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文 - 山頂建酒店 迫遷等翻生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22日

盧吉道路窄，平均也只有這個闊度。（劉焌陶攝）

盧吉道二十七號，有九十九年歷史，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前年被申請改建為文物酒店。（劉焌陶攝）

盧吉道有一段本來是峭壁，沒有山路可建，一百年前，英軍與華人承建商在這裏立樁建棧道，工程浩大。（資料圖片）

盧吉道是港島徑第一段，行山客甚多，有不少人推着嬰兒車，有車駛進時，人車無法並行。（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在政府就文物酒店展開第五次諮詢翌日，太平山頂盧吉道比往日更熱鬧，除了成千上萬的旅客，棧道之上，還堆滿相機腳架，幾十個龍友等待拍攝山頂霧境。可是，雖然遊人如鯽，但走了一圈，我卻覺得異常冷清——盧吉道上，本有十二座民居，但十室九空，放盤廣告處處。

因為交通極為不便，這裏的住宅一直少人問津，居民多是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

自從二十七號大宅被申請建成酒店，在政府與民間拉鋸之時，曾在大宅居住十三年的姚醫生說：「附近的業主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趕走租客，等待發展。」

迫遷不迫遷，是一回事；最大的問題，是這裏根本不適宜發展，本只設計給人行的狹窄行山徑，怎可能要每天數以萬計的遊人，讓路給只接載數十人的酒店專用車？

路窄彎多 接駁車超負荷

二○一三年四月，盧吉道二十七號的現任業主，申請把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大宅改建為文物酒店，提供十二個房間，平日每小時行車來回兩次，接載住客，路線沿盧吉道接駁酒店與山頂廣場，即每天九十六次單程。這項申請，在同年的九月獲城規會批准，方案在諮詢期間一度有逾八成人反對，主要憂慮改劃成酒店後，會對交通造成負荷。

曾居於二十七號大宅十三年的姚吉甫醫生，這天帶我們從盧吉道一號起步，一直走回他的舊居。他說，這段路只九百米，但已有三十七個彎，路僅闊一點八至兩米，「運輸署說讓車駛入沒有問題，但他們只是用尺量度，說路比車身闊。不親身在這裏駕過車，怎會知究竟有什麼問題？」姚醫生說，他是住客時，駕的車當時最小型的車款，車身大概一點四米闊，「沒錯是可以駛過的，但左碰右撞，轆軨每三個月維修一次，左邊車身最易刮花，在二十七號前的彎位最難過，那條燈柱，我留下了不少戰績」。

從來不是行車路

事實上，盧吉道本來就不是車路，在一百年前規劃之時，一九一三年的工務局文件寫明，這路是用作觀賞維港風景﹕「The road will be principally used as a promenade, a wonderful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Harbour and surroundings being obtainable from it」。這天沿路看到不少古老石椅，其實都是這句說話的佐證。盧吉道所建位置，大多是懸崖峭壁，工程浩大，由當時的英軍率領華人工人鑿石建橋，建成現在的棧道。在建成之初，它一直是英國上流階層的步道，後來禁止華人踏足山頂的法例廢除，這裏成為香港人認識維港的必到之地，平均人流達每小時一千人，旅發局的數字顯示，每年到山頂觀光的旅客多達七百萬人次。很難想像，在人流這麼多的盧吉道上，當每小時都有車駛過，男女老幼爭相走避成為常態，這個被旅發局譽為全港第二大景點的地方，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這其實是諷刺的，早前我們申請駕車入盧吉道做路試，在山頂警署申請禁區紙，但被拒絕，原因是太危險。其實人人都知道在這裏駕車很危險。」美港聯盟的羅雅寧說。

無處排污

除了車流增加構成危險，姚醫生還說，這裏沒有污水渠，若大宅改成酒店，每日排出二萬公升污水，根本無法處理，屆時只有排到盧吉道下的干德道、薄扶林郊野公園。「大宅外，有一個專用的化糞池處理污水，原理是廁所水直接輸到化糞池，分解後，污水再滲進泥土，以沙石過濾。五人家庭尚可以應付，住五十人的酒店，怎負荷？可以想像，到時候盧吉道下滲出的污水，臭氣冲天。」改建文物酒店，還關乎盧吉道的環境，這裏的生態，價值甚高。不少植物學家曾對此讚譽，事關這裏本地品種繁多，而且山林可以出現在山頂這高度，並不常見。前年，港島徑獲Lonely Planet選為全球十大步行徑之一，而盧吉道，早在一九八五年就被劃入港島徑第一段。

27號大宅 拆泳池——零消防

姚醫生故地重遊，來到三年前才搬走的舊居門外，說大閘都已換掉。這棟大宅，樓高兩層，每層五千呎，他當年是租客，與家人同住。「裏面間隔沒變過，木地板都是原裝，住這裏的人，本來都是尊重歷史、尊重這棟古宅的人。」盧吉道二十七號，在一九一四年開始動工興建，那時候，盧吉道才剛開始動工起路，是盧吉道上第一座民居，「由著名建築師樓巴馬丹拿（Palmer & Turner Group，前稱Palmer & Bird）的合伙人Herbert William Bird所設計及興建，用來自住」。因為自住，可以想像，它一定堅固而實用，而且選址是盧吉道上最好的，「這裏的景觀，望盡整個香港，東至觀塘，西至葵涌，啟德、尖沙嘴、太古城都望到」。

消防車駛不進

後來，Mr Bird把大宅轉售太古船塢，施懷雅家族的人入住，然後再轉為太古集團的高級職員宿舍。日佔時期，日軍曾經佔用這裏，把太古的人趕走，現在還留有痕迹，例如大閘外日式庭園的石塔。七七年，一個美國人接手，他把大宅翻新、建泳池，這個泳池，往後一直沒拆，「盧吉道太窄，沒有消防車可以駛入，沿路沒有水喉，最近也要從山頂廣場外的太平山餐廳借水。我住這裏的時候，裝了高壓水泵和水喉，萬一火燭，就用泳池的水救火。聽說若這裏建酒店，業主打算拆掉泳池，在那裏建玻璃屋，裏面是客房」。

九四年，內地人購入大宅，至九八年轉讓，沒多久，姚醫生搬進來，一住就是十三年。

由於消防車和救護車也無法沿盧吉道駛進，姚醫生以防萬一，要求家傭和司機都接受急救訓練，家裏也備有心臟除顫器。「所以這裏根本不適合建酒店，住客有事的時候，怎樣求援？火燭的話，沒有泳池的水解燃眉之急，要從餐廳拖喉進來，一公里長，要拖多久？」

鄰居陸續被迫遷

沿着盧吉道，經過二十七號，一直往西走，沿途其實會經過幾棟類似的森山大宅。「不過你會發現，現在的盧吉道，已經沒什麼人住。自二十七號的事之後，很多業主都開始心雄，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陸續趕走租客，等待發展。」姚醫生說，過往這裏的樓價，一直不昂貴，「若說山頂住宅的呎價平均有十萬元，盧吉道其實大約是三萬元，因為這裏實在交通不便，合心意的人才會買，不合心意的，價錢低極也不會買」。

在二十七號旁的二十八號，面積相對小，一層約三千呎，樓房設計平實雅致，後方有個泳池花園，不過已丟空，歷史與二十七號差不多悠久。Palmer & Turner的合伙人Mr Bird，建了二十七號，再建二十八號，當是別墅。「空置之前，是一個洋人婆婆住的，是去世的丈夫留給她的。她轉售之後，一直住在這裏，但新業主再轉手沒告訴她，有一天，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要她走。她七十多歲，被迫遷。」至於三十四號的住客Bob Green，租住這裏四十年，是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駐港記者，前年也被趕走了，「業主把樓收回來，想發展服務式公寓、酒店之類」。

峭壁上的棧道

花了九年時間，盧吉道在一九二二年建成，那時候，太平山頂仍是個光禿的石山，繞山而建的盧吉道，遠看像一條天橋（skybridge）。而由於山頂經常有霧，山上的橋在霧中若隱若現，所以盧吉道也一度被稱為「仙橋霧鎖」，是二戰前的香江八景之一。

要建盧吉道，以一百年前的技術，是難度很高的一項工程，由在英國做炮彈戰船的英軍工程師負責，不過真正落手落腳挖掘、砌磚的，則是華人承建商包辦。根據當年的工務局年報，第一階段的工程，只用了年多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但第二段工程，則先拖了四年才復工，然後再用了三年時間興建，事關第二階段全屬陡峭的懸崖峭壁，無建築路面的山坡。一九一九年的工務局年報，最後決定開山劈石、建擋土牆，和在無法築路的峭壁上建架空的棧道——在峭壁下鑿石立樁，橋柱用當年新引進的物料鋼筋混凝土，總共建了八十七條，上面則建橋為路。

行山徑淪車道？

我們一行五人，從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盧吉道一號山頂纜車總部起步，一直走至二十七號，雖然這天不是周末假日，沿途還是遇見很多行山的人，當中包括蹓狗的主人和推着嬰兒車的父母。曾在這裏出入十三年的姚醫生說，「從這裏回家，路程九百米，共有三十七個彎，路的闊度平均只有一點八至兩米，駕着車身約闊一點四米、排量600cc的三菱車出入，每個彎都熟晒，最後那個彎，是最常過不了的彎，所以那條燈柱也有很多被我車刮花的痕迹」。

姚醫生說，他每天駕車出入，知道這條路有多難走，人車其實無法共存。雖然他為了減少妨礙行人，以自己用車的時間遷就，例如早上七時前、晚上七時後，以及假日不用車，即使用車，兩餐在外，中間的時間也盡量不回家，寧願在外面蒲足一天；之不過，還是會遇上很多人車爭路的情况，「行山的人，根本沒有準備這條路會有車出現，於是，當有車駛至，行人都心急避車，避到渠邊、山邊，老人會容易跌倒。想像一下，若有人推着嬰兒車走，怎辦？父母一人抱起孩子，一人舉起嬰兒車彎到欄杆外，這樣才夠位走」。盧吉道這段路，只有二十七號大宅有車出入，若是住宅，人數頂多數人，車輛出入次數有限，可是若轉營酒店，申請計劃書中就提到，酒店會每小時提供四次來回接送，一天就九十六次。需要頻繁地避車的行山徑，結果只會讓人不敢再走，而本來為讓人可以欣賞維港景色的盧吉道，也只有淪為接送十多個房間住客的車道。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王芷倫 

鄺健銘 - 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安裕周記：最後一個強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李怡 - 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1日

中國社科院發表《二○一五法治藍皮書》，首次提到若中央認為人大決定「不適當」，亦可撤銷或改變，並非一貫所說「不可撼動」。港府發聲明重申人大決定「是不會撤回，亦不會修改」。究竟《藍皮書》是否意味過去大半年中共信誓旦旦的「不可撼動」說有些鬆動呢？

報告稱，在理論上，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不適當的決定」，但前提是，有關決定必須是「不適當的」。當中央認為是適當的決定時，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全國人大是不可能改變和撤銷這決定的」。

這裏有幾個要點，一是改變過去說人大常委的決定有最高權威性因而「不可撼動」，終於承認是可以改變的；二是只承認「理論上」可以，實際上卻要中央認為人大常委決定是「不適當的」才可以，而中央似乎還未認為「不適當」；三是「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人大應該是最高權力機構，但不是，《藍皮書》表示最權威是「中央」，中央不是指國家權力的中央，而是沒有明說卻不言而喻的「黨中央」。也就是說，什麼人大決定是最高權威，「不可撼動」，都是騙人鬼話，真正權力是黨中央。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真正法治，沒有真正學術，沒有獨立傳媒，不管是大陸法律學者，是政協主席、總理或哪一級高官，也不管是多高級的機構，都只會重複黨中央定下的調調。泛民去上海見李飛，或李飛來香港見泛民，都沒有意義。

什麼才會讓中央覺得某個決定「不適當」呢？就是現實政治情況的變化。只要政治上行不通，憲法可以改，黨綱可以改，過去在憲法黨綱寫進誰當接班人，政治情勢有變，說改就改。沒有高於專政權力的憲法、法律，也沒有高於一黨的國家立法機關。中共國明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所以，跟隨中共講法治，講人大權威性，多餘啦。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絕對權力的中共中央。中央說人大決定「適當」就適當，說「不適當」就不適當；中央領導人換了，適當也隨時可以變不適當。

從前年三月喬曉陽在深圳和建制派談話提出「三個堅定不移」之後，兩年來中共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任何鬆動。而且越來越強硬，先來一個國務院白皮書，再來一個人大決定，都是重複和加強喬曉陽的原說辭。原因何在？就因為在中共毫無鬆動迹象的情勢下，香港不斷有民主人士提出各種自動降價的方案。這樣中共又何須鬆動？它看準了只要不斷強硬下去，香港人遲早就範。只重實力而不講道理的專政政權，是不可能在得勢時讓步的。

現在似乎有點鬆動了，原因是二十七名民主派議員聯署會否決政府方案。因此而使高官和建制派紛紛表示對通過政改不樂觀，也有自認掌握北京意向的人說中央「打定輸數」。在不斷有消息說某某民主派會轉軚、部份民主派又期待與中央大員會談的情況下，這聯署展示了實力。如果政改方案果真被否決，那就是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否決了被認為最高級的人大決定，「不可撼動」就不僅撼動而且推倒了，中共沒有面子事小，在全國幹部人民面前失去黨和人大的權威性則茲事體大。因此中央（社科院也代表中央）開始放出鬆動口風了。

有啥具體口風呢？集中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上，一方面說提名委員會組成可以考慮「用個人票取代公司票」，又說「若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能完全民主化的話，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性也就實現了」。寫《藍皮書》的人顯然忘記（或故意不提）八三一決定第一條就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這個暗中改變八三一決定的提議，是不準備實行的。提出來是打算搞一次「如果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民主化，你是否贊成袋住先」的民調，用民調的壓力促使《藍皮書》的「希望泛民中有部份人士」轉軚。不過目前並沒有任何迹象顯示民主派議員會依從民調結果投票。

民主派終於有討價還價的實力，是源自於佔領運動。佔領運動使原來有點動搖的民主派只能「企硬」，因為佔領運動的目標是撤回八三一決定。若有民主派轉軚就意味背叛了這運動，實際上也就是背叛了爭取民主的市民。

