憲政會議的各式論壇與籌備。
面對退場後須負的責任，林飛帆說，所有幹部和參與同學都會勇於承擔，他也呼籲馬政府不要對參與活動的學生進行政治追殺。他也補充，離開議場前，學生會重新整頓場內秩序跟整潔，將國會恢復原本樣貌。
政論作家林保華在會中大喊：「你們怎麼可以放棄呢？要革命啊！」對於林保華意見，林飛帆感謝他每晚在議場的陪伴，及他的建言。但林飛帆指出，「和平非暴力」是此場運動不變的最高原則，也是學生間的規範。他說，這場運動並不是從318那晚才開始，而是從去年六月強簽服貿時就已展開，他也強調，「這場運動還沒結束」。
稍早突然到主席台發言的王奕凱，也在記者會時到台前表示，他表示，自己很難接受學生對於退場的說法，也批判學生有實問虛答的問題。但他最後還是對學生團隊說：「我還是要說，辛苦你們了，謝謝。」他發言結束後，全場給予掌聲。
林飛帆也說，他理解有人對退場決策持不同意見，也理解他們對運動還有更遠大理想，林飛帆對他們表達敬意，肯定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愛與堅持。他也強調，退場的決策並沒有排除不同意見，活動也待反省檢討，希望各界能提出批判，學生也願意虛心接受。
回應外界對決策機制的疑慮，陳為廷解釋，議場環境難以實踐他們所希望的民主決策方式，也讓他們感到痛苦與抱歉。他解釋，議場內學生受媒體24小時監控，消息容易被馬政府掌握，加上議場有入內的限制，不同批的學生需要時間磨合，難以相互配合工作，形成共識。對於名嘴的批評，陳為廷也反問，「是什麼樣的政府讓學生必須用這種方式申張訴求？」他也呼籲批判者能檢視背後的成因，不讓意見淪於廉價批評。
賴中強在記者會後，對活動所有物資捐贈者致上深深謝意。他也表示，這場活動中的所有硬體設備，如燈光音響和發電機等，基於節約原則，並沒有主動對外募款，但濟南路舞台已設有捐款箱有小額捐款，將持續接受各界小額捐輸。賴中強也強調，將活動結束後一個禮拜內公布所有的收支細目作為徵信的依據，陸續詳情也會在其網站補上。
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
沈舟 - 民意背後的正當性追問
——與王卓祺教授再商榷
2014年4月7日
【明報專訊】王卓祺教授撰文〈由偏見堆成的民意〉，回應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王卓祺教授忽略的觀點〉一文中提出的「非自由的國家如中國的民意其實是偽民意」觀點。他指出，所有民意都是由偏見及主觀選擇堆成的，並沒有什麽真偽之分。民意是社會化的一個結果，不同的社會都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的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以營造社會團結及共識，從而有利於增強政府的管治能力。
壟斷偏見與多元偏見
若將偏見（bias）定義為基於喜惡的價值取捨，固然無真假之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但個人偏見如何「堆成」了集體民意，這個社會化過程的不同制度環境，卻被王教授有意忽略了。為何內地《人民日報》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如人間天堂」，而《紐約時報》和《蘋果日報》給人的印象卻是：美國、香港「社會百弊叢生」？王教授說：這點比較並不說明誰的描述是對，因為無論哪個國家和城市，公共媒體和民意都是社會化及社會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
王教授的明顯錯誤就是，在自由國家和地區，媒體確實是「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但在中國內地，媒體處於中共嚴密控制下的意識形態領域，何曾允許過「社會不同力量競爭」？我在上文中指出：「這就是公共傳媒和宣傳機器的區別，前者的社會功能是揭短，後者的政府使命是護短。」通過護短來宣傳自己的「社會價值及規範」，情有可原；但同時用非常手段乃至國家暴力來限制別人揭短，這是正當的競爭嗎？
內地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僅僅是在互聯網上轉發了一些貼子，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他購買的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寧死」的T恤，居然成了立案的物證。像這樣壓制言論自由的案例，在內地隨處可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社會化過程其實是意識形態的壟斷化過程，由此形成的「壟斷偏見」，與自由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相互競爭形成的「多元偏見」不可同日而語。
近日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聲稱內地媒體有許多報紙除了接受中共的領導之外，還要接受市場的挑戰，例如《環時》就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市場化報紙，「國家不管，完全靠我們到市場上自生自滅」，此話乃「胡說」而已。在一個沒有開放報禁的國家，在所有報紙不允許民資外資進入、實際的董事長都是中共宣傳部的新聞出版界，談何市場化？國家不管《環時》嗎？但管住了《環時》的可能對手（例如《紐約時報》或《蘋果日報》）進入市場。國家沒給錢嗎？但給了壟斷權。報紙靠壟斷引導輿論和民意，同時又靠壟斷向市場圈錢。
胡錫進還說：「我非常遺憾地告訴大家：中國13億人民的意見和官方的意見是一致的。」王卓祺教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每年以8至10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的認受性不高是不可能的，「沈先生是看輕了中國的民衆了」。王教授舉出了中國、美國及巴西3國的一些重要經濟及社會數據，來說明在事實與偏見（價值論述）之間的背離。談到事實與價值論述相背離的情况，我們需要澄清Legitimacy這個概念的內涵。
正當性vs.合法性及認受性
戴耀廷先生指出：Legitimacy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包含了不同向度。常見的中文翻譯有3種：一是從法律向度譯成「合法性」；二是從政治倫理向度譯成「正當性」；三是從社會心理向度譯成「認受性」，香港多採用此內涵。
內地學者周濂認真梳理過上述3個向度的關係，他認為Legitimacy翻譯成「正當性」比較恰當，因為最初拉丁語Lex（法）是以自然法傳統或者上帝意志為依歸，包含有超越的道德維度，如果譯為「合法性」，就會「喪失道德批判的維度，徹底淪為替現實政府作辯護的工具」，將正當性等同於合法性，會面臨「所合何法」的追問。周濂亦不主張譯成「認受性」，因為它過多的強調Legitimacy的主觀性（社會心理）這一面，似乎只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肯定就足以證明政治權力合法，而忽略了Legitimacy的客觀規範性。
王教授所說的事實與價值論述背離，其實就是政府事實上的「合法性」及「認受性」與價值論述的「正當性」發生了衝突。他引述了亨廷頓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轉變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對英國、美國及前蘇聯的權力分析，結論是：不能因為前蘇聯是共產極權國家，便認為其政府缺乏認受性，人民生活水深火熱。相反，前蘇聯與英國、美國一樣，政府具備事實上的管治能力，「人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受性都有高度共識」。
在王教授並未引述的該書下文中，亨廷頓寫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在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裏，推翻政府易如反掌：一個連，兩輛坦克，半打上校就夠了。但沒有哪個出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的共產黨曾被軍事政變所推翻過」。智者千慮，終有一失，亨廷頓亦不例外。20多年後，坦克開進了莫斯科，蘇共帝國大廈頃刻倒塌。不少分析家認為，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危機四伏，是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亨廷頓津津樂道的共產黨「事實」上的合法性及認受性，終因缺乏「價值論述」上的正當性而不復存在。隨後的東歐共產黨國家紛紛變色，其中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幾天之內由萬衆擁戴的一國元首淪為千夫唾罵的刀下之鬼，「壟斷偏見」形成的「認受性」不堪一擊。
為何港府不能講清講楚
回到中國和香港。中國近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事實，常被人認為是政府「績效合法性」的體現。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高斯教授並不這樣認為，他指出：來自民間的「邊緣革命」才是推動中國市場化轉型的關鍵，政治權力不過是對民間的制度創新進行了「事後追認」。如果公共權力缺乏價值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的支撐，缺乏多元「思想市場」的存在，這種合法性就難以持續，因為經濟績效掩蓋了許多社會不公正，權貴勾結，誠信潰敗，貧富懸殊等問題。
王卓祺教授認為，今屆特區政府盡心盡力多做「實事」，但民意的反映卻未如人意，原因是「一些有偏見的民意領袖，將事實扭曲；而政府亦礙於種種原因，未能夠講清講楚，讓事實或『實事』成為有說服力的論述」。堂堂港府，有什麼不能講清講楚？其原因乃主權國的「事實合法性」缺乏「價值正當性」的說服力，而非誰人的扭曲。港府寄人籬下，自有難言之隱。
中央堅持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何謂愛國？港澳辦前主任魯平說「愛國就是要愛社會主義的中國」，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愛國愛港不等於愛黨」，兩者有明顯的價值區別。社會主義中國是一黨專政，中共中央是實際上的話事人，其聲稱「香港的所有權力均來自中央的授予」，所以將港人主張「主權在民」的價值正當性和「平等普及」反篩選的程序正當性，都視為不合法。不得不接受缺乏正當性的合法性，惡法亦法，這就是港府的糾結所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新聞言論自由受憲制保障，是真正的媒體市場化社會，很難形成壟斷性輿論。換言之，政府的「認受性」，無法靠壟斷偏見來維持，而必須在多元偏見中接受政權「正當性」的質疑；同時，「香港普選要回歸基本法」體現的形式「合法性」，也要接受實質「正當性」的追問。漠視民意背後的正當性訴求，香港政改只會走入死胡同。
作者是獨立時評人
2014年4月7日
【明報專訊】王卓祺教授撰文〈由偏見堆成的民意〉，回應我在《蘋果日報》發表〈王卓祺教授忽略的觀點〉一文中提出的「非自由的國家如中國的民意其實是偽民意」觀點。他指出，所有民意都是由偏見及主觀選擇堆成的，並沒有什麽真偽之分。民意是社會化的一個結果，不同的社會都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的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以營造社會團結及共識，從而有利於增強政府的管治能力。
壟斷偏見與多元偏見
若將偏見（bias）定義為基於喜惡的價值取捨，固然無真假之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但個人偏見如何「堆成」了集體民意，這個社會化過程的不同制度環境，卻被王教授有意忽略了。為何內地《人民日報》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如人間天堂」，而《紐約時報》和《蘋果日報》給人的印象卻是：美國、香港「社會百弊叢生」？王教授說：這點比較並不說明誰的描述是對，因為無論哪個國家和城市，公共媒體和民意都是社會化及社會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
