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 - 中國盛衰與美元周期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新年伊始，中國經濟噩耗不斷，中國股市兩度跌愈7%觸發熔斷機制全日停市。離岸在岸人民幣更是跌不停。去年8月人民幣貶值之後，中國官方說是一次過貶值，9月習近平訪美時在與奧巴馬的聯合記者會中，說「長期而言，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基礎」。但言猶在耳，人民幣在去年年底開始再大舉貶值，跌勢比8月更兇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去年7月在《紐約時報》題為〈沒穿衣的皇帝〉的專欄文章稱，中國金融波動最致命的，不是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是有關部門「暴力救市」藥石亂投，折損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公信力。如果說7月的暴力救市是折損公信力，那麼最高領導人說不會貶值又大貶，最近熔斷機制啓動幾天又取消，說禁止國企高層減持命令將鬆綁又不鬆綁，就簡直是摧毁公信力了。

順風順水 財金官員人人變天才

多年來中國經濟在高增長時期，中共管理經濟的公信力一直增加。西方出版講中國財經官僚多厲害多高瞻遠矚觀點千篇一律的專書，比食譜還多。在這個「東方賢人」幻影下，中國政府推出任何經濟政策，很多論者閉着眼也能稱讚是天才絕頂極有遠見的謀略。

但你再看深一層，便知道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到2010年的高速增長，其實並非因為中共發明了什麼絕頂聰明的新經濟模式，而是由美國在「911」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下大量苦無出路的過剩資本流向中國帶動。2001年起外資進入中國和中國出口業的興旺帶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在不斷增加的外儲支持下，中國政府便可安心大印人民幣刺激經濟，讓地方政府與國企不斷借款蓋鋼廠、興煤礦、鋪公路、造高鐵、建高樓。全球過剩資本流入中國有如天降橫財；中國財金官員，不論有無能力，都頓時成了能點石成金的天才，人人都是「神童輝」。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風暴，美國聯儲局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印美元救經濟，西方金融大行為了挽留恐懼資產市場的客人，便與財經媒體和學院經濟學家吹起「中國經濟奇蹟無敵無限」的口水泡，推出各種中國概念金融產品吸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的游資大增，中共便跟着加大力度放水刺激經濟。水源不斷，放出來的水被用來蓋已經過剩的鋼廠、一完工便因為安全問題被迫大降速的「高」鐵、沒有人住的鬼城，甚至滲了一些出去成為無數的澳門賭場泥碼和大媽的LV袋，也無所謂了。

鴻運當頭，加上西方白人別有用心的吹捧奉承，多沒能力的庸碌官僚，看起來都像天才。在這順風順水的環境下，一個「吹牛——資本流入——高增長——吹牛」的良性循環便成形。

經濟轉勢 庸碌原形畢露

但國有三衰六旺，好運也有盡頭時。2012年之後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結束量化寬鬆進入加息周期的預期出現，美元也開始轉強。同一時間中國因為長期實行國有銀行放債推動建設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與國企均負債纍纍，開始引起國際市場關注。但放水放上了癮，便很難一時改變。去年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仍以超過13%的速度增長。同時工資上漲、基建飽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引起實體經濟增長放緩，就算我們相信官方數據沒有水分，7%的GDP增長，也遠低於債務增長。結果就是整體負債佔國民經濟比例大增，現在已經超過250%。根據外國經驗，這樣規模和高速增長的負債佔經濟比例，只可能有兩種結果：不是企業大規模倒閉撇帳危及銀行體系，便是政府不顧一切用財政資源挽救企業，令政府陷入財政困難和相關企業成為勉強生存毫無活力的喪屍。

中國經濟減速、美元美息回升，導致國際過剩資本流入中國造就繁榮的循環逆轉，中國國內的資本，產生離開中國轉投美元資產的衝動。資本出走，乃是近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的底蘊。如果我們再看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便會驚覺中國外儲在2014年夏天到達4萬億美元的頂峰後便一直下降，到2015年12月底，已經累計減少了17%。這顯示北京一直在燒外儲來挺人幣。若沒有犧牲外儲，人幣便下跌得更厲害。這個趨勢持續，中共遲早會陷入兩難：如放手讓人幣自由下滑，演變成雪崩式貶值，近年累積了大量美元外債的國企將會破產；如繼續干預挺幣值，外匯儲備便會加速蒸發，到蒸乾的一天來臨，更大的經濟災難便無可避免。中國巨大外儲，令中國能在國際社會財大氣粗，讓全世界都進入「不是中國照顧便早完蛋」的可憐狀態。但若外儲一旦消散，中國便打回原形，「底氣」、「軟實力」、「話語權」都不要再說了。

一個「信心潰散——撤資——經濟下滑——信心潰散」的下行循環，於焉形成。面對這個惡浪，本來看來多英明的神童，都很容易變成狂躁失控的怪人。

發展中國家的捧殺周期

這個周期轉換，用中共的語言來說，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乃是更長時段美元周期的一部分，之前也有不少前車之鑑。1970年代美元下滑，美元資金向世界流竄，變成流進拉美等地的低息貸款，推動拉美發展的黃金10年。1979年開始美元在聯儲局激烈加息下重回升軌，資金回流美國，拉美等地便由盛轉衰，陷入債務危機。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下滑，美元資本又流到墨西哥、日本、東亞等地，吹起了這些地方的資產泡沫，到1994年華府重回強美元政策，資金又回流美國，引發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和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起格林斯潘轉向貨幣寬鬆令美元長期貶值，資金便開始大規模流向中國。2012年後美息、美元準備轉向，大有歷史又再重演的勢頭（見圖）。

回顧先例，被這個美元周期捧完又殺的經濟體，有的一沉不起，有的強勢復元。中國在過去15年被推捧到高崖，現在開始下墮，最後結果會怎樣？這就要看中國在盛世時累積了什麼樣的業了。

延伸閱讀：

Ho-fung Hung（2015）.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vestment: Dollar disruption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4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捷生 - 醜惡人性大釋放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1日

吳亮星對李波案的「偷渡嫖娼」說，暴露出人性最陰暗的一面。這還不獨是吳某個人，他在立法會保安事務會議上當眾宣讀的「網上傳言」，並非原創，而是來自中共真理部（中宣部）的產品，通過網絡和手機傳播。令人髮指的是，暴戾的國家意志已經吞噬了一個文弱書商，還要發動愛國群眾把他大卸八塊，實行人格毀滅。

文革精神仍在

適逢文革五十周年，回顧文革反人類反文明的浩劫，正是利用人性最陰暗的部份，以崇高的名義釋放出人性的邪惡。毛澤東在早期湖南農民運動中已發現這一革命利器，以人性惡糾合起來的痞子運動可以摧枯拉朽。後來的土改、反右、四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直至文革，莫不與痞子政治和醜惡人性的大釋放有關。

習近平和薄熙來一樣，文革就是他們的青春記憶。哪怕黨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精神資源還在。試看從抓網絡大V到抓記者律師，強迫他們上電視認罪悔過，如同文革的萬人公審大會。吳亮星潑出人格撕裂的糞汁，背後就是愛國群眾組織口號震天的精神批鬥。其實香港某些新晉社團，早已取代過氣的維園阿伯，屢屢以火爆語言與肢體動作去劫持公共論壇，形同文革造反派。維園阿伯還屬「自乾五」，徒有一片忠肝義膽，新晉愛國鬥士卻是要領封賜的。

聯想到香港新銳導演創作的《十年》，從短片〈浮瓜〉中最下層的黑社會小卒和南亞打手，再到「愛」字頭社團和某「聯」，調動其人性邪惡可以有不同手段，前者許諾金錢，後者賜予愛國光環和政治利益紅包。短片〈方言〉中的士司機對不諳普通話的同行之舉報。短片〈本地蛋〉中的少年軍沿街監控檢舉本土文化的殘餘符號，這般場景更是文革魅影重現。

最為震撼人心的短片〈自焚者〉，熱血青年不是去中聯辦，而是去英國領事館前抗議。只緣經過十七年的新殖民統治，沒有人覺得可以和毗鄰的強國講理，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還在，要焚燒這些被聯合國確認的文獻表達憤怒，把英國政府百般推諉的法律承擔和國際義務化為一團怒火。

我注意到〈自焚者〉中象徵泛民頭面人物的女議員在立法會前口若懸河，而某個時事評論家也就本土抗爭浪潮接受電視訪談，他們的滔滔口水對於已經付諸行動的青年世代，根本沒有意義。倒是時事評論員說到半截，現場忽然有神秘的「強力部門」闖入，影片沒有拍出他們的面目，甚至沒有他們的聲音，後面發生了甚麼只交觀眾自己去想像。

這不正酷似李波在那一刻遇到的突發場景嗎？香港人終歸要明白強國名言：法律不是擋箭牌。更別忘記當時強國外交部姜瑜同志後面還有一句：「甚麼法律都保護不了他。」

孔捷生
專欄作家

拒絕說謊才能使人自由──專訪布拉格之春發起人捷克作家克里瑪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1968年，捷克共產黨展開黨內民主化運動，卻被蘇聯派出坦克進入布拉格城鎮壓，史稱「布拉格之春」。

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其後成為異見作家，被秘密警察審問多次，一度做過掃街工人謀生。

其間，他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但最終回國。克里瑪這樣解釋過：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邊，那裏是我和初戀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遠離開捷克，以後再沒機會回去那裏，我就感到難過。

雖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終沒再回去那河邊；

但在我意識裏，我知道自己隨時可以回到那個地方，這種心態讓我感到自由。」

克里瑪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題。

近年，他在80歲的時候出版了自傳My Crazy Century，詳述自己「被剝奪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猶太背景被困集中營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壓為異見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再嘗自由。

克里瑪的抗爭歲月裏，已故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作者昆德拉，皆為他的文壇親密戰友。

克里瑪在自傳裏表示，反對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將自己混沌的私生活與大歷史交錯寫出。

他坦言：「我不想隱瞞，不想說謊。」

克里瑪指，拒絕說謊，無論是面對國家還是面對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問：譚蕙芸，因工作關係偶爾到訪捷克，路上讀過哈維爾、卡夫卡和昆德拉，卻喜歡克里瑪文風樸實有人味，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瑪，84歲，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與哈維爾等一起反抗蘇聯扶植的共產黨政權，被禁止公開寫作20年。至今有40餘本著作，作品被翻譯成30種語言，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曾在時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瑪的話。其部分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書商宣傳指出：「昨天讀昆德拉，今天讀克里瑪」，並形容「很多評論認為，克里瑪的文學成就和社會聲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筆者身處布拉格一間咖啡室，於零度的氣溫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傳。當時正好是香港「雨傘運動」尾聲，香港瀰漫着一股無力感。書裏我看到克里瑪對極權制度的觀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堅持十餘年頑強抵抗的韌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訪布拉格，想到邀請他做訪問。

我透過當地作家組織接觸到克里瑪，跟他通電話。曾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教過書的他，英語帶着濃重捷克口音，他邀請筆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當我到達這間小樹林旁邊的三層高小屋，克里瑪開門給我，已84歲的他背有點駝，動作緩慢但不失靈活。有英國記者形容，克里瑪有一個「披頭四髮型」，和「食肉獸般的牙齒」，事實上，他身形高大，頭髮厚重凌亂，頂着大肚腩，臉上表情木訥，第一眼給我印象有點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產黨 此後「窮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瑪穿著格仔毛衣、絨西褲，拖鞋和袜子，帶我到二樓書房，幾百呎的空間四壁塞滿書，書架擺放着他曾協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過，後來物歸原主的禁書（samizdat）。他給我泡了茶，坐下來單刀直入：「你想問什麼？」就這樣，我們天南地北談了三小時。訪談間，他倚在椅上時而深思，時而配以誇張手部動作解說，偶爾拉出手巾擦鼻。雖然他是國際知名作家，但沒有一種「我來教訓你」的氣焰。我說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傳，他不忘自嘲：「讀這本書會否浪費時間？」其自傳全球賣了2萬本，他傾向解釋是受惠於文學潮流。我們雖然有語言、文化和年齡的鴻溝，但觸及話題之深邃，讓我慶幸在這位作家年老之時，仍能與他澄明的腦袋相遇了一個下午。

克里瑪在自傳中說：「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時是坐牢（集中營），有時是失業，持續被警察審問。我做過一段時間（14年）共產黨員，當我發現這個黨是沒有良知並剝奪人民自由，我窮一生去為社會重建自由」。克里瑪少年時被共產主義吸引，後來他那位對共產主義更狂熱的父親被無理拘捕，令他開始醒覺。克里瑪今日回望：「我沒有後悔加入過共產黨，少年時有錯覺，相信共產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釋，不少捷克人最初對共產主義有好感，因為蘇聯紅軍在1945年打敗納粹德軍，其後1946年捷克舉行的自由選舉，共產黨獲票高達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黨內進行大搜捕，國人對共產黨感覺變差。

「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

克里瑪年輕時，曾任記者和文學雜誌編輯，發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字工作有諸多限制，於是與作家們一起爭取更多表達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壓後，他被逐出共產黨，但仍堅持與其他作家如哈維爾繼續地下寫作。克里瑪從書架上翻出當時他們出版的「禁書」：薄薄的牛油紙上滿佈打字機字體，他們用電動打字機製作複本然後拿去釘裝，並透過民間人脈互相傳閱，十多年間，地下書目多達數千本；另一邊廂，他們亦有把文章偷運到國外出版。

