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2日
習近平早兩天接見梁振英時說，中共18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對香港有深遠意義。梁振英則主動提起佔領運動，指佔中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大型群眾事件」，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昨天，林鄭月娥就法院對佔領街道的禁制令表示，警方將在短時間內採取拘捕行動。又稱法治是本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港府會致力維護及捍衞法治。看來梁政權正密謀以法庭禁制令為工具，標舉清場是維護法治的行為，貫徹中共交代的「依法治港」。
筆者繼前一篇「蘋論」探討「支持梁振英依法治港」後，今天再嘗試進一步論述這話題，並介紹「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rule by
law）的分野。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50年就提出法治的觀念，說「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現代文明國家的法治強調三權分立，認為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公正獨立的司法以正義女神為象徵，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只認法不認人的法律下的平等，手持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人們利益間的平衡，而劍則指理性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民主的立法，意味着法律的訂立須依從人民意願。負責的行政則表示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不能凌駕法律。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提出經典的法治原則：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現代國家的法治基礎是保障人民的天賦人權，並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香港《基本法》有這種保障而中國憲法沒有，這是兩者最大不同。
中國的依法治國又稱為法制，即rule
by
law，是以法律作為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與法治不是同一個概念。法治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法制的實質仍然不能擺脫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觀念。法制是指當權者透過法律治理國家，但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民選的立法部門制訂的。按中共的官方解釋，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因此是為統治階級服務而並非對所有人平等的，法律是統治者制訂給被統治者以及統治者自身必須遵守的規章、條例。但由於立法機關並非民選，因此實際上是統治者制訂用來規管被統治者的工具。
「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實質意義，是「支持梁振英」這個政權，由這個政權控制的立法會去制訂法律，或利用法院依據法例的裁決，以此為工具去作維護政權的施政。如果是法律凌駕一切，就不會對於處理唐英年僭建和梁振英僭建有不同執法；如果是法大於一切的法治，對梁振英秘撈，就不會在立法會輕輕放過；如果法治是由一個民意主導的立法會立法，就不會為了同大陸融合接軌而通過高鐵、港珠澳大橋和新界東北發展這類大白象工程；如果構成香港法治是基於現代法治社會的三個元素：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就不會要求香港「三權配合」，要求法官愛國和根據國家利益判案；如果香港的憲政基礎是《基本法》所定的兩個人權公約，就不會在普選問題上不斷以搬龍門的人大決定去褻瀆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如果確實以人權作為法治基礎，就應尊重人權中的反對權而不會向示威群眾下毒手。
梁政權已拋棄法治啦。自梁振英上台以來，「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意義就是支持梁政權、甚而只是支持梁本人及梁粉的施政，「法」只是用來「依」一下的工具。
現在香港年輕一代為甚麼越來越少人認同是中國人，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是沒有能力供樓，不是為了錢，而是看到以維護人民權利為主軸的《基本法》已經被支解為服務中共政權的「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的工具。許多佔領人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有穩定和不錯收入的中產人士，難道是偶然的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1月12日 星期三
陳沛敏 - 團結香港「好」唔營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2日
由1997來到2014，17年的時間，不短也不長，卻已經恍如隔世。香港經歷了許多，香港人改變了更多。但令人驚訝的是，董建華、梁錦松等人，由當年上台到下台到現在復出，竟然可以完全沒有改變。
沒有變過的是那套陳腐保守的經濟發展觀、那套假高大空的「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好」無限loop理論、那套強勢有效管治比自由民主人權重要的二元對立政治學、那套自以為了解年輕人，其實非常家長式的心態。
見微知著，就算未聽董、梁的讀稿發言，不看那個包羅董朝舊部、富二三代、建制膽拖的顧問團名單，很多香港人單是望到基金會那個「好」字標誌，心中已不禁冒起了另一個字。
基金會還說要為建設香港成為「創新、創意、創業」社會出力呢。那個綠色橢圓形內的「好」字，毫不創新、毫無創意，美術設計上完全失敗；誇張一點說，如果老董這個智庫是想代表香港社會精英價值，標誌設計卻令到香港「好唔型」，簡直丟了香港廣告公關設計界的架。
更大的問題是，董建華解釋設計意念，是「一個女仔，一個男孩子，好字，放埋等於攜手，大家拉手，做好香港。」挑綠色是因為「藍加黃係綠」，寓意團結香港，云云。
放過我們香港人吧。你要搞你的「香港營」、要玩你的「造王」，悉隨閣下尊便，但「藍加黃係綠」不叫團結，攜手不等如做好，那是和稀泥，那是鄉願。我可以理解和接受人反對佔領運動，但我無法跟那些打記者、圍報館的藍絲帶一起「變綠」，也很難跟周融、蔣麗芸、鍾樹根、梁振英、邵善波等「攜手」。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做低」香港而不是在「做好」香港。
「鄉愿，德之賊也。」孔子說的。同流合污以媚於世，而被鄉人認為忠厚，實際上卻不能區分善惡、好壞、是非的老好人，就是敗壞道德的人。
董建華總愛扮演老好人。但這種偽善的角色，早在二千幾年前，已經被識破了。
陳沛敏
記者
由1997來到2014，17年的時間，不短也不長，卻已經恍如隔世。香港經歷了許多，香港人改變了更多。但令人驚訝的是，董建華、梁錦松等人，由當年上台到下台到現在復出，竟然可以完全沒有改變。
沒有變過的是那套陳腐保守的經濟發展觀、那套假高大空的「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好」無限loop理論、那套強勢有效管治比自由民主人權重要的二元對立政治學、那套自以為了解年輕人，其實非常家長式的心態。
見微知著，就算未聽董、梁的讀稿發言，不看那個包羅董朝舊部、富二三代、建制膽拖的顧問團名單，很多香港人單是望到基金會那個「好」字標誌，心中已不禁冒起了另一個字。
基金會還說要為建設香港成為「創新、創意、創業」社會出力呢。那個綠色橢圓形內的「好」字，毫不創新、毫無創意，美術設計上完全失敗；誇張一點說，如果老董這個智庫是想代表香港社會精英價值，標誌設計卻令到香港「好唔型」，簡直丟了香港廣告公關設計界的架。
更大的問題是，董建華解釋設計意念，是「一個女仔，一個男孩子，好字，放埋等於攜手，大家拉手，做好香港。」挑綠色是因為「藍加黃係綠」，寓意團結香港，云云。
放過我們香港人吧。你要搞你的「香港營」、要玩你的「造王」，悉隨閣下尊便，但「藍加黃係綠」不叫團結，攜手不等如做好，那是和稀泥，那是鄉願。我可以理解和接受人反對佔領運動，但我無法跟那些打記者、圍報館的藍絲帶一起「變綠」，也很難跟周融、蔣麗芸、鍾樹根、梁振英、邵善波等「攜手」。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做低」香港而不是在「做好」香港。
「鄉愿，德之賊也。」孔子說的。同流合污以媚於世，而被鄉人認為忠厚，實際上卻不能區分善惡、好壞、是非的老好人，就是敗壞道德的人。
董建華總愛扮演老好人。但這種偽善的角色，早在二千幾年前，已經被識破了。
做瓜香港的老好人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林夕 - 官話驗屍官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1日
不喜慎入，勿插。以下三段為梁特上三次上京公開收到的上諭，不介意生命苦短者不妨一讀。
「中央政府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充份肯定的。」「積極支持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中央對梁振英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將繼續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
有沒有覺得重複又重複又重複，說了等於沒說？有沒有從那麼乾燥無味的文字裏看出什麼玄機？官方公開堅定支持充分肯定，那是肯定必須要說的官話，既是官話，既然是循例支持，何必動真格解畫？這次梁特面聖，習大大沒有循例支持，難為學者專家當達文西密碼來玩：什麼不可能臨時忘記這台詞，可能挺梁力度有變。什麼礙於民情，怕公開一挺，與市民處於對立面。什麼事後有消息人士補飛，閉門時讚梁特疾風知勁草，靠得住，是因為仍要靠梁特落實政策，暫時不會要求他下台。
公開官話既然無需分真假，閉門給他甜頭，難道又能當作掏心掏肺體己話？最好笑是說習總笑容欠奉，跟梁特交流不多。難不成你想他們在鏡頭前交流外國勢力名單以及清場心得？習總萬一滿臉堆歡，又是否可以解讀為客氣過甚，反顯得生分？極欲梁特下台的，又是否會在幻覺中聞到了春風欲醉？上回中央沒有提及一國兩制，這次習總又吐出了「一國兩制」這四字真經，是否可以當作皇恩大赦天下？
只不過少了一句多了半句多餘的口頭禪，就能聽出了弦外之音，竟然奢望從虛話假話中解讀出來的是真話，我們實在多心得令人傷心。這個被官樣文章挑撥我們心情、舞弄我們神經的遊戲，一點都不好玩，不過是局外人以外的小民聊以自慰的手槍，偶爾為自己打打氣。只有在不夠開明的政治環境下，才會有人撿拾如此乾癟的官話，當驗屍官似的，意圖從話中有話聽出人話，真是個悲涼的遊戲。
不喜慎入，勿插。以下三段為梁特上三次上京公開收到的上諭，不介意生命苦短者不妨一讀。
「中央政府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充份肯定的。」「積極支持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中央對梁振英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將繼續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
有沒有覺得重複又重複又重複，說了等於沒說？有沒有從那麼乾燥無味的文字裏看出什麼玄機？官方公開堅定支持充分肯定，那是肯定必須要說的官話，既是官話，既然是循例支持，何必動真格解畫？這次梁特面聖，習大大沒有循例支持，難為學者專家當達文西密碼來玩：什麼不可能臨時忘記這台詞，可能挺梁力度有變。什麼礙於民情，怕公開一挺，與市民處於對立面。什麼事後有消息人士補飛，閉門時讚梁特疾風知勁草，靠得住，是因為仍要靠梁特落實政策，暫時不會要求他下台。
公開官話既然無需分真假，閉門給他甜頭，難道又能當作掏心掏肺體己話？最好笑是說習總笑容欠奉，跟梁特交流不多。難不成你想他們在鏡頭前交流外國勢力名單以及清場心得？習總萬一滿臉堆歡，又是否可以解讀為客氣過甚，反顯得生分？極欲梁特下台的，又是否會在幻覺中聞到了春風欲醉？上回中央沒有提及一國兩制，這次習總又吐出了「一國兩制」這四字真經，是否可以當作皇恩大赦天下？
只不過少了一句多了半句多餘的口頭禪，就能聽出了弦外之音，竟然奢望從虛話假話中解讀出來的是真話，我們實在多心得令人傷心。這個被官樣文章挑撥我們心情、舞弄我們神經的遊戲，一點都不好玩，不過是局外人以外的小民聊以自慰的手槍，偶爾為自己打打氣。只有在不夠開明的政治環境下，才會有人撿拾如此乾癟的官話，當驗屍官似的，意圖從話中有話聽出人話，真是個悲涼的遊戲。
阮穎嫻 - 上一代的傘，下一代撐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1日
近日看了套電影《戀上春樹》，講述主角進入深山的伐木業做實習生。老闆帶他到市場賣木，那批貨是老闆爺爺那代種下來的，培養得宜，木紋精緻，最後賣得好價錢。主角說，賣光山上所有樹木不就發達了！老闆不忘解釋，種菜為生的，下一年就有收成，成果自己享受。伐木不像種菜，有收成時，我們已經全部去賣鹹鴨蛋了。因此伐木之餘，必須栽種，家業才能傳承。
看到這裏，不禁想起在街上露宿的孩子。有些已沒上學多天了，每天就睡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還要忍受滋擾挑釁，時時防備屎蜢尿彈等襲擊。一位絕食者已經絕食四十天有多，還有那位被打斷手骨的中三學生，被打爆眼角的大學生，盆骨碎裂的哥哥，一個個頭破血流的勇士……雖然艱苦危險，但眼神仍然那麼堅定。近日翻風落雨，不知孩子會否着涼？是誰搞到孩子為了真普選要這樣犧牲自己呢？
父母自然不希望孩子犧牲，但他們上個世紀，又為民主做過甚麼？八十年代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雖然中英談判開壠了政治活躍新一頁，但只是相對於少數而言。
當時的社會，未必對殖民社會有好感，能夠繁榮安定，繼續搵銀，就是不少人的希望。至於對共產政權及社會主義，多半是擔憂及恐懼。香港觀察社當年做的民調顯示有95%人想維持現狀，64%即使是回歸仍然想英國繼續管治香港。香港革新會的民調顯示逾七成港人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星島日報》的調查中有76%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六成人希望英國續租新界最少30年。
雖然有這個想法，大多數人都是政治冷感，或者是家庭功利主義，只對自己家族利益有興趣，少參與社會時事的討論。劉兆佳及關信基指出80年代的社會參與並沒有顯著增長，比起其他先進地區，無論建制內外的參與度都異常地低。1982-1994的區議會選舉，只有不超過20%合資格選民投票；而1991年的第一次立法會直選也只有20%合資格選民投票。這跟八九六四一百萬人上街的動員力實在差天共地。即是說，撇除移民走佬的一群，市民雖然想到危機，感受到恐懼，但沒有動力去做，繼續吃他的麵，上他的班，買他的馬，政治繼續與生活無關。爭取民主的工作，就落在一眾代言人手上。
這班代言人，一路由八十年代玩到九十年代再跨越千禧，人老，雄心也衰敗了，變得得過且過，都被建制化了。香港人不慣監察議員，任由他們將香港的民主未來弄得一塌糊塗，上一代由得他們，每屆立法會適時將選票奉上。自己因為怕事、怕麻煩，除了每年遊行，也沒甚麼作為，整個民主進程，就是這麼一潭死水，那麼多年只多了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到了今天，下一代終長成，才發現上一代的無知、懶惰、冷漠、袖手旁觀，將很多未來都斷送了。高鐵超支是大白象，年輕一輩早就知道了，當年反高鐵，老一輩有幫過忙嗎？在立法會建制派說過就過，結果呢？工程延期已是意料之內，一地兩檢一如所料不能解決，一千幾百億納稅人付賬，在制度裏沒有制衡的方法。2003年申請輪候公屋只有9萬個家庭，現在是26萬，在這十年間，政府做了甚麼？上一代因為港英房屋計劃上了公屋，靠着福利成功安頓下來，卻批評下一代申請公屋沒志氣，不應靠政府。建屋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眼見一生都無可能置業，公屋都落在新移民手上，房屋、學位、床位被搶去，自己地方被侵佔，上一代卻無動於衷，在自己魂歸天國之時，讓下一代承受一個爛攤子。
上一代疏於打理，致花果凋零，莊稼失收，孩子才迫不得已走出來，一步一步重新耕種，孕育民主之花，上一代卻在田上蹂躪摧毀，認為是孩子攪亂檔。有年輕人說，這是上一代積下的債，如果我們這一代都不還，恐怕利息越滾越大，再下一代就無法償還了。今天警棍打在孩子身上流的血，是上一代冷血的刀割出來的；今天孩子在街上露宿，住昂貴劏房，是上一代對現狀坐視不理及享受樓價升幅，預支了下一代的成果。
父債子還，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近日看了套電影《戀上春樹》，講述主角進入深山的伐木業做實習生。老闆帶他到市場賣木，那批貨是老闆爺爺那代種下來的，培養得宜，木紋精緻，最後賣得好價錢。主角說，賣光山上所有樹木不就發達了！老闆不忘解釋，種菜為生的，下一年就有收成，成果自己享受。伐木不像種菜，有收成時，我們已經全部去賣鹹鴨蛋了。因此伐木之餘，必須栽種，家業才能傳承。
看到這裏，不禁想起在街上露宿的孩子。有些已沒上學多天了，每天就睡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還要忍受滋擾挑釁，時時防備屎蜢尿彈等襲擊。一位絕食者已經絕食四十天有多，還有那位被打斷手骨的中三學生，被打爆眼角的大學生，盆骨碎裂的哥哥，一個個頭破血流的勇士……雖然艱苦危險，但眼神仍然那麼堅定。近日翻風落雨，不知孩子會否着涼？是誰搞到孩子為了真普選要這樣犧牲自己呢？
父母自然不希望孩子犧牲，但他們上個世紀，又為民主做過甚麼？八十年代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雖然中英談判開壠了政治活躍新一頁，但只是相對於少數而言。
當時的社會，未必對殖民社會有好感，能夠繁榮安定，繼續搵銀，就是不少人的希望。至於對共產政權及社會主義，多半是擔憂及恐懼。香港觀察社當年做的民調顯示有95%人想維持現狀，64%即使是回歸仍然想英國繼續管治香港。香港革新會的民調顯示逾七成港人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星島日報》的調查中有76%受訪者希望維持現狀，六成人希望英國續租新界最少30年。
雖然有這個想法，大多數人都是政治冷感，或者是家庭功利主義，只對自己家族利益有興趣，少參與社會時事的討論。劉兆佳及關信基指出80年代的社會參與並沒有顯著增長，比起其他先進地區，無論建制內外的參與度都異常地低。1982-1994的區議會選舉，只有不超過20%合資格選民投票；而1991年的第一次立法會直選也只有20%合資格選民投票。這跟八九六四一百萬人上街的動員力實在差天共地。即是說，撇除移民走佬的一群，市民雖然想到危機，感受到恐懼，但沒有動力去做，繼續吃他的麵，上他的班，買他的馬，政治繼續與生活無關。爭取民主的工作，就落在一眾代言人手上。
這班代言人，一路由八十年代玩到九十年代再跨越千禧，人老，雄心也衰敗了，變得得過且過，都被建制化了。香港人不慣監察議員，任由他們將香港的民主未來弄得一塌糊塗，上一代由得他們，每屆立法會適時將選票奉上。自己因為怕事、怕麻煩，除了每年遊行，也沒甚麼作為，整個民主進程，就是這麼一潭死水，那麼多年只多了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
到了今天，下一代終長成，才發現上一代的無知、懶惰、冷漠、袖手旁觀，將很多未來都斷送了。高鐵超支是大白象，年輕一輩早就知道了，當年反高鐵，老一輩有幫過忙嗎？在立法會建制派說過就過，結果呢？工程延期已是意料之內，一地兩檢一如所料不能解決，一千幾百億納稅人付賬，在制度裏沒有制衡的方法。2003年申請輪候公屋只有9萬個家庭，現在是26萬，在這十年間，政府做了甚麼？上一代因為港英房屋計劃上了公屋，靠着福利成功安頓下來，卻批評下一代申請公屋沒志氣，不應靠政府。建屋的速度遠遠跟不上需求，眼見一生都無可能置業，公屋都落在新移民手上，房屋、學位、床位被搶去，自己地方被侵佔，上一代卻無動於衷，在自己魂歸天國之時，讓下一代承受一個爛攤子。
上一代疏於打理，致花果凋零，莊稼失收，孩子才迫不得已走出來，一步一步重新耕種，孕育民主之花，上一代卻在田上蹂躪摧毀，認為是孩子攪亂檔。有年輕人說，這是上一代積下的債，如果我們這一代都不還，恐怕利息越滾越大，再下一代就無法償還了。今天警棍打在孩子身上流的血，是上一代冷血的刀割出來的；今天孩子在街上露宿，住昂貴劏房，是上一代對現狀坐視不理及享受樓價升幅，預支了下一代的成果。
父債子還，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呂秉權 - 一地兩檢要細想
2014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於2017年年底通車，港鐵委託的海外專家指出，有三成機會延遲通車。其中，西九龍總站能否如期落實一地兩檢將是問題的關鍵。落實一地兩檢，涉及憲制和法律安排，問題非常複雜和敏感，要小心處理。
一地兩檢即在同一座聯檢大樓，有香港和內地兩批執法人員，分別在自己的「查驗區」進行出入境、海關和檢疫的查驗，兩個查驗區中間會有一條「中港分界線」，劃分兩地的司法管轄權。
目前，一地兩檢可參考深圳灣口岸的案例，香港的執法人員在深圳境內的特定場區執行香港法律（目前港方查驗區約為41公頃）。不過，未來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的一地兩檢則倒過來，在香港境內劃定一處實行內地法律的管轄區，內地出入境、公安、海關、邊防和衛生檢疫的執法人員將在此執法。
深圳灣口岸的情况是司法往上流，在一處公民權利和法律保障較不足的地方，局部行使一套較民主和有人權保障的法制。但高鐵西九站的一地兩檢則是司法往下流，在一處法制較成熟的地方，局部行使一套較落後和弱於人權保障的法律。
到時，港人在高鐵西九站入閘後，會先經過香港海關，之後再過內地海關，往後由此北上26公里、途經大角嘴、深水埗、葵青、荃灣及元朗的密封列車路程，是否全行內地法律？如果是，車上會否有公安執法？如遇執法糾紛乘客想在香港解決不讓內地插手怎處理？有人煞停列車報警又怎辦？
值得留意的是，內地官方就一地兩檢對方執法區慣用「查驗區」稱之，但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近日用「控行區」形容，意味除了過關的查驗功能之外，內地法律的適用有機會伸延至列車上。
另外，如在西九高鐵站的內地查驗區發現有港人違法，如穿「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T恤或帶違禁品，內地方面認為要拘捕時，到底大陸執法者會否將涉事人押上高鐵北上26公里，過了深圳河之後再移交內地有關部門處理？種種可能出現的情况，兩地政府宜多加解釋。
如在香港境內被大陸公安拘捕，將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作者是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
劉進圖 - 普選國際標準難迴避
2014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當前香港政改爭議的核心問題是特首普選的提名程序，人大常委會8月31日就此定出的框架引發廣泛爭議，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框架能否符合國際社會公認標準？北京當局對這個問題過去採取迴避態度，說沒有什麼國際標準，只需符合《基本法》，但學聯與特區官員的一場對話卻確認了，普選有國際標準，就是不容許政見歧視，以及對選舉權和被選權均無不合理限制，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滿足這兩項要求。
北京當局可以不承認普選有國際標準，因為中國還沒有簽署和確認《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約」），但香港在回歸前就通過英國成為了「公約」的適用地區，基本法第39條也明確規定了「公約」繼續有效，香港的法律不能與「公約」牴觸，特區政府還要定期向負責執行「公約」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匯報，就「公約」的落實情况接受委員會的質詢，北京當局對這安排一向認可及配合。
「公約」第2條禁止政見歧視，第25條則禁止對選舉權和被選權作不合理限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回應學聯代表提問時，明確表示同意選舉安排不應帶有政見歧視，他又以過去3次特首選舉中，泛民主派代表有兩次成為正式的候選人（梁家傑和何俊仁），反映能否獲提名是以參選人及其團隊的實力為依據，而非其政治見解或背景，因此並無不合理限制。
譚志源說的不錯，但人大常委會落閘後，情况還是這樣嗎？在落閘前，中央政府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明確要求特首由愛國愛港的人出任，特區政府官員眾口一詞說，這要求是不言而喻的。人大常委會的框架要求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過去只需八分之一），若有過半數提名委員認為某參選人不愛國愛港，就可以投票把他篩掉。「愛國愛港」並非法律規定，沒有客觀準則，本來不可能寫進特首選舉法例裏，但現在因為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卻可以成為提名委員會的指導思想，特區政府還怎能要求人權委員會及香港市民相信，提名安排不會帶有政見歧視？被篩走的參選人若援引「公約」對提名委員會提出司法覆核，在宣誓下作供的提名委員若坦然承認，投票時考慮了愛國愛港因素，特區政府該如何辯解？
在與學聯代表對話時，譚志源預告了特區政府將會為人大常委會的框架作補充，包括在參選安排上寬鬆處理、做民意調查給提委會考慮、加強提委會行事的透明度和問責性。特首梁振英也提出，提委會選民基礎可擴大，將公司票變個人票。然而，只要有半數以上提名委員繼續由功能團體小圈子產生，這一切補救措施都不足阻止提委會厚着臉皮，把民意排名較前的、具有威脅性的非建制派參選人篩走，因為特首寶座太重要了，擁立者的酬庸利益太巨大，而且愛國愛港這篩選標準還是中央欽定的，區區民意調查又怎能制衡呢？
國際公約第2條一直具約束力
當年英國把「公約」引進香港時，對第25條的選舉權條文作了保留，意即該條暫不適用於香港，所以香港遲遲不落實雙普選也沒有違背「公約」，但一旦香港選擇推行普選，不論是立法機關或行政首長的普選，便要按照「公約」的要求來設計普選安排，例如選舉要定期舉行、投票須無記名、選舉權和被選權無不合理限制等。而且，「公約」第2條的禁止政見歧視條文是沒有保留條款的，從一開始到現在都具有約束力。
因此，特區政府沒有選擇，政改三人組不可能公開承認人大常委會的框架違反「公約」，只能千方百計游說北京，容許特區政府在框架下努力補救，設法令提委會的操作看來不涉政見歧視，不構成無理限制。一些親建制的政壇人士和學者近日提出，用名單制來規限提委會，即獲最多提名票的3位參選人列同一張名單，交提委會作信任投票，避免針對個別參選人作篩選投票。也有親建制人士建議規定候選人須獲過半選民支持才可當選，包括投白票的選民，令提委會不敢篩走高民望的參選人。這些建議跟譚志源的思路頗相似，都是希望令人大常委會的框架變得較為合理，較符合普選的國際標準。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未必同意這思路，他們更希望撤銷或修改框架，但他們的立論也離不開上述的國際標準。
蘇賡哲 - 基本歷史知識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1日
在很多中國人的認知中，日本佔據台灣後，實施野蠻殘酷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水深火熱。直到今日，一些哈日的台灣人不免被罵為漢奸賣國賊。很少人知道，在野蠻殘酷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擁有為民主化目的前往東京請願的自由。這其實是某建制派議員說的，應該具備的基本歷史知識。
台灣人從一九二一年到三四年的十幾年間，不斷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自治議會，與台灣的日本總督府爭奪立法權，期間多次發起去東京請願。姑且以第六次為例：請願代表團四人，以林獻堂為首，乘輪船赴日時，殖民地當局沒有人出來說他們沒有資格去東京和國家領導人對話；也沒有說既然是第六次，中央早已清楚知道他們的訴求，去是白去；更沒有說設置自治議會就是想搞獨立。
請願代表團出發去基隆碼頭時，台灣各界以樂隊相送，並沿途燃放鞭炮。日本帝國主義尚有新聞自由，代表抵東京，立刻有大批記者訪問，大批台灣在日僑民和留學生搖旗歡迎，並環繞東京大街舉辦請願大遊行。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請願書，沒有被打發去甚麼「信訪辦」，而是得到首相、內務大臣等很多國家領導人接見。代表團在帝國飯店召開盛大招待會展開宣傳，帝國議會將他們的要求列入議程審議，結果是「審議未了」結案，即緩後再議。
學聯諸子要北上請願，遭遇會好些還是差些？
