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 - 市民表態清晰明確 政府應撤回遞補方案

2011年7月2日

【明報專訊】據主辦七一遊行的團體民陣聲稱，今年約有21.8萬名市民上街，參加遊行，是200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即使以警方所說的5.4萬人，也是2004年以來最多）。明報的現場調查發現，絕大部分遊行人士均反對政府提出的立法會議席出缺的遞補機制，因此我們相信這是驅使民眾上街的一大原因。這也是民意對遞補機制最具體、最明確的一次表態。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切實回應市民訴求，主動撤回遞補機制方案，重新諮詢，讓市民參與決定接替議席出缺的安排；若政府一意孤行，立法會議員要善盡代議士的職責，否決遞補方案，確切傳達一個信息：市民和議會都不會讓專權霸道的政府得逞。

2004年以來最多人上街
政府必須切實回應

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翌年約22萬人參加遊行之後，歷年七一遊行人數，多在2、3萬之譜，顯示七一遊行的號召力，已經大為減弱。今年，主辦團體民陣打出「2012年雙普選、反對地產霸權、曾蔭權下台」3項訴求，不算動人心弦，但是突然殺出「遞補機制事件」，迅速發酵，使得不少市民質疑政府有「以杜絕『玩嘢』補選之名，剝奪市民補選投票權之實」的嫌疑。於是市民再次上街，匯成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目的為捍衛香港理性求真的核心價值、程序正義的尊嚴和市民投票的基本權利。

政府和建制派推銷遞補機制，主要認為去年的所謂「變相公投」，投票率只有17%，據此推論未投票的選民，應會支持堵塞選舉漏洞。去年未投票的83%選民，各有不同理由，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抵制「變相公投」，並不等於同意政府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若政府認為「不投票等於贊成遞補機制」，這是扭曲民意甚至是強姦民意。

昨日數以萬計市民上街，是迄今就遞補機制最具體而明確的民意表達。所以，若政府認為遞補機制反映民意，為市民接受，就必須拿出確實可信數據，而非胡編揑造、張冠李戴地糊弄香港市民。

政府回應七一遊行，提到「遞補機制填補空缺並不構成違反憲法或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遞補機制是否違憲，若遇挑戰，尚待法庭甚或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才有答案。但是回歸以來，市民在立法會議席出缺時，都可在補選中參選或投票，一旦實施遞補安排，不再有補選，市民再無機會參選或投票，此乃客觀事實，政府強辯沒有「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顯然與客觀事實扞格。另外，政府即使要堵塞選舉漏洞，目的應在杜絕「玩嘢補選」，遞補機制卻連自然死亡的補選也被封殺，這是十分荒謬的做法，市民不可能接受。

政府提出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屬於選舉制度的重大改變，政府黑箱作業拋出方案，以急就章操作，在建制派護盤下，意圖強行在立法會修訂通過，罔顧程序正義，加上遞補安排基本內容、官員認知到具體操作，都出現倉卒而導致的錯誤，而政府執迷不悟、一意孤行所暴露專權霸道，也衝擊着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我們要求政府順應民意，撤回遞補方案，重新諮詢，讓市民參與決定堵塞選舉漏洞的安排。

若政府我行我素，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則議員必須發揮反映民意的職能，否決遞補方案。按目前議員取態，若再有多過6名議員要求政府撤回方案，政府就不夠票通過法案。我們認為，市民對遞補機制的取態，清晰而明確，立法會議員經常聲稱代表市民發聲，這次是給議員兌現承諾的機會，希望議員不致讓市民失望。

政府發言人在回應七一遊行時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市民的訴求，並會繼續虛心聆聽，令施政更能切合市民所需」。這些話說得動聽，但是在現實中，卻見政府說一套、做一套。例如昨日遊行市民中，不少人對樓市不滿，大多要求復建居屋。樓市所引發民怨、民憤至深，市民、輿論、學者甚至個別發展商，早已要求復建居屋，但是曾蔭權政府置若罔聞，寧願推出非驢非馬的「置安心」計劃，企圖搪塞過去。特首曾蔭權趁澳洲訪問期間，接受外國通訊社和澳洲電視台訪問時，才說「政府有責任協助中產人士置業」，至於會否復建居屋，他和政府仍然三緘其口，其間有主理房屋事務的官員說，就算復建居屋，最快也要7年才會建成首批。這些信息，使人對曾蔭權政府聽取民意、解決市民置業難的誠意，大表懷疑。

是否 「夕陽政府」
不靠口講看行動

曾蔭權昨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四周年酒會致辭時，否認「政府已經踏入『夕陽』階段」，表示「在未來一年，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踏實工作，堅毅不懈，以謙虛的態度為市民的幸福奮鬥至最後一分一秒。」對於曾蔭權言志，不同的人有不同體會，但是對於生活在香港的市民，特區政府是否「夕陽政府」，不靠口講判別，而是看有沒有實際行動。一個政府是否處於夕陽階段，並非什麼政治術語，而是關乎這個政府的實際表現；一個積極進取、讓人民看到願景和前景的政府，即使還剩一日任期，也不會被視為夕陽政府；若一個政府無所作為，只在混日子，就算還有5年任期，這樣的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就是徹頭徹尾的夕陽政府。

昨日，上街市民的訴求各式各樣，曾蔭權領導的政府如何以實質行動作回應，讓市民感受到政府施政切合其需要，相信是現階段市民用以檢驗曾蔭權政府是否夕陽政府的最佳準則。

韓寒 - 中國式慈善事業

2011年6月30日

（註：文章出自韓寒博客，原文無標題。）

中國的慈善機構是很淡定的，因為他們都是政府機構，事態再失控，他們都不害怕。他們知道，他們擁有最後一道防線：輿論消滅權。在這些慈善機構們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肯定有個部門會發出最後的吼聲，然後一片寂靜。比較著名的一次慈善機構行使輿論消滅權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頭版揭露希望工程負責任挪用億元善款進行投資，最終導致虧損。結果這份報紙幾十萬份被收回銷毀，僅存幾千在人間。寫這篇文章的新聞人方進玉遭到處理，提供線索的楊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審計報告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此前希望工程還有假信醜聞，上海一家規模不大的私營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學生，他們收到了所有學生的感謝信，結果經查證，僅有3名學生收到了善款，其餘均為假信，他們踏訪了那片土地，發現感謝信中的一些學生其實已經失學。後來南方周末的記者去做過深度報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學的蘭姓孩子家中母親雙腿癱瘓，家中孩子全部失學，由於當時中央還徵收農業稅，而殘疾人可以免除農業稅，孩子的母親交不起五十元辦理殘疾證，所以爬到了當地政府門口要求减免，官員說，你沒有殘疾證，所以你不是殘疾人。後來走訪的學生雖然補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實已經被塗改。

雖然在假信風波中，有相當責任是地方的共青團和教委，因為是官方慈善機構的性質，所以善款會先到當地共青團，再到教委，再到學校，再到個人，但毫無疑問這是整套系統出現的問題。那麼為什麼類似紅十字會這樣的慈善機構，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樣不允許非官方的慈善機構或者NGO的產生呢？我覺得這並不是因為官方擔心管理混亂，因為NGO再混亂也混亂不過他們自己。而是由於官方機構做的實在太差，所以他們明白很多NGO的誕生勢必會很快樹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輕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與慈善有關，加上獨立，透明，又有資金和會員的支持，又獲得人心，等於是建黨偉業，假以時日，勢必會政權構成一定的威脅，就算沒有威脅，被監督和對比著也是渾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歡金城武天天站在他邊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著慈善機構，管理媒體，審計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這便是中國所謂慈善機構的問題來源。

但是很明顯，紅十字會的後台沒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紅十字，會出現很多內容，正面負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會，馬上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你所搜索的內容不予顯示」，這就變成了沒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醜聞，很多也被屏蔽。在醜聞出現以後，紅十字會的各種領導雖然智商不濟，但還硬撑召開了發布會，說了一堆不著邊的傻話，而且新聞媒體也沒有遭到報復。希望工程面對自己的醜聞則不會進行任何的回應，直接封殺媒體，銷毀報紙，處理記者。紅十字會表示，爭取馬上開通查詢系統，可以讓捐款者知道每一筆善款的去處。而希望工程則無法審計。面對一個這樣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們完全有理由用最壞的心去揣測他，並要求對希望工程進行獨立的審計。

在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大家都曾經被要求為希望工程捐獻，而且年復一年。如果你問我，我們還要為希望工程捐款麼，我問你，如果美國人用twitter搜索一個慈善機構和一個慈善工程，結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們會為這個慈善機構捐款麼？人類沒有任何理由為一個不願公布審計報告並壓迫傳媒的機構捐款，無論它救助的是什麼樣的對象或者獲得了什麼樣的成就。

如果我們以最好的心去揣測，那麼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歷史舞台了，如果現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畢竟希望工程幫助過不少貧困學生，雖然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來節省應該是屬於財政的開支，但也是有善。當年鄧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財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間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數千億，維穩一年數千億，討好各種生僻國家一家數百億，而中國有失學兒童三百萬，承擔他們教育僅僅需要一年十億。假設現在的中國沒有一所小學，要給中國的五十萬個村裏每一個村都蓋一個小學，包括華西村之流也給蓋上，需要的全部資金也僅僅等於我們的全體行政人員一個季度不要進行公款消費。所以我覺得希望工程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間徵集善款，教育本來是國家財政的一個重要支出部分。我們來看一個數據：2010年香港GDP 17,481億港元，徵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 9,511億元，徵稅3,061億元，廣州GDP 10,604億元，徵稅3,379億元。香港稅收占GDP 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213億元，占稅收3%。說到醫療，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數據：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這兩個數據說明瞭什麼我就不說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夠的能力和義務去承擔基礎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無需去掏不明不白並不容質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對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達到了其他國家的相應比例，而基礎教育問題依然無法解决，那才是民間慈善應該幫助和頂上的時候。但這些不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襲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結尾來給這篇文章結尾：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但是如果諸惡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過，乃至是非顛倒，這一切都不影響後面的那句，眾善奉行。

只有眾善夠重，諸惡才能被誅。

大律師公會第四度批評遞補機制違憲

黃仁龍：補選耗公帑
強調遞補合法 非單考慮公投
2011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公會昨日第四度批評遞補機制違憲，認為港人的選舉權，不應成為政府權宜的犧牲品，律政司長黃仁龍昨晚反擊，強調方案合憲合法，又指無論是辭職還是其他原因如死亡等而令議席出缺，補選會有不理想情况，例如需動用公帑、議席亦無延續性，被問到是否「為錢可犧牲市民補選投票權」時，黃仁龍說這並非合理總結，重申今次立法「並非單單考慮去年所謂的五區公投」。

學者反駁：法院都用好多錢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表示，根據黃仁龍的邏輯，「法院都要用好多錢，是否連法院都不要？」馬嶽又質疑，公帑不是律政司長的職責範圍，「這番說話不應由黃仁龍說，要說也是由庫務官員說」。

大律師公會昨日首度召開記者會，指政府的遞補機制修訂方案，仍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又批評政府聲稱的立法迫切性，實屬「咎由自取」，要求政府撤回方案。