王教授的明顯錯誤就是，在自由國家和地區，媒體確實是「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但在中國內地，媒體處於中共嚴密控制下的意識形態領域，何曾允許過「社會不同力量競爭」？我在上文中指出：「這就是公共傳媒和宣傳機器的區別，前者的社會功能是揭短，後者的政府使命是護短。」通過護短來宣傳自己的「社會價值及規範」，情有可原；但同時用非常手段乃至國家暴力來限制別人揭短，這是正當的競爭嗎？
內地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僅僅是在互聯網上轉發了一些貼子，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他購買的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寧死」的T恤，居然成了立案的物證。像這樣壓制言論自由的案例，在內地隨處可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社會化過程其實是意識形態的壟斷化過程，由此形成的「壟斷偏見」，與自由社會中不同價值觀相互競爭形成的「多元偏見」不可同日而語。
近日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聲稱內地媒體有許多報紙除了接受中共的領導之外，還要接受市場的挑戰，例如《環時》就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市場化報紙，「國家不管，完全靠我們到市場上自生自滅」，此話乃「胡說」而已。在一個沒有開放報禁的國家，在所有報紙不允許民資外資進入、實際的董事長都是中共宣傳部的新聞出版界，談何市場化？國家不管《環時》嗎？但管住了《環時》的可能對手（例如《紐約時報》或《蘋果日報》）進入市場。國家沒給錢嗎？但給了壟斷權。報紙靠壟斷引導輿論和民意，同時又靠壟斷向市場圈錢。
胡錫進還說：「我非常遺憾地告訴大家：中國13億人民的意見和官方的意見是一致的。」王卓祺教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每年以8至10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的認受性不高是不可能的，「沈先生是看輕了中國的民衆了」。王教授舉出了中國、美國及巴西3國的一些重要經濟及社會數據，來說明在事實與偏見（價值論述）之間的背離。談到事實與價值論述相背離的情况，我們需要澄清Legitimacy這個概念的內涵。
正當性vs.合法性及認受性
戴耀廷先生指出：Legitimacy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包含了不同向度。常見的中文翻譯有3種：一是從法律向度譯成「合法性」；二是從政治倫理向度譯成「正當性」；三是從社會心理向度譯成「認受性」，香港多採用此內涵。
內地學者周濂認真梳理過上述3個向度的關係，他認為Legitimacy翻譯成「正當性」比較恰當，因為最初拉丁語Lex（法）是以自然法傳統或者上帝意志為依歸，包含有超越的道德維度，如果譯為「合法性」，就會「喪失道德批判的維度，徹底淪為替現實政府作辯護的工具」，將正當性等同於合法性，會面臨「所合何法」的追問。周濂亦不主張譯成「認受性」，因為它過多的強調Legitimacy的主觀性（社會心理）這一面，似乎只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肯定就足以證明政治權力合法，而忽略了Legitimacy的客觀規範性。
王教授所說的事實與價值論述背離，其實就是政府事實上的「合法性」及「認受性」與價值論述的「正當性」發生了衝突。他引述了亨廷頓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轉變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對英國、美國及前蘇聯的權力分析，結論是：不能因為前蘇聯是共產極權國家，便認為其政府缺乏認受性，人民生活水深火熱。相反，前蘇聯與英國、美國一樣，政府具備事實上的管治能力，「人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受性都有高度共識」。
在王教授並未引述的該書下文中，亨廷頓寫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在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裏，推翻政府易如反掌：一個連，兩輛坦克，半打上校就夠了。但沒有哪個出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的共產黨曾被軍事政變所推翻過」。智者千慮，終有一失，亨廷頓亦不例外。20多年後，坦克開進了莫斯科，蘇共帝國大廈頃刻倒塌。不少分析家認為，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危機四伏，是前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亨廷頓津津樂道的共產黨「事實」上的合法性及認受性，終因缺乏「價值論述」上的正當性而不復存在。隨後的東歐共產黨國家紛紛變色，其中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幾天之內由萬衆擁戴的一國元首淪為千夫唾罵的刀下之鬼，「壟斷偏見」形成的「認受性」不堪一擊。
為何港府不能講清講楚
回到中國和香港。中國近3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事實，常被人認為是政府「績效合法性」的體現。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高斯教授並不這樣認為，他指出：來自民間的「邊緣革命」才是推動中國市場化轉型的關鍵，政治權力不過是對民間的制度創新進行了「事後追認」。如果公共權力缺乏價值正當性和程序正當性的支撐，缺乏多元「思想市場」的存在，這種合法性就難以持續，因為經濟績效掩蓋了許多社會不公正，權貴勾結，誠信潰敗，貧富懸殊等問題。
王卓祺教授認為，今屆特區政府盡心盡力多做「實事」，但民意的反映卻未如人意，原因是「一些有偏見的民意領袖，將事實扭曲；而政府亦礙於種種原因，未能夠講清講楚，讓事實或『實事』成為有說服力的論述」。堂堂港府，有什麼不能講清講楚？其原因乃主權國的「事實合法性」缺乏「價值正當性」的說服力，而非誰人的扭曲。港府寄人籬下，自有難言之隱。
中央堅持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何謂愛國？港澳辦前主任魯平說「愛國就是要愛社會主義的中國」，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愛國愛港不等於愛黨」，兩者有明顯的價值區別。社會主義中國是一黨專政，中共中央是實際上的話事人，其聲稱「香港的所有權力均來自中央的授予」，所以將港人主張「主權在民」的價值正當性和「平等普及」反篩選的程序正當性，都視為不合法。不得不接受缺乏正當性的合法性，惡法亦法，這就是港府的糾結所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新聞言論自由受憲制保障，是真正的媒體市場化社會，很難形成壟斷性輿論。換言之，政府的「認受性」，無法靠壟斷偏見來維持，而必須在多元偏見中接受政權「正當性」的質疑；同時，「香港普選要回歸基本法」體現的形式「合法性」，也要接受實質「正當性」的追問。漠視民意背後的正當性訴求，香港政改只會走入死胡同。
作者是獨立時評人
陳雲 - 教育官僚推動普教中
轉角 am730
2014年04月07日
普教中違反語言教學效益，為何學術界、教育界(如教協)不大力反對？香港學童即使依靠普教中而獲得高強普通話能力，不見得有利於中港貿易或服務，投入巨額師資培養並締造人工語言環境，並不符合商界利益，為何商界不反對？中共在大陸推普，但它無意將香港的中文習慣變成大陸一樣，這是不利於中共的，這可以從中資機構(工會、國貨公司等)、中聯辦刻意使用正體字及古雅中文得見。
一般家長基於蒙昧，迷信普通話教中文可以增強中文寫作能力，而當小學或學前教育的普通話及漢語拼音班，是多元智能的一部分，與奧數、公文式、兒童讀經班、西班牙話等教育增值課程無異。由於教育局及語常會則供應大量資金推動普教中，很多家長只是被動享用公共服務的一群愚民。
香港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課，逐漸過渡到所有科目(英文科之外)用普通話教學，與殖民地時代用英語教學，其目的同出一轍：挫折香港兒童的理性思維及感性表達，令其脫離本土環境，空出香港主體，接受境外的權威領導及知識灌輸，造就愚民，方便臣服。只是英國殖民者留有餘地，英文教學只是限於精英學校，也是限於術科，英文學校也刻意保存中文科及國史科，其餘學校則任由雙語夾雜或中文教學。殖民地的華人精英，在理性上崇尚英國，但感情卻保留王朝傳統的華夏文化，折衷中西，這正是殖民政府需要的管理人員。英國在香港推動寬鬆雙語教育，用意在此。
九七之初，董建華政府忽然推動「教育改革」，將寬鬆的雙語教學傳統轉為兩文三語，引入普通話這種不必要在政府語言政策言明的口語，隨後推出強制性的母語教學與英語教學的學校分流。之後，暗中用資助方式，推出小學及初中的普教中。
香港特區政府脫離英語教學，是因為領導層不能維持講英語的英殖精英身份，他們於是脫離香港式的廣東話及古雅中文傳統，投向普通話及共黨中文傳統，因為過去香港的中文傳統，是由英國殖民政府庇護的華夏王朝延續，它並無香港的主體。民國或中共的大陸已改用白話文及國語(普通話)，一旦英國人撤離香港，香港特區政府便需依賴北京的語言權威。普教中，是香港政治依歸對象的改變。
普教中將香港兒童的語言理性發展，從家庭及生活現實之中抽離，放在官僚控制的學校之內，其中衍生的教師培訓及證書取得，教育產業的繁衍，乃至兒童教育失效之後衍生的補救，全部令香港的教育人員得益，造就教育產業，於是教師明知政策戇居，也無意反抗。（待續）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普教中違反語言教學效益，為何學術界、教育界(如教協)不大力反對？香港學童即使依靠普教中而獲得高強普通話能力，不見得有利於中港貿易或服務，投入巨額師資培養並締造人工語言環境，並不符合商界利益，為何商界不反對？中共在大陸推普，但它無意將香港的中文習慣變成大陸一樣，這是不利於中共的，這可以從中資機構(工會、國貨公司等)、中聯辦刻意使用正體字及古雅中文得見。
一般家長基於蒙昧，迷信普通話教中文可以增強中文寫作能力，而當小學或學前教育的普通話及漢語拼音班，是多元智能的一部分，與奧數、公文式、兒童讀經班、西班牙話等教育增值課程無異。由於教育局及語常會則供應大量資金推動普教中，很多家長只是被動享用公共服務的一群愚民。
香港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課，逐漸過渡到所有科目(英文科之外)用普通話教學，與殖民地時代用英語教學，其目的同出一轍：挫折香港兒童的理性思維及感性表達，令其脫離本土環境，空出香港主體，接受境外的權威領導及知識灌輸，造就愚民，方便臣服。只是英國殖民者留有餘地，英文教學只是限於精英學校，也是限於術科，英文學校也刻意保存中文科及國史科，其餘學校則任由雙語夾雜或中文教學。殖民地的華人精英，在理性上崇尚英國，但感情卻保留王朝傳統的華夏文化，折衷中西，這正是殖民政府需要的管理人員。英國在香港推動寬鬆雙語教育，用意在此。
九七之初，董建華政府忽然推動「教育改革」，將寬鬆的雙語教學傳統轉為兩文三語，引入普通話這種不必要在政府語言政策言明的口語，隨後推出強制性的母語教學與英語教學的學校分流。之後，暗中用資助方式，推出小學及初中的普教中。
香港特區政府脫離英語教學，是因為領導層不能維持講英語的英殖精英身份，他們於是脫離香港式的廣東話及古雅中文傳統，投向普通話及共黨中文傳統，因為過去香港的中文傳統，是由英國殖民政府庇護的華夏王朝延續，它並無香港的主體。民國或中共的大陸已改用白話文及國語(普通話)，一旦英國人撤離香港，香港特區政府便需依賴北京的語言權威。普教中，是香港政治依歸對象的改變。
普教中將香港兒童的語言理性發展，從家庭及生活現實之中抽離，放在官僚控制的學校之內，其中衍生的教師培訓及證書取得，教育產業的繁衍，乃至兒童教育失效之後衍生的補救，全部令香港的教育人員得益，造就教育產業，於是教師明知政策戇居，也無意反抗。（待續）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4年4月6日 星期日
塵翎 - 太陽花
明報 2014年4月6日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雖說承接前代的野百合和野草莓學運，但其精神意義完全不同，甚至不能僅僅視作學運，說得直接點，它是（或將會是）由新世代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重要起點，而若非過渡點(?)。
龍應台批評太陽花學生思想薄弱，缺乏論述，那是她沒有真的走進學生群中，與青年對話。如果她沒有走進牆內，而始終與牆外的群眾、學生、雞蛋站在一起，她或許仍然會認得當年寫出《野火集》的自己。