雨傘運動結束，當「香港年輕人深切地體會到高牆是多麽難以動搖」的時候，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向一個香港讀者回信：「很多事情未能盡如人意，讓我感到可惜。但我認為你們為民主而走的路，最終絕不會白費。現在乍看像是『甚麼都沒發生過』，但在看不到的地方，確實起了絲毫變化。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

世界還沒有改變，但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卻可以肯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廣德 - 三跑勢比高鐵更不堪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0日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拍板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令很多關注團體同專業人士譁然。可能一般市民覺得這個項目要投資1,400多億元，雖然貴到無譜，但既然討論了多年，機管局又一直說兩條跑道不夠用，所以無奈接受。

但大家留意，機管局是政府百分百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所有資產與債務都屬於香港人。無論它採用何種形式的融資方案，1,400多億元最終都是由你、我和所有香港人承擔，所以在你決定是否接受之前，請考慮四項基本事實：

第一、政府至今沒有就三跑項目公佈過一份完整的經濟效益評估報告，即是說市民無從得知這是賺錢抑或蝕本項目。機管局四年前曾經發表一份初步報告，它聘用的顧問指明所謂項目會帶來5,400億元經濟效益的結論並不可靠，在最壞情況下經濟回報淨值會下調六成，有必要在做決定前再做全面評估報告，但這份報告至今不知所終。事實上，去年有專業團體聯同英國智庫做過一份嚴謹的「社會投資回報」研究，發現興建三跑的社會代價可能高達6,700億元，大大高於經濟收益。

第二、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以為可以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個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廣州機場與內地空管部門有緊密協調，尚且落得如此下場，香港要內地讓出空域給三跑升降，真是談何容易？

第三、民航署一直說空域問題可以透過同內地民航局及澳門民航局組成的三方平台解決，但澳門民航局剛剛回覆獨立媒體記者查詢，證實三方平台接近三年未有開會，更遑論達成共識。究竟政府是否刻意愚弄市民？一如當年運房局局長鄭汝樺向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時聲稱一地兩檢定可解決，結果至今一拖再拖，隨時令高鐵變低鐵，得物無所用。

第四、三跑投資比高鐵多一倍，理應先就融資方案正式諮詢公眾。當年政府明知社會對高鐵有爭議，尚且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今天政府繞過立法會批准，不就融資方案發出諮詢文件，已經拍板容許機管局截留股息、借貸及向旅客額外徵費。若果這種做法可以過關，香港人辛苦累積的公帑就會變成梁振英班子的小金庫，只要找個堂而皇之的藉口就可以隨便花光。

正當香港民情指數處於20年來最低位之際，政府用「起住先」心態硬推有史以來最昂貴、效益最可疑的項目，無疑是為自己埋下重磅計時炸彈。

黎廣德
長春社理事  

陳雲 - 拜文昌，尊師道

轉角   am730   2015年03月16日

夏曆二月三日是文昌帝君寶誕(今年西曆三月二十二日)。傳說文昌帝君名張亞子，遷居於四川梓潼縣，當地人敬其品德，建廟祭祀，成為梓潼神。元代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後稱「文昌帝君」，掌管文運、功名、仕途、祿籍。

孔子是聖人，但不是神道。昔日的書院、私塾懸掛孔聖人行教圖，設神位崇祀文昌帝君，世家大族建文昌塔，以保佑族人考取功名。屏山鄧氏興建的文昌塔聚星樓，矗立位置昔日是屏山河口，臨水而建，以塔為筆，以水為墨，承接青山的地理，可興功名，中科舉。屏山鄧氏在明、清兩代功名顯達。可惜風水也有期限，後來政府開闢天水圍新市鎮，堵截屏山河，填封池塘，河水乾涸，變成現在有筆無墨的敗局。

近年香港復興學童拜文昌的習俗。在文昌誕或開學前，父母帶孩子去供奉文昌帝君的廟宇，供品、毛筆、書本放在壇前，上香向神靈祈願。供品有蔥、芹菜、竹筍，寓意聰明、勤學和順利，黃色生果寓意金榜題名，糕和粽諧音高中。用紅紙包裹祭祀蔬菜一圈，寓意吉利和尊敬。拜祭後蔬菜拿回家煮食，討個意頭。至於不可和雞蛋或圓形的食物同吃，以免考得零分，是後來添加的禁忌。

有廟宇在文昌誕日舉行開筆古禮。以四枝新毛筆參拜文昌帝君，然後由學生用毛筆寫上學業進步、進德修業之類的祝願。善信也可以用毛筆在香爐上順時針方向繞三圈，溫火開光。在家中開筆的，可向流年文昌星飛臨的方位，擺放祭品、毛筆，點燃香火，向神靈祈願。

道教勸善典籍《文昌帝君陰騭文》記文昌帝君訓誡士子「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騭粵音「質」，默默布施，不予人知，叫做陰騭，也作陰德。拜文昌，祈求孩子通文墨，長見識，當然是好。但仍不及接通神明，心存善念，點滴善緣，積成大德，上感蒼天，下修自身。此所謂天人之教。接通天地之仁心，才可以承受父母師長之教，這是神道設教的道理。

祭祀文昌是借神道來尊文教、尊師道。父母送孩子入學之前，稟告文昌帝君，之後帶孩子往私塾拜師，將孩子交到老師手上，然後離校，一切拜託。不像現在家長，要提心吊膽，提防學校教了甚麼毒害兒童的內容，也要時刻檢查老師是否虧待孩子；有些嫌棄老師給的功課不夠繁重，有些慨嘆孩子功課連家長都不會做。沒有拜師禮的年代，天下無信，就是這樣。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馬嶽 - 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2015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

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

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

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

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陳電鋸 - 一場公共衛生災難之起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在我十年兒科醫學研究生涯裏，曾兩次研究麻疹、德國麻疹和腮腺炎三合一混合疫苗(MMR)的問題。第一次是研究MMR內的添加劑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而結果是毫無關係；第二次是在攻讀流行病學碩士時探討各種公共衛生災難，而「MMR引致自閉症」是最有名的公共衛生災難。公共衛生災難常見的原因，就是錯誤將觀測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結果當成是因果關係的證據。「MMR引致自閉症」最初也是由此錯誤所引起，但隨後的更多的社會問題，令一群研究人員的錯誤變成社會災難。而這個災難最不幸之處，是無論科學界如何搶救，社會都不會自療，總有人會每隔一些時間好似在互聯網發現寶藏那樣出來指點江山，去延續這場公共衛生災難。借用網上的說法，阿寶永遠不能休息，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

為何宣稱「MMR引致自閉症」再呼籲市民不要接種疫苗是公共衛生災難，我想大家可以參考《明報》去年三月三日中大兒科泰斗霍泰輝教授的文章〈麻疹疫苗的歷史教訓〉，我也無謂重複。我今次只想從社會角度探討這件事。

社會角度探討疫苗災難

這個災難的起點，是英國醫學期刊《刺針》於1998年刊登了由Andrew Wakefield等人撰寫的研究。該研究與MMR有關的發現可以用以下一句總結：12名突然語言能力降低及有肚瀉病徵的三至十歲兒童其中9人曾接種MMR疫苗，完。如果這樣的結果用以證明MMR疫苗引致自閉症，那等同於12個在香港死亡的人有9人曾經每晚觀看過無綫電視台的節目，以此證明觀看無綫電視台可令人致死一樣可笑。中一綜合科學都有教什麼是對照實驗吧。（此研究後來更發現造假，詳情請看上述霍教授的文章。）

《刺針》期刊的編輯理察荷頓(Richard Horton)在2004年出版回憶錄MMR Science and Fiction: Exploring the vaccine crisis，重點探討Wakefield的研究刊登後何以演變成災難，他自己都說寫此書的原因是要「驅魔」。荷頓明確指出這個研究本身並不可以用來證明任何因果關係，《刺針》最初刊登此文章只想指出有些患上腸胃問題的兒童同時會出現語言能力降低，可能是一種新型疾病。可是在研究刊登之後的連串事件，卻令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Wakefield在研究刊登之後，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本來只是發布研究結果，但他向記者宣稱MMR不安全，應將三種疫苗分開接種，傳媒當然即時報道如儀。但當時的傳媒沒有察覺這樣報道是有問題的。第一，Wakefield的說法暗示MMR引致自閉症，而他的研究根本不能證明此關係；第二，Wakefield的研究沒有比較接種MMR和分開接種疫苗的兒童患上自閉症的比率，故此他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數據支持的。但由於此話出自一個醫學研究人員之口，傳媒信服此權威，亦沒有自行解讀醫學研究結果的能力，就錯誤地變成放大謬誤的幫兇。

謬誤散播 傳媒成幫兇

報道一出，自閉症被解讀成MMR的不良反應(adverse event)，這個印象亦因為傳媒和互聯網日講夜講，深深烙印在公眾的認知裏，像是魔鬼那樣驅之不散。全球反疫苗社群亦借此勢大力推銷他們的議題，吵鬧不絕。無論事後有幾個過十萬人參與的流行病學研究證明MMR與自閉症完全無關，「MMR引致自閉症」的信息沒有出現達爾文式競爭在公眾認知中被淘汰，反而是乘着社會質疑科學的思潮之便，劣幣驅逐良幣。英美兩國MMR接種比率下降，本來在兩國消滅了的兒童麻疹疫情捲土重來。

荷頓在書中指出五件與此次災難有關的事，分別是科學研究商業化減低公眾認受性、自閉症患者家屬缺乏支援、全球錯過了令麻疹絕迹的機會以及傳媒在報道醫學新聞時的蒼白和虛弱。而我最想討論是最後一點。

新聞人員守龍門之重要性

多年前我曾在同一天讀到兩則新聞，一則是匯控股價劇降；另一則是某香港藥廠生產線受污染。在報道匯控新聞，內文的什麼「 U 盤」、「嘜價」術語非常純熟，對於事件起因亦有非常詳細的幾套解譯，試引一句：「近期匯控在倫敦的股價持續低於在香港的股價，導致國際投資者進行套戥，即是在香港沽匯控然後在倫敦買，導致匯控在香港沽壓大增」，我完全不知道在談什麼，行外人聽上去非常專業。但在報道醫學新聞時，這種嫻熟完全不見，變成了「衛生署昨日證實，XX藥業的痛風藥別嘌醇毛霉菌超標，並證實是藥物半製成品儲存於室溫五至十四日，時間過長引致細菌滋生」。中三的生物學已會教霉菌是真菌(Fungi)，不是細菌(Bacteria)。另外很多報道流感的報道都將流感病毒(Virus)寫成細菌。這是非常低級的錯誤，如果用財經新聞作比喻，就像是將匯控歸類為樓盤那樣低級。我總是在醫學新聞見到此類錯誤，而編、採兩級都無法指出這些錯誤。其他科學的基本套路如劑量決定毒性、比較死亡數字無法判定疾病嚴重程度、如何證明因果關係等等，也不見得報道醫學新聞的記者一定有認識。

雖然個別不肖香港政治記者和編輯當自己是博客那樣「造新聞」，但記者和博客的分別，是記者有一套價值和守則。「新聞學的第一要務是查找真相、準確傳遞及可被信賴」(Ian Hargreaves語)。醫學新聞關係市民健康，可能是比政治更大是大非的問題，何以總是無法準確傳播信息呢？如果這歸咎於記者缺乏生物學和醫學訓練，何以極為複雜的財經新聞，報社卻可以訓練出健筆呢？

我這樣寫，好像在「向報信者開炮」(Shooting the messenger) ，新聞很多時只是轉述觀點。如果轉述的觀點有錯，從Wakefield事例可見，新聞人員的未必可以準確地做守龍門的角色，而後果仍然會很嚴重。當然，發表錯誤觀點的人比報信者要承受更大責任；開放版面而任由不專業人士就專業議題妄加評論，發表關係市民性命的誤導信息，而溝通渠道又無法健康地淘汰錯誤觀點，對社會來說極度危險。科學不像政治，對錯的界線不複雜：有沒有證據支持、有沒有錯誤引用證據、引用的證據是否合適全面、證據力是否夠強等等。科學不問信念，只衡量觀測證據。

道聽塗說不是新聞

其實判斷指控是否可信的標準，無論是科學與否，都是一樣，就是愈嚴重的指控，愈要確鑿的證據支持。例如我指控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故此我們不能只求心證（「我反正信了」），再將證明的責任推給讀者。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甚至認為社會反智地不問證據就問對錯就是由此而起。正確的方法是提供確鑿證據證明指控正確，例如任何文件紀錄、海軍陸戰隊與黃之鋒的訓練影片之類，而且要證明證據可信。道聽塗說可不是新聞。

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為兒童接種的疫苗的是邪惡一歲針，是一個與「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同樣嚴重的指控，因為這證明香港衛生署甚至世衛都錯了。但提出這樣觀點的人，有沒有提供全面、確鑿的證據支持這個指控呢？還是只引用部分資料，再要求大家「我反正信了」？道聽塗說不是新聞，道聽塗說更加不是科學！

荷頓指出，社會沒有渠道提醒我們因為醫療進步而奉旨（廣東話謂「老馮」）獲得的好處，卻不停有渠道提醒輕微甚至不成立的醫療副作用。先進國家如香港現在可以當父母的新一代，都有接受政府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好像「老馮」那樣，認為麻疹很罕見，而且不嚴重，不會死人。不過數字不會騙人，根據世衛數字，單是2013年全球就有十四萬五千人死於麻疹，而這些死亡是可以預防的。每年另有十萬個孕婦因為沒有接受德國麻疹疫苗而流產或誕下畸胎。這些不幸只不過是因為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沒有免費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認為「老馮」的東西，在其他國家卻不是必然。

文 陳電鋸

編輯 丁曉彤

李怡 - 想做奴隸、做穩奴隸與不甘做奴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4日

遠在草擬《基本法》期間，筆者已提出：港人治港若無民主倒不如京人治港。有關論述十七年來不斷被印證。最近北京兩會期間，港區人大政協的表現，與大陸官員相比，又一次體現這預言。

港區人大政協們的談話，除了不斷重複和加強語氣力撐八三一框架的普選，更以最強硬的口吻狠罵佔領運動，指為顏色革命，指斥有外國勢力插手，背景是港獨，破壞香港秩序，影響經濟民生。這些話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也與任何到過佔領區者的觀察全然不同。這些沒有香港民意基礎的人大政協，在北京卻以香港人身份，要求為二十三條立法，更提出因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插手，香港面臨國家安全威脅，中央要把國家安全法引入香港，國家的反恐部署應把香港置於關顧範圍。由於提出把國安法在香港實施連建制派都反對，人大代表吳秋北撒嬌說他個人的榮辱微不足道，而堅持一貫想法。非常可笑的拜倒絕對權力的「個人榮辱」﹗