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指出，原有方案中不可接受的部分，仍保留在新建議內，好像不少參選名單未能提供一個後補人，政府仍會沿用其他名單中獲最大餘額者遞補的方法，而非讓市民在補選中表達意見。他又表示，不接受政府解釋，必須用一致方法，處理請辭、死亡或失去資格的出缺情况。假如政府一意孤行強行通過方案，林孟達坦言「的確會影響政府的有效統治」。對於政府指立法迫切，大律師公會批評這是政府「咎由自取」，林孟達說︰「就算有迫切需要在2011年9月前立法，政府應更早開展諮詢和立法程序。」

大律師公會：修訂版仍違基本法

律政司長黃仁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昨晚9時會見記者，黃仁龍花了15分鐘解釋政府理據，強調遞補機制不違憲，憲法從沒要求必須以補選填補議席空缺，他說議員辭職，是「選民被剝奪（該議員）代表他的權利」，他又指補選涉及公帑的損耗，立法會在議員出缺期間亦少了議員在議會。

黃仁龍說，撇開「公投」，任何補選亦會出現不理想情况，如同樣需以公帑補選、議席亦無延續性。他稱其他地方亦有用補選以外的方法，現時的修訂可體現選民的自由表達意見權利，保持比例代表制的精神。

黃仁龍不肯回應政府有否諮詢律政司以外的其他法律意見，只說律政司有考慮相關法律觀點，包括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無回應「是否出自良心」

【明報專訊】政府提出遞補機制建議至今，一直被質疑是否合憲，但律政司長黃仁龍一直未有現身，以其專業身分向公眾解釋政府觀點，周一會見記者時只說對政府的觀點沒有補充，至昨日大律師公會召開記者會後，黃仁龍才肯面對公眾，但他被問及有關法律觀點是否出自良心時，沒有正面回應。

在政府問責團隊中少有屬高民望的黃仁龍，在遞補機制一事上「潛水」多時，昨晚終肯詳細交代政府理據，他以肯定的態度向記者詳述法律觀點，但亦察覺政府說法未能令大部分市民認同，除逐一反駁外，又稱今次立法「希望可堵塞『我們視為』的漏洞」。

有記者問到今次建議是否出自良心、他會否因此而辭職下台，黃仁龍聽到「良心」一問便笑了出來，但不肯正面回應問題，只說自己有責任就法律問題提出中肯意見。

記者質詢：無理由連白癡都不如

面對黃仁龍所說的法律理據，有記者按捺不住，稱政府說因去年補選投票率低，便說市民認同政府今次立法，「是白癡都看得出好有問題的邏輯」，記者指聰明的黃仁龍沒理由「連白癡都不如」。黃仁龍聽後未有發怒，重申今次立法並非單單因為去年的「五區公投」。

學者聯署反對 斥欠求真態度

【明報專訊】包括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沈旭暉等逾700名年輕學者，聯署反對遞補機制。他們指出，政府的修訂雖加入「同名單替補」元素，然而以2008年立法會選舉為例，新界東如一人名單的梁國雄出缺，依然會由不獲同一授權的田北俊遞補，制度依然是世界所無的奇譚，而政府稱新方案與德國、芬蘭和波蘭「看齊」，求真態度令人失望，反映依然漠視諮詢民意，對學術、知識和邏輯的尊重同樣輕蔑。這批年輕學者呼籲政府回頭是岸，撤回任何含有「敗者替補」元素的方案。

參與聯署的包括本港或海外大學的碩士、博士、教授及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學者，包括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葉蔭聰、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等。

另外，逾120名大專學者包括陳家洛、成名等及專業人士今日在報章聯署，批評遞補方案剝奪市民投票權，有違比例代表制原則，呼籲市民在七一上街表達不滿。

Vic：以下為陳雲在Facebook上的說法：

林瑞麟說，同名單補替的方法，參考了德國議會的模式。這一方面是輸打贏要，胡亂行事，因為他之前說，用第二高票的另一張名單，是參考德國模式的（已被德國政府駁斥！）。

德國是徹底民主的國家，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及聯邦自治傳統。即使是照搬某些選舉制度的細節，也絕不適用於香港的。德國的選舉模式有保護弱勢政黨的安排，弱勢政黨也往往聯盟參選，令名單穩定，況且政黨歷史悠久，很少忽然冒出什麼古怪政黨或不明來歷的參選名單的。由於政黨的定位清晰，政綱分明，選民的投票多數是投予政黨的政綱的，投票意願有其穩定性，故此某些議員出缺才可以用同一名單補替的方法。

香港的弱勢政黨經常分裂，又很少結盟，又有影子民建聯組成參選名單的複雜問題，令到選舉都是鑊鑊新鮮、次次另計的，故此香港的議員出缺，仍須舉行補選為佳。

七一規模左右大局

【明報專訊】明日便是七一遊行，泛民判斷，除非遊行人數超過10萬，才有機會逼政府撤回遞補機制草案。而多名功能界別的議員至今仍未表態支持政府的修訂方案，如此拖拉，皆因大家正等候七一遊行規模，以判斷社會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太早表態撐政府，隨時押錯注！」

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市民是否接受遞補機制，答案可以很不同。對一般人來說，或許真的認為要花億元計公帑來搞補選是浪費，因而支持堵漏洞，對民建聯、工聯會來說，要說服選民支持遞補機制，是較容易的。

對多名功能界別議員來說，他們的選民有律師、醫生、工程師、會計師等，這類選民極重視權利、公義程序，不滿政府沒諮詢便欲以遞補取代補選，加上專業人士一般重視相關專業意見，而大律師公會已四度表明遞補機制違憲，要說服專業界選民接受遞補機制絕非容易。

08年險勝議員 憂取向影響連任

幾名功能界別議員更擔憂的，是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當選時，並非大比數勝出，如保險界陳健波得60票，僅勝蔡中虎8票；資訊科技界譚偉豪獲2017票，贏對手莫乃光35票；醫學界梁家騮得2217票，贏對手何栢良79票；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劉秀成有1429票，贏對手余錦雄188票。票數都頗接近，現任議員若工作或形象有差池，下屆隨時被拖下馬，這些議員都心裏有數。

還有一年便是立法會大選，功能組別屬單議席單票制，輸一票便是輸，若要爭取連任，議員必須慎重評估及考慮選民對遞補機制的取態，因此至昨日，他們大多仍未表態是否支持政府的修訂方案。

明報記者

陳雲 - 快樂抗爭人人開心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28日

在德國遊學期間，讀過一位韓國工人的文章(德文譯本)，才知道抗爭是會上癮的，伸張正義之外，也是有益身心。該工人說，參與政治運動，在街頭與同志並肩作戰，取得成功之後，上班龍精虎猛，上床鞭鞭有力，示威遊行的壯陽功效，勝過飲人參大補湯。無他，性能力來自腦力和腳力，頭乃六陽之首，足乃六陰之端，上街用腳來將腦內的理想遊行出來，用軀體實踐理想，之後一定是由頭到腳都咁爽快，精神high high，即使偶然要受警察驅趕的氣，也覺得值得。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鬱結會日夜糾纏，令人變得充滿無力感，憤世嫉俗，行事陰鬱而自私，對正經的事冷嘲熱諷，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正如被中共暴虐了六十年而不反抗、自行調整心態來享受被強權統治的大陸人，都成了共產黨的惡毒小媳婦。香港人批評他們的主子，這些小媳婦會奮起回擊，保護壓在他們身上的恩公的。他們除了附和強權而得到被虐狂式的罪疚快感之外，一無所有，沒有熱誠，沒有信仰。

這種扭曲的國民人格，大陸遍地可見，一旦有了此種國民心理，此國無藥可救。

香港那種英式下午茶示威，舉舉牌，派派單張，玩一下街頭諷刺劇，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政府強硬如故，那不是示威，而是示弱，是政治的購物消費。七一遊行期間的各式政黨募捐，如果不能堅持抗爭到底，就只是政治購物而已。

抗爭程式化，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類似一味睇AV打飛機，日久腎虧不舉。這種無效的政治行動，是虛假的心理昇華(false sublimation)，心靈的欲求未曾兌現一點，便草草收兵了。

心靈的悸動、正義的召喚，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實有其效的宣導，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諧趣來娛樂同志，大家放下怒火，平靜心神，安慰同志。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而所謂勇武行事，不一定是動武，而是一大群人堅持到底，所謂法不治眾，特別是香港那種講究司法正當性的社會，一大群人干犯刑法而政府不能檢控，本身已是威脅政府的政治危機了。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七一萬言書﹕本土青年的預言祝福

世紀．七一萬言書﹕本土青年的預言祝福
對立政治的來臨

文章日期：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每年七一都有不同規模的遊行示威。回顧近年所發生的警民衝突，社會運動人士無疑正在經歷重大時刻：這群網路號召的、自發的、沒有組織的表達意見者，經常被塑造為阻礙、干擾社會秩序的公共形象。兩位作者是六四當晚「踢保」（拒絕濫捕不再保釋）遊行的參與者，將以第一身角度，向大家交代新聞鏡頭以外的真相，並在不斷被更新的社會倫理中，尋找本該有的真理。

經過6月4日的拘捕行動，香港社會進入了一個新處境，一分為二，徹底地對立。此前，我不明白，亦不願意明白，德國理論家斯密特（Carl Schmitt）之謂政治（the political）就是對立，分清敵我，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有效的政府下，我們應該避免進入這種狀態。曾經，我以為香港不需要這種鬥爭的理論，因為無論分歧多大，香港也應該是一個講道理的社會，尊重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各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正當地爭取支持者。具體而言，就是香港仍足稱道的法治和人權。有人權，讓我們容納各種聲音；有法治，所以國家機器是訟裁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打手。但6月4日的警方阻攔方式，改變了這個處境，使斯密特的對立政治在香港實現。

臨時寫好的堵路劇本

六四燭光晚會後，一批示威者不滿警方早前選擇性檢控，發起遊行到北角警署。與警方確定路線後，遊行開始，警方也十分配合，為示威者開路。但到了中途、尚有20分鐘就到達警署時，警方突然攔住示威者，要求遊行隊伍走橫街或走上行人路。由於示威者堅持早前協定的路線，所以不願離開。在雙方不讓步下，道路交通受阻。情况維持了兩小時。到午夜12時許，示威者考慮到遊行至警署的重要性，所以放棄對峙，按照警方的呼籲，返回行人路繼續遊行。相信這頗出警方意料。接着，我們見證了奇異的一幕，原來警方沒有要放行，相反他們立刻用鐵馬把行人路欄住。此時仍有街坊在路上，偶爾走過鐵馬間的空隙離開，有些示威者藉機跟隨。突然聽到一個高級警員大喝一聲：不要放人走！鐵馬向前一逼，僅餘的缺口也被封住。良久，一輛一輛的警車駛到，警方就開始清場，把行人路上的示威者，或抬或拉，帶上警車。原本想遊行到北角警署的示威者，最後坐警車到達目的地。或許警方明白事件的荒謬，所以也沒有檢控示威者。經過一個通宵的扣留，最後全數無條件釋放。