官方為了阻止這些活動，不但扣起克里瑪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稅、還沒收他的護照、駕駛執照，並切斷他家的電話線，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審問：「我發現，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思想，凡是烏托邦的思想，就要壓迫人民，這是定律；因為烏托邦在地上根本沒法實現，要實現就要壓制人民，是鐵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齒說出「iron law」兩字。

克里瑪形容，那些年，圈子裏至少有一百個文學家堅持站在蘇聯對立面。筆者訝異，作家可以如此團結，克里瑪解釋：「捷克有很長的民主歷史，從十八世紀末（捷克在一次大戰後1918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便有民主選舉，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會抗爭的先鋒。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蘇聯派來的領導人，是共產黨內最保守最強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權（stupid regime），對大部分國民欠認受性。」我反問，這個他口中的「愚蠢政權」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瑪不忘補充：「對，它撐了20年，卻一夜間死亡」，克里瑪的語調裏，總有一種樂觀的底氣。

克里瑪自傳裏提到，官方對異見作家的手段，對香港讀者感覺似曾相識：1977年，異見作家包括哈維爾聯署《77憲章》爭取人權；官方發動市民投稿到報紙反對《77憲章》；並拉攏藝術家、演員站台支持政權。凡是民間有反對聲音，官方都會發動同等聲音抗衡，這畫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問克里瑪，為何藝術家會支持極權，克里瑪語帶不屑：「有些藝術家很天真，因為藝術家大部分時間都像活在夢境中（才能創作）；加上政權會用很多方法拉攏你，用物質來賄賂你。當然，我認為藝術家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問，藝術家是否有責任關心政治？克里瑪說，這是個人選擇，但生於極權國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會裏，牽連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爭取表達自由，否則難以創作」。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哈維爾邀請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瑪婉拒，他解釋，既然自由已經爭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對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狀况，克里瑪覺得總的來說也算滿意。

自傳裏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異見作家一旦參與地下創作，報章就會出現文章攻擊他們「與西方勢力勾結」，不討好官方路線的藝術家會丟工作，有雜誌總編輯變成酒店門僮，作家變成洗窗工人；大學教授成為地鐵苦力；克里瑪就做過醫院雜工，測量技工、掃街工人。克里瑪的女兒更受父親牽連，差點沒機會讀大學。克里瑪回憶當時，語調平淡：「我算是較幸運一個，我在西方較有名氣，他們沒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斷審問威嚇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兩年。」

不想享受自己沒份爭取的自由 回到地獄

知識分子變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內容；事實上，克里瑪也把他的掃街經驗寫進他的小說《愛情與垃圾》裏。然而克里瑪卻覺得，知識分子在共產鐵腕下20年來受的苦，一點也不浪漫。他的自傳裏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訪問過布拉格，於會面上說過一些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了，即使它是地獄，也能為文學提供上佳的題材。」當時克里瑪覺得十分荒誕，在內心反駁道：「地獄當然是好題材，特別是你不用活在地獄裏。」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瑪有機會移居美國，但最終選擇「回到地獄」，不少人都責備他是傻子，他曾在自傳裏解釋，身在美國享受自己沒有份爭取回來的自由，卻知道同胞在國內苦苦掙扎，感覺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別作家的創作泉源：「一個作家，離開了自己的母語就會失去一種聯繫，難以創作」。事實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國，部分人批評昆德拉已離開太久。

走出集中營 便是自由人

克里瑪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營度過了4年，當時他只有十來歲。他承認，集中營的日子影響他一生。筆者後來用了一日造訪Terezín，這裏收容過十萬人，最後活口不夠十分一，其餘都被送到波蘭毒氣室。克里瑪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覺得自己倖存的「運氣」令他既內疚又感恩。克里瑪形容道，他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就是當集中營大門打開的一刻：「那刻好像夢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開了門，我走過這道門，就成為了自由人。」說時他年邁下垂的雙眼閃着光。

但克里瑪午夜夢迴都想起集中營的小玩伴，擦身而過就消失於人間：「集中營的歲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貴，就是後來共產黨剝奪了我各種自由，我仍可用一種『自由人心態』過活，即是，在文章裏只寫自己看到和經歷的事，不寫被指派要寫的東西。」

筆者屢訪捷克，發現捷克人對自由的擁戴，和美國人有點差異，特別在拒絕過度資本主義上比較硬淨。克里瑪也認同，即使在自由社會裏，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認為自由分兩種，外在的和內在的；在自由的社會裏，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壓力，傳媒的影響，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時是要拒絕一些關係和影響，有時卻要冒一定風險。」

對自己坦誠 才是自由的開端

讀克里瑪的自傳，叫我最訝異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坦克入城的一剎那，克里瑪寫道，他當時與一位女子身處英國，而這女子並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憲章》聯署時，克里瑪到最後並沒有聯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讓他女兒考上心儀的大學。這些人格的弱點，克里瑪敢於披露，當筆者問到他為何把外遇都寫出來，克里瑪顯得有點尷尬：「我決定要寫出來，即使我沒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寫出來，因為發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這本書裏坦白，不要說謊，不想隱藏。」

捷克作家之中，從卡夫卡到哈維爾到昆德拉，大家都強調面對人性陰暗面和弱點的重要性。克里瑪寫過：「卡夫卡在共產主義下之所以成為禁書，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瑪指，完美是一種危險的事，而對自己坦誠，才是自由的開端：「納粹和共產黨都愛搞個人崇拜，當你說找到完美的人，或聲稱找到真理，就是危險的時候。」我續問，被公認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總統哈維爾是好人嗎？克里瑪這樣形容舊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個坦誠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問，若世界上沒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嗎？克里瑪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壞制度裏比較像樣的；至於自由，你必須為它作出定義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說自由基本上是好東西。」

我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克里瑪從沒到過中國和香港，但他的著作卻在國內出版，克里瑪說，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

「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裏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

後記：克里瑪今年和太太結婚已六十周年，離開時，克里瑪太太開車送我到車站，她對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顯比丈夫悲觀：「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很天真，認為得到民主後，社會所有問題會得到解決，現在我們知道情况複雜得多。」克里瑪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師（此心理輔導學說在歐洲大行其道），她說，會替求診者「解夢」：「夢境裏會讓人看到壓抑了的陰暗面，有時，要了解自己不承認的東西，人才會得自由。」我反問：「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為自由像赤裸一樣，讓人面對自己的問題，需要勇氣」，克里瑪太太笑着點頭稱是。

文、圖／譚蕙芸

插畫／吳浚匡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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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惜姿 - 人人自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10日

李波消失已超過一星期，自從此事曝光，香港就像被一塊烏雲籠罩，窒息感覺揮之不去。

在臉書貼上幾則評論，一名身在美國的老同學看到了，問：香港人怎會感到安全呢？我看着苦笑，本來我覺得美國也不見得安全，人人都有槍，隔不多久便有槍擊案，小學一年級生也遭殃，連奧巴馬總統都流淚了，香港的治安卻是一等一的好。

但自從李波和其餘四人被「強力部門」帶走以後，撕破了假象。香港自以為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原來沒有，香港人過去太天真了，以為一國兩制真可保護我們，以為河水不犯井水，以為《基本法》27條寫明香港有出版自由，便真有出版自由。

浸大新聞系杜耀明老師說得好，那些習近平情史、共產黨崩潰等書，在香港是合法的，內地政府若認為是違禁品，大可以在海關扣查。一旦發現旅客帶「禁書」入境，立即嚴懲，那才合乎道理。國人帶違禁品入境，關員不阻止，反而越境在香港拘捕售書人，說得通嗎？

香港人因出版中央不喜歡的書而被越境拘捕，一國兩制徹底破壞，五十年不變提早結束。先例一開，人人自危，香港也不是香港了。但凡與中央唱反調的，都可被視為「反對派」，誰知哪一句話會「危害國家安全」？過去香港沒有真正民主，好歹還有自由，但自此以後，話已不能這樣說。

李怡 - 希望公眾不要將建制看得太負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9日

本文標題引自建制派議員、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前天說的話。陳在談高鐵撥款會在「陽光下剪布」時，接下來說「希望公眾不要將建制看得太負面」。他的意思是公眾負面看建制已是事實，只望不要「太負面」。這反映了社會對建制派的主要觀感。建制，除了議員，當然更包括官員。

李波傳真信，李太銷案及表示她相信傳真是李波自願寫的。可以說已相當配合中共對李波事件的補戲。只要中共暫時沉默，儘管香港社會議論紛紛，鬧個幾天，香港人的健忘機制發酵，事情也就會平靜下來。偏偏中共宣傳機構沉不住氣，《環球時報》連續三天發表評論，不但把在港辦案的行徑露了底，把擬好的劇本搞砸，而且對香港那些護黨幫腔的建制派連連掌摑，繼續把雪球滾大，除英國外交大臣表示事件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外，歐盟昨天也表示「情況令人極度擔憂」。

官媒連番掌摑建制事件剛曝光時，立會保安事務主席、民建聯大佬葉國謙表示，李太接深圳電話不能引伸為李波身在內地，因為在香港亦可以使用內地電話；又說未有證據顯示李波是被人綁架。第二天，《環時》評論證實李波在大陸，再一天，《環時》證明是大陸的強力部門使李波到大陸。

本來，李太銷案，建制議員都像撿到寶，姚思榮說，太太都銷案，係咪咁快要擺上立法會討論？田北辰說，如果李波自願到內地，就唔涉及內地執法人員來港跨境執法。黃國健說，綁匪只會要贖金，唔會叫你去銷案。最驚人是吳亮星誣衊書局五人在香港一起坐船去嫖妓被捕。

但建制的馬屁拍到馬腳上了，被《環時》評論一腳踢開。

《環時》除了清楚表明李波在大陸「配合調查」之外，也表示是「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所謂不是「跨境執法」，只是「內地警員」沒有用「五花大綁」把李波「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而已。越境辦案已昭昭明甚。

連續三天的《環時》評論，都狠批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政治書「包含惡意編造的內容」，指為「在香港搞危害內地和國家的行動」，這等於講出了強力部門脅迫被調查者配合調查的立意。香港網民指出，這是「一方面說自己不是殺人兇手，另一方面高聲說出殺人動機」。

《環時》最具恐嚇性的論述，是表示香港法律「不是用來掩護一些人或機構危害國家安全的專門制度安排。如果一些力量把香港的法律空間朝着對抗國家的極致使用，就說不準甚麼時候踩到危險的邊界上。」

在法治社會，法律是行事準則而不是制度安排，法律是公正而不含政治目的的，任何人任何機構只要不違法，做甚麼事，要達到甚麼政治、商業甚至個人目的都可以。是否危害國家安全，也不是掌權者說了算。比如在香港出版有關大陸的政治書，你可以說是危害國家安全，也可以說是推動國家向自由民主發展，有利國家的長治久安。如果做甚麼行業，包括開書店賣書，都思量要符合掌權者對國家安全的解釋，那麼香港過去在法律保護下各顯神通的揮灑就走向絕路也。

應受全港市民詛咒面對中共以強權代替法律的言論，建制派繼續出醜。前律師會會長、區議員何君堯說，現實政治有超越法律時候，無論當事人是自願或被擄劫，跌入他人地方，就受當地司法管轄。按此說法，把人擄劫往伊斯蘭國，被斬首亦屬合理了。馬逢國稱要尊重國內媒體觀點，但最官方媒體應是《人民日報》，《環時》評論只是「有內地朋友從他們角度去看事件」。根據大陸的百度搜尋，《環球時報》是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主辦與出版的報紙，還不夠官方嗎？若非官方，何以知道李波是中共「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弄過去的？

689叫香港人不要過份猜測，還希望被中共扣查的李波提供資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正等候內地答覆，叫人不應過份揣測。

中共官方媒體已講得清清楚楚了，還需要猜測揣測嗎？

李波的遭遇，引發香港人對自身安危的憂慮，掀起重新申請BNO的熱潮，香港一國兩制的崩解兆頭已現。在這涉及香港市民安危的事端中，香港人看盡了特首、高官、建制派的種種醜態。他們不僅不挺身而出，藉維護李波的安全，表達對香港人權益的關注，而且不停地為跨境辦案者護短，對受害者潑糞，為侵犯港人安全的強權解釋辯護。公眾不是對建制看得太負面，而是不夠負面。他們應受到全港700萬人詛咒。（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紀碩鳴 - 中央應嚴厲阻止跨境綁架

2016年1月9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失蹤案一波三折，開始時妻子懷疑李波被綁架報警求助，還有人質疑他是被內地執法人員非法擄走。但最新的消息又有李波有親筆傳真報平安，稱因為以「自己的方式」返內地，妻求警銷案。

失蹤案如果就此畫上句號，香港社會也能以此相信李波的傳真內容就是真相，可以滿意地放下失去自由的恐懼，那才叫怪呢！

倘非自願返內地 中央應嚴肅查處

雖然，以目前所有的證據都無法有力的證明李波是被綁架了，這有待香港警方會同內地政府進行調查，相信兩地政府認真合作，真相是不難被揭露的。毛澤東就講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我們期待真相，因為真相只有一個。如果李波真是不自願的被從香港「返內地」，不管是誰下的手，中央都應該認真對待，嚴肅查處。

