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余英時之一──香港篇】 天下雜誌
2014年9月16日
史學泰斗余英時前日扺台，準備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雜誌》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分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並坦率提出諸多警語。《天下雜誌》網站從今日起，一連3天刊出余英時專訪精彩內容，完整呈現這位史學大師的社會關懷與視野觀點。
84歲、長居美國的余英時，44歲即獲選中研院院士，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權威。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余英時早年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中文大學副校長，與香港淵源頗深，近年更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情勢。對於港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等民主抗爭，余英時直言，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最後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
余英時肯定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會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並強調，香港現在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以下為余英時談論香港抗爭情勢的訪談紀要：
問：香港近日因「假普選」方案而抗爭的情勢備受關切，您在去年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專文，持續支持香港人的佔領中環運動，您為何強調「明明知道失敗也要抗爭」？
答：佔領中環或不佔領我沒意見，我不在香港。我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是用暴力，這就是美國哲學家John
Rawls提倡的civil
disobedience（香港稱公民抗命，台灣稱公民不服從），這表示你（指中共）並不能得心應手，我抗議我也知道你不會馬上改變，不會讓我們自由提名選舉，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所以抗爭是必要的，讓他有許多困難，何況抗爭也不只是香港，大陸一天到晚在發生。兩年以前報導，（大陸）一年差不多有組織的抗爭就在20萬起以上，事實上遠遠超過這個，有的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沒有記者去報導，也不知道這些事吧，所以說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是真正一個崛起大國，崛起大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您提到香港人抗爭的結果，也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您的想法是？
答：你是disobedience，你一定犯了法，這法反正不大，關個幾個月之類的，那個代價可以付嘛，對不對。說個老實話，曼德拉不是坐牢幾十年？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以前民進黨很多也都是坐牢出來的。
你要搞政治，在一個極權底下，要去坐坐牢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沒有抗議不用付任何代價，代價也要付的，所以你要不想坐牢，你可以不參加嘛，但是參加了就不能顧這些了。香港現在反抗的不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問：您認為從早年的「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都是整體的公民抗命，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答：我是把這個抗議現象說出來，包括為什麼會有這抗議，我做一個解釋。我一個人不能鼓勵幾千人幾億人去抗一個議，沒有的對不對，他們一定會抗議的，總不能做乖孫子嘛，所以西方的說法是，美國你不可能希望老百姓做乖孫子，不同意的。
我在美國看到最大的抗議就是越戰時期，1968以後，我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整個學校都不上課，從前教書的地方，有個房間就被炸掉了，看了好可怕。從中國人看來美國完了，事實上不是，他有這個制度彈性可以包容，今天倒不見這樣的現象了，鬧不起來了，你們看這個東西你認為不合理，他慢慢給你解決了，至少企圖解決。最近黑人案子又發生（指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爆發黑白種族衝突），那個地區又有新問題，雖然是黑人做總統，從我那時候看美國50幾年，黑人運動剛起來，還被壓迫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到今天黑人做總統了，這個變化多大？這可以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光彩的表現。