在很多中國人的認知中，日本佔據台灣後，實施野蠻殘酷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水深火熱。直到今日，一些哈日的台灣人不免被罵為漢奸賣國賊。很少人知道，在野蠻殘酷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擁有為民主化目的前往東京請願的自由。這其實是某建制派議員說的，應該具備的基本歷史知識。
台灣人從一九二一年到三四年的十幾年間，不斷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自治議會，與台灣的日本總督府爭奪立法權，期間多次發起去東京請願。姑且以第六次為例：請願代表團四人，以林獻堂為首，乘輪船赴日時，殖民地當局沒有人出來說他們沒有資格去東京和國家領導人對話；也沒有說既然是第六次，中央早已清楚知道他們的訴求，去是白去；更沒有說設置自治議會就是想搞獨立。
請願代表團出發去基隆碼頭時，台灣各界以樂隊相送，並沿途燃放鞭炮。日本帝國主義尚有新聞自由，代表抵東京，立刻有大批記者訪問，大批台灣在日僑民和留學生搖旗歡迎，並環繞東京大街舉辦請願大遊行。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請願書，沒有被打發去甚麼「信訪辦」，而是得到首相、內務大臣等很多國家領導人接見。代表團在帝國飯店召開盛大招待會展開宣傳，帝國議會將他們的要求列入議程審議，結果是「審議未了」結案，即緩後再議。
學聯諸子要北上請願，遭遇會好些還是差些？
2014年11月10日 星期一
陳韜文、李立峯 - 佔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
2014年11月10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一爆發，如果我們是誠實的話，大概都會驚訝於佔領運動的規模和形態。我們一向關注社運與傳媒的關係，覺得佔領運動很可能是香港的社運的一個分水嶺，值得加以探究。目前，我們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現場問卷調查、訪談和現場觀察。整個研究還在進行，這裏想報告的是現場調查一些初步結果。
抗爭主體是年輕的有生力量
我們在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個周末，即10月4日及5日，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研究。由於人手安排上的限制，我們只能在一個佔領地點現場調查，選擇的是金鐘。抽樣方面，我們指示學生助手在佔領區內依指定路線行走，然後訪問行走時身邊經過的每第10位參與者。參與者自行填寫問卷。兩天的訪問共收回969份完成了的問卷，回應率為95%。
受訪者中56.9%為女性，79.4%具大專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只有20%是現時的大學生，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7.7歲，25歲或以下的佔48.8%，26至40歲的佔42.9%，41至60歲佔7.4%，61歲或以上的只有0.8%。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有47.5％，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有48.9%，自認為屬於「上層階級」的只有3.6%。值得留意的是，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參與者比例，較過往一些大型遊行集會為高。例如筆者二人在2003到2007年間做過多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比例在57.2%至70.7%不等，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只有27.6%至41.2%（註）。但是次調查結果卻有點不一樣。而且，是次調查已經是在理應較為中產的金鐘佔領區進行，若加上旺角，自認為屬於基層的參與者比例很可能更高。
朋輩相互自發動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大部分受訪者都已經參與過多天的佔領活動，其中只有11.2%是首天參與，36.4%參與了2至3日，30.5%參與了4至5日，18.3%參與了6至7日，3.5%參與了8天或以上（基本上即是每天參與）。所有受訪者中亦有25.9%有試過通宵留守至少其中一個佔領地點。另外，不少參與者會到不同的佔領地點活動，受訪者中41.1%在之前幾天有到過旺角，39.4%有到過銅鑼灣。
我們在七一遊行研究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的大型遊行集會，是靠香港市民自發動員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市民極少是跟自己所屬團體或組織參與活動的。在2003到2007年的七一遊行現場調查中，「與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到場參與」的比例只有1.8%至4.7%。今次調查中指自己試過與所屬團體一起參與的有8.8%，明顯地比以往高一點，但仍然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何况，佔領運動持續多時，試過在其中一兩天跟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參與不足為奇。相比之下，大部分參與者主要是跟自己認識的人一起參與，試過跟朋友一起到場的就高達80%，試過跟同學或同事一起參與的分別為41.9%和19.5%，試過跟配偶或家人一起參與的分別有18.4%和18.6%。
另一個自發動員的特點，是運動參加者較少認同運動組織者或其他社會政治組織和團體的動員和號召對他們的參與決定有很大的影響。表一顯示了是次調查的相關結果。當被問及參與今次佔領運動的原因時，以5分量表來回應（1代表非常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95.4%認為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重要或非常重要，92.2%認為爭取公民提名重要或非常重要，95.7%認為為保障香港的自由重要或非常重要。當然，參與者強調運動的目標和理念是正常的情况，但值得留意的是同意增加運動聲勢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參與原因的受訪者也有69.8%。相比之下，認同「響應同支持學聯」和「響應同支持學民思潮」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32.3%和32.9%。由於現場參與者始終以年輕人為主，認同「響應同支持佔中三子」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14.7%。
自發性組織的領導與協調
當然，今次佔領運動跟以往的遊行集會的自發運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其中一點是參與者的參與和表達方式可以很多元化，在佔領區內，每位參與者都可以嘗試做一些個人或小組的行動，以至參與到運動的組織和協調工作之中。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有試過主動邀請他人一起參與是次運動，「試過一兩次」的有39.8%，「多次」的有41.8%。18.3%的受訪者就曾參與有關運動方向或者策略的討論，36.3%曾參與運送物資或維持秩序。同時，參與者在網絡上的行為，亦可以被視為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之一。在調查中69.1%的受訪者有通過轉發運動、媒體或運動支持者的資訊和文章在新媒體平台上（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澄清有關運動的謠言。59.6%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24.1%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
另外，今次運動亦出現了自發動員會否令運動失去領導甚或失控的討論。我們在調查中亦問到受訪者對自發行動的一些看法。以5分量表來表達，如表二顯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令運動更加純粹」和「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防止運動被騎劫」的有68.9%和62.2%。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焦點」的只有36.8%。不過，也有50.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領導」。
幾點總結
從樣本的人口特徵可以看出，佔領運動參與者的主體是年輕一代，平均年齡為27歲，其中包括學生和更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在職青壯年。以集會高峰時期計算，參與者數以萬計，而認同他們的民主訴求以至佔領行動的大眾則佔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數。簡而言之，他們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輕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與中央以他們作為假想敵，那麼就是與整個香港未來一代為敵，這絕不是為政者所應為的。
運動的參與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佔領運動中有不少人是隨着事態的發展而參與的。受訪者中只有小部分是每天都在佔領區的，不過表示第一個星期之內有參與4天或以上的超過半數。這個數字算是很高的，顯示出參與者對運動的執著。當然，時間可以磨損鬥志，運動現在已經出現疲態，但是從參與者早期的執著行為看來，他們堅持之心不可低估，在尋求解局方案時應該充分考慮在內。
動員模式方面，佔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的。即是說，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總體上，這種自發動員模式跟七一的動員模式是相近的。不過，有些地方可能因為運動號召的團體不一，而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自發的具體表現也有所差異。比如，現在因為學聯和學民扮演較大角色的關係，運動參與者跟同學一起參加的比例就比七一遊行要高許多，同時表示是為了聲援而來的也有不少。
如何領導一直是自發性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因緣際會之下，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往往被認為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從調查可以看到，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尤其是佔中三子。事實上，有三成的受訪者認同學聯和學民思潮的號召而來，這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已算是不錯的反應。雖然如此，很明顯的情况是佔領運動一開始就缺乏強而有力而為各方認同的領導，有的是相對分散的多中心領導。
社會運動要有效運作，不管它是多麼自發，它都要解決組織、協調、決策、執行各方面的問題。佔中運動的組織形態是從運動動態中演變出來的。運動中的個人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交流、號召，而這種交流又跟別的朋輩圈子重疊，互相轉發，最後產生較大範圍的共同認識，甚至轉化為較多人一起進行的行為，達至自發運動中的協調作用。現在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有參與物資運送和維持秩序，比例算高。但是這種交流的方式是民主有餘，對解決好像物資供應、人流指引等或是有效，但是對較複雜的商議和決策的作用則有待觀察。
有一半的受訪者就認同缺乏領導是自發運動的一個缺點。當運動變得眾說紛紜而曠日持久時，運動的方向感就會減弱，如何走下去自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佔領運動也要面對同樣的挑戰。沒錯，自發動員和多中心的分散領導方式有利於運動純粹性的建立，有利於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使人相信運動不會為利益集團所騎劫。但是，社運要有效應變，就算是標榜自發的佔領運動，也必須要制訂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制訂應變策略，並有效執行。搞組織不是浪漫的事情，但似乎是社運所必須的，佔領運動也不能例外。
註：這裏及以下提到的七一遊行研究結果，見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8.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一爆發，如果我們是誠實的話，大概都會驚訝於佔領運動的規模和形態。我們一向關注社運與傳媒的關係，覺得佔領運動很可能是香港的社運的一個分水嶺，值得加以探究。目前，我們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現場問卷調查、訪談和現場觀察。整個研究還在進行，這裏想報告的是現場調查一些初步結果。
抗爭主體是年輕的有生力量
我們在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個周末，即10月4日及5日，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研究。由於人手安排上的限制，我們只能在一個佔領地點現場調查，選擇的是金鐘。抽樣方面，我們指示學生助手在佔領區內依指定路線行走，然後訪問行走時身邊經過的每第10位參與者。參與者自行填寫問卷。兩天的訪問共收回969份完成了的問卷，回應率為95%。
受訪者中56.9%為女性，79.4%具大專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只有20%是現時的大學生，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7.7歲，25歲或以下的佔48.8%，26至40歲的佔42.9%，41至60歲佔7.4%，61歲或以上的只有0.8%。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有47.5％，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有48.9%，自認為屬於「上層階級」的只有3.6%。值得留意的是，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參與者比例，較過往一些大型遊行集會為高。例如筆者二人在2003到2007年間做過多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比例在57.2%至70.7%不等，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只有27.6%至41.2%（註）。但是次調查結果卻有點不一樣。而且，是次調查已經是在理應較為中產的金鐘佔領區進行，若加上旺角，自認為屬於基層的參與者比例很可能更高。
朋輩相互自發動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大部分受訪者都已經參與過多天的佔領活動，其中只有11.2%是首天參與，36.4%參與了2至3日，30.5%參與了4至5日，18.3%參與了6至7日，3.5%參與了8天或以上（基本上即是每天參與）。所有受訪者中亦有25.9%有試過通宵留守至少其中一個佔領地點。另外，不少參與者會到不同的佔領地點活動，受訪者中41.1%在之前幾天有到過旺角，39.4%有到過銅鑼灣。
我們在七一遊行研究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的大型遊行集會，是靠香港市民自發動員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市民極少是跟自己所屬團體或組織參與活動的。在2003到2007年的七一遊行現場調查中，「與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到場參與」的比例只有1.8%至4.7%。今次調查中指自己試過與所屬團體一起參與的有8.8%，明顯地比以往高一點，但仍然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何况，佔領運動持續多時，試過在其中一兩天跟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參與不足為奇。相比之下，大部分參與者主要是跟自己認識的人一起參與，試過跟朋友一起到場的就高達80%，試過跟同學或同事一起參與的分別為41.9%和19.5%，試過跟配偶或家人一起參與的分別有18.4%和18.6%。
另一個自發動員的特點，是運動參加者較少認同運動組織者或其他社會政治組織和團體的動員和號召對他們的參與決定有很大的影響。表一顯示了是次調查的相關結果。當被問及參與今次佔領運動的原因時，以5分量表來回應（1代表非常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95.4%認為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重要或非常重要，92.2%認為爭取公民提名重要或非常重要，95.7%認為為保障香港的自由重要或非常重要。當然，參與者強調運動的目標和理念是正常的情况，但值得留意的是同意增加運動聲勢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參與原因的受訪者也有69.8%。相比之下，認同「響應同支持學聯」和「響應同支持學民思潮」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32.3%和32.9%。由於現場參與者始終以年輕人為主，認同「響應同支持佔中三子」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14.7%。
自發性組織的領導與協調
當然，今次佔領運動跟以往的遊行集會的自發運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其中一點是參與者的參與和表達方式可以很多元化，在佔領區內，每位參與者都可以嘗試做一些個人或小組的行動，以至參與到運動的組織和協調工作之中。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有試過主動邀請他人一起參與是次運動，「試過一兩次」的有39.8%，「多次」的有41.8%。18.3%的受訪者就曾參與有關運動方向或者策略的討論，36.3%曾參與運送物資或維持秩序。同時，參與者在網絡上的行為，亦可以被視為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之一。在調查中69.1%的受訪者有通過轉發運動、媒體或運動支持者的資訊和文章在新媒體平台上（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澄清有關運動的謠言。59.6%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24.1%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
另外，今次運動亦出現了自發動員會否令運動失去領導甚或失控的討論。我們在調查中亦問到受訪者對自發行動的一些看法。以5分量表來表達，如表二顯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令運動更加純粹」和「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防止運動被騎劫」的有68.9%和62.2%。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焦點」的只有36.8%。不過，也有50.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領導」。
幾點總結
從樣本的人口特徵可以看出，佔領運動參與者的主體是年輕一代，平均年齡為27歲，其中包括學生和更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在職青壯年。以集會高峰時期計算，參與者數以萬計，而認同他們的民主訴求以至佔領行動的大眾則佔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數。簡而言之，他們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輕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與中央以他們作為假想敵，那麼就是與整個香港未來一代為敵，這絕不是為政者所應為的。
運動的參與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佔領運動中有不少人是隨着事態的發展而參與的。受訪者中只有小部分是每天都在佔領區的，不過表示第一個星期之內有參與4天或以上的超過半數。這個數字算是很高的，顯示出參與者對運動的執著。當然，時間可以磨損鬥志，運動現在已經出現疲態，但是從參與者早期的執著行為看來，他們堅持之心不可低估，在尋求解局方案時應該充分考慮在內。
動員模式方面，佔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的。即是說，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總體上，這種自發動員模式跟七一的動員模式是相近的。不過，有些地方可能因為運動號召的團體不一，而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自發的具體表現也有所差異。比如，現在因為學聯和學民扮演較大角色的關係，運動參與者跟同學一起參加的比例就比七一遊行要高許多，同時表示是為了聲援而來的也有不少。
如何領導一直是自發性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因緣際會之下，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往往被認為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從調查可以看到，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尤其是佔中三子。事實上，有三成的受訪者認同學聯和學民思潮的號召而來，這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已算是不錯的反應。雖然如此，很明顯的情况是佔領運動一開始就缺乏強而有力而為各方認同的領導，有的是相對分散的多中心領導。
社會運動要有效運作，不管它是多麼自發，它都要解決組織、協調、決策、執行各方面的問題。佔中運動的組織形態是從運動動態中演變出來的。運動中的個人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交流、號召，而這種交流又跟別的朋輩圈子重疊，互相轉發，最後產生較大範圍的共同認識，甚至轉化為較多人一起進行的行為，達至自發運動中的協調作用。現在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有參與物資運送和維持秩序，比例算高。但是這種交流的方式是民主有餘，對解決好像物資供應、人流指引等或是有效，但是對較複雜的商議和決策的作用則有待觀察。
有一半的受訪者就認同缺乏領導是自發運動的一個缺點。當運動變得眾說紛紜而曠日持久時，運動的方向感就會減弱，如何走下去自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佔領運動也要面對同樣的挑戰。沒錯，自發動員和多中心的分散領導方式有利於運動純粹性的建立，有利於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使人相信運動不會為利益集團所騎劫。但是，社運要有效應變，就算是標榜自發的佔領運動，也必須要制訂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制訂應變策略，並有效執行。搞組織不是浪漫的事情，但似乎是社運所必須的，佔領運動也不能例外。
註：這裏及以下提到的七一遊行研究結果，見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8.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丘亦生 - 相逢何必曾相識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0日
我們的獅子山，自從掛上了一幅「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從此有了嶄新的象徵意義。12年前在宣讀預算案時高唱《獅子山下》的前財爺梁錦松，最近又再頻頻現身，更被視為有意問鼎特首（今屆？下屆？）的人選之一，不過觀其近日言行，他唱的仍是舊版獅子山下，還要是略走音的唱腔。
當年因為偷步買車而下台的梁錦松，上周到中大與同學交流，竟又語出驚人，傳媒引述他在答問時段表示，今日政治亂局皆因23條未立法，令政客可以收受外來資金。他又說，香港人最重要的不是普選，而是確保「有效管治」。如果在整場佔領運動中，他看到的只有這些，而他又可能是被「篩」出來給我們選的候選人，就真的叫人倒抽一口涼氣。
阿松任財爺時 手起刀落
梁錦松只做了短短兩年的財政司，是首名問責制下的財爺，本來難論功過，我只記得，當時香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及科網股爆破兩次震盪，經濟元氣大傷，樓市又未完成調整，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但阿松卻選擇在這時搞財政改革，大幅削減福利等開支，更推動公務員減薪。
在經濟不景氣時，因為福利開支上升令政府經常開支增加，同時間庫房收入減少，財赤不可避免出現，這本來就是經濟學所謂的「自動穩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衰退時私人消費及投資縮減，政府這時擴大支出，可起填補動力穩定經濟之效。其時政府近乎零債務，儲備充沛，但仍然選擇手起刀落，把財赤置於經濟之上，在市民最需要政府開支來渡過難關時閂水喉，實無異於在傷口灑鹽，更有加劇貧富懸殊的副作用。
難怪香港雖然相較其他在1997金融風暴中沒頂的亞洲國家，經濟結構問題並不嚴重，但卻出現了既長又痛的調整，通縮連續六年才結束，而名義GDP要到2005年才回到風暴前水平，遠較不少出事國家為慢。當中聯繫滙率固然是元凶之一，但政府這種贏谷輸縮的順周期政策，卻肯定於事無補。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連IMF都覺悟，這種在衰退時嚴控財赤的做法，只會令經濟傷上加傷，隨時墮入越控赤字越大的死局。現在看來，阿松當年的手術確實old school得很。
老調重彈 重基建輕福利
今趟阿松有意做comeback kid捲土重來，我留意他會否帶來新思維，但他在上述的聚會中，先把有效管治與普選切割，暗示兩者風馬牛不相及，復又強調基建的重要，但對於照顧弱勢社群，就表示「分錢前必須創造金錢」。我很疑惑，是否出錢出地津貼一個數碼港，就比改善醫療社會服務一定有效益？現在十大基建項目湧在一起上馬，把建築成本推到天比高，這是我看到近年政府政策衍生的最差界外效應，港珠澳大橋閒閒哋超支50億元，已相當於政府半年的福利開支，當局卻又可以面不改容，不要跟我說福利是年復一年的經常性開支，基建又何嘗不是經常性超支？
相比現任特首，我不懷疑梁錦松絕對是「高尚情操」，但CY那種不要向月薪萬四蚊打工仔傾斜政策的心態，恐怕阿松也沾有這陣除。加上他2003年下台時，民望評分比現在的CY還要低。我不知道，昔日的從政履歷，對阿松是助力還是阻力，抑或市民寧願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老調重彈，要學懂唱新的《獅子山下》。
我們的獅子山，自從掛上了一幅「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從此有了嶄新的象徵意義。12年前在宣讀預算案時高唱《獅子山下》的前財爺梁錦松，最近又再頻頻現身，更被視為有意問鼎特首（今屆？下屆？）的人選之一，不過觀其近日言行，他唱的仍是舊版獅子山下，還要是略走音的唱腔。
當年因為偷步買車而下台的梁錦松，上周到中大與同學交流，竟又語出驚人，傳媒引述他在答問時段表示，今日政治亂局皆因23條未立法，令政客可以收受外來資金。他又說，香港人最重要的不是普選，而是確保「有效管治」。如果在整場佔領運動中，他看到的只有這些，而他又可能是被「篩」出來給我們選的候選人，就真的叫人倒抽一口涼氣。
阿松任財爺時 手起刀落
梁錦松只做了短短兩年的財政司，是首名問責制下的財爺，本來難論功過，我只記得，當時香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及科網股爆破兩次震盪，經濟元氣大傷，樓市又未完成調整，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但阿松卻選擇在這時搞財政改革，大幅削減福利等開支，更推動公務員減薪。