太陽花運動最大的凝聚點是，新一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感。在簽署雙邊貿易協議的時候，他們關心的不是經濟上的對等關係，而是政治上的平起平坐。前提是台灣的主權完整性必須得到確認，這就是台灣青年的底線。這一點還不夠清楚嗎？當權者無法正視這強大的台灣主體性，只因為不知如何處理這道歷史遺留下的難題。這難題，長年累月懸在半空，大多數人以為保持現狀就最好，不統不獨，一直拖下去，留給時間解決，盼對岸變開放變民主，台灣人民自主自決，皆大歡喜。
但台灣青年沒有上一代的歷史包袱，尤其在解嚴後出生的「草莓族」，他們看見的現實，是台灣無法衝破的困局，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處處受限，自尊與自由受創，與對岸的關係（他們才沒有什麼祖國意識）是他們最不想建立的親密關係。他們就是寧願哈日、哈美、哈法，也不哈中。
這些青年，就是台灣未來的掌舵人，是的，他們沒有政治資源，沒錢，沒經驗，但他們肯定有思想，而且有時間。政治老人如果不能為他們開路，就只會被他們踐踏而過，獨留在舊夢裏。在不太遠的未來。
彭明輝：兩岸是不正常的關係
摘自〈服貿的問題在開放模式與限制條件〉
参、兩岸貿易談判永遠不可能「平等互惠」
有人根據 Joseph E. Stiglitz 的主張而要求兩岸貿易協定必需要「平等互惠」，其實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以出版業為例，台灣的出版業不需審查，沒有總量管制，而大陸的出版業要審查，有總量管制，要申請出版許可（出版量與出版內容）。一個民主開放設的社會，和一個極權統治的社會，如何有可能談出「平等互惠」的條件？台灣有官商勾結，大陸也有官商勾結，但是大陸遠比台灣嚴重而不透明，如何有可能談出「平等互惠」的條件？
服貿是ECFA的一部分，ECFA是摹仿WTO的FTA。而WTO與FAT的談判重點都限於「降低政府關稅與法規、管制所造成的貿易障礙」，以便「以最小的代價進入對方市場，並獲得跟本國廠商相同的待遇和競爭條件（國民待遇原則）」。所以，雙方能有的最大談判空間就是「去關稅、去管制，不需付出代價即可獲得本國廠商的待遇與競爭條件」。問題是，台灣的「國民待遇」是一個比較民主、開放而重法治的社會，而大陸的「國民待遇」是一個一黨專制、極權、講關係的社會，這兩個國家的「國民待遇」根本就不相等，誰有本事去談出「平等互惠」的貿易條件？
一個SOGO那麼大的集團，都還可以無預警地整個公司被吞佔掉，背後搞不好就是太子黨、中南海。你要簽出什麼樣的協議，才能確保中南海、太子黨、軍區司令與軍委不會伸手進來惡搞？
網路上有人說：就是因為大陸欠缺法治，使得台商權益沒有保障，所以才要簽 ECFA來保障台商的權益阿！這叫「wishful thinking」：一廂情願的妄想。
肆、大陸是不正常的國家，兩岸是不正常的關係
跟大陸簽約，就像小紅帽在跟大野狼玩家家酒，沒事就沒事，但沒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兇性大發。學生時代我讀過一本關於文革的書，印象裡書名叫《腥風血雨十年》，看見夫妻與情人如何為了自保而彼此出賣，子女為了擺脫「黑五類」的痛苦而出賣父母，學生如何把老師鬥垮、鬥臭，甚至鬥死；以及後來從文鬥演變到武鬥，群眾如何在街頭把人活活打死。連十來歲的學生當了紅小兵之後，都打人的勁越來越狠，以至於活活把人打死。據說很多人後來不願提當年往事，因為不敢面對當年犯下的罪惡。後來，我又讀了許多描述文革的「傷痕文學」，描述文革期間各種殘暴而泯滅人性的暴行，都是遠遠超乎我所能相信的真實故事。從此以後，我每次夜裏做惡夢，就是夢見共產黨到台灣來。
六四天安門之前，我在劍橋跟一大群大陸學生說：你們從 1949年以來不到十年就有一次的大整肅：1950年代的「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1956-57的「反右」與「整風」，1963-66的「四清運動」，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每次都要殺死一大群年輕的社會菁英；現在離文革已經十年，說不定又要有大事了。他們都說：不會！文革鬥到每一個人都很慘，大家聽到「運動」就毛骨悚然，沒有人敢再搞運動了。我想想也是，那一場長達十年的血腥不但被鬥的人怕了，鬥人鬥到把人活活打死的自己也會怕。我就相信了。沒料掉，不到幾個月，天安門事件爆發了，竟然用坦克車壓死要求社會進步的大學生。我只能用一句話形容這個國家：這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在臺灣人想像中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在那裡可以稀鬆平常地發生。你真的不能用台灣人的想法去推測大陸人的想法。
要跟一個這樣子不正常的國家簽約，你到底要有何防範？真的不是正常人想得出來的。
其次，兩岸是不正常的關係：我們只知道大陸絕對不會接受台灣獨立，也知道大陸領導同志有統一台灣的預設立場和壓力，但是不知道他們何時會動手，用什麼手段。
有人問：「全世界都敢跟大陸做生意，為什麼台灣人不敢？」因為大陸不想去統一這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也不會想要去搞垮任何國家──台灣除外。
還有人問：「台灣人敢跟全世界做生意，為什麼獨獨不敢跟大陸做生意？」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想要併吞台灣，也不會有任何國家想要搞垮台灣──大陸除外。
兩岸明明就是處於不正常的關係，大陸明明就是不正常的國家，你卻要用常理去跟他談貿易協定，那我只能說：「你一定不正常！」
陳玉峰訪問許智峯：讓抗爭不再干戈寥落
星期日生活
2014年4月6日
【明報專訊】許智峯，被警察從議會中抬走的中西區區議員。訪問的晚上十點，我們收了工，各自疲憊不堪，都坐在麥當勞，旁邊是他連日同行的戰友吳兆康。許智峯反對中西區議會向「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撥款十四萬推廣《基本法》和政改。靜坐、抗議、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攔路申冤、民事索償，引得警務處長、保安局長和特首都分別開腔，事件「擾攘」已一個月。我問他，其實你和這個撥款有什麼過不去，它為什麼絕對過不得？
許智峯托着頭的手腕手臂，貼了五六條繃帶膠布，是日前進行靜坐抗議，被保安落閘趕走時，糾纏弄傷的後遺。「第一，這個每區二十五萬元的推廣《基本法》專款，是政治撥款、洗腦撥款。第二，撥出的錢，用來讓市民飲飲食食，我最睇唔起」。
每區二十五萬《基本法》專款：飲飲食食、花膠海味
哦，講呢啲，推廣《基本法》就一定是洗腦嗎？太有偏見了吧。答案卻在訪問完結翌日的新聞中。報章報道，另一邊廂的觀塘區議會，以推廣《基本法》的專款，撥了四萬元給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搞「《基本法》研討會」。結果聯會用這筆錢在九龍灣德藝會筵開十八席，讓二百二十名參加者享用包括紅燒花膠海味羹、清蒸石斑在內等十道美食。研討會歷時約兩小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用了三十分鐘介紹基本法和答問，其餘個多小時則讓大家繼續安靜享用脆皮吊燒雞和點心。這就是許智峯口中最看不起的「book幾圍等大家來飲飲食食」，他在議會中堅持，是希望公帑不要花在這個地方。
且這筆錢赤裸裸的是撥給自己人。這是泛民痛恨良久的「區議會蛇齋撥款」：用政府（市民）的錢，透過區議會巧立名目撒落建制團體身上，讓他們大搞餅糉嘉年華量血壓影證件相。事件中得到撥款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背景可算是「絕對的建制」，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曾德成兩兄弟，三人同是這個聯合會的榮譽顧問（譚惠珠、鄭耀棠、葉國謙也是）。而前人大常委曾憲梓與賭王何鴻燊，則是其「永遠榮譽會長」。港島區四位民政事務專員，更不避嫌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偉峰「一齊坐晒落去」，全是該會顧問。負責今次批錢撥款的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主席李志恒，則是法律顧問。
結果中西區區議會內，不少建制派根本都是和這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有關連。有關連又要從區議會拿錢，就要申報，是不是？許智峯不止一次在區議會提出，大家要認真申報、避嫌，「不過總是被嘲，覺得我是傻仔」，印象最深，是同區議員葉國謙訕笑與指摘：「許智峯，你考我哋記憶呀？我哋係好多個會嘅顧問，點記得晒呀？」
策略：是少數派，就更加要抗爭
公帑運用，作為議會內的少數，如何繼續監察？許智峯和黨友吳兆康連日在民政事務處靜坐，不動粗不發惡言，只是很堅持。但泛民朋友悄悄說，他們這樣也「得罪了成個民政事務處」，大家擔心他。一般來說，泛民至多和建制「撐到好行」，卻不會開罪文官，因為始終長遠都要合作。我問許智峯，一下子和建制、民政都反了面，怕影響之後地區的工作嗎？許智峯倒是另一番見解：「泛民在這樣的區議會，能做的事情，本來就不多，」上次區選，中西區泛民連失三個席位，包括山頂區陳淑莊。議會內十八席，現只有四席是泛民，形勢一直惡劣。才三十出頭的許智峯是四泛民中最年輕的，建制一直瞧他不起。
換句話說，鬧翻的成本其實比想像中低，「都好嘅，起碼現在建制和政府都會放我們在眼內」。許智峯說，他和吳兆康近日在思考「斯文激進派」是否可以成為一種路線：「過去泛民在地區內面對建制包圍，一直只能透過用心加強服務，『民建聯都唔會做嘅，我哋做！』這種心態，來維繫選民。」但這樣不旦令泛民疲於奔命，面對更強大的銀彈攻勢，到最後也終會沒頂；目前大家只能苟延殘喘，拖延被剿滅。「我們的想法卻是，雖然我們在議會內是少數、被包圍，但議會終究是被外面為數更多的市民和群眾所包圍。」他笑笑：「我們都是和理非非嘛！只要我們和平、遵守程序，要求大家都均真、跟足規矩，就算我們是用對抗性的態度，市民也會支持。是少數派，就更加要抗爭」。這個月來，靜坐、抗議都做過，最後撥款雖然過了，他卻爭得居民的更多支持。日前為民主黨擺檔，他多謝市民掏錢買他們的獎劵，那市民卻反過來握着他的手，多謝他捍衛了公帑如何使用。
現在身為區議員，卻無法進入民政事務處，又無法開會、履行議員職責。黨友來交文件，民政處也怕了不敢開門，要求該泛民議員把文件「攝」入門罅。許智峯作為斯文激進派，沒有什麼聲嘶力竭的感言，只是反覆地說，「覺得匪夷所思」。
少數抗爭，源於大多數人不作為
許智峯事件，是徹底的離譜。當日警員抬走了許智峯，翌日警務處長曾偉雄指執法要「確保社會安寧」。被問到只在公眾地方才會觸發的一堆破壞社會安寧罪，在「閉門會議」中如何犯法？曾偉雄則建議大家自行諮詢法律顧問。連監警會秘書長朱敏健亦不禁出聲反對。但特首就開腔，在說不出有什麼「法」之下，仍撐「警方只是依法辦事」。許智峯進行靜坐，民政處還不讓他進入，不准他使用民政處的洗手間、落閘趕人、請保安抬他。區會各人利益重重，但最後終歸以「電郵傳閱」方式，強行通過了撥款。過程中揭露出我們各種制度由上至下問題叢生。
儘管事情荒謬到底，事件的迴響卻可算是干戈寥落。香港人實際，未必站出來激烈抗爭，但起碼我們向來珍視已經建立的制度，引以為傲。但今次許智峯和吳兆康替港人監察公帑運用，為我們堅持程序公義，捍衛核心價值，卻算得上孤單作戰。他們要行「少數抗爭」，很大程度上也許源於「大多數」的不作為，源於大家冷漠。如果社會在事件第一日就群情洶湧，民政處和建制派未必會有同樣的氣焰。據說，立法會正在討論，來年再撥一千六百萬給民政事務局，做這類「《基本法》推廣」，面對眼前滿手繃帶膠布的許智峯，我只能希望，以後他的抗爭路，會愈來愈多戰友，不再孤單。
答：許智峯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二○一一年以二十九歲之齡出選中環區，後以九百五十一票當選。是中西區議會十八席中，僅餘四泛民之一。投票經常投輸，今次思考如何以少數人的抗爭在議會殺出血路。
問：陳玉峰
民間記者，相信記者從不旁觀、永遠在場，因此更有責任。力所能及便盡量多做民間採訪，試圖撈回公民對社會議題應有的關注。
文 陳玉峰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許智峯，被警察從議會中抬走的中西區區議員。訪問的晚上十點，我們收了工，各自疲憊不堪，都坐在麥當勞，旁邊是他連日同行的戰友吳兆康。許智峯反對中西區議會向「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撥款十四萬推廣《基本法》和政改。靜坐、抗議、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攔路申冤、民事索償，引得警務處長、保安局長和特首都分別開腔，事件「擾攘」已一個月。我問他，其實你和這個撥款有什麼過不去，它為什麼絕對過不得？