當然，也有可能，李波真的以「自己的方式」返內地，這是他本人的選擇，講明真相釋解港人疑慮即可。但中央應該重申絕不允許這類白色恐怖事件發生，因為，過去確實曾發生香港人被綁架返內地的恐怖事。

匪夷所思的恐怖事件，就讓港商潘維曦夫婦遇上了。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綁架，「省港奇兵」活生生發生在「一國兩制」以後的香港。沒有人會承認這是當時廣東公安跨境所為，但內地的媒體卻如實作了報道。

2015年10月14日，廣東《新快報》直接指：2013年12月因百億非法吸存案被追逃的新中國大廈原東家潘維曦被廣東警方在香港抓獲歸案；2013年12月3日的《南方都市報》發出報道，聲稱「潘維曦近日在香港被廣東警方拘捕」。廣東警方跨境抓人？如果確實，這將是一起嚴重踐踏法治，破壞「一國兩制」的違法行為。

香港警方在接報後（報案編號為HKIRN13000547）非常重視，作了大量的偵察調查，蒐集了大量的綁架證據，據悉也找到了綁架案外圍的嫌疑人。不過，證據交廣東當局近兩年了，至今石沉大海。

最近曝光的廣州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檔案，由已落網的腐敗官員、廣州前政法委書記、廣州市公安局長吳沙批示的「穗公經（2011）458號」文件中的辦案工作方案中確定，成立抓捕潘維曦的專案組，設立材料、調查、追捕3個小組，由技術偵察部門掌握潘維曦的最新情况；通過出入境部門，比對潘維曦相片，了解活動規律；積極推進抓捕工作。消息人士稱，非法跨境綁架是吳沙在位時的最後具體實施。

駭人聽聞的香港綁架事件發生在2013年9月8日晚，港商潘維曦夫婦開車回香島道家的路上，遇到假冒的香港警察，指揮他們轉彎進停車場，說是車後燈壞了，等他們下車察看時，對面商務車中幾個大漢蜂擁而上，把他倆綑綁起來，塞入車內，然後開車至海邊再以快艇又轉漁船，綁架到廣東的深山中禁錮。將他們夫婦分開兩間房，戴上腳鐐，嚴刑拷打，一直折磨了整整5天。目的是要潘維曦按要求錄下口供。

其間，潘維曦稍有不從就被毒打，一直至遍體鱗傷，血流披面。口供背不準確，還被在全身傷口倒上蜜糖，再扔蟻巢在身上，讓螞蟻咬他。至9月13日凌晨，這些大漢達到目的後，將潘維曦夫婦綑綁手腳，封住嘴巴，扔到一個位於廣州市白雲區的橋下，沒多久就有人來把他們帶到鐘落潭派出所問話。

當地派出所不問潘維曦夫婦如何會落到如此地步，也不追查綁匪，而是由廣州經偵隊刑警前來拘捕，當日晚檢察院就發出了逮捕證，速度之快，超乎尋常。

案發後，潘家女兒在香港報警。在香港警方的努力爭取下，廣州公安才釋放了潘太太。2013年9月15日下午，在香港警方陪同下，潘太太回到了香港。

綁架完全是因為經濟事件引發，不涉政治。廣州市檢察機關指控潘維曦10多年前涉及非法集資，法院以非法集資罪、向非國家公務人員行賄罪、拒不執行法院判決罪、行賄罪判處潘維曦執行16年6個月有期徒刑，並透過不同渠道明確告知被綁者家人，不可能通過上訴等法律途徑進行申訴，因罪名已被確定。明明是遭人綁架的受害者，卻在內地變為被告人。詭異的是，當地檢察院以潘維曦的香港人身分起訴，法院卻隱瞞了潘維曦的香港身分，以廣州人身分判刑。因為，說到潘維曦的香港身分必須回答他是如何來到廣州的，事必揭露被非法綁架的事實。

嚴重挑戰法治

潘維曦是否犯罪，該由司法機構按法定程序審理，但非法綁架的程序不正義，怎麼能指望審理正義呢？這種行為嚴重挑戰內地和香港的法治。法治是基石，基石遭破壞，地動山搖。相信，這種以跨境違法綁架來抓捕「要犯」，從而維護法治尊嚴的違法行為絕不會是中央領導所希望見到的。

這樣的恐怖綁架，即使在內地也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如果不予以嚴厲阻止，其危害不僅破壞法治，讓港人倍感恐懼，更因為香港是國際都市，會影響國際投資的意欲，其損害無可估量。自然，強硬派會說，中國強大了，一個香港算得了什麼？如果這樣，中國強大了卻違背了改革開放的初衷，這一定不是中國領導所要的結果！

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特首梁振英述職時強調了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強調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今天就有人敢視一國兩制為無物，這亦是在挑戰中央的決心。

究竟是誰對潘維曦實施了綁架？為什麼廣州的司法機關如此無視這麼嚴重的綁架事件？為什麼這麼不尊重香港警方作出的調查？中央應該責成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以維護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維護法治建設的權威性。

柳俊江 - 錯配的公信力

反智動物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吳亮星「嫖妓論」一出，全城譁然。吳亮星所言是否屬實，在腦筋正常的人來說，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你是否願意用一用你的大腦和邏輯。不過面對現實，香港仍有一群烏合之眾，可能佔大多數，而且毫無反省之意。人講我講，不經大腦分析，尤其對於所謂權威人士的說話毫不懷疑照單全收，這是群體動物原始天性使然。當有人掌握適當的公信力和傳媒工具，就極之容易操控，就像趕屍人的搖鈴。

對於所謂權威人士的說話毫不懷疑照單全收，是群體動物原始天性使然。

電視在播「嫖妓論」，你覺得很可笑：「吳亮星是個小丑，講的說話會有公信力嗎？」「吳亮星」沒有，但「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有。新聞主播有力地讀出預先擬定的新聞稿，「立法會議員」、「收到消息」、「涉嫌內地嫖妓被捕」用詞正式，擲地有聲，引人入勝。雖然有稱CCTVB，但始終歷史悠久，團隊專業（好似係），雖不中亦不遠吧？偏偏，堂堂大台新聞部把手機短訊當作重要消息報道，卻沒有好好解釋其可信度，你說有多少觀眾信以為真？我坐在茶餐廳已經有幾位人兄大呼：「哦！李波叫雞！」

TVB背棄新聞原則吳亮星早就超越鍾樹根。他曾經說，聽聞飲鉛水能夠「延年益壽」，當時新聞沒有報道：「立法會議員收到消息，指飲鉛水能延年益壽。」而「嫖娼論」之荒謬，可比「延年益壽論」，但為何電視新聞要當突發要聞報道呢？背後的原因，有可能不止於「判斷錯誤」，而是「利用公信力」達到某種目的。

一月四日，梁振英首度回應事件，晚上李波太太銷案，當時的TVB新聞報道手法已經出現異常，筆者在另一專欄指出：「在業內出名『穩陣』的TVB，在處理李波失蹤消息的積極性，遠不及明報、蘋果和一眾網絡媒體，亦未見記者曾經如其他媒體般和李太取得聯繫。一向只相信「官方回應」的TVB新聞部，突然以突發「side bar」熱處理，相信是有十分「官方」的消息來源放料，而且比其他更貼近李太的媒體率先發佈訊息，確實讓我覺得奇怪。」而一月五日的立法會會議，吳亮星率先發言，TVB不由分說，不惜背棄最基本的新聞原則，冒險高調大篇幅報道，絕對有可疑。

大眾罵「CCTVB」的原意，就是希望新聞部知恥，不要再錯下去。如果真的走向CCTV，寧作共犯，我也無話可說。

Profile：前新聞記者，動物NGO工作者。現為自由傳媒人兼「另類生態學家」，透視傳媒生態、動物生態、社會生態。《反智動物》討論最高智商靈長類動物之種種反智行為。

馮睎乾 - 完全被失蹤手冊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九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完全失蹤手冊》曾瘋魔萬千迷信「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ailleurs）的文青，作者一開始就對「失蹤」下了個很牛的定義：「靠自己的力量，主動和原來的日常生活環境隔絕。」他提醒讀者務必留下親筆簽名的「失蹤聲明書」，並緊記下列三點：一，說明是自己要失蹤的；二，強調會平安歸來；三，寫下名字和日期。有了這聲明書，警方就不會追查你的下落，省卻不少麻煩。李波失蹤後也寫了「平安信」，聲稱「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又說「目前情況很好」，並在信末簽名和寫上日期，跟手冊建議的聲明書如出一轍。我當然不認為李波是因為嚮往新生活而失蹤，但有理由相信綁架者熟讀這部《完全失蹤手冊》。

二○一六年活於「新常態」的香港人，假如也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主動和原來的日常生活環境隔絕」，確實不用看日本陳年暢銷書，更不必理會那條金融友吳咩星提供的過期嫖妓指南，只要寫寫國家領導人的八卦，真假無妨，想逐漸消失又得，立即消失晒亦得。若打算失蹤十年，可以寫本類似《中國教父習咩咩》的書：晨鐘書局負責人姚文田曾打算出版此書，結果在深圳被控走私七樽化工原料，判囚十年。《中國教父習咩咩》雖然犯禁，但畢竟也能出版，香港公共圖書館也可借閱，顯然沒什麼大不了，因此你要跨境走私（或嫖妓）才能享有被消失的待遇，未免不夠便捷。

若想安坐家中也被消失，就要慎選題材。泛泛地批判中國，力度不夠，你應該針對最高領導人的秘密，尤其是艷史，才有機會突圍。巨流媒體所以慘遭滅門，據聞就是有力人士要那本《習咩咩同佢六條女》胎死腹中。雖云六女，但女一其實是已婚的習在九十年代遇上的電視台主播夢咩小姐──有說「中國夢」已暗寓芳名。這情史一翻出來，無異於指控領導人曾「與他人通姦」，你可以立即消失晒。不要忘記此五字是近年熱詞：全國三十一省市區倒台的「首虎」，有十人被中紀委冠以「與他人通姦」罪名；而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與他人通姦者，嚴重的會被「雙開」。你斗膽大爆習咩咩情史，難道要「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萬一被政敵用作權鬥黑材料，分明就是「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性有害出版物」，焉能不事先斬草除根？

香港人習慣遊行，最盡不過「佔領」、唱「今天我」，但北京害怕嗎？不，他們連疆獨分子也不怕，大不了四處「安檢」，只苦了普通老百姓。真要震驚中南海，出版一本《習咩咩的綺夢》似乎比恐襲更奏效，否則現在也不會急得孤注一擲，派人千里綁架（決非跨境執法）。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當然，亮筆之後，就要做好「被永久失蹤」的心理準備了。一路好走。

區樂民 - 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8日

認識一位世伯，在許多人眼中，是個典型的成功人士，家庭美滿，事業興旺，家財過億，身體健康。雖年過七十，仍每星期工作六天。

星期天，他和我一起喝下午茶，餐廳臨海，和風徐來，甚舒暢，我趁機向他討教成功之道。

「我並不成功。」他懊惱地道。

「哦？」我大感出奇。

「走過大半生，」世伯說：「才發覺大部份時間是為了他人的期望而活，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問他最想做甚麼，他答道：「浪跡天涯，寫寫畫，創作新詩。」

「你行動自如，為時未晚啊！」我提醒他。

世伯搖搖頭，沉默了一會兒，才說：「人到晚年，創作力和熱情大不如前，時機已過。」

我想想他的經歷，然後說：「其實你在五十歲左右，已是衣食無憂，孩子也進了大學，為甚麼不在那個時候追尋理想？」

「放不下，」他直道：「生意愈做愈大，人人都說我不應交給別人，連員工也求我不要遺下他們。我於是想，多做兩年吧，可是兩年又兩年……」

我開始明白他的無奈。

「你問我成功之道，」世伯說：「我會這樣回答，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你必須仔細想清楚，在永遠閉目前一刻，有甚麼事情可真正令你感到人生圓滿。認定目標，勇往直前，無怨無悔。」

張鐵志 - 台灣政治的歷史性劇變

2016年1月8日

【明報專訊】下周的台灣大選看來毫無懸念，民進黨會贏得歷史性的勝利：小英會以相當幅度勝選，立委選舉可能首度獲得半數以上席次——這都是歷史上第一次。

筆者曾在本版說過，這是一場十分無聊，但對台灣政治意義深遠的選舉，因為這次選舉反映出台灣政治地境史無前例的改變，就是綠大於藍。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4年。

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

這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青年政治態度的改變，加上所謂的「中國因素」讓多數民眾從信任到質疑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這兩個因素一方面成為太陽花運動的背景因素，另一方面太陽花運動本身又改變更多年輕人的態度——支持台灣獨立。最後，面對這場新世代戰爭，國民黨自己站到了青年的對立面，因此一路大敗。

吳介民與廖美兩位學者根據中央研究院在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顯示，在2011年，青年世代（20至34歲）中支持台獨者有43%，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35至49歲）為42%；中老年人（50歲以上）則是45%。到了2012年，青年世代台獨支持率升高到46%，壯年世代是39%，中老年人則是44%。2013年，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增為49%；壯年世代為42%；中老年人則降至43%。2014年，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青年世代的台獨支持率大增至56％，壯年世代也升為46%，中老年人則降低到41%。

