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介紹台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

馬家輝：月俸盜賊

2014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昨談老軍頭郝柏村，此公據說打過日本仔，我倒另外想起一個也打過日本仔的名字：簡吉。但郝柏村在中國大陸打日本仔，簡吉卻在台灣打日本仔；郝柏村是躲在槍炮坦克後面打日本仔，簡吉卻拿鋤頭和土槍近距離打日本仔；郝柏村到台灣後享盡榮華富貴，簡吉卻兩度被日本仔下獄，坐牢逾十年，最後，又被國民黨拘捕，槍斃了結，死時才四十八歲。

若你有機會到台北誠品，不妨在「台灣歷史」的分類書架上找找關於簡吉的傳記書籍，至少有三四本，其中一本由楊渡所撰，《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遠流出版，以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為資料，呈現簡吉一生，也看時代悲歌，最為動人。楊渡是資深新聞工作者，亦寫報道文學，早年作品《民間的力量》專述八十年代的環保、人權、女權、學權等運動悲歌，我曾在上班時偷偷讀，然後，偷偷流淚。

簡吉，出生於一九○三年的高雄鳳山，是農家子弟，幫忙農事之餘發憤讀書，考進台南師範學校，在當時，光榮有如中狀元。畢業後，回到鳳山公學校教書，做了四年教師，盡心盡力，但看見孩子因貧窮而沒法好好學習，心痛如割，也領悟現實之惡。楊渡描述：

「簡吉發現，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拖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已經疲累得無力上課，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根本無法來上課。農忙時，無法上學的孩子尤其多，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面黃肌瘦的孩子，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簡吉由是明白，問題不是出在孩身上，實在是農民無法生活啊。」

怎麼辦？

簡吉選擇的答案是：「我在村莊作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讀，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卻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職。」

這是簡吉於首次被捕，一九二九年，在法院公審庭上的自辯陳詞。他不願再做「月俸盜賊」，他決定直接走進農田，喚醒所有農民子弟，爭權益，反殖民，不再做奴隸，挺胸抬頭，生要光明磊落，若死，更要堂堂正正。

台灣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有了簡吉，有了新的生命與方向，而簡吉，亦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上)

馬家輝：壓抑的嚎哭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楊渡於《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書內直接指明：過去國民黨解釋光復後的台灣反抗運動是受到中共影響，但簡吉歷史證明，它有更深遠的歷史，它是從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就開始了。

簡吉便是農民運動的領導人。

一九二五年，本為教師的簡吉辭職不幹，帶他的小提琴跑遍南台灣各村各鄉，推動農民運動，他跟友人合組「台灣農民組合」團體，並跟日本左翼以至台灣共產黨組織結盟，誓爭農權。一九二九年，簡吉帶領農民反抗日本濫收農地及其他剝削政策，被捕入獄，坐了四個月牢；但出獄後，繼續武裝抗爭，很快再被捕，此番，苦牢一坐十年，妻子和兒女在家裡悲痛等候。

日本仔被打敗，國民黨來了，簡吉暫時翻身，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但性格獨立的他怎可能被招安，不久後，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人外省人誓成水火，白色恐怖籠罩全台，可是簡吉不怕，繼續打，並組「台灣自治聯軍」，也出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流竄台灣南北，企圖推翻蔣氏王朝。勇雖勇矣，終被擊破，一九五○年被捕，翌年三月七日，槍斃於台北馬場町。

楊渡書內描述，簡吉死訊，是由兒子簡敬在報上讀到，告訴母親，才一起北上迎回父親骨灰。「簡敬回憶起當時，母親帶他坐火車到台北，沿途上，從台南到台北的十個鐘頭，母親一語不發，抿嘴唇，凝視窗外。母親到馬場町，只見到父親冰冷的屍體。她是那樣從容鎮定，只告訴簡敬要如何祭拜父親。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為了怕影響孩子的未來，她要簡敬不要出聲說話，只由她去簽字具領屍體，再由簡敬幫忙安排火化的事宜。回到家，她只交代了幾句話，便進到她自己的房間裡，關起了門，然後，簡敬才聽到她那壓抑的哭聲，慢慢釋放出來，變成無法遏止的哭泣。從此，她彷彿不曾再哭過。」

簡吉在獄中留下大批日記，其後出土；他也常寫信回家，其中一封寫於行刑前不久：「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而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抗爭者簡吉，不畏縮，不迴避，他一早已知道自己要付的代價，只要付這代價，他便自由了。牢獄與死亡，從未打敗他。他終於走完自己選擇的路。(下)

郭梓祺 - 孰不可忍

一些經典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警察周日在金鐘集會毆打市民後，梁振英周一走出來說：「好多市民認為兩個多月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其實是病句，前後不相連，不知是否誤解了古語。跳了幾句，他再說：「不要以為警方的忍讓等如軟弱」。如果當日那窮兇極惡也算忍讓，我實在無法想像甚麼叫做小器。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忍」字，固然可解「容忍」，但我向來覺得解作「忍心」更有味道。原句出自《論語》〈八佾〉第一章：「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古文無標點，句末的問號，有些版本作句號或感歎號，語氣嚴厲得多。但傳統大多當這是問句，不是質問，更像無語問蒼天。「也」字放在問句之末，習慣不讀也，讀耶。朱熹在《論語集注》兼存「忍」字容忍與忍心二義，而偏重忍心：「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意謂：這樣做也忍心，還有什麼不忍心呢？那感情不是憤慨，而是悲哀。用這問題來回應警察周日虐打市民，可算恰宜。

還有什麼不忍心？

程樹德在《論語集釋》謂忍字作「容忍」解更近漢代的用法，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則承朱熹而重「忍心」一義，補充時重點特在「心」：「禮本於人心之仁，非禮違禮之事，皆從人心之不仁來。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顧，可以破壞人缌一切相處之常道。」孔子既看不見警察僭越職權凌辱市民，他感慨的是什麼？佾音日，指舞列，天子之舞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孔子重仁重禮，知季孫氏僭越其大夫身份，行八佾之舞，不禁感歎起來，有孰不可忍之問。

「孰不可忍也？」是我最近常有的問題。有市民被警察打至頭破血流，有市民被捕後給風扇猛吹，也有市民受到警察種種可怖的恐嚇。其中一則新聞尤令我難忘：張超雄議員一晚到旺角，跟面前的警員點了點頭，怎料對方呼喝：「返屋企湊女啦。」為何不是習慣說的湊仔而是湊女？那則新聞最後一行的事實陳述，竟有結穴一點的威力：「現年57歲的張超雄育有一子兩女，二女患有嚴重弱智。」那警察所言是巧合，抑或是查清背景後的暗箭？這樣做也忍心，還有什麼不忍心呢？

視民如傷

但什麼是「忍心」？我想拉遠一點，先從《左傳‧哀公元年》逢滑的幾句話說起：「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點出《孟子》亦有「視民如傷」及「視民如草芥」這對比，有注家或以為本諸逢滑，楊伯峻則謂從「臣聞」二字可見，在逢滑之前早有此說，可謂源遠流長。視民如傷，即把百姓當作傷病者細心照料。但近日香港政府治下的警察，非但沒有視民如傷，還放肆把人打傷。尤有甚者，他們竟連周日晚上救急扶危的醫護義工都打傷。

當晚所見，醫護義工趕到添馬公園草地較光處，穿起鮮拦背心，二話不說便不斷為躺在地上的傷者急救，有的慢慢倒水清洗中了胡椒噴霧者的眼和皮膚，有的為被警棍打傷的人包紮。人手和資源都有限，故每隔一陣就需呼籲：「要毛巾」，便有人傳遞毛巾；「要紙巾」，便有一包包紙巾從四方拋過去；「要水」，然後大概想到急忙中或有人把一支支水扔過去，立即補充，「不要拋，傳過來」；然後，「要繩或者橫額」，綁起來，在草地間出一片愈來愈大的角落，治療愈來愈多的傷者。後來旁人更是手拖手，圍住救護範圍，以免傷者受到干擾。

醫護義工之聲明

我和朋友中途去了搬水，幾個醫護迎面走來，只喊了單字「水」，邊跑邊伸手在箱中拿了兩支，便飛奔過了另一邊。那刻真切感覺到，學醫護的人實在可敬，那不忍拖慢救人的心情，應該就是醫者父母心了。但翌日看新聞知道，那片救援地帶，那些辛苦了一整晚的義工，竟被衝上添馬公園的警察暴力對待。日前見「醫護義工譴責警方濫用暴力聲明」，首句便是：「我們憤怒了」。那才是真正的忍無可忍。聲明初段說，鑑於傷者情況嚴重，「當場診斷、止血及穩定病情當然至關重要。其間，竟然不斷有警員公然向當值的義工醫生或護士揮舞警棍，在急救包紮進行時，兇暴驅趕。甚至有警員明言『你救人又點呀，照拉！』，企圖作出無理拘捕。」這樣做也忍心，還有甚麼不忍心呢？

聲明又說：「試問假若有傷者因此而延誤醫治，甚至失救，誰能負起這個責任？況且傷者當中更有不少是十來二十歲的莘莘學子，難道警察就連生而為人的惻隱之心也沒有了嗎？」在這時勢看見「惻隱之心」四字，真是感慨良多。《孟子》在〈公孫丑上〉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之掌上」，不會有香港今日的管治困難。接著解釋何謂「不忍人之心」時，孟子便引出「孺子入井」的故事，提到「怵惕惻隱之心」。朱熹注解怵惕作驚動，惻隱作傷痛，都是見旁人身處危難而生的不安感覺。人若沒有這驚和痛，我們通常會稱之為殘忍，忍心大概就是這麻木狀態。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孟子曾用「幾希」形容人禽之辨，仁心或存或亡，都是一線之差。三萬警員中，總有人本性不壞，但在不公義的制度下，在刻意縱容濫權的氣氛中，人性美好的一面容易給一下壓到腳底。倒是醫護義工聲明的末段令人鼓舞：「可恨的是，梁振英政府非但並未對此作出譴責，居然於翌日對警方濫用暴力加以肯定，以為血腥暴力可以嚇退我們。但事實上自從醫護人員遭暴力對待的消息傳出以來，報名參加義務急救工作者以數倍增長，我們守護香港的意志亦更為堅定。」真有《孟子》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論語》、《孟子》、《左傳》這些中國典籍，不是用文言文寫的道德教條和口號，只方便人演講時徵引幾句以壯聲威。他們充滿生命力，深刻時有睿智又觸動人心，淺白時卻是如此理所當然：「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不是易明得有點像廢話嗎？運天下於掌上未定是奢想，答案更奇妙地早在梁振英口中。看看為爭普選而在寒冬中絕食的學生、在打壓中血流披面的男女、在施救中險被拘捕的醫護人員，不也應該自問由他領導的這個官逼民反的政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寶兒訪問Frédéric Martel：保留香港軟實力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Frédéric Martel_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以及社會學、政治科學、公法及哲學碩士。有九本著作，作品在二十幾個國家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美國及羅馬尼亞法國大使館任文化職務，現在於巴黎政治學院任教，並在法國電台主持廣播節目。（受訪者提供）

《全球文化戰爭》 Mainstream__作者在5年裏，走訪了50多個國家、訪問了3000多個人物，每星期出發，每個國家多次探訪，如到埃及6次、墨西哥10次，是第一個學者就全球文化作田野式搜查，以第一手資料及地緣政治寫成。《Mainstream》2010年在法國出版後，被翻譯成二十種語言。另一本《Smart》，可視為《全》的下集，探討互聯網對全球文化的影響，明年春天出版。（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近十年的香港，無論在電影、音樂、娛樂、文化等範疇上，對世界的影響力都在漸漸減弱，本土創意亦隨之被世界忽略。

另一邊廂，巨無霸美國，仍然領導着全球文化的趨勢，日本文化則被後起之秀韓國潮流所掩蓋，至於崛起的中國，更是極有野心地想藉着財雄勢大，在這場國際文化戰爭中，佔一席位。

在這場劍拔弩張的全球戰役下，香港還要面對本土抗爭的風雨飄搖，來自法國的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卻提醒說，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

文化音樂藝術

軟實力（soft power）像一股龍捲風，席捲全世界，近年美國便一直研究如何掌握這股力量，帶領潮流。這個詞，由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奈伊（Joseph Nye）提出。Frédéric在最近出版的中文翻譯版《全球文化戰爭》中，便引用Nye的說法：「軟實力是非強制性的吸引力，不管美國文化是高尚或低俗、藝術或娛樂、來自哈佛或來自好萊塢，都位在這股影響力的中心。」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這周也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

所謂軟實力，如Frédéric所指：「是你能影響別人，讓人的知識有所增長。可以是文化、價值、想法、互聯網、電影、學術、書籍、音樂、KPOP、《Gangnam Style》、《功夫熊貓》、印度Bollywood、Telenovelas、CCTV……」相對於傳統的硬實力（hard power），由政府操控，如政治、經濟、軍事等，軟實力是一個較為現代的概念。再由此引伸出巧實力（smart power），即是互聯網加上軟實力，有時或是軟實力和硬實力的結合，但要視乎由誰使用，例如中國的微博，就是由互聯網軟實力加上政府監控的硬實力。

「中國軟實力失敗」

但是，Frédéric卻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最重要的是，軟實力必須要有分野，由不同人經營，負責硬實力的人不能干預軟實力，軟實力的人亦應懂得向硬實力的人說不。十年前，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推廣中國文化，本來是件好事。「但他們用來做政治宣傳（propaganda），在課堂上會說，中國沒有事情發生、沒有異見者，不論諾貝爾和平獎、西藏議題，都在說謊，所以在各個地方都是失敗的。」今年便傳出加拿大和美國的孔子學院受炮轟或終止合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一心想建立龐大的電影工業，為保護國內電影，對外來電影設審查制度和配額，欲借硬實力來保護軟實力，像《阿凡達》在上映時便有很大限制。可是中國每年只限輸入二十至三十套美國電影，這些電影最後卻能贏得國內超過百分之五十票房。相反，在印度Bollywood沒有任何審查和限額，印度人靠自己的電影已取得本地百分之八十票房，美國電影票房僅得百分之十。為何如此？「答案是審查和限額都不能保護本土電影產業，只有好的電影製作才能成功，當中還需要有獨立精神（independent spirit）和創意人才。」

香港是一座橋

「九七年後，香港慢慢變成一座橋城市（bridge city）。」「橋」的意思是，用以接駁中國與外界文化，而橋必然有兩端，就如河道也有兩岸才需要一道橋，假如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就再沒有橋可言。

到底該如何保留creative和smart的城市特質？Frédéric列出五大點，說得最多的動詞是「維持／保全」（preserve）。第一是自由，包括藝術創作者的表達自由、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你可以寫任何發生在中國的事」，若失去這自由，各國記者便不會再逗留，他們也不會再當香港的橋樑。第二是保護知識產權，助商業成長。第三，以香港而言，現在不止需「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更是要維持「法治」（rule of law），在香港成立公司，版權有法例保護，但在中國卻不是那回事。第四是平等，容許多元性，「為什麼邁亞密、秘魯是創意城市，而不是古巴、曼谷、卡拉卡斯、沙特阿拉伯？女性可以參與電影製作，但在沙特阿拉伯不行；如果你是異見者，在古巴不可能暢所欲言，但在邁亞密可以；如果你是同性戀者，當然去秘魯，甚或香港，都會比在中國好」。第五，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兩制」就是包括以上所說的，也是軟實力的核心，「這也是中國不明白的，他們以為軟實力就是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事實上軟實力不需要被允許（consent），而是需要權力下放（descent）」。

革新實驗 打贏主流

九三年，香港產出二百三十八部電影，直至去年減至只有四十三部，其中三十部更是和中國合作的合拍片，換句話說，香港人一年只製作十二至十三部電影。現在香港四十七間戲院裏，只有二百零四個大銀幕，而在中國，每天便有十至十五個新熒幕建成。在廿年之內，香港在電影地圖上消失了，更奇怪的是，中國仍然視香港電影為外國製作。當然，除了回歸，還有很多解釋，但「為了保全香港這個創意城市，大家有必要反省何以失敗，並且嘗試找尋解決方法，特別應善用互聯網，創建一個smart city」。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廣東話市場看似狹小，但仍然有機會，只因若包括海外華人粵語市場、中國廣東，估計仍有一至一億五千萬粵語人口，已是法國人口的三倍。藝術和娛樂，同時需要革新、承擔風險和進行實驗，然後再由市場去驗證，即是你的製作有巨大影響力，很多人買你的書、音樂、電影、電子遊戲，就能打贏主流（mainstream）這場仗。

互聯網是流動的民主

雨傘運動的精神，Frédéric認為可以在網絡上延續，人們繼續在網上討論重要社會議題，把運動轉化為網上運動，成立網站、論壇、平台、facebook groups、聊天室等等，把運動帶到一個新方向。互聯網，他稱為「流動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任何人都可發表意見，也許是一個新的解決方法，這亦會在他明年的新翻譯版《Smart》一書再深入討論。

