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5日
首先，楊照此文一開始就很矯情，令我覺得有點噁心。他說：「我從來不假裝自己是客觀的，我的意見必然出自於偏知偏見，但我盡量隨時知覺自己的偏知偏見朝甚麼方向偏斜。」
你以為他真的要講他的「老實偏見」嗎？可是，他馬上就告訴你：「最嚴重的偏見，來自於我所受的史學訓練，無可避免，使得我看所有的事情時，出發點一定是：第一、這不會是憑空掉下來的，必有其來歷，要了解這件事，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溯源追查其來歷。第二、事物不會停留在原地原樣，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我們必須警覺追索其改變，別掉入簡單的刻板印象中。」
劉進興說得很對，楊照提起「史學訓練」，是訴諸權威。他不過是要告訴大家：本人受過史學訓練，因此看事情會考究其來歷，而且會與時俱進，不會「掉入簡單的刻板印象中」。
楊照還說：「還有一項嚴重的偏見，來自於我的個性，我格外討厭、格外無法忍受恐嚇威脅，格外難接受基於想像的恐懼而來的論點。」這一點我多少可以理解，一如我對民進黨多年操弄台灣人對中國的恐懼不無反感。可是，難道台灣人對中國的恐懼，真的只是「基於想像」嗎？我想，任何人只要不是對中國大陸以至香港近二十年的事不聞不問，面對這個嚴重威脅台灣民主自由的邪惡政權心生恐懼，是完全合理的。這種恐懼不是基於想像，而是基於歷年來種種殘酷事實，當中有血有淚，辛酸無限。中國的現狀，有時看一部好電影便能理解。例如從賈樟柯在中國被禁的《天注定》中，我便看到一個罪惡的體制如何扭曲人性，使社會普遍殘酷不仁。（如果嫌《天注定》太血淋淋，不妨看看溫和得多的《三峽好人》。）
基於他的「史學訓練」，楊照告訴大家：『「天安門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二十五年前，那個事件有其來歷，有其特殊的時代條件。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中國經歷了多大的變化，拿「天安門事件」來認定中共是無可理喻的，就一定不會用心認真去了解「天安門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將複雜的歷史事件化約為「用坦克車屠殺自己的人民」，同時也就一定不會用心去觀察整理這二十五年來，中國在各方面產生的巨大變化。不了解二十五年前的中國，也不了解二十五年來的中國，卻要對今天台灣該如何應對中國提出意見，不是有點奇怪嗎？』
他不過是想說：「你們這些人，既不了解二十五年前中國，也不了解中國二十五年來的巨大變化，有什麼資格針對今天台灣該如何應對中國提意見？」這其實是非常傲慢的說法，彷彿只要你到現在還不忘中共以坦克車屠殺人民，還覺得中共無可理喻，因此覺得應該假定中共對台灣有惡意，必須盡可能防範中共藉由以商逼政併吞台灣，你就是在拿「基於想像的恐懼」「恐嚇威脅」台灣人！
楊照說：「我看到的中國，沒有那麼非理性，更沒有那麼可怕。我看到的中國，仍然依循著人類的一些基本慾望，文明的一些基本條理在改變著。那裡的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渴望財富、渴望成功，也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看到了自由、看到了自在的生活，會生出羨慕、嚮往的心情。那裡的政治人物，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一樣，努力爭取更大的權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也因而必然產生了決定權力高下的一套遊戲規則。」
令我感慨的是，自命信奉自由主義的楊照，說起六四屠殺，說起中共這個政權，口吻與香港臣服於中共的所謂建制派如此相似。楊先生你到底要說什麼？你知道自己距離說出「六四屠殺有其複雜的歷史脈絡，有某程度的歷史必然性，中共其實是理性的政權，在發展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我們要向前看……」之類的屁話只有一步之遙嗎？
楊照接著說：「那樣的遊戲規則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不存在，也不表示我們無法理解。更重要的，那樣的社會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就一定會傷害我們，我們就只能用一種委屈、飽受驚嚇的態度來看待。面對中國，台灣當然小，當然相對脆弱，但能不能讓我們確切分清楚，台灣的弱，有多少是事實，又有多少其實來自於誇大的想像？面對中國，台灣有弱到非得處處設防，築起保護的圍城嗎？」
中共的遊戲規則，文明世界的人不是不能理解，只是無法接受。至於說「那樣的社會我們不習慣，但並不表示它就一定會傷害我們」，我只能慨嘆，有時候所謂知識份子即使受過史學訓練，即使讀萬卷書、著作等身，還是可能幼稚盲目到無以復加。我想起當年香港面臨九七大限，民眾多數不願意英國將政權轉交給中共（1982年一項民意調查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但當年香港出了一群大中華主義上腦的知識份子，極力鼓吹「民主回歸」，認為藉由《中英聯合聲明》這種國際協議，再制定保障香港生活方式、承諾民主普選的小憲法《基本法》，香港便能「民主回歸祖國」。結果如何，我也不想多說了。民主普選至今仍是泡影，「自由行」嚴重毀壞庶民生活空間，地下黨員掌控香港政府，而連劉進圖這樣溫和的媒體人，也會在光天化日下被人狂砍六刀！
