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 構築中國的「哭牆」——評長篇小說《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

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發動的這場政治運動，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災難是空前的。

根據中共開國元老之一的葉劍英元帥的說法，它導致2000萬人死亡，一億多人受到種種迫害（註一）。

這種大規模的殺戮和迫害，必然造成人性的極端扭曲，而這種扭曲正是今天中國人道德敗壞的根源（註二）。

對於這場災難，北大教授季羡林先是用四個「最」來形容：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繼而用「六個極端」來形容：「極端野蠻、極端殘酷、極端荒謬、極端愚昧、極端滅絕人性、極端違反天良的人類悲劇」（註三）。

因此，記錄、反思這場民族災難，從而保存歷史真相，牢記歷史教訓，防止災難再臨，成為每一個過來人都應該盡的責任和義務。

很多人都義無反顧地挑起這個擔子，有的從正史的角度，詳細記載並分析其因由、發展和結局，例如祝世華先生窮逾10年時間寫出120萬字的巨著《反思錄》；有的是個人經歷的回憶，把刻骨銘心的痛苦經驗記載下來，例如巴金老人的《隨想錄》；有的則是從保存歷史檔案的角度，努力把這十年間中共中央為推動這場瘋狂運動而發出的文件保存起來作為警世罪證，例如建於網絡上的「文革博物館」等等。

更多人是通過文學藝術創作來控訴這場災難。

最早面世的要數70年代中出現的「傷痕文學」，而以白樺先生的《苦戀》，影響最為深遠。最近面世的則有史詩式長篇小說《路》。

該巨著凡四卷230萬字，把1949至1976年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所經歷的政治災難以小說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路》的作者黃向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客座講師）就是想為這27年間，特別是文革期間的枉死者以及蒙不白之冤者豎立一堵「哭牆」。作者借小說主人翁的話來表達自己的心迹：

我想在災難過去之後，建造一堵『哭牆』……」

「『哭牆』？」

「是的，『哭牆』。然而不是用磚頭，而是用文字。」王一眠解釋道，「我和幾個生死之交商定合寫一部長篇小說《路》，把『毛始皇』暴政統治造成的一切災難，忠實地記錄下來，置之於光天化日之下，袒露於中國和世界人民面前。」

「我們的書將會是用血換來的，是和着淚寫成的。如果我們能夠活着把它寫出來，那就是我們畢生最大的幸福，是我們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但願這兩部書能帶着我們的祝福走向人間吧。它們帶去的不是仇恨和報復，而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惡和善，醜和美，照見絕望和希望。它們帶去的是對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一片赤誠……」

（《路》第四卷第250頁）

作者在《路》這堵「哭牆」裏，詳細記載了「文革」這場運動如何把人性隱藏的邪惡全面釋放出來，使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夠想出很多辦法來折磨魚肉其同類。例如：

1. 摧殘肉體的酷刑

「很多單位的『群眾專政隊』迫害幹部和群眾的手段殘忍得難以置信，令人不寒而慄。他們使用的刑具有剪刀、匕首、皮鞭、鋼條、烙鐵、吊車、毒蟲、野獸、8號鐵線等等等等足有40多種吶！」高靜雪繼續說道，「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更多達100多種。比如說：『扎竹籤』、『割手指』、『壓扁擔』、『老虎櫈』、『勒脖子』、『鉗乳房』、『燒陰戶』、『烙肚臍』、『插肛門』、『裝麻袋』、『蝎子蟄』、『野狗咬』、『高壓電』、『慢火烤』、『活剝皮』……」

（《路》第四卷第318頁）

2. 摧毁精神的手段

入「棚」伊始，「牛兒們」就被迫在脖子上懸掛寫有個人罪名的大木牌，齊唱《我是牛鬼蛇神》這種自我詛咒的「懺悔歌」。接着便要「淨頭」。所謂「淨頭」，就是專為「牛兒們」設計並剃出最為時尚的「文革髮型」。流行最廣的是「全光頭」、「陰陽頭」和「十字頭」三種。