Internet，他會說成是the internets，由多個網絡組成。社會上一直認為互聯網是全球化的（global），但他指出，也許社交網絡、軟件是全球通用，但裏面的內容卻是有地域限制的，因為語言、生活文化和你所生活的所在地互相關連，變得支離破碎（fragmented），以香港而言，我們也會先接觸本地文化，然後才到其他國家，「所以形容網絡是支離破碎的比全球化更為合適」。

社會學家眼中的雨傘運動

作為一個記者和社會學家，Frédéric來港十多天，每天都到佔領區觀察五六小時，上周三在黃之鋒的帳幕內和絕食學生傾談，亦就佔領於法國網站Slate撰寫文章。他說：「我不看他們做了什麼，我要看的是他們在做什麼。」作為一個外國人，他不想作判斷，但他相信運動的精神，「軟實力其實是要權力下放而不是被允許，所以現在的雨傘運動如此重要」。他認為運動可能很快便會歸於沉寂，但精神應該留下來，「假如你輸了這一役，香港便不會再是一個創意、靈巧的城市，香港便不再是香港了」。

他對這次運動的創意很印象深刻，佔領區內的藝術品加入了政治意義，像「雨傘人」、連儂牆、有機農田、帳幕地圖，他花時間去看，「那些應該放在博物館，應該受到保護。而網上討論和活動，如YouTube、facebook，也因為『兩制』而得以實現」。法國是講究創意文化的國家，雨傘運動在抗爭中加入創意，Frédéric甚為欣賞，還說相比起這些孩子，他們都想不到那些點子。第二次來香港，他對香港有很好的印象：「以亞洲來說，香港是我最喜歡的城市。」

文 寶兒

圖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

編輯 林韻兒

何雪瑩訪問李立峯：社交媒體動員佔領？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民研達人李立峯（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有說佔領運動至今已呈疲態，儘管運動能走到此已經很不容易，但不論如何詮釋，參與佔領的人數下降是一運動走向其中一種（但非唯一）的客觀呈現。

當中反佔領陣營也許領略了暴力清場只會招致反效果，除了動員民間和商業團體以禁制令形式「清場」，更希望挾民意制民意。幾多成人支持佔領？

幾多人支持退場？反對佔領的比支持多幾多？

不論學術研究和大眾媒體，都喜歡為社交媒體的政治動員能力大做文章，不是在facebook分享多幾篇區家麟的鴻文，貼多幾條警察使用暴力的片，就能感染一班「藍絲帶」，爭取支持？

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李立峯教授，九七年本科畢業，○三年從美國念博士回港，兩個年份都遇上了香港社會的轉捩點。

新聞自由自是他離不開的本業，同時多年來致力研究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方式。

社交媒體對於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參與的影響，自然是他其中一個研究題目。

電視動員力更大？

新媒體的力量不單是媒體焦點，亦是一股學術風潮。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研究。由伊朗二○○九年總統大選引起的示威浪潮被稱為「推特革命」，到後來的埃及等地，學者其中一個不解的是，為何在政治氣氛高壓、政權看不見之手伸張全國的威權國家，依然能爆發出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將數十年的政權推翻。其中一些學者的着眼點就是社交媒體的連結和動員能力。

李立峯卻反而如此評論社交媒體的作用：「當然不是如此一面倒地重要！其實學術圈也要趕潮流，當研究一個題目這麼多年，突然間有個新面向，大家當然會比較趨之若騖。其實沒有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一樣會發生。」李立峯的研究團隊十月初在佔領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佔領者的媒體使用習慣。團隊成員鄧鍵一發表的文章〈誰動員群眾？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作用〉引用這項結果，打破我們的既有固有想法，928過後在金鐘街頭塞爆的人潮，大部分都不是受社交媒體動員，而是電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世貿抗議後有研究指出電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性，並稱之為public screen：當公共領域討論推崇理性、共識、文明和有實質內容的對話，public screen重視的是影像、視覺震撼、異見、混雜和喧嘩。催淚彈的官能震撼在電視上直播入屋，把不少人推上街頭，造成十月初金鐘的人山人海。

邊看邊鬧

李立峯在九月和十一月進行關於政改和佔領運動的電話調查亦傾向支持以上的結論。「無論在佔領前後，依然有67.5%市民將TVB列為主要資訊來源。這跟你信不信TVB，是否認為它是是但但無關係。」這似乎確認了大眾一邊看TVB一邊鬧的傳統智慧。其他傳統媒體的變化不大，只有有線電視和Now TV各上升了5%左右，這種上升可能跟直播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在形勢緊張之時無間斷地直播現場情况有關，但不過是10至15%的水平。李立峯笑着引用一個個人例子：「我們在十一月做了一個關於佔領支持和反對度的民調，大概是三成支持，七成反對，出街後收到很多人鬧，兩邊都有，兩邊都說他們身邊的人都是一面倒支持佔領，或者一面倒反對佔領。但同期我的同事做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國家認同調查，明明對中國的認同跌至低點，又無畀人鬧。我們一問才發現原因，因為他們沒有開記者招待會！上TVB六點半新聞依然好有意義的。」

社交媒體 只能影響一群人？

既然facebook沒有生產內容，李立峯認為各自的facebook資訊內容很視乎身邊朋友是誰。「每個人的facebook都是由朋友策展的。如果你的朋友有區家麟陳惜姿譚蕙芸，咁你個facebook咪好睇囉。有次老婆睇我的facebook就大叫，乜你個faecbook精彩咁多！不是社交媒體無用，而是它只能影響一群人。」

說服姨媽姑姐 還是要面對面

搶佔網上輿論已成兵家必爭之地，連習大大都說互聯網是主要意識形態戰場，一些親建制的時事評論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自然不是怪事。但一方面在數量上，原來社交媒體影響力並未如想像中大，那麼本質上它是否能促進公共事務討論甚至說服異見者？李立峯認為兩方面要爭取中間派支持，既然七成人靠睇TVB靠社交媒體並不夠。那不如拍二十分鐘《鏗鏘集》仲好？「可能是的，不過前提都係要觀眾睇，又要視乎在哪個電視台播放。」

李立峯不是否認社交媒體的作用。「新媒體在傳播簡單事實和基本信息的確很有用，但對深度討論甚至說服別人作用可能有限。」然而回歸基本步，這不是新媒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回歸到人本來溝通模式的局限性。「社交媒體只是科技應用，不是人際關係本身。」望一望facebook上幾百人的朋友清單，真正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兩成。「這是weak ties的限制。」無論線上線下，weak ties只能傳播資訊，「甚至幫手搵工都會有用。但說到要深入討論，甚至說服意見不同者必須回歸strong ties。」即是說要說服你的姨媽姑姐好友，就不是靠社交媒體還是面對面的問題，重要的是彼此的關係有多信任。

思考如何跟異見者溝通

無論線上線下，溝通有效與否都跟人性息息相關，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溝通成本才能減低，事事爭執很煩人。而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種選擇性（selective exposure）便更加放大。「大家計一計自己facebook的朋友，有幾多黃絲帶幾多藍絲帶？可能當中有幾個朋友是異見者，但當一班人走在一起，他們很自然就會收聲，於是異見不同亦會變成意見一致。」事實上這種selective exposure的問題在傳統媒體也有。但無論你有多討厭佔中，當一份報紙以「佔中」作頭版，多多少少都會接觸到。可是今天在社交媒體，你可以揀追縱個別報章甚至題材的信息，可以unfollow更新，可以隱藏notifications，甚至unfriend，無眼屎乾淨盲。但現實生活上你要真的跟一個異見朋友絕交這件事相當激烈。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影響下人們遇上異見的機會更少。

從線上走到現實參與者

現在網上好多「鍵盤戰士」，到底線上的政治參與是否能轉化成線下政治參與，讓鍵戰多行一步？李立峯認為是可能的，「可是我擔心社交媒體令兩邊激進派高估自己的支持度。」李立峯的觀察是網上大家說話比較自由。「例如我有個博士學生，平時見面傻吓傻吓，但係睇佢facebook，以為佢係陳雲弟子。」他笑說。「社交媒體發言沒有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又沒有指定聽眾，沒有那麼介意有沒有即時反應，大家說話會比較放。」這種社交媒體的言論落差本來不是新鮮事，可是如果將社交媒體當成是公共討論的重要平台時，卻跟公共討論的原意可能有點相佐：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正正是為了尋求共識。

拆解facebook 使用和政治參與

李立峯和鄧鍵一去年發表的一份學術研究嘗試進一步拆解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係，將使用facebook的習慣仔細分成更多variables，認真研究如何使用facebook才會影響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重要的variable便是使用者的朋友清單上有沒有意見領袖（如評論員、社運分子等）。過去的傳播理論都強調意見領袖的重要性，有說新媒體下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圈子內的意見領袖，傳統的意見領袖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下跌。他們的研究則重申社交媒體內，都是要靠黃之鋒和何韻詩。

「原因很簡單，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不是不夠資訊，而是太多資訊。早在一九八四年互聯網普及社交媒體出現之前，Doris Graber教授便出版了一本著作名為Processing the News。副題我記得很清楚：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以往傳統媒體會有一班『專業』的新聞人幫你過濾資訊，有多專業則視乎你個人有多喜歡他們。」社交媒體沒有了這班人，不代表我們能完全掌握資訊來源。「你班朋友幫手策展你的facebook」，同時也某程度上幫你在茫茫資訊海中尋找生路。「有一次我們有篇文突然有五百個share，好開心，一望就發現，原來係因為陳健民幫我們share了。」我自己的例子則是，有次何韻詩share我篇文，即刻衝上四萬個like。

支持反對 數字背後的迷思

佔領運動開始以來他跟同事發表「香港與民意政治發展」調查，十一月十六日發表後，報章引用數據說，支持佔領者由十月的37.8%下降至十一月的33.9%，反對者由35.5％上升至43.5%，67.4％認為應該全面撤退。李立峯說，當時幾乎所有報章都一面倒把數字解釋成「民意逆轉」，七成人認為該退場，他自己則有另一種理解。

「支持者由十月至十一月下跌3％，其實不算多；加上佔領發生前支持度一般都在30％左右，所以其實支持度算是平穩。至於反對者上升8％，但社會上本來就是有一大班人不支持佔領，而沒有太大意見的亦會傾向不支持。民調和量性調查有趣的地方在此，數字出來了，但如何理解詮釋仍有很多空間。」分析量性調查的數字，往往需要更多的社會脈絡，甚至輔以質性研究。細看數字，反對佔領的人數其實跟支持退場的差不多。「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是問支持佔領的三成幾人是否贊成退場。」

不少人都拿七成人支持退場的數字大做文章。李立峯則脫離量性研究者的角色思考。「社運領袖其實沒有道德責任跟從民意，但有策略性考慮民意的必要。」我點頭同意，老實說，哪會有一場挑戰status quo的社會運動一開始得到大多數人支持？「跟隨大多數民意去開展一場社運的話，那歷史上的運動幾乎所有都不用搞了。社運領袖跟信念做事，但要以民意測試自己的信念，如果民意不在我這邊，就要說服大家支持我。」

預示局勢走向有局限

李立峯做了民意調查多年，並深諳民調在預示局勢走向的局限性。「預測力是或然率的一種，但或然率是一件事發生愈多次才能預測得準。正如打乒乓球，如果兩者強弱懸殊，那打二十一分勝比打三分賽制的可預測度一定更高、更準，因為打三分制只要偷兩次雞就贏了。但社會事件是不會重複的，人類在歷史發展的長河，每件事也只有一次。正如你患絕症，醫生告訴你手術成功機會有七成，是因為臨牀做了幾千次成功率有七成，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死就死，不會有幾千條命做幾千次手術。雨傘運動不會重複，要爆就爆，之前也不會預計到。」或者政改也一樣，一鋪過，贏就贏，拎到乜就乜，不會在同一情况下重複N次，「而且香港特別難預測的，美國最多咪兩黨制。」民主制度建設本來就是為了減低不確定性。

運動爆發以來，一直有很多局勢預測和「吹風」幾時清場之類。我的一個深刻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在人的能動性前只能謙卑，幾乎絕大部分的形勢預測到頭來都是場空，正如周保松所言，社會科學應做的至少是理解。如果社交媒體在建立群體的社會資本上，能團結同道者（bonding）的作用比為異見者之間搭橋樑（bridging）的作用更大，除了share幾條片幾篇新聞，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線上線下跟異見者溝通，而非盲信社交媒體的影響，畢竟無論什麼形式的溝通，都離不開了人性和理解。

（這篇訪問得以完成，除了感謝李立峯教授受訪，也要感謝鄧鍵一先生鼎力相助。）

文 何雪瑩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

蔡俊威 - 佔中之後：後佔中時代的中港關係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到了後期，焦點似乎有點被模糊了。警察再一次被利用以解決政治問題，致令全城熱論的話題由政改爭議轉為警民衝突。最沾沾自喜的，自然就是梁特政權。在此種情勢下，經一番震盪後的香港愈見紛亂，有人便愈得北京信任。自與學生對話後，政權就開始轉守為攻，反客為主了。在政改問題上，她不必再留有餘地，盡情輕蔑這個全球矚目的政治運動。眼看運動內部的（被）崩解，她連三分忌諱也省掉。

更重要的是，就在焦點被模糊了的片刻，中港關係其實已進入後佔中的冰河時期，中央對港勢將出現更雷厲風行的政策，屆時一片肅殺。其實，北京對香港是又愛又恨又怕。愛在香港是大陸發展和救命的工具，恨在香港人心從未回歸，怕在香港社會的政治能量和意識會北進動搖中共的政權。而現在，北京心底裏覺得香港人「養唔熟」，因此她更渴望加速全面「接收」香港。中共甚至不介意使出最徹底的一招：奪取（回）香港，必先摧毁（舊日的）香港。

意識形態爭奪戰

歸根究柢，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第一步，在可見的未來，中央對港將擴大和加強這戰線的鬥爭，並進入長期戰的狀態。而中共在文化戰線上一直以來的戰略指示（「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亦會推至極致。《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曾發表題為〈佔中還在憋壞招添堵香港〉的文章，認為「『反佔路』其實只是鬥爭的序曲，『反佔中』則是一場以10年為時間單位的持久戰爭。」警方的清場行動被視之只為治標，而治本的方法實為意識形態的爭奪戰（鞏固北京為本的一套中港關係認識，搶奪香港公民社會既有的植根西方的價值觀的詮釋），當中包括「要求香港全民惡補，重新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公民，國家主權、安全、發展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市民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這可體現於幾個方面：

教育落手 奪主導權

第一，北京將在教育上動手，搶奪重新詮釋、挪用香港（包括歷史和核心價值）的主導權。意識形態戰線上，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是具威脅性的導彈，反過來亦可成為她最有力的武器。知識和資訊，能改變人民對社會、世界以至政治和中港關係的認知。在教育一環上，政權在明在暗皆會毫不留情地把香港的一套知識體系「鬥下來」。

要做到這一點，北京將進一步整治香港的學校教育和公民教育。這方面其實已有動靜，例如，新高中課程中的通識科，被批評為令學生思想泛政治化、推動佔中的「元兇」。部分親中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已蠢蠢欲動，提出修訂甚至刪減通識課程的建議，並主張加入更多「讓學生更認識一國兩制的教材」和「認識中國的史料」。甚至，教育局亦要在「critical thinking」一詞（「批判性思考」）上，加入去政治化的譯法（「明辨性思考」）。

其實，更關鍵的戰場在大專教育和學術界——知識生產的重地。早於數年前，學者練乙錚已提出了這方面的關注，當時卻引起了一陣爭論。但不能否認，這的確是中共已雙腿插進的戰場。在教員方面，更多的大陸學者「入主」香港的大專院校，直接削弱以香港為本位的知識的生產力（不否認，亦有以香港為本的大陸學者）。香港社會大陸化的現象，其實在更早階段就在學術界發生，而作為意識形態溫牀、自恃有學術自由保護罩的大專教育被收編整頓已見具體。早有聞說，海歸的大陸學者須是教員的首選，並配合大量「研究基金」，養住了這班人。相反，本地學者的生存空間愈見萎縮。最近，內地官方學者甚至直斥香港大專教育泛政治化，這意味着北京要壓抑「政治一面的香港」的知識生產。練乙錚曾指出的黨委治校現象，是否離香港學術界不遠矣？我們再望望身旁的澳門，或可參詳參詳。

扼殺本地知識生產還依靠環環相扣的生態鏈。在學生方面，根據教資會的資料，在本港大專院校推行國際化的政策下，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可招收核准教資會資助學額的20%之非本地學生（包括內地及海外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在研究院課程方面更是沒有限制。過去3個學年，則有近八成的研究生來自內地（常有爭論，大陸化的問題只是因為本地生報讀人數銳減，本地研究院因而才多收了內地生。但很簡單的道理，當本地學者不再被重視，因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種種原因，其向上流動被截斷，即本地知識界的生態鏈斷裂。難道我們不需正視這個問題根源嗎？）。尤以人文學科可見，愈來愈少研究項目以香港為本。這意味着作為學術研究基地的本港大學，不再以培訓立根香港的知識界為其使命。現在坊間常說北京輸掉了一整代香港年輕人的信任。但其實，若然我們失去了以香港為坐標的知識生產（包括歷史的書寫），我們就失去了詮釋香港的自主性，斷送了香港主體意識的建構，那我們香港真的會輸掉了世世代代。