在經濟不景氣時，因為福利開支上升令政府經常開支增加，同時間庫房收入減少，財赤不可避免出現，這本來就是經濟學所謂的「自動穩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衰退時私人消費及投資縮減，政府這時擴大支出，可起填補動力穩定經濟之效。其時政府近乎零債務，儲備充沛，但仍然選擇手起刀落，把財赤置於經濟之上，在市民最需要政府開支來渡過難關時閂水喉，實無異於在傷口灑鹽，更有加劇貧富懸殊的副作用。
難怪香港雖然相較其他在1997金融風暴中沒頂的亞洲國家，經濟結構問題並不嚴重，但卻出現了既長又痛的調整，通縮連續六年才結束，而名義GDP要到2005年才回到風暴前水平，遠較不少出事國家為慢。當中聯繫滙率固然是元凶之一，但政府這種贏谷輸縮的順周期政策，卻肯定於事無補。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連IMF都覺悟，這種在衰退時嚴控財赤的做法，只會令經濟傷上加傷，隨時墮入越控赤字越大的死局。現在看來，阿松當年的手術確實old school得很。
老調重彈 重基建輕福利
今趟阿松有意做comeback kid捲土重來，我留意他會否帶來新思維，但他在上述的聚會中，先把有效管治與普選切割，暗示兩者風馬牛不相及，復又強調基建的重要，但對於照顧弱勢社群，就表示「分錢前必須創造金錢」。我很疑惑，是否出錢出地津貼一個數碼港，就比改善醫療社會服務一定有效益？現在十大基建項目湧在一起上馬，把建築成本推到天比高，這是我看到近年政府政策衍生的最差界外效應，港珠澳大橋閒閒哋超支50億元，已相當於政府半年的福利開支，當局卻又可以面不改容，不要跟我說福利是年復一年的經常性開支，基建又何嘗不是經常性超支？
相比現任特首，我不懷疑梁錦松絕對是「高尚情操」，但CY那種不要向月薪萬四蚊打工仔傾斜政策的心態，恐怕阿松也沾有這陣除。加上他2003年下台時，民望評分比現在的CY還要低。我不知道，昔日的從政履歷，對阿松是助力還是阻力，抑或市民寧願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老調重彈，要學懂唱新的《獅子山下》。
2014年11月9日 星期日
庫斯克 - 對的學科 錯的社會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這個社會最扭曲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個民主社會，但要扮民主社會。
在民主社會，學生自小學習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民權利，對於政府的專斷權力保持懷疑態度。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柱，是具有民主素養的國民，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從小開始教育。
可是在香港呢，明明不是一個民主社會，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無時無刻都在找千百個理由來阻礙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儘管《基本法》明明寫明了香港政制最終會達至普選。
要阻撓普選，不外乎是幾度板斧——人大釋法把政改三部曲變五部曲，然後再以人大之名為政改定調；收編傳媒，天天洗腦；收買反對派，讓他們裏應外合；將假民主制度說成是民主制度，令政權可以千秋萬世。當制度、行政機關、傳媒都站在威權統治者的一方時，能減輕其殺傷力的就只有公民意識和資訊自由。
有獨立思考「阻住地球轉」
要維持威權統治千秋萬世，一定要有教育配合，例如中國大陸的中小學教育，自小向學生灌輸中國特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明正確。香港暫時做不到這一套（大家應該還記得那本經典的《中國模式》手冊），反而常常強調學生的公民意識、獨立思考和高階思維，在有些人眼中，這分明是「阻住地球轉」。
香港的公民教育由1980年代開始，不過因為不用考試，一直都是學校教育的配菜。後來，董建華上台，大搞教育改革，教改的官方文件白紙黑字寫明新高中課程要培養學生：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註1）
當時政府提出通識科作為必修科，就是要做到上述的要求。對於一個先進社會來說，有誰不想學生有識見、有國際視野、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不要忘記，這個課程文件不是泛民主派想出來的，而是董建華政府想出來的。
學生要有這些素養，本來沒有什麼問題，全世界的先進民主社會都是這樣子的。問題是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社會。
一個不民主社會的學生如果理解社會、有識見、有國際視野、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哪會發生什麼事？不用多說大家也猜得到。
多問了關於社會的問題
通識科是不是真的能培養到上述的學生？筆者教書十年，教過舊制學生，相比之下新制的學生跟以前的確有分別，分別在於他們真的多問了關於社會的問題，哪怕那些問題是如何簡單，也是多問了，例如「什麼是功能組別？」、「什麼是分組點票？」、「什麼是司法覆核？」、「什麼是普選？」等等。這些問題，得罪說句，你在中環隨手捉一個讀過大學的中產階級來問，他們未必答得到。
問了問題，下一步就是思考，通識科常常被批評為鼓勵學生偽中立或者偽多角度，實際上通識的考評常常要求學生以理據支持他們作答的立場，那是很難偽中立的。這個思考的過程，學生常常抓破頭皮，為的是在一張半的A4單行紙上闡述自己的觀點，有了這種訓練，學生在課堂上或下課後，連表達自己意見也大膽了。
本來這是個可喜的現象。保守派常常說社會公民素養不足，很難推行普選。有了願意思考的新一代，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嗎？當然不是。
上面說的可喜可賀，大前提是香港正在邁向真正的民主化。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不是正在邁向民主化，而是邁向「有票，真係唔要？」為口號的假民主化 。民主化被處處設限，官員和建制派歪理說盡來為阻礙民主化護航，在他們眼中，那些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的人，豈不是最大障礙？
強烈攻擊通識科的幾個人
特區政府的施政屢次逆民意甚至常識而行，例如推行國教科、電視發牌、政改，還有梁振英及其團隊的誠信問題，稍為有獨立思考的人也看得出有問題。大量港人站出來反對正常不過。不過，政府高層要找稻草人來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自己的倒行逆施，通識科是最手到拿來的目標了。
印象中最先強烈攻擊通識科的是梁美芬，後來連土共勢力加入，接着是葉劉淑儀。還記得2013年8月，陳淨心竟然可以約見到教育局副局長，這可是一個很駭人的畫面，陳淨心及其黨羽屢次到泛民和佔中的活動踩場，她那個龍珠「精英軍團」式的踩上桌面搗亂的英姿大家還記憶猶新，她竟然大面子得可以直接見教育局副局長，這代表了政府也打算加入這場找代罪羔羊的大戲。
雨傘運動前夕的9月初，羅范椒芬這個當年教育改革的主催官員，公開指通識科已經「異化」成偏向純粹研究政治議題，她所羅列的罪證，偏頗得不得了。後來，雨傘運動爆發，數以萬計市民走上馬路，催淚彈和警棍也驅不散，香港成了國際頭條，當中年輕一代的公民素養和對信念的堅持，令很多人大跌眼鏡。以年齡分層計，30以下的世代，普遍傾向支持佔領，而且愈年輕的支持率愈高。在這個危急關頭，梁振英政府和建制派當然要加速找稻草人祭旗的工程。
通識這一科是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當然不是，所有人文學科都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通識科的課程文件，當中看得出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套先進民主社會的價值觀，籠統的說，這是由啟蒙時代開始一直影響西方政治軌迹的自由主義思想——民主、人權、法治，全都是自由主義的產物。如果香港是個民主社會，這些價值觀當然是好東西，可是香港的統治階層想要的，是討厭政治，或者是會支持周融甚至李偲嫣之流的「群眾」。通識科成了祭品，不是因為它錯，而是因為它太對了。
（作者為博客、專欄作者、通識科教師）
【明報專訊】香港這個社會最扭曲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個民主社會，但要扮民主社會。
在民主社會，學生自小學習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民權利，對於政府的專斷權力保持懷疑態度。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支柱，是具有民主素養的國民，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從小開始教育。
可是在香港呢，明明不是一個民主社會，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無時無刻都在找千百個理由來阻礙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儘管《基本法》明明寫明了香港政制最終會達至普選。
要阻撓普選，不外乎是幾度板斧——人大釋法把政改三部曲變五部曲，然後再以人大之名為政改定調；收編傳媒，天天洗腦；收買反對派，讓他們裏應外合；將假民主制度說成是民主制度，令政權可以千秋萬世。當制度、行政機關、傳媒都站在威權統治者的一方時，能減輕其殺傷力的就只有公民意識和資訊自由。
有獨立思考「阻住地球轉」
要維持威權統治千秋萬世，一定要有教育配合，例如中國大陸的中小學教育，自小向學生灌輸中國特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明正確。香港暫時做不到這一套（大家應該還記得那本經典的《中國模式》手冊），反而常常強調學生的公民意識、獨立思考和高階思維，在有些人眼中，這分明是「阻住地球轉」。
香港的公民教育由1980年代開始，不過因為不用考試，一直都是學校教育的配菜。後來，董建華上台，大搞教育改革，教改的官方文件白紙黑字寫明新高中課程要培養學生：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註1）
當時政府提出通識科作為必修科，就是要做到上述的要求。對於一個先進社會來說，有誰不想學生有識見、有國際視野、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不要忘記，這個課程文件不是泛民主派想出來的，而是董建華政府想出來的。
學生要有這些素養，本來沒有什麼問題，全世界的先進民主社會都是這樣子的。問題是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社會。
一個不民主社會的學生如果理解社會、有識見、有國際視野、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哪會發生什麼事？不用多說大家也猜得到。
多問了關於社會的問題
通識科是不是真的能培養到上述的學生？筆者教書十年，教過舊制學生，相比之下新制的學生跟以前的確有分別，分別在於他們真的多問了關於社會的問題，哪怕那些問題是如何簡單，也是多問了，例如「什麼是功能組別？」、「什麼是分組點票？」、「什麼是司法覆核？」、「什麼是普選？」等等。這些問題，得罪說句，你在中環隨手捉一個讀過大學的中產階級來問，他們未必答得到。
問了問題，下一步就是思考，通識科常常被批評為鼓勵學生偽中立或者偽多角度，實際上通識的考評常常要求學生以理據支持他們作答的立場，那是很難偽中立的。這個思考的過程，學生常常抓破頭皮，為的是在一張半的A4單行紙上闡述自己的觀點，有了這種訓練，學生在課堂上或下課後，連表達自己意見也大膽了。
本來這是個可喜的現象。保守派常常說社會公民素養不足，很難推行普選。有了願意思考的新一代，不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嗎？當然不是。
上面說的可喜可賀，大前提是香港正在邁向真正的民主化。現在的問題是，香港不是正在邁向民主化，而是邁向「有票，真係唔要？」為口號的假民主化 。民主化被處處設限，官員和建制派歪理說盡來為阻礙民主化護航，在他們眼中，那些負責任、能批判、能反思、能獨立思考的人，豈不是最大障礙？
強烈攻擊通識科的幾個人
特區政府的施政屢次逆民意甚至常識而行，例如推行國教科、電視發牌、政改，還有梁振英及其團隊的誠信問題，稍為有獨立思考的人也看得出有問題。大量港人站出來反對正常不過。不過，政府高層要找稻草人來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自己的倒行逆施，通識科是最手到拿來的目標了。
印象中最先強烈攻擊通識科的是梁美芬，後來連土共勢力加入，接着是葉劉淑儀。還記得2013年8月，陳淨心竟然可以約見到教育局副局長，這可是一個很駭人的畫面，陳淨心及其黨羽屢次到泛民和佔中的活動踩場，她那個龍珠「精英軍團」式的踩上桌面搗亂的英姿大家還記憶猶新，她竟然大面子得可以直接見教育局副局長，這代表了政府也打算加入這場找代罪羔羊的大戲。
雨傘運動前夕的9月初，羅范椒芬這個當年教育改革的主催官員，公開指通識科已經「異化」成偏向純粹研究政治議題，她所羅列的罪證，偏頗得不得了。後來，雨傘運動爆發，數以萬計市民走上馬路，催淚彈和警棍也驅不散，香港成了國際頭條，當中年輕一代的公民素養和對信念的堅持，令很多人大跌眼鏡。以年齡分層計，30以下的世代，普遍傾向支持佔領，而且愈年輕的支持率愈高。在這個危急關頭，梁振英政府和建制派當然要加速找稻草人祭旗的工程。
通識這一科是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當然不是，所有人文學科都不可能沒有意識形態。通識科的課程文件，當中看得出的意識形態，就是一套先進民主社會的價值觀，籠統的說，這是由啟蒙時代開始一直影響西方政治軌迹的自由主義思想——民主、人權、法治，全都是自由主義的產物。如果香港是個民主社會，這些價值觀當然是好東西，可是香港的統治階層想要的，是討厭政治，或者是會支持周融甚至李偲嫣之流的「群眾」。通識科成了祭品，不是因為它錯，而是因為它太對了。
（作者為博客、專欄作者、通識科教師）
趙永佳 - 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科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運動」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4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4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的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誤導之嫌。
年輕人的尺度是正常民主社會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的為了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及格）。
班長也要全民投票，特首呢？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罪魁禍首」是公民教育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無法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的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學會思辨求證，立場自然正確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證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文 趙永佳
編輯 孫賢亮
【明報專訊】「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科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運動」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4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4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的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誤導之嫌。
年輕人的尺度是正常民主社會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的為了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及格）。
班長也要全民投票，特首呢？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罪魁禍首」是公民教育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無法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的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學會思辨求證，立場自然正確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證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文 趙永佳
編輯 孫賢亮
余若薇 - 平權不是分贓
明報 2014年11月9日
「我要真普選」巨幅黃布條飄揚在各佔領區、山頭峭壁、大學校園、行人天橋，特區政府該如何回應雨傘運動這訴求？新民黨向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獻計「分贓」，不脫特權思維。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及副主席田北辰認為，年輕人參與佔領，因為覺得自己在提名委員會沒聲音，那麼，「摻埋佢哋玩」，1200個提委名額中，擁有60席的漁農界騰出20席，給新加的婦女界、中小企以及青年界別。田北辰說，若針對漁農界，一定有反彈，可以同時向勞工、宗教等界別開刀。至於誰有資格成為青年界別一分子，他提議18歲以上政府資助學位大學生。私立大學學生無份。
新民黨的思維可見一斑。長期在小圈子世界，久而不聞其臭，特權思維，以己度人，認為在小圈子外吵鬧的人無非想加入小圈子，只須向對方施捨一點，大家成為特權利益共同體，便解決問題。葉、田二人是真的不懂嗎？雨傘運動的年輕人不是要跟特權人士「分贓」，他們追求的「我要真普選」，當中的「我」，不是個人利益的「小我」，而是人人擁有普及而平等選舉權利的「大我」。
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公布民調結果，以年齡分析，60歲以上受訪者98.1%一面倒同意結束佔領；反過來，18至29歲青年只有四成同意結束佔領，幾乎六成不同意。
獅子山精神已經由上一代拼搏賺錢，追逐名利，變為年輕一代更重視公義，不惜抗爭。但有大學副校長以為年輕人在「呃like」，有商人說是「追（明）星」，亦有建制派議員說青年領袖志在曝光率，當然亦有政府高層將一切說成外部勢力操控。
堵路只是表徵，思想的閉塞是根源。
四維出世 - 一代人的價值重構——d（R）e-Constructivism的願景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在雨傘運動期間，跟學生在課堂回顧了積葵丹美的《焚城戀》（A Room in Town，1982）、華意達的《大理石人》（ManofMarble，1977）／《鐵人》（Man of Iron，1981）及馬田列特的《諾瑪蕾》（Norma Rae，1979），都直接跟示威平權有關。
丹美的對唱式對峙，獨步天下，別樹一幟，令人難忘。《大理石人》的主人翁被黨利用後唾棄，鬱鬱而終，在下集《鐵人》，其子繼承遺志，協助格但斯克列寧船廠罷工，助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迫使廠方讓步，取得階段性勝利，看得人五內翻騰，感慨良多。演諾瑪蕾的莎利菲被工廠清算，迫使她站在車間的桌上，舉手向工友們展示寫上UNION（工會／團結）的紙牌，工人們逐個把機器關閉，以示支持，重型的機械聲與觀眾的心房產生共鳴，最後停機的一剎那，萬籟俱寂，可是看着心情十分滾動，振動心弦。
記錄艱辛民主路
在首爾，有一個大韓民國的歷史博物館，英語譯作National Museum of Korean Contemporary
History。為什麼要為近代史特別立館？原來這個博物館記錄了韓國一個世紀多艱辛的民主路。由1876年朝鮮向世界開放為始，到1987年的結束獨裁專政，及以後經濟起飛為終，其間經歷了日本的強佔時期、1909年安重根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31運動、1945年815光復、內戰與南北對立、大韓民國政府建立、625戰爭、419運動、第二共和國、516軍事政變及至60到80年代整整3個年代的民主運動。
看着別人的民主開花結果，不知應否羨慕還是感慨。不要算國家的主權被侵佔或是在戰爭的狀態中，光是南韓近代一浪接一浪的民主運動，死傷枕藉，相對於香港，我們憑什麼只是佔領街道，民主就會從天而降？可以想像得到，路可其漫長。
面書的出現產生了奇怪的社群，因為生活上不同的身分而加入的朋友，在大是大非的時代，觀點可以是大相逕庭。在貼文當中，是否同意佔領街道還是次要，要害是有不少中產的中生代，選擇站在建制陣營的一方。
本來持不同的見解，屬理所當然，可是當中的觀點之幼稚，論述之貧乏，甚至會令人懷疑他們有沒有受過教育，更甚者是隨便選擇相信不實的抹黑與報道。
如果說一人一票已經是很大的進步的話，這是沒有能力綜合歷史的教訓。你可以不必要同意佔領者的立場，但是請不要站在施暴者的一邊，這個已經是最起碼的道德倫理。有時候真的覺得，失明並不是缺陷，心盲才是絕症。精英主義、純技術訓練的職業教育是明顯的有缺失，缺乏人文精神的培養，是教育系統的一大死門。
建制最常用的口實是依法辦事，可是人大831的決定是最不依法辦事的經典。
根據基本法文件十八第三條所訂的政改五部曲——（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大提出報告，（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三）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行政長官同意，（五）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第二部曲當中，人大是「確定」政改的需要，而不是「決定」政改的框架。而最違反行政及法治程序的是，地方議會可以在第三部曲否決中央的決定，造成憲政危機，而這個歷史的責任又竟然荒謬到要地方議會投反對票的議員負責，完全違反政治倫理。〔Vic：所謂政改五部曲其實是中共的政治僭建，可參考李怡文章〈人大常委決定違反人大常委決定〉〕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要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但基本法文件十八第二條又同時訂明，2007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是可以啟動五部曲，但要害的是「也可以不進行修改」。所以如果2017年袋住先，那麼政府就會說特首的產生辦法，已經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終極目標，不會啟動2022年的政改五部曲。而袋住先會變成永遠袋，或者永遠等待。所以否決政改方案，並不是原地踏步，而是把球踢回給政府，壓力在他們，時間在人民一方。他們必須要重啟政改五部曲，因為不論是中央或者是港府，都有責任要落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特首要由普選產生的終極目標。
反觀澳門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長官最終要由普選產生，所以就算他們立法會啟動了澳門的政改三部曲，也是徒然。不認不認還須認，今天香港能夠打開這個缺口，多多少少跟上一代人，包括激進或溫和的，共同努力有關。今天的權今天爭，不能留待到明天，民主不是天賦，自由不是唾手可得，香港跟澳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
在佔領區絕食三十多天的莫紹文先生，會為前半生的政治冷漠而歉疚，要為下一代贖罪，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可以今天啞忍，為下一代留憾？
以法治國打壓異己的藉口
另一個打壓社會運動的說法就是佔領行動是破壞法治，違法的行為。要處理這一個問題，當要看法治社會形成的元素。在社會上首先要確立的必然是核心價值，然後才立法保護，有人破壞法治，當要執法處理，交由司法部門懲處，從而捍衛和鞏固擬訂的價值。
今日社會出現的矛盾，正是核心價值出現了問題，令施政進退失據。不去聚焦核心的病因，而去討論違法與否，是放錯了焦點。用司法的層次去回應更高層次的核心價值，更是錯置概念，混淆視聽。
修橋、築路、建地鐵，往往要改道，動輒三、五、七年，為什麼市民能夠忍受？因為明白背後的願景也。佔領運動只不過數個星期，有市民不能接受，因為不認同、或不明白背後的理念。佔領街道違法，黑勢力暴力傷人也違法，可是層次有所不同，前者政府可以出憲報改路，後者不能修例地合法傷人，因為每一個公民的人身安全要受到保護，在任何情况下是沒有妥協的餘地，這是直接關乎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以法治國，說來正氣，可是不問因由，往往會是極權國家用以打壓異己的藉口。若果法律的成立的核心，是為了中央集權，令人民的利益嚴重的向獨裁者傾斜，這個法到底還要不要守？一個沒有宗教信仰、核心信念、精神面貌的國度，以法家的思想主導治國，將會是萬二分的危險。
中大民調顯示，在香港支持佔領運動的有37%，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不可看輕這三分一的人口，這將會是未來20年社會的主力骨幹，把他們的訴求置至不理，是會令整整一個世代付上深重的代價。這是一個世代決裂的運動，年輕的一代正式向中生代宣戰，過去資本論主導的社會主流將會被解體（De-Construction），然後再重構（Re-Construction），d(R)e-Constructivism將會重塑新的獅子山下精神。
你可以清場，可是驅不散他們的不滿，只要他們不服氣，他們必定會再回來。
這不是689一個人的武林，而是一整代人的價值重構。
崑南 - 當前世界文壇評分最高的新進作家
書在燃燒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9日
【明報專訊】近年來，世界文壇，出色新人輩出，其中一位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美國作家祖殊亞．菲里斯（Joshua Ferris），2007年他的處女作《於是我們走到盡頭》Then We Came to the
End一鳴驚人，他只花14個星期完成，面世後馬上受出版商青睞，帶給他一份六位數字的合約。不止此，之後，他頻頻打入書榜，今年入圍書人獎，最後，他的第三部小說《恰當時刻內重臨》To Rise Again at a Decent
Hour，擊敗了強橫的對手，成為國際戴倫湯瑪斯文學獎的得主。
美作家菲里斯奪國際文學獎
這部小說被評為真真正正的高度幽默，帶點搞笑成分的文學作品，主角的職業是牙醫，不安於室，收入豐足，但積極尋求生存的意義，宗教不能滿足他，愛情不能滿足他，甚至不停學習新事物，都令他覺得人生枯燥難耐。最後，還捲入一個邪教組織而幾乎不能自拔。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命題：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最大的失落不是沒有天主的照顧，以及天主帶來的希望，而是人的鮮活語言不復存在，連帶尊嚴以及所有的價值都會消失。
《無名》叫好叫座
主角牙醫對病人的忠告：必須經常用牙線清潔牙齒，才是上算，作為一個比喻，人類心中的信與愛，無論多偉大與華麗，但到頭來，都敵不住肉體的衰老而隨之滅亡。他的疑問是：靈魂之為物，純是虛構罷了。
他的第二部小說《無名》The
Unnamed被譽為十年來最值得閱讀的作品。作品只有三部，卻全被讀者與書評界受落（銷量可觀，評論大讚），的確少見，除入圍書人獎外還有美國國家小說獎，筆會/海明威基金小說獎，年前也成為他的囊中物。讀者若想了解一下世界文學現况，菲氏作品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2014年11月8日 星期六
李怡 - 「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是墮落的開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8日
中共建政65年，才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決定。中共的依法治國是怎麼回事呢？且舉數年前的一個判例：
貴州省六盤水市2003年有一起偽造簽名騙取煤礦股權的民事訴訟，經六年兩級法院五次作出判決，其中兩次終審，均為原告方勝訴。但兩年後六盤水市中級法院在無人提出上訴的情況下，由法院自己啟動再審程式，煤礦被判歸八年訴訟中從未出現過的案外人山東省棗莊市桑村鎮政府所有。而這個遠在二三千公里外的桑村鎮政府並無提出申訴。時任六盤水市中院院長唐林在回答原告提出質疑時稱：「判決結果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不服的，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市裏三位領導「有指示，我只能照辦」。
