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 - 讀《異鄉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日

我還沒有讀懂卡繆（Albert Camus），但我真的好想談一下《異鄉人》。當我漸漸明白《異鄉人》，我的孤獨也因此變得可以忍受；我並因此願意支持那些被認為行徑荒謬的人。

最早的時候，只不過是人看我看。我嚇壞了，光天化日，毫無預兆地，殺了人。我草草翻過每一頁，每個字我都讀了一遍，然後，人家提起卡繆，我就說，我看過《異鄉人》。

只是，自此以後，每逢酷熱難當的日子，我就想起卡繆和他的《異鄉人》；深藏的惶恐被觸動，揮之不去。我因此知道，所謂，無以名狀。「怕熱」不足以解釋這種閱讀引起的情結，我開始相信《異鄉人》中的莫梭與我有着某種難以言喻的連結，我記掛着在燥熱烈日下，莫名其妙又那麼理所當然地，向沙灘上的阿拉伯人連開四槍的莫梭。

（這就是我最早學會的：有些角色，總是縈繞心頭；有些角色，你不會多想他一秒，片尾的工作人員名單還沒走完，你就禁不住伸個懶腰問身旁友人，我們上哪去吃火鍋……）

於是我又打開《異鄉人》。這時我開始醒悟，「明白」不可能是輕而易舉的過程。我悄悄問，卡繆先生，你想告訴我甚麼？

我讀卡繆生平，知道他曾經是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文學上他是存在主義大師，哲學上他提出荒謬論，政治上曾投入無政府主義陣營……都是常識，可是我尋索這些跟我和死囚莫梭的真正關連，卻是無法着力。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卡繆很上鏡，最常見的是他啣着香煙的黑白照，酷。後來看其他照片，卡繆總是帶着香煙。卡繆17歲剛進入大學念哲學的時候，患上肺結核病……肺結核，上世紀初的頭號殺手。夾在卡繆指頭的香煙遂有了不一樣的解讀：卡繆先生要不是厭世，就是將命運當成不能失去的戀人、緊抱懷中至透不過氣……卡繆在29歲出版《異鄉人》，同年出版了另一本隨筆集《薛西弗斯的神話》，這下子我總算踏實了一點點；我愛薛西弗斯。誰敢說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早上推着石頭上山，然後黃昏在山頂眼巴巴地看着石頭滾回山腳去，於是明天早上又得重新來過？我們都是薛西弗斯；是的，我們被懲罰，不過我們敢得罪天神。我終於發現卡繆隱藏在莫梭身影裏的腔調；那是巴黎被德軍佔領的1942年，他投身法國抵抗運動，當時無人敢預言德軍會在三年後戰敗；於是，當死囚莫梭最後說，「我想起了媽媽，我想我了解為何她在生命來到終點時找了個男朋友，為何她會玩這種從頭來過的這遊戲……這世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有權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樣，覺得已經準備好重新再活一次」。我們也沒有權利為莫梭哭泣，這並不是他的感喟，這是存在的莊嚴。

最後的徹悟在2006年7月9日，當時世界盃正在進行決賽，法國對意大利，與卡繆份屬同鄉的法國隊長施丹（他向以沉着穩重為人所識），竟在下半場給意大利的馬達拉斯一記頭槌……如此莫名其妙又理所當然，在萬千鎂光燈下。我終於明白，我們都是異鄉人；我們都曾經做出一些在旁人眼中無法被認同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們都被拒於主流，成為局外人。我想起王丹，他的詩集取名為《我異鄉人的身份逐漸清晰》。我沿此推敲，在心靈上終能與境外人士、異見者連結。