當晚的事件，證實了警權的轉變和法治的瓦解，使香港走上法西斯的境地。近年抗爭者已目睹警權墜落，選擇性執法陸續出現。以菜園村為例，港鐵保安在眾目睽睽下把示威者摔倒，有影片為證，警方不予檢控；相反，有村民與保安推撞，卻被控以普通襲擊。這當然是政治性執法，用警權、法律整治異見者，但還未挑動法治的根本。然而6月4日，警權運用到了一個新境界。如果警方真的以交通方便和安全為考慮，理應盡快讓示威者通過；遊行結束，交通自然回復正常。這也是每年七一遊行的情况，警方總是叫遊行人士加快腳步。所以突然攔截示威者，不是行政考慮，而是要製造示威者阻路的印象。事實上，這正是警方向傳媒的講法，指示威者阻塞交通，所以要果斷執法。原本快將結束的和平示威，變成堵路，這是警方所為，亦是他們所欲。警方執法的政治目的於此昭然若揭，就是要創建示威者堵路的情境抹黑他們，在暴力清場的鏡頭下，警方對外說是示威者刻意阻礙交通，把示威這種原本和平順利的抗議手法，說成是與其他市民為敵，營造抗爭是暴力和非理性的形象。而這時登場的警察就是讓社會回復秩序的可信力量。如此示威者就是破壞社會安寧的人，在輿論上無立足之地。

香港失去了訟裁者，只有對立的兩邊。一方是支持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公民，我們反對廿三條，抗拒地產霸權，害怕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與內地看齊；另一方是經濟至上論，以穩定、和諧壓倒一切，恨不得毀掉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這種敵我對立中，沒有協調的可能。大家的互信在警權的工具化下已蕩然無存。我們充分意識到一個公平地爭取權益的支持者，訴諸溝通的可能已被掌握警力的一方推倒。對立的政治是凶險的，因為沒有公平和費厄潑賴，就如戰場上兵不厭詐。講求道義的時代已經結束。

仍活在黑幕裏的公民

掌有警力的一方終於走上法西斯之路。警力是國家機器最徹底的體現。在民主社會中，它要受制於人權和法治，其實也是要把國家機器受制於人民。當警方可以抹黑示威者，國家機器與人民的關係就逆轉。它成為一個壓制人民的主體。原本屬於人民的「公權力」，在警力私有化的現象下，變成無所顧忌的巨靈。公民權利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塊絆腳石，阻礙他們把香港變成強國的金融中心。以後香港只有搵食和消費的自由，任何拒絕成為純經濟動物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

走筆至此，我為香港哀嘆。公民這個原本消極的權力術語，從今天起竟變成一個抗爭的關鍵。因為我們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去實現公民權利。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呼喊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自由，將會日漸受壓。不但因為政治性檢控，更來自政治抹黑。自此以後，要成為公民，就是要成為抗爭者、異見者。一張無形的網已向我們張開，廿三條、立法會遞補機制、國民教育、網上創作受壓、政治性執法，香港已到了關鍵的時刻。要捍衛最後的自由，就要有與建制和政府決裂的準備。唯有破除政府還是公平、講道理的迷障，我們才可以開始真正的抗爭。

作者為序言書室負責人

[文／李達寧 編輯／袁兆昌]

給李卓人的信
文章日期：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阿人：

新任支聯會主席的您，這幾天為籌備六四悼念集會定必很忙了。執筆寫這封信是想告訴您，113個市民在3月6日因財案而堵路，以抗議財富分配不均而被捕。他們並未因警方打壓而退縮，且打算在六四晚會後遊行往北角警署「踢保」，抗議香港警方近月以國家機器的姿態，肆意打壓公共行動。

您說過，今年是中國政治打壓最嚴重的一年。在我看來，香港也是一樣。今年警方拘捕異見者數目已是去年的兩倍多。中國政府對內地小小的網上集會號召都嚴加打壓，港府就連微不足道的塗鴉都坐若針氈，希望把異議聲音打壓於萌芽期，不都是同出一轍麼？

您說過，香港是向內地推動民主的基地，發揮促進維權及民主思想教育的角色。當年您以身犯險，北上支援學運，建制報章重提您簽悔過書的歷史，於我來說，您最後有沒有簽，一點都不重要。悔過抑或投誠，前提都是對極權俯首；面對一個殺人政權，何須認真？

橫在頸上的政治利刃

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我想，這個「陣地戰」，要守的不只是公開悼念的權利，還有內地同胞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權利。更急切的，是在這基地內出生的人，都即將窒息。

3月6日晚，我和百多位朋友在北角警署的飯堂等待，讓警員為我們蓋上「非法集結」的罪名。市民與警員成雙成對，看着這奇特的隊伍，我心裏一直想念艾未未和趙連海。我們都會對義人被指犯上逃稅、尋釁滋事忿忿不平，想不到我有幸見證這羅織罪名的生產線。

最近范太由特首候選的黑馬突然變成大熱門，她的廿三條言論彷彿是在試水溫。今天，未有廿三條，但林林總總的「變相廿三條」：襲警、刑事毀壞、普通襲擊、非法集結、阻差辦公、行為不檢、阻街……也不就是已經出現了嗎？當我在口供紙簽名的一刻，我就知道，我們和內地異見者的命運，殊途同歸。

2003年七一，香港人用腳來主動拒絕已橫在頸上的政治刀刃。當時，您在台上滴着汗，我在台下邊做糾察，邊流着淚。

您我當年拒絕廿三條，今天亦然。六四晚的行動，就是要移開頸項上的利刃。這把利刃，就是被捕後對我們百多人施予的保釋期。過去行動者被捕後都會被動地接受保釋安排，但保釋程序已淪為警方恐嚇示威者的「金剛箍」。警方以再次拘捕會即時起訴為要脅，阻嚇市民參與公共行動。

113名被捕者當中，就有63人參與拒絕保釋行動，我們希望由被動變主動，在法律程序中，以最強硬的姿態向警方的控罪和拘捕作出質疑。同時光明正大地宣佈，為公義上街的市民，不是要供警察肆意欺侮的！

有關行動的想像力

我們現處於以刑事毀壞對付塗鴉、以阻街對付公共演說、以娛樂牌照對付舞蹈藝術的時代，和內地維權人士面對的處境分別又有多大？警方可以不顧後果地肆意拘捕，並透過「保釋」作為金剛箍，最後示威者有沒有入罪已非重點，警方已經成功抑止政治行動了。

去年年中，廣東省廠商欠薪特別嚴重，工人都迫不得已，在工廠前堵路，有維權者甚至在國道上堵路，迫使老闆支薪；本月，國內大量的群眾運動更告訴我們，臨界點不只在香港出現。內地媒體都懂得為老百姓說項，可惜香港傳媒只計較對道路使用者的影響，從未試圖促使公眾辯論抗爭的合理性。因此，在擴大香港人對社會行動的想像、保衛香港抗爭的空間方面，我們應共同努力。

香港的空間權力不應止於參與六四燭光晚會。保住香港的言論空間陣地，我們才有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機會。希望在明晚的燭光晚會，您可把信息告訴參與晚會的市民，讓他們知道，我們堵路，和內地透過堵路維權的民工一樣，香港已走上迫不得已的絕路。也許您在舉辦完一年一度的悼念集會後已筋疲力盡。但不要緊的，我們一眾市民，會在抗爭的最前線等您。

順祝

成功平反六四，努力薪火相傳！

BoBo（葉寶琳）

六四前夕

[文／葉寶琳（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王浩賢、葉寶琳 - 社會行動之基進——由非法集結到拒絕保釋

2011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由3月6日反對財政預算案的堵路行動，到當中63人向警方提出終止保釋，以至6月4日晚為抗議公安惡法而被捕的53人在英皇道被捕後也全體拒絕保釋，最後兩批被捕者成功逼令警方無條件釋放。我們作為兩次遊行的核心參與者，籌劃是次「坐爆48」行動，這陌生的名詞和實踐，如何讓示威者開創了挑戰公安惡法的新策略？又如何回應政治性極高的「非法集結」罪和警方濫用拘捕權的問題？

「坐爆」

過去行動者被捕後都會被動地接受保釋安排，但保釋期往往令行動者憂心再次拘捕會令警方立即起訴，而令參與行動裹足不前，對他們的心理構成壓力，同時令行動議題隨時間淡化。這情况近年不斷惡化，除被捕人士愈來愈多，保釋期卻往往被不斷延長。3月6日被捕示威者的保釋期更橫跨六四七一，令人難以不聯想到保釋程序已淪為警方恐嚇示威者的「金剛箍」。

事實上，保釋是警方與當事人的協定，假若當事人拒絕保釋，警方便有權把當事人拘捕最多48小時，並且要決定無條件釋放或即時檢控當事人。因此，拒絕保釋結果讓被捕者由被動變主動，在法律程序中，以最強硬的姿態向警方的控罪和拘捕作出質疑。3月6日113名被捕者當中，最後有63人參與「坐爆」行動，這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拒絕保釋行動，而6月4日晚53位被捕者即時決定拒絕保釋，更是要顯示警方濫捕的荒謬！警方面對兩次「坐爆」行動，卻可迅速決定全部人士無條件釋放，說明了警方拘捕根本缺乏足夠的法理依據，更突顯了警方以濫捕作為解散社會行動的手段。

拘捕是政治決定，可是卻把前線警員落入進退維谷之境。警方要對過百名被告逐一獨立蒐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據說，3月6日的調查工作已令前線警務人員非常頭痛。

示威者說警方濫捕中的「濫」，就是指警方以毫無成本的肆意拘捕作為打壓示威的手段，並透過「保釋」作為金剛箍，最後示威者有沒有入罪已非重點，警方已經成功即時進行政治打壓。「非法集結」罪原意就是用來對付黑社會行為，如今把這條惡法用於示威者身上，是政府濫用司法打壓異見的表現。示威者面對惡法，只能運用制度賦予的權利負隅頑抗。

非法集結

3月6日財政預算案遊行有113名示威者被控「非法集結」罪，今年六四晚會後遊行，最後在英皇道有53名行動者同樣以「非法集結」罪被捕。近年警方多次濫用「非法集結」罪拘捕示威者，包括在孫明揚住所抗議公屋租金廢法加租的示威者，以及李卓人和支聯會常委於中聯辦示威皆被警方以這罪名拘捕和起訴。可見，此法已成為當權者和警隊機器打壓香港公民集會及表達政治意見的利器。

「非法集結」與「非法集會」有何分別？不要說公眾難以理解，連兩次大規模拘捕後負責落口供的警員，都常常把兩者混淆，其中更有人被捕時指犯了非法集結，落口供卻寫上非法集會，令人啼笑皆非。

《公安條例》第18條「非法集結」罪指：「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罪源於英國的陳舊法例，用以處理暴動及對付黑社會「曬馬」行為，但這罪行針對的不是暴力行為，而是針對「擾亂秩序」、「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屬於主觀感覺的狀况。即使示威者並無作出任何傷害他人的行為，理論上只要有人因此感到害怕並擔心社會安寧被破壞，警方便可拘捕集結的人。

因此，當此罪名被警方用於處理公眾遊行集會，我們便可清楚看到條例的政治意味。社會秩序和安寧，在當權者與示威者眼中，會有何不同理解呢？但誰掌握着權力，去為秩序作定義，以至將人定罪？示威者手無寸鐵，示威多是以靜坐方式進行，究竟誰害怕示威者？是普羅市民還是政府官員？