大陸法律界把這樁案戲稱為「史上最牛判決」，判決儘管莫名其妙，但至少是按法院判決去施政，而中共建政65年來，絕大多數施政是由全國或地方上的領導人說了算，沒有法律依據，也毋須法律程序。因此中共最近提出了「依法治國」，強調「推進依法行政」，意思就是以一黨專政的政「治」為目的、以法律為工具去統治國家，即rule by law。這並非法治。香港實行了百多年的法治是rule of law，即以法律為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法律制訂者和執行者都必須遵守，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法律本身必須經過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以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意願。這一套對中國來說，無疑天方夜譚。
即使依法治國，大陸目前也只是在提倡階段，還不能全面推行。而中共一直強調要支持香港特首「依法施政」，意思也是以法律為工具，目的是為行政服務。
按照法治精神，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首或立法會的選舉方式若要改變，須依循三部曲；但2004年中共出於政治需要，由人大常委改為五部曲。這就算是「依法施政」啦。但即使人大2004年定下的五部曲，其第二部曲應是由人大常委對特首提出的修改選舉辦法作出「是否修改」的決定而已，到今年8.31人大常委卻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這也是中共要求香港實行按政治需要的「依法施政」。
香港從實行了百多年「法的統治」，退回到法律為政治服務的「依法施政」，這未免有難度。8.31決定雖由高層次的人大常委作出，但最後要低一級的香港立法會通過才可以執行。這是「依法施政」碰到「法的統治」的荒誕劇。目前，行騙長官在中共支持「依法施政」之下，因為沒有公信力，在立法會受到不合作對待，很多法立不起來，包括要實施8.31決定的政改方案，那就不能施政也。另外，街頭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田北俊日前表示，梁振英現在恐怕「乜都做唔到」，建議他向中央請辭。
田北俊說的是實話。他看到的，相信全香港關心政局人士包括建制派都看到，事實上，曾鈺成數月前就提過塔西佗陷阱，即「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即使是「依法施政」，因立法會不合作也就無可依之法去施政，建議他請辭其實是真正支持「依法施政」的建言。但中共就啟動政協，把田北俊的政協委員撤職。回想一年多前仍是政協委員身份的劉夢熊，由於與梁振英交惡，也多次叫梁下台，卻沒有被撤職，只是等任期滿了沒有再讓他延任而已。為甚麼對田北俊就動用撤職這高調的極刑呢？原因是當時中共已不把劉夢熊看在眼裏了，而田北俊在商界有相當影響力。因此他被撤職並非根據政協的甚麼法規，而是根據中共政治需要，目的是警告香港營商者，必須按中共的音調起舞。走入建制內，就沒有說真話的自由。
早些時候，中共新華社發出英文稿，點名批評香港四大富豪，在蒙習近平接見後，居然沒有發聲「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雖然七小時此稿即從網頁消失，但中共的底蘊已很清楚，就是一旦落入其掌心中，就不但沒有說真話的自由，而且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長期以來，中共從無法無天，到按政治需要去「依法治國」，極權統治下，整個社會從「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淪為人人說假話做假事、製造毒食品害人利己。有人指出，中國社會已形成一個互害生態鏈。香港人包括商界當然不會淪落到這地步。但繼續向「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滑行，這就是整個社會墮落的開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中共建政65年，才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的決定。中共的依法治國是怎麼回事呢？且舉數年前的一個判例：
貴州省六盤水市2003年有一起偽造簽名騙取煤礦股權的民事訴訟，經六年兩級法院五次作出判決，其中兩次終審，均為原告方勝訴。但兩年後六盤水市中級法院在無人提出上訴的情況下，由法院自己啟動再審程式，煤礦被判歸八年訴訟中從未出現過的案外人山東省棗莊市桑村鎮政府所有。而這個遠在二三千公里外的桑村鎮政府並無提出申訴。時任六盤水市中院院長唐林在回答原告提出質疑時稱：「判決結果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不服的，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市裏三位領導「有指示，我只能照辦」。
大陸法律界把這樁案戲稱為「史上最牛判決」，判決儘管莫名其妙，但至少是按法院判決去施政，而中共建政65年來，絕大多數施政是由全國或地方上的領導人說了算，沒有法律依據，也毋須法律程序。因此中共最近提出了「依法治國」，強調「推進依法行政」，意思就是以一黨專政的政「治」為目的、以法律為工具去統治國家，即rule by law。這並非法治。香港實行了百多年的法治是rule of law，即以法律為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法律制訂者和執行者都必須遵守，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政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法律本身必須經過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以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意願。這一套對中國來說，無疑天方夜譚。
即使依法治國，大陸目前也只是在提倡階段，還不能全面推行。而中共一直強調要支持香港特首「依法施政」，意思也是以法律為工具，目的是為行政服務。
按照法治精神，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首或立法會的選舉方式若要改變，須依循三部曲；但2004年中共出於政治需要，由人大常委改為五部曲。這就算是「依法施政」啦。但即使人大2004年定下的五部曲，其第二部曲應是由人大常委對特首提出的修改選舉辦法作出「是否修改」的決定而已，到今年8.31人大常委卻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這也是中共要求香港實行按政治需要的「依法施政」。
香港從實行了百多年「法的統治」，退回到法律為政治服務的「依法施政」，這未免有難度。8.31決定雖由高層次的人大常委作出，但最後要低一級的香港立法會通過才可以執行。這是「依法施政」碰到「法的統治」的荒誕劇。目前，行騙長官在中共支持「依法施政」之下，因為沒有公信力，在立法會受到不合作對待，很多法立不起來，包括要實施8.31決定的政改方案，那就不能施政也。另外，街頭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田北俊日前表示，梁振英現在恐怕「乜都做唔到」，建議他向中央請辭。
田北俊說的是實話。他看到的，相信全香港關心政局人士包括建制派都看到，事實上，曾鈺成數月前就提過塔西佗陷阱，即「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即使是「依法施政」，因立法會不合作也就無可依之法去施政，建議他請辭其實是真正支持「依法施政」的建言。但中共就啟動政協，把田北俊的政協委員撤職。回想一年多前仍是政協委員身份的劉夢熊，由於與梁振英交惡，也多次叫梁下台，卻沒有被撤職，只是等任期滿了沒有再讓他延任而已。為甚麼對田北俊就動用撤職這高調的極刑呢？原因是當時中共已不把劉夢熊看在眼裏了，而田北俊在商界有相當影響力。因此他被撤職並非根據政協的甚麼法規，而是根據中共政治需要，目的是警告香港營商者，必須按中共的音調起舞。走入建制內，就沒有說真話的自由。
早些時候，中共新華社發出英文稿，點名批評香港四大富豪，在蒙習近平接見後，居然沒有發聲「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雖然七小時此稿即從網頁消失，但中共的底蘊已很清楚，就是一旦落入其掌心中，就不但沒有說真話的自由，而且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長期以來，中共從無法無天，到按政治需要去「依法治國」，極權統治下，整個社會從「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淪為人人說假話做假事、製造毒食品害人利己。有人指出，中國社會已形成一個互害生態鏈。香港人包括商界當然不會淪落到這地步。但繼續向「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滑行，這就是整個社會墮落的開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1月7日 星期五
李碧華 - 外人下得了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7日
有警察私下表示，心底很清楚是非黑白，也同情佔領區的學生和市民──但紀律部隊得服從命令執行任務，沒有個人。子侄弟妹為真普選發聲，其實亦代表他們發聲，故有點掙扎……
內地的城管、保安、拆遷隊，是新中國當之無愧又令人聞風喪膽的強力兵團，專職打、砸、搶、殺、勾結黑幫所向披靡，賺錢的生意都壟斷了。時見爆發上千人大規模械鬥，有死有傷。市民跑到派出所和報社，值班人員都沒轍。貪腐的長官與黑幫眉來眼去，就算被抓了，等一下就放人。指黑為白指鹿為馬的社會，就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家園盡毀。
──聽他們說，狼心狗肺的城管多是外省人，臨時工，給一點錢，光幹體力活：計生、拆遷、鎮壓、驅散群眾，需要暴力狠勁，不能拿人當人，本地人不願意幹，都是熟臉孔甚或街坊同鄉，低頭不見抬頭見，下不了手，不忍。
這種獸性現象過去一兩年已在港發酵，「收錢做嘢」者多是黑幫、過客、人渣，不甘寂寞蹦出為卑劣狼班子獻媚服務的，則多屬奴才（如「外人」白頭周公公）。
有警察私下表示，心底很清楚是非黑白，也同情佔領區的學生和市民──但紀律部隊得服從命令執行任務，沒有個人。子侄弟妹為真普選發聲，其實亦代表他們發聲，故有點掙扎……
內地的城管、保安、拆遷隊，是新中國當之無愧又令人聞風喪膽的強力兵團，專職打、砸、搶、殺、勾結黑幫所向披靡，賺錢的生意都壟斷了。時見爆發上千人大規模械鬥，有死有傷。市民跑到派出所和報社，值班人員都沒轍。貪腐的長官與黑幫眉來眼去，就算被抓了，等一下就放人。指黑為白指鹿為馬的社會，就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家園盡毀。
──聽他們說，狼心狗肺的城管多是外省人，臨時工，給一點錢，光幹體力活：計生、拆遷、鎮壓、驅散群眾，需要暴力狠勁，不能拿人當人，本地人不願意幹，都是熟臉孔甚或街坊同鄉，低頭不見抬頭見，下不了手，不忍。
這種獸性現象過去一兩年已在港發酵，「收錢做嘢」者多是黑幫、過客、人渣，不甘寂寞蹦出為卑劣狼班子獻媚服務的，則多屬奴才（如「外人」白頭周公公）。
黃世澤 - 新民黨邪惡主張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7日
新民黨最近看來忽發奇想，提出讓人氣高企的學聯加入提委會。這項表面上提高青年參政權利的建議，在學聯傳統下當然不會認同。不少人認為新民黨的建議只是博見報的廢話。
由筆者1997年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直至現在人到中年，看盡中共在各大專院校搞赤化各類下三濫手段，甚至親自與之交鋒。新民黨的建議，並非真的讓學聯加入提委會，亦非分化示威群眾和學聯之間關係，而是為扶植中共在大專院校的衞星組織，提早讓中共栽培的年輕人入小圈子鋪路。
中共一直以來有一個叫學協的衞星組織，後來又成立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這個赤化組織，在香港各大專院校與學聯抗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親學協人馬一度嘗試借他們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的優勢，干擾中大學生會運作，筆者在大學的日子便是與這群土共在代表會交鋒。而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度被赤化，但由於陳一諤、王耀瑩等人赤化學生會手段過於粗糙，引起港大學生對中共甚至中國普遍反感，201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趕走赤化主席重光，接着香港大學學生報變成本土派陣地，發表香港民族論等以往沒學生會敢提的主張。
由於學協以及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攻陷各大學生會完全失敗，而由於學生會雜務繁多，又要受民意嚴密監察，但暫時這類職業學生可在政界可得的利益甚少，像王耀瑩也只是當個地區政協委員，協助赤化中大的徐海山在觀塘當區議員，曾在六四問題當爛頭卒的陳一諤連官位也沒有，畢業後當了梁振英七年助手的馮英倫能擔任發展局政助，已經是十分罕見的例子，現在可不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沒實質利益誰願當中共打手？沒幾個職業學生願意拋頭露面繼續中共在大專學界的赤化任務。而如果提委會加入學聯的位置，一方面鼓勵職業學生攻打各大學生會，實現赤化學聯的任務，另一方面，要加學協或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入提委會亦順理成章，重點栽培的年輕土共在大學時代便有官職和舞台發揮，那樣會鼓勵更多年輕一代投機分子投共。
因此，新民黨的主張實在非常邪惡，甚至很可能是西環教新民黨的人講這類廢話。為避免特首提委會淪為政治分贓，甚至用公帑培養土共的天堂，亦避免學聯成為赤化目標，新民黨的建議絕對要反對，公民提名是寸步不能讓。共產黨可以參與香港政治，但請在尊重公平競爭的原則下參與，不是老是想一些下三濫手段，不是搞滲透，便是扶植投機分子，把香港政壇搞得烏煙瘴氣。香港政局搞得如此不知所謂，中共老是把不問道德是非的投機分子拉上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註：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在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成員。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新民黨最近看來忽發奇想，提出讓人氣高企的學聯加入提委會。這項表面上提高青年參政權利的建議，在學聯傳統下當然不會認同。不少人認為新民黨的建議只是博見報的廢話。
由筆者1997年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直至現在人到中年，看盡中共在各大專院校搞赤化各類下三濫手段，甚至親自與之交鋒。新民黨的建議，並非真的讓學聯加入提委會，亦非分化示威群眾和學聯之間關係，而是為扶植中共在大專院校的衞星組織，提早讓中共栽培的年輕人入小圈子鋪路。
中共一直以來有一個叫學協的衞星組織，後來又成立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這個赤化組織，在香港各大專院校與學聯抗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親學協人馬一度嘗試借他們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的優勢，干擾中大學生會運作，筆者在大學的日子便是與這群土共在代表會交鋒。而2008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度被赤化，但由於陳一諤、王耀瑩等人赤化學生會手段過於粗糙，引起港大學生對中共甚至中國普遍反感，201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趕走赤化主席重光，接着香港大學學生報變成本土派陣地，發表香港民族論等以往沒學生會敢提的主張。
由於學協以及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攻陷各大學生會完全失敗，而由於學生會雜務繁多，又要受民意嚴密監察，但暫時這類職業學生可在政界可得的利益甚少，像王耀瑩也只是當個地區政協委員，協助赤化中大的徐海山在觀塘當區議員，曾在六四問題當爛頭卒的陳一諤連官位也沒有，畢業後當了梁振英七年助手的馮英倫能擔任發展局政助，已經是十分罕見的例子，現在可不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沒實質利益誰願當中共打手？沒幾個職業學生願意拋頭露面繼續中共在大專學界的赤化任務。而如果提委會加入學聯的位置，一方面鼓勵職業學生攻打各大學生會，實現赤化學聯的任務，另一方面，要加學協或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入提委會亦順理成章，重點栽培的年輕土共在大學時代便有官職和舞台發揮，那樣會鼓勵更多年輕一代投機分子投共。
因此，新民黨的主張實在非常邪惡，甚至很可能是西環教新民黨的人講這類廢話。為避免特首提委會淪為政治分贓，甚至用公帑培養土共的天堂，亦避免學聯成為赤化目標，新民黨的建議絕對要反對，公民提名是寸步不能讓。共產黨可以參與香港政治，但請在尊重公平競爭的原則下參與，不是老是想一些下三濫手段，不是搞滲透，便是扶植投機分子，把香港政壇搞得烏煙瘴氣。香港政局搞得如此不知所謂，中共老是把不問道德是非的投機分子拉上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註：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在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成員。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 - 接納青年 必先開竅
2014年11月7日
【明報專訊】有政黨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並指學聯應有席位。其實，內地溫和「知港派」9年前已提此議，但被高層否決。他們憶述3點，供今日參考：
（一）高層認為可在選委內開放青年組別，但必須留給建制派的青年團體。「知港派」曾具體提及學聯，但高層認為：必須首先穩奪學聯的長期領導權，才可考慮。
（二）「知港派」曾建議，如香港學聯不願與內地接觸，可讓全國學聯來港交流時走訪香港學聯，營造氣氛，但此議也被高層否決，認為不能釋出「妥協」信號。
（三）民主派青年與外國交流，高層視為「裏通外國」。但建制派青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事先請示），卻可以容許。
可見，思維不改，胸襟不廣，欲爭青年之心，難矣！望京開竅。
Vic：劉銳紹很早便急於勸退佔領區群眾，並指責學生智慧不足。他連日來的言論膠味甚濃，但今日在明報的這篇短文值得注意，尤其是值得香港大量患有政治幼稚症的人注意。提委會的設計，其實就是功能組別，之所以要保留功能組別這種扭曲的設計，是方便中共操控，方便特權份子政治分贓。香港建制之內林林總總的組織，無論掛什麼旗號，莫不是已被共產黨或共產黨代理人壟斷領導權的，可憐許多香港人仍然認為這些團體各有其代表性。
葉劉淑儀此妖婦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是對香港人政治智慧之侮辱。但香港人之中，政治幼稚者比比皆是，例如昨日程翔在明報發表〈梁振英「綁架」了習近平〉一文，便有讀者在網頁留言：「程先生不知道有沒看過新華網的英文原稿。英文稿只是指出有富豪沒表態，那篇文章寫得很中性，沒感覺是'批評'。」我看過那篇新華網的英文原稿。這名讀者就像不少香港中產人士，受過高等教育，英文溝通無礙，但政治頭腦停留在非常天真無邪的程度。
新華網那篇文章點名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無表態反對佔領運動，你居然說寫得很中性，沒有「批評」的感覺？大佬，篇文好大鑊啊！大鑊到共產黨都覺得太過份，所以才急急撤文啊！
【明報專訊】有政黨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並指學聯應有席位。其實，內地溫和「知港派」9年前已提此議，但被高層否決。他們憶述3點，供今日參考：
（一）高層認為可在選委內開放青年組別，但必須留給建制派的青年團體。「知港派」曾具體提及學聯，但高層認為：必須首先穩奪學聯的長期領導權，才可考慮。
（二）「知港派」曾建議，如香港學聯不願與內地接觸，可讓全國學聯來港交流時走訪香港學聯，營造氣氛，但此議也被高層否決，認為不能釋出「妥協」信號。
（三）民主派青年與外國交流，高層視為「裏通外國」。但建制派青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事先請示），卻可以容許。
可見，思維不改，胸襟不廣，欲爭青年之心，難矣！望京開竅。
Vic：劉銳紹很早便急於勸退佔領區群眾，並指責學生智慧不足。他連日來的言論膠味甚濃，但今日在明報的這篇短文值得注意，尤其是值得香港大量患有政治幼稚症的人注意。提委會的設計，其實就是功能組別，之所以要保留功能組別這種扭曲的設計，是方便中共操控，方便特權份子政治分贓。香港建制之內林林總總的組織，無論掛什麼旗號，莫不是已被共產黨或共產黨代理人壟斷領導權的，可憐許多香港人仍然認為這些團體各有其代表性。
葉劉淑儀此妖婦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是對香港人政治智慧之侮辱。但香港人之中，政治幼稚者比比皆是，例如昨日程翔在明報發表〈梁振英「綁架」了習近平〉一文，便有讀者在網頁留言：「程先生不知道有沒看過新華網的英文原稿。英文稿只是指出有富豪沒表態，那篇文章寫得很中性，沒感覺是'批評'。」我看過那篇新華網的英文原稿。這名讀者就像不少香港中產人士，受過高等教育，英文溝通無礙，但政治頭腦停留在非常天真無邪的程度。
新華網那篇文章點名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無表態反對佔領運動，你居然說寫得很中性，沒有「批評」的感覺？大佬，篇文好大鑊啊！大鑊到共產黨都覺得太過份，所以才急急撤文啊！
2014年11月6日 星期四
古德明 - 田北俊和史美倫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6日
十月二十四日，香港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眼看民亂如麻，公開問了一句：「行政長官梁振英是不是應考慮辭職？」十月二十八日，田北俊就遭中共褫奪政協委員職位，因為所言乖違政協「支持香港行政長官」的決議。
十月三十日，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眼看民眾街頭集會逾月不去，呼籲結束民主運動：「港人爭取民主，不可求一蹴即就。從前美國黑奴解放之後，還要一百多年，才獲得投票權。」史美倫竄改史實，厚誣美國，但所言無疑契合中共「國民猶黑奴」的原則，所以其港區人大代表一職，穩如泰山。
田、史的故事，說明了中共的本質。
從前，我國統治者還懂得求直言。晉朝初年，右將軍皇甫陶和武帝意見不合，爭論起來，散騎常侍鄭徽奏請處罰皇甫陶。武帝說：「讜言謇諤（直言無隱），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阿諛奉承）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結果遭革職的不是皇甫陶，而是鄭徽（《晉書》卷三）。
梁振英治港兩年，治績怎樣，見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十月下旬先後發表的民意調查報告。這兩個民意調查，所得如出一轍，即梁振英為政，平均分數在百分之三十九以下，堪稱全民怨憤。田北俊固然洞察輿情，只是他一定沒有料到，中共連一句讜正一點的話都容不下。
香港輿情，根本不在習近平眼內。這一點，史美倫解釋得很清楚。香港立法會公民黨議員陳家洛批評史美倫的黑奴論「不倫不類」，我卻實在不知道何「不倫不類」之有。陳家洛總不是以為中共把港人當作公民吧。
九月二十二日，習近平接見香港富豪，強調「香港行政長官，必須獲中央信任」，可見中共的地方官，根本不必百姓信任擁戴；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又說：「有人想藉政制發展事宜，在香港翻天，使香港脫離中央管轄，那是我們絕對不能答應的。」可見習近平深信，今日中國，百姓為奴，中共為天。
春秋時，齊桓公問國相管仲：「王者何貴（應以什麼為貴）？」管仲回答：「貴天。」桓公不明所以，舉頭望天。管仲繼續說：「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楚漢相爭時，高陽名士酈食其謁漢王劉邦，談到成就王業之道：「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以民為天，是我國王者之道（《韓詩外傳》卷四、《史記》卷九十七）。
當然，共產黨之道和王者之道截然不同。所以，田北俊丟了政協委員職位，史美倫宦途則無可限量。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十月二十四日，香港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眼看民亂如麻，公開問了一句：「行政長官梁振英是不是應考慮辭職？」十月二十八日，田北俊就遭中共褫奪政協委員職位，因為所言乖違政協「支持香港行政長官」的決議。
十月三十日，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眼看民眾街頭集會逾月不去，呼籲結束民主運動：「港人爭取民主，不可求一蹴即就。從前美國黑奴解放之後，還要一百多年，才獲得投票權。」史美倫竄改史實，厚誣美國，但所言無疑契合中共「國民猶黑奴」的原則，所以其港區人大代表一職，穩如泰山。
田、史的故事，說明了中共的本質。
從前，我國統治者還懂得求直言。晉朝初年，右將軍皇甫陶和武帝意見不合，爭論起來，散騎常侍鄭徽奏請處罰皇甫陶。武帝說：「讜言謇諤（直言無隱），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阿諛奉承）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結果遭革職的不是皇甫陶，而是鄭徽（《晉書》卷三）。
梁振英治港兩年，治績怎樣，見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十月下旬先後發表的民意調查報告。這兩個民意調查，所得如出一轍，即梁振英為政，平均分數在百分之三十九以下，堪稱全民怨憤。田北俊固然洞察輿情，只是他一定沒有料到，中共連一句讜正一點的話都容不下。
香港輿情，根本不在習近平眼內。這一點，史美倫解釋得很清楚。香港立法會公民黨議員陳家洛批評史美倫的黑奴論「不倫不類」，我卻實在不知道何「不倫不類」之有。陳家洛總不是以為中共把港人當作公民吧。
九月二十二日，習近平接見香港富豪，強調「香港行政長官，必須獲中央信任」，可見中共的地方官，根本不必百姓信任擁戴；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又說：「有人想藉政制發展事宜，在香港翻天，使香港脫離中央管轄，那是我們絕對不能答應的。」可見習近平深信，今日中國，百姓為奴，中共為天。
春秋時，齊桓公問國相管仲：「王者何貴（應以什麼為貴）？」管仲回答：「貴天。」桓公不明所以，舉頭望天。管仲繼續說：「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楚漢相爭時，高陽名士酈食其謁漢王劉邦，談到成就王業之道：「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以民為天，是我國王者之道（《韓詩外傳》卷四、《史記》卷九十七）。
當然，共產黨之道和王者之道截然不同。所以，田北俊丟了政協委員職位，史美倫宦途則無可限量。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4年11月5日 星期三
龐永欣 - 遷怒於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1月5日
據聞政府對大批學生參加佔領行動，遷怒於通識科，認為該科涉及香港政治內容太多，應予削減。教育局隨即發聲明否認。然而，課程發展處剛向通識科老師派發的備課參考資料中，卻有多項時政議題建議被刪去，在「今日香港」單元的四十多頁簡報中，大幅刪改多達二十處，是該科六大單元之冠。
2000年推行教改以來，高中通識被列為「核心科目」。該科指引說教學要以問題為本，鼓勵學生自主建構，培養共通能力、高階思維。但推行以來，問題繁多，我從前已說過，不贅。究其根本問題，在於只懂借用時髦詞令，缺乏課程基礎，無視學生的本科知識是否足夠，因此容易流於常識淺見，學生難獲得系統知識和真知灼見。
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該科有能力煽動學生。學生的政治教育，最大來源莫過於每天眼前可見的政治事件。例如，田北俊因公開說句「特首應考慮向中央請辭」，竟成為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理由，連他的胞弟也不敢替他說句公道話，那還不是最公開最具說服力的政治教育，說明甚麼是以言入罪及其可怕？