許智峯托着頭的手腕手臂，貼了五六條繃帶膠布，是日前進行靜坐抗議，被保安落閘趕走時，糾纏弄傷的後遺。「第一，這個每區二十五萬元的推廣《基本法》專款，是政治撥款、洗腦撥款。第二，撥出的錢，用來讓市民飲飲食食，我最睇唔起」。
每區二十五萬《基本法》專款：飲飲食食、花膠海味
哦，講呢啲，推廣《基本法》就一定是洗腦嗎？太有偏見了吧。答案卻在訪問完結翌日的新聞中。報章報道，另一邊廂的觀塘區議會，以推廣《基本法》的專款，撥了四萬元給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搞「《基本法》研討會」。結果聯會用這筆錢在九龍灣德藝會筵開十八席，讓二百二十名參加者享用包括紅燒花膠海味羹、清蒸石斑在內等十道美食。研討會歷時約兩小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用了三十分鐘介紹基本法和答問，其餘個多小時則讓大家繼續安靜享用脆皮吊燒雞和點心。這就是許智峯口中最看不起的「book幾圍等大家來飲飲食食」，他在議會中堅持，是希望公帑不要花在這個地方。
且這筆錢赤裸裸的是撥給自己人。這是泛民痛恨良久的「區議會蛇齋撥款」：用政府（市民）的錢，透過區議會巧立名目撒落建制團體身上，讓他們大搞餅糉嘉年華量血壓影證件相。事件中得到撥款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背景可算是「絕對的建制」，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曾德成兩兄弟，三人同是這個聯合會的榮譽顧問（譚惠珠、鄭耀棠、葉國謙也是）。而前人大常委曾憲梓與賭王何鴻燊，則是其「永遠榮譽會長」。港島區四位民政事務專員，更不避嫌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偉峰「一齊坐晒落去」，全是該會顧問。負責今次批錢撥款的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主席李志恒，則是法律顧問。
結果中西區區議會內，不少建制派根本都是和這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有關連。有關連又要從區議會拿錢，就要申報，是不是？許智峯不止一次在區議會提出，大家要認真申報、避嫌，「不過總是被嘲，覺得我是傻仔」，印象最深，是同區議員葉國謙訕笑與指摘：「許智峯，你考我哋記憶呀？我哋係好多個會嘅顧問，點記得晒呀？」
策略：是少數派，就更加要抗爭
公帑運用，作為議會內的少數，如何繼續監察？許智峯和黨友吳兆康連日在民政事務處靜坐，不動粗不發惡言，只是很堅持。但泛民朋友悄悄說，他們這樣也「得罪了成個民政事務處」，大家擔心他。一般來說，泛民至多和建制「撐到好行」，卻不會開罪文官，因為始終長遠都要合作。我問許智峯，一下子和建制、民政都反了面，怕影響之後地區的工作嗎？許智峯倒是另一番見解：「泛民在這樣的區議會，能做的事情，本來就不多，」上次區選，中西區泛民連失三個席位，包括山頂區陳淑莊。議會內十八席，現只有四席是泛民，形勢一直惡劣。才三十出頭的許智峯是四泛民中最年輕的，建制一直瞧他不起。
換句話說，鬧翻的成本其實比想像中低，「都好嘅，起碼現在建制和政府都會放我們在眼內」。許智峯說，他和吳兆康近日在思考「斯文激進派」是否可以成為一種路線：「過去泛民在地區內面對建制包圍，一直只能透過用心加強服務，『民建聯都唔會做嘅，我哋做！』這種心態，來維繫選民。」但這樣不旦令泛民疲於奔命，面對更強大的銀彈攻勢，到最後也終會沒頂；目前大家只能苟延殘喘，拖延被剿滅。「我們的想法卻是，雖然我們在議會內是少數、被包圍，但議會終究是被外面為數更多的市民和群眾所包圍。」他笑笑：「我們都是和理非非嘛！只要我們和平、遵守程序，要求大家都均真、跟足規矩，就算我們是用對抗性的態度，市民也會支持。是少數派，就更加要抗爭」。這個月來，靜坐、抗議都做過，最後撥款雖然過了，他卻爭得居民的更多支持。日前為民主黨擺檔，他多謝市民掏錢買他們的獎劵，那市民卻反過來握着他的手，多謝他捍衛了公帑如何使用。
現在身為區議員，卻無法進入民政事務處，又無法開會、履行議員職責。黨友來交文件，民政處也怕了不敢開門，要求該泛民議員把文件「攝」入門罅。許智峯作為斯文激進派，沒有什麼聲嘶力竭的感言，只是反覆地說，「覺得匪夷所思」。
少數抗爭，源於大多數人不作為
許智峯事件，是徹底的離譜。當日警員抬走了許智峯，翌日警務處長曾偉雄指執法要「確保社會安寧」。被問到只在公眾地方才會觸發的一堆破壞社會安寧罪，在「閉門會議」中如何犯法？曾偉雄則建議大家自行諮詢法律顧問。連監警會秘書長朱敏健亦不禁出聲反對。但特首就開腔，在說不出有什麼「法」之下，仍撐「警方只是依法辦事」。許智峯進行靜坐，民政處還不讓他進入，不准他使用民政處的洗手間、落閘趕人、請保安抬他。區會各人利益重重，但最後終歸以「電郵傳閱」方式，強行通過了撥款。過程中揭露出我們各種制度由上至下問題叢生。
儘管事情荒謬到底，事件的迴響卻可算是干戈寥落。香港人實際，未必站出來激烈抗爭，但起碼我們向來珍視已經建立的制度，引以為傲。但今次許智峯和吳兆康替港人監察公帑運用，為我們堅持程序公義，捍衛核心價值，卻算得上孤單作戰。他們要行「少數抗爭」，很大程度上也許源於「大多數」的不作為，源於大家冷漠。如果社會在事件第一日就群情洶湧，民政處和建制派未必會有同樣的氣焰。據說，立法會正在討論，來年再撥一千六百萬給民政事務局，做這類「《基本法》推廣」，面對眼前滿手繃帶膠布的許智峯，我只能希望，以後他的抗爭路，會愈來愈多戰友，不再孤單。
答：許智峯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二○一一年以二十九歲之齡出選中環區，後以九百五十一票當選。是中西區議會十八席中，僅餘四泛民之一。投票經常投輸，今次思考如何以少數人的抗爭在議會殺出血路。
問：陳玉峰
民間記者，相信記者從不旁觀、永遠在場，因此更有責任。力所能及便盡量多做民間採訪，試圖撈回公民對社會議題應有的關注。
文 陳玉峰
編輯 梁詠璋
2014年4月5日 星期六
Vic - 楊照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2014年4月5日
首先，楊照此文一開始就很矯情，令我覺得有點噁心。他說：「我從來不假裝自己是客觀的，我的意見必然出自於偏知偏見，但我盡量隨時知覺自己的偏知偏見朝甚麼方向偏斜。」
你以為他真的要講他的「老實偏見」嗎？可是，他馬上就告訴你：「最嚴重的偏見，來自於我所受的史學訓練，無可避免，使得我看所有的事情時，出發點一定是：第一、這不會是憑空掉下來的，必有其來歷，要了解這件事，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溯源追查其來歷。第二、事物不會停留在原地原樣，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我們必須警覺追索其改變，別掉入簡單的刻板印象中。」
劉進興說得很對，楊照提起「史學訓練」，是訴諸權威。他不過是要告訴大家：本人受過史學訓練，因此看事情會考究其來歷，而且會與時俱進，不會「掉入簡單的刻板印象中」。
楊照還說：「還有一項嚴重的偏見，來自於我的個性，我格外討厭、格外無法忍受恐嚇威脅，格外難接受基於想像的恐懼而來的論點。」這一點我多少可以理解，一如我對民進黨多年操弄台灣人對中國的恐懼不無反感。可是，難道台灣人對中國的恐懼，真的只是「基於想像」嗎？我想，任何人只要不是對中國大陸以至香港近二十年的事不聞不問，面對這個嚴重威脅台灣民主自由的邪惡政權心生恐懼，是完全合理的。這種恐懼不是基於想像，而是基於歷年來種種殘酷事實，當中有血有淚，辛酸無限。中國的現狀，有時看一部好電影便能理解。例如從賈樟柯在中國被禁的《天注定》中，我便看到一個罪惡的體制如何扭曲人性，使社會普遍殘酷不仁。（如果嫌《天注定》太血淋淋，不妨看看溫和得多的《三峽好人》。）
基於他的「史學訓練」，楊照告訴大家：『「天安門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二十五年前，那個事件有其來歷，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中國經歷了多大的變化，拿「天安門事件」來認定中共是無可理喻的，就一定不會用心認真去了解「天安門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將複雜的歷史事件化約為「用坦克車屠殺自己的人民」，同時也就一定不會用心去觀察整理這二十五年來，中國在各方面產生的巨大變化。不了解二十五年前的中國，也不了解二十五年來的中國，卻要對今天台灣該如何應對中國提出意見，不是有點奇怪嗎？』
他不過是想說：「你們這些人，既不了解二十五年前中國，也不了解中國二十五年來的巨大變化，有什麼資格針對今天台灣該如何應對中國提意見？」這其實是非常傲慢的說法，彷彿只要你到現在還不忘中共以坦克車屠殺人民，還覺得中共無可理喻，因此覺得應該假定中共對台灣有惡意，必須盡可能防範中共藉由以商逼政併吞台灣，你就是在拿「基於想像的恐懼」「恐嚇威脅」台灣人！
楊照說：「我看到的中國，沒有那麼非理性，更沒有那麼可怕。我看到的中國，仍然依循著人類的一些基本慾望，文明的一些基本條理在改變著。那裡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渴望財富、渴望成功，也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看到了自由、看到了自在的生活，會生出羨慕、嚮往的心情。那裡的政治人物，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一樣，努力爭取更大的權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也因而必然產生了決定權力高下的一套遊戲規則。」
令我感慨的是，自命信奉自由主義的楊照，說起六四屠殺，說起中共這個政權，口吻與香港臣服於中共的所謂建制派如此相似。楊先生你到底要說什麼？你知道自己距離說出「六四屠殺有其複雜的歷史脈絡，有某程度的歷史必然性，中共其實是理性的政權，在發展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我們要向前看……」之類的屁話只有一步之遙嗎？
楊照接著說：「那樣的遊戲規則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不存在，也不表示我們無法理解。更重要的，那樣的社會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就一定會傷害我們，我們就只能用一種委屈、飽受驚嚇的態度來看待。面對中國，台灣當然小，當然相對脆弱，但能不能讓我們確切分清楚，台灣的弱，有多少是事實，又有多少其實來自於誇大的想像？面對中國，台灣有弱到非得處處設防，築起保護的圍城嗎？」
中共的遊戲規則，文明世界的人不是不能理解，只是無法接受。至於說「那樣的社會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就一定會傷害我們」，我只能慨嘆，有時候所謂知識份子即使受過史學訓練，即使讀萬卷書、著作等身，還是可能幼稚盲目到無以復加。我想起當年香港面臨九七大限，民眾多數不願意英國將政權轉交給中共（1982年一項民意調查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但當年香港出了一群大中華主義上腦的知識份子，極力鼓吹「民主回歸」，認為藉由《中英聯合聲明》這種國際協議，再制定保障香港生活方式、承諾民主普選的小憲法《基本法》，香港便能「民主回歸祖國」。結果如何，我也不想多說了。民主普選至今仍是泡影，「自由行」嚴重毀壞庶民生活空間，地下黨員掌控香港政府，而連劉進圖這樣溫和的媒體人，也會在光天化日下被人狂砍六刀！
楊照接著說：『因為「服貿」，許多人情緒激動地討論印刷、出版業會有的危機。我不得不嘆口氣提醒：為什麼沒有人再往上游看，我們的寫作者呢？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覺得也應該築起牆來保護我們的寫作者？不需要「服貿」，我們的寫作者早就暴露在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下了，不是嗎？自從解嚴之後，就沒有人提議過，應該禁止中國的作家在台灣出書，不然台灣的寫作者就會完蛋。甚至就連禁止中國的譯本進入台灣來保護台灣譯者的聲音都從來出現過。』他這幾段似乎在說反話諷刺反服貿人士，但我覺得理路不清，莫名其妙。台灣既然是保障出版自由的民主國家，斷無禁止中國作家在台灣出書的道理。我們防範中共，正是要保護這種自由。
楊照說：「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樣的現象真的還是很不正常：一個自由的社會害怕對一個相對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開放。還有：一般應該有更大的衝勁野心，受不了前行代保守封閉的年輕人，卻在台灣將自己的未來建立在政府的保護管制作法上。這不過就是我的私人偏見，我總以為威權國家願意對自由國家開放，那是好事。我也總以為年紀大的人有責任將自己的恐懼放在一邊，給年輕人較大的冒險探索空間。我對台灣、對自由，一直傾向於有較高的信心。」