講到香港最近的反水貨行動，港區人大政協認為這些針對大陸旅客的行動與佔領行動有關，涉及領土的問題，提醒中央要警惕及不要掉以輕心；更有港區人大把反水貨客示威，形容會發展為「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

相對於港區人大政協這種對香港和平示威的誇張言論，中共官員反而較為理性。談到自由行和水貨客，商務部長高虎城說留意到個人遊對香港引起的新問題，指出任何城市的設計，對遊客都有一個限度，大陸有關部門會調整政策。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說，留意到旅遊出現樽頸問題，在自由行簽注等具體政策上應採取針對性措施。一些地方官員也表示理解香港人的反應，山東省長郭樹清日前承認他沒有考慮過香港承受能力這個後果。

總括來看，大陸官員雖然沒有真正明白香港人已「無路可走」的困擾，但至少還不至於把反水貨行動上綱到港獨、「伊斯蘭國」那樣荒謬的程度，沒有說反水貨是侵犯中國領土、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而作出那些兇惡判斷，並引導中共要以強硬手段對付香港人的，反而是在香港居住生活的港區人大政協。

為什麼會這樣？筆者不免想起魯迅九十年前寫的話：「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對於「甚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凡是在大陸有過投資合作或有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深刻體會到，大陸社會上人分成十等，對上級或有權者，其畢恭畢敬俯首帖耳的程度和態度，稱之為奴隸毫不過分。大陸官員儘管都必須服從中共黨的方針政策和任何指示，但他們總算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了，奴隸雖沒有「『人』的價格」，但在分等級的奴隸中也會沾點「人」味，在中央政策範圍內，明白說出太離譜的話不合身份。

至於香港這些所謂人大政協們，大部份還是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他們固然很明白中共國的體制就是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力體制，實際上就是奴隸體制，因此很希望能被奴隸主恩寵而晉身為奴隸，為了迎合主上，於是主上想不到、說不出或基於非港人身份而不好說的一切不顧實際的狠話都說出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沒有最醜陋只有更醜陋，確實比「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更不堪。

即使不是人大政協，香港受奴隸思想影響或為了迎合中共國奴隸體制的，還是大有人在。反水貨行動真是那麼暴力嗎？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段女孩被惹哭了的影片？是示威者把她惹哭的，還是她媽媽的高八度的吼叫把她弄哭的？看清楚才作是否要劃清界限的反應吧。做慣了人，要防止沾染奴性啊。

香港終究生活在具有「『人』的價格」的時代比較久了，我們都不想做奴隸，而八三一框架就是想把所有香港人，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的引誘下，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使具有「『人』的價格」的香港蛻變成俯伏在地沒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國香港」。篩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就是現在人大政協這些嘴臉。否決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儘管不是一條活路，但至少留在堅守「人」的價格的原路。一鬆手香港就進入奴隸時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 - 單向度的人

2015年3月14日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是社會學名著，1964年出版，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獲譽為「美國新左派之父」（但馬庫色本人非常不喜歡這名號）。

台灣麥田出版社新推出此書中文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以之前兩個中譯版為基礎，「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審定。萬教授在該書審定後記中表示：

我不敢說我審定後的譯本完全沒有錯誤，但可以保證是迄今最可靠，文字也最流暢（西化語句比例最低）的譯本。原文涉及法文、德文、古希臘文的部分，我全部沒有放過，皆一字一句修訂，連註釋的文字我也全校訂了，讀者可以放心閱讀。

這本書是我對中文社會科學界的重要貢獻（且容我不謙虛一次），我希望有更多學界同仁可以加入這個行列，一起為學術翻譯略盡綿力。

做過校譯的人都知道，「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往往比自己翻譯更累。《單向度的人》是嚴肅的學術著作，對一般人來說不是易讀的書。萬教授對學術翻譯有熱情，在中山大學和國家教育研究院開設「社會科學翻譯研究」課程，他為本書付出的心力，值得中文讀者珍惜。

以下介紹這本書，內容翻譯自維基百科有關該書的英文詞條。

以「大拒絕」對抗社會宰制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庫色廣泛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和蘇聯共產社會，闡述了這兩種社會中新形式的社會壓迫如何平行興起，以及西方革命潛力如何衰減。他認為發達工業社會製造出虛假的需求，而這些虛假需求藉由大眾媒體、廣告、產業管理和當代思維模式，將個體融入現存的生產和消費體制中。

結果這產生了「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世界，身處其中的人批判思考和行動抗爭的潛質與能力均大大衰減。在這種環境下，馬庫色認為唯有「大拒絕」（great refusal）才足以對抗無孔不入的社會宰制。他花了很大篇幅為「否定思維」（negative thinking）辯護，認為這是對抗當代盛行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一股顛覆力量。

馬庫色也分析了工業勞工階級如何融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本體制如何以新方式維持自身穩定，因此質疑了馬克思主義者有關革命無產階級和資本體制無法避免危機的基本假設。馬庫色倡導發揮少數群體、局外人和基進知識份子的非一體化力量，嘗試藉由提倡基進思想和抗爭，促進抗爭的思想和行為；這立場與正統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同。馬庫色認為那些據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出現的官僚化趨勢，對自由的危害一如西方資本體制。

Georg H. Fromm和William Leiss等人在致《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概括了《單向度的人》的四個主題：

一、「單向度的人」這概念認為人類的存在有當前向度以外的其他面向，但這些面向被消滅了。這概念認為人類以前視為私領域的事物──例如性（sexuality）──已成為整個人對人的社會支配（social domination）系統的一部分。它並指出，極權主義可以在並不使人覺得恐怖的情況下強加在人類身上〔這令我想到那些為「中國模式」歡呼喝采的人〕。

二、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已建立起人類自由的物質基礎，但它繼續為壓迫的勢力服務，使得當代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均變得貧乏。〔這令我想到可憐的香港人。〕在當前環境下，技術進步支配人類有其邏輯；我們需要質的躍進（qualitative leap）而非量的積累（quantitative accumulation），才能將這股毀滅生趣的力量轉變為助人幸福生活的力量。

三、馬庫色的分析以「否定思維」或辯證思維為基礎。這種思維認為既有事物不是它們表面看來那樣，事物中固有的各種可能性遭否定。它要求「免受已知事實的壓迫和意識形態力量支配之自由」。

四、對於人類是否可以克服技術社會日趨嚴重的宰制和不自由，本書大致上持悲觀看法。它集中審視當前體制遏制和排斥一切替代模式的力量。

消費主義──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

馬庫色強烈批判消費主義，認為這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他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雖然宣稱是奉行民主體制，但實際上卻是威權的（authoritarian）：人們的自由觀（perceptions of freedom）受少數幾個人主宰，可以選擇的只是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購買哪些東西。在這種不自由的狀態下，消費者的行為是不理性的：他們超時勞動（如果只是滿足實際基本需求，他們根本不必那麼長時間工作），透過物質的東西尋求社會聯繫，忽視這種生活方式的有害心理影響，忽視它造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傷害。

比這更不理性的是：工業社會不斷創造出新商品，舊商品因此必須廢棄；這促進經濟成長，鼓勵人們付出更多勞動，以便能夠購買更多東西。個體喪失其人性，成為產業機器中的一件工具，消費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此外，廣告維繫消費主義，向大眾宣揚花錢就能買到幸福，而這訊息實際上可能造成重大的心理傷害。

我們可以選擇反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反消費主義貶低所有非必要的消費和勞動，反對浪費。但因為廣告與商品化徹底互相滲透，所有東西都成了商品，我們實際需要的東西也不例外，反消費主義之實踐並不容易。

黃世澤 - 港人離心功在土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2日

港中矛盾不單未有化解迹象，而且越演越烈。假日的反走私客行動已幾乎肯定會釀成警民衝突。如果走私客的擾民問題未有妥善解決，港中關係越走越遠是肯定的。

那些親北京政客既在當年為香港主權移交給共黨治下的中國背書，又與北京關係良好，甚至能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參與全中國政策決策過程。他們應該運用與北京的良好關係，向北京主動請求限制自由行數目，或對走私漏稅的人作出懲處。很不幸，這批親共政客不單未有向北京作出任何控制形勢的請求，反之還大言不慚，最離譜當推陳永棋的言論，不顧雙非孕婦來香港產子對香港醫療、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壓力，要求讓更多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陳永棋這麼愛看新加坡，就讓我們也看看當年李光耀是怎處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

李光耀可謂眾所周知的「大馬來西亞膠」，一生都以推動不分種族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為政治職志，他認為新加坡在沒有馬來西亞腹地支持下是無法生存，在華人對新加坡自治領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感到懷疑時，他執政下的政府，以及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積極為此背書，甚至為此不惜搞到黨內分裂，與馬共決一勝負，最終他贏得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公投。

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由於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分歧，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單一市場以及財政上繳上的分歧，甚至中國銀行在新加坡分行能否繼續合法存在的分歧，都搞到兩地很不愉快，甚至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爆發血腥種族衝突。但當時李光耀作為兩地統一的背書者，並無像香港那些土共般發表犧牲當地人利益的言論，他不斷前往吉隆坡與聯邦政府談判收窄裂痕，雖然他最後無功而回，甚至被迫接受由當時首相東姑拉曼提出的分家方案，但至少，他積極捍衞新加坡人的利益，而並非做了巫統的打手，協助吉隆坡的馬來種族主義政府，打壓新加坡人。他甚至不惜接受分家與吉隆坡賭一鋪，證明他的主張才是對馬來西亞最有利的。

香港的土共之所以被鄙視，並非純粹因為他們親中，而是在香港民生問題上，並無做好捍衞香港利益的職責，純粹為了一己私利，置港人的生活於不顧。因此，他們的傀儡本質很易被港人看穿。其實大批走私客在港購物，明目張膽逃避中國海關的進出口管制，這種走私漏稅行為，不論為中國還是香港利益就應予譴責，而中國人要在香港買奶粉，不敢在中國買奶粉，也反映打貪力度不夠強，不能給予中國人民信心，但這幫人一句人話都不敢講，誰會尊重出賣港人利益的傀儡？香港年輕人越來越不認同中國，論為港獨付出的功勞，筆者還不及這幫土共的百分之一，真港獨分子就在土共大本營內。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李怡 - 「水治」的法治還是「刀制」的法制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1日

二十七名民主派議員聯署聲明，指人大常委的八三一決定違反《基本法》第25、26、39、45及68條，重申必定否決任何根據「八三一決定」框架制訂的「假普選」政改方案。中共和港共多名高官則一再強調，「八三一決定」不可動搖，普選必須在這個「法治框架」下才有合法性。另一方面，港大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核，以「八三一決定」與《基本法》不符，要求高等法院推翻政改第二階段諮詢。

大家都講法治，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法治？自從習近平刻意強調「依法治國」，梁振英政權也不斷仿效，政改諮詢反反覆覆講「依法」，又反覆說佔領運動是「違法佔領」，警察是「依法清場」。據學者統計，梁特去年的有限談話中，提到「依法」高達三十七次，今年頭兩個月也有九次。

也許我們可以談談關於中國的法治通識。

中共自建政以來，除了文革十年毛澤東自稱「無法無天」之外，中共長期講的寫的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講最多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一九七九年實行改革開放後，大陸曾有過是要「法制」還是要「法治」的爭論。由於國語讀音相同，因此學者把「法制」稱為「刀制」（「制」字為刀字旁），將「法治」稱為「水治」（「治」字為水字旁）。「刀制」的刀意味把法當「刀把子」，即合法使用暴力的工具；「水治」的水象徵人民，《荀子》以「君」（政權）比作「舟」，以人民比作「水」，指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與諫官魏徵多次講到荀子，並說：「怨恨不在於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離。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應該高度謹慎。」

經過近二十年反覆爭論，到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才採納學者的建議，將「法制」改為「法治」。中共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確定「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一九九九年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寫入憲法。　

儘管在用語上把「法制」改了「法治」，但中共既然把「依法治國」理解為「黨領導的基本方略」，就等於在觀念和實行上仍然是「法制」，即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以法律為統治工具的「rule by law」，與法治的「rule of law」是兩回事。大陸法學家李步雲解釋說：「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律制度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制度來說的，而法治從來都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法治與人治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

聯合國官方網頁有「聯合國與法治」一欄，列有對法治的解釋：「法治……，即法律應該統治整個國家，用以反對政府官員個人的專制獨裁。」「對聯合國而言，法治概念還要求採取措施來保證遵守以下原則：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法律負責、公正適用法律、三權分立、參與性決策、法律上的可靠性、避免任意性以及程序和法律透明。」

法治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因此法治的基礎是三權分立。講要實行「三權合作」的不是法治而是法制，即政府用法律的形式進行管治，包括壓制人民的自由和天賦權利。

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對法治社會來說，「規矩」就是被稱為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而不是違反《基本法》的國務院白皮書來一個規矩，人大常委決定又來一個規矩，然後再一個決定又推翻原有決定來一個新規矩，那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是統治者按政治需要不斷變更法律來統治人民的法制。《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制訂的，中國憲法的其他條款不適用於一國兩制的香港，不僅在制訂《基本法》時中共領導人已再三聲明，而且憲法與《基本法》存在相反的條款也明白顯示無法適用，比如服兵役、交國稅、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生育等條款。

人大八三一決定，是以刀制的法制來破壞香港原有的水治的法治。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根本，一切自由、人權都建築在法治基礎上。在法治國家，只有在講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時才會提到法治，因為法治是不須提而人所共知的一切權利義務的基礎。而天天講法治的國家和政治人物，實行的一定不是法治而是刀制下的法制。（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港獨無所不包

作者網誌   2015年3月10日

筆者月來寫了幾篇文章談論港獨，目的有兩點：一是不要跌入中共的語言陷阱，中共喜歡把一切港人不喜歡的言行皆定義為「港獨」，最新就連反水貨客抗爭這類小事也說成是港獨，則港人不爭港獨也活不下去；二是爭民主也好、爭自治也好，只要中共不高興，就是港獨，正義朋友若這麼害怕港獨標籤，請快快退出江湖回家養老！

港獨問題，說穿了只是一個爭奪話語權（discourse right）的遊戲，港人拿槍革命的勇氣還未有，爭奪話語權只是語言遊戲，如也不戰而敗，實在無話可說，活該為中共奴役。