統戰滲透 製造對立

第二，北京將透過大量統戰和滲透工作，在鬥爭上製造更多對立面。自佔中意念被提出後，就有不少高度組織的人群加入反佔中的劇本，在政治上渾一趟水。從歷史可見，當愈來愈多沒有信念的人群被肆意鼓動、利用，將會加速社會的撕裂和崩壞。在後佔中的時代，北京勢將進一步「拉一派，打一派」，更多對立的群組會被組織起來。可想而知，當年輕一代如此「反動」，北京必定會在青年人口中透過推廣青年事務而大力統戰，以圖建立起順應北京的新一代。

除了統戰外，加速建立新的一代還依靠更緊密的人口融合政策。除了以往常關注的植入大量「選民」的討論外，我們不能忽視北京在專業人口上的滲透工作。無可否認，的確有不少留居香港的內地人會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但回望中共對港的謀略，絕不能排除中共一直在港實施的滲透工作。中共善於滲透，冷戰時的香港就已出了有名的「曾昭科案」。五○年代，曾昭科在警隊中甚受重用，他是第一批被選拔到英國蘇格蘭場接受特訓的華人。短短11年就躍升至助理警司的他，更曾任職政治部（香港的秘密情報局），亦曾被選為當時港督葛量洪的貼身保鑣。這樣的一個精英，最後被發現是潛伏於警察內部及英國駐港軍部的間諜，專責為中國政府蒐集殖民地和英國軍方的機密情報。如今，透過留學留居香港的政策，以北京政權利益為依歸的人將進一步大量地植入香港的教育、法律、金融、醫療等各個專業範疇，繼而甚至在港參政。

營造自我審查本能

第三，亦是令筆者感到最憂心的一個現象，人心惶惶的自我審查風氣將在香港滋生。除了教育，意識形態鬥爭另一狠絕之處就是在社會中營造起自我約束的本能反應。在佔領運動期間，香港已開始上演一幕幕「表示效忠」的戲碼。不論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包括富豪商賈在內的不同社會賢達皆要為政治表態。在可見的將來，「效忠」文化甚至把過往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團隊推向政治，成為效忠黨的機器。在佔領運動期間，不少紀律部隊和公務員團體發聲明支持政府，這已隱隱透露出這個令人不安的發展方向，這可能成為一個缺口，讓北京乘勢政治化整部官僚機器。

更嚴重的現象是，不少香港人開始懼怕因「錯誤的」政治表態而被秋後算帳。這病毒最先在公眾人物一層滋生，繼而蔓延至香港的專業人士，更已開始在普羅大眾中醞釀起來。人們怕被封殺，怕被以言入罪（廣義的入罪不限於違法，更重要在於被大陸標籤），甚至有市民怕個人資料被上傳內地、被列入黑名單而猶豫是否需要就警察暴力襲擊平民一事而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控訴。

這現象是否似曾相識？我們香港人每每看到內地人面對不公卻不敢怒又不敢言而感到納悶。這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底下而形成的本能反應，內地人說句話、表個態皆處處擔心「老大哥在看着你」。這一種擔心，自然得很地流露，表明了這種自我審查的心態已深深植入體內。如今，這種徹頭徹尾流行於極權社會和恐怖主義國度的社會現象在香港逐步上演，而北京定必進一步使之蔓延。我們必須深思，若然香港連這一步也與內地「接軌」，後佔中時代的香港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境地？

中共已扯下「尊重」的面紗

譚惠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曾說，香港的自治權只是較內地民族自治區稍高。對於西藏問題有深度研究的專家王力雄亦曾在訪問中以中共在藏推行自治的經驗分享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兩制從來只是過渡的權宜之計，骨子裏並不涉及對一地人民的（主權）尊重。到中共有信心和把握並已完全控制住西藏之時，已不可能回到兩制的狀况。不安在於，自今年七一遊行起，中共官員和官媒開始以漠視、輕蔑，甚至決絕的口脗回應香港社會的聲音。連從前的「尊重香港同胞表達意見的自由」、「聆聽訴求」等客套話也省得講。如今，中共已扯下了「尊重」的面紗。

一個大國的崛起，她仇視一切擋路者。也為了崛起，她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更甚是，一個做夢也帶着屈辱而崛起的大國，心理最不平衡。從內地網絡上的一些貼文可見，內地人對佔領運動之大規模爆發的其中一個睇法是「某些不爽中國發展的國際勢力和香港的本土買辦勢力的共謀」。而當北京也不介意宣告《中英聯合聲明》早已失效之時，我們更要深思後佔中時期的中港關係該如何是好。

在北京眼中（又愛又恨地），擋路的是香港既有的「一制」。如上文所說，令人不安在於北京勢將在意識形態戰場上，以不同方式徹底剷除、鬥垮香港既有的制度、文化、知識、價值觀——英國「洗腦贏心」工程建立起的政治文化。

港人最怕香港禮樂崩壞。就如有人的5000萬孽帳還未解決，就已率先在解決香港的廉潔精神。林鄭更在立法會上搬出「基本法沒有定明何謂『財產』」來為其狡辯。一切既有的制度彷彿蕩然無存。

倘失反抗意識 不用再談民主

就着後佔中的分析，筆者不是要主張鎖城的、排外的本土主義，而是希望諸位深思：政治，不單存在於政制。佔領運動爭取的是政制的民主，最後不論成功與否，我們必然進入後佔中的時代，這也必然輪到北京出牌。而她要鬥爭的戰場，從不局限在政制上，最徹底的戰場其實是意識形態的鬥爭。

中央對港的戰線涵蓋各層面。若我們只狹隘地關顧某一點，即使有了民主，但在其他戰線上失守，一切也是徒勞。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皆是：美國給了波多黎各民主和自治，但在經濟、教育、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閹割了波人，後者的命運自此不再自主；加泰隆尼亞雖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遠遠優於西班牙，但在佛朗哥年代，斷其自主供水的能力，再強的地方也難談真正的自主；台灣為何會鬧起反服貿風波？不就是怕中台先在經濟層面走得太近，然後難離難捨；乖乖的澳門，經濟生態全毁，北京已肆無忌憚地直接在前台管治之。

在後佔中的處境下，北京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將鬥得激烈。若我們失去自主、反抗的能力和意識，就不用再談民主了。

文 蔡俊威（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

編輯 方曉盈

伍瑞瑜 - 如果警察崇尚暴力——看看對岸的美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旺角清場時，岑敖暉再次登上國際傳媒。五六個全副武裝孔武有力的警方精銳部隊，合力把已舉起雙手的岑敖暉制服。岑敖暉堅毅不屈的眼神，與那批兇神惡煞的警員成強烈對比，美國《華盛頓郵報》配以標題「The battle for Hong Kong's future, captured in one powerful image」，說明了一切。

在學生與警察之間，外媒選擇了站在學生一方，只可惜，不少香港人並非如此。當殺紅了眼的警察拿着警棍狂揮亂舞之時，身繫藍絲的大聲叫好，「忍你好耐，終於可忘情兇狠痛痛快快地打」，對雨傘運動已生厭倦的，則對警察的暴行選擇性失明，就是如此，社會把崇尚暴力的惡魔釋放出來了。

擁有一支崇尚暴力的警隊，社會會變成怎麼樣？可看看最近的美國。

美國紐約市大陪審團周三（12月3日）決定不起訴今年7月「箍頸」制服手無寸鐵黑人小販致其死亡的白人警察，引發千計示威者堵塞多處地標及街道抗議。這是繼一周前密蘇里州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槍殺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後，又一爭議裁決。

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

這其實只是近年連串警察濫用武力的其中部分案例，事件除引來美國式「佔領行動」抗議外，更引發美國人討論，一個警察肆意使用武力的社會，到底會帶來什麼代價，社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才能把局勢扭轉。美國網上雜誌Slate周四（12月4日）刊出長篇文章，詳細分析美國警察的暴力文化，以及部分地區如何從警察訓練入手，嘗試減少警員濫用武力。

文章標題開宗明義說明了立場，「When cops' first instinct is to use force,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people will die」，如果警察的第一本能就是使用武力，有人被殺是必然會出現的。事件當然與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的歧視有關，但司法制度出現漏洞，讓黑警逍遙法外，則令問題更加嚴重。文章分析，制度漏洞令警員「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毋須受到制約，更嚴重的是，這已令警隊滋生了一種文化，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expects absolute obedience from orbinary citizens）。

不必要動武「慣常做法」

曾有資深警員投稿《華郵》明確指出，要避免民眾被警員以武力對待，要負上最大責任的反而是被截停搜查的民眾，而非警員：If you don't want to get shot, tased, pepper-sprayed, struck with a baton or thrown to the ground, just do what I tell you. Don't argue with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tell me that I can't stop you, don't say I'm a racist pig, don't threaten that you'll sue me and take away my badge. Don't scream at me that you pay my salary, and don't even think of aggressively walking towards me。（如果不想被槍擊、噴射胡椒噴霧、被警棍擊中，甚至推倒在地上，就要跟從警員的指示做。不要跟我爭論，不要說我無權截查你，不要指摘我種族歧視，不要恐嚇控告我，不要大叫你出糧給我，更不要挑釁地走向我。）

美國司法部長Eric Holder更表示，研究顯示部分地方警區警員對使用不必要武力毫不留情，更已成為警隊的「慣常做法」，有重達300磅的警員在警車上向比他矮8吋並上了手扣的13歲少年拳打腳踢至頭破血流。由此可見，縱容警員濫用武力，已令警隊出現「執法者大晒」的心態，警員自覺在替天行道，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民眾不想無辜被打，就要乖乖聽話，否則後果自負。

更新訓練指引 強調尊重生命

結果，慘劇不斷發生，國民不得不反省警隊文化到出了什麼問題。Slate這篇文章指出，美國部分地區已嘗試作出改變，費城警區由調整訓練指引入手，試圖改變警隊的文化。警隊更新了訓練指引，強調尊重生命（hold the highest regard f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及致命武力只有在最極端的情况下才能使用（application of deadly force is a measure to be employed only in the most extreme circumstances），重點對警員進行「再教育」。結果警察開槍擊斃民眾的事件近年大幅減少，由2012年的16宗下降至今年的只有3宗。

文章最後呼籲，社會必須汲取教訓，痛定思痛改變警隊文化，否則慘劇定必重演。

美國的情况，有否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那些在旺角與金鐘揮舞警棍、肆意往已舉手投降甚至正在後退中的示威者身上打、出言侮辱示威者「耶X」、返屋企湊女的警員，是否都有美國警員這種「執法者大晒」的心態，自覺在替天行道，為了「正義」可以不理警例不擇手段，民眾不想無辜被打，就要乖乖聽話，否則後果自負？香港警員是否都在期待市民對警權「絕對服從」？

縱容警隊濫用武力的後果

部分港人由於討厭佔領，以「警察都係人，壓力下都會有情緒」作解釋，對警員濫用武力的行為隻眼開隻眼閉。公眾有否想過，縱容警隊濫用武力，等同把警隊的心魔釋放出來，令警隊好像美國那個300磅的警員一樣迷上武力，日後「七警」只會更聰明地選擇施暴的場所，避過傳媒的鏡頭。

由於過度的武力成功令示威者懼怕，把催淚彈無法做到的清場「勝利完成」，達成政治任務，政權更需要警隊的效忠，只會縱容甚至樂見其成。一旦警隊因而獲得政治獎賞，欲罷不能，把什麼警例、最低武力、武力須與罪行相稱等原則統統拋諸腦後，最終讓武力成為警隊的常態文化，甚至如部分美國警察般，成為first instinct。

民眾也許會認為，只要自己不沾政治，警隊崇尚什麼文化也跟我無關，這想法只是一廂情願。誰能保證自己一生也不沾手政治？民生往往就是最大的政治，誰能保證自己永遠不會成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需要走上某程度的抗爭？當居民瞓馬路阻擋堆填區污水處理廠甚至是屏風樓時，已經長出野性獠牙的警隊，會輕易的放棄亂棍把抗爭者打走的快感嗎？

暴力文化一旦在警隊植根，必須費上九牛二虎之力方能扭轉，就像美國要由最基本的警隊訓練做起，成效如何，誰能保證。公眾可以不同意雨傘運動升級，甚至有權連雨傘運動也不認同，但若然公眾對警察濫權視而不見，受害的最終只會是自己。但願香港不會好像美國一樣，要付出慘痛的人命代價後，才能清醒過來。

趙永佳 - 面對躁動青春，「大人」們可以做什麼？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青春就是煩惱，是現代社會的特徵。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在傳統社會，成長大多數時候都只不過是按照既定的路徑進行，與生俱來的個人、家族身分往往會決定青年人的生命歷程。那個年代，生涯不用規劃，因為是早早已由身邊的「大人們」決定。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每個年輕人，無論出身、地位、性別，在成長的某個階段，都會為種種原因而煩惱不堪。在現今香港，更有一群年輕人不但覺得要為自身的前途而籌謀，也更「先天下之憂而憂」，在為香港的前途而抗爭。面對我們身邊因為各種原因而躁動不安的年輕人，我們這些已到年紀的「大人」，又有什麼可以做，來為他們分憂解惑？

首先，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認識他們感到不安、不滿的原因。早前建制拋出了一套我稱之為「上位論」的論述，來解釋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指青年人是因為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投向反建制運動，也有指是通識科把他們「教壞」了，令他們變得偏執與對現實不滿。這些片面與似是而非的觀點，不但無助我們充分認識當前運動的成因，更讓青年人進一步肯定大人們不了解他們，也沒有誠意來和他們溝通。

說青年人不是因為自身「上位」問題而參與社會運動，並不等於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沒有問題。他們現今在就業、居住、社交、婚姻、教育、社會保障等生活面向所面對的挑戰，都比我們年輕時複雜得多，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至獨立自主。他們有擇業的「自由」，但也有失業或長期待業的風險。同樣，他們有擇偶的自由，但卻不斷有「結婚難」之嘆。我們這些大人，不能以我們的成長經驗來量度現在的年輕人，因為我們成長在可能是香港最好的時代，「遍地黃金」，我們其實不應該貿然說：「我們都可以怎樣、什麼，為什麼他們不可以？」

理解青年處境 才能分憂

遠的不說，以我為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博士到手，回港之後是「人揀工」，找到教席之後，幾乎就是鐵飯碗。反觀今天的青年學者，無論是土博士、洋博士，若果要在香港學院謀生，往往要接受極不穩定，和並不理想的僱用條件，有很多更變成「漂流講師」，以兼職及短期合約謀生。要為青年人分憂，我想必須先要認清他們的處境與我們的不同，方有對話的可能。

大人們通過理解、認識青年人的處境，方可能在這社會充滿着怨氣、撕裂的當兒，為青年人們分點憂。佔領運動到了今天，也是時候反思、整理、再出發。每一個年紀稍長者，都應該好好地和身邊或認識的青年人好好的談一談，聽聽他們的心聲，也應分享你對這次運動或當前形勢的看法。我們不可以存心抹殺他們的思考，但也不要「盲從」他們「一往無前」的判斷。如果你真的和他們志同道合，那就應該站出來作他們的前鋒、中堅、後援，不要讓他們孤軍作戰。不過，如果你和他們有不同意見，現在就更是時候「開心見誠」和年輕人們交換意見。他們若要留在現場，我們應該「挑戰」他們，拿出除了「爭一口氣」的目標與計算。又如若他們決定撤退，也應和他們一起思考以後應怎麼辦。如果年輕人們現在的訴求只是要對話，「大人們」為什麼不能先退一步，反而巍然不動，冷眼以待？

跟沉默大多數談談

當然，我們也不應忘記，參與了運動的青年人畢竟只是少數，有更多的他們的同齡人，其實並沒有走上街頭。選擇了保持「冷靜」的青年人，他們究竟是因為抱有不同的價值觀，考慮到手段與目的的關係，還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因為種種原因對政治產生冷感，覺得自己無力改變現狀？對於這群沉默大多數，我們也應該和他們好好談談，向他們討教，請他們分享採取了不同行動的原因，和他們對香港前途的立場與看法。

不論青年人關注的是個人的煩惱（private troubles），還是公眾的議題（public issues），都是他們合理的選擇。我們不能，也不應對他們妄加褒貶，否定他們的選擇。反而應該「憂他們之所憂」，了解他們最感困惑的生活面向。他們當然可能是對香港政局苦無出路已感到沮喪，但他們也絕對可能是因工作性質、待遇覺得士氣受挫，也不能排除他們可能覺得人生旅途上，沒有友輩或親密好友同行是最大挫折。

