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月俸盜賊
2014年12月6日
【明報專訊】昨談老軍頭郝柏村，此公據說打過日本仔，我倒另外想起一個也打過日本仔的名字：簡吉。但郝柏村在中國大陸打日本仔，簡吉卻在台灣打日本仔；郝柏村是躲在槍炮坦克後面打日本仔，簡吉卻拿鋤頭和土槍近距離打日本仔；郝柏村到台灣後享盡榮華富貴，簡吉卻兩度被日本仔下獄，坐牢逾十年，最後，又被國民黨拘捕，槍斃了結，死時才四十八歲。
若你有機會到台北誠品，不妨在「台灣歷史」的分類書架上找找關於簡吉的傳記書籍，至少有三四本，其中一本由楊渡所撰，《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遠流出版，以口述歷史、書信、日記為資料，呈現簡吉一生，也看時代悲歌，最為動人。楊渡是資深新聞工作者，亦寫報道文學，早年作品《民間的力量》專述八十年代的環保、人權、女權、學權等運動悲歌，我曾在上班時偷偷讀，然後，偷偷流淚。
簡吉，出生於一九○三年的高雄鳳山，是農家子弟，幫忙農事之餘發憤讀書，考進台南師範學校，在當時，光榮有如中狀元。畢業後，回到鳳山公學校教書，做了四年教師，盡心盡力，但看見孩子因貧窮而沒法好好學習，心痛如割，也領悟現實之惡。楊渡描述：
「簡吉發現，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拖疲憊的身體來到學校時，不是因為一早就起來作農事，已經疲累得無力上課，要不就是農忙的時候，根本無法來上課。農忙時，無法上學的孩子尤其多，他們要參與大量的勞動，卻無法得到基本的溫飽，面黃肌瘦的孩子，在課堂上只能露出被生活過早折磨的疲倦。簡吉由是明白，問題不是出在孩身上，實在是農民無法生活啊。」
怎麼辦？
簡吉選擇的答案是：「我在村莊作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讀，而教學效果往往便失其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卻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職。」
這是簡吉於首次被捕，一九二九年，在法院公審庭上的自辯陳詞。他不願再做「月俸盜賊」，他決定直接走進農田，喚醒所有農民子弟，爭權益，反殖民，不再做奴隸，挺胸抬頭，生要光明磊落，若死，更要堂堂正正。
台灣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有了簡吉，有了新的生命與方向，而簡吉，亦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上)
馬家輝：壓抑的嚎哭
2014年12月7日
【明報專訊】楊渡於《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書內直接指明：過去國民黨解釋光復後的台灣反抗運動是受到中共影響，但簡吉歷史證明，它有更深遠的歷史，它是從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就開始了。
簡吉便是農民運動的領導人。
一九二五年，本為教師的簡吉辭職不幹，帶他的小提琴跑遍南台灣各村各鄉，推動農民運動，他跟友人合組「台灣農民組合」團體，並跟日本左翼以至台灣共產黨組織結盟，誓爭農權。一九二九年，簡吉帶領農民反抗日本濫收農地及其他剝削政策，被捕入獄，坐了四個月牢；但出獄後，繼續武裝抗爭，很快再被捕，此番，苦牢一坐十年，妻子和兒女在家裡悲痛等候。
日本仔被打敗，國民黨來了，簡吉暫時翻身，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但性格獨立的他怎可能被招安，不久後，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人外省人誓成水火，白色恐怖籠罩全台，可是簡吉不怕，繼續打，並組「台灣自治聯軍」，也出任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流竄台灣南北，企圖推翻蔣氏王朝。勇雖勇矣，終被擊破，一九五○年被捕，翌年三月七日，槍斃於台北馬場町。
楊渡書內描述，簡吉死訊，是由兒子簡敬在報上讀到，告訴母親，才一起北上迎回父親骨灰。「簡敬回憶起當時，母親帶他坐火車到台北，沿途上，從台南到台北的十個鐘頭，母親一語不發，抿嘴唇，凝視窗外。母親到馬場町，只見到父親冰冷的屍體。她是那樣從容鎮定，只告訴簡敬要如何祭拜父親。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為了怕影響孩子的未來，她要簡敬不要出聲說話，只由她去簽字具領屍體，再由簡敬幫忙安排火化的事宜。回到家，她只交代了幾句話，便進到她自己的房間裡，關起了門，然後，簡敬才聽到她那壓抑的哭聲，慢慢釋放出來，變成無法遏止的哭泣。從此，她彷彿不曾再哭過。」
簡吉在獄中留下大批日記，其後出土；他也常寫信回家，其中一封寫於行刑前不久：「有人說，儘管每個人走的路是多麼不同，可是要抵達的地方都是墳場。話是這麼說，而實際上我的生命也到了此。」
抗爭者簡吉，不畏縮，不迴避，他一早已知道自己要付的代價，只要付這代價，他便自由了。牢獄與死亡，從未打敗他。他終於走完自己選擇的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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