問：與台灣相較，香港的民主前景比較悲觀？
答：香港沒辦法，既然是個殖民地，那是屬於他（大陸）的。當時跟英國簽說是50年不變，現在過了17年，就換句話說，再過33年可以變嗎？
所以香港如果想抗議，就希望這個延期，看看大陸本身起不起變化。大陸也不可能不起變化，共產黨也不可能那樣，勢必準備做文章，他的困難有多少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人心都向他。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不一樣，普丁現在人望很高，本來俄國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現在變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心裡不服還想起來，還希望普丁能把俄國還原到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所以今天最可怕的力量事實上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可怕的東西，共產黨用來號召的一直是這個東西，其他的完全破產了，這是能夠掀動許多中國人的，包括海外中國人，甚至包括某些台灣人，都是拿著中國這兩個字。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2014年9月17日 星期三
2014年9月16日 星期二
陳雲 - 有粵白，無粵文
三文治
2014年9月16日
世上只有中文（也可稱華文、漢文、唐文），而無粵文。總合北方話、貫通中文章法而成的白話文，不叫做北方白話文，更不叫做北文，而叫做白話文或現代中文。民國之前，未提升白話文的地位之前，《水滸傳》、《三言兩怕》這些小說，叫白話小說。
中文、華文、漢文的文，力重千鈞，不可亂用。也許中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資格不夠，他們叫自己的書寫語文做「現代漢語」，而不是現代中文或中文。直錄粵語口語（廣州白話）為文，不是叫「粵文」，而是叫「粵白」，例如粵劇的口語對白，就叫粵白。民初的《海上花列傳》，用文言和「蘇白」（蘇州白話）寫成，而不是用「蘇文」。正如雜用山東口語的《水滸傳》，不是用「魯文」寫成，而是用山東話風格的白話中文！有讀華夏文學的，識得幾隻漢字的，都不會犯這些低級錯誤！在小說對白用粵語，例如黃碧雲的《烈女圖》、《烈佬傳》，是粵白，在小說敘述文適當參雜粵語，是廣東風格的、香港風格的中文，不是粵文。粵白用漢字（或注音漢字）寫出，故此是中文、漢文、華文、唐文。說是粵白，是因其直錄口語，未經淬煉，未曾融會文言、通用白話文而自成一家中文章法之故（採用山東、江淮、南京及北京口語的明清白話文，經歷幾百年融會，而在句子及韻律符合中文散文章法，並非直錄口語！）。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再用「粵文」一詞，流毒士林，貽笑大方。
北方白話經過宋朝至清朝的漫長成文過程，而且期間名家輩出，如馮夢龍、施耐庵、金聖嘆、曹雪芹，從大雅到鄙俗，都可以用白話文來寫。香港和廣東要建立南方風格的通用中文，也要經歷這種漫長的成文過程，不可操之過急。香港的通用中文一向傳承文獻，古樸大方，獨步天下，領導中港台，為何有人要提倡粵文，將香港孤立起來呢？將香港的通用中文、正統中文說成粵文是將香港中文降格為地方孤立語文。粵文是個危險的語文孤立觀念，不合乎語言成文的漫長過程，足以被中共殖民霸權利用，令其他使用中文的人恥笑香港人，顛覆香港既有的文化地位。
粵語詞彙古雅，粵語語法是古漢語語法，本來就可入文，故此香港人應該提倡的是包涵粵語語彙及語法的通用中文，而不是粵文。例如香港人可以寫「食飯」、「飲水」、「去九龍」而不一定要寫「吃飯」、「喝水」和「到九龍去」。粵語體的中文，應該在日常交流（例如網絡、報紙），小說創作這些語域（register）較低的場合鍛煉，經歷北方白話文的口語成文過程，在慢慢提升到較高的語域，例如通告和公函，然而法律、記錄、學術等高語域的語文，仍以淺白文言為之，這是由於文言的語義穩定，而且遇到爭議的時候，可以訴諸歷代文獻，將詞義釐清。
我反對的，是那些主張粵文的人倡議廢棄中文，而且將粵文全面成為公共語文，例如連憲法都用粵文書寫。這些常識論說，好多主張粵文的人刻意讀不明白。
主張粵語孤立成文的，旨在孤立香港，瓦解香港文化。將香港文化孤立起來，有幾危險？各位知不知道？左膠及鼓吹粵文那些人，都想將香港的文化純粹化，撇除華夏根源及英國根源，剩下的流行文化、市井粗言，他們就說這些是純正的香港文化、純正的香港語言。香港有些年輕人會受到蒙蔽和鼓動，認為這是擺脫中國控制的方法，擺脫普通話的方法，因為我們香港人連語言及文化都與中國切割了。然而香港文化孤立之後，大家日後細看內容，會發現香港的流行文化，好多是華夏文學、嶺南高雅文化的下降，例如粵劇、粵曲小調、唐宋詩詞下降為香港流行情歌。這樣一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就會迅速歸於零！最後，什麼都沒有剩下。這正是境外殖民霸權毀滅香港文化根基、迎合境外殖民統治的詭計。