助建立「上位」階梯

我輩「上年紀」人士，在不同組織、單位、企業中都有機會是「在上位」者。我們的「手下」，都應該有不少在力爭上游的年輕人。當然年輕人並非要「乞求」我們的同情與優惠，他們也往往有能力改寫遊戲規則，創出自己的一片天。不過，更多的年輕人不管是因為個人條件或際遇問題，還是無可奈何地在現有制度中打滾，在夾縫中求生存。對於這些兢兢業業、奮發向上的「後輩」，我們應該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為他們創造條件，製造一個能讓他們發揮所長、讓工作成果得到合理回報的機會。我們也應自省，這樣做並非是施恩於年輕人，而是我們知道，每一個組織，都是只有在充分調動年輕人的積極性，令他們感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才會把生產力最大化。就以大學為例，我們在招攬大批「廉價」教研人員的同時，也應該建立一條階梯，提供資源與機會讓他們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上位」到更佳的工作崗位或「跳槽」到條件更好的學院。

作為父母、師長的「大人」們，我們的「天職」本來就是要作年輕人的聆聽者、「啦啦隊」、「人生教練」與「麻煩終結者」。作為「上年紀」人士，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煩惱，例如五十過後的我們都無可避免地要開始盤算退休後的生活，在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面前，我們也有和職位相應的工作壓力，時間亦往往絕不夠用。不過，就算我們多忙碌，若有青年人來找我們求救、求助，甚至只是交換意見，我們也應能盡量把一點時間放在他們的事情上，不應和公立醫院「睇街症」一樣盡快把他們打發了事。

我身邊的年輕人，有像我大兒一樣在掙扎要平衡學業與最愛的足球運動（更要面對傷患的困擾）；有像老二般在生涯規劃中未能找到方向；有如Joycie般在學業與照顧家庭之間，要兩面兼顧；有如Michael般在社運與個人前途間徘徊；也有像Kathy一樣在運動中因為與友儕們持不同態度而承受極大壓力。這種種「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都是實實在在地於生命歷程中，令他們感到焦慮與不安。我們不一定能為他們解決問題，但如他們需要一雙聆聽的耳朵時，我們是否能放下手上的事情，聽一聽他們的心事？也有些時候，我們打一通電話，寫一封電郵，又或者只憑個人的經驗，也可以為他們提供到一點幫助或有用的資訊。能為年輕人所用，這又何樂不為？「後佔領期」更有不少年輕人從「前線」「復員」歸來，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協助他們收拾心情，重新投入「平常」（不一定是正常）的生活。

將青年煩惱扣連「大時代」

最後，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我整篇文章都沒有談到怎樣改變社會，反而強調個人作為，是否有點脫線？這裏我其實是受到美國社會學家Christian Smith等2011年所著的Lost in Transition一書所啟發。書中談到了一系列現今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他們高舉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的旗幟「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希望把青年人的個人煩惱與他們的身處的「大時代」扣連，來理解他們的處境。

本書令我有兩點感悟。首先，大量有關青年成長的研究都指出，青年成長的過程是否順利，很多時都取決於他們和成年人世界的關係。他們愈多和成年人有深入接觸，成長的「問題」愈較輕微。反之，如果青年人的身邊只是有同齡人，結果就往往未如人意。因此，成年人要多關心青少年，是老生常談，但也有科學根據。其次，在結論中他們指出，要徹底解決「青年問題」不容易，就算在美國這一民主社會，也沒有立竿見影的良方。而且社會制度變革曠日良久，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我輩大人對造成今天香港的困局，有我們的責任，當然也應尋求社會改革、制度變遷，以求根治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對身邊的年輕人們眼前的種種煩惱，也應分一點心，嘗試了解他們生活上的問題，甚至一起尋求解決辦法。

這篇文章，是我這個六十後社會學人在這個躁動的大時代之下的一點感言，希望和認識的，也和不認識的年輕人們分享。

文 趙永佳

編輯 蕭麗雯

李純恩 -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7日

美國總統奧巴馬到北京開了APEC，被中國習主席帶着在中南海遊了一次花園，回到美國說習主席是中國自鄧小平之後掌握權力最快最集中的一位領導人，實力非常強大，國際上的「中國人民老朋友」想要與之打交道必須打醒精神，不得含糊，不要骨頭輕。

「文革」期間，中國在國際上人緣很差，但又標榜「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一到什麼「盛典」，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友人」都會來北京「歡聚一堂」。這些「共產黨」也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有的全黨甚至只是一家人，但到了中國有吃有喝還有革命經費可拿，傳為一時佳話。這種佳話後來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聽到，突發奇想，在荷蘭找了一個曾經到過中國的數學教師，讓他裝扮共產黨，執行一個「紅色鯡魚計劃」，到中國去刺探情報。

這個化名為彼得爾森的數學老師，在荷蘭成立了「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黨」，自任總書記，弄了一份虛假的黨員名冊，騙得中國駐荷蘭代辦處（那時還沒有大使館）的信任，作為西方國家的「共產主義老朋友」，從1970年開始，前後25次到中國訪問，並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接見，得到了不少一手情報。他每次去中國都得到隆重招待，幾年間拿過一百萬英鎊的「革命經費」，這些錢，除了出版幾本糊弄中國駐荷蘭代辦處的革命書籍，其餘都上繳了CIA。

這個彼得爾森「總書記」在晚年回憶這段在中國騙吃騙喝的歲月，依然津津樂道，特別不能忘懷的是「中國的廚師真不錯」。

李怡 - 敵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7日

卡夫卡說：「真正的敵人會賦予你無盡的價值」。

西班牙作家艾倫．波西（Allan Percy）在《卡夫卡懂受挫的心》一書中引述這句話，並說：你的敵人是你最好的導師，因為你為了與他競爭，會使出所有的聰明才智。

※好朋友可能會拋棄、背叛你，讓你失望，或者你的位置會被其他人取代……，但一個好敵人卻是一輩子的。

※敵人永遠說真話，尤其是傷人的時候。朋友通常會說讓你聽來高興的話，往往不是真話，不傷人，不逆耳，當然也難有忠言。

※若是朋友，永遠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但換作敵人，你就永遠會作最糟糕的打算。敵人大都是明槍，朋友卻說不定會來一枝暗箭。

我曾經感到奇怪，為什麼美國建國之初會有這麼多偉大領袖呢？華盛頓、亞當斯、傑佛遜、富蘭克林、莫里斯、漢米頓……。翁松燃教授跟我說，那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對手英國強，強的不是武力，而是厚實的政治哲學基礎；要打敗強對手，也需要強而有說服力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力量。敵人強就表示你強，若敵人爛也就表示你也很爛。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民進黨與國民黨競爭，都有點爛對爛的味道。香港？不說了。

所以，一個人的價值往往要由他敵人的身份來衡量。受到有料之人攻擊，說明你有價值；受到爛人攻擊，千萬不要自降身價跟他計較。什麼都不是的物體，把他當敵人都抬舉了。

波西又用佛教的哲理指出，最棒的鏡子是讓我們坐立難安的鏡子。因為在鏡子裏你會看到自己的醜。當然，如果怎麼醜你都覺得自己是大美人，那就無藥可救了。

人喜歡聽朋友的好話，但真正價值是敵人賦予的。

畢明 - 無用你個頭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7日

鐵板不會累，人會。
鐵板不會痛，人會。
鐵板冇血冇性，人有。
但鐵板是死的，人是生的。

我們在一起學習、一同執生如何對付極權鐵板。這70天，一定是香港歷史的輝煌，誰都奪不走，國際間都烙印了，誰都阻擋不了的事實，誰都風雨中抱緊了希望。但誰都別以為自己有資格在高地定論什麼，自以為是你便輸了。讓鐵板自以為是吧。現在還呼吸着的這片遺城的香港人，誰手持那張人生CV有過什麼成功撼動鐵板威權的履歷？少自high吧。它正狂悖而心虛地千秋萬世。

討厭瞎說無用。公民抗命無用，罷課無用，佔中無用，雨傘無用，鳩烏無用，絕食無用。在獅子山頭上釘banner「我要真普選」就有普選嗎？你又咁high？潑冷水最無用，輸打贏要更無能。有人還在場上堅守中，謙卑而用心的記掛着。

誰有權切斷誰的、切斷整個城市的、切斷整個兩岸三地人民的learning curve？佔中變佔鐘銅旺，雨傘和鳩烏，都是執生執出來的，大家都在成和敗努力嘗試，大家都在學錯，在賺經驗。越學得多，下一次的資產就更多。89年6月暴力鎮壓過人民的都學精了，沒有在2014年再讓自己普世PK多一次，在國際抬不起頭多一次，大概香港為極權地下室那以噸計黑金排洪的功能還是重要。

首先學懂：一切有用都是從看似無用開始的。

明知有用的，誰都已經做了，使等你？創造從來是這樣的一條路：從無中生有。無用坐困，如何走出70天血淚波瀾壯闊的雨傘路。旺角退了，但旺角贏了，是事實。什麼都不做肯定無用。一切是從無中生有的。

徒勞，是中了無力感的降。哲學家沙特名言「人生是徒勞的激情」。人生有什麼終極意義？誰不是遲早死掉玩完，身體每況愈下，但你沒有了激情不能阻止年輕人「出門便覺天地窄」的豪情。梁啟超和魯迅都冇用嗎？

台灣有「鳳梨王子」年輕果農楊宇帆因力挺柯文哲，被老顧客訓斥他「沾染上政治」，該「好好待在『單純』的農業」，更揚言以後不買他的鳳梨。鳳梨王子說這事正好照明了「兩個世代之間，長久以來缺乏溝通與傾聽，所導致難以跨越的鴻溝」。他以「比一箱鳳梨還重要的事」在面書公開回答老客仔，網上轟動：「政治，不外乎就是管理眾人之事；你可以不管政治，但是政治卻會來管你。然而，事在人為，黑暗的並不是政治，黑暗的永遠都是政治的掌權者，長久以來，我們被政客給愚昧，不斷的貶低個人的價值，讓人民看不見自己的力量，因為政客們知道，沒有思想的群眾，才好管理。」台灣的藍絲，都變綠絲了，無用？英國政治家Tony Benn說：An educated, healthy and confident nation is harder to govern，就給它難題吧。

學懂改變自己。先變好自己，別一味想改變別人，別貶低個人價值，每個人做好自己，堅持熱情理性追求和平正義真普選和真鳩烏乜乜乜，鞏固自己的「有力感」才有雨傘和鳩烏的。鳳梨王子說「這是一場價值觀的選擇。如果對於現況不滿意，為什麼又要害怕改變。」12月5日，陳為廷給黃之鋒的親筆信沒有叫他退場，卻請他「撐住」，太陽花學運的陳為廷曾哭着問：「為什麼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於沒有權力、一路被壓着打，一路想要提出事實的人這樣嚴苛，這什麼社會？」

學懂改變，是要捱痛的。世上有無痛穿耳、分娩、甚至失戀，但沒有無痛醫癌的，689是癌，假普選是癌，你係咪唔醫？佔領、雨傘是西藥，一劑唔得，轉中醫試吓，但切勿放棄治療。不過，今次肯求醫的人縱使多了，但怕變的人仍多。有些想要真普選的人，是不願付出斗零的。No pain no gain，學懂安逸中的苟安其實是「鳩安」。

我也不想寫政治，我最鍾意玩，我嚴重皮膚敏感但9月27晚去了金鐘，我想像過被胡椒噴霧濺中會發癲還是去了，我也要交租，我不是田少唔使do，但作為一個人，一個最普通的香港人，在可以做的都做盡之前不想放棄，免他日後悔。這不是浪漫，不是固執，叫盡力而為。之鋒保重。

這年代，追求無用及無悔。如果我們都是希臘神話推石上山的Sisyphus，就盡量每一次都推遠一點推高一點，至少每次大石滾回來時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年輕過自己的人。前路堵了，這一代希望工程開闊一點深一點，縱使未通。

我寫過「運動本身早已超越退場層次，場，已經是虛的，是無限的，是無處不在的。金、銅、旺不過是暫時的（民主）小販集中地」，留和撤已不是重點。旺角退了，但旺角贏了，是事實。

運動其實很成功，很多香港內痔，都爆成難看流膿的暗瘡了，689更加潰爛成最醜樣的負資產，暗瘡，從來不暗，他是生在阿爺臉上的痔瘡，下台在望。「這個時代，我們做的所有東西沒有一樣是徒勞無功的」。

我信有一天會金屬疲勞。別放棄警隊，有志者加入警隊吧。

無用的一切讓我們學懂很多東西。

詩人臧克家《紀念魯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着。
我信有一天金屬疲勞。 

李純恩 - 一定繼續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6日

香港廉潔指數排名又跌兩位，令人唏噓。近墨者黑，即使不黑，也灰。前兩天看大陸新聞，正說到海外捉潛逃貪官的「獵狐行動」，一抓抓了三百多，從世界各國帶回中國，場面浩大，看得人目瞪口呆。

今日中國貪官之多，已到毋須調查的程度，不用問有沒有貪污，但凡官員，隨便查一個，屁股都不乾淨。便如官場中人開玩笑說，將所有官員排成排，隔一個打一槍，保證不會有錯殺，只會有漏網。於是你就知道，貪污已成中國官場一種生態環境，曾有貪官嘆說，在官場混，如果不貪污便不合群，要受排擠的，也辦不成事的。想想，這是如何一種狀態？

在如此生態環境之下，「反貪」也難怪被說成政治鬥爭，那是因為必有選擇去抓人，抓人的目的除了貪污，還有政治原因，不然的話，當官的幾乎可以抓光，政府還如何運作？

如此官場腐敗，也就形成了一種印象，變成國家形象。香港已經「回到祖國懷抱」，豈能獨善其身？這次廉潔排名下跌，要找原因，許仕仁涉嫌貪污、梁振英那筆5000萬糊塗賬據聞都是影響因素，這種事情，今後只會有增無減，跟那麼大一塊「墨」為鄰，怎能不沾點墨汁？香港廉潔指數的世界排名，必將繼續下滑，香港人只有繼續唏噓。

蘇賡哲 - 人品是修養出來的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2月6日

日本紅星高倉健早些時辭世，這消息對大陸人的震撼似乎遠比香港和台灣大。高倉健是大陸人走出文革陰霾所見的第一線陽光，不免對他特具一番深情，很多人發表悼念文章。和他合作過的張藝謀追述了他一些軼聞，顯示這位鐵漢型演員有中國人推崇的溫良謙恭讓高尚修養。例如大家一起出外景，高倉健的戲份一早拍好了，張藝謀表示他可以先回去休息，他婉拒後站在一株大樹的樹蔭下靜候三小時，直到外景團隊收工，他才鞠個躬，坐上專用車回去。

有人說這是老派人才有的處世態度，娛樂圈的年輕人多輕佻浮躁、未紅先驕，紅了更變成片場惡霸，對所有合作者頤指氣使，有如土皇帝，怎會像高倉健那樣，一個小工替他打三日遮陽傘，他不好意思送錢表示謝意，就脫下腕上名錶相贈。我覺得這種對人的善意、對人的敦厚大方，和年齡沒有絕對關係，而和個人的自我人格修養有密切關係。一般來說，修養又和讀書有關。

一位前輩在談到演雍正皇帝的唐國強時說：「大陸的電影演員都讀書，都用功，跟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國粵語片明星一樣，絕不是光靠一張臉去混飯吃的淺薄男女。胡金銓生前跟我說過許許多多他們當年入行的故事，真是苦讀苦學，硬拚出學養。」事實上，我認識胡金銓、關海山等一批電影人，就是在書店中。

呂秉權 - 國家憲法日的一陣風

2014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兩日前是中國首個「國家憲法日」，紀念現行憲法實施32周年，全國捲起一陣弘揚憲法之風，超過40萬所中小學的學生朗讀憲法、各級法官對憲法宣誓、各地政府工作人員在社區派發憲法、最高人民法院邀請冤獄平反者參加開放日，讓對方「激動得沒睡」等，憲法受重視的程度幾乎一時無兩。

鋪天蓋地的宣傳，精神雖好，但魔鬼在細節，例如學生短讀憲法，只讓他們讀到共產黨領導的精髓。

當天，很多中小學生都是第一次讀憲法，學校大多安排他們晨讀10分鐘。按一秒鐘讀4隻字的平均語速，他們約讀了憲法起首的2400字，亦即是序言和部分總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出現得最密集的部分。

中國憲法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共出現了5次，全都在序言，它們分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領導愛國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

學生集體短讀憲法10分鐘，共產黨領導的最入心入肺。

反之，憲法第二章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很多學生未能宣讀，這些條文包括：滿18歲的中國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對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有批評、控告和檢舉的權利而不受報復。

不單未必讀到，這些條文甚至成為禁忌。有網民將憲法第35條放上微博，竟然被刪走，現在還原如下：

「中國的第一個憲法日，《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J會、J社、Y行、S威的自由。」
「憲法日，可以遊行嗎？」
「憲法日，請從歸還公民言自論由開始！」