拿筆作槍的遊戲如何玩？非常簡單，就是不迴避問題，港獨應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中共最惡也不過是恐嚇要為23條立法，到時只要講爭取民主的說話也會被「屈」成港獨而遭檢控，正式談論港人有權獨立自主更不得了，一定坐牢。

年近八十的李怡老先生在港台電視節目中被問到這一危險之時，回答得十分簡單，令筆者十分感動，就是「坐牢就坐吧，爭民主是要付出代價的」。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有什麼大不了？見賢思齊，筆者一定追隨李怡先生為信念而無懼坐牢的生命態度，更希望知識分子中有更多人肯率先表態，立此存照。

「港獨」議題從來只是偽命題，有一半話題是一群在港的「港奸」基於自身想討好中共的私心而炒作出來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自己不說，只在閉門的小組會議中說，批評香港有激進勢力鼓吹港獨、城邦自決，是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云云。

這樣嚴重的指控為何不敢公開說而要在閉門私語中說？從來欠缺道理的人，由於心虛，總是言辭閃爍，反正充當傳話人的「港奸」多的是，就利用中間人放放氣球，無謂效法特首梁振英一樣，把話說絕說盡，惹來反擊時便無法落台；於是一眾「港奸」爭相傳話，又建議特府立法禁止本土論，又建議在港引入《國安法》，爭相獻媚惟恐不及。

最妙的是，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與張會面後，點名指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明顯是港獨行為。筆者總覺得堂堂政治局常委不會這樣低水平，范太的說話是英諺所說的「把話放進別人口裏」的做法。

星期日反水貨客接連入侵上水、屯門和尖沙咀，再一次吸引所有眼球，手法也許有爭議，目的只是發洩對社會的不滿，爭取的也只是取消「一簽多行」，限制自由行來港人數，這類訴求也算港獨，豈非搞笑？還有什麼不是港獨？港人要求多些福利，例如最高工時、退休保障、有房屋住，甚至要求死後有個骨灰龕，也成港獨了吧？退休不回國生活，死後要留在香港，還不是獨立訴求？

有些情況可以比港獨更令當權者害怕，就是筆者上星期所說的「民變」。「光復行動」已經一連五個星期天發生，當中有四次涉及輕度暴力行為，以遊行者被濫捕作為結束。最令當權者不安的是，筆者所形容的「獨狼」行動一次比一次進步、機動與兇猛。最新的一次，就連親泛民的媒體也作負面報道，明顯是希望為這類不受控制的行動降溫，泛民是害怕所謂港獨的指控而想劃清界線嗎？相信不是，只是害怕這類市民自發的「直接行動」發展太快，令泛民的控制網絡失去主導的空間。

「直接行動」的最重要原則，就是拒絕任何政治代理人的引導，一切以行動為先，以行動帶出議題，造成壓力，改變一項社會政策。正因如此，政府想把行動的責任推給泛民、泛民溫和派推給激進派，激進派只會戴上成功的光環，推卻法律的責任。「直接行動」的原則正是參與者自負責任，不明白這一點或是超出這一點就不算「直接行動」。

事實上，律師組織只為出事者提供最有限的支援，甚至以涉及暴力為理由而拒絕支援，早是人盡皆知，為何一眾「獨狼」還是前仆後繼？

政客的思維皆是打擊競爭對手、爭最大的光環，付最低的成本，承擔最有限的責任。一件成功的行動會有人爭相騎劫、參加，事後收割成果，但一出事總會主動劃清界線。泛民政團皆打出本土政綱，皆反對「一簽多行」（包括田北辰），但皆不行動；小市民自行起動，用自己的方式爭取改變，應當慚愧的是有負眾望的政客、革命家、社運者，這類人藉充當正義代理人，輕者有份安穩好工，重者收取百萬元計黑金，但對小市民水深火熱的社會議題，無知無覺，對過火的行為劃清界線，甚至主動提供涉事者的情報，以求自保及打擊對手，盡顯政客陰暗的一面。

回應市民的需要，政黨及社運團體有責任出頭組織一次合法的大規模遊行。從前是激進的團體如「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近來已進入信譽的破產期，不急民之所急，還算什麼激進派？「熱血公民」近來大熱，但其實行事小心翼翼，遊行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及依足指示，抗爭程度比學生會也不如，又何勇武？

當下香港，最勇武的，是最普通的人，香港能有改變，要多謝普通港人的「直接行動」！ 

黃偉豪 - 誰來代表香港？一個分贓與自救年代的降臨

2015年3月9日

【明報專訊】在一個經常強調「誰也不代表誰」的年代，究竟又有誰能代表香港？能夠為香港的真正和整體的利益而發聲和努力？

香港今天所面對的眾多問題，包括了自由行及反水貨客、房屋問題及貧富不均等政策上的難題，其實也只是真正問題的表象，問題的核心是，自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已失去了一個有效的制度和原有歷史背景，使擁有權力的人有動機和誘因，用香港整體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和制訂政策。在任何地方，當控制國家或政府權力的人士，根本已喪失了為整體利益而努力的動機和意志的時候，這個國家或地方，其實已進入了一個「無人駕駛」的狀態。

在這個大環境下，通常會出現兩類各走極端的情况，就是有權力的人士，會借用政府的名義來騎劫國家機器，不斷地「尋租」（rent-seeking）及濫權，以權謀私，公器私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及使自己的家族或利益集團的權力得以永恆地延續下去。而生活在這個不幸社會的無權者及一般普通市民，在不能夠有效影響政府及其政策的情况下，只能自求多福，想盡方法在這亂世下「自救」，奮力掙扎求存。

一個「分贓與自救」的年代就是如此形成。不幸地，以上所描述的畫面，似乎和現今的香港的發展方向極為相似。例如，今日的自由行政策可以被理解為地產商及零售業的「分贓」行為，而政府在袖手旁觀，拒絕承擔其整合及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的應有角色下，市民唯有被迫「自救」，這解釋了為何會有市民自行組織反水貨客活動。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了亞洲地區的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和印尼，發展了很多年，但依舊處於「發展」的階段。本來，「發展」是一個暫時的身分和過渡的階段，但不幸地，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卻往往成為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看似無法突破的身分。很明顯，發展所需要的不單止是時間，更重要是一個有效促進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制度，使擁有權力的人，真的以國家或地方整體利益的框架來思考，不是只顧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來分贓，不斷牟取私利。

現今世上的所有國家或地方，只要有政府，一定有它的官方統治者或元首。但是，一個擁有或壟斷了政府權力的人，是否會真正運用其權力來達至整體利益，卻可以是完全兩回事。筆者有一個學生，曾參加了一個有不少國家官員參與的國際領袖訓練活動。回來後，這個學生和我分享他的活動經驗時提及一個使他印象深刻的觀察，就是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私下交談的時候，他們往往熱中於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個人成就，但卻較少見他們為國家的落後和苦難而憂心。這正正是國家或整體利益缺乏了代表的典型現象，官員往往關心自己的政治分贓及利益，多於自己國家的發展。在這些國家裏，可能出現很多的富豪，但整體社會則仍是貧窮和落後。回顧香港，在九七後，香港很多富豪的身家均屢破紀錄，但香港整體卻出現倒退，在多方面被競爭對手如新加坡拋離，市民的生活也愈來愈困難。

港「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

在學術上，若一個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夠不受少數人操控和不被利益團體所騎劫，有效制定有利社會整體利益的政策，這能力被稱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在這分析的角度下，香港在九七後所出現，政策向權貴和少數的利益團體傾斜的現象，可以視之為香港的「國家自主性」的減弱和喪失。但大家千萬不要把「國家自主性」這個學術概念，與國家主權、「港獨」，甚至是「香港建國」等概念和論述混淆。「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所強調的是政府的政策與整體利益的聯繫，所以一個地方政府或城市，也可以在其自治或憲法下的權力範圍，擁有「自主性」。畢竟，任何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均應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不是為一小撮人服務。

在由Evans, Rueschemeyer和Skocpol 合編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引進國家》）一書中（見參考資料），便對「國家自主性」這個概念有詳細的討論和分析。當中的爭議，是單憑民主的選舉制度，是否就足以保障一個政府的「國家自主性」，使它不會被社會上屬於少數的權貴和利益團體所壟斷和騎劫，從而犧牲公衆利益。作者們認為民主選舉的最大弱點是，要在選舉中勝出，必須花耗大量的金錢及人力物力，因而先天地使社會上的精英、權貴及利益團體享有優勢。因此，要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加強「國家自主性」，一個不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高質素、高效率、廉潔和公平的公務員隊伍也絕不可少。

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在九七前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由於有一隊相對優質的公務員團隊，加上港英的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定的認受性，以維持其有效管治的微妙歷史和環境因素，殖民地香港的「國家自主性」才得以勉強維持，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全面向大財團和利益團體傾斜。可惜，在九七後的香港，這情况便來了一面倒的惡化，沒有民主的同時，公務員的隊伍也日趨政治化。

九七前後的「國家自主性」的最大對比，也可以從政府的行政長官的角色的重大轉變中看出來。九七前的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派過來，可謂「從天而降」，不屬於任何本地的利益集團，可以用較中立的角色參與政策制訂。相反，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是透過四大界別的利益團體的「小圈子」選舉產生出來，整個選舉制度的最終目標根本就是要保障，甚至是鞏固利益團體在社會上的利益。這情况下，我們又如何奢望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會全力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呢？

在這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尷尬年代，我們除了問誰來代表自己外，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誰來代表香港的利益！

◆參考資料：Peter B. Evans, Diet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長平 - 穹頂之下的政治霧霾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8日

【明報專訊】「中間的每一個環節，基本都是一個壟斷環節」，「壟斷是不可能有創新的」，「外界的人士滴水不進」，「就是一個獨生子，這個玩具都是他的，他可以玩得很膩，他可以亂扔」。在柴靜出品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中，幾位中共官員，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環保部車輛污染研究處主任丁焰及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用這些話來描述中石油，一家對環境霧霾負有重要責任的國有企業。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不難發現，用這些話來描述中共政權本身更加合適。

儘管柴靜在片中的解說詞「我不是有多怕死，是不想這麼活」已成為網絡名句，但是這位前央視調查記者顯然無意拍攝一部政治寓言片。恰恰相反，這部上億人觀看的紀錄片引發激烈爭論，批評者認為它弱化了對政府的問責。那些因參與環保運動而遭到政府迫害、拍攝同類紀錄片卻被嚴厲禁止的人士，對這部紀錄片的順利製作和發行充滿了疑慮。

但是，由於中國的環境霧霾背後是顯而易見的政治霧霾，壟斷的國有企業背後是壟斷的政治勢力，壟斷權力都具有相同的特徵，以同樣的借口，幹同樣的壞事，並以同樣的手段掩人耳目，或欺世盜名，或霸道專橫，對任何壟斷權力的解析都有舉一反三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霧霾，就無法解開環境霧霾的癥結。柴靜的紀錄片引來很多環保專業人士參與討論，他們面對社會公眾，對環境霧霾作出了專業的分析，給出了專業的建議，是這場爭論最大的收穫之一。但是，這些基於西方治理理論和經驗的專業研究，大多已白紙黑字出版在冊，以中國政府強大的購買能力，很難想像他們不能得到這方面的知識。中國政府面臨環境壓力，提出「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也有十年之久，民眾也耐心地順從「需要時間慢慢改變」的說教，然而十年之後霧霾愈加濃厚，這是為什麼？

不是適應專制 是專制損害自主

柴靜從日常生活經驗出發，以深入淺出的講解，糾正人們對環境霧霾的一些誤解和誤導，對於認識中共製造的政治霧霾很有啟發。其中，「環境適應性」是一個極大的騙局。宣傳機器努力讓人們相信，中國有特殊的文化傳統，中國人更喜歡被人管着，渴望政治強人，不適應西方的民主政治。一句話，中國需要專制。

事實上，不是因為人們適應了專制，而是因為專制一直在損害人們的自主功能。正如南加州大學醫學院臨牀預防醫學教授Edward Lawrence Avol在這部紀錄片中所言：「我不認為有任何證據表明，讓孩子多暴露在污染空氣中，能幫助他們產生『適應性』。讓他們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們受到一部分功能損傷；暴露的第二天，損傷沒有第一天多，不是因為他們產生了適應性，而是損害已經發生了。」

語言的詭辯也是專制常用伎倆之一。十年前霧霾就已經十分嚴重了，但是它為什麼沒有讓人們像今天這樣不適？柴靜說，因為那時候我們不叫它霧霾，而是叫它霧。霧不僅不可怕，而且在中國文學中還頗有些詩情畫意。柴靜沒有告訴觀眾的是，PM2.5這個概念是美國大使館帶到中國的，它每天公布自行監測的北京空氣質量數據，揭開了中國空氣污染的真相。在這部紀錄片中形象十分正面的國家環保部門，曾一再表達抗議，認為美國大使館違背外交公約。官媒鼓吹愛國主義，稱「空氣質量數據不能看別人的臉色」。正是美國大使館堅持「違約」，媒體終於在「霧」字前面加上「毒」，或者後面加上「霾」，使得這一概念雲開霧散。

新詞彙令「專制」變優雅

跟當年在蘇聯和東德發生的歷史一樣，如今為中共專制政治鼓吹者，也覺得「專制」不好聽，要換成「威權」、「獨立主權」、「儒家式民主」等新詞彙，總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在這些詞語的裝飾下，「專制」不再是有毒空氣，而且變得深刻而優雅，讓人自豪起來。

「我們總是聽到一種聲音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跟我們談環保太奢侈了。」柴靜說。這種說法的政治霧霾版是：「中國民眾素質很低，不能實行西方式民主。」紀錄片深刻地指出，「但往往受污染最嚴重的就是最窮的人，他們最容易受到傷害，他們最需要發出聲音，他們最需要得到幫助」。政治也是如此，最需要民主的不是寡頭大鱷，而是底層民眾。

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經歷了幾百年時間，我們改革開放才三十多年，需要耐心等待。且不說三十年前的罪惡歷史怎麼能夠一筆勾銷，西方國家從專制到民主，從沒選票到有選票，從獨裁到權力制衡，這個轉折的時間到底是多長？「很多人都跟我講說倫敦要等了40年、50年才把污染治好，我們也得等這麼久，但真的是這樣嗎？」柴靜問道。紀錄片中的數據顯示，「從他們開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們就把污染物降低了80%。」

