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愛港愛台愛國三篇

梁文道 - 不能不愛台灣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日

在外地偶而碰見台灣遊客，談着談着，他們就會問起我對台灣現狀的感受。當然，台灣很好，和我小時候相比真是變得太不一樣了。如今的台灣溫文、可愛，並且具有一個成熟公民社會所該擁有的特質。聽我這麼說，台灣人都挺高興。然而，仗着自己勉強算得上半個台灣人的身份，我也會直言批評：「可是台灣的視野好像有些內向，總是關心自己愛護自己。有時候我去台灣，會覺得自己好像與世隔絕了一樣，電視新聞裏頭看不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可能那些台灣人有些意外我的直接，臉色的變化十分明顯；偶然會有一兩人贊同這種講法，接着跟我討論下去。

不知道這些遊客出國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桃園機場離境大廳上的大型報板？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城市，都喜歡在機場這種場合再度提醒遊客這個地方的美好，秀一下當地風光，展示一下民族服飾。可是我曾在桃園機場的離境廳見過他們直接用巨大的文字硬銷，那行字是這樣寫的：「我愛台灣！台灣真好」！而且中英對照，這番話要是出現在島內任何一個地方，我都不會奇怪，無論政客，還是電視台的名嘴，乃至於一般百姓，台灣人都是那麼習慣地把這類字眼組合在口邊。他們真是愛死了他們的家鄉，我很瞭解。可是你把這句話放在機場，讓即將出境的旅客欣賞，那又是什麼意思呢？是要那些出國遊子別忘了這份愛戀？是要我們這些外地人認同這句話的份量，和你們台灣人一樣，打從心底慨嘆「台灣真好，我愛台灣」？

後來我和比較熟悉當地情況的朋友聊起這事，有人認為這是有關部門政治正確的表態，反正在台灣最無可爭議最絕對的口號一定是「我愛台灣」。但也有人覺得不必想得這麼複雜陰謀，那只是空了一塊地方，不知放什麼設計才好，偷懶隨便弄行大字而已。因為「我愛台灣，台灣真好」方便自然，想都不必多想。

我該如何對這些在外地碰到的台灣人述說我的奇怪感受？也許很多地方的人都會自然愛上自己的家鄉，但並不是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會自然說出「我愛××」，甚至必須得說「我愛××」。


梁文道 - 不必去愛的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3日

我愛香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小時候在台灣接受過國民黨的愛國教育。我越來越愛香港，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回大陸，聽厭了老要把愛國掛在嘴上的訓令（想想看，甚至有家國產電器品牌叫做『愛國者』）。而香港，我一度以為，是一個不必要求我愛上它的地方。你生在這裏，住在這裏，或許會愛上它，或許對它有很多不滿，無所謂，沒有人一天到晚教你應該怎樣愛它，週圍也沒有那種「愛」的氣氛約束你的心智感情。如果移民，沒人罵你叛徒；如果回來，居然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照樣指手劃腳。如果多拿一本外國護照，沒有人會質疑你的忠誠，甚至可能根本沒人考慮過「忠誠」的問題。

前陣子香港人如此反感國民教育，在我看來，絕非什麼「港獨vs中國」的意識對立，而是我們身上一股氣質使然。縱觀全球華人社會，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國人當然要愛中國，新加坡人愛新加坡更是愛到不太願意接受批評的地步。但我們香港人不來這套，「愛」在這裏沒有那麼大的市場，我們比較相信愛不能勉強。就算愛，我們也不會隨便說出來。倒不是含蓄，而是氣質使然，我甚至要說它關乎審美與格調。要是有一個政治人物大聲疾呼「我是香港人，我愛香港」，然後很台灣地跪了下來在電視攝錄機前親吻土地，我們大概會覺得肉麻。要是看見有人使用一款手機，上面的品牌名字大剌剌地寫着「愛國者」，我們一定會忍不住笑了出來，低聲嘖嘖「駛唔駛呀」！換句話說，香港人不像其他華人這麼地「愛」，是因為我們覺得這種宣之於口的方式「唔型」。

於是我們便有意無意地為自己保留了一塊自由和理性的空間，在辯論公共事務的時候，不會動不動就舉起「愛香港」的旗子，像大陸的網站討論那樣，掄着大棒指責對手「你不愛香港，你是港奸」。也不會在一聽到別人批評這座城市的時候，就氣血上衝地罵他「你這麼討厭香港，你滾出去」。而在其他地方，這種基於地域身份的愛往往都會演變成一套意識形態的霸權。愛台灣也好，愛中國也好，立場很容易就會取代冷靜的思辯，使得大家費盡心思地去證明自己的愛和對方的不愛。然而，就像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分析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這種熱愛與忠誠根本是證明不了的。於是討論就成了一團泥沼中的混戰。

香港，曾經因為這種帶着點酷味的氣質，成了華人社會中唯一一個不相信「愛」的地方。所以我愛香港。


梁文道 - 香港不相信大話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4日

香港不是不相信愛，它只是不大相信成天到晚從嘴裏吐出來的愛，不相信任何藉着一種地域身份的愛所發展出來的宏大論述。事實上，過去的香港根本難以接受所有宏大而高遠的陳述及理念。每回聽到有人高談「正義」和「自由」等各式各樣的重要價值，香港人總是要懷疑的，就算他談得大義凜然，口若懸河，我們還是忍不住要冷冷說句：「懶正義」。「懶」這個字真是巧妙，把它加在一個很偉大很正確的價值之上，那個價值立時便被懸空，多了一段距離，多了一股演戲的味道。沒錯，要是換做十年以前，今天動不動就要激動地高喊「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的人，一定會被香港人看做演員，就像周星馳電影裏的搞笑角色。我們回應他的最佳方式便是周星馳式的態度，非常戲劇非常誇張地揚起下巴，提高聲調地說：「係嘛，咁勁呀？」

所以香港人的名字一直離不開「功利」和「實際」這幾個形容詞。猶如史上任何一座偉大的商業城市，香港並不以「信仰」聞名。今天主張城邦自治的論者有時會提起威尼斯，而威尼斯正正就是一個不談理念不講原則的商人城市。在宗教分歧折磨全歐洲的時候，威尼斯人的格言是「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後才是基督徒」。在羅馬教宗，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穆斯林之間，他們小心計算，左右討巧。對這種人來講，除了利益，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事情稱得上「大是大非」。

我一直懷疑香港人「功利」和「實際」的名聲。在我看來，香港人並不真的都是唯利是圖，我們只不過是不喜歡大話而已。然而，這種不喜歡「大話」，傾向在任何偉大德目前面加個「懶」字，並在所有事關原則的討論之後補上一句「這是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的按語的態度，卻也促成了一種虛無的犬儒主義。

出於這種犬儒，當年市區重建局拆除利東街，當局死活不願相信有人真的熱愛社區。到了清理菜園村，他們仍然不相信有人真的要求「不遷不拆」。在他們的眼中，問題只是賠償的數額罷了。他們當時還不曉得香港正在變化。

香港變了，變得開始相信理念、原則和立場，變得喜歡爭論「大是大非」，更變得開始不介意談「愛」。這是好事嗎？當然是好事。除非我們走向另一種極端，把一切討論都變成「愛」和「不愛」的問題，把所有事物都連上了「大是大非」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