中研院學者陳志柔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小組的調查資料指出，從2013年到2015年，國民黨支持者從33%降到21%，民進黨從21%微幅增長到24%，中間選民則大幅增加了，但顯然這些中間選民在議題立場上，是傾向民進黨的。

在2013年4月，當問到比較信任哪一黨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時，有49%肯定國民黨，遠高於民進黨的34%，這也反映出我曾指出的：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兩岸政策是國民黨的優勢領域，民進黨也普遍認為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眾不夠信任他們的兩岸政策。這是他們邁向執政的最後一里路。

國民黨選擇站在年輕人對立面

沒想到到了2015年1月再問同樣問題時，信任國民黨的是34%，低於民進黨的46%——在這兩個時間點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爆發了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運動。這使得長久以來兩岸政策原本是國民黨的優勢戰場轉變為負面因素，民進黨從兩岸議題上的激進派站到了中間位置（所以這次蔡英文主打「維持現狀」），國民黨則被更多人視為是親北京的。

此外，在馬習會後，不同民調都指出，雖然全體選民抽樣是肯定馬習會者較多，但在年輕人中，對馬習會持負面意見的比正面的更多。

奇妙的是，當年輕人態度明顯地出現轉變，當台灣最重要政治分歧從族群轉變為世代時，國民黨卻選擇站在年輕人的對立面。

在2014年底的台北市長選戰中，原本國民黨的連勝文因為權貴形象和作為，早已不斷捱打，但他們在選前推出的最後一波廣告，是要孩子好好聽父母的話去投票，這是他們雖然知道世代之間的態度不同，但要孩子聽父母的。

這堪稱台灣史上最愚蠢的廣告。

一年後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再度推出一個高度震撼的廣告：在暗黑的畫面中，一個「5年級」（1960年代）的中年男子用非常哀怨的語氣說：

「一個中年人，用了大半輩子，為自己的家和國家努力，為什麼今天，在他們口中，我成了壞人？……他們卻說，我去對岸打拼的朋友，是出賣國家；他們還跟我的孩子說，我們從小被洗腦，說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存在；他們禁止我說正義兩個字，因為正義是他們專屬……在別的國家，我明明是社會的支柱，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家，我什麼都不是……誰製造仇恨，誰才是壞人……」

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方面是典型的負面廣告，看似指控他人製造仇恨，但實則是用誇張的修辭，動員選民的不安與恐懼。這本身就是製造仇恨。

另方面，國民黨再次選擇了站在世代戰爭的另一邊。廣告的目的是訴諸45歲以上的男性中年選民，批評這幾年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公民運動訴求：不論是本土、社會正義或者對中國的擔憂，彷彿那些年輕人都是無理取鬧（更不要說是妖魔化對方觀點），彷彿這幾年的改變都是他們要抵抗的。

相對的，民進黨一直以來都形象更為年輕，也在文宣上更能與年輕人對話。例如《星際大戰》上演那天，他們在臉書上放了一張照片，是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臉加上光劍，然後寫上「民意覺醒」（電影原本是「原力覺醒」）。此外，他們有一支競選廣告是呼籲20歲的年輕選民去投票，另一支是強調跟着孩子走，我們就能改變什麼（雖然這個說法也很怪）。很明顯他們是相信年輕人的政治力量。

因此，這次選舉我們將看到民進黨取得大勝，並且會看到年輕人高比例地投給民進黨——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多支持民進黨和小英，而是因為國民黨實在太差了。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號外》雜誌前總編輯

梁家傑 - 如此港區人大

明報   2016年1月7日

一個女人在自己的大廈被強姦，看着疑犯逃到對面大廈去。她向管理員投訴，第一個說：「妳沒有證據他住對面大廈，不要唯恐屋苑不亂。」第二個說：「如果妳兩個月後仍然不適，我會向上級跟進。」第三個反問：「你有大叫和反抗嗎？」女人答：「他拿着刀子要脅我安靜。」對方答：「那麼你是自願被強姦的。」

這些冷酷無情到猶如黑色幽默的對答，竟然真會在現實世界出現。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消失」，民建聯葉國謙說不能證明李波身在大陸，指摘大家唯恐天下不亂；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或會等到三月向中央政府查詢；新民黨田北辰說李波是自願偷渡到大陸。

我想香港人本來就沒有期望這班港區人大代表會為香港人主持公道，但好歹他們是受香港俸祿的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萬料不到說出如此冷酷無情的風涼說話。潛台詞就是：總之事情發生了，你就乖乖的閉嘴，不要鬧事好了。認命吧，堅持在港行使言論和出版自由，你再不能同時得享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以為這些說話已夠刺耳嗎？另一名港區人大代表兼立法議員吳亮星說李波是偷渡北上去宿娼嫖妓被當場逮捕。這些沒有民意授權而得享權力的人，我們從來沒奢望他們為民請命，但也請你們不要如此喪盡天良好嗎？

銅鑼灣書店四位股東及職員相繼失蹤，輪到李波失蹤終於引起關注，因為他的回鄉證在家中，也沒有出境紀錄，如果真是涉及大陸官員越境執法押回李波，是公然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基本法保障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規定內地法律基本上不在香港實施，且中央和各地政府不能染指香港內部事務，所以李波一直覺得在香港從事出版很安全，至多不踏足內地。這次恐怖的人間蒸發事件令香港人心惶惶，警方重案組應該展開調查，而中央政府亦應徹查事件，並保證香港人不會在行使憲法保障的自由時受政治迫害。

面對梁振英和中共「一國吃掉兩制」的圖謀，愈來愈多香港人明白，我們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相反，是因為堅持守護自己的價值和制度，香港才有希望把它們保存下來。

陳文敏 - 越境執法

明報   2016年1月6日

剛踏入新年便傳來銅鑼灣書店東主李波失蹤的消息。該書店以出售文史書籍和內地禁書而頗受中港台的讀者歡迎， 近月已先後有五名同事失蹤，這次李波更疑為遭內地公安帶往深圳，他的太太曾接獲李波從深圳的來電，但李的回鄉證仍在其寓所，香港保安局亦證實並無李波的出境紀錄，警方已接手調查，實情如何現仍未清楚，但事件已引起市民的廣泛關注。

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維持兩個並存的司法制度，內地的法律不適用於香港，內地的執法人員亦不能在香港執法。內地的刑法基本上仍是信奉法律為政治服務，執法和解釋法律也往往帶有政治取向，《基本法》規定除附件三所列載的全國性法律外，其他國內的法律均不適用於香港，而附件三所列載的全國性法律亦只規限於國防、外交和涉及中港關係的法律，這項規定，正是為避免在港實施內地的法律。

香港一直是個尊重人權法治的地區，即使一國兩制近年受到不少衝擊，但香港仍是我們感到安全和自由的家園，若李波事件確實涉及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甚至越境擄走港人，這將嚴重打擊香港的法治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近日坊間朋友對此事均議論紛紛，人人自危，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處理和交代。

此事亦再次為「一地兩檢」敲響警號，它容許內地執法人員駐港並在港執法，當高鐵由內地進入香港但仍未達西九站前，究竟那裏為香港境內，還是仍屬內地管轄？香港法律何時適用？內地有哪些法律適用？在未經內地檢查前違反內地法律時由誰來執法？內地駐西九的執法人員進出西九站時要通過什麼程序？即使內地執法人員只限於在西九站辦理出入境手續（實際亦不可行），特區政府如何或是否有能力保證不會有其他公安或國安人員進駐或進出西九站？

李波事件引起的憂慮是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已非空穴來風的猜測，內地執法人員只需將拘留人士帶到西九站便不再受香港法例管轄或保障，高鐵頓成為一國兩制的缺口。面對這種種憂慮，多花一點旅途時間進行「兩地兩檢」，相信港人絕對樂見的。

安娜 - 意大利移民潮

紙上聲色   2016年1月6日

1960年是意大利影史上重要的一年，同一年內三部影響深遠的大作先後面世：費里尼的《露滴牡丹開》、安東尼奧尼的《迷情》、維斯康堤的《洛可兄弟》。三套電影，各自用三種不同的方法去面對當時的社會新貌——《露滴牡丹開》跟主角Marcello一起游走於羅馬層層眾生相之中求索生命意義、《迷情》用反傳統的敍事方法見證人際間相近相親之困難、《洛可兄弟》則以家族悲劇融合當時意大利國內日益嚴重的南部移民問題。

《洛可兄弟》在形式上不及《迷情》大膽，在內容上也不及《露滴牡丹開》時髦前衛，但它是3部電影中最有感染力、最容易讓觀眾理解接受的。《洛可兄弟》的背景是意大利五六十年代的國內大遷徙。那個時期，北方的工業生產發達，經濟高速增長，吸引了大批南部居民離開家園，到大城市找機會。故事主角Parondi家族共有五兄弟，長子Vincenzo已到米蘭謀事；電影開始時我們就見到家族之母Rosaria帶住其餘四子，千里迢迢來到偌大的米蘭火車站，為心目中的理想家庭生活打拚。

聖人製造悲劇

《洛可兄弟》推出時，不少影評人——特別是意大利的左翼論者——都樂見維斯康堤再次回到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根源。比起以動蕩歷史時代戀歌為題的《戰國妖姬》（1955）或完全走進片廠構築浪漫幻想的《白夜》（1957），《洛可兄弟》與現實社會的關聯無礙更強更直接。據說這部戲甚至是首部論及國內南部鄉民遷往城市的問題的戲。意大利的共產思想家葛蘭西曾提出意國南北對立是一個階級問題，南部的農民要與北部的工人團結起來。

維斯康堤深受葛蘭西影響，極關注南部人民面對的不公與艱難。電影甫開始，我們見到Parondi如何受人白眼——鄰里的婦人訕笑他們從南部而來，Vincenzo的朋友認為南部人都是交不起租然後等公家接濟的人。有一場Vincenzo的弟弟Simone與Rocco到拳館找他，想跟他一起練拳，誰知他們竟換上一身怪異的長袖衫褲，讓拳館的人笑得人仰馬翻。這部戲講的是一個適應過程，講一個舊世界家庭如何在現代化的環境裏調節，然而，在維斯康堤眼中，這種調節適應對南部農民來說必定失多於得，在未享受到豐盛物質與社會發展的果實前，他們先犧牲了許多原有價值與人情。

《洛可兄弟》最教人難以忘記的是Simone與Rocco兩兄弟加上妓女Nadia的三角戀。維斯康堤偏好烘托極端、戲劇化的情感衝擊及他執着於對某種消逝之物的感懷，在此可見一班。Rocco猶如聖人一般高尚，他為了拯救Simone，甘願為他背負所有罪咎，甚至可以叫愛他的Nadia回到哥哥身邊。Rocco溺愛兄長、偏執地期望他終有一日會改過自新的同時，其實對Nadia很不公平而且殘忍。或許這就是《洛可兄弟》最重要的悲劇元素之一——Rocco的善意竟不期然地導致了摧毀性的結局，令他、Simone與Nadia都走上回不了頭的沉淪之路。

《洛可兄弟》裏初出道的阿倫狄龍飾演純潔無垢的Rocco，在凡塵之中連番受苦。

李怡 - 李波案補戲，市民人身安全威脅未除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6日       

李波事件峯迴路轉，輿論對新發展有各種解讀。立足香港人的價值觀和利益的議論應聚焦兩點，一是李波本人的安全和家人的福祉，二是對香港一般市民的人身安全的威脅。

李波失蹤當晚從深圳打給太太的電話，說「暫時回不去」、「他們要我協助調查，如果我表現合作，就可以從輕」；李太指，當時聽到電話中有背景音用普通話說「對，配合就沒問題」。不久丈夫又來電，說「你可能都明白發生甚麼事」，着她「不要搞大這件事」。李太感覺丈夫是講給監視他的公安人員聽。加上李波沒有帶回鄉證和入境處沒有他出境記錄，國安或公安越境辦案的表面證據已成立。至於是公安自己出手還是如博訊新聞網所說，由中共下令香港黑社會綁架後再坐「大飛」往深圳，則本質上沒有分別。

雖不認跨境卻認辦案

中共大概認為事情會像過去幾宗港人在大陸失蹤或王炳章、桂民海被綁架一樣，新聞鬧一兩天社會就會淡忘，想不到李波太太報案使事態像滾雪球般迅速膨脹，不僅香港輿情譁然，而且震動國際。擺明違反多條《基本法》規定的跨境綁架執法，不僅破壞一國兩制，使香港市民恐慌，也使中國的國際信譽盡失。前天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指，「猜測李波被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帶走的說法最熱，給此事做『違反一國兩制』的定性」。接着，梁振英重申董建華說過的，若有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是「不能接受」。

一方面，李波無出境記錄而又在大陸「協助調查」和「配合……可以從輕」的證據確鑿；另一方面，中共和港共又不承認大陸執法人員跨境辦案。中共怎麼把這個戲演下去？有李旺陽「被自殺」的前科，使人想到：當專制政權矢口否認明顯的事實時，最有可能的選擇就是讓涉事者「人間蒸發」，而不會讓他回港爆出真相。李平說「被失蹤恐變被自殺」是很自然的估算。在中共港共否認跨境辦案之後，家屬的自然反應是恐懼加深。香港人的價值觀和同理心，必以身陷險境人士的安全為第一考量。為李波及其家人考慮，一切妥協我們都不該質疑。