憲法真的要用作宣傳

現行憲法（八二憲法）比起舊版憲法，更着重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章節，不應成為宣傳的忌諱，因為上一版本的憲法，章節安排上是先談國家機構，後談公民權利的。到現行憲法修改時，特地把「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一章調前，置於「國家機構」之上，突顯它的重要性。現行憲法起草者、中國「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雲說，「這樣是體現了國家是手段，公民是目的，國家機關的存在是為公民服務的」。可惜現實是，國家機關每每壓着公民權利。

剛逝世的內地憲政學者曹思源，曾比較世界110個國家的憲法，得出以下研究成果：

一、95%的國家不把任何政黨的專用名稱寫進憲法，而中國憲法則五提中國共產黨；

二、99%的國家憲法沒有規定實行任何專政，只有中國和北韓憲法規定實行專政；

三、85%的國家不把個人名字寫進憲法，中國憲法則四錄毛澤東、鄧小平；

四、87%的國家不把任何主義名稱寫進憲法；

五、67%的國家設有憲法監督機構（人大常委會30年來從未解釋憲法，被侵犯的公民不能拿憲法的公民權利條文對政府作違憲審查）。

中國憲法幾近五毒俱全，公民權利可能四大皆空。

憲法真的要用作宣傳。 

健吾 - 香港人絕對是中國人

2014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有說，香港的達官貴人都覺得人心未回歸，甚至是人心不回歸，所以要「搞好」青年工作。

那麼，就要用這些達官貴人的語言和邏輯，問香港人一些問題了：既然有180多萬的人反對佔領，指現在佔領的學生，爭取真普選的學生「阻住人哋搵食」、「搞到佢哋啲安樂日子亂晒坑」。即是，大部分人都很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大部分人都對中國很有感情吧。為什麼會說「人心未回歸」呢？

還有，有「很多人」都說，爭取真普選沒有用，因為中國不會讓香港有普選，香港人說什麼都沒有用。更有人說，爭了真普選，萬一選了長毛出來又怎麼辦。泛民議員也說，袋住先都OK了，學生們還爭什麼。這些說話，都不是憑空揑造，而是我那些大學畢業，有兩三個學位，當會計師，有兩個小孩，要把自己的薪水一半供房子供到60歲的人說的話。

還有，如果你有一些相對比較保守，年紀比較大，不太上網，只是有一個手機WhatsApp的長輩親戚，他們對佔領的看法，是這樣的：

一、佔領的人，一天有1000港元。

二、佔領區內，有很多乞丐、廢青、無業遊民，因為他們不用一分一毫，就可以搞定三餐，還可以BBQ和打乒乓球。

三、學聯和學民思潮的，尤其是周永康、岑敖暉和那個被某些疑似警察的人稱為「頭號通緝犯」的黃之鋒，早就有美國綠卡。

四、他們被支配，是美國要求他們搞事，要搞垮中國，不讓中國強大起來的。

五、其他學生，都只是被煽動，或是收了錢。

六、他們為的公義，不是公義。破壞法治，死不足惜。打死一兩個，就會乖乖回家讀書。

七、他們都是黎智英和佔中三子的棋子，只要他們回家，學生們就會回家。

如果你嘗試問他們：你們有什麼證據，指佔領的人有錢收呢？在哪裏看到學聯或學民的人有綠卡呢？有什麼證據證實這次的佔領是美國搞事的呢？

他們說：報紙都是這樣寫。
他們說：電視的議員都是這樣說。
他們說：我的朋友在WhatsApp都這麼講。
你再嘗試問他們，你有什麼證據嗎？
他們就說：大家都這麼說，不就是真的嗎？

早幾天，《明報》的附屬評論網站「評台」出現了一篇關於魯迅的文章。我想，如果魯迅活在今天，應該會被視為廢青吧？有醫生不做，走去做一些大家都看不起又賺不到錢的文人。魯迅當年決定棄醫從文，有說是因為他在一些紀錄片中看到，一個將要被日本兵斬首的中國人，被圍觀的中國人恥笑。魯迅從那些嘲弄的眼神中，看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悲哀，發現中國人的心比身體病患更重，更需要醫治，才棄醫從文的。

文化基因

也許，在這次運動對香港人最大的影響，就是發現他們身邊的人，不過和100年前那些恥笑被日本兵斬首的中國人沒分別。那些人，有些還是你的親戚、朋友。那些從你出生開始就照顧你，自稱愛你，和你一起成長，共渡很多時光的人，原來對一些抹黑、無中生有的消息，不加求證，就廣傳轉發。他們咒罵學生的話，比咒罵事件始作俑者的話，要黑要毒要多。他們總覺得，提出問題的人，就是搞事的人。他們總覺得，因為他們早一點在這個世界出現，所以他們有權覺得那些比他們更遲出生的人說的話，就是錯的。

從這些文化基因看來，香港真的不需要什麼明辨教育或國民教育，已足以證實，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中國人，永永遠遠的中國人。 

李怡 - 香港人真希望聯合聲明從未生效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6日

英國議員被中國拒絕入境香港調查《中英聯合聲明》履行情況，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奧塔韋透露，上周一位中國駐英副使與他會面時，更不可思議地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

失效論使國際社會震驚。有網友在筆者短文《蠢事》後，抄錄一大段在「大陸論壇」的留言（大陸稱作「回帖」），儘管「回帖被遮罩咗一半以上」，但依然可以了解到大陸人的想法。且列幾條與讀友分享：

✽連自己制訂的憲法都可以不遵守的政府，會遵守一份聲明？

✽對內不講法就算了，對外也是這樣，那只能是信譽掃地。

✽中國簽署的雙邊協議多了，《中美聯合公報》是不是也失效了？

✽有利的就有效，無利的就讓它無效，哈哈，誰都拿這個牛兒沒辦法，因為它挾持了很多奴隸。

✽聯合聲明是國家間的契約，契約雙方均有權了解和監督契約的履行情況。以內政為由拒絕監督是違約，不遵守國際法和國際承諾的政權，是對國際秩序的挑釁，更是對政權公信力的損害。

✽協約，就是你弱小時得遵守，強大時一樣得遵守，跟法律的效力相當，違約等同於視對方為敵國，並宣戰。因此可知，如果美帝及其西方國家不再強大，吃拿國（支那國諧音）會做甚麼，都是可以測算到了，呵呵。

✽你跟他們講法律，他們就和你耍流氓；你學他們耍流氓，他們就和你講法律！法律就是他們強姦時使用的避孕套。

✽這幫洋鬼佬腦袋裏裝的不知是屎還是尿，居然跟流氓講信用。

✽叫一聲好，讓那些英美sb（儍B）還總是對這裏心存幻想。

✽如果真是使用了聯合聲明「失效」這樣的說法，等於告訴全世界，我與你簽署的合約，在貨物到我手裏後，合約規定條款的執行，就與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你想打聽打聽都不行。莫非他們真以為，經濟已經強大到可以對全世界伸出中指？

✽流氓一貫是這樣！達到了目的的那一天就是承諾失效的那一天。相信流氓的承諾，也太幼稚了。寧信母豬會上樹。

這些大陸網民的話，不乏真知灼見。而且那種用語，那種思維，都不是我們香港人可以想像出來的。由中央出面拒絕英國議會調查團來香港這件事本身，已證實了中共違反《基本法》所定的特區政府有出入境管理權，也證明了中共在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方面「見不得人」。而它的失效說，更是驚動中外。

對外，它表現出與中國簽訂的協約，中國只在弱勢時遵守，強大時就不遵守。這一中國邏輯使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更加振振有辭，至少對亞太地區的國家更有說服力。中國又以「達到了目的的那一天就是承諾失效的那一天」來證明自己是流氓國家。它認為自己「經濟已經強大到可以對全世界伸出中指」……失效說使中國因財大氣粗而丟棄了信諾和一切道德憑藉，文明國家或看錢份上而交往之，可是心中則一定是鄙夷之。中國真是窮得只剩下錢了。

對內，它儘管可以使大多數奴隸無奈接受管治，它可以屏蔽它不喜歡的網文，可以使所有官方輿論千媒一面，萬媒一聲。但從以上的大陸網民表述來看，它的一句「無效」賠上的是大陸民眾對這政權再無任何信任。

對香港，今年6月的白皮書，有關法官愛國的爭議且不說，白皮書第一段講到「中國政府就解決香港問題形成了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其中的「4.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主要官員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主要官員也由「選舉或協商產生」？有這一條嗎？全世界有這種制度嗎？白皮書第「五（二）」寫着：「香港基本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在全國範圍內適用。」真是有沒有搞錯？《基本法》規定，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這「在全國範圍內適用」乎？

8.31人大常委的決定，明明違反了2004年人大決定中關於「第二步曲」的權限，而且這被稱為最高權威的決定卻要低一層次的香港立法會通過才有效，這是一個如何顛三倒四的決定？

如此粗疏的白皮書，和如此反智的人大決定，香港特首高官和建制派卻不斷揚聲維護。現在，他們又要厚顏維護《中英聯合聲明》失效論了。他們不僅要打倒維護聲明的昨日之我，還要挖空心思想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說辭為失效論辯護。連番狡辯，使他們迷失自我，在市民心中也喪盡信任。

《中英聯合聲明》第一段第二條，是1997年中國收回及英國放棄香港。對於香港人來說，處今日的困境，感懷回歸前的文明盛況，也許還真的希望《中英聯合聲明》失效呢。當然，為時已晚，最好是從未生效。（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劉紹銘 - 硬譯．硬啃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5日

戴天和董橋先後在美國新聞處任職，負責中譯美國文學來稿。如果他們在閱稿過程中看到像「大規模的十分秀麗的體態」這樣的一個句子，一定會反胃，因為一來這不太像中文，二來在句子中出現的形象很難組合。體態「秀麗」聽來已怪怪的，但還可以接受。但體態「大規模」是不是「大塊頭」？真不敢想像。

原來這句佶屈聱牙的話是譯文。原文是with a figure of perfect elegance on a large scale，語出霍桑名著《紅字》，小說中體態「大塊頭」的女子是犯了通姦罪的Hester Prynne，她在我們的想像中一向是個美人。我是從童元方〈丹青難寫是精神──論梁實秋譯《咆哮山莊》與傅東華譯《紅字》〉得到這條資料的。

傅東華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譯作不少。我相信，如果《紅字》不是他的譯文，這位中文系教授絕對不會把一個女子的體態描繪為「大塊頭」的。為了求方便，也因為自己也無法肯定Hester Prynne的「塊頭」究竟多「大」，傅東華只好把on a large scale「硬譯」出來。

童元方教授所舉的翻譯「怪胎」還有這一款：「純潔興奮的空氣」。原文：Pure, bracing ventilation，出自Emily Bronte小說《咆哮山莊》。譯者是莎士比亞專家梁實秋教授。空氣「純潔」的意思我們懂，但我們通常只說空氣「清新」。Bracing呢，應該是「教人精神一爽」吧，絕對不會說「興奮的空氣」。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文字流麗如金風玉露。這種身手一用於翻譯就束縛重重。所謂「直譯」，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盡量保存洋氣」。這種論調，不再時髦，因為我們的生活與語言早已洋氣十足。一九五八年今日世界出版社給當時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濟安出版了兩卷中英對照的美國《名家散文選讀》。董橋曾經對我說過，夏先生的翻譯，他特別欣賞霍桑的〈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這一篇，因為讀來不像翻譯，而是一篇古雅的散文。

坊間的名著翻譯，一般只見譯文。夏先生的《散文選讀》雙語出版，想為了方便教學和自修。中文和英文對照着在兩個版面出現，一般譯者不會輕易嘗試。且取其中一段看究竟：

新英格蘭凡是上了年代的老宅，似乎總是鬼影幢幢，不清不白，事情雖怪，但家家如此，也不值得一提了。我們家的那個鬼，常常在客廳的某一個角落，喟然長歎。

Houses of any antiquity in New England are so invariably possessed with spirits that the matter seems hardly worth alluding to. Our ghost used to heave deep sighs in a particular corner of the parlor,...

細心讀者把兩種文字一字一句的比對一番後，說不定會覺得像「不清不白」和「事情雖怪」是多餘的話。So invariably possessed的另一個譯法可以是「絕無例外，家家鬧鬼」。「事情雖怪」是譯者消化so invariably後衍生出來的「過場句子」，在不損原義下讓行文更流暢一點。夏濟安先生對翻譯的理念，自然在跟捧着英漢辭典直譯、硬譯的minimalist大相徑庭。讀翻譯作品，如果要「啃」那真是自找苦吃。

陶傑 - 錢．選票．台灣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4日

台灣縣市選舉，國民黨大敗，敗得很愚蠢。

國民黨跟這個世界脫節，不知道年輕一代厭惡「大一統」。馬英九雖然想維持現狀，卻偏偏強推「服貿協議」，他以為讓大陸──也就是年輕一代所謂的「中國」──的資金進來，會令台灣的經濟有活力。

但是中國的資金，豈是經濟之簡單。馬英九和國民黨之蠢，是讓在大陸投資的台商，高姿態回台，以一副暴發家長的嘴臉，手拿一大叠從大陸賺來的鈔票，威脅利誘，叫台灣人投國民黨的票。

台灣的商人在大陸混了幾年，都沒有了儒家「溫良恭儉讓」的氣質，他們在北京上海的貴賓室跟中國官員喝多了茅台，沾了一身酒肉的「牛B氣」。譬如美國蘋果手機的買辦郭台銘，親自在台灣各市站台，包括支持台北的國民黨少爺連勝文，像大陸人講的，他郭老闆就會加碼投資。

這副得意忘形的姿態，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對選民的侮辱。設想如果有一天，英國首相金馬倫，帶他的兒子去北京見中國的習總，叫兒子認習總做乾爸爸。然後金馬倫回英國，舉行大選，然後中國的華為、中石化、阿里巴巴的老闆CEO，由北京飛來英國，馬雲在BBC發表講話，叫英國人投保守黨一票，如果保守黨勝出，中國這三大企業，包括馬老闆，會加速在英國投資，另每個英國選民，派發賞金一百英鎊。

中國人貧窮久了，最近十年發了點財，多得意忘形，常常High爆。連戰帶着連勝文去北京見總書記，然後郭台銘挾錢回台灣叫選民選連戰的兒子。中國人盲目相信，錢是萬能的，而且都迷信「教父」的名句：「我能給他開一個他無法拒絕的價錢。」

但是這一次，台灣人偏偏拒絕了。他們的人生觀與唯財是尚的中國人不同。中國人連戰和中國國民黨，這次打錯了算盤。這一點文化隔閡，不但將中國和台灣，也將是世界，分割開了。

劉健威 - 警察暴力

作者面書   2014年12月4日

小友在面書上寫道：「看到朋友們都受傷了，不好過。一個拗柴，一個膝頭腫了大塊。一個大腿中亂棍要用手杖。一個中椒，一個中水劑。一個少女肚中n棍內出血。有一個斷手。還有個愛美的哭得眼腫得張不開……

「最後我們可能不會獲勝……但自由的心會永遠存在。大家要努力裝備自己，在未來用其他方法，或許換過方式，去取得勝利……今次，不論老幼，讓大家看清楚的、感受到的，都讓大家成長了……」

「雙學」周日晚上包圍政府總部容或策劃不周，佔據龍和道更是不智（要是發生火警消防車受阻有什麼後果？），但即使犯錯，年輕人就應得到這樣的暴力對待嗎？

周一清晨，大隊警員從政府總部衝出，疾步衝向聚集在龍和道的人群，如狼似虎，見人就打，而且是用警棍追着打——這是香港自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以來，所見到警察最暴力的景象。過去清場，會先發出警告，集會者不解散，才去拉人；而警方使用警棍，也有一定程序和指引，譬如說，先使用胡椒噴霧，不奏效才提升高一級武力——使用警棍；而警棍，是對付暴力的，但那天警察從政府總部衝出時，群眾根本沒使用任何暴力。那剎那，警察拋棄了所有使用武力的指引，紀律部隊變成了最沒有紀律的人。

而這次警察所使用的暴力，明顯跟過去有別——過去是很個別性的，例如七警涉嫌打人，或另一警司在背後打人……都是個別警察情緒失控行為；但這次，近百警察追打佔領者，明顯是接受上司指令而為；而這使用武力指令，完全違背了一向的程序和法理，是文明的倒退。

警方如此使用暴力，容或逞一時之快，但終竟是最大的失敗者，因為其自八九十年來建立的文明形象毀於一旦；此後，人們會以另一種眼光看待警察。現在招募警察已經不易，將來更難。

向受傷害者致敬，儘管我不認同他們的行為。 

陳雲 - 信函章句略講

三文治   2014年12月2日

兩年前，知名博客林忌先生的面書錄有雅事：

誰說香港人中文差過大陸人？朋友個朋友 FB 見到：

「近年在國際組織工作，我往往是部門內甚或整個組織裡絕無僅有唯一一個香港人。四海之內一家親，也偶有參與一些大陸同胞的活動。近日組織收到總領事館的酒會邀請，本人因家事未能應邀，故簡覆高層如下：