你知道中共為什麼不公開官員財產嗎？中石油作為一家企業，卻把持行業標準化委員會，自行制定標準，而且不肯公開關鍵信息。柴靜問為什麼，中國石化集團前總工程師、國家石油標準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曹湘洪的解釋是：「現在社會上自然的對中石化、中石油這樣的企業有一種不信任感」，「只要是有缺點就把你無限放大，愈描愈黑，還不如不說」。不信任我就不告訴你，聽起來很荒唐？它也正是中共封鎖信息、打壓媒體的理由，還往往以「打擊謠言」的名義。

寧可遍地是災 也要一黨獨裁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這是1946年中共喉舌媒體《新華日報》的社論標題。如今，毒奶粉、毒豬肉、毒大米、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這些事實中共自己也無法否認，但是他們宣傳說：寧可遍地是災，也要一黨獨裁，即所謂「堅持黨的領導毫不動搖」。為什麼？聽聽曹湘洪是如何為行業壟斷辯解：「石油事關安全，弄的不好就出大事了。」民主必然動亂，獨裁才有安全，很多人都接受了這樣的恐嚇。

壟斷必然導致腐敗。紀錄片揭示，「我們36個重工業當中，現在22個嚴重過剩」。但是，它們並不會成為被市場淘汰的破產企業，而是仍然在大量蠶食社會的寄生蟲。為了維持它們的存在，國家每年給予大量補貼，其中一家企業每兩年就補貼20億。央行副行長劉士余把這些企業叫做僵屍企業，「他們在消耗着大量的金融資源，他們將給我們的實體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風險。而這些企業到目前為止還在擴張」。這難道不正是中共這個僵屍政權的寫照嗎？

「低人權優勢」不能持續

有一些理論家認為，中國這三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得益於專制政權的高效率。知名學者秦暉教授稱之為「低人權優勢」。正如去年11月北京天空出現近一周的「APEC藍」一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這種高效率是可能的——至於它用來殺人，還是用來發展經濟，民眾只能聽天由命了。但是，從較長的時間看，這種「優勢」不可能持續。

更重要的是，沒有製造污染的壟斷企業，清潔產業將會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美國實行嚴格的燃油標準之後，國內車企日子不好過。柴靜問美國環保部門官員，「那你們會不會有種壓力說，你們在打壓民族汽車工業呢？」對方回答說，「環保不是負擔，而是創新，保護落後是沒有辦法創新的。」

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編按：剛於上月底被去職）在紀錄片中說，節能環保產業現在年產值已達37,000多億，吸納就業人口可能是3000多萬人，「這也是一個產業」。他說，綠色、低碳、循環發展，西方國家已經有經驗教訓，「我們這個階段會大大的縮短」。同樣地，很多人忘了，清潔的政治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好的政治。

清潔的政治是更好的政治

在這部紀錄片引發的爭論中，不少人認為，通過勸諫而不激怒，達成上下協作，共同改善環境，豈不善哉？持這種見解的人遠不如中共體制內官員看得清楚。一位匿名的發改委官員在電話中告訴柴靜說，「控制不了，比如說你是獨生子，你這個小孩要學壞，你做母親的有什麼太大辦法……人家有十個孩子，也不會調皮搗蛋的對吧」。儘管這種比喻對大多獨生子來說並不公平，但是表達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壟斷權力無法控制，只有打破壟斷，才能制約權力。柴靜在紀錄片中呼籲打破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但是如果政權壟斷依舊，不可能出現公平競爭，而將成為權貴肆意掠奪的新領域。正因為如此，「開放了會更糟糕」這種論調在網上得到很多支持。

紀錄片呼籲強化環保部門的執法權力，也讓很多人不敢苟同。柴靜應該知道，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環保部門的主要工作不是檢查執法，而是用虛假及模糊數據欺騙公眾，為血污企業及血污政權站台。河北的河水被污染變得猩紅，環保官員說「紅豆煮飯也是紅色」；北京的霧霾讓人呼吸不暢，環保官員說「有害物質增多不等於毒氣」。

僅僅打破行業壟斷無法驅散霧霾，只有同時開放政治壟斷才能重見藍天。發達國家治理環境問題最重要的經驗，是新聞自由下的公眾知情權、結社自由下的公民運動及司法獨立下的環境訴訟。在這些前提下，政府權力才有存在的意義。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是對媒體和網絡的嚴厲審查，在「黨的領導下」的「依法治國」，以及對新公民運動、傳知行、立人圖書館、億人平等社會組織及異議人士、獨立候選人的殘酷打壓。

文 長平

編輯 馮少榮

李怡 - 泛民應否按照民調取向投票？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7日

政改「袋住先」的民意有逆轉趨向，民建聯二月的調查，顯示有「六成市民支持在八三一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而「拒絕接受」的只有三成。儘管「成功受訪」的群組，有63.4%屬「五十歲以上」，但由港大和港台在幾乎同時合辦的民意調查，贊成「袋住先」的比率仍比反對的略多，是40%對36%。在一個討論節目中，民主黨的黃碧雲被問到如果民意多數選擇「袋住先」，泛民是不是會轉軚投贊成票，黃先是否定民建聯調查偏重老人，繼而說民意是否支持「袋住先」是假設性問題，但她不肯承諾民主黨自己作一次同樣的民意調查。

黃強調泛民會「企硬」，但倘若民意真的逆轉，能否保證所有泛民都「企硬」？民意會不會成為原本有意轉軚的某些泛民議員下台階的理由？

政改到了關鍵時刻，中共和港共傾力影響民意，試圖以民意壓迫泛民轉軚。這時候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泛民應否按照民調取向投票？

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在梁振英剛提出參選的二○一一年，民調顯示他的支持度是5.7%；但憑着他的花言巧語，逢請必到，不斷批評政府，又主張復建居屋和提出種種承諾，其後爆出唐英年婚外情和僭建黑材料，就把梁的民望推高了，至二○一二年二月高達63.9%，遠遠拋離唐英年；儘管其後爆出他的西九醜聞，下跌至投票前的33.6%，但仍略高於唐英年和何俊仁，於是中共有大條理由下令選委投票給梁同志了。

梁當選後發表談話說：「日後，我會繼續拿着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你們的意見，……我，梁振英，希望做一個『親民的特首』。」當選後他的表現如何？黃腫腳，不消提啦。

這個不多久之前的經驗，可以給香港人提供一些教訓。

首先，歷次選舉，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率都是六比四左右，但為什麼在特首選舉民調中，何俊仁的支持率會遠低於建制派的梁唐二人？原因是大多數市民都比較現實，他們明知道民主派無法在選委會勝出，支持也無用，實際一點還是在建制中選擇一個好了。民調中的市民取向，反映的是他們現實的願望而不是真正願望。

其次，絕大部份市民都忙於工作和生活，不大理會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政治，而且大都善良而輕信，於是普選可以選出希特勒，也會在上次特首選舉的民調中，相信梁某的謊話連篇。

真普選的好處，並不是保證可以選出好人能人，而是有機會讓選民在下次選舉中修正自己的錯誤。

一九三七年，大學者陳寅恪指「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大陸今天的情況應比八十年前更不堪。至於未經民主普選洗禮的香港，雖民智已開，但多數人未諳政治狡詐，仍然容易輕信巧言令色。「袋住先」日後可以再改善之類的謊話說多了，就會越來越多人相信。泛民議員應該拿揑的，是憑自己的認知而不是憑民調去投票。選民選你們出來是相信你們判斷是非的道德力量，而不是每次按民意投票就了事。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把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國會，他私下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失掉連任機會。」他的正義感戰勝了對民意、對連任的考慮。這是一個政治人物應有的勇氣。

泛民就政改投票的是非取捨，不是民調，而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守護法治。張德江昨天說，落實普選「任何對《基本法》的漠視和曲解都是對法治破壞」。此話沒錯。於是我們檢視一下，《基本法》有哪一條規定人大常委有權可以對香港選舉辦法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的？人大常委固然有權在香港終審法院提出要求時釋法，但沒有權就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自作決定。

二是普選的要義是必須尊重每一個選民的自由意志。八三一決定有尊重香港選民的意志嗎？

三是雨傘運動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認同，也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同情和尊重。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就是撤回八三一。立會投票若違背這訴求，就等於否定雨傘運動，甚至是對這運動背叛了。

四是民調顯示儘管支持「袋住先」的比率略高於反對，但在對三十九歲以下的市民調查中，反對的比率高達49%，而支持的只有27%。未來是屬於老人的還是年輕人的？老一輩應該為年輕人主導未來嗎？今天年輕人不願意當奴隸，要掌握自己的政治權利做一個有獨立人格有自由思想的人，有權作決定的議員們，應該作何取捨？你們要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年輕人的前程之上嗎？

民調可以參考，但道德良知才是從政者的大義所在。（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僱員訓練所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7日

朋友為了兒子來年升小一的事，拿着一張學校名單來問意見。我對其中一間直資小學印象尤深，皆因我旁聽該校的小一講座之後，一度誤以為自己去了一間招收六歲學童的僱員訓練所。

父母要求可更高

大約兩年前，同樣為了女兒升小一的事，我去了該小學希望了解學校課程。那是一場由校長主講、長約一小時的小一入學講座。待數百位家長安坐後，本以為校長會講講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校方如何實踐，豈料禮堂裏巨型投影器首先播放出來的竟是「21世紀優秀僱員須具備的條件」。校長以此為開場白及切入點，大談21世紀僱員必須具備的各種能力，如兩文三語、解難能力、電腦應用、與同儕的合作和溝通能力等，然後介紹學校如何裝備學生，如良好中英語境、同學常常需要小組討論和寫報告、否定填鴨教育法……

必須承認，校長所說的活動教學、培養自信、照顧學生差異性等都是吸引之處，然則倘若這些教育都是在「培養21世紀優秀僱員」的大前提下進行，我只好慨嘆，那校長的視野，最遠也只是如此而已。別忘記，那是一間小學，校方收生對象是適齡的六歲學童。作為父母，對於小朋友的教育，有遠比「成為優秀僱員」更高的要求，比如說，成為正直善良、渴求知識的人。

退一萬步，或者那校長認為，將訓練優秀僱員放入小學的教學目標有助吸引一眾精於計算、以功能先行的家長，那我也只好告訴他，別局限了我們的小朋友，或許大部份人長大後都是打工仔，但說不准將來他們會做老闆。

坦白講，我的確沒想過小朋友六歲就要立下目標成為「優秀僱員」，結果？我選擇中途離場，速逃。 

任建峰 - 我老母教仔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6日

在香港，當大家討論政改、一國兩制或其他類似的政治議題時，總會有一些所謂「務實派」的聲音。他們的論述大概是：「大家要面對現實，看清楚誰是主、誰是次。在這情況下，有些事是爭取不到的，就無謂搞下去，應該務實地接受。如果能夠的話，就即管研究能否在已被既定的框架內嘗試尋找空間。」聽到這些看法，不禁使我想起我老母怎樣教我這個不肖子。大家請不要驚訝：我老母與我同樣都是粗豪的人，所以我相信她絕不介意我形容她為「老母」！

首先，當我是個小學生時，老母的口頭禪是，「事事要盡力做就可以了。」她還會說，「如果你盡了力仍然考第尾，這會比我見到你沒有盡力而考到第一更開心。」老母亦是一個有堅持的人。我當時讀的小學曾經有個規條，就算是冬天都要男學生在12℃以下才能穿長褲上學，否則就要繼續穿短褲。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長期徘徊在13、14℃左右，而我與很多男同學穿短褲時都覺得很辛苦。很多家長對這個「12℃」規矩都敢怒不敢言，擔心投訴只會徒勞無功。但老母無懼地走上學校，與校方理論，並問「為何你們的男老師每一位都在穿長褲禦寒，但就要小朋友長期捱冷？」校方最後讓步了。

移民到澳洲後，我們的家境出了問題。老母為了頭家，真的是捱得很辛苦。當我還是中學生時，不少她在澳洲的朋友及從香港打長途電話找她的親友都給她一個清晰的建議。他們說，老母又要養家、又要供樓（當時在澳洲在家境轉下前買下的房子為了我生父的官非二按了給當地的法援署，所以變成負資產，因此老母要夾硬繼續供下去）、又要幫「衰佬」（即我生父）還他的街外債，實在太辛苦了。所以，親友們覺得老母應該務實一點，盡快推我出來社會做事，幫補家計。老母每一次都很堅定地回覆，說她的兒子是讀書的材料，她無論如何都會為了兒子撐到底。同時，老母亦會教導我說，叫我不要擔心任何事，只要不放棄及盡自己的力就可以了；無論我最終學業如何，她都不會後悔。

如果我老母以「務實」的態度養大我，在小學時體弱多病的我一定會冷到入醫院。如果她「務實」，我就不會最終拿着法律學士及經濟碩士畢業。如果她「務實」，我現在應該會是在墨爾本「發霉」，而不是回流香港做律師、不會參與2014年律師會「白皮書之林新強事件」、亦不會參與其後的公民社會運動。沒有老母的堅持，我甚麼都不是。從我老母，我學懂了其實成敗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為了對的事是否有嘗試盡力過、堅持過。

我同樣相信，那些要求香港人在政改、一國兩制等問題上要「務實」的人士，有不少都應該是為人父母的。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對與錯不要緊，真與假不要緊，最緊要是『務實』」？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如果你被欺負，就要『務實』一點，接受欺負者對你的對待，而如果這個人是強大的，你甚至可以討他歡心，然後與他一起去鋤弱扶強」？他們是否教他們的子女「如果老師效法某位立法會議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7年成立，你就要『務實』地照『跟』，因為如果你挑戰她的權威而說『其實是1949年』，你就是找麻煩了」？

如果這些政治上要求港人要「務實」的人士其實私底下不是這樣教自己子女的話，他們就是虛偽的騙子，愧對香港人。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教子女的話，就恕我不客氣地說，他們實在不懂甚麼是「家教」！香港人，我們真的應該「務實」地相信或效法這些虛偽或不懂甚麼是「家教」的「在街上跌倒的人」嗎？我老母雖然已經飽受癌魔折磨，但她有時都仍能短暫戰勝身體上的極度痛楚，有力地用「在街上跌倒的人」的簡短版來形容這群「務實」人。

幸好，我老母並不是一個「在街上跌倒的人」。她粗豪，但她不虛偽，亦十分懂得甚麼是「家教」。希望大家都能抱着像我老母所擁有的那份堅持，在香港的關鍵問題上能夠不介意有成果與否，憑着良知去為對的事盡力爭取。
趁我老母還勉強能夠讀我寫的文章，請容許我說一聲「多謝老母！」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李怡 - 有關政改的簡易答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4日