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公義和正當的，坐爆，並非為了逼警方撤控，而是拒絕讓當權者刀懸頭上。我們集體以不合作運動，挑戰「非法集結」罪，拒絕保釋，就是要放棄自由去換取真正的公民自由，來突顯集體拘捕的荒謬。

陳雲 - 恐怖統治，快樂抗爭

2011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香港現行的投票方法，是依照政黨名單投票，即使投予獨立候選人，假如自己投票的政黨名單或獨立候選人勝出，第二高票的人是自己無份揀的。

港府目前的修訂，是萬一當選的人做了議員，中途辭職或出缺，政府就不再重新舉行選舉，而改由第二高票的人遞補。

這是違反投票意願的，道理顯淺得很。任何尊重邏輯一致性的政府都不應提出這種法例修訂，政府膽敢將這種法例修訂提出來，本身就是反理性的、無恥的行為。

港府這樣做，足可歸類為一黨專政的政府，與中共一道，坐待人民武力革命。

理性終結，武力相見

目前的輿論，有些人走向程序理性，說政府沒有諮詢程序就剝奪了市民的選舉權，好離譜啊。當然可以這樣怪責政府，但太委屈了，也太中產了。剝奪選舉權的法案，根本不容提出來的，諮詢不諮詢，都不應該提出來。正如政府要立法殺人民，不能提出來，諮詢不諮詢，都不可以。政府硬要提出來，而且準備夠票了就赤裸裸地在議會通過，政府要屈曲理性，人民就還之以武力革命。要理性，就要這樣清晰簡單的理性。政府關閉討論之門，我們也關閉討論之門。武力相見。要折服獨裁政府，就要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人民——只需要極少部分的人民，有這種理性，這種膽識，任何極權政府都要退避三舍。

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被獨裁政府折磨了六十幾年，就是反抗者沒了這種理性，這種膽識，這個信仰，總是順着獨裁者的紋理來想，生怕把它惹火了，於是苦諫啊、請願啊、維權啊、打官司啊。結果，趙連海、艾未未都收監了。你維什麼權，你打什麼官司？現在，這種屈曲理性的政治，臨到香港人頭上來了，大家不覺醒，不奮起，請大家也不要生兒育女了，因為往後的下場，就是世代為奴。

「港共」現身，一黨專政

港府強行提交這個遞補制度的法例，香港已經開始行一黨專政了。那個一黨，不是牌面上的中共共產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香港代理人，是香港的「政府黨」，那是香港政治委任的高官集團，加上土共和財閥惡棍組成的一黨。這個政府黨，也可以稱為「港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執政代理人。這是定義。有了定義，可以理性討論下去了。

港共政府為了專政的方便，杜絕議員辭職再選，立下替補出缺議員的劣法，不尊重法理和民意，為了堵塞議員辭職而啟動全民變相公投而權宜行事（rule by expediency），糟蹋選舉制度。港共可以糟蹋選舉制度，是由於他們根本不喜歡直選，他們喜歡的是欽點，或頂多可以容忍特首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式的間接選舉。

Expediency這個英文字，是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語言文學系，讀莎士比亞《理查二世》學來的。網上字典的解釋是：a regard for what is politic or advantageous rather than for what is right or just. The quality of being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despite possibly being improper or immoral. 所謂權宜行事，就是只顧盤算利益、佔盡便宜，機關算盡而不理是非曲直，不顧禮義廉恥。

理性失效，武力伸張

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 武力是理性失效的結果。有兩種理性失效﹕不講理和講盡了理。不講理的人會動武，道理講盡了而無效的人，更會動武。秀才遇到狼，要變成獅。理性有時要用武力來貫徹的。勇武行事，是羅馬人的傳統，也是漢唐中國人的傳統，孔子講的智、仁、勇。

如果香港人可以容許這種欺負而不反抗或不惜決志動武以反抗之，政府不斷的欺壓、創傷而人民不斷的啞忍，幾件大事之後（反右、文革、六四、強拆），就形成了中國大陸的扭曲人格，香港人在政府強行通過遞補修訂法例、二十三條立法之後，將來的公民性格也會是犬儒、殘忍和卑鄙，與統治者同流合污，好像那些無可救藥的大陸平民一樣。故此，為了保護香港的公民性格不受惡毒政治的污染，非起來反抗不可。

快樂抗爭的真義

抗爭除了是伸張公義，也間接是為了公民的心理健康。被政府創傷而不用行動去治療，這些鬱結是會糾纏住自己，令人不快樂，憤恨世界，行事變得陰鬱而自私，沉迷於物慾、色慾、權慾、名慾，不知何謂見義勇為，何謂靈魂高潔。這是大陸人的心理寫照，大家有眼見的。一旦有了這種民族心理，神仙難救。這是我呼籲香港人放棄以民主拯救中國的原因，大陸是沒救的。資本主義不可救中國、憲政民主不可救中國，只有神力才可以救中國。耶穌基督或觀音菩薩那種神力。

抗爭是要有實效的，不能只是視之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只是副效果而已。香港抗爭者舉舉牌、遊遊行，遵照警察的苛刻管制，事後和善解散的行動，如果取不到成效，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的心理治療，無效的心理治療。所謂假的心理昇華，佛洛伊德學派說的false sublimation，或者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說的，壓抑性的偽昇華（repressive desublimation）。放在政治上，心靈的悸動、正義的感召，必須得到堂堂正正的、收到實效的宣導，人才可以得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最終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的開始，可以用藝術、用詼諧諷刺來吸引民眾參與和支持，可以用藝術和調侃來娛樂同志，休養生息，但必要時，最終也要勇武行事。這是為了心靈的快樂，得大自在、大樂定。

用各種混混騙騙、自欺欺人的方式來示威遊行，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如果得不到實效，不能折服政府，就只是偽昇華（desublimation），那是購物消費，在遊行期間捐款援助政黨，自己玩埋一份而已。

去煩惱，破妖邪

說要動武，呼籲的是勇武行事，不一定要動武的。香港從來不缺人，人數夠多，就可以癱瘓公共秩序，政府就會屈服。今年六四當晚，五十人集體棄保，政府就馬上放人，香港的公共秩序繃得很緊，政府的底牌弱得很。遊行期間，也不怕政府派出間諜和壞分子搗亂，好多武力革命，都是政府或搗亂分子無意之中催生的，所謂自作自受。民眾只要行動勇武，不怕抹黑，所有的抹黑伎倆，都會成為抗爭者的助燃劑。愈抹黑，愈勇猛，鬼夠膽抹黑你咩？你的心志定了，就無堅不摧，煩惱盡除，群魔懾服，佛教叫這做金剛心。

大律師公會重申遞補制違憲

大律師公會再列7點駁遞補制
重申機制違憲 舉例證荒謬
2011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公會昨日再發表聲明，第三度回應政府提交的選舉遞補機制草案，以7點反駁政府，重申政府建議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公會在聲明中舉出模擬例子，闡釋政府建議的遞補機制會造成荒謬結果；對於政府以去年「五區公投」投票率低反映目前的補選機制存在流弊，公會強調，即使一次選舉投票率低，亦不足以剝奪選民的基本人權，又舉例指2007年立法會為因癌病逝的民建聯主席馬力舉行補選，當時的投票率高逾五成，選民反應踴躍，反映政府的理據站不住腳。

今次已是大律師公會9日內第3度就遞補機制表態，昨日的聲明針對政府前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書面回應，以及律政司於同日發出的聲明。比較3次聲明，大律師公會今次的聲明最詳盡，並以例子說明政府的建議可能造成荒謬結果。

大律師的立場可歸納為7點﹕

（1）政府的建議違反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和原意。公會以3張名單爭取3個議席的例子，說明得票最多的名單成員，若先後因為逝世或辭職離任，他們的議席將由餘下兩張名單的成員遞補，造成的結果不能反映在選舉中各名單所獲票數的百分比（見圖）。

指比例代表制沒「用畢」選票概念

（2）對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聲稱，若有議員在中途離任，他們代表的選票已經「用畢」（used）或「耗盡」（spent），公會認為有關說法錯誤，根據現行制度，選民投票是投給一份名單而不是某一名候選人，故不存在候選人當選後出現選票「耗盡」的情况，遞補機制反而扭曲了選民本來所投一票的效力。

（3）公會再重申，根據目前的選舉方法，選民無機會表達在議席出缺時，他們支持誰作為後補人選，換言之，政府的建議是剝奪了選民選擇的權利，選民對於後補人選無法表態，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及人權法。

（4）在立法會議席出缺時，若只能片面憑藉上次選舉的投票結果來決定替補人選，如此組成的立法會，不符合《基本法》第68條所年指，立法會需要由選舉產生的定義。

07年補選投票率高 不存在弊端

（5）律政司日前回應，指目前補選制度存在「弊端」，當局需要作出合適回應，並指去年「五區公投」的低投票率是具體例證，公會對此不認同。公會稱，一次補選的投票率高低，僅屬於政治解讀，不足以證明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但更重要的是，任何弊端都不應以違反《基本法》的建議來糾正。

公會舉例，在2007年的補選（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投票率高達52.06％。套用政府的邏輯，當年的例子正好反映補選制度不存在弊端。

（6）目前政府的建議涉及市民的選舉權利，影響深遠，政府卻認為沒有需要諮詢公眾，大律師公會對此表示遺憾。公會又解釋，當局未有諮詢，他們才被迫運用發表聲明的方式去打動政府及公眾。

對於政府引用其他地方（例如德國）實行的選舉制度作為佐證，公會認為當局未有解釋它們如何能與香港的特殊憲制相提並論。

（7）大律師公會重申，《基本法》第68條和附件二，都沒有給予立法會酌情權去剝奪香港市民在選舉或參選立法會的權利。

政制局﹕例子極端 難反映實况

對於公會的聲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昨晚回應，指政府與公會持不同看法，雙方已就立場表述，認為毋須重複。但對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例子，發言人指分區直選和區議會新增功能界別中共有343萬名登記選民，公會以150人投票並且最大餘額只有1票，例子極端，不能反映實况。

戴耀廷 - 替補機制與高度自治

2011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提出立法會議員出缺的替補機制，核心問題並不是立法會議員出缺後是否應採用替補而非補選的機制，也不是替補應是以同一名單的候選人或是由最大餘額的未當選候選人補上，而是為何特區政府在現在如此弱勢的情況下，仍要以如此強橫的方式，一定要在死線前修改法例。

很明顯地，這是因中央政府不希望見到「變相公投」再在香港出現，特區政府在收到指令後，就不顧一切地要完成任務。更因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新設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選區是整個香港，在將來要搞「變相公投」就更方便、更聚焦，因此必須封殺。

但中央政府怕甚麼呢？讓泛民繼續搞「變相公投」有甚麼問題呢？「變相公投」的結果並沒有法律效力，也沒有強制性，連很多香港選民都反感。泛民的一些黨派若繼續要搞下去，可能只會喪失更多支持。容讓「變相公投」存在，每一次所用的公帑只是一億多，但卻要犧牲大部分選民無價的選舉權，拿走他們表達意見的機會，包括了那些不贊成「變相公投」的，這是完全不合乎比例的。