覆XXX及總領館邀請，
屆時時絀荊將臨盤在即，蔽家未能到賀同慶，謹此致歉。
敬覆

未竟，他收到電郵两封：

1) 某先生的回覆真是展示中國文化的功底啊，值得我們學習。讚一個。
2) 某先生：問個問題，香港同胞之間寫中文信件是否仍用你所用的這種文字形式？
祝好。」（錄自林忌面書，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讀者夜來談論，讀者林君說：

 「屆時絀荊將臨盤在即，蔽家未能到賀同慶，謹此致歉。」太文雅，該寫「內子臨盆在即，家事繁忙，未克出席。謹覆」吧。

我回應道，此函是回覆總領事，應以優雅中文。原信拘謹，文句短促，斷了儒雅文氣。內人臨盆乃預料之事，文章豈可方寸大亂？應寫為：

「敬謝領事隆情，惟內子臨盆在即，諸事周章，未克出席躬逢盛會，祈予見諒為荷。某某謹覆。」

古文以四六句為主，有時輔以虛詞，有時再加一詞，敷陳文意，如在「臨盆在即」後面加上「諸事周章」，令四六句略有變化，使得文氣舒張，有士大夫之風。例如第二句加上「惟」字。

此外，古語拙荊過雅，且不合男女平權，故此林君改為內子，甚善。諸事周章，改為「須侍候在側」，亦可，然而過於私密，大夫無私交，故不取。 

林非 - 台、傘、棍

世紀．離經誌   2014年12月4日

【明報專訊】佔領曠持日久，政府還是不聞不問，對民眾的訴求亮不過問，更遑論作任何實質行動和改變。同一時間發動輿論機器，動用過氣權貴，一再出口術要佔領者無條件撤退。當中邏輯不通之處叫人失笑，半點成果也沒有，如何說服爭取的民眾？政府將抗爭看成是旅客購物遊覽一樣的節目嗎？要佔領「退場」，只要政府願意使政改符合公義就可，其實簡單得很，現在一再出口術卻半點實事不做，難免令人嘆息政府管治之墮落，可因幾個人或某些因素就令龐大的行政機器變成暴政的工具。

過往政府在面對民間不滿聲音時，都是通過中間的「代理人」去擺平社會矛盾的，由當初設置「理民府」(今民政事務總署)到後來示威遊行裡與「大台」協調，基本上都是沿用這個模式。事實上「大台」仍然是必然出現的產物，不過在新的傳訊與資訊年代裏，「大台」的角色實在有微妙的改變。過往大台的「代表」角色很重，指揮和集合民意相對有效，往往先有大台的意志再體現在群眾的行動上。但這次佔領行動以來，更多的是不同人因應同一個信念而各自在自己能動員的範圍行動，「大台」的角色反過來成了回應群眾的行動並給予支援。適應新模式的過程裏，學聯和學民的表現明顯優於所有傳統政黨。傳統政黨囿於過往選舉的數據和模式而需固守舊的一套政治方針，這些方針可以預見在未來會受到嚴峻的考驗。

同一時間，政府也藥石亂投去應對香港人的訴求，本來只需按原則和常識去處理的議題自己政治化然後反過來指責社會「政治化」議題，將議題的內涵完全掏空，這次佔領，更突顯政府處理手段之稚嫩低劣。湊巧政府頭一二號人物外訪即暴力毆打行人，連行人路的行人也無端被警察毆打，一方面固然使警察形象盡，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六○年代，另一方面，也更突顯了這個政府完全無意去解決矛盾，只能躲在禁制令之後鬼崇行事。按說申請禁制令的團體根本業務上不會用到道路，又何來理據禁制佔領？更奇怪的是，驟眼看來，一項民事禁制令，竟可使警察「出師有名」去毆打途人？這就像離婚怨偶申請禁制令不讓前夫近身，旁邊永遠有幾個警察隨時打人一樣奇怪。而由特首說「不用動用禁制令」，則更突顯「三權合一」的思維：禁制令何時是政府隨意發布的工具？

暴力清場，清得一時，清不得長久。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港視事件，最終政府也因「一男子」因素而沒有發牌，表面上這份「堅持」最終還是沒有改變什麼，但其實在人心中種下了種子，使幾十年來安逸慣了，享受慣「有底線」的政府太久的香港人，逐漸明白，應該如何去爭取公義。現在香港正在這個不斷嘗試的過程，假如談判失效，制度失效，再多的警棍也難真正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作者簡介：博客《離經誌》作者，中樂愛好者，往往離經，卻永不叛道。

文．林非  編輯：袁兆昌

余若薇 - 暴力清場清不走的東西

公民薇博   am730   2014年12月04日

警方上周借助兩個運輸團體的民事禁制令，將旺角連同非禁制令的部分也同時清場。到周一，高等法院對金鐘部分路段也頒發了禁制令，部分申請否決，相信警方又會依樣畫葫蘆，順帶禁制令以外的地段一舉清場。

這次旺角禁制令帶出的法律問題一籮籮，後患無窮。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乃公路，所有人有同等使用權，堵路屬公眾滋擾，一般只有律政司有權提出訴訟，法庭判詞，模糊了有關的訴訟權。命令字眼模糊，只清物件或包括清人也搞不清。

更嚴重的是執行法庭命令所引起的連串問題。非常任終審法院法官列顯倫曾公開對法院在沒有清晰執行計劃就頒禁制令說感到「奇怪」，擔心損害法院威信。彌敦道清場當日，由一批戴紅帽子沒有任何授權的「義工」替代了法庭執達主任來執行法庭命令，市民被警方棒打或驅趕時，也不能分辨對方是否在執行法官的命令，感覺就是法院介入泥漿摔角，與紅帽子或警方都是一伙。早前白皮書中提到法官是治港者團隊等三權合作這令人憂慮的說法，因這次清場行動清之不去。

可笑的是，當被捕者因被控藐視法庭被警方帶到民事法庭，原告律師竟要求法官容許原告無需再列席，由律政司代表警方接手。但律政司只處理刑事藐視法庭，一般違反禁制令是民事藐視法庭，應由原告決定是否進行申請及舉證。市民同一事帶上兩法院，民事刑事混淆不清。

旺角已連續多天出現並不違法的「鳩嗚」行動，要動用大量警力維持秩序，部分警員按捺不住，胡亂揮舞警棍驅趕市民，殃及並非參與示威的路人及在場工作的記者；另一方面，區內不少商舖因而要關門，生意比佔領時期更差。

可能也是因為感受到金鐘清場在即的壓力，「雙學」周日晚行動升級，嘗試包圍政總；學民思潮的三名成員更在周一開始絕食。包圍行動雖然失敗，但再一次顯示警方向市民挑釁及向伏在地上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試圖拘捕歐耀佳醫生和阻撓救護站的工作人員等，「黑警」的指控更洗不掉。

「鳩嗚」之類的不合作行動，不會長期每天維持，但會隨時野貓式的出現。說到底，清場不能清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長期高壓冷處理民眾訴求，分化社會，問題只會日益惡化。

黎廣德 - 「不可撼動」的官民比併

2014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自從警方上周在旺角借法庭權威清場以後，梁振英政府最害怕的一幕逐步變成現實：清場不等於回復正常，武力鎮壓不等於回復秩序。儘管一眾官員假裝一切如常，甚至藉故外訪逃避責任，從議會到街頭，香港正一步步邁向不可管治的「非常態」。梁振英對於雙學包圍政總，不僅沒有承認政府拒絕回應政改訴求而導致行動升級的責任，更大言不慚地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實質上他縱容警隊把公權力最醜惡的一面暴露於世人面前，所有香港人都是受害者。

光靠主流傳媒特別是電視畫面的報道，難以讓人明白學生和市民追求民主、誓要政府回應普選訴求的決心。官員、警方和建制派議員都常用「暴徒」、「激進分子」、「滋事分子」來形容包圍政總的佔領人士，這些標籤無非用來降低大眾看見年輕人頭破血流時的同理心，令警員施暴看來更合理。儘管在包圍政總期間沒有任何佔領者主動攻擊警員身體的畫面，電視台集中報道警員受傷，放大從一名青年背包上搜出的一雙木棍，路上的磚頭或木板盾牌，卻至今未有傳媒列出一份佔領者傷員清單，好像市民學生被打傷是理所當然。專權政府慣用的宣傳伎倆在香港習以為常，新聞界責無旁貸。

負面標籤 極權慣用伎倆

究竟「暴徒」標籤背後的真相如何？根據筆者周日晚在龍和道現場所見，無論大家是否認同包圍政總的行動或雙學是否組織失誤，佔領者自發表現的勇氣與克制令人感動。

因應建築佈局，要包圍政總便須衝破警方防線進入龍和道，別無他法。未曾身歷其境的人，難以明白站在一排排全副武裝的警員面前，手無寸鐵卻要冒險犯難，需有多大決心。筆者看着周圍一個個年輕人的眼神，有男有女，他們沒有被激情蒙蔽，每人小心點算自己身上裝備（其實頂多是不堪一擊的眼罩、頭盔或雨傘），再盤算自己能捱上多少警棍或催淚水，然後決定站在前排或後方。

佔領者跟常人一樣，內心恐懼，因為知道往前站可能頭破血流或被捕入獄。他們跟常人不一樣，因為用決心克服恐懼，倒吸一口大氣往前，演活了「勇氣」的意義。

最令人痛心的情景，是佔領者明知必「輸」無疑，因為他們從沒有以擊倒警員為目標，只是準備用捱打的方式希望在空間突圍。明知一己要承受皮肉之苦而只防備不還擊，實在需要無比克制。和平抗爭對多數人而言只是理念，但對於警棍拳頭打在身上而秉持理念不動搖的人，你能稱他們是激進分子嗎？他們捱打不為什麼，只為爭取最卑微的普選權利，沒有拿走一包糖果一條金鏈的私慾，你能稱他們是暴徒嗎？

警隊異化 威脅港人自由

正因佔領者甘願捱打的和平本質，警員的暴力特別令人憤慨。雖然肢體衝撞難免，但未聞佔領者刻意威脅執勤警員的人身安全，所以亂揮警棍、拳打腳踢、推倒按地、濫施胡椒噴霧和催淚水，都是遠超執勤所需的暴力。佔領者經常互相提醒，警員並非敵人；但過去幾個月梁班子成功令警隊異質化，以同仇敵愾之名，製造內心仇恨，把佔領者視為必須擊倒的頑敵。

異化的惡果已經浮現：警員粗口指罵、向佔領者舉中指、更有3名便衣警員休班後途經海富中心時涉嫌恐嚇女生「再嘈就拉你番差館強姦」，招致佔領者反包圍還擊。若香港各界不馬上警覺，嚴正要求政府撥亂反正，警隊此後只會從法治的守護者蛻變成威權統治的工具。警察今天辱罵毆打佔領者，明天便粗暴箝制政治異見者，警民關係淪為施暴與抗暴的關係。

京港官員罔顧憲制秩序而強稱人大8．31決議「不可撼動」，他們至今應該看清楚，香港新世代追求真普選的決心是名副其實「不可撼動」。從旺角鳩嗚到金鐘政總立法會，上演一場又一場長官意志對人民決心的比併，亦是專制權力對道德勇氣的比併。比併自有高低起伏，勝負未可逆料，但歷史不會薄待決心堅定的人民。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李怡 - 為甚麼要由別人決定我們未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3日

「如果來觀選只是看技術層次，那是沒有意義的。最重要是願不願意為民主而付出。」

這是筆者歷次在台灣觀選所聽到的最坦誠也最刺耳的話。選舉翌日，台灣中華港澳之友協會舉辦政情論壇，通常這種論壇都只講台灣情勢，即使講到香港政情也是善頌善禱，不會對在場來觀選的香港政團有所批評。但當選市長柯文哲的競選執行副總幹事吳彥宏，卻講了這麼一句肺腑之言。

技術層次，是每次對台灣的民主都表達羨慕，感覺民主真好啦，又一次變天啦，政黨輪替真好等等。然而，卻沒有看到台灣人對民主的付出，更沒有反思香港人對民主的付出是否足夠。

筆者約40年前，即在主編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中，長期報道和評論台灣的民主運動，緊貼時局，雷震、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案、陳文成案、鄭南榕自焚……對台灣人為自主權利而勇於抗爭、不惜犧牲的付出太熟悉了。梁振英昨天說：爭取普選不是靠抗爭，任何抗爭都是徒勞的。這種話在台灣已被掌權者和他們的傳聲筒重複了不知多少年。但為了命運自主，台灣人從來不吝付出，不吝抗爭。

香港人很奇怪，近十多年每次台灣選舉，都有民主派和支持民主的市民前去觀選，都興奮，但回香港後就只是每年7.1、元旦去遊行和喊喊口號。太陽花運動也吸引了民主派前去觀察，他們興奮讚頌台灣學生打碎玻璃、佔領立法院的勇武抗爭，不過回到香港，對市民為新界東北議題和最近雨傘運動期間衝擊立法會，就立刻與「暴力對抗」劃清界線。

不能說香港民主派和支持民主的市民沒有付出，但努力的方向是：或想支持大陸爭取民主並由此帶給香港民主，或期待中共聽到港人呼聲而賜予香港民主。香港人對政治總是缺乏自主意識，並有太多依賴意識，過去依賴英國，現在依賴不可能實現的中共的改革和開明。

吳彥宏先生後來補充說，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訊息是年輕人發出的最強音，就是：為甚麼要別人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這也是香港雨傘運動傳出來的年輕人的聲音。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宣傳文書，則反其道而行，強調藍綠對決，叫首投族聽父母的話去投票，效果適得其反。

吳彥宏表示，這次16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得票46.7%，並沒有超過2010年五都選舉的49.9%，因此這次不是民進黨大勝，而只是國民黨山崩海嘯地大敗。勝的是誰？吳指出，這次台北由非國非民的無黨籍柯文哲高票當選，而16縣市議員當選席次也有32.3%屬無黨籍人士，這說明台灣的第三勢力已經興起。所謂第三勢力，就是不再是藍綠對決，甚至厭惡藍綠主導。藍營鐵票和綠營鐵票都靠不住，因為鐵票就是意味不管政黨表現得好還是壞，都支持到底。年輕人認為，鐵票是對自由意志的侮辱。

太陽花運動，新世代崛起，不僅積極投票，還積極支持無黨籍候選人，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改變由兩大板塊主導的困局。台灣這次選舉的結果，比過去任何一次選舉，包括總統大選，意義更為重要。可說是世代天翻地覆的改變。

吳認為，這顯示了，社會要2+1才能產生超穩定結構。2是兩大板塊，1是第三勢力。

回到香港。多年來也是兩大板塊的對決：建制派與民主派。與台灣不同的是：由於中共的操控，建制派獲政經利益強大支援，民主派永無輪替執政的機會。而中共也想建立超穩定社會結構，不過絕不是2+1，而是2-1，也就是消滅民主派，由只可以支持港共施政的建制派壟斷一切。大陸從政經社三方面對香港的全面侵凌，政治經濟雖朝2-1滑行，但社會的反彈力反而越見飆升。年輕人的本土意識與自主意識已成為主流，對新世代來說，唾棄建制派已無懸念，如民主派不能歸於本土自主意識，也會得不到新世代的支持。縱使背後有中共港共撐腰，在新世代衝擊下，建制派的鐵票也不可恃。

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關鍵是承接雨傘運動的啟蒙，支持民主的市民尤其是新一代，能否擺脫由別人來決定我們未來的意識形態，能否比以前有更不顧私利地付出，以及會不會在兩大板塊之外，有第三勢力的興起。較為樂觀的是：以上趨勢已經出現，雨傘運動的成果將體現在立法會對港共政改方案的否決，和來年的區議會、後年的立法會選舉上（趕快辦選民登記）。

無可否認，我們面對的專權政治力量比台灣人面對的要大得多，爭民主的路途也崎嶇艱險得多。不過，未來是屬於新世代的，也就是羅范、梁愛詩及她們背後政治勢力所害怕的世代。害怕也無用，時代巨輪必定壓過腐朽的權貴滾滾前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醫護義工譴責警方濫用暴力聲明

獨媒轉載   2014年12月2日

我們憤怒了。

作為一群義務工作的醫生、護士、以及急救員，我們自佔領運動開始至今，六十多天，每天廿四小時，從未間斷在佔領區服務市民。

由一開始主要為市民處理肢體損傷及催淚彈或胡椒噴霧造成的傷害，以至後來轉而主要照顧佔領區的老弱、病患者，兩個月以來，我們的取態非常清晰。我們要求參與義工保持其行動政治中立，禁止以義工身份叫喊口號，甚至直接參與示威。其主要目的，就是避免製造對立，以求繼續在場執行救傷扶危的天職，照顧不同政治立場市民的健康。

因此，當我們的急救工作受到警察無理阻撓時，我們感到極度震驚及憤慨。

急救竟遭阻撓 醫護同感憤慨

十二月一日凌晨，在警方使用暴力清場之下，傷者眾多，兼且傷勢是自928以來最嚴重的一晚。骨折，或頭破血流者不計其數。鑑於傷勢嚴重，當場診斷、止血及穩定病情當然至關重要。

