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
2014年04月16日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
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
「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
「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
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
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
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
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
「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
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
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
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
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
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
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
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
Ove
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
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安斯涅是如何成名的？他僅得「歐洲電視青年音樂家年度比賽」冠軍，而非顯赫國際大賽首獎，年輕時甚至也沒有凌厲快意的超絕技巧。曲目雖有個人特色，卻也稱不上令人驚艷。成名或許還算容易，能持續進步至今，直至舉足輕重的樂壇俊彥，他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在於我來自一個小卻支持我的國家。」在訪問中，安斯涅倒是坦白：「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生在古典音樂大國，大概根本就出不了頭；正因為我在小國挪威，得到注意並不難，而大家都給我支持鼓勵：政府給我補助，電視台轉播我的演奏，更重要的是挪威民眾持續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能累積演出經驗、持續成長。」
換言之，機運和努力固然重要，安斯涅能有今日，關鍵仍是家鄉政府與愛樂者的支持。如果挪威只是等待外邦大師來訪，吝於給予本地新秀機會與協助，安斯涅也無法自不斷演出中茁壯。挪威願意用心投入，自然也就培養出如安斯涅一般的名家，最後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而那是一個人口僅五百萬的國家。
挪威不同於台灣，沒有虎視眈眈的強鄰。但無論鄰國有多強大，總也管不到我們如何推廣藝文、培養閱讀人口、健全出版市場、厚植文化實力。該做的事情沒做到也沒做好，坐視已有的文化成果逐年崩壞，卻一味強調其實不可能比得過人的金錢利益和助長土豪價值觀—當台灣在文化上都不是塊招牌時，其實也就是徹底失去主體性之日。
這無關仇中或恐中，而是關乎自我滅亡。
支撐自由的並非放任，而是責任。不就現狀審慎評估，純以過去經驗倡論無設防的全面開放，不只危險，以當下局勢而言，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容我再說一次，就藝文而言，台灣還是不斷出人才，而且不乏世界級的頂尖人才。如何鞏固並增進台灣在華文世界的文化高度，絕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自保籌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時間不等人，我們已經沒有一分一秒可以浪費。
＊作者為知名樂評人、主持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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