楊照接著說：『因為「服貿」，許多人情緒激動地討論印刷、出版業會有的危機。我不得不嘆口氣提醒：為什麼沒有人再往上游看，我們的寫作者呢？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覺得也應該築起牆來保護我們的寫作者？不需要「服貿」，我們的寫作者早就暴露在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下了，不是嗎？自從解嚴之後，就沒有人提議過，應該禁止中國的作家在台灣出書，不然台灣的寫作者就會完蛋。甚至就連禁止中國的譯本進入台灣來保護台灣譯者的聲音都從來出現過。』他這幾段似乎在說反話諷刺反服貿人士，但我覺得理路不清，莫名其妙。台灣既然是保障出版自由的民主國家，斷無禁止中國作家在台灣出書的道理。我們防範中共，正是要保護這種自由。
楊照說：「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樣的現象真的還是很不正常：一個自由的社會害怕對一個相對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開放。還有：一般應該有更大的衝勁野心，受不了前行代保守封閉的年輕人，卻在台灣將自己的未來建立在政府的保護管制作法上。這不過就是我的私人偏見，我總以為威權國家願意對自由國家開放，那是好事。我也總以為年紀大的人有責任將自己的恐懼放在一邊，給年輕人較大的冒險探索空間。我對台灣、對自由，一直傾向於有較高的信心。」
這幾段句非常愚蠢。他想說的是，台灣作為自由的社會，不應該害怕對中國這個相對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開放。這是抽空了歷史脈絡、政治現實的蠢話，彷彿中國是正常國家，沒有吞併台灣的野心。因此他批評年輕人「在台灣將自己的未來建立在政府的保護管制作法上」，也就變成了無的放矢。台灣年輕人不是害怕競爭、寄望政府保護，他們只是不想顢頇的執政者葬送了台灣的民主自由。至於「威權國家願意對自由國家開放」是好事，你真的確定中國願意對台灣開放？那是怎樣的開放？容我引述兩段網友的精彩評論：
omamori：台灣的出版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中國則完全是專制（管制），所有民主自由國家和中國談貿易協議或FTA時，都會遇到一個難題，他（中國）來的時候，利用你的自由，為所欲為，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你過去（中國）的時候，他用他的專制，即便不是把你綁得死死的，你也難施拳腳。我想，這也是郝明義先生說事關國家安全的原因。
mamori：對台灣來說，以貿易為主的經濟形態，開放的確是必須的，但重點是，什麼可以開放、什麼不能開放，要怎麼開放，又要開放到什麼程度，這是有選擇性的，程度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光說「要開放」、「世界趨勢」太模糊了。
台灣的思想自由要不要「開放」？開放「出版相關」產業，會不會讓台灣的思想自由面臨被侵蝕的風險？風險有多大？各位可以自己判斷，或者，硬要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話，你覺得，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我個人的答案是無價，你拿多少錢來我都不換。
請大家再捫心自問：「台灣的思想自由值多少錢？」你願意為了多少錢，讓台灣的思想自由去冒險？
楊照在文中說：『我堅決反對「核四」，對我而言，光是對台電的不信任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管理核能需要近乎完美的安全防護，因為一旦出錯那災害是無法想像、更無法承擔的。』這是整篇文章中，少數我覺得有道理的說法。我且模仿他的說法：「我堅決反對服貿（以至各種促進中台經濟融合的協議），對我而言，光是對中共（以至歷史上與中共合作一再慘敗的國民黨）的不信任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台灣的民主自由相當脆弱，需要近乎完美的安全防護，因為一旦出錯那災害是無法想像、更無法承擔的。」我認為台灣人面對中共，戒慎恐懼才是理性穩健的心態，正如彭明輝老師所言：「在最好的可能與最壞的可能之間，我不知道未來會實際上會如何。但是，我無法排除一個憂心：市場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接軌沒人實驗過，我們真的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來推測未來？還是會百密一疏而落得全盤皆輸？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賭沒把握的牌局（其實從來不碰賭桌），更不賭輸不起的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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