回顧歷史，每當社會出現困難，政客常將之包裝為教育問題，算在教育的頭上。97前如是，97後如是。從前學生對政治和周圍冷漠，乃是教改原因之一；2000年《終身學習全人教育》教改文件，措詞是期盼學生「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然而，今天學生稍有政治醒覺，願為爭取真普選抗爭，政客又說成是學校課程煽動！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陳文敏 - 指鹿為馬
明報 2014年11月5日
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指鹿為馬阿諛奉承之宵小之輩比比皆是，但面對昏庸君主仍能把持風骨，獨排眾議，忠言進諫者亦大不乏人，可惜他們除了能名留青史外，往往沒有好下場，輕則遠戍邊疆，或貶為庶人，重則身首異處，株連九族！幾千年來中國人從沒好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反而是不斷重複歷史的哀歌，上星期香港也在上演一齣同樣的歷史悲劇。
佔中的出現，近因當然是源於對民主的索求，但背後亦有幾種不同的成因。一是一些爭取民主幾近三十年者如佔中三子，他們當初參與民主運動時還是血氣方剛的大學生，今天已是兩鬚斑白的中年人，他們所表達的信息是他們已不願再無了期地等下去。二是一些對現實感到失望的情緒，樓價高企，置業無望，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社會的流動愈來愈見停滯，大學畢業也要競輪公屋，社會變得愈來愈荒謬，年輕人深感對命運的無奈和無能，於是最少希望在選舉特首一事上可以有權自主。三是對現政府施政的不滿，梁振英政府上台後只見醜聞不絕，當日承諾的一張一支筆聽取民意，今天是催淚彈胡椒噴霧和低收入者無資格投票的傲慢。民間對特首的不滿之聲早已不絕於耳，特首民望長期處於低位，甚至商界中人亦不乏怨言。日前更傳出特首收取大筆酬金不申報，他辯稱有關合約乃於當選特首前簽訂，但酬金是在他上任後才支付，任何對會計稍有認識者也會知道，財產當然包括可收取但未收取的入息，故連匯豐前主席亦估計特首將會被要求下台。
在這情下，田北俊提出特首該請辭，也不過是反映民意，卻換來被逐出政協的後果，說真話就只落得這樣的下場！一些保皇人物還要振振有詞地指田少的說話違反政協的身份，政協從來在中國政治上只是政治花瓶，何來集體負責統一口徑這一套？這一役亦清楚說明，所謂愛國，只須盲從附和，若中央只願聽指鹿為馬的說話，只想要一個只懂投其所好的特首，便難怪中央會出現擔心港獨這種完全脫離香港現實的憂慮！
王永平 - 梁特首收UGL錢有問題
指點天下 am730
2014年11月05日
首任特首董建華說現任特首梁振英收取UGL 5,000萬元離職酬金，在操守及道德上完全沒有問題。我不同意此說法，理由在下面解說。岔開一筆，記得我當年在董特首任內工作時，聽他說得最多的話是政府官員的操守應該比白更白(whiter than white)。他身體力行此金句，獲得港人尊敬。但以這個董氏標準衡量梁振英收錢一事，恐怕是灰黑多過白很多。
不要說特首位高權重，是香港最高領導，亦是基層的道德表率這個崇高但合理的期望。打個比喻，有位姓梁的先生在申請公務員時，任職戴德梁行。因為UGL收購他的公司，於是他與UGL簽訂合同，分兩期收取5,000萬元的離職酬金。合約期間，他同意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向UGL提供服務。後來政府取錄了梁先生，他若無其事，繼續收錢。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公務員不可以在未得政府批准下，提供或承諾向他人提供服務。所以上述梁公務員有責任向政府申報這份合同，讓政府決定如何處理，例如要求他與UGL取消合同。假如他沒有申報，而後來被政府發現此事，這便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表面證據。即使梁公務員辯解他在任內沒有向UGL提供服務，這不等於他有權持有這份有效的服務合約。此外，有否向UGL提供服務不是單憑他說一句話便了事。政府通常的做法是把個案先交給廉政公署跟進刑事部分。假如律政司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公務員事務局會考慮紀律處分梁先生。
上述個案是按法例及公務員事務規例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從誠信和道德角度看，這位梁先生的操守不符合政府對一般公務員的較高要求，只屬最低層次的「你有證據便告我」的標準。
假如個案中的梁先生不是普通公務員而是特首，你真的認為他的操守及道德沒有問題嗎？
首任特首董建華說現任特首梁振英收取UGL 5,000萬元離職酬金，在操守及道德上完全沒有問題。我不同意此說法，理由在下面解說。岔開一筆，記得我當年在董特首任內工作時，聽他說得最多的話是政府官員的操守應該比白更白(whiter than white)。他身體力行此金句，獲得港人尊敬。但以這個董氏標準衡量梁振英收錢一事，恐怕是灰黑多過白很多。
不要說特首位高權重，是香港最高領導，亦是基層的道德表率這個崇高但合理的期望。打個比喻，有位姓梁的先生在申請公務員時，任職戴德梁行。因為UGL收購他的公司，於是他與UGL簽訂合同，分兩期收取5,000萬元的離職酬金。合約期間，他同意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向UGL提供服務。後來政府取錄了梁先生，他若無其事，繼續收錢。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公務員不可以在未得政府批准下，提供或承諾向他人提供服務。所以上述梁公務員有責任向政府申報這份合同，讓政府決定如何處理，例如要求他與UGL取消合同。假如他沒有申報，而後來被政府發現此事，這便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表面證據。即使梁公務員辯解他在任內沒有向UGL提供服務，這不等於他有權持有這份有效的服務合約。此外，有否向UGL提供服務不是單憑他說一句話便了事。政府通常的做法是把個案先交給廉政公署跟進刑事部分。假如律政司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公務員事務局會考慮紀律處分梁先生。
上述個案是按法例及公務員事務規例分析而得出的結論。從誠信和道德角度看，這位梁先生的操守不符合政府對一般公務員的較高要求，只屬最低層次的「你有證據便告我」的標準。
假如個案中的梁先生不是普通公務員而是特首，你真的認為他的操守及道德沒有問題嗎？
李怡 - 吾愛之鋒，吾尤愛真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5日
自反國教以來，黃之鋒即引領着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他走的每一步，他的進與退，都使人驚艷，都給香港人帶來覺醒，帶來對下一代的希望，帶來推進民主的種種可能性。筆者與身邊的一些朋友，可以說都愛死他了。但正如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對於之鋒他前天所寫力促議員辭職公投的長文，筆者細讀之後，本着「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的原則，不得不提出「吾愛之鋒，吾尤愛真理」的管見。
筆者一貫的議論原則是就事論事，絕不把背景的猜測作為依據，甚麼CIA背景、甚麼收了共產黨的錢、甚麼「賣港投共」，甚麼佔中背後有外國勢力，都無證據，縱真有其事也沒有人會知道，這種陰謀論抹黑，無助於釐清事實，是低層次的辯論。因此，希望之鋒不要把《蘋果日報》對辭職公投先說「勢在必行」、後轉說「助長惡法」和「豪賭民意」，覺得有甚麼「讓人摸不着頭腦」。頭腦是毋須摸的，目的是否想保住民主黨的超區議席也毋須細究，看所有議論是否有道理即可。
另一個議論盲點，是以建制派的反應來作對錯的取捨。源自老毛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觀點，至今陰魂不散。請問敵人吃飯我們吃不吃？如果建制派反對辭職公投我們就要支持公投，我們還要腦袋做麼？
排除所有盲點，我們才能讓問題回歸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之鋒長文澄清一個問題，就是辭職公投不是五區辭職，而是超級區議會議席一人辭職，這樣就不會出現民主派少了五個議席的「空窗期」，引致泛民在分組點票下失去地區直選否決權，而讓建制派有機會修改議事規則和通過各種惡法。
超區議席辭職補選的建議是在一年多前的佔中初期，由何俊仁提出的。如果那時即付諸實行，絕對應該支持。可惜拖延了一年多，而現在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現時無論議題、社會聚焦都與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首先是辭職公投的議題，如果是要不要真普選，或要不要公民提名，這議題在6.22電子公投中已有了80萬人投票的清晰答案；如果議題是倘若政改不符合國際標準，民主派是否要否決，這一點也在六月公投有了答案；如果議題是要不要否決人大8.31決定，那麼從6.22公投的結果，答案也很明顯。所有這些議題有重複提出的必要嗎？
人大8.31落閘決定正是針對6.22公投結果，而雨傘運動就由8.31決定引發出來。形勢發展是由匯聚民意，進至公民抗命階段。參與抗爭的市民人數之多無疑使人感意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看到，參與抗爭的並非所有支持真普選的市民，應該說只是支持真普選市民中的少數，具體說大概是80萬公投民意的十分一。
這時候發動一次辭職公投，無論設定的公投議題是甚麼，事實上一切議論都會聚焦於佔領運動：是佔領還是反佔領，是繼續佔領還是退場？因為議題是佔領運動，因此中央四年前指令建制派不參與補選的定調絕對有可能改變。如果建制派參與補選，而議題聚焦在佔領運動的話，很難說民主派一定會贏。因為真普選固然多數市民支持，佔領運動則未必獲多數市民支持，這是全世界抗爭運動都不會得到沉默大多數支持的通則。而如果建制派不參與補選，則多數市民仍會同上次一樣，不覺得有競爭意義，民主派得到的票數也不會多，變相公投也就缺乏認受性。
之鋒認為雨傘運動目前呈膠着狀態，可能會漸漸喪失沉默大多數對運動的支持，更不可能在明年三、四月前爭取撤回人大決定，因此要以變相公投來使運動升級。但民意表達的公投並非升級，而是從公民抗命降級，降到與形象欠佳的「保普選大聯盟」爭民意。反佔領代表多少發水民意，180萬人簽名就由他講好了，多少市民會相信？國際輿論也不會當真實民意報道。莫說辭職公投難有180萬，就算爭贏了也沒有意思。
佔領運動如何收科？其實這不應該是佔領者去想，而是應該當局去想的問題。佔領運動怎麼突破？練乙錚提出「脈衝平衡法」，即縮小佔領範圍，平時很小、很集中，但有要事時，「群眾空群而出，如同脈衝，再度聚集」；王永平等建議成立「民間多方平台」，在添馬公園舉行多場公民論壇及建立公共交流空間，讓市民大眾可以共同參與，討論題目包括：民情報告內容、人大8.31決定、普選方案、雨傘運動的未來方向等等。筆者建議各區最堅定的佔領人士組織「佔領者同盟」，以真普選和擴展聯絡為目標，以洗樓宣傳為手段，並討論散後重聚的方式。這都是佔領運動的升級。
辭職公投的時機已過，經歷6.22公投凝聚民意、8.31落閘，然後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蜂起。我們不能寄望明年三、四月間中共港共會妥協改變，但現在是籌措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退場）結束的時候。（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自反國教以來，黃之鋒即引領着香港人的抗爭運動，他走的每一步，他的進與退，都使人驚艷，都給香港人帶來覺醒，帶來對下一代的希望，帶來推進民主的種種可能性。筆者與身邊的一些朋友，可以說都愛死他了。但正如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對於之鋒他前天所寫力促議員辭職公投的長文，筆者細讀之後，本着「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的原則，不得不提出「吾愛之鋒，吾尤愛真理」的管見。
筆者一貫的議論原則是就事論事，絕不把背景的猜測作為依據，甚麼CIA背景、甚麼收了共產黨的錢、甚麼「賣港投共」，甚麼佔中背後有外國勢力，都無證據，縱真有其事也沒有人會知道，這種陰謀論抹黑，無助於釐清事實，是低層次的辯論。因此，希望之鋒不要把《蘋果日報》對辭職公投先說「勢在必行」、後轉說「助長惡法」和「豪賭民意」，覺得有甚麼「讓人摸不着頭腦」。頭腦是毋須摸的，目的是否想保住民主黨的超區議席也毋須細究，看所有議論是否有道理即可。
另一個議論盲點，是以建制派的反應來作對錯的取捨。源自老毛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觀點，至今陰魂不散。請問敵人吃飯我們吃不吃？如果建制派反對辭職公投我們就要支持公投，我們還要腦袋做麼？
排除所有盲點，我們才能讓問題回歸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之鋒長文澄清一個問題，就是辭職公投不是五區辭職，而是超級區議會議席一人辭職，這樣就不會出現民主派少了五個議席的「空窗期」，引致泛民在分組點票下失去地區直選否決權，而讓建制派有機會修改議事規則和通過各種惡法。
超區議席辭職補選的建議是在一年多前的佔中初期，由何俊仁提出的。如果那時即付諸實行，絕對應該支持。可惜拖延了一年多，而現在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現時無論議題、社會聚焦都與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首先是辭職公投的議題，如果是要不要真普選，或要不要公民提名，這議題在6.22電子公投中已有了80萬人投票的清晰答案；如果議題是倘若政改不符合國際標準，民主派是否要否決，這一點也在六月公投有了答案；如果議題是要不要否決人大8.31決定，那麼從6.22公投的結果，答案也很明顯。所有這些議題有重複提出的必要嗎？
人大8.31落閘決定正是針對6.22公投結果，而雨傘運動就由8.31決定引發出來。形勢發展是由匯聚民意，進至公民抗命階段。參與抗爭的市民人數之多無疑使人感意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看到，參與抗爭的並非所有支持真普選的市民，應該說只是支持真普選市民中的少數，具體說大概是80萬公投民意的十分一。
這時候發動一次辭職公投，無論設定的公投議題是甚麼，事實上一切議論都會聚焦於佔領運動：是佔領還是反佔領，是繼續佔領還是退場？因為議題是佔領運動，因此中央四年前指令建制派不參與補選的定調絕對有可能改變。如果建制派參與補選，而議題聚焦在佔領運動的話，很難說民主派一定會贏。因為真普選固然多數市民支持，佔領運動則未必獲多數市民支持，這是全世界抗爭運動都不會得到沉默大多數支持的通則。而如果建制派不參與補選，則多數市民仍會同上次一樣，不覺得有競爭意義，民主派得到的票數也不會多，變相公投也就缺乏認受性。
之鋒認為雨傘運動目前呈膠着狀態，可能會漸漸喪失沉默大多數對運動的支持，更不可能在明年三、四月前爭取撤回人大決定，因此要以變相公投來使運動升級。但民意表達的公投並非升級，而是從公民抗命降級，降到與形象欠佳的「保普選大聯盟」爭民意。反佔領代表多少發水民意，180萬人簽名就由他講好了，多少市民會相信？國際輿論也不會當真實民意報道。莫說辭職公投難有180萬，就算爭贏了也沒有意思。
佔領運動如何收科？其實這不應該是佔領者去想，而是應該當局去想的問題。佔領運動怎麼突破？練乙錚提出「脈衝平衡法」，即縮小佔領範圍，平時很小、很集中，但有要事時，「群眾空群而出，如同脈衝，再度聚集」；王永平等建議成立「民間多方平台」，在添馬公園舉行多場公民論壇及建立公共交流空間，讓市民大眾可以共同參與，討論題目包括：民情報告內容、人大8.31決定、普選方案、雨傘運動的未來方向等等。筆者建議各區最堅定的佔領人士組織「佔領者同盟」，以真普選和擴展聯絡為目標，以洗樓宣傳為手段，並討論散後重聚的方式。這都是佔領運動的升級。
辭職公投的時機已過，經歷6.22公投凝聚民意、8.31落閘，然後公民抗命的雨傘運動蜂起。我們不能寄望明年三、四月間中共港共會妥協改變，但現在是籌措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退場）結束的時候。（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11月4日 星期二
陳惜姿 - 集體欺凌
明報 2014年11月4日
做記者，經常要面對危險處境，愈危險的地方愈要去，哪裡有危險，哪裡有記者，這是專業精神，大家都明白的。
但目下香港記者面對的危險，完全不可理喻。在班上討論，記者應否杯葛藍絲帶的活動，大部分同學認為：不應該。
我也認為不應劃地為牢，我們不知道大新聞會在什麼情况下發生，尤其在今時今日。記者應給各方人士有發言機會，盡量呈現全幅圖畫。你去採訪了，若無新聞性，也不一定要出，這是編輯部的決定。
但暴力一定要譴責。
港台女記者，單人匹馬採訪，被人扯背包、拔耳機，被推跌在地，被踢肩胛、踢腰。我想問，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地方？蠻荒部落？不，這是香港。
女記者不能像男人，可以扯高衣服顯示傷勢，但她確是受傷了。但，這還是一個晚上的事。暴力沒有完。有人找到一張旺角佔領者的相片，明明不像，硬說是她。指她不是普通記者，而是示威者。
另外，有人把她在無綫新聞出現的硬照，配上一句字幕，指她自認在現場問藍絲帶人士收多少錢來集會。兩圖一上一下，在網絡瘋傳。港台向無綫查詢，證實那句字幕是揑造的，旺角佔領者與女記者是兩個人。港台已發聲明譴責揑造事實者。
明明是假的，不能當真。事情還沒完，港台聲明已發，仍有二百五十人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指女記者發問挑釁性問題、有既定立場、選擇性採訪及報道偏頗等。
打人者、偽造圖片者、投訴者，和一眾在網絡圍觀喊打的群眾，是非不分，無中生有，造就了一場集體欺凌。
這是香港記者要面對的一種新的、邪惡的暴力。
林夕 - 道士旺角招魂記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4日
對佔領運動最大的侮辱，不是什麼外國勢力操盤，說香港自己人靠自發能力，不可能搞到這規模。最大的蔑視，是稱之為一場鬧劇。
悲劇起碼是把美好的東西，或者華美的包裝紙撕破給你看，叫人通過淚光把現實看得更通透。鬧劇？鬧的人，自己在做什麼，自己不曉得，看的人，得到一點喜感，卻又笑不出來，互相浪費生命。
現成一齣鬧劇，由號稱宗教界的道士尼姑在旺角佔領區擔綱上演。嚇退斥退的戲碼看多了，沒見過如此隆重又這麼兒戲的勸退鬧劇。
帶頭大哥穿着道教制服，手持大聲公喊話：「我哋代表宗教界……爺爺的期盼，回家吧，孩子。奶奶的期盼，回家吧，孩子。」
為什麼是爺爺奶奶，而不以爹娘名義呼喚孩子早日回家？可能因為有次孩子他媽就在現場，他媽即時站出來拋出一句老娘在此，比生日歌還奏效，勸退者自討沒趣，這次得出動族譜排名更高的爺字輩。
但，為什麼是爺爺奶奶而不是爺爺嫲嫲？這道士知道自己在哪裏招孩子的魂嗎？在香港，於旺角，你大喊一句，奶奶想你回家，那真是難為了家嫂，她們莫名其妙，又沒有離家出走，你喊我做甚？
阿道士先生，雲在青天水在瓶，入鄉隨俗，在外國勢力範圍請用英語，在廣東話地區，老豆個老母叫阿嫲，奶奶是媳婦們的老公的母親。還有，媳婦在普通話地區，一般指男人的老婆，既然想打親情牌，請先學會不同地區稱謂法，才有親切感人效果。你對着旺角人用廣東發音講國語，有沒有半點誠意，還講不講專業？旨意你招魂，不知會鬧出什麼慘劇。你想學生回家讀書，你們的祖師爺爺，太上老君更期盼你們早回道觀去，旅遊巴也在等你們啊，宗教界人士。
其實像這樣的鬧劇，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黑道流氓，爭相獻醜。佔領運動撕開了港人美麗的一面，爭取真普選的巨幡已夠高大上，若要墊底，也不希望騎呢低級到這地步。雖則各行其是，香港講究的是專業拼搏精神，各界人士請共勉之。
Vic：中間高舉的一塊牌上寫道：「問同胞：英國人管了我們一百年，我們有民族有自由嗎？」死共匪，你是將「民主」寫成了「民族」吧，做事認真點，可以嗎？有你們這種同胞，誰還需要敵人！
對佔領運動最大的侮辱，不是什麼外國勢力操盤，說香港自己人靠自發能力，不可能搞到這規模。最大的蔑視，是稱之為一場鬧劇。
悲劇起碼是把美好的東西，或者華美的包裝紙撕破給你看，叫人通過淚光把現實看得更通透。鬧劇？鬧的人，自己在做什麼，自己不曉得，看的人，得到一點喜感，卻又笑不出來，互相浪費生命。
現成一齣鬧劇，由號稱宗教界的道士尼姑在旺角佔領區擔綱上演。嚇退斥退的戲碼看多了，沒見過如此隆重又這麼兒戲的勸退鬧劇。
帶頭大哥穿着道教制服，手持大聲公喊話：「我哋代表宗教界……爺爺的期盼，回家吧，孩子。奶奶的期盼，回家吧，孩子。」
為什麼是爺爺奶奶，而不以爹娘名義呼喚孩子早日回家？可能因為有次孩子他媽就在現場，他媽即時站出來拋出一句老娘在此，比生日歌還奏效，勸退者自討沒趣，這次得出動族譜排名更高的爺字輩。
但，為什麼是爺爺奶奶而不是爺爺嫲嫲？這道士知道自己在哪裏招孩子的魂嗎？在香港，於旺角，你大喊一句，奶奶想你回家，那真是難為了家嫂，她們莫名其妙，又沒有離家出走，你喊我做甚？
阿道士先生，雲在青天水在瓶，入鄉隨俗，在外國勢力範圍請用英語，在廣東話地區，老豆個老母叫阿嫲，奶奶是媳婦們的老公的母親。還有，媳婦在普通話地區，一般指男人的老婆，既然想打親情牌，請先學會不同地區稱謂法，才有親切感人效果。你對着旺角人用廣東發音講國語，有沒有半點誠意，還講不講專業？旨意你招魂，不知會鬧出什麼慘劇。你想學生回家讀書，你們的祖師爺爺，太上老君更期盼你們早回道觀去，旅遊巴也在等你們啊，宗教界人士。
其實像這樣的鬧劇，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黑道流氓，爭相獻醜。佔領運動撕開了港人美麗的一面，爭取真普選的巨幡已夠高大上，若要墊底，也不希望騎呢低級到這地步。雖則各行其是，香港講究的是專業拼搏精神，各界人士請共勉之。
Vic：中間高舉的一塊牌上寫道：「問同胞：英國人管了我們一百年，我們有民族有自由嗎？」死共匪，你是將「民主」寫成了「民族」吧，做事認真點，可以嗎？有你們這種同胞，誰還需要敵人！
余詠恩 - 其實_我們_在___害怕什麼？──一名前記者的自白
世紀．Civil Disobedience 明報 2014年11月4日
沒有在極權社會生活過的人，很多都沒有意識到什麼叫做「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大家把我們的自由和公民權力看成呼吸空氣般理所當然。
然而，你能否想像到每時每刻被恐懼感籠罩着的感受？你的電話可以隨時被當局監聽，電郵及網上通訊被監察，你更可能因集會或發表言論被捕，而執法者可以到你家裏翻箱倒篋搜查你的個人物品。然而，這些都不是遠離我們的事情。
不錯，在香港，目前我們仍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的自由，更享有獨立司法的保護。然而，近日香港發生的一連串事情，跟國內維權人士被政治打壓的遭遇是何其相似，使人不得不憂慮到我們一直以來享有的公民權利是否迅速受到蠶食，香港的執法是否已漸趨「一國一制化」？
噤若寒蟬
9月底，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因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被鎖上手銬，家被搜查，沒收電腦，記憶卡等，警察拘捕他的罪名是涉嫌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並拘禁40小時被拒絕保釋。事件中，學聯的周永康與岑敖暉同樣以非法集會罪名被捕，他們的家亦被搜查。
日前，又聽聞香港警方拘捕一名曾在高登討論區網頁號召人到旺角參加集會的網民，控以涉嫌「非法集會」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的罪名。警方表示在網絡煽動他人進行非法行為要負上刑事責任，或會採取更多拘捕行動。
上周六，一名學生在反佔中街站外舉起一把寫有「光明磊落暗角打鑊」字句的傘，被反佔中者包圍，發生肢體碰撞，事後被包圍的3名未成年學生及一名市民因涉嫌「阻差辦公」被捕，被扣留逾28小時。今夏，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批評有人在七一遊行期間製造混亂，盼將「尋釁滋事」者繩之於法。
關心大陸新聞的朋友，都會熟知「非法集會」、「擾亂公眾秩序」、「尋釁滋事」等罪名是大陸公安經常用來打壓異見和維權人士的口袋罪，也常被用來對付請願、示威、罷工等的參與者。這些人士除了被拘留或判刑，公安也在他們的住所進行抄家，搜走文件及電腦以取得他們的聯繫人及尋找罪證。就在今年初，爭取社會公義的新公民運動發起人，法律學者許志永就是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4年。
拘捕發表「煽動」言論的網民，造成殺一儆百，噤若寒蟬的效果，也多麼像國內公安對付維權人士的情節！為毒奶粉受害人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趙連海2010年被北京法院指「在網際網路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在政府門外聚集，被以尋釁滋事罪判監兩年半。
香港目前沒有尋釁滋事此罪名，但警方把此概念植入香港，不得不令人擔憂。維權律師浦志強今年5月份參加六四研討會就是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捕，而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多名維權人士如劉萍、魏忠平、李思華在今年6月也是以「尋釁滋事」罪名判刑。
密切注視
使我憂慮的是，以上在香港發生的這些例子，罪名不涉及暴力和傷人行為，而是因為當事人的言論和政治立場不為政府所容忍。這都令人懷疑具有政治動機的檢控，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會產生一定的威脅，那就是一個令廣大市民產生恐懼感，人人自危，並被暗示：「我們正在密切注視你們，小心言行！」
在大陸，很多跟官方持意見不同的作家、教授、維權律師、記者及他們的家屬，對這樣的恐懼感一點都不陌生。時刻籠罩着他們的這種恐懼，已經滲透到他們生活中每一個角落：電話及私人對話被竊聽，電郵及網上通訊被長期監察，出外被跟蹤，時不時被公安邀請去「喝茶」，敏感時期被軟禁家裏，被禁止出境。他們的家人也長期被騷擾，如干擾他們就業，住屋及升學等等。公權力無處不在，他們的生活沒有絲毫的私隱，每一個幽暗的角落都成為他們心裏揮之不去的陰影。久而久之，即使看不見監視他們的人，但是電話裏的雜音，遠處傳來的腳步聲，或突如其來的敲門，照樣使他們的精神長期處於緊繃的狀態，在睡夢中也無法安寢，構成無處不在的心理壓力和恐懼感。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曾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異見作家，曾被多次囚禁監獄和在秘密警察的長期監控下生活。在1989年，有一次他就是被當局以類似擾亂公共秩序或滋事的「流氓罪」（hooliganism）監禁8個月。他寫過一劇本LargoDesolato，描述一個異見作家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下誠惶誠恐的生活：他不敢外出，每次有人敲門都使他心驚肉跳，他極度恐慌的心理狀態使他的寫作靈感枯竭，他的非正常生活，也吞沒了往日的他，終日戰戰兢兢的狀態使他對自己充滿懷疑，最後連身邊最親密的伴侶也不能忍受他。
雖然這都是發生在國內及前東歐的事，好像距離我們香港普通市民甚遠。你可能認為，我不是維權人士或麻煩人物，這些都跟我無關。然而，在一個公權力不受制約的制度下，難道有人能夠迴避恐懼的陰影嗎？在大陸，你可能只是失去耕地的農民，被強迫拆遷失去住所的老百姓，孩子被三聚氰胺奶粉毒害的家長，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或是不幸在醫院輸血而感染乙肝或愛滋病的病人，然而，你只要追究政府責任，或是不識時務對社會大聲疾呼，你很快就會成為被當局監聽、跟蹤、拘留或威脅的對象。
他的名字叫孫中山
4年前，余若薇大律師曾在《明報》撰文前瞻性的指出，莫須有罪名與政治打壓事件並非只會在內地出現。香港法例其實滿佈與「尋釁滋事」相類似的罪行可用作政治打壓：在公眾地方鬧事、行為不檢、妨擾、擾亂公共秩序、阻差辦公等罪名，都很容易當權者濫用。
她當時指出，法律隨時可成為苛政的殺人工具，只看當權者如何運用，而僅僅4年之後，今天比比皆是的例子完全印證了她的憂慮。
在目前的歷史關頭，維護我們現有的公民權利，防止當權者濫用權力的責任比任何時候都重要。而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公平與法治的社會下生活，為了他們的基本的公民權利不被進一步蠶食，我們必須爭取真正和透明的選舉制度和問責政府。
所以，別嘲笑我們的年輕人不懂事，批評他們要求真普選是開價太高，是不着邊際的幻想，他們是在為我們的子女爭取一個廉潔公義的將來。一百多年前，香港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年輕人，不滿當下體制的專制、腐敗和濫權，要改變未來，他的名字叫孫中山。
在旺角的街頭，有人張貼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話：「當有一日，香港變得同中國大陸一樣，請唔好問點解，因為，最後個團火係由你哋自己吹熄的。」
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及半職母親，前法新社及美聯社記者，曾旅居英國及北京。
文 余詠恩
編輯 袁兆昌
陶傑 - 學星者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4日
沒有真正的民主，但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譬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產物。李光耀是一杯歷史運勢調校出來只此一家的雞尾酒。李光耀集兩千年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維多利亞時代以後英國的法治理性、德國的優生學和紀律於一身，而且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共產赤化亞洲的洗淬精煉，李光耀可以不給新加坡人民主，但能保持公正，李光耀的新加坡不止是一個獨特的國家，而且是一件作品。