這幾段句非常愚蠢。他想說的是，台灣作為自由的社會，不應該害怕對中國這個相對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開放。這是抽空了歷史脈絡、政治現實的蠢話，彷彿中國是正常國家，沒有吞併台灣的野心。因此他批評年輕人「在台灣將自己的未來建立在政府的保護管制作法上」，也就變成了無的放矢。台灣年輕人不是害怕競爭、寄望政府保護，他們只是不想顢頇的執政者葬送了台灣的民主自由。至於「威權國家願意對自由國家開放」是好事，你真的確定中國願意對台灣開放？那是怎樣的開放？容我引述兩段網友的精彩評論：
omamori：台灣的出版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中國則完全是專制（管制），所有民主自由國家和中國談貿易協議或FTA時，都會遇到一個難題，他（中國）來的時候，利用你的自由，為所欲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你過去（中國）的時候，他用他的專制，即便不是把你綁得死死的，你也難施拳腳。我想，這也是郝明義先生說事關國家安全的原因。
mamori：對台灣來說，以貿易為主的經濟形態，開放的確是必須的，但重點是，什麼可以開放、什麼不能開放，要怎麼開放，又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這是有選擇性的，程度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光說「要開放」、「世界趨勢」太模糊了。
台灣的思想自由要不要「開放」？開放「出版相關」產業，會不會讓台灣的思想自由面臨被侵蝕的風險？風險有多大？各位可以自己判斷，或者，硬要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話，你覺得，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我個人的答案是無價，你拿多少錢來我都不換。
請大家再捫心自問：「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你願意為了多少錢，讓台灣的思想自由去冒險？
楊照在文中說：『我堅決反對「核四」，對我而言，光是對台電的不信任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管理核能需要近乎完美的安全防護，因為一旦出錯那災害是無法想像、更無法承擔的。』這是整篇文章中，少數我覺得有道理的說法。我且模仿他的說法：「我堅決反對服貿（以至各種促進中台經濟融合的協議），對我而言，光是對中共（以至歷史上與中共合作一再慘敗的國民黨）的不信任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台灣的民主自由相當脆弱，需要近乎完美的安全防護，因為一旦出錯那災害是無法想像、更無法承擔的。」我認為台灣人面對中共，戒慎恐懼才是理性穩健的心態，正如彭明輝老師所言：「在最好的可能與最壞的可能之間，我不知道未來會實際上會如何。但是，我無法排除一個憂心：市場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接軌沒人實驗過，我們真的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來推測未來？還是會百密一疏而落得全盤皆輸？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賭沒把握的牌局（其實從來不碰賭桌），更不賭輸不起的賭局。」
李怡 - 非暴力抗爭遇到作惡無底線的強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5日
林鄭月娥表示已作好政改越走越難的準備，坦言對普選特首的前景不樂觀，因為部份政黨意見「南轅北轍」。她說政改必須回歸《基本法》。袁國強對18學者推出含「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回應說，要研究建議實際上有否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因此，政府立場顯然是要跟從大陸「學者」（實是黨工具）的意見「一錘定音」了。
為甚麼越走越難？因為政改三人組在120場諮詢中，知道絕大多數市民都認為政改方案必須包括公民提名。和平佔中的三場商討的結果是八成五人支持公民提名。民主黨對這點或稍有鬆動，但要他們違背多數市民的意向也很難。
中共已一再表示，公民提名有違《基本法》，許多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不違《基本法》。可以來辯論一下嗎？問題是人大常委手握最終詮釋權，因此中共說違反就是違反。
全世界的普選都必須以選民意向為依歸，即使是有權任命者（比如英女皇）也只是橡皮圖章。如果由中共掌控的提名委員會有實質權力，那麼普選投票就等於要選民當橡皮圖章了。在這種情勢下， 辭職公投、佔中、較為像樣的絕食等非暴力抗爭，幾乎不可避免會陸續發生。
甚麼是非暴力抗爭？
一生從事非暴力抗爭並絕食14次（最後一次是1948年79歲）的徹底實踐者甘地，他關於非暴力的論述是後世所有從事非暴力抗爭者的圭臬。
甘地繼承了印度傳統宗教與倫理學說，又吸收了西方政治哲學和人道主義思想，他相信「人類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擺脫暴力」，若「由劍得到的亦將因劍失去」，因此非暴力是人類用來解決社會政治的各種矛盾、紛爭、衝突，從而擺脫暴力的道德力量。
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惡，神性就在你的心中。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可以感化和喚醒人的內在善性，可使惡人改惡從善。因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愛，具有無窮的潛力和轉化力，犯錯誤者的體內也潛居着神性或善性，他們之所以行惡，是因為他們表面的私慾遮蔽了內在的神性，一旦受到別人用非暴力或愛的方式去啟迪，他們就會「良心發現」。
非暴力總是以無權者對抗強權，但甘地強調非暴力抗爭絕不是弱者行為。非暴力代表的是強大，而暴力在本質上才是虛弱的表現。一個心理虛弱、缺乏正義的人，才具有恐懼感，才會採用暴力的方法去對待別人。相反，只有一個正義在身、視死如歸的人，才敢於運用非暴力和「堅持真理」的方法，去反對專制者的意志。「哪怕一個人也能反抗非正義帝國的全部權力」。
非暴力違抗壓迫者的意願，與權力、非正義、不公正現象作鬥爭。非暴力反抗與和平主義具有本質的差別，非暴力並不是說沒有身體接觸和身體對抗，而是說並不使用致命性武力。因此，包括韓農街頭抗爭都屬於非暴力。
但是，非暴力抗爭在過去獲得成果，都是由於抗爭的對手是文明的、遵守規則的、即使作惡也有底線的強權。
1894年，甘地在南非申請律師資格註冊，律師協會因種族歧視，不允許他加入，然而法院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由判決他可加入律師協會。
甘地撰文抨擊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當他在南非短暫停留時，遭到白人群眾圍攻，向他扔雞蛋、石頭和磚塊。關鍵時刻是當地警察局長親自帶人保護他逃走。
英國是個遵守規則的國家。規則也許不完善，但規則的制訂者卻一定遵守，哪怕在很多時候規則不利於自己。監獄中的甘地失去了行動自由，卻依然能讀書、寫作、會見親友，而非強制勞動或割斷喉管或未經審判就挖腎槍殺隨後再向家屬索要子彈費。
1929年，甘地的信奉者反對印度殖民當局頒佈的「食鹽法」，2,500人向大鹽場進軍，準備佔領那裏。一大群員警撲向示威群眾，他們手中的長棒雨點般地落在示威者頭上。沒有一名示威者舉起一隻胳膊抵擋一下落在頭上的棍棒。事後，英國人放棄了「食鹽法」，並且沮喪地承認他們在這次事件中「丟盡了英國人的臉」。
大陸網上有一個電氣工程師寫了這件事，然後問：對某國人來說，更疑惑的是：
為甚麼印度人就沒有遇上那些完全不要臉的施暴者呢？為甚麼他們就沒有遇上那些用正規軍取代員警，用坦克取代警棍，用「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取代「丟盡了英國人的臉」的暴力者呢？
台灣有人拿早前警察在行政院的鎮壓比喻六四。警棍和坦克怎麼能比？香港現在大概還處於遵守規則和有作惡底線的權力之下，若不力爭真普選，在假普選後是23條立法，看到茂名發生的事，你以為中共和港共會有作惡底線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鄭月娥表示已作好政改越走越難的準備，坦言對普選特首的前景不樂觀，因為部份政黨意見「南轅北轍」。她說政改必須回歸《基本法》。袁國強對18學者推出含「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回應說，要研究建議實際上有否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權力。因此，政府立場顯然是要跟從大陸「學者」（實是黨工具）的意見「一錘定音」了。
為甚麼越走越難？因為政改三人組在120場諮詢中，知道絕大多數市民都認為政改方案必須包括公民提名。和平佔中的三場商討的結果是八成五人支持公民提名。民主黨對這點或稍有鬆動，但要他們違背多數市民的意向也很難。
中共已一再表示，公民提名有違《基本法》，許多香港法律界人士認為不違《基本法》。可以來辯論一下嗎？問題是人大常委手握最終詮釋權，因此中共說違反就是違反。
全世界的普選都必須以選民意向為依歸，即使是有權任命者（比如英女皇）也只是橡皮圖章。如果由中共掌控的提名委員會有實質權力，那麼普選投票就等於要選民當橡皮圖章了。在這種情勢下， 辭職公投、佔中、較為像樣的絕食等非暴力抗爭，幾乎不可避免會陸續發生。
甚麼是非暴力抗爭？
一生從事非暴力抗爭並絕食14次（最後一次是1948年79歲）的徹底實踐者甘地，他關於非暴力的論述是後世所有從事非暴力抗爭者的圭臬。
甘地繼承了印度傳統宗教與倫理學說，又吸收了西方政治哲學和人道主義思想，他相信「人類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擺脫暴力」，若「由劍得到的亦將因劍失去」，因此非暴力是人類用來解決社會政治的各種矛盾、紛爭、衝突，從而擺脫暴力的道德力量。
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惡，神性就在你的心中。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可以感化和喚醒人的內在善性，可使惡人改惡從善。因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愛，具有無窮的潛力和轉化力，犯錯誤者的體內也潛居着神性或善性，他們之所以行惡，是因為他們表面的私慾遮蔽了內在的神性，一旦受到別人用非暴力或愛的方式去啟迪，他們就會「良心發現」。
非暴力總是以無權者對抗強權，但甘地強調非暴力抗爭絕不是弱者行為。非暴力代表的是強大，而暴力在本質上才是虛弱的表現。一個心理虛弱、缺乏正義的人，才具有恐懼感，才會採用暴力的方法去對待別人。相反，只有一個正義在身、視死如歸的人，才敢於運用非暴力和「堅持真理」的方法，去反對專制者的意志。「哪怕一個人也能反抗非正義帝國的全部權力」。
非暴力違抗壓迫者的意願，與權力、非正義、不公正現象作鬥爭。非暴力反抗與和平主義具有本質的差別，非暴力並不是說沒有身體接觸和身體對抗，而是說並不使用致命性武力。因此，包括韓農街頭抗爭都屬於非暴力。
但是，非暴力抗爭在過去獲得成果，都是由於抗爭的對手是文明的、遵守規則的、即使作惡也有底線的強權。
1894年，甘地在南非申請律師資格註冊，律師協會因種族歧視，不允許他加入，然而法院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由判決他可加入律師協會。
甘地撰文抨擊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當他在南非短暫停留時，遭到白人群眾圍攻，向他扔雞蛋、石頭和磚塊。關鍵時刻是當地警察局長親自帶人保護他逃走。
英國是個遵守規則的國家。規則也許不完善，但規則的制訂者卻一定遵守，哪怕在很多時候規則不利於自己。監獄中的甘地失去了行動自由，卻依然能讀書、寫作、會見親友，而非強制勞動或割斷喉管或未經審判就挖腎槍殺隨後再向家屬索要子彈費。
1929年，甘地的信奉者反對印度殖民當局頒佈的「食鹽法」，2,500人向大鹽場進軍，準備佔領那裏。一大群員警撲向示威群眾，他們手中的長棒雨點般地落在示威者頭上。沒有一名示威者舉起一隻胳膊抵擋一下落在頭上的棍棒。事後，英國人放棄了「食鹽法」，並且沮喪地承認他們在這次事件中「丟盡了英國人的臉」。
