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嶽 - 「部分選舉」的分化陷阱

2016年8月8日 
 

【明報文章】一直以來，不同學者研究香港政治，都覺得難為香港的政體分類，因為香港固然不是民主政體，但一直都有相當的公民自由和完整的法治，而立法會的「部分選舉」一直都是相對公平地進行的，和不少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那種操控選舉和經常侵害人權有所不同。

香港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

但近三周發生的事情，反映香港已經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明目張膽的操控選舉以影響選舉結果。確認書的安排和剝奪參選人參選權，都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例，都沒有列明立法會參選人不可以宣揚港獨（23條尚未本地立法），也沒有授予選舉主任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是否符合基本法，或者簽聲明時是否「真誠」。是否「擁護」基本法是主觀情感，不是某選舉主任可以主觀判斷某人現在或將來是否擁護的。選舉主任的解釋，根本就是以政見篩選參選人，本質上已經違反了國際上對自由選舉的標準。

港視發牌、8．31決定和這次的剝奪選舉權，是一脈相承的。政權要把不喜歡的人踢出局，不讓他參加競爭，這過程可以完全是任意（arbitrary）的。踢出局的標準是什麼，沒有人會告訴你，因為標準隨時可轉，2月和8月就已經不同了，而且標準都是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的，政治需要隨時可轉換，不說明對政權最有利。機制和標準，都只是服務政權的政治目的，隨時可以順手拈來。

對反對派而言，正因為這種手段沒有法律根據，所以最難應付。這代表法律已經不是政權的底線。政權甚至沒有道德底線。它的原則很簡單：為了鞏固權力，它可以不斷的改變遊戲規則。它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沒有道德或法律的牽制，背後只是赤裸裸的權力考慮和計算。

反對派的兩難

這對長期鬥爭的反對派來說，造成某種兩難。長期堅持自己的原則當然是道德高尚的要求，容易贏取民眾的支持；但如果你明知球證和賽事主委都是對手的人，對手隨時可以在比賽期間改變遊戲規則，你是不是永遠堅持你打的是宇宙最強的戰術，一直不變就一定會戰勝呢？但是，如果你不斷因應對手改變遊戲規則而改變原則，那麼你不是變了和你最鄙視攻擊的政權中人一樣嗎？重要的是：政權是可以不斷改變原則的，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原則沒有底線只有權力，反對派要號召群眾建立理想社會，是不可以跟他們一樣的。

政權要的其實不是反對獨立或防止什麼，是要顯示權力，令你屈服。他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令人無奈地習以為常。慢慢，民眾覺得梁天琦承認不再推動港獨，和李波、王宇等人在電視「認錯」那樣正常地無奈、無奈地正常。然而結局都是一樣的：梁天琦口頭上改變了原則仍然不能參選，李波「認了錯」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

Levitsky和Way為人引述最多的文章"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反覆論述了競爭性威權政權有不同的競技場域（arenas），不是完全的受控，而令反對派可以用作抗爭，其中一個場域是選舉。選舉威權政權通常有選舉，有些可能不是全面普選（像香港或伊朗），有些是並非公平公正的選舉，政權透過各種方法巧取豪奪，目的是操控結果以維持權力，像香港這樣以提名或註冊規定將某種政見人士排拒在外的做法，國際傳媒都覺得太熟悉了。

這種「部分選舉」（partial election）有兩個特點：第一，政權需要保留某種選舉令其有一定認受性，以向國際社會顯示政權獲得人民支持；第二，這些選舉很少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因為政權害怕民意能忠實表達時，他們會被攆下台。像現在政權這種明目張膽操控選舉，另一難搞之處是他們似乎已經置選舉的認受性不顧，如此厚顏是非常難應付的。

有限度的選舉其實是把雙面刃。樂觀的學者認為反對派可以利用定期的選舉對政權施壓，包括對國際社會突顯政權的不公不義：選舉縱使不是完全自由和公平，但執政黨要重複的交出施政成績以賺取民意支持，有機會犯錯而帶來改變政權的契機。Levitsky和Way則指出部分的選舉可以是不利改革的，因為民意會覺得已經有一定的表達渠道，令反對情緒降溫，而反對派亦會因為爭奪有限的選舉席位而出現分化，反而不利推動全面民主化。

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面對這個「部分選舉」的兩難。早於1982年區議會引入「部分選舉」，壓力團體便辯論是否應參與這有限選舉來進入建制。民主派的前輩告訴我，1980年代民促會時代的民主派，兼職搞民主運動時是比較團結的，因為大家都在建制外；到了立法局有直選議席，分歧便開始出現了。

當政權容許某些人參選，又不容許某些人參選，有些支持港獨的可以選另一些又不可以選，第一個直接的效果是分化了反對派。這明明是不公平的選舉，為什麼還要參與？繼續參與不是對被逐出門的不公平嗎？除了策略的鬥爭外，還有「誰是人誰是鬼」的猜忌。

在「部分選舉」的政體內，不同反對派其實在競逐相近的票源，有人不能透過選舉獲得政治資源，對其他反對派組織有利，本身就是一個帶來分化的結構。面對不公的遊戲和被操控的規則，不同人有不同反應和對策，大家都覺得自己正確，但在長期選舉威權下沒有人可以真正證明自己是走了正確的路線，於是長期虛耗在內部鬥爭之中。

退出選舉 教訓沉重

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反對派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分化鬥爭，全面退出選舉的教訓是沉重的。反對運動完全退出建制，往往令資源和政治空間萎縮、民意代表和發言平台被佔，於是只有無奈地繼續把這個不公平的遊戲玩下去。像在香港，政治空間太狹小，「部分選舉」的席位是絕無僅有可直接面對群眾而公開競爭的公權力位置。面對選舉愈來愈不公平，各反對派也只能抗議完後照樣抽籤，然後開始宣傳自己的號碼，令人相當無奈。

延伸閱讀：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April 2002, pp.51-65.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