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華人國家和地區，不要做夢，絕不可能做到。首先，李光耀是客家人，也是華裔，但絕對不是中國人。李光耀是劍橋出來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劍橋也是凱恩斯的思想故鄉，因此李光耀相信政府權威的干預，但由於劍橋是一所鼓勵叛逆的學堂，李光耀天不怕地不怕，七十年代，可以在東南亞的赤禍和伊斯蘭國家的團團包圍下，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將新加坡建成自己的理想國。
新加坡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有法治，也有人治；有理性的制度，其中又有家長的獨裁。新加坡的淡馬錫，由李氏家族掌控，國家就是他的資產，但李光耀一家從來不滿身穿名牌，他的孫子不會在烏節路百哩時速開法拉利，而且從來不將國家資產，化為個人在加州的房地產。
這是西方文明國家的領袖可以容忍、甚至推崇，李光耀的儒家資本主義模式之處。資本主義到了東亞，如果與西方的原型不符，只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沒有其他的模式。李光耀熟知華人的DNA，也深諳西方的價值，他一拍桌子，告訴華人：什麼你可以擁有，什麼不可以，新加坡人個個服貼，西方也沒有話講。像齊白石的名言：「學我者死」。新加坡是別人學不了的，那些說想學李光耀的，個個皆不自量。
Vic：我從來對新加坡的家長式管治無好感，但我佩服李光耀的能力與管治成就。中共想學新加坡，我只覺可悲復可笑。共匪想學李光耀，誠如陶傑所言，太不自量矣！
沒有真正的民主，但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譬如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是全球獨一無二的產物。李光耀是一杯歷史運勢調校出來只此一家的雞尾酒。李光耀集兩千年前中國的儒家和法家、維多利亞時代以後英國的法治理性、德國的優生學和紀律於一身，而且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共產赤化亞洲的洗淬精煉，李光耀可以不給新加坡人民主，但能保持公正，李光耀的新加坡不止是一個獨特的國家，而且是一件作品。
李光耀做得到的，其他華人國家和地區，不要做夢，絕不可能做到。首先，李光耀是客家人，也是華裔，但絕對不是中國人。李光耀是劍橋出來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劍橋也是凱恩斯的思想故鄉，因此李光耀相信政府權威的干預，但由於劍橋是一所鼓勵叛逆的學堂，李光耀天不怕地不怕，七十年代，可以在東南亞的赤禍和伊斯蘭國家的團團包圍下，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紅海，將新加坡建成自己的理想國。
新加坡既有西方，也有東方；有法治，也有人治；有理性的制度，其中又有家長的獨裁。新加坡的淡馬錫，由李氏家族掌控，國家就是他的資產，但李光耀一家從來不滿身穿名牌，他的孫子不會在烏節路百哩時速開法拉利，而且從來不將國家資產，化為個人在加州的房地產。
這是西方文明國家的領袖可以容忍、甚至推崇，李光耀的儒家資本主義模式之處。資本主義到了東亞，如果與西方的原型不符，只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沒有其他的模式。李光耀熟知華人的DNA，也深諳西方的價值，他一拍桌子，告訴華人：什麼你可以擁有，什麼不可以，新加坡人個個服貼，西方也沒有話講。像齊白石的名言：「學我者死」。新加坡是別人學不了的，那些說想學李光耀的，個個皆不自量。
Vic：我從來對新加坡的家長式管治無好感，但我佩服李光耀的能力與管治成就。中共想學新加坡，我只覺可悲復可笑。共匪想學李光耀，誠如陶傑所言，太不自量矣！
蔡錦源 - 我堵路，我願受當世罵名……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4日
一位朋友引述港島區某些人因為佔領行動令港島區堵車，憤而說「下次選舉唔使旨意我投票畀你哋民主派」，而說出這話的人，在6.22電子公投中也曾投票支持否決假普選。
突然不支持民主了，就因為「塞車」！大概因為不敢怪罪自發佔領的學生，於是遷怒於從來無法帶領運動的泛民。
當10多萬人自發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不同小區都有人帶着興奮拿咪發表意見：「香港人覺醒了！」催淚彈也嚇不怕，更多人出來佔領街道，我也曾興奮，但冷靜下來，不禁反問，香港人真的覺醒了嗎？幾多人？
兩年前的反國教，10多萬人塞滿添美道龍匯道以至添馬公園，我們說「香港人覺醒了」；一年前港視發牌事件，又10多萬人遊行，連續多晚集會，我們又說「香港人覺醒了」；10幾萬人佔領街道，香港人又再次「覺醒了」！怎麼香港人每年「覺醒」一次的？7.1有50多萬人遊行，之後又生活如常，憑甚麼說香港人（大部份）覺醒了？從上述因塞車「下次選舉唔使旨意我投票畀你哋民主派」看看，70多萬人記名參與電子公投，卻只有10多萬人出來參與及支持佔領，其餘50多萬投票支持民主的人，沒有人去統計一下，他們在佔領期間做過甚麼？當越來越多人擔心佔領持續會令民意逆轉時，可知道，其實大家對於「香港人覺醒」根本沒有信心。香港人還是會因為「塞車」而反對你爭取民主。
向來受建制擺佈的人也就罷了，你感動不了那些盲塞的人，他們也無法動搖誓爭民主的人的決心，而當民主來到時，他們就會樂於享受成果。但那些因為「塞車」而逆向的人，葉公好龍只在庭壁，卻是裝睡的人，着眼現實利益，不肯犧牲，從來只抽民主後腿。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嗎？恐怕要比蛇齋餅糭更高層次的誘因，那才是最要命！
無論親建制或爭民主中人，都有仍然將雨傘運動視為表態的社會事件。「聽到大家嘅意見」、「你哋嘅意見已經充份表達」、「好明白大家嘅訴求」、「意見表達咗，可以返屋企」，甚至「佔領運動已經成功，可以光榮撤退」。似乎這班人也未覺醒。所有意見與訴求，年幾兩年來已經通過不同途徑表達得很清楚，但建制派一直漠視，出來佔領並非只是「表達訴求」，是要求一個成果！如果現在才「聽到大家的訴求」，那麼當事的官員和建制議員應首先向市民鞠躬道歉，承認在此之前並沒有認真聽取市民意見！
「走進社區」這個說法近來場內場外包括社運人士、學者等許多人提過，也令我疑惑。學民學聯、佔中過去擺街站宣揚公民提名真普選，不就是「走進社區」嗎？過去泛民以及其他社運團體在社區推進佔中的活動，做得少嗎？很難得學生市民從四方社區凝聚到雨傘廣場，形成一股抗爭力量，現在要這股力量「回歸社區」？在廣場你看到這股力量，分散在社區就不是力量了。如果說雨傘運動是覺醒運動，先鞏固廣場上這股覺醒力量吧！
要走進社區也許應該是學者。像黃洪在公民學堂講的課「沒有民主哪有民生」，深入淺出，容易明白，如果可以在牛頭角、觀塘街頭開咪，或者蔡子強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星期六的西洋菜街街頭講學，讓師奶阿伯們明白雨傘運動要爭取的民主，未嘗不是結連民眾的好方法。覺醒了的學者們，走出校園吧。
的確，民主需要大部份人認同才能夠成功實踐；但爭取民主從來只在於小部份人的前仆後繼、雖千萬人吾往矣（千萬人反對我也向前行）的決心。是，我堵路，我違反法律，但我願受當世罵名，為後世開闢天地。佔領和平結束，我會跟隨啟動者去自首。若然要武力清場，讓我坐在那裏，等候拘捕。
蔡錦源
港視前高級編導
一位朋友引述港島區某些人因為佔領行動令港島區堵車，憤而說「下次選舉唔使旨意我投票畀你哋民主派」，而說出這話的人，在6.22電子公投中也曾投票支持否決假普選。
突然不支持民主了，就因為「塞車」！大概因為不敢怪罪自發佔領的學生，於是遷怒於從來無法帶領運動的泛民。
當10多萬人自發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不同小區都有人帶着興奮拿咪發表意見：「香港人覺醒了！」催淚彈也嚇不怕，更多人出來佔領街道，我也曾興奮，但冷靜下來，不禁反問，香港人真的覺醒了嗎？幾多人？
兩年前的反國教，10多萬人塞滿添美道龍匯道以至添馬公園，我們說「香港人覺醒了」；一年前港視發牌事件，又10多萬人遊行，連續多晚集會，我們又說「香港人覺醒了」；10幾萬人佔領街道，香港人又再次「覺醒了」！怎麼香港人每年「覺醒」一次的？7.1有50多萬人遊行，之後又生活如常，憑甚麼說香港人（大部份）覺醒了？從上述因塞車「下次選舉唔使旨意我投票畀你哋民主派」看看，70多萬人記名參與電子公投，卻只有10多萬人出來參與及支持佔領，其餘50多萬投票支持民主的人，沒有人去統計一下，他們在佔領期間做過甚麼？當越來越多人擔心佔領持續會令民意逆轉時，可知道，其實大家對於「香港人覺醒」根本沒有信心。香港人還是會因為「塞車」而反對你爭取民主。
向來受建制擺佈的人也就罷了，你感動不了那些盲塞的人，他們也無法動搖誓爭民主的人的決心，而當民主來到時，他們就會樂於享受成果。但那些因為「塞車」而逆向的人，葉公好龍只在庭壁，卻是裝睡的人，着眼現實利益，不肯犧牲，從來只抽民主後腿。要爭取他們的支持嗎？恐怕要比蛇齋餅糭更高層次的誘因，那才是最要命！
無論親建制或爭民主中人，都有仍然將雨傘運動視為表態的社會事件。「聽到大家嘅意見」、「你哋嘅意見已經充份表達」、「好明白大家嘅訴求」、「意見表達咗，可以返屋企」，甚至「佔領運動已經成功，可以光榮撤退」。似乎這班人也未覺醒。所有意見與訴求，年幾兩年來已經通過不同途徑表達得很清楚，但建制派一直漠視，出來佔領並非只是「表達訴求」，是要求一個成果！如果現在才「聽到大家的訴求」，那麼當事的官員和建制議員應首先向市民鞠躬道歉，承認在此之前並沒有認真聽取市民意見！
「走進社區」這個說法近來場內場外包括社運人士、學者等許多人提過，也令我疑惑。學民學聯、佔中過去擺街站宣揚公民提名真普選，不就是「走進社區」嗎？過去泛民以及其他社運團體在社區推進佔中的活動，做得少嗎？很難得學生市民從四方社區凝聚到雨傘廣場，形成一股抗爭力量，現在要這股力量「回歸社區」？在廣場你看到這股力量，分散在社區就不是力量了。如果說雨傘運動是覺醒運動，先鞏固廣場上這股覺醒力量吧！
要走進社區也許應該是學者。像黃洪在公民學堂講的課「沒有民主哪有民生」，深入淺出，容易明白，如果可以在牛頭角、觀塘街頭開咪，或者蔡子強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星期六的西洋菜街街頭講學，讓師奶阿伯們明白雨傘運動要爭取的民主，未嘗不是結連民眾的好方法。覺醒了的學者們，走出校園吧。
的確，民主需要大部份人認同才能夠成功實踐；但爭取民主從來只在於小部份人的前仆後繼、雖千萬人吾往矣（千萬人反對我也向前行）的決心。是，我堵路，我違反法律，但我願受當世罵名，為後世開闢天地。佔領和平結束，我會跟隨啟動者去自首。若然要武力清場，讓我坐在那裏，等候拘捕。
蔡錦源
港視前高級編導
黃英琦 - 六六九龍騷動與雨傘運動
文化拆局 am730
2014年11月4日
佔領行動開始後，建制輿論蓄意把雨傘運動和六七暴動相提並論，憂慮警民衝突會像當年般導致血腥收場。不過，這說法卻把歷史混淆了。感謝好友金佩瑋提供資料，她剛完成博士論文，從社區建設角度看到了「六六九龍騷動」與今天的雨傘運動有相似之處，但卻不是六七暴動。
六六事件由天星碼頭加價開始，1966年4月初，藝術人蘇守忠在天星碼頭外絕食反對加價，吸引了不少支持者；蘇在4月5日以「阻街」為名被捕。當晚，廿多名青年在中央警署外聲援，再乘天星小輪過九龍，在尖沙咀碼頭叫喊反加價口號，沿著彌敦道遊行，並收集反加價簽名。不少市民中途加入，到他們從旺角折返尖沙咀後，遊行人數已近400人。翌日晚上，蘇守忠獲保釋，繼續有年輕人在九龍區遊行，途經油麻地警署時被截查，500人在警署門外圍觀，部分年輕人憤怒衝向警署。情況急轉直下，不同遊行隊伍在彌敦道出現，有人向警察扮鬼臉和扔石。深夜，人群沒有散去，暴力開始了，群眾揮舞竹枝，推翻汽車，搶掠瑞興百貨公司並縱火，焚燒交通燈，交通指揮亭則被用來當路障(！)。部分住在油尖旺的居民也「配合」騷亂，把花盆、雜物扔下樓，丟向警察。
66年4月7日凌晨，警方宣布戒嚴，翌日九龍仍有騷亂，英軍加入鎮壓，8日繼續戒嚴，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1966年的香港人口約300萬，25歲以下青年佔差不多一半，這場騷動令殖民政府嚇了一跳，馬上組成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長達167頁，點出多個關鍵社會議題，例如青年人缺乏歸屬感，政府對華人的傲慢，貧富懸殊和教育供求落差，居住環境擁擠和欠缺公共空間等。其後，政府落實房屋規劃，增加學額，推行社區建設，聽取民意。報告還指出了「青年人的特別問題」，認為他們參與暴動並非要達到某種目的，而是難向上流，「獲得成功的機會有限」。66年報告書內的部分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仔細看後，慶幸當年政府並沒有概括的說年輕人是暴徒，明白事件由不滿管治引發；但今天的特首卻不願深究年輕人的訴求期盼，反而把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實在令人遺憾。
佔領行動開始後，建制輿論蓄意把雨傘運動和六七暴動相提並論，憂慮警民衝突會像當年般導致血腥收場。不過，這說法卻把歷史混淆了。感謝好友金佩瑋提供資料，她剛完成博士論文，從社區建設角度看到了「六六九龍騷動」與今天的雨傘運動有相似之處，但卻不是六七暴動。
六六事件由天星碼頭加價開始，1966年4月初，藝術人蘇守忠在天星碼頭外絕食反對加價，吸引了不少支持者；蘇在4月5日以「阻街」為名被捕。當晚，廿多名青年在中央警署外聲援，再乘天星小輪過九龍，在尖沙咀碼頭叫喊反加價口號，沿著彌敦道遊行，並收集反加價簽名。不少市民中途加入，到他們從旺角折返尖沙咀後，遊行人數已近400人。翌日晚上，蘇守忠獲保釋，繼續有年輕人在九龍區遊行，途經油麻地警署時被截查，500人在警署門外圍觀，部分年輕人憤怒衝向警署。情況急轉直下，不同遊行隊伍在彌敦道出現，有人向警察扮鬼臉和扔石。深夜，人群沒有散去，暴力開始了，群眾揮舞竹枝，推翻汽車，搶掠瑞興百貨公司並縱火，焚燒交通燈，交通指揮亭則被用來當路障(！)。部分住在油尖旺的居民也「配合」騷亂，把花盆、雜物扔下樓，丟向警察。
66年4月7日凌晨，警方宣布戒嚴，翌日九龍仍有騷亂，英軍加入鎮壓，8日繼續戒嚴，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1966年的香港人口約300萬，25歲以下青年佔差不多一半，這場騷動令殖民政府嚇了一跳，馬上組成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長達167頁，點出多個關鍵社會議題，例如青年人缺乏歸屬感，政府對華人的傲慢，貧富懸殊和教育供求落差，居住環境擁擠和欠缺公共空間等。其後，政府落實房屋規劃，增加學額，推行社區建設，聽取民意。報告還指出了「青年人的特別問題」，認為他們參與暴動並非要達到某種目的，而是難向上流，「獲得成功的機會有限」。66年報告書內的部分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我仔細看後，慶幸當年政府並沒有概括的說年輕人是暴徒，明白事件由不滿管治引發；但今天的特首卻不願深究年輕人的訴求期盼，反而把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實在令人遺憾。
陳沛敏 - 雷鼎鳴又嚟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4日
雷鼎鳴教授的文章，再次讓我看得目瞪口呆。
以專業財經報章作為定位的《信報》，昨日又刊登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的文章。文章很長，在實體報紙版面上佔了差不多半版，位置就在「練總」練乙錚鴻文的對版。
雷氏在這篇題為〈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的文章，大談佔領運動對經濟、法治、媒體的影響，其中提到媒體取態，批評今天的記者「對事實的興趣大減」，指「近日有電台記者跑到藍絲帶聚會的地方挑釁，問參與者『收了多少錢？』……這種挑釁行為在佔領運動出現後更加普遍，傳媒是否正在迷失方向？」
他沒說明是指哪位電台記者，但只要稍為留意時事，都知道上月25日香港電台記者王詠妍採訪藍絲帶撐警活動時遇襲，其後有人在網上發放經加工的電視畫面改圖，配上虛假的字幕，誣陷王詠妍曾說「只問了他們（藍絲帶示威者）收了多少錢出來集會」。港台其後經查證，已發表聲明澄清絕無此事，並譴責造謠者。
除非雷氏另有所指，否則他作為學者，未經查核，信口開河，將錯誤的資料作為論證的基礎，態度輕率，變相助長謠言散佈，無益於社會。可笑的是，他指控記者立場先行，「對事實的興趣大減」，卻似乎是「有口話人」。
上月初，雷鼎鳴已曾撰文，指佔中令港股兩日累跌逾700點，相當蒸發7,000億元財富，打個五折，每名示威者帶來500萬元的損失，相等於平均每名港人承受5萬元損失，是為佔中者的責任云云。
這論點破綻百出，甚至不能稱之為「學術」論證，後來股市不跌反升，雷氏邏輯更成為笑柄。昨日他在文中，又以市場早知佔中發生，將對股市影響的推算分析，日期由9月28日提前至9月3日。堂堂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做學問卻用上梁振英政府的慣技「搬龍門」，實在蔚為奇觀。
本來，反對佔領運動不是問題。正如演藝界有周潤發也有成龍，醫學界有鍾尚志也有盧寵茂。反對者的立場本身不是問題，水平才是問題所在。作為學者，作為大學教授，無論出發點是甚麼，如此顛倒是非，本末倒置，才是社會的淪落。
陳沛敏
記者
雷鼎鳴教授的文章，再次讓我看得目瞪口呆。
以專業財經報章作為定位的《信報》，昨日又刊登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的文章。文章很長，在實體報紙版面上佔了差不多半版，位置就在「練總」練乙錚鴻文的對版。
雷氏在這篇題為〈佔領運動蓋棺前的定論〉的文章，大談佔領運動對經濟、法治、媒體的影響，其中提到媒體取態，批評今天的記者「對事實的興趣大減」，指「近日有電台記者跑到藍絲帶聚會的地方挑釁，問參與者『收了多少錢？』……這種挑釁行為在佔領運動出現後更加普遍，傳媒是否正在迷失方向？」
他沒說明是指哪位電台記者，但只要稍為留意時事，都知道上月25日香港電台記者王詠妍採訪藍絲帶撐警活動時遇襲，其後有人在網上發放經加工的電視畫面改圖，配上虛假的字幕，誣陷王詠妍曾說「只問了他們（藍絲帶示威者）收了多少錢出來集會」。港台其後經查證，已發表聲明澄清絕無此事，並譴責造謠者。
除非雷氏另有所指，否則他作為學者，未經查核，信口開河，將錯誤的資料作為論證的基礎，態度輕率，變相助長謠言散佈，無益於社會。可笑的是，他指控記者立場先行，「對事實的興趣大減」，卻似乎是「有口話人」。
上月初，雷鼎鳴已曾撰文，指佔中令港股兩日累跌逾700點，相當蒸發7,000億元財富，打個五折，每名示威者帶來500萬元的損失，相等於平均每名港人承受5萬元損失，是為佔中者的責任云云。
這論點破綻百出，甚至不能稱之為「學術」論證，後來股市不跌反升，雷氏邏輯更成為笑柄。昨日他在文中，又以市場早知佔中發生，將對股市影響的推算分析，日期由9月28日提前至9月3日。堂堂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做學問卻用上梁振英政府的慣技「搬龍門」，實在蔚為奇觀。
本來，反對佔領運動不是問題。正如演藝界有周潤發也有成龍，醫學界有鍾尚志也有盧寵茂。反對者的立場本身不是問題，水平才是問題所在。作為學者，作為大學教授，無論出發點是甚麼，如此顛倒是非，本末倒置，才是社會的淪落。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11月3日 星期一
蘇賡哲 - 剷除顛覆基地妙方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3日
從人大三落閘到今日之寸步不讓，大抵可以知道朝廷對香港反對派之人心回歸已不抱期望；再從反佔中及撐警的參與者成分來分析，他們不難發現深圳人好使好用。今後，朝廷肯定會指使香江府衙加大力度，立法賦予新移民各種權利，而其中最重要是政治權利，可以用來「溝淡」反對派的投票權尤為重中之重，美國黑奴在解放後要一百年才能得到投票權，新移民最好一天就有了。
不過，朝廷對南下新移民能否「溝淡」香港勇於作反的新生代信心不足，他們始終認為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令香港消失；世界上若無香港，也就去了一個顛覆基地。所以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將香港和深圳合併，屆時就一了百了，治標兼治本。很可能在「香圳市」出現時，市長候選人不必篩選，因為加上千萬深圳人，香港反對派再怎樣努力都會輸。
朝廷這番心計，曾蔭權是知道的，所以他在○七年參選行政長官的《我的競選政綱》中提出「與深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會」。只是當年為時尚早，如果用合併這種字眼，肯定引起港方極大震動。所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會」，是一個，不是分別建設。朝廷的吹鼓手甚至挾洋自重，說美國學者以衞星觀察夜間城市燈光，發現最亮是香港及深圳，並斷言這是一個特大城市出現先兆，還取名叫「香圳」。他們真是亡港之心不死。
從人大三落閘到今日之寸步不讓，大抵可以知道朝廷對香港反對派之人心回歸已不抱期望；再從反佔中及撐警的參與者成分來分析，他們不難發現深圳人好使好用。今後，朝廷肯定會指使香江府衙加大力度，立法賦予新移民各種權利，而其中最重要是政治權利，可以用來「溝淡」反對派的投票權尤為重中之重，美國黑奴在解放後要一百年才能得到投票權，新移民最好一天就有了。
不過，朝廷對南下新移民能否「溝淡」香港勇於作反的新生代信心不足，他們始終認為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令香港消失；世界上若無香港，也就去了一個顛覆基地。所以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將香港和深圳合併，屆時就一了百了，治標兼治本。很可能在「香圳市」出現時，市長候選人不必篩選，因為加上千萬深圳人，香港反對派再怎樣努力都會輸。
朝廷這番心計，曾蔭權是知道的，所以他在○七年參選行政長官的《我的競選政綱》中提出「與深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會」。只是當年為時尚早，如果用合併這種字眼，肯定引起港方極大震動。所謂「共同建設世界級都會」，是一個，不是分別建設。朝廷的吹鼓手甚至挾洋自重，說美國學者以衞星觀察夜間城市燈光，發現最亮是香港及深圳，並斷言這是一個特大城市出現先兆，還取名叫「香圳」。他們真是亡港之心不死。
陳沛敏 - TVB老闆心裏面條蟲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日
一家公司或一個機構，好像社會一樣，甚麼人都有。即使任職同一家公司，服侍同一個老闆，也絕對不會每個人的價值觀念、立場取向和性格人品都一樣。不過，在TVB，能晉升至最高層的，似乎都是同一類人。
TVB記者採訪撐警集會時遇襲，三百多名TVB現任和前任員工網上聯署，譴責暴力，要求公司法律跟進，並阻止任何內外壓力影響新聞編採運作。無綫綜藝科總監余詠珊卻指摘聯署為「反公司」行為，下令旗下監製向有份聯署的員工「照肺」。
余詠珊回應，指員工不滿可溝通，而不是「直接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形容聯署「稀奇古怪」。她否認扣減聯署員工花紅作懲罰，又否認曾要求員工刪去聯署否則炒魷，但事後確有30多名TVB員工退出聯署。TVB則指，余詠珊只是表述「個人看法」，但又稱「公司管理層立場與余總監一致」。
廿一世紀，員工就自身福祉或社會議題公開表達意見，是平常不過的事情，就算與公司的立場看法不一致，也不見得動機是「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抱着這種心態的管理層，封建保守得可怕；公司認同這種心態，則反映這家機構的文化同樣落後、封閉。或者應該說，有怎樣的公司，就有怎樣的管理層。
到近日，TVB新聞部又宣佈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調任首席資料搜集員。何永康當日負責處理七警涉嫌濫用私刑毆打曾健超的報道，其後卻遭新聞部總監袁志偉等高層批評「拳打腳踢」用字不當，文稿被大幅刪改。袁的決定引起中層和前線不滿，聯署表達異議。
袁志偉為此召開員工大會，會議錄音卻流出。袁在會上質疑記者是否警察「心裏面嗰條蟲？」憑甚麼作出「暗角拳打腳踢」的報道云云。TVB執董兼集團總經理李寶安對錄音流出震怒，發信員工表明「追究到底」。
在這樣情況下，今次調職是否秋後算賬？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發表聲明表達憤怒，並要求無綫新聞部高層交代，擔心事件令香港新聞自由雪上加霜，「若年輕記者看在眼裏，還夠膽憑良心做新聞嗎？」
我開始懷疑，這些TVB高層其實是他們老闆心裏面條蟲，不但時時刻刻揣摩着老闆個心，而且還是在適當時候應聲的那個品種。
陳沛敏
記者
一家公司或一個機構，好像社會一樣，甚麼人都有。即使任職同一家公司，服侍同一個老闆，也絕對不會每個人的價值觀念、立場取向和性格人品都一樣。不過，在TVB，能晉升至最高層的，似乎都是同一類人。
TVB記者採訪撐警集會時遇襲，三百多名TVB現任和前任員工網上聯署，譴責暴力，要求公司法律跟進，並阻止任何內外壓力影響新聞編採運作。無綫綜藝科總監余詠珊卻指摘聯署為「反公司」行為，下令旗下監製向有份聯署的員工「照肺」。
余詠珊回應，指員工不滿可溝通，而不是「直接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形容聯署「稀奇古怪」。她否認扣減聯署員工花紅作懲罰，又否認曾要求員工刪去聯署否則炒魷，但事後確有30多名TVB員工退出聯署。TVB則指，余詠珊只是表述「個人看法」，但又稱「公司管理層立場與余總監一致」。
廿一世紀，員工就自身福祉或社會議題公開表達意見，是平常不過的事情，就算與公司的立場看法不一致，也不見得動機是「向社會展示對僱主的指指點點」。抱着這種心態的管理層，封建保守得可怕；公司認同這種心態，則反映這家機構的文化同樣落後、封閉。或者應該說，有怎樣的公司，就有怎樣的管理層。
到近日，TVB新聞部又宣佈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調任首席資料搜集員。何永康當日負責處理七警涉嫌濫用私刑毆打曾健超的報道，其後卻遭新聞部總監袁志偉等高層批評「拳打腳踢」用字不當，文稿被大幅刪改。袁的決定引起中層和前線不滿，聯署表達異議。
袁志偉為此召開員工大會，會議錄音卻流出。袁在會上質疑記者是否警察「心裏面嗰條蟲？」憑甚麼作出「暗角拳打腳踢」的報道云云。TVB執董兼集團總經理李寶安對錄音流出震怒，發信員工表明「追究到底」。
在這樣情況下，今次調職是否秋後算賬？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發表聲明表達憤怒，並要求無綫新聞部高層交代，擔心事件令香港新聞自由雪上加霜，「若年輕記者看在眼裏，還夠膽憑良心做新聞嗎？」
我開始懷疑，這些TVB高層其實是他們老闆心裏面條蟲，不但時時刻刻揣摩着老闆個心，而且還是在適當時候應聲的那個品種。
陳沛敏
記者
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余若薇 - 誰在損害香港法治？
明報 2014年11月2日
市民不守法，政府有權執法，即使有漏網之魚，例如每天有人違例泊車、不小心駕駛而沒遭檢控，不會損害法治。
市民違法堵路、不遵守禁制令，無論自首與否，政府都有權依法逮捕和檢控，即使有人鼓吹不遵守禁制令，政府亦有權依法控告他教唆、藐視法庭。
最有能力損害法治，反而是政府。倘若警方選擇性執法，一方面向和平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另一方面縱容暴力毆打市民的黑社會，市民可投訴，但無權執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守法，市民怎辦？《基本法》附件一明確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但10年前人大常委會藉口解釋「如需修改」四字，在原本「三步曲」前多加兩步：先由特首交報告，再由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需要修改，但8‧31人大常委會搶先在第二步決定「如何修改」的框架，超出第二步原本「是否需要修改」。
人大8‧31決定，又將2017年行政長官提名門檻從原來八分一變二分一，「循序漸退」，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式不變，「原地踏步」，兩者皆違反《基本法》第45條與68條「循序漸進」原則。8‧31決定所訂的框架亦違反香港大律師公會今年4月政改意見書指明決定必須符合的標準，不少內地文章及本港文章都指出8‧31決定的法律問題，惟不見大律師公會針對8‧31決定的意見書。
政府一直用法律包裝政治，用法治之名指摘追求真普選的市民不守法。政府違反法治最重要的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市民可以做什麼？
陳載澧 - 湯姆髹漆故事的啟示
學與教的思與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記得1995年在港大創辦通識教育後的第二個學期，有幸邀得心理學系的江景良博士主講了一個「莊子與現代心理學」的課程。課程剛完結，他來信說：「我從這個課程中得到徹底的愉快。從學生發問的次數和深度中，反映了他們的熱切與投入，相比於我以前在設學分的課程裏所經歷過的，超越多了。」
在信中他再提到，自己原本是通識課程體制的懷疑者之一；但在這個課程完結之後，他曾與幾個學生討論過，他們都認為反應之熱烈、學習的投入，都與沒有考試及學分的壓力有關；而且課程是同學們自願報名參加的，既來修讀，動機當然便強韌與純粹。
回想當時，好幾年前已聽過江景良的名字。那是在我執教社會學院的數學課程時，常聽到同學們提到Dr.