大陸網上有一個電氣工程師寫了這件事，然後問：對某國人來說，更疑惑的是：
為甚麼印度人就沒有遇上那些完全不要臉的施暴者呢？為甚麼他們就沒有遇上那些用正規軍取代員警，用坦克取代警棍，用「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取代「丟盡了英國人的臉」的暴力者呢？
台灣有人拿早前警察在行政院的鎮壓比喻六四。警棍和坦克怎麼能比？香港現在大概還處於遵守規則和有作惡底線的權力之下，若不力爭真普選，在假普選後是23條立法，看到茂名發生的事，你以為中共和港共會有作惡底線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彭明輝 - 老貓對服貿的樂觀合理嗎？
彭明輝部落格 2014年4月2日
在許多人擔心服貿會影響台灣的出版自由時，老貓獨排眾議，寫了〈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摧毀？〉一文，主張大陸用盡各種手段都不可能「摧毀」出版自由。但是，大家真正擔心的問題是：「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壓縮」？老貓有沒有辦法說服我們「台灣的出版自由不會被服貿壓縮」？兩個命題的差異在於：「摧毀」是完全失去出版自由，而「壓縮」是微幅或大幅度地減少出版自由。我相信：服貿通過之後，台灣的出版自由不會 100%被「摧毀」，但是大陸可以利用服貿「壓縮」台灣的出版自由，而且是明顯有感的幅度，而非微幅。正確的問題是：我們要去冒這「壓縮」台灣出版自由的風險嗎？
老貓在〈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摧毀？〉一文談很多問題，我這篇文章只想談第一個問題：「聽說中資可以經營書店，因為它資本雄厚，它可以買下台灣最主要的書店通路，然後開始意識形態審查，反動書都不許上架（或少少上架），這樣台灣的出版自由不就受到威脅了嗎？」老貓主張的是，在台灣這個具有出版與行銷自由的地方，大陸無法通過控制通路來「威脅」出版自由。如果「威脅」是指 100% 地消滅出版自由，我同意老貓的結論：即使通過服貿，台灣的出版自由不可能 100% 被摧毀。最簡單的一個論述是：即使大陸 100% 控制台灣的書籍出版與行銷通路，我還是可以自己寫書，製作成電子書，通過自己的部落格去販賣。
但是，很多人憂心的，以及我想問的是：「大陸可不可能通過對通路的控制，來明顯地影響台灣的出版與行銷，從而明顯地影響台灣人對民主與世界的認知？」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相信會！因此我們必須對「服貿可能傷害台灣的出版自由」一事慎思且審慎評估。
老貓的樂觀是基於在一個關鍵的論述：在自由競爭市場裡，有審查機制的通路會競爭不過沒有審查機制的通路（譬如，讀冊），因此「讀者的購買習慣就會慢慢轉移，最後我們就可以恭喜讀冊，因為他只要打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旗號，就可以衝破現在老是打不過市場老大的局面。」「你只要審一本書，全台灣就都會知道你是會做思想審查的書店，再也翻不了身。這樣的書店生意只會越來越差，市占率只會越來越小。就算原本是主要通路，最後也會萎縮。」
這樣的樂觀心態是否符合台灣社會的現實？讓我們用幾件具體發生的事來檢視。
「你只要審一本書，全台灣就都會知道你是會做思想審查的書店，再也翻不了身。」事實是這樣嗎？台灣的許多報紙和電視都有鮮明的政黨色彩，報導與評論上有偏頗，也有扭曲。但是，全台灣社會都知道了嗎？只有少數人知道！也許甚至是「極少數人」。 旺旺中時已經在 2013-05-04 的〈短 評－報紙的立場與是非〉公開宣稱「我們的價值立場光明正大，就是本報報名：『中國』── 一個值得深愛且不等同於特定政權的國家，一個由我輩列祖列宗歷盡艱辛終於走向復興的國家，一個視台灣為相連骨肉卻屢被台灣人誤解、排斥的國家。」但是，他的讀者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個宣告？
其次，「這樣的書店生意只會越來越差，市占率只會越來越小。」真的嗎？在學運發展的過程，有些報紙和電視的立場明顯地偏頗，只報導局部的事實，以及扭曲或偏頗的評論。他們的「市場佔有率」有明顯萎縮嗎？看不出來。有略微萎縮嗎？也許，但變化應該不是很大。絕大多數人還是沒有改變他們看的報紙與電視。
我相信事實應該是這樣的：絕大部分的消費者都是不具警覺性、主動性和批判性的，廣告和通路商給他什麼，他就在裡頭挑他要的，而不會在廣告和通路商的餵養之外主動積極地搜尋他所需要的養分。因此，即使媒體立場偏頗，他還是可以餵養出屬於他的死忠消費群──而且，這群人目前是屬於台灣的絕大多數。
讓老貓可以樂觀的那種消費者是具有主動思考與搜尋資料的讀者，這種人在台灣是明顯的少數；通路商可以影響的是不會主動思考與搜尋出版品的人，只要影響這些人，培養他們的大中國思想與反民主思想（經濟比民主更重要，極權比民主更有效率），就可以在「明顯程度上」傷害台灣的民主根基。
此外，影響「主流民意」的方式不是「封殺」事實，而是用評論「淹沒」事實。仔細觀察學運過程，國民黨利用媒體的方式是：將不利的事實「濃縮後摘要呈現」，同時加入一大堆有特定立場的報導和評論，引導讀者從不利於學運的方式去消化新聞，使得讀者看完事實後「解讀」上出現嚴重的偏差。受到這種洗腦的讀者，他在跟意見不同的人討論或爭辯時，會以為自己擁有關鍵事實，只不過對方的解讀「太偏激」，而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觀點」其實是被洗腦的。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看，「To see is to believe」這句話的最高境界是：引導你「看的角度和觀點」，然後讓你誤以為自己看到的事實，而非通過有色眼鏡看到的景象。這種洗腦模式對老貓無效，對少數有批判力的人無效，對可觀的大多數台灣人卻有效。
但是，民主最脆弱的正是「一人一票」：只要你有能力對 50%的人洗腦，讓其他 50%的人互相批判，你就掌握到主流民意，也就瓦解或癱瘓民主的正常運作。這是我們大家擔心的：只要有能力對30%的人洗腦，就可以嚴重地傷害民主；只要有能力對50%的人洗腦，就可以癱瘓民主的正常運作。
如果陸資在國家指揮下掌握大多數通路，積極促銷批判民主制度的思想（大陸行政效率很高，民主比較無效率、國民黨很爛、民進黨也很爛，但是不跟你講替代方案是什麼，etc），鼓吹大中華思想，他會不會慢慢地改變台灣大多數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我們擔心的不是「100%的思想控制」，而是程度的變化。
現在，我想再問老貓一次：你覺得我們該不該擔心服貿？
在許多人擔心服貿會影響台灣的出版自由時，老貓獨排眾議，寫了〈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摧毀？〉一文，主張大陸用盡各種手段都不可能「摧毀」出版自由。但是，大家真正擔心的問題是：「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壓縮」？老貓有沒有辦法說服我們「台灣的出版自由不會被服貿壓縮」？兩個命題的差異在於：「摧毀」是完全失去出版自由，而「壓縮」是微幅或大幅度地減少出版自由。我相信：服貿通過之後，台灣的出版自由不會 100%被「摧毀」，但是大陸可以利用服貿「壓縮」台灣的出版自由，而且是明顯有感的幅度，而非微幅。正確的問題是：我們要去冒這「壓縮」台灣出版自由的風險嗎？
老貓在〈台灣的出版自由到底會不會被服貿摧毀？〉一文談很多問題，我這篇文章只想談第一個問題：「聽說中資可以經營書店，因為它資本雄厚，它可以買下台灣最主要的書店通路，然後開始意識形態審查，反動書都不許上架（或少少上架），這樣台灣的出版自由不就受到威脅了嗎？」老貓主張的是，在台灣這個具有出版與行銷自由的地方，大陸無法通過控制通路來「威脅」出版自由。如果「威脅」是指 100% 地消滅出版自由，我同意老貓的結論：即使通過服貿，台灣的出版自由不可能 100% 被摧毀。最簡單的一個論述是：即使大陸 100% 控制台灣的書籍出版與行銷通路，我還是可以自己寫書，製作成電子書，通過自己的部落格去販賣。
但是，很多人憂心的，以及我想問的是：「大陸可不可能通過對通路的控制，來明顯地影響台灣的出版與行銷，從而明顯地影響台灣人對民主與世界的認知？」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相信會！因此我們必須對「服貿可能傷害台灣的出版自由」一事慎思且審慎評估。
老貓的樂觀是基於在一個關鍵的論述：在自由競爭市場裡，有審查機制的通路會競爭不過沒有審查機制的通路（譬如，讀冊），因此「讀者的購買習慣就會慢慢轉移，最後我們就可以恭喜讀冊，因為他只要打出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旗號，就可以衝破現在老是打不過市場老大的局面。」「你只要審一本書，全台灣就都會知道你是會做思想審查的書店，再也翻不了身。這樣的書店生意只會越來越差，市占率只會越來越小。就算原本是主要通路，最後也會萎縮。」
這樣的樂觀心態是否符合台灣社會的現實？讓我們用幾件具體發生的事來檢視。
「你只要審一本書，全台灣就都會知道你是會做思想審查的書店，再也翻不了身。」事實是這樣嗎？台灣的許多報紙和電視都有鮮明的政黨色彩，報導與評論上有偏頗，也有扭曲。但是，全台灣社會都知道了嗎？只有少數人知道！也許甚至是「極少數人」。 旺旺中時已經在 2013-05-04 的〈短 評－報紙的立場與是非〉公開宣稱「我們的價值立場光明正大，就是本報報名：『中國』── 一個值得深愛且不等同於特定政權的國家，一個由我輩列祖列宗歷盡艱辛終於走向復興的國家，一個視台灣為相連骨肉卻屢被台灣人誤解、排斥的國家。」但是，他的讀者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個宣告？
其次，「這樣的書店生意只會越來越差，市占率只會越來越小。」真的嗎？在學運發展的過程，有些報紙和電視的立場明顯地偏頗，只報導局部的事實，以及扭曲或偏頗的評論。他們的「市場佔有率」有明顯萎縮嗎？看不出來。有略微萎縮嗎？也許，但變化應該不是很大。絕大多數人還是沒有改變他們看的報紙與電視。
我相信事實應該是這樣的：絕大部分的消費者都是不具警覺性、主動性和批判性的，廣告和通路商給他什麼，他就在裡頭挑他要的，而不會在廣告和通路商的餵養之外主動積極地搜尋他所需要的養分。因此，即使媒體立場偏頗，他還是可以餵養出屬於他的死忠消費群──而且，這群人目前是屬於台灣的絕大多數。
讓老貓可以樂觀的那種消費者是具有主動思考與搜尋資料的讀者，這種人在台灣是明顯的少數；通路商可以影響的是不會主動思考與搜尋出版品的人，只要影響這些人，培養他們的大中國思想與反民主思想（經濟比民主更重要，極權比民主更有效率），就可以在「明顯程度上」傷害台灣的民主根基。
此外，影響「主流民意」的方式不是「封殺」事實，而是用評論「淹沒」事實。仔細觀察學運過程，國民黨利用媒體的方式是：將不利的事實「濃縮後摘要呈現」，同時加入一大堆有特定立場的報導和評論，引導讀者從不利於學運的方式去消化新聞，使得讀者看完事實後「解讀」上出現嚴重的偏差。受到這種洗腦的讀者，他在跟意見不同的人討論或爭辯時，會以為自己擁有關鍵事實，只不過對方的解讀「太偏激」，而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觀點」其實是被洗腦的。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看，「To see is to believe」這句話的最高境界是：引導你「看的角度和觀點」，然後讓你誤以為自己看到的事實，而非通過有色眼鏡看到的景象。這種洗腦模式對老貓無效，對少數有批判力的人無效，對可觀的大多數台灣人卻有效。
但是，民主最脆弱的正是「一人一票」：只要你有能力對 50%的人洗腦，讓其他 50%的人互相批判，你就掌握到主流民意，也就瓦解或癱瘓民主的正常運作。這是我們大家擔心的：只要有能力對30%的人洗腦，就可以嚴重地傷害民主；只要有能力對50%的人洗腦，就可以癱瘓民主的正常運作。
如果陸資在國家指揮下掌握大多數通路，積極促銷批判民主制度的思想（大陸行政效率很高，民主比較無效率、國民黨很爛、民進黨也很爛，但是不跟你講替代方案是什麼，etc），鼓吹大中華思想，他會不會慢慢地改變台灣大多數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我們擔心的不是「100%的思想控制」，而是程度的變化。
現在，我想再問老貓一次：你覺得我們該不該擔心服貿？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衛報：為省錢 《讀者文摘》接受中國審查
新頭殼newtalk
2014年4月2日
陳柔伊/綜合報導
服貿協議若通過，將開放中資進入台灣印刷業及出版通路，引發不少民眾擔憂出版品將受到中國審查。根據英國《衛報》29日報導，在中國印刷的美國《讀者文摘》，原預定刊載澳洲小說家拉金（LA Larkin）的一篇小說，卻因其內容涉及中國迫害法輪功，被中方要求刪除，最後《讀者文摘》為了節省印刷費，決定妥協，將該篇小說撤除。