「全光頭」是將頭髮剃個精光。「陰陽頭」則頭髮留下一半，是為「陰」；剃光一半，是為「陽」。至於「十字頭」，就是把頭頂正中剃成一個十字型、光禿禿的溝。陽光輝照，那十字，亮晶晶、明燦燦，尤為醒目，也煞是驚人。

這些髮型除了大可羞辱「牛兒們」，更能遠遠招來無數眼球，立馬確定此頭主人的「反動身分」。

（《路》第四卷第246頁）

接着「吐」，「吐」，「吐」，「吐」，「吐」，「吐」……一連三次，六個人每人三口「濃痰」，機關槍似不停向高石寒發射。白色的、灰色的、黃色的、綠色的、黑色的，還有帶血絲的痰。吐得他臉上、手上、身上到處都是……這對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尊嚴的踐踏與人格的侮辱遠遠超過皮肉的酷刑！

（《路》第四卷第345頁）

3. 毁滅人性的辦法

「最可怕的是人性的泯滅，道德的沉淪……」

「運動的領導號召大家站穩立場，互相揭發，大義滅親，互相檢舉。造成了人人猜疑，互不信任，說謊成風，動輒上綱上線的惡劣風氣。」王玫解釋道，「有的人為了撈取政治資本，有的人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整天揣着個小本子，聽見誰講了一句有毛病的話，就馬上記下來，然後向上級告密，以便邀功請賞。在當今的社會，很多人已經被折磨和蹂躪得喪失了基本的『人性』。人和人之間再也沒有什麼人情和友情，就連血肉相連的親情和愛情，也都已被砸碎、碾成齏粉，當作垃圾，拋骨揚灰了。現在，很多人連父母兒女都不信，還會信誰？！他們跟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敢掏心窩，講真話。因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賣的情况太普遍了……」

「（有一個人），為了爭取『火線入黨』，居然不顧父子之情，踢斷了老爹的腿骨，還拽着老頭子到『革委會』去『請功』，同時交上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路》第四卷第296頁）

以上隨便舉的例子，在《路》這堵「哭牆」上不斷有記載，因為在這短短30年不到的時間裏，毛澤東就發動了超過50場政治運動（註四），每一場運動，中國人民都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路》就是忠實記載了中華民族的精英，是如何被毛澤東和他的「一黨專政」制度從肉體上、精神上、乃至人性上消滅掉。

在《路》裏，通過作者細緻的描述，我們看到：

‧人的生命、尊嚴、價值以及權利是如何受到空前的踐踏，人性受到極大的扭曲；

‧以殘忍暴力決定一切是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就出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法治被徹底摧毁，民主被異化為暴民政治；極端思維主宰一切，愈極端愈正確；

‧個人失去思考能力，集體被「愚化」，以致全民族走向瘋狂；與此同時，個人崇拜到達愚昧狀態，毛澤東從「人」變成「神」；

‧在日常生活中，打擊報復氾濫成災，每個人都被迫在攻擊和防範的夾縫中緊張顫慄；

所以，《路》可以說是生動地說明了今天中華民族道德淪亡的肇因。

作者黃向明先生是抗日名將黃琪翔之子。黃琪翔任「中國遠征軍」副司令員期間，在1944年5月指揮了「滇西緬北戰役」，全滅日軍5萬多人，收復國土24,000平方公里，戰績彪炳。他母親郭秀儀早在1938年，就連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等創建了「中國婦女救國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共收養了三萬多名孤兒，是有名的婦運先驅。

由於父母親的關係，黃向明同國共兩黨的高層，以及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都十分稔熟。正是目睹父親、中共開國元勛、以及曾經支持過中共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中共建政後都無一倖免地走上厄運，使他早在1962年就萌生以文學來控訴這個制度的念頭。所以，這部巨著是他歷時50年的嘔心瀝血的成果。但是，內地的環境使他只能夠悄悄地積累資料，直至1982年因為葉劍英、鄧穎超的關係得以舉家遷移來港，他才能把計劃付諸實踐，且看他如何珍惜香港這種自由：