莫梭最後說，「我第一次敞開心胸，欣然接受這世界溫柔的冷漠。體會到我與這份冷漠有多麼貼近，簡直親如手足」。

就是這樣。


鄭培凱 - 卡謬還活著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月16日

初識卡謬(當然是他的著作)，卡謬的本尊已經逝世好幾年了。最先聽到這個譯名，是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聽說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四十四歲得獎)撞車身亡，享年四十七歲。當時的反應有兩重：一是中國的傳統說法，講天才不長命，像李長吉一樣，上帝造了白玉樓，特別看重他的文采，盟主寵召， 召他上天寫頌記去了；二是剛剛接觸存在主義，講人活在世的荒謬性，而這個卡謬譯名，用台灣話念出來，意思就是「相當的荒謬」，居然以自己生命的荒謬無常證實了存在主義的基本論點。不久以後，他的《異鄉人》(大陸譯名《局外人》)出了中譯本，就找來看，雖然不甚了然其中深厚的哲學蘊意，卻可以感到人生處境的冷漠無情，而主人公的荒誕感及漠視現實的孤僻行為，甚至讓我覺得，當時還處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比阿爾及利亞還要荒誕。台北冬天的寒風夾著細雨，冷颼颼的，直冷到骨髓深處。我們的心靈沒有家，我們在世上沒有溫暖，我們是行尸走肉，活著卻不存在，存在只是荒謬。

那是十七歲慘綠少年的心境，讀了卡謬，更加慘綠。於是，就讀起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尼采、薩特都成了案頭經常翻動的詞典，每一個詞似乎都懂得，通篇的含義卻越看越覺得深奧，不明所以。直到讀了卡謬的《西西弗斯的神話》，突然體會了西西弗斯滾石上山的悲壯，而在悲壯的氣勢中發現了人生的意義，原來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在戰略上取得了道德的高位，面對世界的荒誕，依然努力不懈，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也是因為卡謬， 我的慘綠少年存在主義時期終於結束：世界是荒誕的，人生面臨的境遇是荒謬而冷漠的，但是我們可以尋找意義，而尋找的過程，不論多麼艱困，本身就有意義，就是超越荒謬的存在意義。

此後沒再接觸卡謬，直到我在美國留學時，又讀了英譯本的《鼠疫》及《反抗者》。《鼠疫》是建築在藝術現實上的寓言故事，給我很大的觸動，讓我明確理解了卡謬的存在主義精神。面對災難的荒謬處境，與其消極等待毀滅，不如奮起抗爭，絕不放棄，絕不屈服，絕不投降，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才能消滅「鼠疫」。但是，他也告訴我們，「鼠疫」只是暫時消滅了，還有可能捲土重來。言下之意是，我們只要活著，就永遠面臨危機與災難，有天災的「鼠疫」，也有人禍的「鼠疫」，而我們的生存意義就是「永不放棄」。

非典「殺士」期間，人人困居家中，我又翻出了卡謬的《鼠疫》。書一開頭，就有這樣的句子：「我們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遠是為了發財。他們對商貿的興趣尤其濃厚，用他們的話說，最重要的就是做生意。」書中描繪的「毫無想像力的城市」，不就是我所生活、正在面對瘟疫災難的香港嗎？我還讀到書中這些段落：

「人世間的罪惡幾乎總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惡意一樣造成損害。好人比惡人多，而實際上那並非問題癥結之所在。人有無知和更無知的區別，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厭惡的不道德是愚昧無知，無知的人認為自己無所不知，因而自認有權殺人。殺人兇手的心靈是盲目的，而沒有遠見卓識，就不會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愛。」

「我們的同胞已循規蹈矩，就像有人說的，他們已適應了，因為他們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對不幸和痛苦還有自己的態度，但誰也感覺不到最尖銳的痛苦了。…上述這種情況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鼠疫已消滅了人們的價值判斷力。」(以上為劉方譯文)

過了半個世紀，卡謬的話還是如此令人震撼，如此切中時弊，如此發人深省。他當然還活在我心中，而且隨著自己年歲的增長，更加理解他先知式語言，敬佩他對人類困境所展現的前瞻性道德追求。卡謬逝世的時候，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家》上撰文紀念，是這麼蓋棺論定的：「他在本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警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勝負未卜的宣戰。但是反過來，他以自己始終如一的拒絕，在我們的時代，再次重申反對摒棄道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反對趨炎附勢的現實主義，證實道德的存在。」(柳鳴九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