儘管筆者已寫過許多關於政改的文章，但鑑於近日種種奇談怪論湧現，因而再把有關意見以問答方式作簡易解釋，希望對於要與朋友討論的讀者有幫助。

問：以五百萬選民選特首，相對於一千二百人選特首，為甚麼不是進步？

答：以前小圈子選特首，從二○○○年針對董建華連任開始，傳媒已紛紛認定是中共「欽定」。二○一二年臨時從欽定唐英年轉為欽定梁振英，完全掌控；因此由原選委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並同樣以過半數產生特首候選人，也肯定是欽定，說是「一黨提名」毫不誇張。不同的是欽定後，再由五百萬選民去蓋橡皮圖章。八三一框架的所謂「普選」，中央欽定的性質不變，而選民蓋橡皮圖章則賦予了欽定特首的帶欺騙性質的認受性。在假認受性之下，欽定的特首可以理直氣壯地做一些破壞原有法治、三權分立規則和違反市民意願的事，比如早前羅范椒芬說的一、兩百萬的撥款不須通過立法會，硬過二十三條，以及前天新增的「特首顧問」繞過立法會的監察與制衡，實行行政霸道。可以預見會從三權制衡大倒退。絕非進步。

問：由五百萬人投票選出，難道可以不向選民負責嗎？

答：國家主席是否需要對投票給他的人大代表負責？還是只需向提名他的一黨負責？

問：即使是選民蓋橡皮圖章，但特首當選後還是受公眾和媒體監督。比如台灣普選產生的馬英九，廣受批評，民望超低，備受壓力。

答：台灣有具抗衡力量的兩黨，有全部直選的立法院，有藍綠競爭的和獨立的媒體。香港的政黨底氣不足，早就大部份歸順的主流媒體，若在有了假認受性的特首班子威逼利誘之下，將更難發揮對政府的監督。

問：即使欽定了三個候選人，他們不是仍然要公開辯論、發表政綱、許下承諾嗎？

答：梁振英在二○一二年許下多少承諾？還不是能騙到較高的民望支持？大部份市民是善良和輕信的，很容易被政治手段高明的梁振英之流騙到。

問：如果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會不會更有利於梁振英連任？

答：應該說，原地踏步更不利於梁連任，因為現在他已陷入塔西坨陷阱，即不論說真話假話都被認為假話，做好事壞事都被認為壞事，若繼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必無法挽救他的執政困境，故再欽點他的機會很小；但如果是假普選，在欽點後經普選投票會使他執政順暢些，作為中共自己人，欽點他的機會反而更高。

問：普選難道不應該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選舉，有合法性嗎？

答：我們應該依《基本法》，而不是在《基本法》未經修改的情況下，由人大作出一次兩次的決定去任意設框架、擺龍門。何況，八三一決定本身就違反了二○○四年的人大決定：○四年決定只賦予人大對特首提交的報告作出「是否修改」的權力，但八三一卻作出「如何修改」的決定。因此，八三一提供的是一個違法的框架，違法之法理應推倒。

問：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政改不完美，不能袋住先下次再改善嗎？

答：首先那是欽定後騙選民蓋橡皮圖章，不是有競爭性的提名和普選；其次，將來會如何的話聽得夠多了。《基本法》通過後，中共三令五申說回歸十年後政改就完全是香港人的事，中央不會干預，結果如何？二○一○年設立超級區議會議席，不是說會逐漸擴大普選光譜嗎？結果是更強化了功能組別。中共在取得欽定特首的假普選認受性之後，還會釋放更多權力？能相信嗎？

問：白票守尾門是否可以接受？

答：前天多個建制派已予以否定了，白票只當廢票，而且當選者不需在選民投票中過半數，只是一輪投票而票多者贏。即使欽定特首只有五分一選民投票，即一百萬票，也當選了。這應該是中共最保險的掌控欽點者當選的制度。

問：如果二○一七年不能選特首，是不是耽誤了二○二○年也無法實現立法會全面普選？

答：有了欽點後普選的特首，更不會有真正的立法會全面普選，而會派生出欽點的立法會普選。既然讓市民蓋橡皮圖章的特首選舉都可以袋住先，那就必有關於立法會普選新辦法的人大決定出爐，包括普選功能組別之類。

問：原地踏步是不是對中共更有好處，因為從此不用再煩普選議題，反正給你們普選也不要？

答：仍然可以欽點和掌控特首，又有香港民意認受性，中共應該更樂於見到。原地踏步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同意由選民蓋橡皮圖章，那是把香港人的尊嚴和人格都毀了，香港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問：若泛民企硬，可以走出活路嗎？

答：雨傘運動達不到改變八三一決定的目的，是因高牆太硬而不是抗爭者意志不堅，但至少泛民已充份了解民意取向，知道在立會的應有取態。抗爭仍然會以各種方式出現。若泛民轉軚，等於全面否定雨傘運動的意義，凡支持或同情過雨傘運動的市民都不會原諒他們。（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世澤 - 本土派與民主中國有衝突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4日

近年本土派與被譏為「大中華膠」的民族主義分子的爭論中，涉及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部份是兩派爭論焦點。民族主義分子認為沒有民主中國就沒有民主香港，而本土派認為中國的事與香港無關，香港人亦沒有能力去理中國的事。

筆者的政治取態是比本土派還激進的獨派，甚至對近年有部份本土派提出「建國」理論背後的奇怪邏輯不表認同。只不過，筆者對中國民主運動也並非不予理會。對中國維權運動的興起，也是樂觀其成。其實兩者只要互相包容，兩者是依存的關係，多於實際敵對的關係。

以往泛民主派所有力量都可以放在中國民主運動上，不用出來捍衞香港本地人的利益，皆因英治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已經做了與中國周旋的工作。在彭定康年代，民主派天天喊建設民主中國都沒有問題，因為實際就香港與中國利益問題作周旋是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但今天英國人已經不在，而公務員主導香港政府的年代，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人還會多少捍衞香港自主和利益，但梁振英未上台前，大家都已經知道他是出賣香港利益的石敬瑭，否則他怎會以提倡擾民的自由行而沾沾自喜。當香港政府不是由香港人民選出，代表中共利益時，香港人就得捲起衣袖自力救濟。本土派的出現，事實上填補了英國人角色的真空，只要梁振英繼續當石敬瑭，這類民間以激烈行動自救的手法實屬必然。一如巴勒斯坦在連自治政府也沒有時，巴解幹盡恐怖勾當。愛爾蘭未與英國締結成立自治領協議時，愛爾蘭共和軍手法亦相當殘忍。但巴解和愛爾蘭共和軍當政後，除少數激進派系未放下槍外，大部份人都變成平和溫和，因為巴勒斯坦人和愛爾蘭人的利益得到一個合法政體保障，毋須再靠武裝對抗。

只不過，中國民主運動進展是否真的不用理嗎？這也不盡然。基於香港地理位置，以及中國的龐大人口和國土面積，不論你願不願意，中國政治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日本人便深知這點，投盡大量人力物力在中國研究之上，對中國國情最瞭然指掌的國家，當推日本。日本為了自己的利益，投資不少資源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雖然日本實際上未得到回報，但至少日本有投資在中國革命取利的戰略眼光。怎樣令中國變得更文明，這是香港生存必須思考的課題，當然，本土派思考這問題上，應以香港長遠利益來思考，這與民族主義分子普遍以中國優先，犧牲香港的思維有所不同。但筆者不會與民族主義分子斷絕所有對話，甚至不對中國最新情況投放資源去研究，因為中國問題始終是香港生存問題上揮之不去的一環。

簡單而言，民族主義者知道本土派擔當的角色，對維護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國土最後空間上的生存是重要的，而本土派亦知道民族主義分子在中國未來的付出，亦有可投資的價值，就不會有兩派無謂的爭論。筆者倒懷疑兩派之間都有共產黨的卧底煽風點火，有研讀中共黨史的人，不難看出有哪些人是為老共服務，多於為正義服務。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陳健民 - 袋住先，如果我們都放棄希望

2015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你還有希望。這是你最大的問題。」一位朋友在佔領結束，和我促膝長談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香港已經沒有普選的希望，中央亦不會改變對港政策。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趕梁振英下台，所以要袋住先。一人一票，梁振英一定落選！」

這朋友是典型香港仔，有理想但不會為理想去得太盡。他支持佔領，但如果佔不出什麼實質結果來，就要調整策略甚至目標。他的想法代表不少中年中產的心聲。他們討厭梁振英，但更怕共產黨，認為和阿爺吵架風險太高，點到即止然後陽奉陰違才是正路。

問題是袋住假普選，趕走了這個梁振英，會否換來另外一個？梁振英、葉劉淑儀、梁錦松當然有分別，但對於效忠中央、對於23條立法立場卻十分一致。現在有什麼威脅比23條立法更大？通過這次政改方案，《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已經落實，特區政府剩下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只有23條立法。在沒有充分的民主監督下，授權政府擴大監控民間的言論、出版自由，限制政黨的活動，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將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衝擊。

獨裁者喜歡搞「不自由的民主」

有些人幻想有了一人一票，誰當選都不敢逆民意而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獨裁者喜歡搞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就是希望披上普選的外衣繼續實行專制。如果民主必須包含「參與」（一人一票選舉）與「競爭」（政黨政治），「不自由的民主」的要着是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真正的競爭，包括打壓和收編反對黨、傳媒、公民社會，甚至公然限制反對黨參選權利，令到普選流於形式化，既不撼動專制的本質，卻又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新加坡走過這條路，俄羅斯和一些前蘇聯國家正在走，我相信中國也有興趣向這方向發展，而以香港作為「實驗田」。其實在議會選舉，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不自由的民主」的經驗。中國地方人大選舉便是一人一票，甚至實行公民提名，但因獨立候選人屢遭打壓和排斥，這種普選並無令地方人大以民意為依歸。幻想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大幅提升特首問責性的朋友們，應先看看這些選舉的經驗。

另有一種「務實」的說法，認為應先落實一人一票，再逐步優化提名的安排。以往的溫和民主派學者（包括筆者）會用「路徑依賴」來支持這種漸進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增加體制內的民主元素，量變累積至不能逆轉的勢頭，質變最終便會發生。但只要看一看8‧31人大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維持不變，是如何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和市民對功能團體不滿的「實際情况」，便知道強權是如何摧毁「路徑」！在8‧31決定和催淚彈鎮壓後，中央從未表示過長遠可容許特區有真正開放的普選，譚志源亦老老實實告訴大家所謂優化不涉及降低50%提名門檻問題。所以鼓吹袋住先的論者請勿自欺欺人，接受這樣的「普選」，便準備讓其千秋萬世好了！

能夠有一人一票，當然比單在電視上看小圈子選舉吸引得多。但市民有沒有細心想過「袋住先」將傳達給北京一個什麼信號？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已改變對港政策，從高度自治轉變為高度介入，以一國壓倒兩制。中聯辦不單在大小選舉進行協調，更公然就特區內部事務（如對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調查）向立法會議員箍票。更有甚者，《一國兩制白皮書》索性取消「外交和軍事」與「特區內部事務」的界限，中央對港變成有「全面管治權」。北京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後已成白紙一張，英國已沒有任何監督協議實施的角色。正是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霸氣下，中央連港人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懶得參考，在政改第二步便越趄代庖（可參考劉夢熊批評8‧31決定如何違反人大常委會之前的決議的文章），為政改方案連下3閘。這不單蔑視市民在政改諮詢發表的意見，更是矮化特區政府的角色，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拒袋住先反為真普選留生機

香港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危機，梁振英那種「有權盡用」以消滅政敵、懲治刁民的手段正加速兩制的消亡。假如香港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佔領行動後，中央不為所動，而人們最終仍乖乖地袋住先，那是在鼓勵中央繼續大石壓死蟹、蔑視民意、踐踏兩制。說到尾，是鼓勵北京看扁香港人！否決8‧31方案，意味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仍未落實，未來政府必須重啟五部曲處理這個懸案。普選未落實，政府亦缺乏認受性去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拒絕袋住先，反而為真普選留下生機，而且更有力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當然，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雨傘世代已經覺醒，10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簡單點說，我相信歷史會向多元、平等的方向邁進。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這些希望。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黎廣德 - 陸客成毒癮 梁振英推港入窮巷

2015年3月4日

【明報專訊】特首梁振英上周終於開腔回應他3年前承諾解決而未解決，於今愈演愈烈的陸客矛盾，正式承認「由於旅客人數增加對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壓力，所以特區政府是關注這件事……我們會繼續與中央商討有沒有收緊現行政策的空間，使得內地旅客來香港的自然增長趨勢能夠受到控制。」可惜單從這一段聲明，便可看清特區政府既不掌握問題核心，更無意徹底解決矛盾。

首先，梁氏把問題簡化為「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壓力」，顯示他不理解每年近5000萬人次陸客來港對香港城市規劃、經濟發展和就業模式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負面因素會長期發酵，令香港走入窮巷。再者，他並未承諾減低陸客水平，只暗示增長放緩，又是另一招語言偽術使眾多傳媒表錯情。

3類陸客交錯 形成亢奮流動社區

要認清問題，先要區分3類不同性質的大陸旅客。

第一類是大陸過夜旅客每年1910萬人次，加上國際旅客860萬人次，他們平均留港時間3.4晚，即每天約26萬過夜旅客在港活動。他們造成的壓力主要在旅遊景點、市區旅客購物熱點和酒店賓館，小部分會佔用原為港人而建的設施，例如貝澳海灘露營區、社福團體渡假村甚至公眾游泳池，製造「擠壓效應」，令市民能夠享用的社區設施買少見少。

第二類是以帶貨圖利為目的的水貨客，他們的活動範圍已從新界北區蔓延至元朗、屯門各區。為他們服務的不僅是商場街舖，還有特別改裝的廠廈倉庫，例如遠至火炭工業區，不少搞文化創意的年輕租戶已被擠走。根據深圳當局2013年的估計推算，專職水貨的陸客與港人各有1萬人左右，是遍佈全國過千間「港貨店」的供貨來源。

第三類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來港購買港貨自用或替親朋代購，從日用品到名牌貨品，從市區商場到鐵路沿線擇肥而噬，與傳統旅遊沾不上邊。去年共有不過夜陸客2820萬人次，扣除了1萬水貨客，即每天平均有6.7萬掃貨客在港活動，從城市規劃而言相當於一個特別亢奮的流動社區。