李波的傳真信和李太去警局銷案，明顯是中共要「補戲」了。傳真信多重破綻，昨天《蘋果》已有人指出。事實上銅鑼灣書店也從來不見有「陳生」此人，傳真信由台灣中央社發出，其後李太（不是陳生）去書店收取，也不是常態。但儘管戲補得很爛，但總要找一個雖不能自圓其說也要可以勉強解釋的「沒有跨境辦案」的說法。

補戲之外，中共官媒也表露了雖不承認跨境卻承認是辦案的真意，就是《環時》所說：「李波這次配合調查所涉不是小事。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造成了惡劣影響。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但它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卻早已『越境』進入內地」。有此表述，整件事的圖像已相當清晰了。吳亮星昨天拋出「嫖妓說」，除了自暴其醜催人嘔吐之外，有誰相信一個每天7點半前回家吃飯的65歲男人偷渡去大陸嫖娼？

普通港人的共同命運

但事情遠沒有結束。儘管中共勉強解釋了「沒有跨境辦案」，仍然無法使香港人釋除對人身安全的憂慮。也許有人認為李波及其夥伴是因為出版中共內幕書籍惹禍，只要自己不涉這方面的行為，就平安無事。但《基本法》保障香港有出版言論自由，政治書籍「越境」進入大陸，不是香港出版人的責任。要避免受影響，中共可嚴防旅客帶政治書籍入境，而不是越境逮捕境外的出版人。何況被捕的銅鑼灣書店人員中，有幾個只是做發行銷售工作，前書店老闆林榮基更是20多年守着毛利不足都被租金蠶食掉的兢兢業業的愛書人。據聞機場書店近日已將涉中共的政治書籍下架。書店售貨員發行員、各書店老闆，他們都只是開舖打工謀生的普通香港人，現在居然也要為自己的安全擔憂。

因此，這是普通香港人的共同命運。跟李波的職業無關，因為他只是在香港做法律允許的事；跟大陸維權人士的遭遇無關，不是要促進大陸人權香港才有人權，而是我們本來就有人權；跟中國另一制的專權制度無關，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人應有自己的法律權利。這是恐怖襲來的問題，是魔爪伸進香港，一國兩制被踐踏，在香港合法謀生的普通市民也受到人身安全威脅的問題。我寫作，你發聲，他上網，明哥阿詩唱歌，阿寶阿勝開書店賣書，都可能會突然被消失。對此推波助瀾的，就有一個把正當職業行為誣為「嫖娼」的混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何慶基 - 想把人民變蠢蛋的蠢蛋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5日

與英國萊斯特大學合作研究藝術刪禁的問題，研究進行了半年開始略有頭緒，發現政府最有效落實刪禁的方法，不是甚麼鎮壓制止，而是讓人民統統變成蠢蛋。

任何形式的強制操控，浪費資源兼且形象差劣。現今極權政府刪禁鎮壓手法比昔日極權者如史太林高明得多。最有效而全面的，不是威嚇、監控或以惡法來「依法管治」，這些方法即使壓制了言行，人家心底還是抗拒不服氣。最高超的是薰陶、教育，縮窄人民的目光視野，封閉其思想於細小領域，令整個社群不單不自知，且更沾沾自喜，井底裏以為盡得天下，甚至以此為傲。極權政府就是喜歡這類慢慢煙熏出來的蠢蛋。

事事向錢看的井底蛙

要人民心服口服自甘墮落，不能強壓，要靠落藥催眠去磨滅智商。精於權術的英國殖民統治者深明此道，利用早輩逃港難民那寄人籬下、只求兩餐的卑微心態，培育不搞事只求兩餐的蟻民。多年前曾就香港藝術教育作研究，訪問早年於殖民政府教育署美術科任高職的華裔教育官，當年他曾向英籍上司建議加強中小學美術教育，得到的回應是「學生們學設計好了，學美術令他們想太多」。

「想太多」永遠是當權者的心中刺。簡化思維、縮窄視野，是統治良方。殖民地設立的金科玉律「繁榮安定」，回歸後繼續成為絕對權威。賣的仍是只要賺錢不問其他。繁榮指「有水」、安定指「不要搞搞震」。文化藝術往往是社會獨立思維的表徵，現在連搞文化藝術，都主要以經濟收益來量度，研究可吸引多少遊客，如何建立文化都會品牌，大型文化項目如西九，鮮有討論發展文化對本土有何深層次文化意義。網絡23條談的也是經濟回報，忽視對創意、個人表述的破壞。事事向錢看，腦袋和目光俱欠其他更高更闊理想視野，努力塑造的，是個聲色犬馬大家開心的夜總會。

教書多年，一直認為學生只顧打機唱K，以及盤算畢業後如何賺錢買樓買車。面對如此膚淺一代，心底倒有點失望，如果不是鄙視。怎知雨傘運動的出現，令為師者大跌眼鏡，不單因為他們原來有賺錢以外更高的理想和要求，而運動期間大部份人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展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克制、和平、堅持和真誠。當權者及其附庸未能跳出思維枷鎖去了解新世代的思維，瞬即以井蛙之言，控以破壞繁榮安定的彌天大罪，以為齊齊賺錢，社會即成天上人間，所有人也得以全然發展，即使這繁榮絕不公平，有人賺得超級特別多，但漏斗效應最後也惠及貧下階層。例如多消費於是街頭多紙箱垃圾，六、七十歲老人家於是可多拾紙皮，多賺十元八塊。一個又一個老人家推着載上重甸甸紙皮的木頭車，穿插於車輛橫行的路上，快慢交錯，好一片港式繁華景象！

雨傘運動新世代搞亂這個繁華檔，大逆不道至竟要追求繁榮安定以外其他東西，統治者苦心經營、商家和權威學者努力推動的凡事向錢看傳統被打破，仍不知道一些已醒覺的新生代，再沒那為錢做乖乖的奴才心態。對自己、對這個由難民營已變成家的香港，有更高更遠的期望。

最近網上有英菲混血兒反駁王晶那「買到樓是成功」的短片，論點清晰鮮明，淋漓盡致的交代新一代對自己、對香港的理想，羅列井底蠢蛋看不到或不敢想的單薄思維，惹來無數網民激賞。年輕人的激烈行動，井蛙又是從錢的角度解釋，認為是因找不到工作、買不到樓造成，這可能是部份原因，但只要略為與學生溝通，便明白這些絕不是主因，特別是當大批離畢業找工作買樓還很遠的中學生也走上街時，蠢蛋也應嘗試了解年輕一代其他的理想訴求，例如民主與自由。如果連這點也看不到，也無謂浪費時間搞甚麼青年事務。

雨傘運動其一重要成就，就是鮮明地說出要擺脫至今仍持續的殖民式統治下那種思想模式，對自己和社會有更高更遠的要求。這思維解放的轉捩，定會耀目地留在香港史書上。至於那些嚴重近視、腦袋萎縮的蠢蛋，讓他們繼續留在自己成功購買的樓房內，繼續看陳年鹹片，繼續自欣自慰吧。

何慶基
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李平 - 在被出賣的香港 被失蹤恐變被自殺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5日

對於銅鑼灣書店股東、職員接連被失蹤，梁振英在傳媒追問下終開腔回應稱，假如有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是違反《基本法》，不能接受。這樣的假設對營救李波等人有何意義？這樣的答案能確保港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權利嗎？這樣的答案能阻止中國的紅色恐怖向香港蔓延嗎？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昨日的評論，指摘有人炒作李波失蹤事件是試圖製造香港社會與內地隔閡、抹黑「一國兩制」，但文章也不經意地透露：一是港府一定會與內地相關機構溝通，把事實搞清楚；二是銅鑼灣書店股東出事與書店「幾乎專門出版、銷售與內地有關的政治書籍」有關。由此推論，李波等人被綁架往中國或在中國被扣押，是因為出版中國不喜歡的禁書，而與中國有關機構有溝通的港府是知道事實的。

政治驚悚片演出香港版本

由此可見，梁振英的假設不是輕描淡寫，而是荒謬。自去年10月至今，銅鑼灣書店股東、職員失蹤最久的已近三個月，李波在香港失蹤至昨日也已有五日，梁振英政府要拖到何時才公佈與中國相關機構溝通的事實？要拖到何時才採取營救港人的行動？難道要坐等《被出賣的台灣》演出香港版本？

2009年，台裔美國人刁毓能製作了一部以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的電影《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取材自江南案、陳文成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這四宗對台灣走向民主化都影響深遠的案件。其中，作家江南（原名劉宜良）因著書《蔣經國傳》，被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僱用黑幫槍殺。陳文成教授由美國返台灣探親時被警備人員帶走，後陳屍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旁，當局竟聲稱他是畏罪自殺，用現在的表述就是被自殺。林宅血案是指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被囚期間，其母親和一對雙胞胎女兒在家中遇刺身亡。美麗島事件是當局鎮壓民主人士的遊行和演講，但被害人和辯護律師後來多成為民進黨核心成員，而陳文成案、林宅血案迄今未破。

《被出賣的台灣》被歸類為政治驚悚片，揭示強權政治下國家機器暴力的濫用，即製造白色恐怖。刁毓能表示，拍攝這部電影的最大目的，就是希望白色恐怖永遠不要再發生。對比中港兩地現時的政治氛圍，不能不感慨一部優秀的政治驚悚片，雖然取材於歷史，但在揭示政治黑暗的同時，給予世人的警示、忠告總是不會過時。

香港正處於被出賣的年代

令人驚悚的是，台灣正走出被出賣的年代，而香港正走向被出賣的年代，李波案只是一個開始。《被出賣的台灣》所引用的四宗大案，在中港兩地已有蹤影可尋，甚至已有翻版事件。李波被綁架，懷疑與書店準備出版一本有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情史的書有關，讓人看到江南案的影子；中國去年7.10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也讓人看到美麗島事件的影子；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幾乎是陳文成案的翻版。如果聽任中共在港濫施暴力、製造紅色恐怖，誰敢說江南案不會在港發生？誰敢說港人不會從被失蹤演變成被自殺？

對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職員被失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表示，不了解，沒有這方面的訊息。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更聲稱，如果公安真係要帶佢走，「都會做得乾淨啲啦」。如此裝聾作啞或裝瘋賣儍，印證香港正處於被出賣的年代。《被出賣的台灣》在台灣公映後，刁毓能曾建議：台灣人應該主動關心台灣的民主，關心政治，關心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否則，別人就會決定你的命運。

香港人，好好記住刁毓能的忠告！

黃世澤 - 從江南案到李波案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5日

銅鑼灣書店股東、職員接二連三失蹤，香港人本來不聞不問，直至股東李波居然在香港失蹤，在沒有帶護照、回鄉卡情況下照樣被帶到深圳，加上政府不斷推銷在高鐵西九站搞一地兩檢，港人終於害怕被中國的人擄到西九站後，再乘高鐵帶到中國去。

李波在香港被擄走，這是公然藐視《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必須為李波爭自由，這不只是為李波，而是為自己。但由北京對付銅鑼灣書店的手法來看，中共這類強弩之末的政權，做事最沒章法可言，對香港言論自由最為危險。

在海外寫政治內幕寫到招惹殺身之禍，這並非沒有先例。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筆名江南的旅美台灣作家劉宜良，在美國三藩市被國民黨派去的竹聯幫分子槍殺，便是這種狗急跳牆的例子。當時台灣的情治機關，因不滿劉宜良寫的《蔣經國傳》內容，再加上要阻撓他寫《吳國楨傳》，因而指派竹聯幫分子在美國槍殺劉宜良。

銅鑼灣書店這次因出版政治內幕書籍，多名股東在泰國、香港等地被擄走，中共的膽子一定越做越大，遲早在西方國家指派幫會成員，甚至駐在當地的特務暗殺異見人士，不單華人的言論受到侵害，而且更有可能危害區域和平。江南案令台美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皆因這是首宗他國情報人員在美國指使殺人的案件，若非台灣與美國有同盟關係，台灣所受的懲罰，可非關係陷入新低點那麼簡單。

或利用黑幫對付異己

不論銅鑼灣書店一眾股東有甚麼背景，他們出的書到底是報道事實，還是譁眾取寵，中共打算學國民黨般，利用幫會成員甚至特務幹掉在海外的異見人士就是無法容忍。特別今天香港幫會成員，很多都因不同因素與當政者合作，今天李波可以忽然人間蒸發，他朝不要說香港有異見人士像李波般突然人間蒸發那麼離譜，只要出現類似林義雄一家的血案，異見人士無辜家屬被人攻擊死亡，就更加嚇人。不要讓當權者的膽子越來越大，幹出一些離譜的事，很需要廣大市民挺身而出，明確對這類行為說不。

或許有些不理政治的市民，對李波案，或類似可能涉及特務或黑道的案件漠不關心。這些不理政治的市民，終有一天要付出代價。台灣政治與黑道密不可分，黑道在台灣勢力尾大不掉，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與黑道互相勾結，讓他們坐大。黑道為何要為國民黨賣命，幹出江南案一類令人髮指的事？皆因政府可以讓黑道得到各種好處以作回報。一旦中共為了鎮壓異見人士，不擇手段，特務與黑道合作以非法手段對付香港異見時，中共一定會讓香港黑幫橫行以作回報，屆時黑道會向哪一些市民開刀？以黑道欺善怕惡的本性，肯定就是那些不理政治，不敢反抗的人。