中央政府所害怕的其實是不想讓港人可以用一種集中的方式聚焦地表達一個意見，即使這意見不具法律規範性。但中央政府卻連面對這種意見也沒有勇氣。香港有一天也會實現普選的了，那為何要怕這種「變相公投」的機制呢？除非將來的普選模式產生出來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仍會如現在般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繼續扭曲香港人的意見。這不禁令人懷疑中央政府讓香港實行普選的誠意。

而特區政府在領會上意時，如在二十三條立法時一樣，總是寧緊莫寬，結果是以不民主的方式，連諮詢也不去做，和不理反對意見而要強行由一個本身也不符合普選要求的立法會去修改法例，所產生的負面後果遠超於所能得到的好處。

不說香港人的選舉權被削減，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在這事件中受到損害。這不禁令人想起○三年的二十三條立法。

區樂民 - 最荒誕的替補機制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06月25日

我是個很普通的小市民，對政治不感興趣，即使幸運地在報章有個小方塊，也不多談政治，除非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政府打算立法，如果再有直選議員辭職，或基於其他原因令議席出缺，包括患病和死亡，將不再安排補選，而是由選舉時剩餘票數最多的候選人頂上。

我對官員的要求不高，只要能以邏輯思考，按常理做事，就足夠了。為何這麼簡單的期望也會落空？

依政府的建議，如果一個民主派議員辭職，他的席位，便有可能自動落入建制派手中。

比例代表制沿用多時，它的最大好處是按比例選議員，屬少數類別的市民也有機會成功選出代表。政府的建議，摧毀了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政府提出改革，無非是為了杜絕再次出現五區公投。合邏輯的方法很多，例如一個議員辭職，由同名單的候選人補上；這樣做，既反映民意，亦可阻止公投。

萬一同名單的候選人又辭職，怎麼辦？當同一名單的人選用盡，席位才讓給別的名單中最多票的人。

據說特區政府的方案，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經驗告訴我，獨一無二的制度，有可能是出色的，但更大機會是愚蠢的。

人生其實很短暫，趁還有時間和機會，做些好事，惠及後人吧。

我一向怕辛苦，極少在大熱天參加遊行。可是為了這個荒誕的替補機制，七一那天，被逼上街了。

荒謬遞補機制 違票值平等原則

德國：不用落敗者遞補制度
馬嶽亦指遞補制違票值平等
2011年6月25日

延伸閱讀：
馬嶽 - 輸者替補 曠古絕今
吳靄儀 - 民主無價 維權有責
沈旭暉 - 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吳志森 - 丟棄最後一塊遮羞布
蔡子強 - 對着高牆說話——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

【明報專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提出以遞補機制取代補選，以填補立法會直選出現的空缺時，特別提及德國、芬蘭和波蘭也有類似制度，不過，德國聯邦議會發言人強調不會採取香港政府建議的落敗者替補制度，而是採用由出缺者的同名單中第二人繼承議席，因為這樣才能體現比例代表制的精神。有學者和議員更指出，政府建議的遞補機制，或出現多數選票無議會代表，少數選票反而有議席的票值不平均荒謬情况，此將成被司法挑戰的重點。

明報記者 周展鴻

特區政府建議，立法會換屆選舉後，選管會將對落敗者按所得票數排列，成為候補名單，日後一旦有議員出缺，便會以名單中排名最高的落敗者替補席位空缺。

最高得票名單或無議席

不過，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分析，這機制將違反票值平等原則。以上面附圖的例子，5張名單角逐一個選區的4個議席，A名單的兩人獲得最高的27％票數，以25％可得一席門檻計算，A名單首名參選人可當選，其餘B、C、D、E名單分別得票25％、25％、20％、3％等，結果A至D名單各得一個議席。

然而，當A名單參選人在當選後死亡，按遞補機制，便由第五張落敗的E名單補上，但E名單僅得3％選票，只因他的票數高過A名單第二名參選人所持有的2％剩餘票，因此當上議員。馬嶽指出，屆時的結果是得票最多的名單一席都沒有，得票最少的名單反而有議席，「那麼如何反映27％選票的選民意願？」

質疑林瑞麟指「選人非選名單」

對於林瑞麟指港人投票是投給「人選」，而不是「名單」，所以議員離開了，其票數便要取消，馬嶽反問﹕「你怎知道？這事無法從選舉結果中看到，亦違反比例代表制的邏輯，根本有一定數目的選民是選政黨。」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公民黨議員湯家驊亦說，上述情况會令到票值不均等，27％選票沒有代表議員，3％選票反而有一席代表，這樣不合理的情况，將來會成為司法覆核下遞補機制被挑戰的重要理據。

此外，林瑞麟點名指德國、芬蘭和波蘭都有類似的遞補制度，但這三個國家的制度是由同名單第二人選替補，與政府建議南轅北轍。

德制度：出缺名單第二位補上

德國聯邦議會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該國選舉法例寫明若有議員出缺，便由其名單中的下一位參選人補上。他解釋﹕「我們之所以不選擇由上次選舉最高票的落敗參選人補上，原因是德國採取比例代表制。選擇名單上的繼承者，可以確保選票與議席比例和上次選舉時一樣，而不是由另一個陣營的人補上。」

他又補充﹕「在這情况下，選民已經預算了當有空缺時，他所投票的名單內已有替補人選。」芬蘭和波蘭國會至截稿前未回覆本報查詢。

立法20天 宣傳1年 議員轟荒謬

【明報專訊】立法會在8天內「趕工」審議遞補機制草案，昨日終於完成7節會議，同日把草案交至內務委員會，並通過在7月13日恢復二讀。對於「人民力量」將就草案提出逾千條修訂，希望以「拉布」拖延草案通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會批准符合議事規則的修訂。.

下月13日二讀 人民力量拉布

政府在5月17日宣布遞補機制的建議，同月24日在立法會諮詢議員，31日提交至草案委員會，委員會在8天內舉行7節會議，昨日完成審議。當局同日把草案提交內會，安排於7月13日恢復二讀。

民主黨張文光昨日在內會上批評，「由委員會開會到立法會通過只有20日……政府的做法不負責任，完全不合立法常理」。公民黨吳靄儀表示，政府應擱置草案，先諮詢公眾。

對於當局指草案需在今屆立法會期前通過，明年10月實施，以便公眾有一年時間理解新例，街工梁耀忠就直斥理由「荒謬」，質疑政府竟用不足兩月便「硬推」不完善的方案上馬，之後才用一年多時間替新例做宣傳，並不合理。

曾鈺成：會批准合規則修訂

不過，在建制派支持下，內會昨日通過草案在下月13日恢復二讀。人民力量將就草案提交逾千條修訂，希望打「拉布戰」，但公民黨和民主黨已拒絕參與，民主黨將在草案恢復二讀後集體離場，公民黨和公民起動何秀蘭將留守會場參與辯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呼籲市民七一上街，反對遞補機制。

林博文專欄 - 《南渡北歸》見證血淚

中國時報 2011-06-22

　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考古學家、古文字專家，也是個帥哥，曾就讀南京中央大學和北平燕京大學，亦曾任教青島大學、燕大和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四年獲費正清和金岳霖引薦到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一九四七年婉拒留在芝大而打道回國，講學清華，五○年代初轉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氏的妻子趙蘿蕤是燕大才女，擅彈鋼琴，英文極佳，最早翻譯艾略特的《荒原》長詩，也是第一個獲芝加哥大學文學博士的中國女性，一九四八年年底離美回國。

　一九五七年大陸反右運動，陳夢家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對文學改革」，其實他只是希望簡化漢字要慎重一點。一九六六年夏天文革爆發，陳氏被紅衛兵又踢又打又罰跪，趙蘿蕤亦被折磨成精神分裂。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陳氏吞服安眠藥自殺，因藥力不足未死；十天後（即九月三日）的夜晚，陳氏上吊而死，卒年五十五歲。趙蘿蕤於一九九八年辭世，終年八十六。

　就在陳夢家吞服安眠藥那天，俞大維的妹妹、化學家曾昭掄的妻子俞大絪（北大西語系教授），因不堪紅衛兵侮辱而自殺。翌年十二月八日曾昭掄亦死。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處境比蘇聯還慘。史達林時代及其後的幾個俄共頭子，他們只是動用秘密警察、特務、黨棍和公安等國家暴力欺凌、鎮壓知識分子。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則歷經戰亂、時代動亂與社會混亂，從滿清覆滅、民國肇建、軍閥混亂、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到毛澤東倒行逆施，中國的讀書人與高級知識分子不但要逃難和避難，更要在國家暴力之外，慘遭人類史上罕見的群眾暴力。多少一流的學者、作家、藝術家、報人和教育工作者都在聞一多筆下「絕望的死水」中被凌辱、被糟蹋。

　大陸作家岳南以八年時間完成了一部描述近代中國學術菁英在戰爭烽火、政治狂亂和毛澤東風暴下的命運。這部由時報文化出版的巨著共分三冊，總書名為《南渡北歸》，從抗日軍興，北方的學術與教育機構紛紛「南渡」，到抗戰勝利後高等學府和學術中人陸續「北歸」，以至大批學者與作家在不正常環境下的不正常「傷別離」。作者岳南所敘述的學人事蹟，過去數十年已有不少人批露，但這三本書亦有許多新材料。作者最大的貢獻是把這一段中華民族學術血淚史，寫得極為生動感人，而文字又頗為細緻。其內容、價值、意義與時間跨度遠勝大部分以一九四九年為焦點的著作。

　哲學家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說：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裏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馮氏亦在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然而，抗戰勝利未久，國共內戰即起，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已不再有「學術自由之規模，民主堡壘之稱號」。台灣亦唯有在兩蔣強人時代結束後，始克享有學術與言論自由之況味。

　即以學問、文章俱屬一流的馮友蘭而論，其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格與學格表現，久已遭詬病。但在動亂過後，在時間與度量皆會沖淡怒氣之後，對馮友蘭、史家周一良和其他無數在暴力與恐懼下被迫低頭轉向的學者，世人也許不必太苛責他們。即使是曾被余英時痛批號稱「最不要臉」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是個可憐蟲。考古學家李濟對他的評價還算中肯：「郭是一個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沒有骨頭。」

　今天，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超過了日本，僅次美國，但在民主、自由、人權、氣度、法治方面仍是個開發中國家。前蘇聯「氫彈之父」、一九七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人權鬥士沙卡洛夫被克里姆林宮禁止出國，但准許其妻耶蓮娜．波納（六月十八日病逝波士頓，終年八十八歲）前往奧斯陸代夫領獎。但劉曉波呢？

　五○年代初受趙蘿蕤之邀從芝加哥大學返國的巫寧坤，日後受到迫害，九○年代初定居美國，出版了一部令人深思的回憶錄《一滴淚》（中文版由允晨文化出版），這本書與《南渡北歸》都是同樣為時代作見證的經典。

陳雲 - 自虐的河蟹與草泥馬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21日

年前，中共假借促進「和諧社會」之名，排擠正義言論，鎮壓民間的維權抗暴鬥爭，民間的反抗者不直斥其非，反而自我調侃，紛紛戲謔起來，用普通話諧音，在二〇〇九年製造了「河蟹」之名，然後真的造出了河蟹這生物，之後為了對抗河蟹這種幻想生物，又製造一種與北方粗口諧音的幻想生物「草泥馬」，再借用南美洲的駝羊為像，真的造出了草泥馬出來。(河蟹衍生的十大神獸，就不必提了。)