「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不亦樂乎！！！香港——這個我寤寐思服的自由創作的天堂，終於容我直抒胸臆、盡敘情懷；終於容我去圓我的「夢」，那個用我的「血」、「情」、「心」、「命」以及整個魂靈熔鑄的「夢」；終於容我放膽奮力求索「人生之路」、「民族之路」、「國家之路」……

（見《路》自序）

按體裁而言，《路》屬於「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雖然故事是虛構的，但書中的很多事件是有根據可查的。作者集文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文化學家等多種角色功能於一身，依託文學作品研究和反思歷史。書中大量借用了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的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均可查證），使人們相信小說所描述的世界是真實存在過的，以期震撼讀者的心靈。作者希望通過剖析「文革」的禍害，使人們領悟極權主義的統治如何給人類帶來的毁滅性的災難。

寫文革時期中國民間社會生活慘况的有很多人，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高行健的《靈山》和莫言的《豐乳肥臀》。高行健的小說，更多的是描繪一個人在大動盪、大悲劇的時代裏如何「追求內心的平和與自由」，他更明言自己今後會遠離文革、遠離中國（註五）。莫言則不諱言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是孫子、懦夫、可憐蟲」（註六），換言之，正義只能在小說裏伸張，所以他仍然甘心情願地奉黨之命去書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都選擇遠離政治，這是他們的個人自由，旁人無從置喙。但這樣的選擇就使得他們的作品與今日中國的現實生活有所脫離，因而難以通過自己的筆觸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正因為此，雖然他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但其作品對社會控訴的力度遠不及白樺的《苦戀》。

探索「國家之路」

《路》可貴之處，就是秉持文人風骨，深深介入現實政治。小說取名《路》，正反映了作者汲汲於探索「人生之路」、「民族之路」、和「國家之路」。他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專政三大元素（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實行無情鞭撻，從不退縮，也表達了對當前政治（不准討論政治改革，不准研究歷史錯誤）深表不滿和憂慮。這種不畏懼、不迴避政治這頭猛虎的氣魄是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所欠缺的。他在書中這樣期許自己：

難免今生浩嘆，傳唱今古曰：「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我自信必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濁世中，絕不屈服，苟延殘喘；屈辱中，奮發圖強，臥薪嘗膽。不經恐懼，何來膽量？不遭橫禍，怎會堅強？人在恐懼和橫禍的磨礪中，脫胎換骨，百煉成鋼。活着就要有骨氣，更剛強。我誓以遍體鱗傷的半條性命，去呼喚自身與民眾之覺醒於迷失惆悵。（見《路》自序）

壯哉斯言！而作者錚錚風骨，拳拳赤誠亦於此表露無遺。

《路》在文革50周年前夕面世，對於今天大陸興起的「崇拜毛澤東」熱潮可說是「當頭棒喝」。內地學者已經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國今天處於「亞文革」（註七）的狀態。忽聞又有人建議把毛誕（12月26日）定為「中國人民節」，聯署者赫然包括近百位曾經被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的一系列黨國元老的子弟們（註八）。這說明經歷過毛澤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洗腦式教育後，這種乖乎人倫常理的禍害至今仍然未能清除。這正是小說作者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感到擔憂痛心的地方。但願《路》這堵「中國的哭牆」能夠使當權派和「毛左」們重拾一點理性。

註

一、見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該文是李銳為祝世華《反思錄》所寫的序言。這個死人數目有爭議，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二、2011年4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見新華社當天報道）

三、四個「最」見《牛棚雜憶》，六個極端，見《季羡林散文全編》的〈卷首語〉

四、上述統計見胡甫臣：〈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認識〉

五、見潘維庭：〈高行健：不談文革 遠離中國〉，2013年11月13日， http://www.storm.mg/lifestyle/25974

六、見〈莫言是叛徒嗎？〉，鳳凰網，2012年12月15日

七、見程映紅：〈中國政治的「亞文革」狀態〉，2013年7月15日

八、見 http://blog.sina.cn

文／程翔

圖／黃向明提供、網上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 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作者父母與國共兩黨高層合照_1937年8月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期間攝於南京黃宅。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作者父親）、郭秀儀（作者母親）、葉劍英、張群（國民黨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