其間，竟然不斷有警員公然向當值的義工醫生或護士揮舞警棍，在急救包紮進行時，凶暴驅趕。甚至有警員明言「你救人又點呀，照拉！」，企圖作出無理拘捕。

誠然，不論政見，不論立場，不論黃藍，傷者當前，血流披面，人道立場應當為首要考慮。試問假若有傷者因此而延誤醫治，甚至失救，誰能負起這個責任？況且傷者當中更有不少是十來二十歲的莘莘學子，難道警察就連生而為人的惻隱之心也沒有了嗎？

無視人道立場 警員失控毆打

更甚者，我們更收到在金鐘參與自發急救工作的義工報告，有義工在為海富中心大堂為懷疑暈倒的便衣警員檢查時，遭另一警員不問情由，從後猛力拳擊，因而受傷。

即使是在真正荷槍實彈的戰爭裡頭，軍人都知道何謂人道主義，知道無論任何情況下，嚴禁攻擊醫療人員乃係國際慣例。我們的義工團隊之中，有不少曾經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工作，卻從未受到如此對待。萬沒想到，竟然在太平盛世的香港，會有警察殺紅了眼，對長久以來救傷扶危，守護港人的醫護人員施以暴力，行徑幾近瘋狂。何況事發期間，傷者實為警務人員，急救團隊本著中立的人道精神伸出援手，反遭其同袍襲擊，可見警隊已經情緒失控，喪失理智。如此執法者，怎不令人心寒。

醫護無懼暴力 意志更為堅定

可恨的是，梁振英政府非但並未對此作出譴責，居然於翌日對警方濫用暴力加以肯定，以為血腥暴力可以嚇退我們。但事實上自從醫護人員遭暴力對待的消息傳出以來，報名參加義務急救工作者以數倍增長，我們守護香港的意志亦更為堅定。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我們對警方向市民及醫護人員施以暴力，作出最嚴厲的譴責。
我們憤怒了。
但我們從未想過退縮。生於亂世，我們無路可退。

與港人共勉之

歐耀佳醫生 暨
和平佔中醫護組 及
一群自發急救義工

謹啟

趙越勝 - 思徐曉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日

二十六日星期三夜，突然夢中驚醒，夢到因幾個字的用法與徐曉爭執。再難成眠，索性披衣夜讀。窗外暗風吹雨，心中隱隱覺有幾分不安。果然，雪上班途中電話告我，徐曉被拘了。

月初和她通話，她說腳骨折了，為了操持一個朋友的喪事，忙到頭昏，手裏拿着稿子邊看邊下樓，一腳踩空摔倒，起來沒覺有什麼事，接着忙。待塵埃落定，腳已腫得像饅頭，這才去醫院打了石膏，醫囑靜養一個月。她嘆了口氣說，這回哪兒也不去了，言語間有點不好意思，仿佛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我知道徐曉永遠在忙，手頭要處理的事情之多，辦事效率之高，常讓人驚訝，難得休息一回，卻是因傷。好，「這回哪兒也不去了」。可誰知，讓人拘走了。走得好遠，一去不知何方。

我問什麼罪名？說不知道，也未通知家屬。真是多此一問。在那塊「神奇的土地上」，抓人還需要罪名？「莫須有」而已。她姐姐去找人，說是讓「預審總隊」帶走了，理由居然是「危害國家安全」。這麼個文弱女子，「半生為人」，一直與詩歌、美文為伍，心中滿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誼與愛，是正義與真理。怎麼危害到了「利維坦」的安全？幾百萬軍隊再加幾百萬警察，五千億的維穩費，密不透風的文網，割斷信息傳遞的「防火牆」，遍布九州的監控網，竟然給不了國家一點點安全感？這只能是它自己患了被迫害妄想狂，與徐曉何干？

徐曉，不過以她無言的勇敢，鼓舞幾顆迷惘的心靈，用她不倦的努力，澆灌幾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俠骨柔腸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臨的時刻，她燃起一支燭火，給黑暗一點光亮，給冷漠一點溫熱。如果這些作為危害了「國家安全」，那這個國家是什麼？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是凶險殘忍的鬥獸場？是高牆圈禁的「動物莊園」？是踐踏人類基本善的「屠人場」？它是1984年的「大洋國」，還是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或者是兩者中體西用的結合，以「大秦」為體，以「大洋」為用？

徐曉的力行準則是文明社會中一個普通人當持的準則。誠實、自尊、敬業，還有勇敢。這難免跟天朝時下通行的「潛規則」相牴牾。但徐曉是個「執拗人」，認準的原則篤定持守，絕不曲學阿世，隨風轉蓬。她是個對文字最有敬畏之心的出版人和編者，對那些空洞虛假的頌德文字從來不假顏色。因為她愛先人傳下的文字，不能忍受把它們變成垃圾。但是在濁水四溢之地，持守就是冒犯。而今天朝是周花一類佞人領潮，這類「張鐵生二世」雖說不通中文，卻攢得成諛詞，編得成謊言，一朝粉墨登場，徐曉這敬畏文字的人豈能無罪？糞置高堂，玉棄僻壤，正是天朝「新常態」。

心靈境界的淪喪，精神道德的敗壞，會牢牢嵌入社會生活，敗壞民族的品性和後代的靈魂，這才真正可怕。一群奴隸，懵懵懂懂地被主人出賣給魔鬼，被驅使着殘殺同類，犯下這種罪惡的人，要怎樣的一道聖泉，才能洗淨身上的血污？

我無言，只為徐曉馨香禱祝。

黎廣德 - 靠估靠嚇 糟蹋歷史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日

儘管專權政治陰霾不散，2014年本應是香港人值得慶賀的一年，因為上千年前先人遺下的文化遺產就在沙中綫土瓜灣站地盤發現，引證了九龍城聖山是自宋朝至今的重要聚落。香港毋須為了政治正確而攀附作海上絲路重鎮，這古蹟群本身就是香港特殊地位的本土象徵。

可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把喜事變壞事的本領特別高強，因為當他今年四月宣佈考古發現的時候，市民驚覺239個遺蹟中有238個已被港鐵移走，喪失原址保育的機會。政府隨後開展第二、三期範圍的考古發掘，在民間團體的緊密監察下，港鐵稍為收斂，多保留了10處古蹟。

十多天前陳茂波與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共同宣佈「階段性的保育方案」，建議對尚未移走的古蹟中的其中七項原址保育，卻對已被移走的238處古蹟隻字不提。由於聖山遺蹟的重點是九龍城宋皇臺一帶的「居民遺址」，即分屬不同朝代的古蹟群而非單項文物，所以政府方案保留幾個孤苦伶仃的古井，等於只見樹木不見林，歷史價值恐怕再被糟蹋。陳茂波至今不敢回應會否原址重置已移走的大部份古蹟，以全面建設聖山遺址公園，反而強調不着邊際的文物徑，轉移公眾視線。

政府架構角色矛盾，陳茂波身兼古物事務監督，但處理古蹟保育章法大亂，不僅視國際標準如無物，甚至違背了國家文物局依循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他最厲害的武器是「一味靠估」：港鐵聲稱完成考古發掘但連中期報告都未公佈，一份完整的古蹟清單也欠奉；各項古蹟的歷史、科學、美學和社會價值理應由一個跨學科的專家組進行文化評價，但政府好像懵然不知。在這一片空白之中，陳氏一人掌握對古蹟的生殺大權，他表明不會諮詢公眾，準備匆匆替這些埋在地下千年的祖先遺產下判書，古蹟條例的荒謬與梁振英政府的行政霸權一脈相承。

陳茂波「靠估」有何惡果？最清楚的例子莫如處於車站範圍的J2井和引水槽，古井屬宋元時期而引水槽屬清末時期，陳氏認為古井不夠「整全」，有百年歷史的引水槽「太新」，所以不值得花錢原址保育。事實上，這項古蹟活生生證明了一個宋朝先人開挖的水井，在千年後仍能惠澤後人，活水不斷，承先啟後，歷史價值重大。根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這正好屬於必須保存現狀的古蹟類別：「文物古蹟群體的布局」和「文物古蹟群中不同時期有價值的各個單體」。

按照長官意志「靠估」，猶如亂點鴛鴦譜，古蹟命運凍過水。

配合陳茂波「靠嚇」的另一位長官是張炳良，他聲稱政府必須在本月初決定保育方案，否則每延誤一個月工程費用便增加2.5億元。究竟這說法有多少水份？

沙中綫預定通車日期是2020年，而土瓜灣站預定完工日期是2018年。即使考古發掘一如港鐵聲稱多用了11個月，原址保育再多用4個月，土瓜灣站也有充裕時間在2020年前完成，不會是延誤與否的關鍵。況且港鐵承認有五段工程因其他原因滯後，延誤時間從2至6個月不等，特別是沙中綫過海段已因中環灣仔繞道工程遲交地盤六個月而未能動工，所以根本不敢承諾在2020年準時通車。此情此景，港鐵明顯是找文物古蹟作「替死鬼」，張炳良豈可照單全收，再以此嚇唬市民？

港鐵聲稱原址保育J2古井及引水槽需花13億元也是報大數，估計直接保育成本最多三數億元，約10億元是擴大車站及預留給承建商索償的損失，政府不能因市民支持原址保育而任由港鐵變大花筒。

要同時加快工程和做好古蹟保育並不困難，關鍵是政府必須採納國際通用的「預先防範」原則：在未有全盤評價以前，有辦法原址保育的古蹟必須原址保育，因為正如《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強調：「文物古蹟的不可再生性，決定了對它干預的任何一個錯誤，都是不可挽回的。」

梁振英政府若把聖山古蹟弄得支離破碎，等於削弱國家主席習近平鼓吹的「海上絲路」論述。無論是不充份配合國家發展策略，還是破壞本土文化遺產，恐怕都是梁班子擔當不起的歷史罪名。

黎廣德
公專聯政策召集人

許驥 - 被打的是香港未來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日

周一大早，媽來簡訊，告訴我妹妹在金鐘被警察用警棍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我趕緊搭車過去探望。來到之後，看見妹妹正在睡覺，頭上包裹繃帶。臉上卻依舊平和，沒有憤怒、恐懼、肅殺，起身說：要你專程來，有心了。

其實那個漫長的夜，雖然未在現場，卻也難眠。前方不斷傳來的消息，被打的都是香港的未來。但我見到妹妹時，對眼前的這一幕並不驚訝。妹妹在罷課剛剛開始時，就已經身處最前線。雖然媽第一天就慌張給我電話，叫我勸妹妹回家。但我知道，自己無權那樣做。作為成年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作為家人，更不能出於讓自己放心的自私理由，而阻止年輕人走上街頭。所以，最後仍是努力忍住沒有勸妹妹回家，只是告訴她千萬、千萬要小心。

這段時間，腦海中重複浮現電影《再見列寧》中的橋段：熱愛舊時代的媽媽可以發瘋、可以病倒、可以崩潰，但是年輕人還是要上街，柏林牆還是會倒，你是家人，會心懷同情，但歷史是個無情的行者，對任何違背其意的，都碾為齏粉。歷史，永遠站在年輕人這邊。

然後靜靜地跟妹妹聊，佔領龍和道以及被清場的整個過程。和多數香港的孩子一樣，她並不擅長表達，無法將自己的經歷說得行雲流水、天花亂墜。但是，我們認真分析重奪龍和道的得失，似乎警方有意讓佔領者入甕，然後集中清場，客觀效果是，雙學呼籲的包圍政總，並沒有如預期實現。後來我們又談到大局，對整場運動的失望，覺得沒可能成功。說着說着，她就哭了。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一個人跑到洗手間。出來後，問她甚麼，只是笑而不語。因為一談佔領運動，她就忍不住流淚。

我想到，香港這座城市有多小。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南丫海難的時候。原來，其中一名遇難者就是同事的親戚。突然間，那不是新聞，而是切切實實發生在身邊的事情。試想一下，在這樣一座小城市裏，小說情節其實並不遙遠。

這幾天，街頭亂揮警棍的警察好多，他們棍下的，有些是和他們同齡的年輕人。時光流逝，大家漸漸變老，有了下一代。20年後，子女開始拍拖，作為家長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2014年的這個冬天。結果一些人發現，當年曾是「戰友」，也有一些人會發現，眼前這個人曾經吃過你的棍子。一整代人，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無法彌合的心靈裂縫。

這座城市很小，警棍打下去的這個人，可能攙扶過你年邁的母親，可能替你的孩子補習功課，可能在某個地方善意地提醒你掉了錢包。警察啊，希望你，不要被身上的制服所制服，不要聽從那些喪失人性的教條，你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警察！有人說香港社會在撕裂，當然是的。眼看着形象如此正面的警察，淪落到幾乎瘋癲的境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社會撕裂在他們腦中的投射。

許多年前，有大陸人問我：在香港，一個人為甚麼想做警察？我說：因為正義感吧。以後，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我該怎樣回答？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會對手無寸鐵的年輕人下手嗎？如果警察的倫理掃地，眼看着，其他的核心價值也將凋亡。妹妹的血，會成為我們家族的記憶，告訴後人不要忘卻香港的歷史。自己妹妹自己知，當我說：香港的年輕人和大陸的年輕人最後的區別，就是理想，如果香港年輕人也變得犬儒，那麼香港就真的淪為大陸。妹妹聽到，又忍不住哭了起來。妹妹的書架上，有傅柯的《癲狂與文明》以及一些基礎的社會學經典。我知道，她正在學習書本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還很稚嫩，但所有經歷的，都令她迅速成長。

對這次的運動，我並不樂觀。但對香港的未來，我並不悲觀。當歷史的進程遭遇強權，至多會稍放慢腳步，但休想讓歷史停頓或倒退。梁振英們反覆強調佔領者「非法」，卻忘記如果年輕人不反抗，逆來順受的結果，是違反了「惡法非法」的自然法。所以，他們的「法」和我們的「法」，顯然不是一回事。最後，想起北島著名的詩《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為香港而悲！

許驥
自由撰稿人

譚劍 - 星際啟示錄：尋找科幻創作的理想方法

世紀．影意志   2014年12月2日

【明報專訊】《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上映多周後，在網上衍生多種現象，有科普寫作，也有科幻小說作者紛紛分享看法。香港著名科幻小說作家譚劍，在facebook發言前後，不少朋友問他對這部電影的看法。本版邀請譚劍以科幻小說作家的角度，與讀者探討觀影與寫作。

Interstellar用上不少物理學原理，對科幻小說迷來說，這些招數全部耳熟能詳，任何一本科幻入門的參考書都會介紹。到底人類怎樣適應太空生活，怎樣面對和地球截然不同的居住環境等問題，都被導演拋諸腦後，Interstellar娛樂肯定有餘，但內容深度仍有待提升。

我換個角度看，導演Nolan更像是拍一部以科幻包裝的娛樂片，用親情吸引觀眾入場，探討的是欺騙和承諾，因此和科幻電影重視精神內涵特別是矛盾衝突的着力點有所不同。《2001太空漫遊》指出「人類去到太空仍然如嬰兒般無助」，「銀翼殺手」質疑「人類造出來的複製人比人類更優秀」，Matrix問的是「人在殘酷現實和美好夢境之間該如何取捨」。

即使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有一點無庸置疑，諾蘭用精密的商業計算，吸引觀眾去欣賞一個門檻並不低的電影，而且引起話題。

這是一種功力，也是科幻小說作者面臨的難題。科幻小說探討的是科技進步下，人類面臨的未來，會出現怎樣令人難以預料的情况。

科幻創作因此非常艱難，基本功夫除了戲劇效果和人物設計少不了，還要創作一個尚未存在的未來世界。而如何讓讀者輕易進入這世界，便是科幻創作的第一道門檻。不管世界觀如何驚人，題旨如何發人深省，如果讀者無法進入，一切溝通免談。

這門檻不只是給科幻作者的挑戰，也是給讀者的挑戰。單是科學層面，已經以讓非理科出身的人敬而遠之。至於探討的是人類和社會的關係(如電腦管理比民主制度更公平)，甚至人類在宇宙的位置(如人類是唯一不由其他外星高智慧生物創造出來的族類)，都可以抽象得很，對讀者的要求甚高，因此科幻小說一向都是小眾口味。而訴諸聲光等官能刺激之能事的科幻電影，往往能輕易吸引大量觀眾，和科幻小說的情况完全相反，如Avatar，當然，它反殖民的題旨不能抹煞。

本行：電腦和網絡

我開始動筆創作科幻小說的頭十年，作品都是很正宗的科幻，多是以我本行的電腦和網絡為主題，讀者以科幻迷為主。我一直思考怎樣讓科幻小說更容易為一般讀者接受。具體來說，就是怎樣把一個複雜的概念在不失深度的情况下，可以更為大眾化。