然後，草泥馬與河蟹退出正經語言的場所，大戰在「馬勒戈壁」的虛幻地方。香港還衍生了一個馬草泥(維園阿哥任亮憲的花名)。今年六四前夕，香港藝術界做了個生物大遊行，舞動草泥馬及河蟹，由旺角行到尖沙咀，演練了一場虛擬生物戰。戲謔走失了它的鬥爭對象，自己造出了個戲謔的幻想天地，抗爭界、輿論界都陶醉其間，對於上個世紀的抗爭運動者，是難堪的景象。以前的示威者，會替可惡的政客或國家起一個花名，紮一個滑稽塑像(caricature)，當眾辱罵之、踐踏之、焚燒之，那個花名是直接聯繫該政客或國家的，辱罵行動也是直接對付該政客或國家的。

上世紀的抗爭者，很少會在政客或國家的花名上，再做戲法，變出諧音的名字，再弄個諧音的敵人，沒完沒了地戲謔。例如中東抗爭者諷刺美國的山姆大叔(Uncle Sam)，就不會為山姆大叔再做一個敵人，然後坐視兩者在舞台上開戰。

要駁斥中共的「和諧社會」論，是輕而易舉的事：社會和諧必須要有言論自由和輿論空間，也要有公民社會和政治民主，各種意見都表述過了、議論過了，形成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公論、不壓迫少數人的憲法權利的公論，這就是和諧社會。即是說，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壓制異見就是高壓統治，不是甚麼「和諧社會」。

中共講的固然是歪理，但始終用的是正經語言，民間不與中共爭奪正經語言的詮釋權，卻自我從攻擊對象之上滑落(sliding away from target)，溜出正軌，不斷地衍生幻想語言和幻想圖像，最後自甘墮落，淪落到使用粗言穢語的地步。

中共政權捱過六十年，至今不倒，不是因為它強大，而是因為反抗者的懦弱和愚笨：他們受到中共的思想支配，成了中共暴政的外圍衍生物，反過來滋養住暴政統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世界末日便宜了你

世紀．文字江湖    2011年6月20日

【明報專訊】好多人講瑪雅曆法，講到連近日電視台也拿來做節目，說瑪雅曆法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終止。簡單地講，此後便不須記掛日曆，不必籌謀行事日程，因為人類滅絕了。

末日看過去 

世俗人的世界末日論，是很好笑的。首先，那只是人類末日，或很多生物的末日，地球仍在，變成火球或水球，世界仍在，只不過，世界不再因你而存在。這本身就是一件很令人類難堪的事：世界竟然不把人類放在中心的關懷位置上了，人類成為棄兒，被世界遺棄了。地磁改變、太陽風暴吹襲地球、冰山溶解、陸地沉沒大半，大氣層變得似有還無，氣候極端化，土地不再滋養穀糧，人類想到世界末日，淚灑當場，好像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不禁自憐自傷起來。


對了，其實第一次人類面臨世界末日，是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要自己靠知識、用勞力漁獵和耕種謀生。慘慘的。好不容易，人類活了幾十萬年，終於憑智力弄出個工業革命和資本革命，有發動機取代大部分勞力，燃燒石化燃料取得能量，提取化工產物取得材料，金融制度保障產權和資金投入，人類舒適地生活幾百年，結果弄得地球五癆七傷，環境惡化，千辛萬苦織造的工業樂園，又給自己糟蹋了。二十世紀晚期的末日論，是工業革命走到末日。

末日看未來 

踏入二十一世紀，有各種版本的世界末日論，而且日期越來越近，末日的時空感也緊逼起來。宗教的末日論，是救贖的開始。二十一世紀的難題太難解決了，世俗人的末日論，只是想用大毀滅來勾銷一切解決不了的事情。世界怎會這麼快末日？如果二〇一二年是世界末日，我高興也來不及。上天太便宜了我們，人類造了這麼多孽，不把大家慢慢折磨個夠，一下子就撇賬，哪會這麼好的？工業革命走到盡頭的困局，金融資本主義的無盡禍患，中共帶給全世界的道德災難，香港的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虐殺性靈的苦況，在在挑戰我們的智力和道義，這些世間的苦難與荒謬，竟然用末日來勾銷，善惡貧富一同遭殃，問題與困難都取消了，大家一鑊熟，攬住一齊死，不值得高興麼？

宗教的末日論是教人反省和懺悔的。「天國近了」的下一句，是「你們應當悔改」，耶穌在世的時候，天國在人的心裡，耶穌復臨，便是天國建於地上，末日審判，及早悔改是準備末日到來。世俗人的末日論，是比拼我知你不知、你死但我活之類，化諸行為，是建築地堡或大船，預備黃金、槍枝彈藥汽油電芯，囤積罐頭和食水之類。

末日觀自在

在西洋和印度，末日是呼籲教徒自省及救贖。在中國，佛教未來華之前，華夏是無末日、末世或末法信仰的。中國儒家信仰，是茫茫天地，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何末日之有哉？天道遠，人道近，世界無末日，反而人生就有末日，故此要在壽終之前，立功、立言、立德，以求不朽。

以前上基督教堂，總有末日情懷。信佛修行之後，也就沒了末日之思。起心動念，便是成、住、壞、空，時刻都是衰敗，也時刻都是化生。日日是好日，日日是末日，不必將心思花在幾時是末日，幾時是好日。末日論由宗教家去操心好了，世俗人不必躲進末日裡去，大家鍛鍊心智，應付工業和金融樂園崩潰之後的苦難，並由這些苦難中思索，去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吧。

國民在教育：中國萬歲教育的同塑異樣——內地中學教師自白

世紀．國民在教育：中國萬歲教育的同塑異樣
——內地中學教師自白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4日

【明報專訊】編按：今天中國國民教育的成果如何？或許在日本大地震後，部分內地網民幸災樂禍的現象，已是種啟示：情緒化的文化血緣認同，是否源於內地歷史教育所灌輸的非黑即白？作者在內地任職中學教師，深知學生只能記住一種答案：「這種解釋以標準答案的方式出現，遵循便得分，違反即錯誤。」作者為自己的孩子考察幼稚園時，看到學生勞作：萬歲書法。但願這不是香港「國民教育」的預告。

侄兒豆豆6歲時，在我家客廳看電視，正好放老電影《英雄兒女》，王成背着步話機，大叫：「向我開炮，向我開炮。」豆豆大笑不止，說：「這個人這麼傻的，怎麼叫向我開炮呢！」幾年之後，豆豆小學四年級，聽到我在聊天，談論美國的自由。豆豆嚴肅的指摘我：「叔叔，你怎麼崇洋媚外呢，你這個賣國賊。」

我反美，但我愛吃必勝客

出於對大陸教育制度的理解，我深知，這就是教育的成果。6歲時，豆豆的理解出自趨利避害的天性，等到小學四年級，他被別無選擇的、大陸一統的教育體制所塑造，聽到我在表揚美帝，從而義正詞嚴指摘我，良有以也。

我的教育生涯中遭遇到的孩子，很多都是在這樣的體制塑造的好孩子。他們按照主流社會輿論的模式，勤學苦讀，為了一所好大學，為了一個好工作，犧牲今天以換取將來。在觀念上，基本上都同意《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以及《新聞聯播》的觀點；對於國內，認為毛澤東是偉人，鄧小平也是偉人，薄熙來打黑是好事，而2008年奧運會，則證明中國已進入盛世，萬邦來朝，形勢大好。對於國外，則認為帝國主義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最痛恨日本鬼子，看《南京》的時候很多同學義憤填膺，同樣對美國具有天然的反感，認為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有中美貿易摩擦，便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在挑釁我們。不過，奇怪的是，他們多數喜歡吃麥當勞和必勝客。我曾經在一位學生的新年願望中看到，他希望將來吃必勝客的時候，不必老是考慮兜裏的錢夠不夠。

幼稚愛國園

在這個意義上，大陸一統的教育體制中，德育和國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的德育的核心，就是愛國主義。這種教育，在幼稚園時期就開始了。2008年上半年，我家菜蟲蟲（編按：作者兒子的暱稱）將要進入幼稚園，我跟他媽媽去考察一些幼稚園。城東藝術幼稚園令我很詫異，它以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為特色的幼稚園，牆上懸掛着孩子們的書畫作品，令人詫異的是，書法內容多數是「祖國萬歲」等大詞。我很納悶，這些尚在幼兒期的孩子，理解什麼叫祖國，什麼叫萬歲嗎？起碼菜蟲蟲還不知道。另一所幼稚園，教室裏的一些教具，都是為了預備迎接奧運會的，「北京歡迎你」，五個吉祥物還釘在黑板上，由於做工粗糙，顯得很呆滯。我了解，這些吉祥物並非手工課的製作，而是歌頌偉大祖國偉大成就的教具。這些幼小的心靈，能裝下奧運會、盛世這樣的概念嗎？不過，民族自豪感的培養，就這樣從娃娃抓起了。

這種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德育，在內地的學校體制內，有嚴密的教育邏輯。既有獨立的德育部門來統一管理，又在文化課中滲透，從而專門的德育和文化課互相配合、有機融合，並行不悖。文化課最大的特徵，就是不鼓勵孩子們的懷疑精神，只需要單純接受一種官方指定的理論體系足矣。學生在12年的基礎教育中，多數時候的基本任務，就是記住官方認定的唯一解釋。這種解釋以標準答案的方式出現，遵循便得分，違反即錯誤。這種機械性，最主要表現在兩門課上：一是政治，一是歷史。語文雖有審美可講，但也無法置身事外。前幾年有個小學生的題目，問雪化了之後是什麼，標準答案是水，要是答曰春天，那就錯了。這是這種教育的方式最著名的一個示例。數理化等學科，按理說應該具有科學精神才是，但恰恰這些學科也不推崇獨立思考以及質疑精神，因為一統的標準化考試，數理化的教育同樣只需要對課本這一權威的單向服從。更有甚者，教科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也是可疑的。

「修理」聞一多

2008年我與郭初陽、呂棟等一群朋友研究了大陸小學教材中的母親與母愛專題（編按：後來這些研究結集出版），得出的結論是，課文往往以似是而非的事實，去教給孩子一個官方認定的唯一道理。除此之外，還有蓄意的刪除、修改文本等行為，以達到跟官方意志相脗合的目的。比如現在廣為人知的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痛罵獨裁，痛快淋漓，可是選入課文的同時，刪除了聞一多談論美國民主制度，以及美國在抗日戰爭以來對中國的幫助的內容。

獨立的德育是內地學校教育內容中重要的一環。一般的學校，都是所謂智育、體育與德育並舉，因而，學校都設有德育處這一部門。這是以推行國家意志為最主要任務的實權部門，每學年都按照制定的程式有條不紊的運作。比如在各個官方節日，以眾多的文藝活動為載體，來強化國家意志。比如清明，以團委名義組織的掃墓活動，祭掃的是革命烈士。今年清明節後我恰好帶菜蟲蟲去公園玩，看到烈士紀念碑下層層疊疊佈滿了花圈，都是各個學校以團委名義進獻的。5月有青年節，開展紅歌大賽，唱的歌不能是流行歌曲，連《讓世界充滿愛》都不行，只能是《打靶歸來》、《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編按：以上三例為革命歌曲）。2009年60周年國慶，那天有個女孩在全校集會上，在國旗下講話，一開口便說：「祖國，今天是你60周歲生日。」我後來跟學生討論，什麼是國家、祖國、政權、黨派、政府等概念的含義，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和區別，只是千萬不要在弄清楚之前就忙着抒情，結果我們五千年文明，在這個女孩子的表述之下，只剩下60年。