因此，香港每個人都可以是李波，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職員的下落，以及他們為何被帶到中國去，北京有責任作出明確交代。如果北京拒絕交代，這不單表明北京撕毀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人不單不一定可以在香港安居，如果香港人不敢出聲，可能要等有人在西方國家不幸喪命，才知道就算有外國護照都不一定可以安寢無憂。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林保華 - 金堯如所言綁架終成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4日    

銅鑼灣書店的最後一位股東李波從香港被綁架到深圳。到底涉及甚麼江洋大盜的案子，要中共採取這種恐怖的綁架手段來抓人？

其他股東或在泰國，或在深圳被拘捕，只有李波是從香港被綁架到深圳去，視《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司法管轄權於不顧，也不顧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宗綁架案，讓我想起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對我的移民勸告，因為他的勸告，我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離開香港到美國，以後轉進台灣。在美國曾多次到金老總家拜訪，他才告訴我他移民美國與多次勸我移民的秘辛。

金老總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員，長期負責新聞戰線的工作。但是他思想開明，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後，他在《文匯報》也推動改革開放，我多次批評挖苦《文匯報》，但他不以為意，終於成為忘年之交。八九學運期間，他身為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與同仁一起讓《文匯報》在頭版開天窗對北京的戒嚴表示「痛心疾首」。

金老總在六四後移民美國。因為在他退黨與中共開除了他的浙江省政協委員職務後，還沒有放過他。在北京的老友秘告李鵬要綁架他帶回中國時，他才決定移民。中共策劃的綁架是利用金老總無酒不歡的個性，準備利用晚宴灌醉後綁架，把他塞進香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可以免檢查而出入文錦渡海關的轎車車尾箱裏，運進深圳。如果因為太晚而無法在當時晚上十一點封關以前趕上出關，就把他送到招商局每天半夜開赴廣州的客輪，第二天早上就送到廣州。

越境「執法」紅色恐怖

他接到這個訊息後，立即移民美國。他也擔心我在九七後會遭到同樣命運，所以力勸我移民他國。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也是他在美國告訴我的，他說是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親口告訴他的。那時他們與前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千家駒（六四後都移民洛杉磯）常常在一起（號稱「許千金」）打麻將。

李波多年沒有去大陸，回鄉證留在家裏而可以離開香港進入深圳，如果不是有香港入境處做幫兇，更大可能就是以策劃綁架金堯如的辦法，利用邊防免查的官方用車出去。對這種侵犯香港司法管轄權的行動，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振英是充當馴服工具而睜一眼、閉一眼，還是行使《基本法》規定的香港高度自治權，向中共要人，並且懲辦從事這種土匪行為的相關官員？

近來中共常常到國外執法，例如東南亞，在美國向令完成執法而惹惱老美，在香港自然更加無法無天。這個綁架手段不制止，除了政治異議人士，其他商業與民事糾紛都可以用這種手段處理，還有假公濟私部份，香港必將人心惶惶，被紅色恐怖籠罩。這種越境執法的犯法行為，也應該引起聯合國的關注，否則勢必蔓延全球而成為人權大患。

林保華
中共黨史學者、資深評論員

明報社評：天大的事 不容含糊

2016年1月5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股東與主管5人先後接連失蹤案，牽連「內地因素」。此事放在歷來香港問題和事務的進程審視，可說是天大的事，關乎「一國兩制」的安排是否受到衝擊，也涉及《基本法》的規定是否失效。首先，港人有權利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審視人身安全和基本自由是否還受保障；另外，此事若涉及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屬於破壞「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會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此事必須盡快搞清楚，如實向港人交代，消除疑慮。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 衝擊穩定繁榮基石

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已經歷時兩個多月，其中4人的家人朋友分別向警方報案，而從他們的接觸互動，警方的角色有點奇怪，好像知道失蹤者身在何方。銅鑼灣書店經營主打內地禁書，涉及政治敏感事宜，或許是警方處理得有點奇怪的原因。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特首梁振英主動申明他和特區政府的立場，絕對有必要。梁振英引述說法指銅鑼灣書店事件可能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他清楚無誤地表示：根據「一國兩制」安排和《基本法》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有權在港執法，若有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是違反《基本法》，不能接受。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到1997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進入日程，港人面對刻日而來的巨變，有很多擔憂，包括回歸之後會否失去個人基本權利，不能再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當時內地法治不彰，居民不知何故被執法人員帶走後，家人探詢無門等景况，港人耳熟能詳；那時掀起移民潮，不少人主要考慮之一是擔心人身安全和自由不受保障。《基本法》第三章規定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第28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寫明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有關規定消除了港人疑慮，人心基本上不再浮動，更多人願意留港建港，那就是人身安全自由不受威脅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箇中類如內地執法人員操作的手法，勾起港人對香港回歸的擔憂。因此，對於港人而言，確證人身安全自由不受威脅，仍然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是目前的頭等大事。不少人萌生焦慮，對時局和香港前景的判斷和抉擇，將視乎當局怎樣處理這宗失蹤案。

至於北京中央，也有必要了解事態是否涉及衝擊「一國兩制」和不符合《基本法》的情事。「一國兩制」是既定國策，載於憲法，雖然有些時候港人與北京就「一國兩制」的認知實踐存在分歧，但是仍然應該相信中央珍視有關安排，只是制度設計和實踐存在落差，仍須磨合。當年制度設計還有嚴格規定，就是規管內地地方或部門人員來港，避免出現一些鹵莽做法而破壞「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的情况。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迄今未能證實是否涉及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但事態之詭異，相信即使失蹤人士再露面，真相仍然難以大白於天下。不過，若事態涉及內地因素，或許有兩種可能。一是有政策支持，容許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可是這個情况，以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珍視，可能性不大，因為這樣做實際上就是廢了「一國兩制」，不單對國人（包括港人）無法交代，在國際社會引發的迴響和反彈，也將難以善了，中央犯不着給自己製造難題。另一個可能是有執法部門或人員繞過機制，自行來港執法，釀成風波；若屬這種情况，說明當年中央並非過慮，因此中央應該重申嚴格規定，使涉港事務必須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辦理。

勾起港人深層不安 特首應向中央反映

梁振英就銅鑼灣書店失蹤案，引述「社會有說法」，帶出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的懷疑；以他的身分，公開發言須顧及影響，這個婉轉提法可以理解。不過，特首作為特區之首，對港人負責同時對中央負責，並作為港人與中央溝通的橋樑，所以梁振英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對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的疑慮，指出其惡劣影響，以免衝擊香港賴以穩定繁榮的基石。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勾起港人最深層的不安。在這裏生活的人，人身安全與自由是天大的事，不過處境被動，只能注視權力當局如何處理，以確定是否可以放下恐懼，毋須擔心。因此，特首和中央釋出什麼信息，十分重要。此案失蹤5人即使再露面，大家只是舒了一口氣，可是要怎樣使港人相信生活在香港仍然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基本人權獲百分百保障，那就需要權力當局努力，給予港人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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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 - 港府應先通緝綁匪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4日

李波被綁架引起香港輿論關注和市民恐慌，但媒體和網民的議論多犯了一個大錯：事件的性質不應定為中國公安或國安跨境執法，跨境執法另有其程序和原則。這是赤裸裸的綁架案，香港市民在香港被綁架，港府首先要做的是通緝跨境犯案的綁匪，懸紅讓市民提供線索。

去年10月，中國維權律師王宇之子包卓軒被公安從緬甸綁架回中國，鮮有港人關注。其後，銅鑼灣書店股東、店員接連在泰國、深圳被失蹤，香港媒體仍未有廣泛報道。輿論對這些事件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一是把事件定性為中國公安或國安在執法，至多是跨境執法。二是聯繫中國在東南亞多國採取行動，拘捕電話騙案的犯案者，既批評中國想充當世界警察，又隱隱默許中國的行動。

性質是跨境綁架案

這種冷淡及片面的批評，是對中國公安或國安非法綁架的縱容。把他們的綁架淡化為跨境執法，無異於等同認為他們的綁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問題只是司法程序有瑕疵，進而認為在香港是安全的，中港沒有遣返協議，港人更會受到司法程序的保護。但是，如果把中國當局在緬甸、泰國的行動，放在綁架的角度去觀察，就不能不提高對跨境綁架發生在香港的警覺性。既然是觸犯當地法律的綁架，你怎能認定公安或國安就不會在香港做出這等勾當？怎能認為香港的司法程序可以保證你不被綁架？

李波事件的定性，關乎港人的聲援重點，關乎港府的對策。李波的回鄉卡在家中，又沒有出境紀錄，人卻在深圳致電回家，無異於被綁架的人質獲准致電報平安等候開出贖金。如果把事件定性為中國公安或國安跨境執法，自然容易引發對高鐵一地兩檢的恐懼和反對，但如此一來就要循中港司法合作的途徑，坐等中國當局的「合作」。但是，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是涉及中共領導人的禁書，就算領導人自己看不到這些書、沒有任何指示，總有一班慣於溜鬚拍馬的官員去護主，去拒絕合作。

銅鑼灣書店眾多股東、職員並未被控罪及被通緝，中國公安或國安也未循司法合作途徑取得香港警方同意及合作，而是擅闖香港擄人，與張子強當年潛入香港綁架富豪有甚麼兩樣？事件的性質是跨境綁架案，香港警方豈能不通緝綁匪？市民的聲援不只應要求港府確保中港司法合作的程序得到落實，反對中國跨境執法，更應敦促港府循查辦綁架案的程序，迅速採取行動通緝綁匪、營救人質。

李波事件不只破壞了《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司法獨立、一國兩制，更破壞了第28條有關香港居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剝奪了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港人豈能坐視梁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縱容綁架勒索？豈能如全國人大港區代表羅范椒芬所言，等到三月全國人大會議舉行時再就案件向中央諮詢？（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孔捷生 - 《十年》未來場景驚變現實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4日

我在香港看電影《十年》，上午十一點最早場依然爆滿。觀後頗為動容，真是一部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電影！十年之後的2025年，香港會變成甚麼模樣？五位年輕導演通過五個短片警醒港人，這就是我們的未來，除非大家挺身而出把握自己的命運。

《十年》分〈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五個單元，十年能有多長？彈指一揮而已，故而電影表現的都是眼前現實。單說〈浮瓜〉一節——香港「愛」字頭的愛國社團以其炫目的出位動作，儼然與傳統左派某「聯」排排坐，而他們又和一眾特區政府高官無異，都須在密室接受西環幹部耳提面命。警務處長密令黑社會和南亞裔槍手上演假行刺，肉靶是「愛」字頭的大姐大以及某「聯」的頭面人物，但只製造刺激場面而毋須見血，許諾事後槍手收錢並着草遠遁。行刺者照足腳本來做戲，實際上卻被警方當場擊斃滅口。於是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並迅速通過了《國安法》……

綁架李波是系列抓捕之一

這是虛構情節嗎？雨傘運動期間親中擁共社團的作為，警方和黑社會互為呼應的諸多細節，都是香港未來寫照。再看〈方言〉和〈本地蛋〉，片中對本土文化的追剿和人際告密，特別是少年軍沿街「破四舊」之行狀，適逢文革五十周年，莫不是紅衞兵捲土重來？至於極具震撼力的〈自焚者〉一節，已毋庸多作詮釋，但於我別有感觸之處是這一片段，渾然不知就裏而賣出一罐「火水」的小舖主被西裝筆挺的特別探員拘禁和抄家，其中操國語的為首者最為陰騭，儼然秘密部門的政工幹部。

這一幕其實毋須再等十年才發生，它已是香港現實。剛在柴灣被大陸綁架到深圳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是我認識的李波先生，我的《蘋果》雜文結集《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就是他出版的。李波太太我也認識，中國著名詩人舒婷是她的親戚。這宗神秘綁架明顯是系列抓捕行動之一環，在有出版自由的香港，專營中共禁書的銅鑼灣書店從股東到員工相繼在泰國、深圳和香港離奇「蒸發」，若非來自國家指令誰能辦到？李波被擄到大陸用普通話給妻子報信：「暫時回不去，要配合調查」、「如果我表現合作，就可以從輕。」旁邊有國語插話：「對，配合就沒問題」……這不正是〈自焚者〉一片裏上門辦案政府特工的所作所為？

《十年》觀後感慨之餘，倍感五位年輕導演之思想敏銳。片中對鄰近強國的認知，已遠非《省港旗兵》、《表姐你好嘢》那過去的年代。還記得亡友羅海星以前和我提過，回歸前陸恭蕙曾請他專門講解中共這個組織的運作模式、制度特質等等，足見彼時香港人對共產黨是甚麼物種幾乎一無所知。而今香港易幟已邁入第十八個年頭，中共從另一個地理疆域和政治模式的存在，變成君臨香港而且無處不在，如同〈自焚者〉片頭洶湧而至的霧霾，鋪天蓋地籠罩香港，每個人都必須同呼吸，進而和強國共命運。

〈冬蟬〉裏香港價值與文化被抽乾和木乃伊化；〈方言〉裏港人之間的政治檢舉；〈本地蛋〉裏孩童被國民教育洗腦和紅小兵化，這難道不是香港迫在眉睫的現實？天下何來宿命，大家合力鑄成的歷史就是宿命，未來十年，香港人要書寫怎樣的歷史？