說來不難，但我久久想不到方法。

後來香港社會經歷了一波波震動，包括沙士、反對廿三條等，大大改變我的創作觀。我不再讓我的科幻世界設在遠未來的背景，那與我身處的香港太遙遠。香港本來就是很科幻的城市，應該以此為背景才對。

我在停筆七年後創作的第一個長篇裏，以七宗罪為概念，故事分成七條線，每條線勾畫一宗罪行，每一宗罪都和把資本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香港掛鈎，用科技滿足如瘦身、養顏、暴食等的欲望。我把《黑夜旋律》投去台灣的「九歌二百萬長篇小說獎」，結果躋身最後四強。這是個純文學的獎項，也讓我發現擴大讀者群的其中一種方法。

但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純粹的科幻小說，不只有社會訴求，而且節奏明快，要讀者廢寐忘餐，就像年輕時閱讀衛斯理的情况。

我的小說創作由來

於是我動筆去寫《人形軟件》，一個關於人工智能的故事，為免太抽象，加入雲吞麵店被迫遷的部分(寫作時還沒有「地產霸權」的說法)，也終於接觸到更廣泛的讀者群，而且不管是讀者評價，或者在大陸拿到科幻星雲獎的獲獎理由，或者香港和大陸的媒體報道，都是看出雲吞麵店背後代表的傳統文化價值，正在香港急速發展下面臨被犧牲的命運。幸好，「人形軟件」本身的意念，仍然為科幻迷津津樂道。

如果科幻有一千種寫法，我也終於找到我的方法。

Nolan在Interstellar裏展示了他的方法，讓科幻成為機關布景，親情取代探索宇宙成為故事主線，在商業上大為成功，成為話題作。畢竟沒有專情的話，一般觀眾只會覺得索然無味。電影說服觀眾的部分，是把物理學通俗化，加上父女情，成為出色的娛樂片，但本質上並無新意。電影裏雖然有「人類生於地球，但不會在此終結」的豪情壯語，但並沒有如2001般具體深入探討人和宇宙之間的問題，更沒有探討和外星智慧生物的關係。主角念茲在茲的，是怎樣回去見他的女兒，怎樣拯救人類(災難片的手法)。人類移居太空後怎樣適應外太空的生活，導演避而不提，讓男主角離開第五度空間後，就直接去到未來的高科技太空站。這不只偷懶，也欠缺說服力。其實那段父女情安排不夠圓滑，不少對白也嫌突兀(如太空人向彼此解釋登陸方式)。結局在預期之內，而且把未來世界過分簡化。

不過，Interstellar仍然會以其欣賞價值在電影史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如Titanic令觀眾着迷的不是造船技術，不是遠洋的危險，而是直教人生死相許的愛情。從「睇戲」尋求娛樂的觀眾，和從電影裏尋求「深度」的影迷，位處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大家各執一詞。優秀的科幻應能同時滿足他們的需求，如Matrix，如V for Vendetta。話說2001在開畫當年(1968)，也是收回成本的。

我仍然創作科幻小說，而且盡情探索不同的創作方法。

作者簡介：香港小說作家，專欄作者。 

文 譚劍   編輯 袁兆昌

王岸然 - 第一滴血與第一條命

作者網誌   2014年12日2日

運動開始這兩個月來，是哪位市民為民主流下第一滴血，已經無從查證，但肯定過去一星期警隊在政府高層授命之下武力升級，市民遭警棍合理或不合理地打至流血的事件，正幾何級數地上升；更明顯的是，民眾一方的防衛和抵抗也在追隨地升級。筆者前晚以監察者身份在金鐘近距離觀察幾次攻防戰，然後得出遲早會弄出人命的結論。

執筆時看新聞，有警員在海富商場遭多名示威者毆打，一人送院。最令筆者震驚的是，新聞報道總是立場先行，有強調探員在商場遭打而不講因由，也有只強調便衣警員調戲少女在先…… 新聞往往起著火上加油的作用。

從來非暴力者強調不用暴力的最重要理據，是暴力會引來暴力，令事件沒完沒了，令仇恨埋葬了理智。人皆護短，凡事只想自己一面，總認為自己理直氣壯，前線警員莫不如是，相信要等出事或退休之後回望，方知自己只是政客的棋子，不幸殉職，更會蓋上一面不喜歡的五星旗。

在「雨傘運動」的革命者而言，與任何革命者的想法一樣，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的傷亡，會視之為革命過程一部分，所謂「人間正道是滄桑」，三個月來民眾與警方在武力上的升級，就知道弄出人命的事不用等解放軍入城也將會發生。

以史為鑑，與我同年紀的梁振英記否六七暴動是什麼回事？筆者只會撫今追昔，但特首有責任防止事件的重演，因為你有權力！

一個星期以來戰火重燃，源於中央、特區及泛民一個要在11月底12月初就結束這次街頭佔領運動的不道德共識。這是一次合謀，筆者早於11月初就聽到這個陰謀的傳言，但由當時不信到眼見事態發展一如傳聞地在倒數，便不能不信。一切皆不順利，源於司法程序的延誤，也由於民眾的不認同、「雙學」的不合作。

總的來說，金鐘強硬清場已是事在必行，要在十天之內完成也是客觀形勢，因為一近聖誕新年，大量市民走到街上，大節前夕引發警民大衝突，問題將更大，亦所以曾經到金鐘享受民主浪漫的市民這幾天是最後的重溫浪漫時刻。

筆者早已指出，事件是政治事件，不是法治問題，更不是秩序問題，事件最終也必須以政治解決，亦即是梁振英必須下台平民憤。

有一種說法，是中央強硬派當權，政治情勢不單不會走向和解開放，而是趁機收回自治權，事件平息後梁振英權力更加穩固。筆者不會奇怪有這種可能，不會因而悲觀或失落，而是平常而客觀地看事物的發展，這只會令社運時代終結、革命時代開始，會有港人把陳雲的「城邦建國論」發揚光大，漸成港人的政治主流，更多港人在血與暴力的洗禮之下對「港獨」的思想由否定變為同情，進而肯定。

「非暴力抗爭才有最大的力量」，被當權者恥笑，事實證明行之無效，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港人選擇走上街頭，以暴易暴，亦足以完全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一切只是源於梁振英以為出動防暴隊港人就會低頭的思維、中央以為強硬就可以令港人效法大陸人一樣最終會變成順民的誤判。千分之一的港人已經是七千人，已經是可動用流動警力的總數，人民真的無力以直接行動影響政治、強迫社會改變嗎？從前筆者說人民力量必勝只是一廂情願，今天是擔心人民走得太快，自己會如那「革命家」一樣落後於時代、落伍於人民的醒覺。

這個月來多次嚴重的衝突事件筆者都有身在現場，甚而是有意識地走到最前線觀察情況，就是因為害怕自己一如大多數理論家只顧紙上談兵，有負時代的評論使命。特別是過去一星期，晚晚跑到旺角、跑到金鐘。

放下誰是誰非的立場問題，民眾革命抗爭技巧的升級，與政府武力的升級是同步的，是一步跟一步的。一個月前舉起雙手面迎警察的場面已不復見，自備盾牌頭盔的抗爭者湧現，星期一早上四時在龍和道口，眼看有抗爭者把地面的地磚掘起備用，有人爭論，有人勸阻，但面對警察的濫用警棍及其他武力，少數人不甘心而把武力升級，不是完全符合我們已知的理論嗎？這又何奇之有。

對政府的濫權與不義作忍讓，是人民的善良而不是道理。人民的暴力一旦出現，會比警察更不節制，所以筆者估計，第一條失去的人命會是警員一方。

再次強調，這不涉誰是誰非的問題，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佔領區遭強行清場之後，不服氣的市民轉為「行街革命」，更為有效及更多人參與，警員用更多的濫權，例如隨意查身份證作為控制手段，結果刺激更多市民參加革命，沒有一個政府能在全民不合作起義之時還是不用下台的，梁振英焉會例外。

長平 - 台灣選舉凸顯真普選力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日

台灣九合一選舉的結果，是近期兩岸三地唯一令人振奮的消息。這個結果告訴世人，真普選是台灣最大的政治財富，也是已經而且還將繼續領先華人社會的根本原因。

本次九合一大選是台灣歷來規模最大的地方選舉。國民黨的敗選早在人意料之中，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會敗得這麼慘：原本在22個縣市首長掌握15席，選前頗有自知之明地預計縮減到10席，最終卻只勉強保住6席，最受矚目的六大都會區也只有新北市險勝。政治對手民進黨贏得13席。無黨籍也贏了3席，台北市由醫生職業的政治新星、獨立候選人柯文哲戰勝政治世家出身的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

黨派紛爭、族群撕裂是台灣民主一度讓很多人失望的地方，也是大陸媒體慣於抹黑的方面。有人說，這次選舉代表台灣政治走向成熟，跳出了兩黨之爭，聚焦於人民的聲音。我的看法略有不同，黨派紛爭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內容，也是選舉政治在和平年代容易誇張炒作的話題，其實質是權力制衡和政治監督。這一次選舉結果並不是因為黨派紛爭平息了，而是台灣面臨更大的政治威脅，人民用選票對巨型怪獸大聲說「不」。

這隻怪獸就是中國大陸的政治。它曾經一度讓很多人迷惑，因為它試圖玩這樣的遊戲：一方面對內實行毫不讓步的高壓控制，另一方面打造也能和西方民主政治對話的國際形象——加入WTO、提出「依法治國」、加強國際貿易、降低NGO註冊門檻，甚至提出要建設公民社會；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承諾民主選舉；對台灣也曾給人一種只要不「獨」就井水不犯河水的假象，甚至還可以「互利互惠」。

習近平上台以後各種幻象紛紛破裂，這一方面固然與這位新領導人企圖加強一黨甚至一人專制的政治理想和個人風格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這隻怪獸本身難以繼續偽裝下去：專制和民主並不是一個平衡遊戲，而是必須二選其一，互不相容。因為它們都不會處於靜止狀態，而是必將沿着各自的軌道往前走。香港有自由，就必將要求民主；有了部份民主，就必將要求全面的民主。大陸也是如此。很多人不理解北京對香港的強硬，其實當局自己非常清醒：無論運動領袖如何否認「雨傘革命」，真普選對於專制政府就是一場革命。

從某種意義上說，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革命的抗議對象，都是北京政府。這場選舉，很顯然是太陽花運動的繼續。台灣的年輕一代，對中共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國民黨「傍大款」的行為，在他們眼裏只會顯得滑稽可笑。

台灣民主沒有經歷過轉型正義的洗禮，才會允許國民黨勢力根深葉茂地存活，這本來是一個讓人憂慮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至少有了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民主本身有它的自淨能力。

香港的年輕人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厭惡未必弱於台灣同齡人，他們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是否擁有真正的選票。這就是真普選的價值。看看大陸和香港的局勢，台灣人應該感到害怕：幸好有民主前賢堅持抗爭，為台灣贏得了真普選。今天的台灣民主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沒有問題的是其選舉機制是基本公平公正的。我們可以想像，若非如此，國民黨和北京政府的勾結將會讓台灣政治的天空多麼灰暗。

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來說，台灣選舉的結果令人振奮，但是也應該意識到，這同時也將讓他們的抗爭更加艱難——北京當局會更進一步意識到，不能黑箱操控的真普選是多麼的「可怕」。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蘇賡哲 - 選擇沉默的大多數

多倫多明報   2014年11月20日

香港的同文說：在今日香港，當巿民，特別是仍懷有熱血、理想及良知的年輕人，看見公義已死、制度被扭曲，過往的核心價值已蕩然無存，而選擇啞忍、選擇盲目，才是不正常。

但照多次的民意調查結果看來，很多香港人是選擇啞忍的。學聯的同學知道宣傳和發動民眾的重要性，有「洗樓」活動，但是他們聽到看到的大多數人之反應，也是選擇啞忍。

二次大戰時，德國遭受盟軍猛烈轟炸，慘痛情況甚於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日本，日本每年都舉行原爆紀念，宣示自己所受傷害及痛苦，德國人卻默不作聲，絕口不提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很多人覺得他們不提的原因，是德國人殺死了六百萬猶太人，而死於盟軍空襲的德國人「只是」六十萬人，他們不敢為那六十萬人訴苦，當然是怕被人追究屠猶的罪行。這是一般人的想法。

但納粹作惡期間，德國人哈夫納秘密寫了一本書叫《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書中忠實記述了當年德國社會對納粹的惡行採取全民緘默，不加反抗的世象。哈夫納周圍的人全部在納粹脅迫下選擇沉默，只有他獨自跟納粹周旋。既然不反對，就失去因納粹暴行遭受懲罰而訴苦的資格。這才是德國人不訴苦的真正原因。

今日的香港人在不公義的政策下選擇沉默，以為沉默就對造成不義沒有責任，其實沉默只會使香港沉淪，而且沉默的人將來也會失去向世界訴苦的資格和權利。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丘亦生 - 移民的理由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日

 ■香港警隊由發放催淚彈開始，就頻頻失控，更甚者是眾目睽睽下用警棍亂打市民。

我有一個朋友，以前不曾想過移民，他與行政會議員成員羅范椒芬的「朋友」一樣，近日突然興起舉家移民的念頭，原因卻不是怕了香港的年輕人，而是因為香港警察。

佔領運動持續兩個月，儘管當權者寸步不讓，更多番借助惡勢力試圖清場，但抗爭者一直異常克制，至今沒有推翻一輛汽車、燒毀一個垃圾桶，和平得超乎尋常，甚至有點過份。他們遇到黑社會暴力衝擊和警察武力清場時，堅持打不還手，以血肉之軀，加上一把脆弱的雨傘，抵擋狂暴的進擊，在抗爭最前線的青年男女，每張面容流露的都是無畏無懼；當失去佔領根據地後，他們又懂得靈活百變，晚晚「鳩嗚」，創意無限。如果20年後香港有真普選，這些年輕人能夠真正當家作主，參與管治香港，我會很放心。

警察失控　人心惶惶

相反，曾偉雄領導下的香港警隊，由發放催淚彈開始，就頻頻失控。公然縱容惡勢力人士和「愛」字頭暴徒襲擊佔領者（朋友因為工作關係，每天都會路經旺角，親睹10月初那段日子的種種，說起來特別咬牙切齒）；七名中、下級警員，把示威者拖至暗角，急不及待地即場拳打腳踢；總警司級的高級警員，在眾目睽睽和無數鏡頭之下，毫無顧忌地揮棍狂毆旺角行人；還有胡亂指控新聞工作者襲警、粗暴對待學生領袖等等。在鏡頭面前，警察依然肆無忌憚，即使面對的是記者和學生領袖，仍然不能稍加自制，那麼無數平凡的抗爭者，在鏡頭捕捉不了的角落，遭遇警察時要承受的暴力程度，就更加難以想像。

就是香港警察這些失控的表現，嚇怕了我朋友和他的太太，他們覺得香港真的淪落了，變得陌生、可怖。為了下一代着想，他們開始認真考慮遷居異鄉，讓孩子在一個能免於恐懼的環境中成長。

不少建制派人士，例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喜歡說警員兩個月來承受沉重壓力，來為警察的施暴行為開脫。「壓力論」之荒謬，很多人都已輕易駁斥。警察可以合法行使武力，是政府壟斷的武裝力量，假如香港警察這麼容易不堪壓力，是十分可怕的事情，現在他們普遍佩槍的做法，也許有必要檢討了（英國只有5%警察是佩槍的）。

警察濫用武力，以私刑對付示威平民或疑犯，在歐美國家也不時發生，但由政府到公民社會，都不會接受「壓力論」來合理化警察暴力。有些研究會試圖找出警察個人的背景、性格和心理問題，與施暴行為的關係。但這些強調暴力警察個人背景或特殊性格的研究，很易導向「樹大有枯枝」的結論，掩飾了問題的廣泛性，輕視了製造、縱容暴力警察的制度因素，迴避了改革警隊的需要。

森嚴管理　壓制異議

加拿大警隊曾委託專家，研究造成警員濫用武力的各種制度性因素。那種講求兄弟情誼的警隊文化，同袍之間有心照不宣、互相包庇的潛規則，影響固然巨大。警隊層級森嚴的管理和指揮架構，會壓制異議，不利「良心」決策的出現。警隊內部的問責機制和調查程序失效，也是常見的制度缺陷。

我不知道香港警隊有沒有這些問題，但政府如果還想挽回香港警察的聲譽，除了要確保公正地調查和起訴施暴的警察外，還應該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視警方應付佔領運動期間暴露的各種問題。不過，我知道梁振英政府是不會承認問題，他們斷不會將矛頭指向警隊的。所以與其期諸政府自省、改革警隊，倒不如人民加強自衞。

美國兩名大學生，關注費格遜鎮警員射殺黑人青年布朗事件，正製作一個智能手機程式，希望給警察暴力受害人，多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程式可以讓手機拍攝警察暴力時，同步上載到一個安全的伺服器上，防止受害人一旦被警察扣押，證據會遭漽滅。程式又會方便用家，用最便捷的方法，通知相關人士自己遭遇警察暴力，尋求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