《衛報》在3月29日一篇標題為「讀者文摘如何變成中國走狗 」（How Reader's Digest became a Chinese stooge）的報導中提到，2012年拉金出版了驚悚小說《飢渴》（Thirst），其中有一段描述，澳籍華人Wendy Woo因其母修練法輪功被中國當局逮捕而逃往澳洲，並在事後發現其母遭受了令人髮指的酷刑折磨。
報導指出，拉金在小說中表達了她對酷刑和沒有信仰自由的憎惡，然而，《讀者文摘》出版商把印刷外包到中國，隨即遭到中國印刷廠要求，《飢渴》中有關法輪功及中共警察實施酷刑的段落「需全數刪除」，《讀者文摘》也在上週決定接受中共的審查，將該篇小說撤除。
但事實上，刊載該書內容的《讀者文摘》「世界英文版」，僅針對印度、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發行，並沒有要在中國上市，卻仍要遭到中國審查。對此，小說作者拉金批評，《讀者文摘》修改出版品內容去取悅一個獨裁政權，是「愧對良心」。
拉金在倫敦的代理人表示，允許中共審查其管轄區域以外的美國出版社出版品，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是違背自由社會基本理念的行為。對此，《讀者文摘》回應，如果要捍衛自由出版的話，該社將不得不把印刷從中國移到香港，成本將上漲3萬美元（約台幣90萬元）。
《衛報》批評，《讀者文摘》的舉動回答了「自由值多少錢」的問題，「3萬美元」。報導指出，對很多人來說，現在的世界既陌生又恐怖，出版商、銀行和大企業為了錢，捍衛起俄國和中共等共產及專制國家，是從前無法想像的。
陳柔伊/綜合報導
服貿協議若通過，將開放中資進入台灣印刷業及出版通路，引發不少民眾擔憂出版品將受到中國審查。根據英國《衛報》29日報導，在中國印刷的美國《讀者文摘》，原預定刊載澳洲小說家拉金（LA Larkin）的一篇小說，卻因其內容涉及中國迫害法輪功，被中方要求刪除，最後《讀者文摘》為了節省印刷費，決定妥協，將該篇小說撤除。
《衛報》在3月29日一篇標題為「讀者文摘如何變成中國走狗 」（How Reader's Digest became a Chinese stooge）的報導中提到，2012年拉金出版了驚悚小說《飢渴》（Thirst），其中有一段描述，澳籍華人Wendy Woo因其母修練法輪功被中國當局逮捕而逃往澳洲，並在事後發現其母遭受了令人髮指的酷刑折磨。
報導指出，拉金在小說中表達了她對酷刑和沒有信仰自由的憎惡，然而，《讀者文摘》出版商把印刷外包到中國，隨即遭到中國印刷廠要求，《飢渴》中有關法輪功及中共警察實施酷刑的段落「需全數刪除」，《讀者文摘》也在上週決定接受中共的審查，將該篇小說撤除。
但事實上，刊載該書內容的《讀者文摘》「世界英文版」，僅針對印度、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發行，並沒有要在中國上市，卻仍要遭到中國審查。對此，小說作者拉金批評，《讀者文摘》修改出版品內容去取悅一個獨裁政權，是「愧對良心」。
拉金在倫敦的代理人表示，允許中共審查其管轄區域以外的美國出版社出版品，將開創一個「危險的先例」，是違背自由社會基本理念的行為。對此，《讀者文摘》回應，如果要捍衛自由出版的話，該社將不得不把印刷從中國移到香港，成本將上漲3萬美元（約台幣90萬元）。
《衛報》批評，《讀者文摘》的舉動回答了「自由值多少錢」的問題，「3萬美元」。報導指出，對很多人來說，現在的世界既陌生又恐怖，出版商、銀行和大企業為了錢，捍衛起俄國和中共等共產及專制國家，是從前無法想像的。
紐時報道：彭博編輯離職因一篇涉萬達報道而起
以下是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前駐香港資深編輯本·理查森（Ben Richardson）發給美國記者吉姆·羅蒙內斯克（Jim Romenesko）的電子郵件的公開文本。羅蒙內斯克在他頗受歡迎的jimromenesko.com個人博客中發表自己撰寫的有關新聞媒體的內容，他在週一報道了理查森近期從彭博社離職的消息。理查森參與編輯了一篇關於中國首富、大連萬達集團創始人王健林的報道，文中涉及他的財富與共產黨領袖家族的聯繫。
幾位彭博的僱員稱，紐約的高級編輯在去年10月決定不刊登這篇文章，因為他們不願冒著被逐出中國大陸的風險，去激怒共產黨高官。彭博在2012年曾因為一篇調查性報道惹怒過他們。彭博新聞社總編溫以樂（Matthew Winkler）否認了自我審查的指責，並稱該報道沒有被棄置不用。這篇報道主要記者之一的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被停職，之後離開了公司，現在就職於《紐約時報》。
彭博資訊公司（Bloomberg L.P.）是彭博新聞社的母公司，其董事長高逸雅（Peter T. Grauer）上個星期在香港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談到了彭博金融終端的中國市場。他認為彭博新聞社應該更加專注于自己的根本使命，去提供商業新聞，而不是撰寫其他方面的文章，但他並沒有提及任何具體的報道。「你們都知道，我們有時偏離了這個主題，發表了一些可能需要重新考慮、本應該重新考慮的報道，」他說。
理查森發給羅蒙內斯克的電子郵件：
你好，吉姆。我離開彭博的原因是公司對大連這篇報道處理不當，也因為公司在國際新聞界發表了誤導性的說明，而且高層貶低了我們這個盡心竭力完成高難度報道的團隊。
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如果討論這個問題，就會面臨法律後果，現在依然如此。這意味著高層可以肆意編造他們自己版本的故事。可以這麼說，你在《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看到的報道是公正的總結。
顯然，有必要就媒體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展開一場熱烈的討論。彭博沒有進行這樣的討論。據說，克拉克·霍伊特（Clark Hoyt）[彭博社資深獨立編輯]審查了這篇報道，然後表示文章尚未達到發表標準。但他沒有致電或聯繫報道團隊的成員，以進行討論。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審核了文章的哪一個版本。毫無疑問，我看到的最終版本被大幅刪減，剔除了主要內容，以至於可以被看成一篇有關「一個破產的連鎖電影院」的文章。 這篇文章在有大量高層人員參加的電話會議上被單方面棄置，在此之前，花了幾個月時間撰寫文章的記者們都沒有機會審核稿件。
有意思的是，高逸雅說得非常直白。他是一個直率的人，我一直非常喜歡他那些坦率的評論，尤其是現在，這些評論闡釋了負責商業運營的高層的想法——應該有人要求麥克[公司創始人邁克爾·R·布隆伯格]對言論自由這一普世價值公開表態。
悲哀的事情在於，一小撮不稱職的、自私自利的管理人員搞砸了一切。我和邁克·F[傅才德]在公司待了13年。我與很多非常棒的人一起工作，他們曾經而且還會繼續完成偉大的工作。這一切都被一小撮笨蛋毀了。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翻譯：張楠、許欣
相關報道：
台灣蘋果日報：拒自我審查 彭博編輯走人
陶傑 - 簡體字和名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日
文華酒店使用簡體字，理由是怕中國大陸遊客看不懂正體，遭到本地人士非議。
文華的決定，純屬商業，就像瑞士的蘇黎世銀行，接待一名秘密來訪的山西貪官的老婆，詢問開戶口事宜，蘇黎世銀行也會叫一個中國翻譯在現場，講漢語，而開口一定是：「您好，我是蘇黎世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是金融管理亞太區一把手，歡迎你來我行打造一個多元性、綜合性、秘密性、安全度高、可靠性強的財務經濟平台。我行政一把抓，代你和你的一家理順一切複雜性高和技術性複雜的一籃子金融往來服務項目，這是我的卡片。」
在商業世界，語文只求溝通，顧客聽得懂什麼話，你就跟他說什麼話。蘇黎世銀行經理不會從台北故宮博物院請來一個六十歲的中國文史專家，跟這個中國官員的夫人或愛人翻譯對話，說：「歡迎蒞臨敝行，在下是敝行亞太區主任。為閣下服務，鄙人至感榮耀。啊對了，小姓舒密茲，請問夫人貴姓？」
用頭一種大陸慣常的漢語來溝通，山西官員夫人聽得懂。明白了，就會省卻很多程序，辦事就有效率。用台北那位文史民國知識份子的講話方式，這位女顧客，就不懂了，不懂就會當眾發火了，而蘇黎世是湖光山色的地方，如果我是那位戴白手套、穿阿曼尼黑西裝的銀行家，我也會捨難取易，為了快點做成生意，保持環境的安寧，我會優先聘用一個能守秘的中國舌人來做傳譯。
就是這樣簡單，世事動機，不全都充滿悲情，當然，文華使用簡體字，這件事如果成為新聞，在網上流傳，會造成「文華也有中國自由行遊客」的形象效應，以後荷李活明星湯告魯斯來住，夜半聽見門外通道，幾個大嬸打開門在高聲串門談話，回到比華利山之後會怎樣講，也會是商業效應，這一點，文華酒店自會考慮，不用香港人操心的。
文華酒店使用簡體字，理由是怕中國大陸遊客看不懂正體，遭到本地人士非議。
文華的決定，純屬商業，就像瑞士的蘇黎世銀行，接待一名秘密來訪的山西貪官的老婆，詢問開戶口事宜，蘇黎世銀行也會叫一個中國翻譯在現場，講漢語，而開口一定是：「您好，我是蘇黎世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是金融管理亞太區一把手，歡迎你來我行打造一個多元性、綜合性、秘密性、安全度高、可靠性強的財務經濟平台。我行政一把抓，代你和你的一家理順一切複雜性高和技術性複雜的一籃子金融往來服務項目，這是我的卡片。」
在商業世界，語文只求溝通，顧客聽得懂什麼話，你就跟他說什麼話。蘇黎世銀行經理不會從台北故宮博物院請來一個六十歲的中國文史專家，跟這個中國官員的夫人或愛人翻譯對話，說：「歡迎蒞臨敝行，在下是敝行亞太區主任。為閣下服務，鄙人至感榮耀。啊對了，小姓舒密茲，請問夫人貴姓？」
用頭一種大陸慣常的漢語來溝通，山西官員夫人聽得懂。明白了，就會省卻很多程序，辦事就有效率。用台北那位文史民國知識份子的講話方式，這位女顧客，就不懂了，不懂就會當眾發火了，而蘇黎世是湖光山色的地方，如果我是那位戴白手套、穿阿曼尼黑西裝的銀行家，我也會捨難取易，為了快點做成生意，保持環境的安寧，我會優先聘用一個能守秘的中國舌人來做傳譯。
就是這樣簡單，世事動機，不全都充滿悲情，當然，文華使用簡體字，這件事如果成為新聞，在網上流傳，會造成「文華也有中國自由行遊客」的形象效應，以後荷李活明星湯告魯斯來住，夜半聽見門外通道，幾個大嬸打開門在高聲串門談話，回到比華利山之後會怎樣講，也會是商業效應，這一點，文華酒店自會考慮，不用香港人操心的。
區家麟 - 獅子睡醒了
2014年4月2日
【明報專訊】「中國是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法國，引拿破崙一語喻中國，謂「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對號入座，以獅自比，無論如何重新詮釋，也甚為不智，無說服力，有反效果。
獅子乃一夫多妻制，通常雄獅在廝殺過後，成為族群新首領，面對妻妾成群，第一件事，乃咬死上手雄獅經手的未斷奶幼獅。為何會出現這些慘烈場面？乃因母獅在哺乳時不會發情交配，縱使殺嬰行為可能對族群不利，但由於這行為有利雄獅自身基因繁衍，有殺嬰行為的雄獅，其基因能遺傳下去的機會，較沒有殺嬰行為的同類為高，故雄獅向弱勢下毒手的兇殘行為，會受天擇，久而久之，成為雄獅的天性。
習主席以獅喻國之際，正值譚作人刑滿出獄之時，一葉知秋，正好讓我們窺探，這頭巨獅之「文明」。
譚作人出獄，卻進入另一牢獄，巨獅可親體貼，你會「被旅遊」、「被消失」，女兒不可見，朋友與記者也被隔絕。
回到起點，譚作人為何繫獄？汶川大地震後，徹查學校豆腐渣工程，曾是國家前總理溫家寶聲言要做的事。譚作人民間調查，為痛失子女的父母尋公道、留紀錄、追究責任。如馬航失蹤事件，百多條中國人命，中央各部官員厲言疾聲要真相；5000多於地震中死於學校的年輕生命，又豈能草草了事？而最後譚作人因散發六四文章，被指「顛覆國家政權」，更是玩弄法律的莫須有手段。
這頭巨獅 殺滅族群的良知
又有人會說，中國有自己的法律。這種所謂的依法治國，是嚴刑峻法之法，是以法治人之法，是滅聲之法，是愚民之法，是逃避責任之法。公檢法系統權傾一時，選擇性執法，不容監督，只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巨獸。
譚作人的遭遇，也非個別例子。大家熟悉的名字，有劉曉波、劉霞、許志永、高智晟、李旺陽、胡佳、余杰、陳光誠、艾未未；更多知識分子受打壓，被滅聲，名不見經傳；草根階層，眾多訪民，有冤無路訴。還有更多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無奈屈服的，只能努力掙錢，口裏逢迎，暗地計劃去國出走，絕望離開。這頭巨獅，殺滅族群的良知，窒息單純的聲音，它害怕指出真相的弱者，積極撲殺危害自身利益的弱小一群。