「他們被悲劇了」

最近最熱鬧的是黃藝博小朋友，他有五道杠，唯我獨尊，他敞開大衣的照片，像極了毛主席。但我並不譴責黃藝博。黃藝博是制度之殤、教育之殤。時代的流行病症，只是這個孩子被傳染了，病入膏肓而已。抒情的高中女生也有，只是沒有像黃藝博那麼極端。我的侄兒豆豆曾經也有過，但他後來進入中學，醒悟了，叛逆了。黃藝博以及他的父母都是這種教育的受害者，這個普通的並不富裕的家庭，他們被悲劇了，自己還幫着維護這個制度。我們旁觀者，需要給以這個底層家庭，那些被奴役與被損害的民眾以足夠的同情。

最令我害臊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來自前東德地區的教育代表團來參觀我校，敝校的校長邀請他們參觀我們早上的升旗儀式和課間操。全校二千多學生和教工，在晴朗的清晨，穿統一校服，迎着朝陽，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然後在操場上，在大喇叭的高音指揮之下，幾千人排成整齊的佇列，表演名為《舞動青春》的課間操。這一瞬間我很羞慚，就像我們在看北韓的《阿里郎》。我很不知道這些來自前東德地區的師生們作何感想，我自己的羞愧還在於，這一天我的包裹放着的那本書是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事後，我採取了一個補救措施，從此給自己任教的每一屆學生，都看電影《浪潮》。

[文．蔡朝陽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陳雲 - 要將惡魔拒諸門外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6月14日

一群鱷魚來到香港人的家門，威脅香港人為牠們挖沼澤，使他們可以在香港落戶。香港人怕鱷魚，便照足吩咐，挖了沼澤，他們安慰自己：只要準備好打殺鱷魚的兵器和武藝訓練，就不怕鱷魚進來。他們不知道，只要不為鱷魚預備沼澤，根本毋須花時間去打鱷魚的。

世上真有「失敗教育學」這回事，只要用的是公帑，只要教育界和學生不斷應付它，與它打打殺殺，它就長命百歲，永葆青春。中共的愛國教育是預設失敗的，失敗了幾十年了，甚至將失敗推廣至香港，正是因為愛國教育預設了失敗者的反應：令人民厭惡國家或憎恨國家，卻要花時間去應付它。

中共的愛國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冷漠國民，只顧私利、不理公益的廢民，卻也同時培養了一大批爭名奪利的愛國辯護士、一批將智力用於反智活動的教師和學生。只要容許愛國教育進行，在起步點上，就注定香港人的失敗。大石壓得死蟹，因為你當自己是死蟹，活蟹是不會容許大石壓在自己身上的。一旦香港人懷抱失敗主義(defeatism)，就如大陸的奴民一樣，永世不得翻身。

愛國教育內容荒謬，因為它是一套國家神學。神學是要人相信無法輕易相信的事(believe in the unbelievable)，絕對挑戰人的智力。正因為中共是惡魔，要愛上惡魔，需要更大的智力投入，這就吸引了一大批智力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挑戰自己的智力，說服自己和別人，為何要戀上惡魔，為何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只要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會變得合理起來。

很多思想幼稚或自視過高的香港教師，認為毋須拒絕愛國教育，他們不怕與愛國教育周旋。他們相信，在他們手上，愛國教育會變質為批判教育的，這就中了專制政府的圈套。

現代專制並非透過鎮壓而統治的，而是透過不斷衍生知識範疇和知識官僚機構來統治的。愛國教育一旦推行，除了國家神學之外，也衍生一套反神學，衍生一套教人如何化解愛國教育的無聊知識，產生一批推動愛國神學的出版社和輿論，也衍生一批抨擊愛國神學的知識分子。在推推撞撞的過程中，會創造很多學問和反學問，職業和反職業，令教育界繁榮起來。

愛國教育不需要人民的臣服，只需要人民付出時間、青春和智力去應付它。一旦這套正與反的知識衍生機制完成了，愛國教育便達到目的，中共的文化權力便鞏固下來。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吳志森 - 原來，謝太是讀歷史的……

2011年6月14日

【明報專訊】特區教育局高官謝凌潔貞女士是念歷史的，有人為她「六四是歷史長河裏的沙沙石石」辯護，是因為她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問題。如果真是這樣，謝太的「沙石論」又確是無可厚非，因為從宇宙大爆炸到地球初形成，由單細胞出現到生物進化，由恐龍時代到隕石撞地球，由冰河世紀到人類誕生，這數十億年更長更久的歷史長河裏，六四所謂「沙沙石石」，根本連歷史微塵還不如，連提都不應該提。

二戰600萬猶太人被希特勒屠殺，以色列幾十年來千里追兇要將每個涉案者繩之以法，用謝太的同一思想邏輯，完全是多此一舉。日本侵華在南京屠殺了30萬中國人，日本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只言「進出」，右派歷史學者更詭辯南京屠殺根本不存在，我國同胞義憤填膺，用謝太的同一歷史高度，簡直是反應過敏。

塞爾維亞為了取得歐盟諒解，將屠殺8000穆斯林的姆拉迪奇緝捕歸案；60年前卡廷森林慘案2萬波蘭士兵被蘇聯秘密警察處決，俄國總理普京公開譴責前蘇聯暴行；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三鞠躬道歉；40年前德國前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下跪懺悔……歷史長河裏類似的「沙沙石石」，還有很多很多。如果不是相關國家的人民鍥而不捨追尋真相，如果不是受難者家庭一代一代的要討個公道，如果不是有公義心的知識分子抽絲剝繭的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人們都像謝凌潔貞女士一樣用她的歷史高度看問題，請問謝高官，這些枉死的冤魂能夠得到安息嗎？

「沙石論」算是很溫和的了

可幸的是，這位主管教育影響着眾多莘莘學子腦袋的高官，其「沙石論」算是很溫和的了，我還聽過更冷血的：「殺一批、抓一批、趕一批，換來幾十年穩定，換來大國崛起，非常划算。」聽罷，能令人不毛骨悚然嗎？

謝凌潔貞在愛國學校畢業禮的演講中，提到越戰時期一對美國夫婦，獨子在越南陣亡，他們雖然痛恨美國政府，但沒有改變自身的認同，對美國的成就仍然感到自豪。

謝高官的年紀也不輕了，她斷不會對六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反越戰運動完全無知吧！拒服兵役的年輕人逃離國境，燒徵兵證，示威抗議，人民詰問戰爭不義，反抗不合理政策，反省什麼才是愛國。傳媒更冒着被控告的危險，刊登機密的《五國大樓文件》，讓人民知道這場不義之戰的決策過程。

那對死了獨子的美國夫婦仍然對美國的成就感到自豪，謝高官沒有說出的真相，是因為這是一個容許人民痛恨，容許人民反對，容許人民挑戰政府的國家。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有多麼強烈的對比。

「六四注定要有個了結，請原諒我的無禮！」讀歷史的謝高官，這位同學的歷史水平，比你高得多了。

陳雲 - 弔古商場文

世紀．文字江湖﹕弔古商場文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去年年底在深水埗與友人一起做民俗考察，拜訪一家在石硤尾街的小巷理髮店。理髮店叫發記，對面是教堂，借用陋巷開檔，巷口放一塊木板招牌。巷裏堆滿生果箱和菜籮。舊樓的二樓天井位置，生了一株大葉榕樹和很多攀藤植物，冬日陽光透過樹枝灑落巷子，好像回到民國初年。在西貢山嶺或南丫島的廢村，也可見到屋頂長滿原生植物。以前的人不計較屋頂、騎樓或天井生樹，認為是吉兆。在土瓜灣一些舊樓的走火梯，也看見樓梯頂長出了細葉榕。

訪問完畢，走回巴域街，在一個菜市場對面站立良久。單層的菜市場很尋常，類似以前在粉嶺聯和墟和大埔墟的舊街市的模樣。奇怪的只是名字，聯和墟的名字是聯和墟，大埔墟舊街市是大埔墟街市，連沙田正街的、由前區域市政局建立的兩層菜市場也是乖乖地叫「沙田街市」，外牆有隸書字體的典雅題字，英文是Shatin Market。位於巴域街的石硤尾街市，卻叫「石硤尾商場」，也許它是房屋委員會建立，非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建立的，而房委會喜歡輝煌的名字吧。石硤尾商場1979年落成，商場對面也有一座小型商場，叫金玉商場，名字也很富貴，裏面只是街坊舖，連帶巴域街的繡莊、雜貨店、跌打醫館等，映襯出舊時香港的繁華氣。

繁華是要在街道顯出來的，粗筆漢字大招牌、疏落的汽車、不徐不疾地行走的人群，上面是藍天白雲，這就是繁華景象。粵語長片的開頭，很喜歡拍攝香港的街景，給本地人看，也給海外華僑看。今日困鎖在冷氣商場裏面的玻璃和鋼鐵的奶白色和銀灰色世界，只是豪華，不是繁華。

我站在石硤尾商場對面拍照，呆呆看了一會，街市門口堆放了一些令人安心的、凌亂的紙箱、水桶和膠椅。沒有走入去看個究竟，怕的是失望和驚嚇，或者是怕將來添了離愁別緒。房委會屬下的街市，仍未被領匯接管，不時被輿論和政府審計署批評檔口空置、租金偏低、管理混亂之類，恐怕不久這些自由散漫的繁華氣息，便會被整齊劃一的豪華氣息取代。以前我是相信輿論和審計署批評政府浪費空間的，現在倒是如魯迅一樣，「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審計署批評某部門員工疏懶，之後便是服務外判；批評某藝團浪費公帑，之後便扣減政府資助；批評某政府宿舍空置、某水務局消防局之類佔據市中心位置，之後便是拍賣官地，由地產商興建豪華商場和城堡豪宅。

1979年，那個年頭的香港政府只是見到露天街市潮濕污穢，便盡了責任，興建室內街市安置攤檔。之後，室內街市更見潮濕污穢。街市大樓外，有露天攤檔、辦館和雜貨店，辦館和雜貨店擺放貨物佔據街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深水埗的北河街街市，外邊在傍晚時分擺滿了一行行的賣魚賣菜的攤檔，賣腸粉和油渣麵的熟食攤，甚至有在街頭架起炭爐燒烤的燒臘攤檔，連我這個忍得凌亂的人也覺得離譜。政府在自我嘲弄，街上卻是一片繁華，當年很多歐美遊客和南洋華僑就喜歡來香港，拍下街景，形成香港的旅遊印象。《鐵金剛》電影和港產電影裏面的街頭追逐，撞倒小販的生果檔和魚檔，也是出於這些遊客印象。若果香港的商場停留在石硤尾商場那個模樣，香港政府留在七十年代末，我是不會埋怨的。

[文／陳雲]