孔捷生
專欄作家

家明雜感：2015年外語片小檢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日

【明報專訊】繼續2015年電影的小圈子選舉，對象為公映的外語電影。不是奧斯卡的「外語片」類別，而是相對「華語片」的「西片」。

最佳外語片：《末日先鋒：戰甲飛車》（Mad Max: Fury Road）

佐治米勒復出，事前沒多大期許，但看完《戰甲飛車》後五體投地；套句消費影評的老話：「絕無冷場」。它敘事毫不含糊，兩個小時幾乎全在追逐奔馳，比任何一部「速度與激情」更有「速度」及「激情」。影片的末世意象厲害，戰車設計千奇百怪（噴火結他手一流），正邪對戰分秒必爭。老的故事就是旅程，一切在路上開展，多少有些向尊福西部片《飛渡關山》（Stagecoach）借鏡。今年至少有兩熱門片向《飛渡》取經，除了《戰甲》，還有Tarantino的《冰天雪地8惡人》（The Hateful Eight），相當篇幅在「驛馬車」內發生，可見經典用之不竭。《戰甲》是部澳洲片，它介乎reboot與續集之間；荷李活的續集片千篇一律（今年便有《未來戰士》及《職業特攻隊》等），米勒硬橋硬馬的作風，一下子把所有因循續集片、小學雞式的「PG-13」科幻片比了下去。《戰甲飛車》不止場面賞心悅目，還是動作片中鮮見的女權故事！姊妹聯手對抗大魔頭，不甘淪為生育機器。牽頭的「獨臂神尼」Furiosa是「異形」系列的Ripley以來，電影最好看的「英雌」，更勝片中寡言冷峻的title角色Max（Tom Hardy本已出色）。Charlize Theron憑一片成為今年大贏家，《心蹤罪》（Dark Places）的失利已無關痛癢。

入圍名單（按公映先後排列）：《坐看雲起時》（Clouds of Sils Maria）、《獵狐捕手》（Foxcatcher）、《公投飯票》（Two Days, One Night）、《女朋友的女朋友》（The New Girlfriend）、《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第四公民》（Citizenfour）、《流離所愛》（Love is Strange）、《翩翩愛自由》（Jimmy's Hall）、《火星任務》（The Martian）、《毒裁者》（Sicario）、《換諜者》（Bridge of Spies）等。

沒話可說，西片的光譜比華語片寬闊，題材與風格洋洋大觀，一年下來的流水帳十分美滿。每年如是，上半年總是奧斯卡片天下，去年的奧斯卡又旗鼓相當。年初公映的，除了較熱門的《飛鳥俠》及《解碼遊戲》，《獵狐捕手》由劇本、演出、攝影到production design（重塑八十年代）都好得沒有話說。運動員與金主愛恨交纏，人性剖析深入（《激戰》望塵莫及）；名門望族後裔已經一把年紀，還活在不苟言笑、精英主義的老母陰影下。故事乃真事改變，經編導的詮釋，角色懼怕母親的糾結，儼然悲劇之根本，心理分析得相當「大國民」。

2015，西片「作者年」

2015年的西片算是「作者年」，幾個赫赫有名的導演新作皆可公映（要拜跟院線掛單的收費電影頻道之賜），即使不算他們最好，也豐富了首輪面貌，坊間的「藝術電影」評論跟着多了。好像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被禁拍片下還迭有新作上場，而且姿態怡然自若，這次還自己開的士；《伊朗》秉承伊朗好電影的優良傳統，在素人／演員，真實／虛構之間辯證。只是儀表板上小小一枚鏡頭，已見盡人生百態。奧桑的《女朋友的女朋友》亦精彩，丈夫在喪妻後名副其實的「身兼母職」，不經意發現自己的易服傾向，亡妻的好姊妹先是吃驚，然後漸漸變成為「她」守秘的知己，是關於性別及身分異常好玩、開明及坦誠。另一法國名導阿薩耶斯，他的《坐看雲起時》在年初公映，至今印象猶深。三個女人的故事，庇洛仙果敢，角色帶有自己真身，演一個開始色衰愛弛的大明星，面對小辣椒後浪Moretz（《勁揪俠》）鋒芒畢露，橋段有點像《彗星美人》。《吸血新世紀》冷面的Stewart演年輕經理人，介乎兩個女伶之間，憑本片贏得不少演技獎項，吐氣揚眉。片子最動人是壯麗山色雲海，配上韓德爾的Ombra Mai Fu，凡塵俗念一下子微不足道了。

比利時的戴丹兄弟，電影節觀眾不陌生了。他們的《公投飯票》少有的跟明星合作，贏取了在港公映機會。不負眾望，Cotillard的「素人」演出入型入格，影片故事單純，就看她演的女工兩天內四出游說工友，祈他們在道義（虛）與利益（實）之間抉擇。正因為角色行為純粹，才突顯女工訴求卑微。片名原為「兩日一夜」，命名「公投」跟香港近年政治氣氛、去年雨傘運動有關。另一大師堅盧治從來義無反顧左傾，《翩翩愛自由》是他繼《土地與自由》後續說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的革命故事，這次地點是風景秀麗的愛爾蘭。角色的要求同樣卑微，只希望有個聯誼、跳舞的小型會堂（片名之意），在教會及政府眼中已大逆不道，主角占美因為政治信仰入罪。看《翩翩》感慨，幾十年前的愛爾蘭故事，保守派聯成一線，手段卑污無所不用其極，很像前年的香港雨傘運動。盧治跟《土地與自由》如出一轍，儘管世情荒謬絕倫，他對朝氣勃勃的下一代仍寄厚望。

大師新作其實還包括高達的《告別語言》，老頑童不按常理出牌，口味跟過往一樣偏鋒，那頭狗及故意讓人暈眩的3D拍法已見一斑。今年公映的紀錄片不多，跟電視頻道同步的有Amy及《大偽術家》，可惜我心中最好的《沉默的眼睛》（The Look of Silence）只在電影節放了幾場，沒有正式公映，導演Oppenheimer繼續說六十年代印尼排華大屠殺故事，採取跟上次《殺戮重組》完全不同的方法，氣氛平和，骨子裏毛骨悚然。除此以外，關於斯諾登事件的《第四公民》亦很好，不看幾乎忘了，舉世嘩然的叛諜事件在香港搬演。它不是類型片，但斯諾登在香港酒店房內聞火警鐘若驚弓之鳥，不用渲染（配樂可免則免），比任何政治驚慄片來得更懾人，足見真實影像威力。導演Laura Poitras敢作敢為，香港真需要像她一樣敢於發掘真相、挑戰權力的新聞工作者。

美片下半年各有千秋

美國電影下半年豐收，《流離所愛》、《火星任務》及《換諜者》等各有千秋。《流離》聚焦一對老年男伴，才結婚不久，卻因為性傾向歧視而失業，被迫賣房子、分居。經舒琪提醒，才猛然醒起這是Leo McCarey動人老片《白頭偕老》（Make Way for Tomorrow）的同志版！《白頭》看得人神傷，換上二十一世紀、同志老伴，aging問題並沒解決——香港高地價加上對老弱傷殘的邊緣化，政府漠視「全民退保」，此地足夠條件拍《白頭》及《流離》有餘了。《火星》極度精細、說服力強，配樂有神來之筆，烈尼史葛的確比《普羅米修斯》稱職，雖然末段「神州」及高雄（中國官方人物）的介入看得人哭笑不得。《毒裁者》除了Deakins的攝影，Blunt及Del Toro都很深刻，後者應該憑此片一登龍門，等着更多酷斃的演出吧。《換諜者》是史匹堡言志之作，像佐治古尼的《各位觀眾晚安》一樣，要提醒觀眾美國五十年代恐懼共產黨的白色恐怖歷史。湯漢斯的「Standing Man」形象，大概為他換回又一次奧斯卡提名吧，但男配角肯定是蘇俄間諜演員的囊中物。史匹堡是影像敘事的高手，看《換諜者》的場面調度簡直是享受。

Special Mention：今年公映的外語片中，值得一提的還有《無定向喪心病狂》（Wild Tales），十分出色的短片結集，言簡意賅、技法精準無誤；《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秉承Pixar一貫老幼咸宜，可愛中充滿世故唏噓；《海街少女日記》是清逸雅淡的四美圖，是枝裕和繼續《誰調換了我的父親》的血緣與養育討論，四姊妹與世無爭，活得出塵。至於完全由「一人包辦」的《逆時空狙擊》（Predestination），除了立即躋身「最離譜電影」行列，也算是今年《回到未來》三十年紀念的「回禮」，時光機已被人類搞得一塌糊塗。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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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 - 構築中國的「哭牆」——評長篇小說《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

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發動的這場政治運動，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災難是空前的。

根據中共開國元老之一的葉劍英元帥的說法，它導致2000萬人死亡，一億多人受到種種迫害（註一）。

這種大規模的殺戮和迫害，必然造成人性的極端扭曲，而這種扭曲正是今天中國人道德敗壞的根源（註二）。

對於這場災難，北大教授季羡林先是用四個「最」來形容：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繼而用「六個極端」來形容：「極端野蠻、極端殘酷、極端荒謬、極端愚昧、極端滅絕人性、極端違反天良的人類悲劇」（註三）。

因此，記錄、反思這場民族災難，從而保存歷史真相，牢記歷史教訓，防止災難再臨，成為每一個過來人都應該盡的責任和義務。

很多人都義無反顧地挑起這個擔子，有的從正史的角度，詳細記載並分析其因由、發展和結局，例如祝世華先生窮逾10年時間寫出120萬字的巨著《反思錄》；有的是個人經歷的回憶，把刻骨銘心的痛苦經驗記載下來，例如巴金老人的《隨想錄》；有的則是從保存歷史檔案的角度，努力把這十年間中共中央為推動這場瘋狂運動而發出的文件保存起來作為警世罪證，例如建於網絡上的「文革博物館」等等。

更多人是通過文學藝術創作來控訴這場災難。

最早面世的要數70年代中出現的「傷痕文學」，而以白樺先生的《苦戀》，影響最為深遠。最近面世的則有史詩式長篇小說《路》。

該巨著凡四卷230萬字，把1949至1976年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所經歷的政治災難以小說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路》的作者黃向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客座講師）就是想為這27年間，特別是文革期間的枉死者以及蒙不白之冤者豎立一堵「哭牆」。作者借小說主人翁的話來表達自己的心迹：

我想在災難過去之後，建造一堵『哭牆』……」

「『哭牆』？」

「是的，『哭牆』。然而不是用磚頭，而是用文字。」王一眠解釋道，「我和幾個生死之交商定合寫一部長篇小說《路》，把『毛始皇』暴政統治造成的一切災難，忠實地記錄下來，置之於光天化日之下，袒露於中國和世界人民面前。」

「我們的書將會是用血換來的，是和着淚寫成的。如果我們能夠活着把它寫出來，那就是我們畢生最大的幸福，是我們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但願這兩部書能帶着我們的祝福走向人間吧。它們帶去的不是仇恨和報復，而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惡和善，醜和美，照見絕望和希望。它們帶去的是對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一片赤誠……」

（《路》第四卷第250頁）

作者在《路》這堵「哭牆」裏，詳細記載了「文革」這場運動如何把人性隱藏的邪惡全面釋放出來，使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夠想出很多辦法來折磨魚肉其同類。例如：

1. 摧殘肉體的酷刑

「很多單位的『群眾專政隊』迫害幹部和群眾的手段殘忍得難以置信，令人不寒而慄。他們使用的刑具有剪刀、匕首、皮鞭、鋼條、烙鐵、吊車、毒蟲、野獸、8號鐵線等等等等足有40多種吶！」高靜雪繼續說道，「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更多達100多種。比如說：『扎竹籤』、『割手指』、『壓扁擔』、『老虎櫈』、『勒脖子』、『鉗乳房』、『燒陰戶』、『烙肚臍』、『插肛門』、『裝麻袋』、『蝎子蟄』、『野狗咬』、『高壓電』、『慢火烤』、『活剝皮』……」

（《路》第四卷第318頁）

2. 摧毁精神的手段

入「棚」伊始，「牛兒們」就被迫在脖子上懸掛寫有個人罪名的大木牌，齊唱《我是牛鬼蛇神》這種自我詛咒的「懺悔歌」。接着便要「淨頭」。所謂「淨頭」，就是專為「牛兒們」設計並剃出最為時尚的「文革髮型」。流行最廣的是「全光頭」、「陰陽頭」和「十字頭」三種。

「全光頭」是將頭髮剃個精光。「陰陽頭」則頭髮留下一半，是為「陰」；剃光一半，是為「陽」。至於「十字頭」，就是把頭頂正中剃成一個十字型、光禿禿的溝。陽光輝照，那十字，亮晶晶、明燦燦，尤為醒目，也煞是驚人。

這些髮型除了大可羞辱「牛兒們」，更能遠遠招來無數眼球，立馬確定此頭主人的「反動身分」。

（《路》第四卷第246頁）

接着「吐」，「吐」，「吐」，「吐」，「吐」，「吐」……一連三次，六個人每人三口「濃痰」，機關槍似不停向高石寒發射。白色的、灰色的、黃色的、綠色的、黑色的，還有帶血絲的痰。吐得他臉上、手上、身上到處都是……這對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尊嚴的踐踏與人格的侮辱遠遠超過皮肉的酷刑！