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輿論機器擅於蒙蔽、欺騙、粉飾。就算資訊開放如香港，荒誕的新聞不停重複，我們慢慢習慣、甚至習非成是，成為生活一部分，不公義不公正一直在身邊，卻無知無感，視為理所當然，正是現實可怖之處。
資深評論人劉銳紹說過一個獅子的故事：非洲土著在原野裏碰到獅子怎麼辦？千萬不要四散奔逃，因為獅子會逐個擊破；10個非洲人會手挽手，一步一步向獅子靠近，齊聲吶喊，兇殘的獅子，就會落荒而逃。
國不是獅，獅子兇殘，乃天性使然，不能怪它；但一國之策，由人所訂，披上和平可親的外衣，卻張牙舞爪，撲向挽手自救的人們；獅子縱使有一天能令世界發抖，威風八面，卻將永遠失去人心，無可挽回。
【明報專訊】「中國是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法國，引拿破崙一語喻中國，謂「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對號入座，以獅自比，無論如何重新詮釋，也甚為不智，無說服力，有反效果。
獅子乃一夫多妻制，通常雄獅在廝殺過後，成為族群新首領，面對妻妾成群，第一件事，乃咬死上手雄獅經手的未斷奶幼獅。為何會出現這些慘烈場面？乃因母獅在哺乳時不會發情交配，縱使殺嬰行為可能對族群不利，但由於這行為有利雄獅自身基因繁衍，有殺嬰行為的雄獅，其基因能遺傳下去的機會，較沒有殺嬰行為的同類為高，故雄獅向弱勢下毒手的兇殘行為，會受天擇，久而久之，成為雄獅的天性。
習主席以獅喻國之際，正值譚作人刑滿出獄之時，一葉知秋，正好讓我們窺探，這頭巨獅之「文明」。
譚作人出獄，卻進入另一牢獄，巨獅可親體貼，你會「被旅遊」、「被消失」，女兒不可見，朋友與記者也被隔絕。
回到起點，譚作人為何繫獄？汶川大地震後，徹查學校豆腐渣工程，曾是國家前總理溫家寶聲言要做的事。譚作人民間調查，為痛失子女的父母尋公道、留紀錄、追究責任。如馬航失蹤事件，百多條中國人命，中央各部官員厲言疾聲要真相；5000多於地震中死於學校的年輕生命，又豈能草草了事？而最後譚作人因散發六四文章，被指「顛覆國家政權」，更是玩弄法律的莫須有手段。
這頭巨獅 殺滅族群的良知
又有人會說，中國有自己的法律。這種所謂的依法治國，是嚴刑峻法之法，是以法治人之法，是滅聲之法，是愚民之法，是逃避責任之法。公檢法系統權傾一時，選擇性執法，不容監督，只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巨獸。
譚作人的遭遇，也非個別例子。大家熟悉的名字，有劉曉波、劉霞、許志永、高智晟、李旺陽、胡佳、余杰、陳光誠、艾未未；更多知識分子受打壓，被滅聲，名不見經傳；草根階層，眾多訪民，有冤無路訴。還有更多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無奈屈服的，只能努力掙錢，口裏逢迎，暗地計劃去國出走，絕望離開。這頭巨獅，殺滅族群的良知，窒息單純的聲音，它害怕指出真相的弱者，積極撲殺危害自身利益的弱小一群。
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輿論機器擅於蒙蔽、欺騙、粉飾。就算資訊開放如香港，荒誕的新聞不停重複，我們慢慢習慣、甚至習非成是，成為生活一部分，不公義不公正一直在身邊，卻無知無感，視為理所當然，正是現實可怖之處。
資深評論人劉銳紹說過一個獅子的故事：非洲土著在原野裏碰到獅子怎麼辦？千萬不要四散奔逃，因為獅子會逐個擊破；10個非洲人會手挽手，一步一步向獅子靠近，齊聲吶喊，兇殘的獅子，就會落荒而逃。
國不是獅，獅子兇殘，乃天性使然，不能怪它；但一國之策，由人所訂，披上和平可親的外衣，卻張牙舞爪，撲向挽手自救的人們；獅子縱使有一天能令世界發抖，威風八面，卻將永遠失去人心，無可挽回。
李怡 - 欣羨太陽花，不要淪為豆腐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日
數日前，BBC中文網刊出作者呂意的文章《台灣太陽花和香港豆腐花》，將台灣這次反服貿運動的強而有力比對香港人面對政改的無力感，文末說：「看看佔領中環還沒發生，便已經出現的種種質疑和看淡，香港人的抗爭能力是豆腐花，輕輕一拍，已經碎掉。」這樣的結語實在值得香港人反省和深思。
台灣的兩岸服貿協定，雖然在社會議論多時，但佔領立法院來得快來得急，政府猝不及防，更喚起社會廣泛響應，迫使馬政府作出讓步，儘管還未肯退出服貿，但近日限制陸客訪台人數，沒有再增加，意味着在可見將來，對推展兩岸關係會趨於謹慎。中共對台「以經促政」的步伐即使不打住大概也要慢下來也。
香港人對台灣的民主化，有一種既浪漫又羨慕的感情。過去每逢台灣大選，都引動許多香港人前往觀看，台灣街頭的香港人「渴望自己可以投票選總統的眼神幾近人人一致」，「就算台灣人當年如何不滿陳水扁，今天如何不滿馬英九，不少香港人總會幽幽地說：『最起碼他是你們選出來的吧』。」這次太陽花運動，也引起香港很大關注，許多政界人士前去觀察和打氣。香港人對太陽花的支持主軸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一個香港人身掛紙板，上寫：「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是香港許多人對自己處境既無奈卻要警惕台灣的呼聲。
香港人不想台灣出現另一個被大陸政經社攻陷的香港，但對於香港面臨的爭取真普選卻不熱衷，尤其是呼喚了一年多的佔中爭普選運動，越見質疑和看淡。也許如呂意所說：「港人在浪漫化台灣民主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的力量」。
佔中運動曾經找過並還想邀請台灣社運人士來港交流，但其實毋須交流，從已知現象就會看到何以一個是太陽花而另一個有點像豆腐花了。
太陽花運動完全由網民發動糾集，沒有政黨參與。民進黨頭頭儘管在運動發起後也去聲援，但卻被在場學生冷待，學生矛頭固然針對主政的國民黨，但對民進黨也沒有甚麼好感。因為「黨」字就由「尚黑」合成。香港的佔中，開始時何俊仁也說，政黨推動佔中有包袱，故須超越黨派利益，以私人身份參與最好，但一年後民主黨卻單獨宣誓佔中，昨天戴耀廷文章也表示佔中「由原屬溫和泛民中人來組織帶領」了。
有關太陽花運動的許多文章顯示，運動反映的社會主流意識，是台灣人愛護自己家園甚於眼前的經濟利益，儘管服貿是否真正帶給台灣多數人的經濟利益還是未知數。台灣實現民主化，是靠人民熱愛本土、立足於本土而爭取得來的。香港由於歷史原因加上現實政治的考慮，溫和民主派大都有中國情意結。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人維權和爭民主，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另方面又把香港民主寄望在中共的恩賜上。對於香港本土權益被侵害引起的抗爭，他們大都袖手旁觀。他們支持來港一年的新移民可以領取綜援。立法會本土派提出「港人優先」的動議，遭大部份泛民議員和建制派聯手否決，22名泛民議員開記者會，提出「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口號，譴責本土派議員將中港矛盾歸咎大陸人和新移民。這些排斥本土、尋求恩賜民主的觀念和做法，本質上是非民主的，無法凝聚民眾參與抗爭是很自然的事。
台灣的傳媒，除《台蘋》之外，幾乎全都藍綠各自歸邊，故太陽花運動籌款刊政治廣告，也只選《台蘋》和《紐約時報》（Vic：中文廣告在《自由時報》也有刊出）。只不過，台灣主導社會意識的並非傳媒而是網絡世界。香港主流媒體與網絡世界的社會意識脫節也與台灣相同。不同的是，太陽花運動不理主流媒體的自說自話，年輕的運動主導者本身就掌握網絡和體現社會意識；而香港主流政商界包括主導爭民主的泛民中人只重視主流媒體，倘若他們能多看網絡，包括刊登他們的消息和文章的網民留言，就知道民情不在標榜民主而反本土的一邊。
太陽花運動抓住立法院的強行過關，立即發動，瞬即聚集成事。佔中提出時，被認為是符合溫和激進兩派路數、應合時勢因而一度廣獲支持，但一再商討、演練，又流於書生論政，在佔與不佔間舉棋不定，未能一鼓作氣，於是呈再衰（希望不致三竭）之勢。
發起佔中以及積極參與的多數人是關心香港民主發展的。比照太陽花，香港爭民主是否有點豆腐花呢？當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某些從政人士的表現，而是香港整個社會還遠沒有台灣那樣，具強烈的守護本土意識。如果這個家園沒有多少人真正去愛護，那麼從政者有自己的打算就不奇怪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數日前，BBC中文網刊出作者呂意的文章《台灣太陽花和香港豆腐花》，將台灣這次反服貿運動的強而有力比對香港人面對政改的無力感，文末說：「看看佔領中環還沒發生，便已經出現的種種質疑和看淡，香港人的抗爭能力是豆腐花，輕輕一拍，已經碎掉。」這樣的結語實在值得香港人反省和深思。
台灣的兩岸服貿協定，雖然在社會議論多時，但佔領立法院來得快來得急，政府猝不及防，更喚起社會廣泛響應，迫使馬政府作出讓步，儘管還未肯退出服貿，但近日限制陸客訪台人數，沒有再增加，意味着在可見將來，對推展兩岸關係會趨於謹慎。中共對台「以經促政」的步伐即使不打住大概也要慢下來也。
香港人對台灣的民主化，有一種既浪漫又羨慕的感情。過去每逢台灣大選，都引動許多香港人前往觀看，台灣街頭的香港人「渴望自己可以投票選總統的眼神幾近人人一致」，「就算台灣人當年如何不滿陳水扁，今天如何不滿馬英九，不少香港人總會幽幽地說：『最起碼他是你們選出來的吧』。」這次太陽花運動，也引起香港很大關注，許多政界人士前去觀察和打氣。香港人對太陽花的支持主軸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一個香港人身掛紙板，上寫：「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是香港許多人對自己處境既無奈卻要警惕台灣的呼聲。
香港人不想台灣出現另一個被大陸政經社攻陷的香港，但對於香港面臨的爭取真普選卻不熱衷，尤其是呼喚了一年多的佔中爭普選運動，越見質疑和看淡。也許如呂意所說：「港人在浪漫化台灣民主的同時，卻忘記了自己的力量」。
佔中運動曾經找過並還想邀請台灣社運人士來港交流，但其實毋須交流，從已知現象就會看到何以一個是太陽花而另一個有點像豆腐花了。
太陽花運動完全由網民發動糾集，沒有政黨參與。民進黨頭頭儘管在運動發起後也去聲援，但卻被在場學生冷待，學生矛頭固然針對主政的國民黨，但對民進黨也沒有甚麼好感。因為「黨」字就由「尚黑」合成。香港的佔中，開始時何俊仁也說，政黨推動佔中有包袱，故須超越黨派利益，以私人身份參與最好，但一年後民主黨卻單獨宣誓佔中，昨天戴耀廷文章也表示佔中「由原屬溫和泛民中人來組織帶領」了。
有關太陽花運動的許多文章顯示，運動反映的社會主流意識，是台灣人愛護自己家園甚於眼前的經濟利益，儘管服貿是否真正帶給台灣多數人的經濟利益還是未知數。台灣實現民主化，是靠人民熱愛本土、立足於本土而爭取得來的。香港由於歷史原因加上現實政治的考慮，溫和民主派大都有中國情意結。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人維權和爭民主，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另方面又把香港民主寄望在中共的恩賜上。對於香港本土權益被侵害引起的抗爭，他們大都袖手旁觀。他們支持來港一年的新移民可以領取綜援。立法會本土派提出「港人優先」的動議，遭大部份泛民議員和建制派聯手否決，22名泛民議員開記者會，提出「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口號，譴責本土派議員將中港矛盾歸咎大陸人和新移民。這些排斥本土、尋求恩賜民主的觀念和做法，本質上是非民主的，無法凝聚民眾參與抗爭是很自然的事。
台灣的傳媒，除《台蘋》之外，幾乎全都藍綠各自歸邊，故太陽花運動籌款刊政治廣告，也只選《台蘋》和《紐約時報》（Vic：中文廣告在《自由時報》也有刊出）。只不過，台灣主導社會意識的並非傳媒而是網絡世界。香港主流媒體與網絡世界的社會意識脫節也與台灣相同。不同的是，太陽花運動不理主流媒體的自說自話，年輕的運動主導者本身就掌握網絡和體現社會意識；而香港主流政商界包括主導爭民主的泛民中人只重視主流媒體，倘若他們能多看網絡，包括刊登他們的消息和文章的網民留言，就知道民情不在標榜民主而反本土的一邊。
太陽花運動抓住立法院的強行過關，立即發動，瞬即聚集成事。佔中提出時，被認為是符合溫和激進兩派路數、應合時勢因而一度廣獲支持，但一再商討、演練，又流於書生論政，在佔與不佔間舉棋不定，未能一鼓作氣，於是呈再衰（希望不致三竭）之勢。
發起佔中以及積極參與的多數人是關心香港民主發展的。比照太陽花，香港爭民主是否有點豆腐花呢？當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某些從政人士的表現，而是香港整個社會還遠沒有台灣那樣，具強烈的守護本土意識。如果這個家園沒有多少人真正去愛護，那麼從政者有自己的打算就不奇怪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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