界外成本巨大 市民得不償失

單看一組數字，便明白陸客消費的界外成本有多大：根據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須為每位市民提供2平方米的休憩空間，因此為了不擠壓本地區民的空間，政府應為7.7萬人「陸客流動社區」提供166萬平方呎公共空間。鑑於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於市區旺地或新市鎮中心區，要從這些已發展地區騰出土地，需要犧牲商住用地。按平均地積比率7倍及每平方呎地價8000元和重置建築成本4000元計算，社會共需投入1390億元。

換句話說，為了支援陸客消費，香港市民單在犧牲公共空間一項便相當於每人次陸客補貼4900元，還未計算須多建渡假村、公共泳池等社區設施，以及紓緩交通擠塞所需的額外基建成本。

根據經濟學者關焯照及周文林去年利用計量經濟預測模型推算，一刀切削減兩成訪港陸客（即約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相等於每少一人次便減4200元，而且衝擊短暫，只會顯著影響首年經濟增長，經市場調節後，負面效應將逐年減退，例如在新界商場或工廈，陸客減少後原來服務社區的商舖及年輕人創業的工廈租戶會回流，重新填補空間和製造新就業機會。

由此可見，若果全面考慮社會整體成本，每削減1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這對梁班子和信奉「有錢搵盡」的建制派，無疑是當頭棒喝。

水貨泡沫經濟 扼殺多元發展

眾所周知，水貨客大規模湧現本身便是極不正常的「國情」。內地人偏愛港貨，除了說明中國大陸存在結構性消費信心危機之外，本來無可厚非，但港貨需求大可從正常渠道經海關完稅入口。水貨氾濫成災，取決於3項條件：一、集團式經營：主事人能疏通內地部門，不排除有官二代富二代或黑社會背景；二、內地官員貪腐：大陸海關連學民思潮的學生也滴水不漏，沒有海關和稅務官員睜一眼閉一眼，水貨隊怎能越雷池半步；三、渾水摸魚：貪腐要做得不太着迹，需要大量正常過關旅客掩護，所以自由行愈多水貨客愈猖獗，知情者指出水貨客一般在橋頭集合，等待信號再一隊一隊過關，內情如何可思過半。

梁振英明知水貨客與自由行是兩位一體，卻屢次告誡港人要抓緊陸客消費的機遇，豈非脅迫市民連貪贓枉法的錢也賺到盡？對於尚知廉恥未肯拋棄尊嚴的香港人，實在情何以堪？

陸客消費造成毒癮，看不見的禍害比看得見的還厲害。水貨客催生了脆弱不堪的泡沫經濟（習總一句話要肅清海關貪腐水貨便可在明天消失），誤導資本性投資流向某些商場廠廈；掃貨客推高租金，製造低薪低技術的旅遊零售行業職位，卻擠壓掉社區經濟和年輕人創業機會，與政府聲稱要發展多元經濟、創意產業和知識型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毒癮的得益者主要是地產商、水貨集團和內地貪官，他們最反對收緊陸客簽證，更對什麼邊境購物城毫不積極，因為這會打亂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這亦是「自由行之父」梁振英3年來只說不做的主因。

港人如何自保？城市規劃有何良方？下回探討。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王岸然 - 民變日漸迫近

作者網誌   2015年3月3日

筆者前星期評論沙田新城市廣場示威之時（《佔領商場 快將出現》，刊2月17日）已清楚指出，取消「一簽多行」、為自由行訪客總人數設定上限，是事在必行的，也是順應民意的事。

專政者從來不喜歡順應民意，官僚利益、長官意志不容挑戰是慣性思維。唯一可以令專權者驚醒害怕退讓的，就是民變，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周日元朗的反水貨客示威，就是大規模民變的跡象，甚至可以說成民變已經開始了。

形似衝擊 質似民變

一場本來預計只是一個小時的遊行，竟變成八個小時的騷亂。示威者面對千計警員，以及從來以惡聞名的元朗鄉民及當地黑幫，並無所懼。

鬥爭過程八個小時，共三十八人被捕。事件當然是嚴重的，但若問警方是否已經有力阻嚇這類活動，「果斷執法」的做法是否令同類事件不再發生？答案是否定的。人人都在期待下星期日會有什麼更大的事件發生。

為什麼筆者形容這是「民變」而不是示威者的衝擊事件？因為兩者有基本上的不同。傳統上的社運衝擊，其實只是示威者、警方和傳媒各取所需的表演，事前警方的公關與示威的組織者充分溝通合作，確保表演會在沒有大事或意外的情況下完成；超出劇本的演出，這麼多年來是一次也沒有，組織者一直主動而努力地確保示威者不會衝擊警方的防線安排。

今次申請示威的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也沒有超出劇本，前者草草了事，於五鐘點收工，後者更以示威隊伍受人襲擊、警方無法保護為由下，提前結束遊行；近六個小時內，元朗街頭近乎處處都是三個人以上的非法集結活動，警方除了不停找機會胡亂拉人之外，根本控制不了環境，商戶無法如常營業。這當然遠超一般香港人理解的示威遊行，而是近似民變。

筆者在本欄已經多次介紹，公民「直接行動」及「獨狼行動」並非少數人浪漫化社運的結果，而是社會失衡之後自然出現的現象。外國有無數論文討論這一現象，就連反恐專家最多的美國，也無法應付躲於一般民眾、來去無蹤的社運獨狼，香港警方更是全無應對方法，這在幾次反水貨事件中明顯見到。

傳統做法 失去阻嚇

警方的「傳統」做法，只是針對社運活躍者及曾經示威的活躍人物，以濫用警權的拘捕手段造成心理壓力，以為蛇無頭自然不行，結果證明，這同樣是不到位的做法。

香港是法治之區，中共及香港皆為人權公約的簽署國；香港的資訊公開，這已令警方的濫權阻嚇能力有限，就以現場的濫捕行為而論，大多數沒有依足正常拘捕的程序，證據薄弱，疑點多多，拘捕之後，絕大多數還是只能無條件放人，在有經驗的示威者之中，已經不構成阻嚇作用。

與泛民推崇的「非暴力抗爭」理念一樣，「直接行動」也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行動方法，大家上網便可直接下載很多行動的小冊子和理論文章—從如何裝備、組織同路人，到應付警方行動、介紹警方拘捕手法、示威者的應對措施皆有介紹。

以筆者的觀察，香港的街頭「獨狼群」（lone wolf pack）已經學懂一定技巧，反而是不思進取的社運「左膠」與落伍評論員跟不上形勢，只能在旁冷言冷語，連分析事態發展的能力也欠缺。

除了人數夠多、表現勇武之外，周日元朗的騷亂有一些地方比半年來的抗爭更進一步，這包括對挑機的「愛」字頭和疑似黑幫直接反擊，有警員遭示威者圍打、有示威者被捕之時有同志迅速搶人，這是行動已經升級的表現，也就是民變正在開始的體現。

唾棄泛民 指日可待

更大的問題是，反水貨的直接行動者與泛民主流及其友好的人民力量、社民連及一眾社運團體沒有聯繫，這些組織一直冷待已持續兩年多的反水貨和反自由行運動。這些傳統上的「正義」代理人，更為這類行動冠以「反蝗」、「歧視」、「不文明」等負面標籤，劃清界線，拒絕支援。

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幾次行動反而以一波比一波大的聲勢爆發，這是真正人民直接行動、拒絕代理人的最佳示例，必然影響深遠。

泛民主流最失敗的地方，是以為這類帶有民粹色彩的反自由行運動，是與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崇高理想屬於不同範疇，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事情；加上年來激進組織衝擊留下的怨憤，於是對行動袖手旁觀，放棄爭取領導權，也放棄話語權，這反而令事件能發不能收，一路升級到發展成為大規模的騷亂，成為民變。

要不讓事件朝民變的方向發展，中央除了退讓之外，並無其他辦法。泛民由於劃清界線，所以毋須負責，但同時也負上遭一般市民唾棄的沉重代價。

其實，任何事件皆不能獨立地看。民眾的憤怒，不是全部來自水貨客和自由行，也一定不自覺地包括民主發展的不滿、對民生困苦的不滿，對前途的不滿，更是年輕人要起而革命、改變社會的最大動力。

希望方方面面也能討好的人，往往變成方方面面皆不討好，泛民政客快被換血，也是一種民變的體現。 

陳家洛 - 靠獨裁政府守護香港自由？

2015年3月2日

【明報專訊】「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

香港，再不可能自誇是一個「自由但沒有民主的地方」。回歸17年以來，北京堅決不讓我們自由選擇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民主遙遙無期，自由卻飽受猛烈的衝擊，愈來愈受中國大陸的「國情」和香港官場的大陸化歪風所摧殘。執筆之際，「無國界記者」剛公布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在1年之間急跌9位，在180個地區排名70，繼而傳出香港大學的自主遭身兼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干預，而有人大政協則主張引入所謂《國安法》，變相容許大陸人員跨境執法，徹底破壞「一國兩制」。本文旨在為香港的自由告急，筆者不想見到香港人因連串疲勞轟炸而變得麻木，間接當了葬送香港自由的幫兇。

學術自由乃文明基石

言論和思想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有道德方面和人類社會進步方面的雙重意義。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堅持「不自由，毋寧死」，面對當權者指控威嚇，他不肯收聲，寧選擇從容就義，也不苟且偷生。蘇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直截了當地提醒世人，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人的尊嚴和自主自決需要透過自由來實現的，這亦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的精神所在。同樣重要的是，學術自由是人類社會追求進步，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中世紀天主教會曾封殺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學說，對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進行攻擊迫害，的確是世界歷史中黑暗的日子。這些例子同時也說明對學者和學術自由給予保護和免受干預的意義。從一開始，學術活動已經很「在地」、「入世」，雖然表面上是一小撮好辯的人的癖好，但關係到影響深遠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建構——解體的循環和演變（註1）。如果學者的某些見解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自由的思辯可以去蕪存菁，而更常見的情况是學術思考的結果都有部分成立，所以打擊學術活動本身變相剝奪了整個社會的選擇權和自我完善的機會。

大學是「佛門清淨地」？學者必須低調得像苦行僧侶一樣生活？1988年9月，《學術自由和高等學府自主宣言》（又稱《利馬宣言》）開宗明義指出，大學和學界有責任追求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的基本人權。《宣言》確認學術自由必須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免於來自政府或任何方面的干擾和打壓的恐懼，並期望所有高等學府和學者都應該批判所在地方的政治迫害和違反人權的情况（註2）。其實《宣言》所述一直是學術界的常識，只是外界，特別是政府和擦權貴鞋的人，經常以不同理由認為學者「不安本分」或「不識時務」，所以《宣言》立此存照，提醒世界各地的當權者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真諦。英國政府新近提出《反恐國安法》，訂明大學等公共機構「有責任亦有需要」防止人們「被捲進恐怖主義之中」，例如根據當局的倡議，大學須就演講活動和講者安排，於14天前事先通知當局，以便研判活動意圖，並主張給予內政大臣「終極權力」，如果校方持續未有執行當局的指示，政府可採取法律行動，逼大學在校園禁絕「極端主義講者」，甚至控告校方藐視法庭。有關法案令英國學界一片嘩然，英國24間大學組成的Russell Group便發表聯署信，重申大學應當是一處容許「提出並辯論合法觀點而毋須懼怕遭到報復的地方」，強調「大學已在採用預防激進化的最有效方法，那就是確保學者和學生能在符合法律之下，對一些公認的觀念想法，自由地提出質疑和審視檢驗」，「要真正有效反恐和對抗激進化，大學必須繼續保持獨立於政府」（註3）。

從文明到野蠻的軌道

從學術自由引伸到政治制度層面，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認為，除非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自由辯論，沒有民主政府可以取得認受性（註4）。換言之，思想和言論禁區的存在不單止犧牲了自由，牴觸了民主本質，更是劣質的管治的特徵。野蠻專制的社會從來不會保障言論和思想自由，因為「一言堂」從來自噓「不言而喻、不證自明」的，言論和思想的禁區還要因應當權者的好惡變幻莫測，在寧枉勿縱的氣氛中，揣摩領導人的「紅線」成為了潛規則，自我審查，步步為營，那些不識時務、清心直說的人就隨時要承受刑罰。1933年5月10日，納粹德國組織焚書運動，針對所有不是或不夠「日耳曼」的著作，愛國變成極端瘋狂，結果對世界和平和日耳曼民族本身是災難性的。最近，中國官媒「求是網」 登了一篇著名文章，批評有大學教師利用大學講台「抹黑中國」。隨後，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一個座談會上作出一個指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大學講堂」，還有「三個決不」：「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繼東，也撰文要求當局對批評袁貴仁講話的人予以嚴懲。一黨專政下，無論最高的領導人姓甚名誰，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從來沒有保障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不受任何形式的制裁或威脅，完全違背關於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冷戰時期有一則諷刺蘇聯保障自由的獨特方法的笑話：「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和保障發表言論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不過呢，在社會主義國家發表言論之後的自由（freedom after speech）就無人可以擔保了。」蘇共和中共官方的理解是，自由只可以用來擁護一黨專政，特立獨行的便是異端邪說了，大家看着辦！

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了，除了因為「一國兩制」只剩下32年，近年還多了一班「新貴」，依附在中央駐港機構和特區政府各級的架構，對中共政權忠心耿耿，爭先恐後擁護一黨專政，還像袁貴仁和朱繼東般教訓和帶有恐嚇口脗地警惕香港人。諷刺地，古今中外，獨裁的當權者就是最明白「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因此也愈是緊張操控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明乎此，要守護香港永遠做一個自由之城，香港人只要活學活用《國王的新衣》故事中那個唯一不識抬舉、敢講真話的小孩子的模範，更可貴的是，他一直是一個無名英雄。

◆附註：
註1：金觀濤、劉青峰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2008年。Nicholas Wapshott,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2011.
註2：http://osut.ro/wp-content/uploads/2013/09/Declaratia-de-la-Lima-din-10-septembrie-1988.pdf
註3：http://goo.gl/tPhGKX
註4：Ronald Dworkin, "The Right to Ridicul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March 200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丘亦生 - 百五年仆直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日

