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習那年是一九八九年， intern是六月，第一次走進 newsroom就是三號———一九八九年六月三號，然後所有事情就在你面前發生，整個新聞室瘋了，世界翻天覆地……」
八九年，二十歲的區家麟被拋到時代的刀尖浪口，從此在無綫的新聞室內留了下來，內地新聞成為他放不開的一個關注點。後來他主持《新聞透視》，做過多個關於內地的新聞特輯，採訪得愈多，愈覺得虧欠。
「因為報導他們的慘況你拿了一些榮譽，但可能他們的境況毫無改善。」
一○年，他辭去無綫高級監製一職，因為作為員工，他不能闡述自己的觀點，但關於中國大陸他有太多話想說，於是他讀書、寫專欄，並將在本月推出一本關於中國國情的著作。
「中國是這個世界上最大最密集不公義的地方，作為一個記者，你會覺得故事在上邊，不在香港。」
區家麟分別在中大、浸大兼職教紀錄片製作，上課開宗明義告訴學生：吸引人的都是故事。他這麼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自己是個 storyteller。」
記者問這個說了二十多年「古仔」的人，屬於自己的故事，區家麟先娓娓道出的是上述迎面碰上六四的經歷，然後是踏入科索沃。
起：我在戰地
一九九九年三月到六月，科索沃戰爭爆發，數十萬科索沃人被驅逐出境，造成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這邊廂區家麟和當地一些非政府組織聯繫好，前往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接壤的難民營採訪。結果就在抵達的當天，塞爾維亞宣布停火，戰爭結束。
在邊境小鎮庫克斯，維持和平部隊與外國記者聚集。入境科索沃，需要先申領採訪證，於是在一塊草坪上，軍官們架起小桌辦理手續，記者們聚在一起交換消息，「他們在說昨天有三個德國記者中槍死亡，今天又死了一個。發證的軍官，一邊在文件上簽字，一邊搭訕：『是啊，他昨天才在我手上拿過採訪證。』」
說完一手把印有區家麟相片的採訪證遞給他。
「知道這些消息，你真的會害怕。那時我們帶着避彈衣，卻沒有頭盔……相反那些外國記者裝備很好，他們是專業的戰地記者，而我們……是旅遊戰地記者，你不是專做這行，無端端人家打仗你又跟住去。」
採訪證在手了，去還是不去？最後大家決定先到邊境關卡觀察情況。往邊境的路這天擠滿了難民的卡車，他們明知前路地雷未清，戰事一停已急着重返故土。
「我們走到邊境線，線的兩邊，山野是一樣的山野，空氣是一樣的空氣，但是當載着難民的卡車魚貫踏過那條無形的界線，他們都哭了。」
在場的關員與記者都紅了眼睛。原本的猶豫、對生死的考量被放在一邊，區家麟和攝製隊跟隨着難民的歡呼聲與哭泣聲，越過邊界，深入科索沃，記錄他們歸家的路。
這單用性命搏回來的新聞在當時做了好幾天頭條。「那個年代， TVB是會關心地球上的事的，因為以前真的定位香港為一個國際城市，如今是不會派人去這類地方了。
「某程度上是對的，以前資訊不夠流通，但現在你上網什麼都能看到，如今的主流電視台更應該將資源放在大陸新聞，當全國都不能報導時，唯有香港記者有這個能力、耐心、職責，有這個空間去採訪，這才是我們的優勢。」
承：漩口狂奔
區家麟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最好的紀錄片，可以經得住時間考驗。幸或者不幸，在中國拍攝紀錄片，要達成這目標不是太難，因為時間過去，那些深層矛盾一直還在。
採訪科索沃戰爭後兩年，他進入無綫老牌時事節目《新聞透視》任主持。一如之前所說，他將目光放到中國。
二○○一年，區家麟監製的紀錄片《中國入世》奪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美國著名電子傳媒新聞獎，地位尤如普立茲），他又陸續監製關於中國的新聞特備節目，包括《中國人上太空》、《西部大開發》、《變革三十年》等等。其中有個叫「漩口鎮」的地方，叫他念念不忘。
那是○五年的春天，西部最大的水壩紫坪鋪大壩建成，水庫即將蓄水，淹沒漩口鎮。居民搬遷期限的最後一天，區家麟和攝影師趕了過來。
「開始時村民一直趕我們走，直到知道我們是香港記者，所有人突然圍了過來。附近的村民、隔壁村趕來的阿伯，我們一路訪攝，他們就默默跟着，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公文紙袋，盯着我，他們是來向我伸寃的。」
被砍了果樹的農夫、被無理解僱的女人、被拘留的請願者，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寃情控訴無門，只能跟在「香港記者」身後，希望有天能被世人聽見。