陳家洛 - Unlearn國民教育——從蘇聯到香港

2011年6月13日

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

--哈維爾，《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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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俄羅斯主權宣言》。野心勃勃的政客一方面要合力從莫斯科奪取更大權力，一方面又想獨攬大權做「山寨王」，最後導致共產政權迅速崩潰、蘇聯解體。此後，俄羅斯將6月12日定為其國慶日。今天的俄羅斯去掉了列寧主義式的一黨專政，可是「去共化」和民主化並沒有成功地同時進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寡頭壟斷、密不可分的政治及經濟集團。民間社會和政黨政治處於劣勢，敢於表達不同政見的人士和組織面對絕不留手的打壓，當權者縱容暴力橫行，是國際人權組織一致批評俄羅斯為「不自由」的國家的主因。

「你有暴政 我有笑話」

「六四」22周年之際，筆者答應參與幾個關於東歐和蘇聯變天的座談會，除了嚴肅地處理有關課題，也特意地讓自己回顧一下那個時代的政治笑話，再一次欣賞那「你有暴政、我有笑話」的民間智慧。

．蘇聯特工要到開羅出差，上司在簡報會上提示他﹕「時刻保持禮貌，說話要有分寸。萬一有人堅持話埃及的文化比我們蘇維埃文化古老，便假裝同意算了！」

．1960年代捷克共產政權說要成立海軍部隊，克里姆林宮聞訊後大惑不解﹕「你們是內陸國家，沒有海岸線，多此一舉！」捷克回覆﹕「同志們所言甚是！不過又有什麼出奇呢？你們不是也有司法機關，保加利亞不是也有外交部嗎？」

．美國青年向剛結識的莫斯科朋友說﹕「沒有言論自由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莫斯科友人答道﹕「非也！我們隨時隨地都享有言論自由，跟你們的分別只在於，這裏不保障言論發表之後的自由。」

．一名男子往醫院求診，說要找「眼耳科」部門。護士解釋眼科跟耳科是兩個不同的部門。男子說﹕「噢！但我想我要雙管齊下的治療呢！這幾年來，我的毛病是我看到一些可惡的事情但卻不知為何聽不到有關報道，有時聽到一些令人興奮的報道但卻又不知為何永遠沒法親眼證實。」

．一名男子在市集上獨腳跳，城管人員問他﹕「弄掉了一隻鞋子嗎？」男子笑着說﹕「不！是輪候了兩個月終於買到了一隻合穿的鞋子，幸運極了！」

在那個沒有「面書」和微博的年代，政治笑話的創作和傳播已形成一個虛擬的境界，釋放出任性不羈的想像力，意味着社會仍有一處明辨是非的綠洲，讓一些不被誘惑、不肯屈服的群眾進進出出。而蘇聯和東歐的獨裁者都驚覺到，再嚴密的洗腦教育政策及思想管制，都封鎖不了這些曲線地「反革命」的笑話，人民在奮力把國家灌輸的思想unlearn。

此際，香港的國民教育課程諮詢被政府力谷出台。根據文件，高中學生的學習目標包括「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並發掘自己在國家當代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求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國家情懷。」據報道，負責該課程發展的教育局官員張永雄博士表示，普世價值等於西方價值，是向中國施壓的方法，而價值觀很難討論或溝通，又反問為何要用負面的角度講國情。

在我們身處的國家，當權的繼續厚着面皮地重複一套不再有人相信的什麼「主義」，認知失調的人時常講一套做一套，不得不用自我催眠的方法來尋求一絲的安慰，好官我自為之。今天，財大氣粗的他們以「物質發展」的前景作餌，要求我們用集體失憶來交換，更利用人性的一些弱點——貪婪、虛偽、自大、懦弱、恐懼、挫敗感——來對我們製造更大的傷害。如果迴避價值觀的討論，把大是大非的議題淡化成「歷史長河中的沙石」，我們的社會將會變得比現在更犬儒，民主自由的願景更難有希望得到實踐。

港式國民教育 教人明辨是非？

面對愈來愈嚴重的道德危機，生命只會被不斷侵蝕、變得空洞，民情更難以捉摸，一時表現順從、偷安逸樂，一時又突然變卦、爆發不滿。獨裁者固然容不下獨立思考的人、更容不下獨立自主的組織。總理溫家寶不只一次語重心長地談政治改革，不是被極左的抵制便是被不耐煩的評論挖苦為「影帝」，是意料中事。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比這種「坐困愁城、束手無策」的狀况更令人沮喪。目前的現狀得以維持，是因為人們害怕難以預見的後果。

不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中國和香港，民主變革荊棘滿途是意料中事。到底還有希望嗎？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說：「希望和樂觀絕對是不一樣的東西。『希望』不是一種萬事都會有大團圓結局的信念，而是當我們確信所做的事情是有其道理的，將來的回報和結果如何已經不再重要。」摘自《尋釁滋事》（Disturbing the Peace），1990。可幸，哈維爾、沙哈諾夫、華里沙等一眾自由鬥士早就立下了好榜樣，憑着耐心與謙遜，執著地揭穿當權者的謊言。在強權的踐踏下，即使是關乎一些無人不識的簡單道理，他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公開去講、以鍥而不捨的精神付諸行動、鼓勵更多人加入。他們為民主、公義、真理作出終身的承擔、知行合一、為信念作見證，遠遠超越一種個人的救贖，用自己的生命去影響更多的生命，就是最有力最直接的策略，贏得了世人的尊敬！

不過，其實筆者想說的是，在我們仍然可以理直氣壯地發聲、講出真相時不好好把握機會，不去叫停所有侵害自由人權的舉措，恐怕有一天就只剩下一些曲線的、擦邊球式的抗爭了。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池卓龍 - 母校，為何你要灌輸洗腦教育？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6月11日

Vic：謝凌潔貞的演講，思想錯亂，幼稚不堪。而即使撇除內涵不談，其言辭沙石之多，已達慘不忍睹的程度：「這是不是一個政治洗腦？」、「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短短講辭，「個」字不停地突兀出現。不要忘了，這可是可以事先準備的講辭。以謝太這種水平，是不夠資格當共產黨的教育官員的。

正如區家麟先生所言，「香港有這樣的教育局高官，讓人感到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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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去年自福建中學（小西灣）畢業，「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當晚，在無綫節目《新聞透視》中黃均瑜校長指出國民教育科作用，就是給學生多些國家的正面訊息，更不諱言希望可以為學生「洗腦」。聽罷不禁令人欷歔。

學生成為犧牲品

從《新聞透視》節目中，兩位學生被記者提問到關於國內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因「經濟犯罪」被扣禁屬違法時，竟以「唔知道」去迴避問題。黃校長在節目中指出校方應給予更多正面訊息學生，而負面訊息則交由媒體報道，由學生自行查找。兩學生言論凸顯國民教育落實後，學生只能從學校接收國家正面的訊息，而一切負面訊息隻字不提。日後學生若被問起如何看待六四事件時，定必啞口無言。更甚是增加國民身份認同、高調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時，偏偏卻對自己國家一件歷史大事毫不認識。

節目中受訪的兩位同學自身已成為洗腦教育的犧牲品。翌日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向母校的同學暗指六四是「歷史長河的沙石」，挑起學生情緒、上台大叫「六四會有個了結」。大叫者事後認為六四並非「歷史沙石」，重申因為基於愛國、愛民族才有此行動。首先，這名學生清楚明確地指出六四事件並非政治風波，對「沙石」言論不忿，經獨立思考後，得出認為事件應有個了結的結論。思考過程中已經達到具獨立思考能力，懂得批判事物；最後卻因為自己的意見與校方的立場不同，換來校方點名批評。試問那日後還會有敢言的學生公開發表與校方既定立場不同的意見嗎？

既然謝凌潔貞向福建中學的學生指出六四事件是「歷史長河的沙石」，又告誡學生做人應該要向前看。套用同一思維，但換上中國歷史上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如果說南京大屠殺是一件中國歷史上的沙沙石石，又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驕人的成就，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就可以忘記日本侵華的血淚史嗎？我仍在福建中學（小西灣）就讀時，校方每學年初總會以「九一八事變」來宣傳民族主義，勾起同學對日本侵華的仇恨，借勢增加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但到學年末，卻永不會提及「六四事件」。校方找來許多人裝成有理的一方，去指摘大叫的學生不尊重謝凌潔貞，但試問校方、謝凌潔貞又尊重當年因愛國而犧牲的六四學生嗎？有否顧及在事件中痛失兒女的天安門母親的感受？謝凌潔貞希望學生回家擁抱父母，給父母一個吻，但又有誰人可以代替丁子霖的兒女，送給丁子霖一個吻？

摑了響亮的耳光

作為舊生，筆者質疑校方自身有否堅守校訓「求真擇善」？校訓着學生「正直做人」，上台向謝凌潔貞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不正是「正直做人」嗎？為何校方要批評他？

在場學生為大叫「六四事件註定有一個了結」的同學鼓掌，掌聲為洗腦的國民教育摑了一個響亮耳光。

池卓龍
福建中學（小西灣）畢業生

謝凌潔貞發言（節錄）
2011-06-08

【明報專訊】在這個時刻，我想分享一些個人的看法，就是最近關於政府裏面課程發展議會，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文件。

有一些批評的人士，其實來來回回都是關注兩個問題：第一，這是不是一個政治洗腦？第二就是為什麼不討論六四、不討論艾未未？是不是中國政府有什麼要躲，有說不出、不讓人見得光的事情？我覺得這兩個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我們每一個個體，都一定要隸屬於某一個團體。除了是個人的身分之外，我們還是我們家庭的成員、是學校的成員、是香港社會的成員、是國家的成員，還有世界的公民。在這種種的身分當中不應該有衝突的，而且在全個世界，世界是以國家來安排，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覺得如果擔心洗腦，其實就是對香港、對自己沒有信心，香港是一個資訊非常發達的地方，我們打開報章、中外的新聞我們都能夠看到。《論語》也有教我們，做學問不外是五個重要的工夫﹕第一就是博學，就是說你要懂得多的知識；第二個就是審問，你要用疑問的態度，看你所有獲得的資訊，從而再增潤你有的知識，用各方面來看、來思考你獲得的知識；第三個方面，就是慎思，就是要小心思考；第四個要明辨，就是要明辨是非；最後的一個就是篤行，就是你認為對的東西你就要堅持。

我覺得，如果我們發揮這五個精神，我覺得什麼洗腦也不擔心的，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個多軌道的思考，來對待我們接觸到的新聞、接觸到的資料。而且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少不免會有一些挫折有一些沙沙石石的。

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忘記了做功課，老師問我的時候，我沒說自己沒做，我說沒有帶，我不知道這個小小的謊話你有沒有撒過。我想我們做過的某一些事情，我們的父母不一定是同意的；我們的父母做了某一些事情，我們都不會同意。但是這不會否定我們是這個家庭的一個成員。所以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的長河裏面，其實有一點沙沙石石是理解的。

如果要為我們家庭、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創造更美好的前途，我們就由今天做起。喊喊口號，鬧鬧事情，是改變不了世界的。如果我們只是喊口號，做些激動的事情，然後回家還是蒙着頭大睡，是改變不了事情，要改善一定要從知識基礎開始。

註：錄音全長13分44秒，以上為部分講辭節錄

資料來源：youtube網頁（http://www.youtub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