Kong。因此，通識教育在港大要火速上馬的時候，便想到他，約了他午飯細談。在教職員餐廳裏我還未開腔，已聽到他坦率地提出對通識教育課程組織形式的不少疑問——例如不算學分、沒有強迫機制，也沒有考試等。雖然當時我對種種構想和措施，自問已經過深思熟慮，認為總的來說，還是有利推動芸芸學子的真邃與有效學習行動；但景良既是我極欽佩的教師與學者，他的話對我是有頗有分量的，不免心中仍因此惶惑了片刻……不過，他雖有疑慮，仍慨允鼎力相助。
被罰髹漆的兩種動機
我對通識課程的不強迫、無學分和免考試，一直認為是正面的優勢。記得我甚至曾對大學撥款委員會的一位成員，再提起過馬克吐溫《湯姆歷險記》裏，耳熟能詳的一段小故事：小頑童湯姆有一天給姑母罰他勞動，要他用白漆髹刷院前的一列籬笆。
懶洋洋的塗抹了不一會，湯姆已煩透了，千萬百計想脫身。這時遠處有小友正踽踽走過來，湯姆靈機一觸，裝出悠然自得之狀，吹着口哨蘸着漆油細意描畫，掃了幾刷又站到遠處，側着頭瞄着「作品」。小友停步看了片刻，不禁神往，要求湯姆讓他試試。湯姆說：「那小幅籬笆給你試了還剩多少？不行！」小友再三央求，還答應湯姆三顆彈子交換，湯姆才勉強讓他髹一小截籬笆。不久，小友愈聚愈多，看到這新奇的玩意，紛紛要求參與，還陸續獻出自己的寶貝——彈子呀、枒杈呀、青蛙呀、蘋果呀……湯姆嘆着氣很無奈的樣子，讓他們排隊輪流，每人髹一小段。他自己則蹺着腿坐到小徑對面，啃着蘋果在觀看。結果，小友們那髹漆工程的水平，估計還不錯呢。
這故事裏有兩種髹油的動機和態度——湯姆是被罰，有姑母所施的外來壓力，動機心理學叫這個做「外加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無論它是大棒子或胡蘿蔔，外加動機總是源於在那行動之外的某種目的，而不是來自行動的本身，後者便成為一種要捱過去的枯躁、沉悶、辛勞而本身沒有意義的行動；於是湯姆雖仍是機械地去塗抹，心兒早已不在這工作中。
小友雖確是被湯姆所騙，但他們卻是真心真意的投入，他們的行為是源於「內發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他們的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都是「髹籬笆」，因此他們整副心思都投進了這個活動。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雖仍是流汗，但卻是愉快滿足的，而且成果也必定比湯姆好。假如湯姆把自己的寶貝拿出來，去交換小友們的勞動。那麼，或許小友們先就不願意，就算願意吧，髹漆活動也只是基於胡蘿蔔式的「外加動機」，過程中想着的不再是那髹漆「藝術」，而是那些波子、蘋果、青蛙；他們不會瞇着眼睛到處去欣賞去策劃，更不會有優質的成果。
外加動機摧毁內發動機
憑考試、學分、強迫機制去動員學生去學習，不是一種赤裸裸的「外加動機」嗎？許多研究結果已說明，無論課程的設計者怎樣絞盡腦汁去鼓勵獨立思考、分析能力、解難能力和創意，學生仍不免會得到另一種信息——那隱藏在背後的「課程內容」，仍是怎樣去記熟某些程序及資料，以取悅老師，在考試中獲取高分數。
「外加動機」的引入，還往往會削弱甚或摧毁主體原有的「內發動機」。
一位孤僻老人的住處附近有一塊廢置的空地，最近成了孩子們下課後麕集打球的勝地。孩子們喧嘩的聲浪當然是驚人的，老人不勝其擾，想到了一條妙計。他走到空地，看着孩子們打球，對他們說：「這一帶太冷清了，我真喜歡聽到你們打球的聲音。這樣吧，為了表達我的謝意，我每天給你們每人兩角半；不過，你們要更使勁更投入啊！」
孩子們高興極了，反正都要打球，竟還有人要給錢。於是天天繼續打球玩耍，吵嚷更甚。過了一個星期，老人又對他們說：「對不起，我每天要掏那許多兩角半，經濟上實在吃力，從今天起改為每人一角，可以吧？」孩子們咕噥了一會。但球反正是要打的，額外收入少一點大概沒有關係，於是天天仍繼續打球。再過一個星期，老人又把酬金降到五分錢。又幾天，他垂頭喪氣對孩子們說：「請體諒一下，我再沒法付錢給你們打球了。」
孩子們忍無可忍，對他說：「天下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免費為你打球嗎？不！沒角子就不打！」於是呼嘯而去，從此沒有重來，空地也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人們早已省悟到，人生下來便有學習的本能和內在動力，但總覺得再另加一點外來的鼓勵，可作為補充，雙管齊下，那不是更好嗎。殊不知外來的獎賞機制，往往會掩蓋甚至摧毁內在的動機。
一塊錢的功能
洛徹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德持（Edward
Deci）在1971年進行了一項經典的實驗。實驗對象是一群大學生，分為兩組——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分三天進行，參加的每位學生每天都要玩一套叫soma的積木砌件，要設法砌成一系列的規定形狀。對兩組學生的指示、規則和要求，第一天完全一致。第二天，德持悄悄對實驗組的學生應許，每次砌成一種規定的形狀，可獲一塊錢獎金；對照組的學生則沒有獎金，也不知道另一組有不同的待遇。到了第三天，玩法又回復到和第一天一樣，兩組都沒有獎金。每天都設有一種休息時間，實驗對象可隨意活動，可以繼續玩soma砌件，也可散步、打盹或覽閱有意擺放在附近休息室的《花花公子》、《時代》雜誌或《紐約客》。在這些「休息時間」裏，德持和助手通過單向玻璃，仔細觀察和記錄實驗對象的行為。
觀察的結果統計下來，實驗組的成員在第三天的休息時段仍繼續玩砌件的明顯比對照組少得多，也比自己在第一天未嘗過一塊錢美金的「甜頭」之前要少。反之，對照組的學生對砌件的興趣，則一天比一天增強。
看來，就像德持所說：「那一塊錢的功能，似是一種贖金，讓人們擺脫了內在動力的驅策！」
文 陳載澧
編輯 蔡曉彤
郭梓祺 - 輕逸與深情——讀《宋淇傳奇》
新鮮熱辣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多年前讀宋以朗先生的網誌「東南西北」，有一篇文章印象特別深。他用英文寫，題目是〈Besieged Fortress〉，即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文章分三部份，第一部由《圍城》出奇地引伸到全球化的問題。第二部說《圍城》受歡迎，不過是因為錢鍾書太出名，但大家又讀不懂他的文言作品，唯有將就。他連帶說，《管錐編》廣博是廣博了，但高見不多，並引同以博學著稱的波赫斯來比較：「Borges uses literary devices to
challenge our cultural assumptions in unexpected ways and that is not what I get
from Qian.」
第三部最有趣。問題很尋常：當世還會有如錢鍾書般的人物，通曉七國語言嗎？答案卻巧妙，因宋以朗是先比對了家中三代人。祖父精通多國語言，專研戲劇，見識非凡，曾出現在毛姆書中。父親只精中英文，卻是集翻譯、評論、電影監製與編劇、紅學研究等專長於一身。到了自己，懂數國語言，並在統計學、翻譯、電腦程式、傳媒研究等領域略有所成。結論是，要如錢鍾書一樣精通外語引經據典其實不難，但世界變了，比從前複雜得多，要真正通博，就不能限於文藝。世間能再有錢鍾書的問題未免多餘：「I believe that they are everywhere, but
on very different terms that reflect the multivalent realities of
today.」
大隱於市的通人
後來查資料，知道那位祖父便是藏書家宋春舫先生，那父親則是宋淇先生。我最初好像就是這樣知道宋以朗的家世，還怪不得他文字裡會有種舉重若輕的雍容。前年他開始為父親作傳，定期連載，我只讀了部份，因總想待編成一冊才捧著看。書最近出版了，名為《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首章寫祖父宋春舫，次章寫父母宋淇與鄺文美，大大補充了那篇〈Beseiged Fortress〉第三部份的聊聊數語，感覺是，中國真曾有那麼多不簡單的人。
書的餘下四章，分別寫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和張愛玲這幾位傳奇人物。他們跟宋淇都有深交，這也可見宋淇之奇：既以低調著稱，著作早已絕跡書肆，卻深為識者稱許；又能在電影圈打滾多年，先任職電懋，再進邵氏，必深諳行走江湖之道。加起來，便有素處以默大隱於市的氣質，同時還要跟相異如錢鍾書與張愛玲的作家相往來，真不愧「大通人」之稱。
筆觸隨描述對象變化
宋以朗主要從宋淇留下的書信追溯父親與這四位作家的交情，於兒子、偵探、文學評論家、傳記作者這幾重身份之間，來回往復，勤懇搜證，寫來輕逸而時見深情，筆觸總能隨對象遷化：寫錢鍾書時疎放生動，但偶爾似為其炫學與世故所隔；寫傅雷是平實而多生活瑣事，以顯其剛直；寫吳興華時不掩偏愛，極能表現吳興華的才華與真摯，以及時不與我之憾；寫張愛玲最詳盡，尤多抽絲剝繭的澄清與辨析，〈相見歡〉一段更是文學評論的上佳範例。限於篇幅，以下只集中說說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
宋以朗家世如此，卻難得絕無望之儼然的凌人之氣，語氣親切平白，偶然還有閒情隔空跟前輩開玩笑。例如寫到錢鍾書因知多病的宋淇身體轉好，來信恭賀：「雖兄榮獲諾貝爾獎金，任法蘭西學院院士，或加冕為香港獨立國王，不如此可喜可賀也」。宋以朗即謂：「錢鍾書的癡氣，其實也有幾分周星馳式『無厘頭』。」又例如，宋淇曾向錢鍾書請教兩句詩的出處，錢鍾書東徵西引，還是沒答，宋以朗便謂：「我覺得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會簡簡單單說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錢鍾書有問題不懂得答，也會旁徵博引，妙語連珠，好像他不懂的時候比他懂的時候還要博學」。宋以朗說相對起來，吳興華的書信則沒那麼張揚，比較深刻和耐看。
看錢鍾書與宋淇在信中評點學人的段落尤有趣。我們的前輩都是他們眼中的後輩，錢鍾書稱許余英時的學問博而兼雅，「國內亦無倫比」。宋淇把劉殿爵的英譯《論語》寄給錢鍾書，謂「此人為學者中之隱俠，不可輕視。」錢鍾書答曰：「真深思卓識之通人，豈僅迻譯之高手而已！書前介紹未言其生年，想極四十許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宋以朗曾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送給多病的父親，誰知宋淇讀後將之轉寄錢鍾書。錢鍾書原來也讀過桑塔格，評語是「矜小聰明，亦不失為可觀也」，讀贈書後則謂「Sontag書極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鋒甚銳，而立說未圓。」最耐人尋味的當然是評張愛玲，宋淇厚愛之，於一信中特別稱許其紅學造詣。聞說錢鍾書對張愛玲無好感，見好友點名讚賞，將如何回覆？宋以朗的勾勒精警：「結果沒有什麼戲劇性，也是意料之內。錢鍾書的回信，只若無其事地講別的話題」。
兩段深情的話
書中記錢鍾書的部份，有兩段話尤因其深情而凸出。第一段提到宋淇曾討論學術界接班人的問題，頗為之擔心。那是1982年，宋淇在信中說：「中國年輕學者中尚一時無人可以承接志清和英時兩兄之成就」，幾句之後又謂，「我們都已愧對前輩，誰知我們以勤補拙得來的一點粗知淺學，都難以覓到接棒人？」錢先生回信說，生才難，育才更難，因饑寒與富貴同樣是大問題：「無以為生，不得世知，固如嚴霜之殺草；過早享盛夕，發大財，亦如烈日之蔫花。」也可見錢先生之愛才，故信末忍不住責難宋淇為人太謙虛。這跟傅雷責難宋淇糟蹋才華，欠缺投身翻譯之恆心，以及吳興華責難宋淇之不夠專精而浪費文學才華，同有一份愛之深責之切的著緊。
第二段是宋以朗寫到錢鍾書信札的歸宿。他覺得最應交回楊絳女士手中，或整理後代為出版。他說：「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歸宿，我喜歡看見他們團圓，所以既是錢先生的信札，我就覺得要回到楊先生的手裏才對，正如我的父母和他們已逝的朋友們，也應該在彼岸重逢，那裏有一個永恆的派對，他們談笑風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這令我想起馮睎乾在〈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的一段話。
「噢，你也在這裏嗎？」
錢鍾書在《槐聚詩存》序雖用「矜詡創獲，鑿空索隱」警戒後來的解人，但馮睎乾還是以識見注釋了錢先生送給宋淇的一首〈贈宋悌芬君索觀《談藝錄》稿〉，以示二人相知之深，宋以朗寫錢鍾書一章的開段，即大副徵引此文。
馮睎乾在原文寫到他往宋以朗家讀前人信札之情況，用張愛玲的名句作結，很妙：「這不比塵世的刻意經營的文學博物館，大作家的手稿擱在這兒不會淪為標本，而是一直悄無聲息地活著，受靈氣滋潤，直到某天被你無意一翻，便漫天滿地的化作蝴蝶，翩然舞入那超時空的蟲洞，然後輕盈抵達那太虛幻境，到時錢鍾書、吳興華、宋淇便一個接一個地登場，所有對話都是格言和引文，最後張愛玲也來了：『噢，你也在這裏嗎？』」
是的，沒有早一步，沒有遲一步，他們剛巧都在這場流動的盛宴裡，或擦身而過，或相視而笑。
命運的力量
讀《宋淇傳奇》，我覺得還有一力量貫穿全書，名為命運。1949年，宋淇攜親人來港，五六十年代活躍於香港影壇；也是1949年，傅雷選擇了相反方向，攜親人從炮台山搬回大陸，陰差陽錯，終在1966年與妻子雙雙自殺。吳興華與宋淇在燕大任助教時，學校本打算送二人到國外留學，卻無奈遇上珍珠港事變，吳興華此後留在中國，跟傅雷一樣，終點都是1966年，不是自殺，而是給紅衛兵批鬥致死。張愛玲五十年代到了美國，篤信算命結果，覺得1963年會轉運，可惜沒有。錢鍾書大概能預示在塔可夫斯基《鄉愁》中那離鄉詩人之惘然，始終不願離開中國用外語寫作，幾十年來卻不知吃了多少苦頭。
命運也使宋以朗與宋淇打了個照面，這大概是書中結語〈宋淇見過徐志摩，我也遇上張愛玲〉的重點。1926年夏天，徐志摩到訪宋春舫的藏書樓春潤廬，恰在其中遇見蔡元培。那年宋淇七歲。宋以朗好奇，父親小時也見過這些傳奇人物嗎？他後來從宋淇遺物中發現了三封信，一輪研究，結論是，父親對這些傳奇人物的第一手經歷不多，都要靠勤懇查證才能說有意思的話，跟自己寫《宋淇傳奇》，可謂一模一樣。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更古遠之昔，代代承傳，便成文化。故宋以朗在文末還比較了祖父、父親和自己的經歷，以窺見社會變化，很像他多年前那篇〈Beseiged Fortress〉的第三部份，以小見大，步履輕盈地在新時代漫步，沒掉進抱殘守缺的懷舊漩渦。
文 郭梓祺
編輯 譚詠欣
黎廣德 - 破立相生－－雨傘催生「香港夢」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社會運動必然有破有立，雨傘運動自不例外。
破的方向很清晰：打破人大常委8．31政改決議的框框，才能有真普選，讓香港人命運自主。再深一層次，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威權，因為在文明社會，誰都沒有在欠缺民意授權的體制下擅自一錘定音的資格，特首梁振英如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如是。
破的目標已經漸見成果，雖然中央至今對8．31決議還很口硬，但已深知「中央權威不可侵犯」這一套皇帝的新衣，已被學生在國際社會面前當眾脫下，更因本地建制陣營湧現裂痕，顯得十分狼狽而不斷犯錯。例如新華社早上發稿批評富豪不就佔中表態，晚上刪稿再發文補救；全國政協常委史無前例撤銷田北俊職銜，卻又要中聯辦安撫自由黨勿脫離建制陣營；梁振英聲稱掌握證據顯示外國勢力干預，曾鈺成卻說看不到證據，黎棟國更反對由立法會用特權法調查。如此窘態，顯示中港官員正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們的選項正愈來愈少，壓力愈來愈大。
短期而言，破比立重要，因為打破北京的政改鳥籠是民心所向，更是佔領者會否和平退場的關鍵。事實上，某些頭腦清醒的中央官員也明白，容許香港實行真普選，令港人回歸體制內政治角力，總比繼續迫使學生在體制外抗爭和泛民議員全面不合作，對中共的威脅更少，因此當務之急是找一個體面的下台階修正8．31決議而已。但正如所有談判老手採用的策略：未到決定讓步的一刻，必然聲稱永不退讓，兼且開動宣傳機器幫自己壯膽。
據悉，好幾位行政會議成員都曾經喬裝遊客，深夜親到佔領區考察，但因怕暴露身分而不敢與留守者交談。若果他們敢對中央直言不諱，北京官員應該了解到雨傘運動不止求破，佔領者正在求「立」，進行一個前所未有的實驗。
雨傘運動的參與者起碼有三類：留守的學生和青年，不時提供物資或協助秩序的支持者，以及關心廣場安危而隨時挺身支援的市民，可以統稱為「撐傘者」。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曾經參與佔領集會的撑傘者共佔全港18歲以上受訪市民的百分之十八，推算全港達110萬人。經過一個月磨練，撐傘者已經隱然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因為大家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替香港開拓出一片未經規劃的公共空間，更取代政府成為這空間的主人。
責任意識 自由覺醒
儘管金、銅、旺三個佔領廣場大小不一和面貌各異，它們都靠兩株無形支柱——代表新價值的大樹——支撐起來。
第一株是責任意識：堅持和平守禮、主動打掃衛生、力行環保回收、強調資源共享，甚至有無數標語向場外的市民商戶致歉，都是承擔責任、自我約束的表現。
第二株是自由覺醒：爭取命運自主、衝破威權桎梏、無懼暴力威嚇、打破思想上的條條框框，都可以從廣場上目不暇給的自由創作，全港遍地開花的行為藝術，以至互聯網上的文章、音樂和錄像，活生生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
這兩株大樹開出的果實，正在成就一個新世代的願景。相對於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一個拋開集體威權意識，倚靠每一位個體參與者在地實踐的「香港夢」。說是「夢」，因為它還沒有完成，也未臻完美，撐傘者每天都在賦予新的內涵，廣場空間也很脆弱，每時每刻都有清場的威脅。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說穿了就是要中國人臣服共產黨領導，再換來一點好日子和抽象的民族自尊。但香港夢卻是在地、個體與真實的，兼且與普世價值接軌。例如環保回收是低碳生活的在地實踐，應對的挑戰是全球氣候變遷，正是世界公民責任的體現；藝術創作是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實踐，只有打破禁忌才能誠實地表現自我和探索社群的共同想像。
正因為責任意識與自由覺醒都是從普世價值吸收養分的兩株大樹，它們結出的果實必然對今天建制的管治模式構成重大挑戰。政制改革只是起點，往後的資源分配、土地利用、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各範疇的政策，都會受到「香港夢」的衝擊。
有消息說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講話，說有人想借政改令香港「翻天」。但如果佔領區是「翻天」的縮影，這種生氣勃勃、井然有序的狀態，實在沒有什麼可怕。關鍵是三十年前訂下的「一國兩制」模式需要與時並進，容納「一國兩夢」，這正是當今危機對習近平班子的最大考驗。
戒驕戒躁 比併韌力
中央已經看清楚，當今的關鍵不在於清場而在於管治：即在清場後香港能否回復至可管治的狀態。一旦血腥清場，香港必須「一步到位」，即放棄一國兩制而把香港納入為政治高壓的直轄市。習近平不願步鄧小平之後成為歷史罪人，中港權貴也絕不接受迹近傾家蕩產的利益損失，所以這只是外圍建制派夜行人吹哨的「選項」。
佔領區是香港夢的實驗場，當撐傘者日以繼夜地守護障礙物的時候，最危險的威脅反而來自內部。兩學三子開始落後於形勢，似乎未認識到雨傘運動至今最大的籌碼不在於「衝」而在於「守」。試想，三個佔領區位處香港心臟地帶，政府權力竟然無法插手干預，所以佔領區每存在多一天，便象徵特區政府威權萎縮多一截，因此壓力累積在港府肩上而不在撐傘者。
學聯有意主動上京對話，很可能變成在機場閘口擾攘一番的鬧劇，或到北京後受盡奚落而回，香港市民已屢見不鮮。泛民辭職公投，更只會轉移視線，令政黨政治污染政改訴求的純潔性，最終得不償失。學聯已經去信林鄭月娥，表明若特區政府不能討論8．31框架，便應安排學生會見李克強總理。壓力在林鄭月娥一方，若再欠缺回應，學聯可要求「關心學生」的「國家領導人」董建華邀請中央官員到佔領區考察或安排赴京會談，比起擅自闖關更加有節有理。
今天是韌力與耐力的比併，戒驕戒躁，穩守陣地，用最大愛心爭取市民支持，放開胸襟豐富佔領區的內涵，才是既破且立的上策。
【明報專訊】社會運動必然有破有立，雨傘運動自不例外。
破的方向很清晰：打破人大常委8．31政改決議的框框，才能有真普選，讓香港人命運自主。再深一層次，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威權，因為在文明社會，誰都沒有在欠缺民意授權的體制下擅自一錘定音的資格，特首梁振英如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如是。
破的目標已經漸見成果，雖然中央至今對8．31決議還很口硬，但已深知「中央權威不可侵犯」這一套皇帝的新衣，已被學生在國際社會面前當眾脫下，更因本地建制陣營湧現裂痕，顯得十分狼狽而不斷犯錯。例如新華社早上發稿批評富豪不就佔中表態，晚上刪稿再發文補救；全國政協常委史無前例撤銷田北俊職銜，卻又要中聯辦安撫自由黨勿脫離建制陣營；梁振英聲稱掌握證據顯示外國勢力干預，曾鈺成卻說看不到證據，黎棟國更反對由立法會用特權法調查。如此窘態，顯示中港官員正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為他們的選項正愈來愈少，壓力愈來愈大。
短期而言，破比立重要，因為打破北京的政改鳥籠是民心所向，更是佔領者會否和平退場的關鍵。事實上，某些頭腦清醒的中央官員也明白，容許香港實行真普選，令港人回歸體制內政治角力，總比繼續迫使學生在體制外抗爭和泛民議員全面不合作，對中共的威脅更少，因此當務之急是找一個體面的下台階修正8．31決議而已。但正如所有談判老手採用的策略：未到決定讓步的一刻，必然聲稱永不退讓，兼且開動宣傳機器幫自己壯膽。
據悉，好幾位行政會議成員都曾經喬裝遊客，深夜親到佔領區考察，但因怕暴露身分而不敢與留守者交談。若果他們敢對中央直言不諱，北京官員應該了解到雨傘運動不止求破，佔領者正在求「立」，進行一個前所未有的實驗。
雨傘運動的參與者起碼有三類：留守的學生和青年，不時提供物資或協助秩序的支持者，以及關心廣場安危而隨時挺身支援的市民，可以統稱為「撐傘者」。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曾經參與佔領集會的撑傘者共佔全港18歲以上受訪市民的百分之十八，推算全港達110萬人。經過一個月磨練，撐傘者已經隱然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因為大家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替香港開拓出一片未經規劃的公共空間，更取代政府成為這空間的主人。
責任意識 自由覺醒
儘管金、銅、旺三個佔領廣場大小不一和面貌各異，它們都靠兩株無形支柱——代表新價值的大樹——支撐起來。
第一株是責任意識：堅持和平守禮、主動打掃衛生、力行環保回收、強調資源共享，甚至有無數標語向場外的市民商戶致歉，都是承擔責任、自我約束的表現。
第二株是自由覺醒：爭取命運自主、衝破威權桎梏、無懼暴力威嚇、打破思想上的條條框框，都可以從廣場上目不暇給的自由創作，全港遍地開花的行為藝術，以至互聯網上的文章、音樂和錄像，活生生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
這兩株大樹開出的果實，正在成就一個新世代的願景。相對於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一個拋開集體威權意識，倚靠每一位個體參與者在地實踐的「香港夢」。說是「夢」，因為它還沒有完成，也未臻完美，撐傘者每天都在賦予新的內涵，廣場空間也很脆弱，每時每刻都有清場的威脅。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說穿了就是要中國人臣服共產黨領導，再換來一點好日子和抽象的民族自尊。但香港夢卻是在地、個體與真實的，兼且與普世價值接軌。例如環保回收是低碳生活的在地實踐，應對的挑戰是全球氣候變遷，正是世界公民責任的體現；藝術創作是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實踐，只有打破禁忌才能誠實地表現自我和探索社群的共同想像。
正因為責任意識與自由覺醒都是從普世價值吸收養分的兩株大樹，它們結出的果實必然對今天建制的管治模式構成重大挑戰。政制改革只是起點，往後的資源分配、土地利用、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各範疇的政策，都會受到「香港夢」的衝擊。
有消息說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講話，說有人想借政改令香港「翻天」。但如果佔領區是「翻天」的縮影，這種生氣勃勃、井然有序的狀態，實在沒有什麼可怕。關鍵是三十年前訂下的「一國兩制」模式需要與時並進，容納「一國兩夢」，這正是當今危機對習近平班子的最大考驗。
戒驕戒躁 比併韌力
中央已經看清楚，當今的關鍵不在於清場而在於管治：即在清場後香港能否回復至可管治的狀態。一旦血腥清場，香港必須「一步到位」，即放棄一國兩制而把香港納入為政治高壓的直轄市。習近平不願步鄧小平之後成為歷史罪人，中港權貴也絕不接受迹近傾家蕩產的利益損失，所以這只是外圍建制派夜行人吹哨的「選項」。
佔領區是香港夢的實驗場，當撐傘者日以繼夜地守護障礙物的時候，最危險的威脅反而來自內部。兩學三子開始落後於形勢，似乎未認識到雨傘運動至今最大的籌碼不在於「衝」而在於「守」。試想，三個佔領區位處香港心臟地帶，政府權力竟然無法插手干預，所以佔領區每存在多一天，便象徵特區政府威權萎縮多一截，因此壓力累積在港府肩上而不在撐傘者。
學聯有意主動上京對話，很可能變成在機場閘口擾攘一番的鬧劇，或到北京後受盡奚落而回，香港市民已屢見不鮮。泛民辭職公投，更只會轉移視線，令政黨政治污染政改訴求的純潔性，最終得不償失。學聯已經去信林鄭月娥，表明若特區政府不能討論8．31框架，便應安排學生會見李克強總理。壓力在林鄭月娥一方，若再欠缺回應，學聯可要求「關心學生」的「國家領導人」董建華邀請中央官員到佔領區考察或安排赴京會談，比起擅自闖關更加有節有理。