但突然間，地方幹部聞風而來，區家麟還來不及反應，村民們已經圍住那幾名村官，幾位婦女拉着他們穿過廚房、衝出後門、奔窄巷、抄小路，在廢墟一樣的漩口鎮白日逃亡，村民引着路：快！快！快！一直跑到大馬路，一頭裁進車廂。
「直到車開走，村民還一路在窗外揮手：『記住將我們的消息傳出去！』那刻很深地發覺，香港記者採訪內地新聞有多重要，這是我們的使命。」
後來這部紀錄片《壩業》為區家麟取得第二屆中大新聞獎，然而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建壩工程沒有緩下腳步，這就是他說的虧欠。「我一直記得這件事，因為這個『古仔』每一滴都是真的。我能做到的，是去看去寫去表達，將問題告訴所有人，不冀望改變，但至少讓自己成為發聲的窗口。」
○八年五月十二日，這個鎮再次被提起，因為汶川大地震震央映秀鎮旁，就是漩口。地震一周年，全國悼念儀式，就在漩口中學的廢墟前舉行。
轉：離開無綫
從實習生做起，區家麟前後在無綫新聞部呆了二十年，年屆四十才下決心辭職到中大新傳系讀博士，這舉措總是讓人有點詫異。
「做了二十年差不多啦！而且做電視新聞很多限制，出本書都要問老細。我生活很簡單，沒養車沒子女，又吃得少，不工作也不會餓死。」
跟電視上一板一眼的主持人形象不同，私底下的區家麟會托腮、甩手、做鬼臉：「離開無綫時有個同事說：『好開心！終於不用見到你那件衣服了！』他說我有件襯衣已經穿了七八年，上班就穿，他覺得很煩。」
上班時他只有一套西裝，倒是辭職後多買了一些衣服，因為需要出入不同場合：例如在港台主持節目《自由風自由 Phone》、《七百萬人的先鋒》；在中大和浸大教書；讀書、寫專欄博客、也去長旅行。
旅行一直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部分，從大學開始，足跡遍及非洲、南美、復活節島、喜馬拉雅山脈，像他博客上寫的：「曾經夢想浪遊世界，竟然實現了一大半。」當中最記得的，是在尼泊爾徒步。沒請嚮導，他和太太背着營具睡袋煮食爐在野地裡走了三十天，一直去到盧克拉（ Lukla）。途中他們登上聖母峰基地營對面的山丘卡拉伯塔（ Kala Pathar）。
「那天黃昏，很美的天色，我們花兩小時上山，在山頂好安靜，聲音都消失了，只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聲，自己的心跳，血在流動的聲音，很實在的存在感，又覺得自己渺小如塵土。此後不論遇到什麼，只要回想那一刻，就能回到生命澄明無悔的狀態。」
所以區家麟說，他離開 TVB有廿個原因，其中之一是沒有假。「就算離開一間機構，也不代表我離開新聞界，像做電台，某程度還是站在輿論最前線。」
合：可以死了
「有個朋友整天見到我就說：『可以死啦你！』意思是你結了婚，也不生孩子，史丹福大學去了，無綫又做到這個位……某程度上他說得挺對。」
區家麟手上沒戴結婚戒指，但他早婚，二十三歲就和當時的女友共結連理，「她是澳門人嘛，不結婚的話工作、居留都很煩。」
結婚的理由就這麼簡單，結婚的儀式更是。沒有結婚戒指，沒擺酒宴，甚至沒通知雙方父母。有登記註冊嗎？記者忍不住問。「有！當然！就是因為登記時要寫地址，婚紗公司將廣告單張寄到我家，才被我媽發現。」
想像母親到信箱前站定、開鎖，廣告紙片猛地嘩啦啦吐了一地，她疑惑地拾起一張細看，更迷惑了：兒子結婚了？
「當時覺得結婚是兩個人的事，不需要繁文縟節，後來才覺得有點內疚，我是家中老大，擺酒其實是為了父母開心。但我是很任性的人，決定做一件事就會很有目標地去完成，其他的，包括爸媽的感受都放在一邊。」
這麼率性而行的人，幸好找了個步伐一致的伴侶。九五年，區家麟停職留薪一年，和太太一起到非洲去，紮營攔車，浪蕩了十一個月；十年後，他獲史丹福大學新聞系研究生獎學金，赴美遊學一年，當然還是帶上太太。
「我們很合拍，你要找一個人這樣去旅行，一起截順風車，一起不知道何時可以洗澡，在哪裡過夜，她不工作我也無所謂，我不工作她也無所謂……找到這麼志趣相投的人是我的運氣。
「所以我沒什麼個人心願，只希望社會慢慢變得好些，當然世界不會因為任何人的美好意願，而真的向那個方向發展，那我便以旁觀者身份記錄下來。香港、大陸的荒謬、振奮、悲哀，最窮最有錢，所有事物都在你面前同時發生，這是一個奇特的時刻。」
區家麟教紀錄片製作，課堂的最後談到如何結尾，其中一個方法是「既濟．未濟」。這是《易經》最後兩卦，簡單來說相當於將完、未完——一個故事即將完結，另一個故事卻又以此為開端，往下延續。像他，在主流媒體上講的故事已然完結，書本上要講的，才剛開始。
文：周榕榕 攝影：高仲明
區家麟自小著迷天氣報告，喜歡觀星研究氣象。離開無線前，他的最後任務是改革天氣報告。這天他走到中大新亞書院的水池旁，來一張「天人合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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