（《路》第四卷第345頁）

3. 毁滅人性的辦法

「最可怕的是人性的泯滅，道德的沉淪……」

「運動的領導號召大家站穩立場，互相揭發，大義滅親，互相檢舉。造成了人人猜疑，互不信任，說謊成風，動輒上綱上線的惡劣風氣。」王玫解釋道，「有的人為了撈取政治資本，有的人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整天揣着個小本子，聽見誰講了一句有毛病的話，就馬上記下來，然後向上級告密，以便邀功請賞。在當今的社會，很多人已經被折磨和蹂躪得喪失了基本的『人性』。人和人之間再也沒有什麼人情和友情，就連血肉相連的親情和愛情，也都已被砸碎、碾成齏粉，當作垃圾，拋骨揚灰了。現在，很多人連父母兒女都不信，還會信誰？！他們跟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敢掏心窩，講真話。因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賣的情况太普遍了……」

「（有一個人），為了爭取『火線入黨』，居然不顧父子之情，踢斷了老爹的腿骨，還拽着老頭子到『革委會』去『請功』，同時交上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路》第四卷第296頁）

以上隨便舉的例子，在《路》這堵「哭牆」上不斷有記載，因為在這短短30年不到的時間裏，毛澤東就發動了超過50場政治運動（註四），每一場運動，中國人民都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路》就是忠實記載了中華民族的精英，是如何被毛澤東和他的「一黨專政」制度從肉體上、精神上、乃至人性上消滅掉。

在《路》裏，通過作者細緻的描述，我們看到：

‧人的生命、尊嚴、價值以及權利是如何受到空前的踐踏，人性受到極大的扭曲；

‧以殘忍暴力決定一切是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就出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法治被徹底摧毁，民主被異化為暴民政治；極端思維主宰一切，愈極端愈正確；

‧個人失去思考能力，集體被「愚化」，以致全民族走向瘋狂；與此同時，個人崇拜到達愚昧狀態，毛澤東從「人」變成「神」；

‧在日常生活中，打擊報復氾濫成災，每個人都被迫在攻擊和防範的夾縫中緊張顫慄；

所以，《路》可以說是生動地說明了今天中華民族道德淪亡的肇因。

作者黃向明先生是抗日名將黃琪翔之子。黃琪翔任「中國遠征軍」副司令員期間，在1944年5月指揮了「滇西緬北戰役」，全滅日軍5萬多人，收復國土24,000平方公里，戰績彪炳。他母親郭秀儀早在1938年，就連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等創建了「中國婦女救國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共收養了三萬多名孤兒，是有名的婦運先驅。

由於父母親的關係，黃向明同國共兩黨的高層，以及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都十分稔熟。正是目睹父親、中共開國元勛、以及曾經支持過中共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中共建政後都無一倖免地走上厄運，使他早在1962年就萌生以文學來控訴這個制度的念頭。所以，這部巨著是他歷時50年的嘔心瀝血的成果。但是，內地的環境使他只能夠悄悄地積累資料，直至1982年因為葉劍英、鄧穎超的關係得以舉家遷移來港，他才能把計劃付諸實踐，且看他如何珍惜香港這種自由：

「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不亦樂乎！！！香港——這個我寤寐思服的自由創作的天堂，終於容我直抒胸臆、盡敘情懷；終於容我去圓我的「夢」，那個用我的「血」、「情」、「心」、「命」以及整個魂靈熔鑄的「夢」；終於容我放膽奮力求索「人生之路」、「民族之路」、「國家之路」……

（見《路》自序）

按體裁而言，《路》屬於「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書中的很多事件是有根據可查的。作者集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文化學家等多種角色功能於一身，依託文學作品研究和反思歷史。書中大量借用了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均可查證），使人們相信小說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實存在過的，以期震撼讀者的心靈。作者希望通過剖析「文革」的禍害，使人們領悟極權主義的統治如何給人類帶來的毁滅性的災難。

寫文革時期中國民間社會生活慘况的有很多人，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高行健的《靈山》和莫言的《豐乳肥臀》。高行健的小說，更多的是描繪一個人在大動盪、大悲劇的時代裏如何「追求內心的平和與自由」，他更明言自己今後會遠離文革、遠離中國（註五）。莫言則不諱言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是孫子、懦夫、可憐蟲」（註六），換言之，正義只能在小說裏伸張，所以他仍然甘心情願地奉黨之命去書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都選擇遠離政治，這是他們的個人自由，旁人無從置喙。但這樣的選擇就使得他們的作品與今日中國的現實生活有所脫離，因而難以通過自己的筆觸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正因為此，雖然他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但其作品對社會控訴的力度遠不及白樺的《苦戀》。

探索「國家之路」

《路》可貴之處，就是秉持文人風骨，深深介入現實政治。小說取名《路》，正反映了作者汲汲於探索「人生之路」、「民族之路」、和「國家之路」。他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專政三大元素（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實行無情鞭撻，從不退縮，也表達了對當前政治（不准討論政治改革，不准研究歷史錯誤）深表不滿和憂慮。這種不畏懼、不迴避政治這頭猛虎的氣魄是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所欠缺的。他在書中這樣期許自己：

難免今生浩嘆，傳唱今古曰：「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我自信必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濁世中，絕不屈服，苟延殘喘；屈辱中，奮發圖強，臥薪嘗膽。不經恐懼，何來膽量？不遭橫禍，怎會堅強？人在恐懼和橫禍的磨礪中，脫胎換骨，百煉成鋼。活着就要有骨氣，更剛強。我誓以遍體鱗傷的半條性命，去呼喚自身與民眾之覺醒於迷失惆悵。（見《路》自序）

壯哉斯言！而作者錚錚風骨，拳拳赤誠亦於此表露無遺。

《路》在文革50周年前夕面世，對於今天大陸興起的「崇拜毛澤東」熱潮可說是「當頭棒喝」。內地學者已經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國今天處於「亞文革」（註七）的狀態。忽聞又有人建議把毛誕（12月26日）定為「中國人民節」，聯署者赫然包括近百位曾經被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的一系列黨國元老的子弟們（註八）。這說明經歷過毛澤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洗腦式教育後，這種乖乎人倫常理的禍害至今仍然未能清除。這正是小說作者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感到擔憂痛心的地方。但願《路》這堵「中國的哭牆」能夠使當權派和「毛左」們重拾一點理性。

註

一、見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該文是李銳為祝世華《反思錄》所寫的序言。這個死人數目有爭議，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二、2011年4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見新華社當天報道）

三、四個「最」見《牛棚雜憶》，六個極端，見《季羡林散文全編》的〈卷首語〉

四、上述統計見胡甫臣：〈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認識〉

五、見潘維庭：〈高行健：不談文革 遠離中國〉，2013年11月13日， http://www.storm.mg/lifestyle/25974

六、見〈莫言是叛徒嗎？〉，鳳凰網，2012年12月15日

七、見程映紅：〈中國政治的「亞文革」狀態〉，2013年7月15日

八、見 http://blog.sina.cn

文／程翔

圖／黃向明提供、網上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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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父母與國共兩黨高層合照_1937年8月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期間攝於南京黃宅。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作者父親）、郭秀儀（作者母親）、葉劍英、張群（國民黨代表）。

李怡 - 舒非知道，李波不知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3日

認識舒非三十多年了，那時她是年輕寫作者，溫文優雅，文筆也從容。退休後，在一些報刊仍然時見她的文章。從來沒有見過她如此的六神無主，也不知道她有一個二十多歲的自閉兒。昨天，她見報了，是李波太太。李波被失蹤當晚，從深圳打來電話，用普通話而非平時交流的廣東話跟她說，他「暫時回不去」、「他們要我協助調查，如果我表現合作，就可以從輕」。舒非驚愕，「從輕」？他犯了什麼罪？但也因為這個電話，她不敢接受訪問，不敢報警。一天後，想通了，不張揚就安全嗎？親人就會平安歸來嗎？還是應該讓所有香港人知道，大陸的公安或國安，不顧《基本法》，越境抓人了。香港人的法律權利、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從中英簽署聯合聲明開始，香港一般市民最擔心的事發生了。

舒非和李波都長期在左派機構工作。舒非在大陸成長，年輕時移居香港。她知道什麼是極權統治。李波在香港出生，沒有在大陸的經驗，他一直相信香港是安全的。即使他經營的出版社和書店，已有四人「被失蹤」，他也認為那幾個人不是在香港失蹤的，只要待在香港，就不會有事。舒非力勸老公不要再出版大陸「禁書」啦，李波卻不覺會有事。他太相信一國兩制，太相信鄧小平說的，九七後仍然可以罵共產黨，只要在行動上沒有在香港製造混亂。他們只是出書，沒有行動，怎會有事？

香港在689治下，已沒有一國兩制，也沒有人身安全了。我想起台灣詩人陳黎的《二月》：「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在祖國的懷抱裡被祖國強暴」。

這就是祖國。舒非知道，李波不知。 

明報社評：「人身自由」受侵犯疑案 警方政府必須盡快交代

2016年1月2日

【明報專訊】本港銅鑼灣書店包括股東與主管共五人，兩個半月內先後失聯失蹤，宛如人間蒸發；從事態的發生和發展，有理由相信警方和入境處知道有關情况。由於這家書店主打「內地禁書」，使人聯想五人的遭遇是否涉及政治打壓。事態關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侵犯、生活在香港是否還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港人的基本人權是否危如累卵？警方、入境處和特區政府不單要向失聯失蹤者的家人、也有必要向全港市民交代發生了什麼事，使港人知道《基本法》第28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是否獲得信守和特區政府會否捍衛。

銅鑼灣書店事態不正常

五人兩個半月先後失蹤

綜合失聯失蹤的家人和相關人士提供的情况，五人由2015年10月中旬開始出事。他們中一人在泰國被帶走，有三人與業內人士和家人失去聯絡；最新失蹤的李姓書店股東，三日前接獲客人訂單聲稱購買10多本書，到柴灣貨倉取書後失去聯絡。失蹤者之中有香港永久居民。

五人的失聯失蹤，由於連家人都無法與他們接觸，究竟在香港境內、或在內地、外地出事，沒有確實情况。不過，其中最新失蹤的李姓股東，有理由相信出事前身在香港境內，因為他到貨倉取書交貨，會計員離開時見他仍在倉庫。另外，當晚李姓股東與家人約好回家用膳，情况顯示出事時他在香港。李姓股東的家人昨日已經到警署報案，認為他是在香港境內失蹤。

除了李姓股東家人昨日報案，情况顯示，警方和入境處知道書店另外三人失蹤，並且曾經處理。去年11月中旬，警方向本報證實於11月5日，先後收到兩宗報案，涉及三個人失蹤；警方經進一步了解後，將兩案列作「失蹤人口」處理。入境處則表示曾接獲懷疑有港人失蹤的相關求助，並已按其家人意願提供可行協助，云云。

據其中一名林姓主管家人披露，林失蹤10日之後，他的家人報警後數小時，收到林的電話報平安，不過拒絕透露身在何方。就在這通電話之後，林的家人收到警方來電，查詢林是否有致電返家。情况顯示：林姓主管家人報案之後獲來電報平安，然後警方電話跟進查詢進展；這是巧合，抑或警方知道林在哪裏而可以促使他打電話回家安撫家人？相信很多人想要知道真實情况。

銅鑼灣書店五名股東和主管先後失聯失蹤，事態已經持續兩個半月，顯得絕不尋常；種種情况顯示警方在銅鑼灣書店失蹤人口案的角色和做法，使人大惑不解。因為就「失蹤人口」的報案，警方經常會發布消息，甚或發布失蹤者的照片，呼籲市民提供消息，協助找尋。可是，銅鑼灣書店失聯失蹤的人，警方接獲報案已經兩個月，若非傳媒查詢，為何卻不予聞問？

本報記者在採訪此事的過程中，獲得「消息確認」此案部分失蹤者在內地被公安帶走，未知涉及金錢糾紛、經濟問題還是書店業務。銅鑼灣書店發生的事，原因或許不宜胡亂猜度，不過，由於這家書店的業務主打銷售「內地禁書」，事涉政治敏感，會否因而出事，很難排除相關的聯想。

警或知失蹤者所在

案件一直懸而不破

凡事政治化都可能扭曲事態，絕不可取，不過，從銅鑼灣書店業務的性質、警方處理的不正常，反映案件的「政治氣味」呼之欲出。事實上，有人無緣無故失聯失蹤，一段時間後其家人開始查詢，然後失蹤者致電報平安，同時明示或暗示家人低調其事，勿張揚擴大化等操作，在內地經常聽聞。發生在銅鑼灣書店的事，與內地執法機構的做法相似，這是觸動港人最敏感的神經。

《基本法》第28條規定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包括不受任意或非法拘留和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等。發生在銅鑼灣書店的事，令人懷疑涉及任意或非法拘留和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情事，是關乎港人的基本權利和人身安全。在香港居住生活的人，最珍貴是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毋須擔驚受怕不知道什麼時候、因為什麼事突然人間蒸發了，家人苦苦探詢無門。銅鑼灣書店失蹤人口案，使人驚覺免於恐懼的自由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這是天大的事。警方、入境處和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向失蹤者家人和全港市民交代，讓港人判別《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人身自由的規定是否獲信守，也讓港人判別執法部門和特區政府是否捍衛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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