「最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曾幾何時，相比起華資企業，大笨象滙控（005）是管理的典範，是效法的楷模，為多少股東創造了龐大的價值及財富。正因如此，當知道滙控最近再因協助客戶逃稅醜聞而要連連道歉，而面對四面楚歌的行政總裁歐智華，還要拋出一句「我如何能夠知道集團的25.7萬名員工，人人在做着甚麼」，我不禁有點失望。

國際調查報道記者聯盟（ICIJ）月初揭發，滙控旗下瑞士私人銀行於二○○五至○七年間，協助來自二百零三個國家及地區的客戶逃稅，當中有數千人居於英國，共隱瞞了一百四十二億英鎊的資產。雖然滙控已在數份英國報章登全版道歉聲明，表示知恥，又上英國議會做出氣袋，但餘波未了，甚至可能導致主席范智廉下台。

去槓桿下　銀行風光變洩氣

本來，金融海嘯後，銀行業的形象早已一落千丈，有哪一家不是千瘡百孔，在去槓桿的大趨勢下，昔日意氣風發的賺錢能力便像洩了氣的氣球，而一單一單誤導銷售、操控市場的指控，更加無日無之，平均每幾個月，又會聽到少則數十億、多則上百億元的官司和解。正如滙控，在今次醜聞之後，還有操縱滙率的指控及貴金屬交易的調查，要跟監管當局過招。

就當這些就是股神畢菲特所講，潮退方知誰裸泳，對銀行業的新常態來說，其實有着泳褲者幾稀矣，滙控亦非特別衰，所以我認為，管理層根本不需以集團規模太大，員工人數太多來開脫，廿多萬員工的環球企業，當然不多，但也不是鳳毛麟角，李超人上周出業績時，便已提到長和系有二十八萬員工，比滙控還要多，難度又活該出現蝦碌及醜聞？

巨企精於谷數　未能避違規

對於跨國大企業來說，領導層要認得每一位員工當然不可能，何況要知道他們手腳是否乾淨，會否出術做業績，或為爭生意而違規，這正是為何公司要訂立嚴明的規章制度，以及企業文化的重要。諷刺的是，企業往往精於激勵員工努力交數，做好業績，卻往往不能避免他們違規犯例，實在耐人尋味。

如果強如滙控，都有這種鞭長莫及的慨嘆，動輒數十萬名員工的大陸國企，就更加問題叢生，而且積陋之多可能以倍數計，這又令我更不明白，中央現時希望把幾家同業國企合併的動機，如果管五十萬人是難，要駕馭八十萬人勢將更難。強行把它們合併，又會滋生多少流弊。

在歐智華的辯解中，還有如下一句：「在我看來，大家對於大企業的（道德）要求，較諸軍隊、教會或公營服務還要高。」我卻認為剛剛相反，外界對於大銀行的違規，是寬容得不得了，差不多都可以用錢來解決，沒有人因此要面對法律的制裁。這古怪邏輯，只會把一個道德問題，化約成一個成本效益的權衡問題。

今年適值滙控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儘管年頭已發生這許多事，確實有點攞景，把喜慶情緒冷卻了不少，但若能借此轉折位好好反思，對未來一百五十年的滙控，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

姚松炎 - 住屋：贏在起跑線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日1日

【明報專訊】過去三日，先有財政預算案，繼有發展局賣地表，復有金管局公布收緊按揭成數，針對私人房屋市場的需求和待遇，實行層層收緊，步步進逼。相反，對資助房屋的需求和優惠，卻提供面面放寬，處處厚待。似乎香港政府有計劃進一步加強這套「贏在起跑線」的房屋競爭遊戲，令公營房屋的競爭更加白熱化，私人住屋更加無法負擔。

首先，在財爺的預算案中，坊間原本盛傳有關對細單位加辣的措施，一一欠奉。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解決樓價與租金不能負擔的方案，僅向已貴為業主的家庭提供兩季免差餉的優惠，對未置業或者正在租住私人樓宇的家庭而言，卻被「飛沙走甜」零優惠。相反，資助房屋的待遇則相當優厚，包括提供一個月免租，更首次提出特別專為資助出售房屋業主的「補價貸款擔保計劃」，可以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房屋，鼓勵以資助房屋作為賺錢工具。（現時報道說未到出售，本息均不用還，但我相信最終並不可能。）

收緊私樓市場 放寬公屋限制

同日，房委會亦建議提高申請資助出租房屋的入息與資產限額（分別提高5.8%及7%），讓更多家庭可以加入爭奪房屋資助，令競爭加劇。以現時已經長達二十七萬家庭的輪候冊而言，資助房屋（包括出租和出售）的總供應量每年最高只有二萬九千間，本已是僧多粥少，現在放寬申請限制，勢必增加輪候人數，拖長輪候時間，或者減低中籤機會。

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對財爺預算無望，唯有寄望發展局的賣地公布，希望增加供應，遏抑樓價和租金上升。豈料公布的賣地計劃，其估計可供應的總樓宇數量，全年只有一萬六千間，與去年的估計一萬五千五百間差不多，但最終只能賣出土地興建6,300間房屋 [0]，達成率低於一半。更不堪的是，在29幅賣地當中，竟然有超過一半，總數達15幅是尚未通過城規改劃申請，即係煲無米粥，「吹吓水」而已，達成率可能比去年更低。如此賣地表等同向市場宣布，土地供應根本無法增加，若果外圍因素不變，樓價與租金繼續上升可期。未置業或仍租住的家庭又一次大受打擊。

前兩日心情尚未平復，本已憂心忡忡，周五突然傳來噩耗，晴天霹靂！金管局突然大幅收緊按揭成數，由七成降至六成，連「按保」都從九成下調至八成。本來政府見死不救，唯有人自救，多年來辛辛苦苦、死慳死抵儲了首期，以為可以買樓，怎料一聲收緊按揭，即時生效，買樓夢碎，業主聞風更馬上加租，走投無路，只怪自己當年沒有申請公屋。

房屋資助覆水難收

所謂贏在起跑線，先上公屋者為王。現時的制度完全扭曲資助房屋作為扶助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政策原意。根據現時入住公屋的機制，是否合資格住在資助出租房屋（公屋）只考慮申請時的入息和資產，只要申請時不超過限額，一旦成功獲得編配公屋單位，基本上可以享用終身，甚至讓後人繼承。即使被發現家庭入息或資產已超出限額，一般只須繳交雙倍租金，仍然可以繼續居住。根據統計處的資料，現時有多達三十萬戶入住公屋的家庭，可能已經超出入息和資產限額。

只要公屋在手，既享低租優惠，亦可隨時以優先及優惠價購買資助出售房屋（居屋），若果成功買得居屋，資助更是永久享有，永不審查，即使成為世界首富，資助仍然永享，除非業主自行放棄資助，否則永不收回。現時的資助金額一般以樓價的三成至四成半折讓不等，換言之，資助金額實際上與樓價同步上升，即使樓價大跌，業主還有特惠條款，可以原價賣給房委會，保證回購協議永久生效。

事實上，今次財爺預算案中有關「補價貸款擔保計劃」，繼「白居二」計劃後，再一次明益居屋業主，可以借錢補地價，只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不還，便可出租或出售居屋，直至業主過世或者轉售後才需還本還息，市民的反應一般認為計劃加劇炒風，助長租金上升，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多重優待居屋業主。其實只要明白現時資助出售房屋制度中有關永久資助的荒謬，就明白政府唯一可以收回資助的方法就只有提供更多利益，誘使受資助者放棄資助。這就是政府經常提到的加快流轉，意指加快收回資助，讓資助可以流轉。但如何收回資助？上次白居二計劃透過增加買家，炒高居屋價平均15%[1]，讓居屋業主獲得額外利益，成功誘使部分業主出售居屋，放棄資助，但配額竟然用不到一半，反映利誘不足。今次加碼，補價貸款借屍還魂，把本來就存在的借錢補地價計劃進一步優化，首次在港提供還息不還本，甚至本息皆不還的按揭計劃，大大增加誘因放棄資助。

得人恩果者賞 自食其力者罰

我和兩位港大同事三年前已提出有關居屋資助難以收回的問題，不能永續，因此曾提議居者有「期」屋 [2]，即把永久資助改為有限年期，但政府反喜以利套利，以利誘收回資助，因而造成今天多層優惠集於居屋一身的怪現象。曾受資助而又已發迹者反而獲得愈多資助，得人恩果者賞；從未獲資助而又有骨氣者反遭打壓，自食其力者罰。正如上月本欄提到，房屋到底是權利還是福利？現時香港的資助房屋出現易入難出，甚至有入無出的情况，彷彿已經變成權利，但實情卻是一頭先福利、後權利四不象。關鍵就在起跑線，在香港若想獲得資助房屋的權利，在申請時必須先符合低收入和低資產的福利審查要求，但只要通過審查，獲編配資助房屋，房屋便成為權利，即使飛黃騰達，坐擁千萬豪宅，富可敵國，仍然可以繼續享有資助。除非政府給予更多利益，達至可以滿足放棄資助的價值，才有望收回資助，加快流轉。這就把人的一生命運決定在政府手中，十八歲決定終身。

富爸媽窮爸媽決定未來

若果沒有申請到公屋，在私人市場更加是贏在起跑線，看您有冇富爸媽，我們未來城市研究所最近的調查發現[3]，超過四成年輕被訪者認為能否置業，取決於有冇父母財政支援。

可笑是金管局竟然解釋今次收緊按揭是為了遏抑細價樓價格，然而2014年4月金管局研究部總裁[4]發表論文，根據1991年至2014年多次收緊按揭的結果，發現收緊按揭無助於遏抑樓價。即使不懂數量分析，只要回顧過去六年，金管局已經多次收緊按揭，但樓價仍然繼續升；雖然每次收緊都能產生短期的減少成交量和減慢樓價上升速度的效果，但很快樓價又重拾升軌。

誠然，收緊按揭成數必然可以減低銀行體系的風險，但結果可能把風險轉移到承受風險能力較差的系統，反而會增加整體房產市場的風險。譬如今次銀行收緊按揭，買家為求籌足七成或者加按保九成按揭，可能被迫轉而向其他放貸機構尋求資金，包括透過財務公司承按（財仔按）、私人借貸、父母物業加按轉按等等。事實上有報道指出去年經財仔按的市場份額已經急升一倍，今次再進一步收緊銀行按揭，可能會繼續推升財仔按，令市場風險提高。其他未能加按或者籌足資金的買家，置業夢碎，可能轉而租住，勢必加劇本已嚴重供應不足的租務市場租金升幅，火上加油。

財爺因而提出這一箭三鵰的創舉：補價貸款擔保計劃。一來有助增加租盤，期望紓緩租金上升壓力；二來可以收回資助，在此地價高不可攀之際，鎖定補價，把死資助變成活快錢，機不可失；三來還可益放貸機構大賺一筆，單單每年行政保費已經高達貸款額的1.25%，還未計高於一般市場按揭利率的P-2.5%和首期的保險金更是高達總樓價的2%，對放貸機構來說，財爺真是財神爺！

即使收費如此高昂，但估計市場的需求仍然存在。因為財爺送贈的其實是一項出租期權，價值不輕。譬如一間約四百萬元市值的居屋，若果補地價佔市值約三成，假設為一百萬元，若果參加這項補價計劃，向按揭證券公司借錢補地價，首年約需繳付四萬元，但隨後每年只須支付利息約一萬元，另加行政保費一萬二千元，合共每年二萬二千元。但若果市值租金可達每月一萬元，全年租金可收十二萬元，即使扣除維修費和利得稅等支出，年利潤仍然接近八萬元，不計時間成本，十二年便可返本，只要業主在補價後的壽命長於十二年，期權仍然有利（此例只作講解用途，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况，而且每個案的數據金額大不相同），因為業主可以一直不還本金，直至過世。若果本息皆不還，每年只付行政保費，看似划算，其實計算更加複雜，包括欠息是否利疊利，擬參加者應先詳細查詢，並諮詢專業意見，不宜冒進。簡而言之，若居屋業主已另有更佳住所居住，而自覺尚餘壽命不短，買此出租期權仍然相當吸引。

但這正是政府的高招，以此優厚出租期權作利誘，收回資助。日後即使樓價回落，別人的補價金額下降，但因為您已放棄資助，而補價早已鎖定在高位，悔不當初。當然，若果認為現時樓價仍有上升空間，早點補價，早買早着，亦未可知。

居屋借貸補價風險難測

除此之外，必須注意還息部分可以是浮息，當美國實施利率正常化，香港的利率回升，每月供款或最終還款將會上升，屆時租金亦可能下跌，一來一回可以嚴重影響整項出租期權價值的估算，由賺變蝕，風險難測。而最大的損失應該是永久放棄房屋資助，日後即使政府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任何福利和優惠，皆與您無緣，譬如白居二計劃的15%市值純利，只有未補價業主獨享。根據政府過去的朝令夕改、藥石亂投作風，只要手握資助王牌，將來土地愈來愈缺，政府可能只會加碼送禮，為求買回資助，一擲千金。君不見有著名學者建議政府向全港居屋業主豪送地價全額，若果今次一時貪念，買這出租期權，可能日後後悔莫及。况且，房委會向居屋未補價業主提供的回購保證，價值連城，如同一張安全網，實在無得輸。一旦補價，回購協議自動取消，成本不輕。

當社會批評年輕人不知進，只求一登公屋，不惜一到十八歲便馬上申請公屋，更不擇地點、凶宅，但求早着先鞭，轉買居屋，永享資助；卻沒有議論當年上公居大屋之輩，今日不少早已富甲一方，但仍然佔用公居大宅，未有放棄資助，或者早已大賺一筆，轉售圖利多時，甚或參加白居二，多賺15%。當然，各有前因莫羨人，但若果制度不公，只會扭曲行為，影響社會公平競爭，最終勤無立錐之地，反要交稅不停供養曾獲資助之富豪，情何以堪，理何以存？

[0] 根據發展局2015-16賣地計劃回顧表（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502/26/P201502260506_0506_142707.pdf）

[1] 姚松炎(2014) 房產學人——白居二又來了！2014年12月02日

[2] 鄒廣榮、黃紹基、姚松炎(2012)新聞發布會，2012年2月10日

[3] Castro, B., Yiu, C.Y., Shen, J., Liao, K.H., Maing, M.（2015）The Housing Pathways of Young Chines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forthcoming.

[4] He，D. (2014) The effects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on housing market risk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Banque de France,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No. 18

作者為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文 姚松炎

編輯 屈曉彤

陳韜文 - 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2015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註：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維基百科的說明：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願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會勇敢地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於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