今天是韌力與耐力的比併，戒驕戒躁，穩守陣地，用最大愛心爭取市民支持，放開胸襟豐富佔領區的內涵，才是既破且立的上策。
馬國明 - 田北俊作為隱喻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剛辭去自由黨黨魁一職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因勸導特首梁振英自動請辭而被中國大陸的全國政協委員會褫奪全國政協委員。消息公布後，田氏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辭去行會一職，間接阻止董建華強行在立法會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再次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英雄。連田氏的反佔中立場也無阻金鐘的佔領者向他歡呼，或許在香港刻下的政治環境下，但凡有勇氣講真話的知名人士都會被視作英雄。但以隱喻來形容田北俊的所作所為和得到的對待除了更恰當，更可以促進思考，尤其是思考香港當前的處境。
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指出，在思想的領域裏，隱喻的意義有如現實世界的廢墟一樣。田北俊說自己是一名會說不的建制派，但像他這樣會說不的建制派卻是獨一無二，亦即是說在香港的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代表性，毫無象徵意義。但作為隱喻，田氏所盛載的意義卻十分豐富。就以他勸喻梁振英自動請辭一事，誠如田氏自己所言，合情合理。建制派的政治目標清楚簡單，無非是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建制派支持梁振英的前提是後者同樣會維護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擺出一副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姿態，因而未有得到相當部分香港財閥的支持。後來因為主要對手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梁氏在候選人公開辯論時窮追猛打，並指出問題不但是僭建問題，更是誠信問題。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梁振英當選特首不久即被揭發同樣犯了僭建。更甚者，梁氏面對一己僭建的醜聞時，諸多推搪，企圖敷衍了事，梁氏的誠信瀕臨破產。另一方面，梁振英上任後的人事任命，予批評者用人為親的口實。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中，梁振英更違反促進競爭的商業原則，以出現過度競爭的藉口，拒絕向表現最進取的香港電視發牌。凡此種種，處處表示梁振英絕非稱職的特首人選。及至政改，更因為梁氏處理不當而直接和間接引發目前這場世界知名的雨傘運動。
田氏成隱喻，建制成廢墟
建制派的目標無非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但眼前來勢洶洶的雨傘運動卻是衝着建制派的既得利益。梁振英辭職有助化解運動，田北俊十分客氣地勸告梁振英辭職完全符合建制派的利益，可是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人和應！田氏說他獲得佔領區的人士歡呼一事，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陣營明知梁振英請辭有助化解運動，維持一己的既得利益，但卻無人和應田北俊合情合理的勸告。在思想的領域裏，田氏變成隱喻，而在現實世界裏，香港的建制陣營則成了廢墟！
田北俊作為隱喻的另一優點是讓人們重新思考2003年的事情，如果今日的田氏失去全國政協委員的職銜後，灑脫地辭去自由黨黨魁的榮銜，全心為香港市民發聲，因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英雄；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連半點自知之明也沒有的董建華政府依然準備強行在建制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幸好田北俊果斷地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銜，令反應經常慢三拍的董建華也要知難而退，兩者相比，2003年的田北俊簡直是超級英雄了。但當年香港的建制陣營一如今天一樣，同樣不知自己的利益所在。即使是田北俊，若果沒有七一大遊行的震撼，也未必醒覺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禍害。健全的市場運作有賴信息自由收發，基本法23條一旦立法，如同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辦報自由等香港社會的基石上重重一擊，更有可能妨礙信息的自由流通，令香港一向蜚聲國際的自由市場蒙上不必要的陰影。但整個建制陣營對基本法23條立法卻沒有絲毫危機感，就連要求當時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首先以綠皮書的形式諮詢，然後再改為白皮書的卑微要求也不願支持。今日，建制陣營中人以至政府高官開口埋口說香港核心價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直接危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整個建制陣營卻是無動於中。或許田北俊在事件中的確扮演了超級英雄的角色，但無論是蝙蝠俠、蜘蛛俠或超人等超級英雄電影，但凡要勞煩超級英雄打救的場面必定是令人揑一把汗的。2003年，毫無作為的董建華政府強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一事確是令人揑一把汗，因此才需要超級英雄打救。
田少變英雄，香港處境令人揑汗
但田北俊這位超級英雄，一如電影的超級英雄一樣，沒有絲毫的象徵意義，有的就只是作為隱喻的意義。從隱喻的角度而言，由數名大財閥壟斷經濟命脈的香港和電影蝙蝠俠的Gotham City相差無幾，瀕臨於一夜間淪為廢墟的邊緣。如果認為這樣說有誇張失實之嫌，不妨把目光再放遠一點。當初起草基本法時，並沒有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後來因為中國大陸發生六四血腥鎮壓，引起香港社會極大反響，才急就章加上23條的條文。六四血腥鎮壓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形成的矛盾所至，基本法臨時增加23條的條文其實是變相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的矛盾暗地塞進基本法裏，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是建基在這樣一部的基本法上。今日好像無法解決的政改風波同樣源於這部基本法，田北俊被褫奪政協委員職銜一事，不少評論已指出充分暴露北京當局的處事方針。但與其把田氏當作英雄，不如把他當作隱喻，因為這樣才能說明刻下香港無異於廢墟的處境。在香港，經常聽到一些知名人士高談必須實事求是，提出香港無異於廢墟正好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廢墟不表示沒有價值，相反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歷史廢墟被聯合國評為人類歷史遺產。說香港是廢墟，意思不在於把香港看成是人類歷史遺產，畢竟香港是700萬人生活的地方。說香港是廢墟，用意是要理解淪為廢墟的因由，而最大的因由莫過於梁振英顯然是香港建制陣營的負資產，但整個建制陣營裏，就只有田北俊一人有勇氣勸告梁振英自動請辭！
文 馬國明
編輯 孫賢亮 丁曉彤
【明報專訊】剛辭去自由黨黨魁一職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因勸導特首梁振英自動請辭而被中國大陸的全國政協委員會褫奪全國政協委員。消息公布後，田氏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辭去行會一職，間接阻止董建華強行在立法會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再次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英雄。連田氏的反佔中立場也無阻金鐘的佔領者向他歡呼，或許在香港刻下的政治環境下，但凡有勇氣講真話的知名人士都會被視作英雄。但以隱喻來形容田北俊的所作所為和得到的對待除了更恰當，更可以促進思考，尤其是思考香港當前的處境。
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指出，在思想的領域裏，隱喻的意義有如現實世界的廢墟一樣。田北俊說自己是一名會說不的建制派，但像他這樣會說不的建制派卻是獨一無二，亦即是說在香港的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代表性，毫無象徵意義。但作為隱喻，田氏所盛載的意義卻十分豐富。就以他勸喻梁振英自動請辭一事，誠如田氏自己所言，合情合理。建制派的政治目標清楚簡單，無非是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建制派支持梁振英的前提是後者同樣會維護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擺出一副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姿態，因而未有得到相當部分香港財閥的支持。後來因為主要對手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梁氏在候選人公開辯論時窮追猛打，並指出問題不但是僭建問題，更是誠信問題。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梁振英當選特首不久即被揭發同樣犯了僭建。更甚者，梁氏面對一己僭建的醜聞時，諸多推搪，企圖敷衍了事，梁氏的誠信瀕臨破產。另一方面，梁振英上任後的人事任命，予批評者用人為親的口實。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中，梁振英更違反促進競爭的商業原則，以出現過度競爭的藉口，拒絕向表現最進取的香港電視發牌。凡此種種，處處表示梁振英絕非稱職的特首人選。及至政改，更因為梁氏處理不當而直接和間接引發目前這場世界知名的雨傘運動。
田氏成隱喻，建制成廢墟
建制派的目標無非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但眼前來勢洶洶的雨傘運動卻是衝着建制派的既得利益。梁振英辭職有助化解運動，田北俊十分客氣地勸告梁振英辭職完全符合建制派的利益，可是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人和應！田氏說他獲得佔領區的人士歡呼一事，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陣營明知梁振英請辭有助化解運動，維持一己的既得利益，但卻無人和應田北俊合情合理的勸告。在思想的領域裏，田氏變成隱喻，而在現實世界裏，香港的建制陣營則成了廢墟！
田北俊作為隱喻的另一優點是讓人們重新思考2003年的事情，如果今日的田氏失去全國政協委員的職銜後，灑脫地辭去自由黨黨魁的榮銜，全心為香港市民發聲，因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英雄；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連半點自知之明也沒有的董建華政府依然準備強行在建制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幸好田北俊果斷地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銜，令反應經常慢三拍的董建華也要知難而退，兩者相比，2003年的田北俊簡直是超級英雄了。但當年香港的建制陣營一如今天一樣，同樣不知自己的利益所在。即使是田北俊，若果沒有七一大遊行的震撼，也未必醒覺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禍害。健全的市場運作有賴信息自由收發，基本法23條一旦立法，如同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辦報自由等香港社會的基石上重重一擊，更有可能妨礙信息的自由流通，令香港一向蜚聲國際的自由市場蒙上不必要的陰影。但整個建制陣營對基本法23條立法卻沒有絲毫危機感，就連要求當時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首先以綠皮書的形式諮詢，然後再改為白皮書的卑微要求也不願支持。今日，建制陣營中人以至政府高官開口埋口說香港核心價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直接危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整個建制陣營卻是無動於中。或許田北俊在事件中的確扮演了超級英雄的角色，但無論是蝙蝠俠、蜘蛛俠或超人等超級英雄電影，但凡要勞煩超級英雄打救的場面必定是令人揑一把汗的。2003年，毫無作為的董建華政府強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一事確是令人揑一把汗，因此才需要超級英雄打救。
田少變英雄，香港處境令人揑汗
但田北俊這位超級英雄，一如電影的超級英雄一樣，沒有絲毫的象徵意義，有的就只是作為隱喻的意義。從隱喻的角度而言，由數名大財閥壟斷經濟命脈的香港和電影蝙蝠俠的Gotham City相差無幾，瀕臨於一夜間淪為廢墟的邊緣。如果認為這樣說有誇張失實之嫌，不妨把目光再放遠一點。當初起草基本法時，並沒有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後來因為中國大陸發生六四血腥鎮壓，引起香港社會極大反響，才急就章加上23條的條文。六四血腥鎮壓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形成的矛盾所至，基本法臨時增加23條的條文其實是變相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的矛盾暗地塞進基本法裏，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是建基在這樣一部的基本法上。今日好像無法解決的政改風波同樣源於這部基本法，田北俊被褫奪政協委員職銜一事，不少評論已指出充分暴露北京當局的處事方針。但與其把田氏當作英雄，不如把他當作隱喻，因為這樣才能說明刻下香港無異於廢墟的處境。在香港，經常聽到一些知名人士高談必須實事求是，提出香港無異於廢墟正好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廢墟不表示沒有價值，相反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歷史廢墟被聯合國評為人類歷史遺產。說香港是廢墟，意思不在於把香港看成是人類歷史遺產，畢竟香港是700萬人生活的地方。說香港是廢墟，用意是要理解淪為廢墟的因由，而最大的因由莫過於梁振英顯然是香港建制陣營的負資產，但整個建制陣營裏，就只有田北俊一人有勇氣勸告梁振英自動請辭！
文 馬國明
編輯 孫賢亮 丁曉彤
2014年11月1日 星期六
李怡 - 目前搞變相公投絕不可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1日
佔中三子、學聯、學民及民間團體召開圓桌會議，商討就政改發動立法會議員辭職補選，變相公投。據了解，各大陣營認同發動全民變相公投，可延續雨傘運動積聚的群眾力量，深化爭取真普選運動。只是對公投議題、由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還是五區直選議員辭職啟動公投，則未有定案。多名泛民議員傾向以公投決定泛民是否支持政改方案。
在雨傘運動洶湧澎湃的時刻，發動一個無法預知成效的辭職公投，未免對當前形勢迹近無知，而且等於斷送了雨傘運動已取得的成果。
首先，泛民議員是支持還是否決政改方案，難道還需要公投來決定嗎？如果說，在雨傘運動之前，泛民還有可能被政府挖走幾票的話，經過雨傘運動，支持民主的社會力量已非常鮮明表達絕不可以對反民主政改方案「袋住先」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士怎麼會聽不到？
其次，儘管支持民主的市民態度堅決、勇敢、無私，但正如筆者多次提到，在全世界，發動社會運動都不可避免擾民，因此沒有任何社會運動是得到社會絕對多數人支持的，沉默大多數不會看到和顧及長遠的、根本的權利，他們總是比較關注自己的日常生活。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如此，法國學生運動如此，日本七十年代的學運也如此。因此，若把「是否用街頭抗爭去推動民主」付諸公投，實在無把握能獲多數市民支持。如果僥倖在變相公投中獲勝，除非獲過半選民支持（這幾乎不可能），否則中共港共不會認為這代表大多數民意。而即使真的拿到三四百萬支持民主的票，中共港共仍然可以不承認這結果。倘若民主派的公投輸掉或投票率低，那麼中共港共更可以振振有辭說多數市民接受「袋住先」啦。
其三，目前泛民手握27票，穩定可以否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如果冒險搞五區變相公投，而不能全勝，輸掉兩三席，否決的票數岌岌可危。為甚麼無端端要冒這個險？
其四，目前金銅旺三佔領區，人數雖減少，但支持雨傘運動的市民卻未必減少。只要出現緊急狀況，一定又會有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因為香港人為爭取自主而抗爭的精神已經被呼喚起來了。9.28的爆發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香港人的正義感和抗爭精神嗎？發動變相公投，如果輸了或投票率低，就不是「延續雨傘運動積聚的群眾力量、深化爭取真普選運動」而是相反。別忘了，抗爭精神是催淚彈呼喚出來的。
為甚麼這些領頭抗爭的團體和個人，會在這時候提出這種幾近白癡的主意？連建制派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看不出辭職補選的有力理據及有何作用，相信最想見到泛民辭職公投的應是中共港共當局，使他們輕易瓦解積聚的抗爭民氣。
民運領頭人物是否希望假借公投來作退場的藉口呢？對他們在各佔領區的苦撐，對他們擔心長此下去，市民因不耐煩而支持可能逆轉，或使他們在2016年的選舉中失去部份選票，這些考慮我們能夠理解。但你們自己要退就退好了，請不要用一個莫名其妙的公投，拿廣大支持民主的市民來豪賭。
目前確有部份市民對佔領運動感到厭煩，甚至可能從支持而轉為不怎麼支持。但另外也有相當多的市民被佔領區的平和、創意、和善、互助、不為私利及近乎公社式的合作而感動。這種正義精神是相當強大的力量。中共派大陸城管、惡勢力、甚而出動軍隊並非不可能，但在國際關注下這種可能性較小。路透社日前發表一項非正式調查指，近九成留守各佔領區的示威者，準備留在街上一年以上。逾九成人表示，即使警方清場，他們仍會轉戰其他地點，重佔街道。香港人的韌性戰鬥不可小覷。
並非不可以考慮退場並等機會再戰，但辭職變相公投在目前這階段提出，則絕不可取。（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變相公投餿主意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日
議員辭職作五區變相公投成為泛民熱議問題。公投的結果若是民主派輸了，該怎樣應對？有人說，願賭服輸，不能輸打贏要。更有學者提議：泛民可以承諾，若未能取回五席中的三席，就會在議會中「袋住先」，通過政府方案；若反對派大勝，便堅持立場到底，不單會否決方案，更會以新一輪抗爭與當局周旋下去。我聽到這些建議，總會捧腹大笑。
提出這些餿主意的人，可能一生不曾坐上賭枱。雙方對賭，贏了將對方的賭注收進來，輸了推翻賭枱一走了之，這是應予譴責的輸打贏要。問題是對家有坐到賭枱上來嗎？更重要的是，他有下注對賭嗎？如果反對派輸了，賭注被沒收，但贏了呢？根本沒有人下注對賭，也就沒有東西可以贏回來。所以，這不是賭局，不存在輸打贏要可能性。非要比喻為賭局，就只是反對派自己坐上沒有對家的賭枱，拿出賭注來要求看一張民意的牌，輸了，賭注沒有了，贏了，照原賭注收回來，如果天下居然有這樣的傻賭徒，豈不是笑爆嘴乎？
真正賭一場，是泛民建制各辭五席，補選結果若是五對五和局，自一切照舊，倘若六對四泛民輸了，就一齊通過政府方案；反之，建制派應派出二十七名議員和泛民一齊否決方案。這才是賭局。若有五十四名議員一起否決方案，聲勢當然大得多。建制派自稱代表民意，何懼一博？
佔中三子、學聯、學民及民間團體召開圓桌會議，商討就政改發動立法會議員辭職補選，變相公投。據了解，各大陣營認同發動全民變相公投，可延續雨傘運動積聚的群眾力量，深化爭取真普選運動。只是對公投議題、由超級區議會議員辭職還是五區直選議員辭職啟動公投，則未有定案。多名泛民議員傾向以公投決定泛民是否支持政改方案。
在雨傘運動洶湧澎湃的時刻，發動一個無法預知成效的辭職公投，未免對當前形勢迹近無知，而且等於斷送了雨傘運動已取得的成果。
首先，泛民議員是支持還是否決政改方案，難道還需要公投來決定嗎？如果說，在雨傘運動之前，泛民還有可能被政府挖走幾票的話，經過雨傘運動，支持民主的社會力量已非常鮮明表達絕不可以對反民主政改方案「袋住先」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士怎麼會聽不到？
其次，儘管支持民主的市民態度堅決、勇敢、無私，但正如筆者多次提到，在全世界，發動社會運動都不可避免擾民，因此沒有任何社會運動是得到社會絕對多數人支持的，沉默大多數不會看到和顧及長遠的、根本的權利，他們總是比較關注自己的日常生活。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如此，法國學生運動如此，日本七十年代的學運也如此。因此，若把「是否用街頭抗爭去推動民主」付諸公投，實在無把握能獲多數市民支持。如果僥倖在變相公投中獲勝，除非獲過半選民支持（這幾乎不可能），否則中共港共不會認為這代表大多數民意。而即使真的拿到三四百萬支持民主的票，中共港共仍然可以不承認這結果。倘若民主派的公投輸掉或投票率低，那麼中共港共更可以振振有辭說多數市民接受「袋住先」啦。
其三，目前泛民手握27票，穩定可以否決假普選的政改方案；如果冒險搞五區變相公投，而不能全勝，輸掉兩三席，否決的票數岌岌可危。為甚麼無端端要冒這個險？
其四，目前金銅旺三佔領區，人數雖減少，但支持雨傘運動的市民卻未必減少。只要出現緊急狀況，一定又會有數以萬計的市民聚集。因為香港人為爭取自主而抗爭的精神已經被呼喚起來了。9.28的爆發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香港人的正義感和抗爭精神嗎？發動變相公投，如果輸了或投票率低，就不是「延續雨傘運動積聚的群眾力量、深化爭取真普選運動」而是相反。別忘了，抗爭精神是催淚彈呼喚出來的。
為甚麼這些領頭抗爭的團體和個人，會在這時候提出這種幾近白癡的主意？連建制派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看不出辭職補選的有力理據及有何作用，相信最想見到泛民辭職公投的應是中共港共當局，使他們輕易瓦解積聚的抗爭民氣。
民運領頭人物是否希望假借公投來作退場的藉口呢？對他們在各佔領區的苦撐，對他們擔心長此下去，市民因不耐煩而支持可能逆轉，或使他們在2016年的選舉中失去部份選票，這些考慮我們能夠理解。但你們自己要退就退好了，請不要用一個莫名其妙的公投，拿廣大支持民主的市民來豪賭。
目前確有部份市民對佔領運動感到厭煩，甚至可能從支持而轉為不怎麼支持。但另外也有相當多的市民被佔領區的平和、創意、和善、互助、不為私利及近乎公社式的合作而感動。這種正義精神是相當強大的力量。中共派大陸城管、惡勢力、甚而出動軍隊並非不可能，但在國際關注下這種可能性較小。路透社日前發表一項非正式調查指，近九成留守各佔領區的示威者，準備留在街上一年以上。逾九成人表示，即使警方清場，他們仍會轉戰其他地點，重佔街道。香港人的韌性戰鬥不可小覷。
並非不可以考慮退場並等機會再戰，但辭職變相公投在目前這階段提出，則絕不可取。（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變相公投餿主意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日
議員辭職作五區變相公投成為泛民熱議問題。公投的結果若是民主派輸了，該怎樣應對？有人說，願賭服輸，不能輸打贏要。更有學者提議：泛民可以承諾，若未能取回五席中的三席，就會在議會中「袋住先」，通過政府方案；若反對派大勝，便堅持立場到底，不單會否決方案，更會以新一輪抗爭與當局周旋下去。我聽到這些建議，總會捧腹大笑。
提出這些餿主意的人，可能一生不曾坐上賭枱。雙方對賭，贏了將對方的賭注收進來，輸了推翻賭枱一走了之，這是應予譴責的輸打贏要。問題是對家有坐到賭枱上來嗎？更重要的是，他有下注對賭嗎？如果反對派輸了，賭注被沒收，但贏了呢？根本沒有人下注對賭，也就沒有東西可以贏回來。所以，這不是賭局，不存在輸打贏要可能性。非要比喻為賭局，就只是反對派自己坐上沒有對家的賭枱，拿出賭注來要求看一張民意的牌，輸了，賭注沒有了，贏了，照原賭注收回來，如果天下居然有這樣的傻賭徒，豈不是笑爆嘴乎？
真正賭一場，是泛民建制各辭五席，補選結果若是五對五和局，自一切照舊，倘若六對四泛民輸了，就一齊通過政府方案；反之，建制派應派出二十七名議員和泛民一齊否決方案。這才是賭局。若有五十四名議員一起否決方案，聲勢當然大得多。建制派自稱代表民意，何懼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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