世上只有中文（也可稱華文、漢文、唐文），而無粵文。總合北方話、貫通中文章法而成的白話文，不叫做北方白話文，更不叫做北文，而叫做白話文或現代中文。民國之前，未提升白話文的地位之前，《水滸傳》、《三言兩怕》這些小說，叫白話小說。
中文、華文、漢文的文，力重千鈞，不可亂用。也許中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資格不夠，他們叫自己的書寫語文做「現代漢語」，而不是現代中文或中文。直錄粵語口語（廣州白話）為文，不是叫「粵文」，而是叫「粵白」，例如粵劇的口語對白，就叫粵白。民初的《海上花列傳》，用文言和「蘇白」（蘇州白話）寫成，而不是用「蘇文」。正如雜用山東口語的《水滸傳》，不是用「魯文」寫成，而是用山東話風格的白話中文！有讀華夏文學的，識得幾隻漢字的，都不會犯這些低級錯誤！在小說對白用粵語，例如黃碧雲的《烈女圖》、《烈佬傳》，是粵白，在小說敘述文適當參雜粵語，是廣東風格的、香港風格的中文，不是粵文。粵白用漢字（或注音漢字）寫出，故此是中文、漢文、華文、唐文。說是粵白，是因其直錄口語，未經淬煉，未曾融會文言、通用白話文而自成一家中文章法之故（採用山東、江淮、南京及北京口語的明清白話文，經歷幾百年融會，而在句子及韻律符合中文散文章法，並非直錄口語！）。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再用「粵文」一詞，流毒士林，貽笑大方。
北方白話經過宋朝至清朝的漫長成文過程，而且期間名家輩出，如馮夢龍、施耐庵、金聖嘆、曹雪芹，從大雅到鄙俗，都可以用白話文來寫。香港和廣東要建立南方風格的通用中文，也要經歷這種漫長的成文過程，不可操之過急。香港的通用中文一向傳承文獻，古樸大方，獨步天下，領導中港台，為何有人要提倡粵文，將香港孤立起來呢？將香港的通用中文、正統中文說成粵文是將香港中文降格為地方孤立語文。粵文是個危險的語文孤立觀念，不合乎語言成文的漫長過程，足以被中共殖民霸權利用，令其他使用中文的人恥笑香港人，顛覆香港既有的文化地位。
粵語詞彙古雅，粵語語法是古漢語語法，本來就可入文，故此香港人應該提倡的是包涵粵語語彙及語法的通用中文，而不是粵文。例如香港人可以寫「食飯」、「飲水」、「去九龍」而不一定要寫「吃飯」、「喝水」和「到九龍去」。粵語體的中文，應該在日常交流（例如網絡、報紙），小說創作這些語域（register）較低的場合鍛煉，經歷北方白話文的口語成文過程，在慢慢提升到較高的語域，例如通告和公函，然而法律、記錄、學術等高語域的語文，仍以淺白文言為之，這是由於文言的語義穩定，而且遇到爭議的時候，可以訴諸歷代文獻，將詞義釐清。
我反對的，是那些主張粵文的人倡議廢棄中文，而且將粵文全面成為公共語文，例如連憲法都用粵文書寫。這些常識論說，好多主張粵文的人刻意讀不明白。
主張粵語孤立成文的，旨在孤立香港，瓦解香港文化。將香港文化孤立起來，有幾危險？各位知不知道？左膠及鼓吹粵文那些人，都想將香港的文化純粹化，撇除華夏根源及英國根源，剩下的流行文化、市井粗言，他們就說這些是純正的香港文化、純正的香港語言。香港有些年輕人會受到蒙蔽和鼓動，認為這是擺脫中國控制的方法，擺脫普通話的方法，因為我們香港人連語言及文化都與中國切割了。然而香港文化孤立之後，大家日後細看內容，會發現香港的流行文化，好多是華夏文學、嶺南高雅文化的下降，例如粵劇、粵曲小調、唐宋詩詞下降為香港流行情歌。這樣一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就會迅速歸於零！最後，什麼都沒有剩下。這正是境外殖民霸權毀滅香港文化根基、迎合境外殖民統治的詭計。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蘇賡哲 - 加拿大工作經驗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9月15日
有顧問公司公布全球最受尊敬國家及地區排名，中國貼近榜末的伊朗，加拿大則排第二位，前此三年加國都是第一位。如此受尊敬的加拿大，社會上有一項對新移民非常不利的普遍現象：僱主在招聘職員時，可以公開要求申請人必須有加拿大工作經驗。加拿大是很注重平等人權、注重反歧視的國家，但上述要求並不視為對新移民的歧視。試想如果所有僱主都有此要求，新移民就永遠不會有加國工作經驗，即是永遠不能受僱。受此限制的新移民，大多去做不必受僱、不支薪資的義工，從而取得加國工作經驗，克服難題。
香港平機會和反對派中的左膠想通過修例，將大陸來港新移民和香港公民在待遇上一視同仁，基於居民身份的待遇差別將被定為歧視；僱主要對招聘要求提供合理解釋，否則會觸犯歧視法被定罪；大陸新移民在未成為香港公民前，要享有香港公民權利，包括福利、投票權和擔任公務員的權利。這不禁令我失笑，若新移民所有權利及待遇都和香港公民一樣，何以還有新移民及香港公民之分，豈不是新移民一入境就給予香港公民身份更名實相副。
加拿大作為備受尊敬國家，實行高福利制度，很多人說它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不認為新移民和公民應有同等待遇。它的新移民是它應自己需要挑選的，香港沒得挑選，倒要新舊平等，有理嗎？
有顧問公司公布全球最受尊敬國家及地區排名，中國貼近榜末的伊朗，加拿大則排第二位，前此三年加國都是第一位。如此受尊敬的加拿大，社會上有一項對新移民非常不利的普遍現象：僱主在招聘職員時，可以公開要求申請人必須有加拿大工作經驗。加拿大是很注重平等人權、注重反歧視的國家，但上述要求並不視為對新移民的歧視。試想如果所有僱主都有此要求，新移民就永遠不會有加國工作經驗，即是永遠不能受僱。受此限制的新移民，大多去做不必受僱、不支薪資的義工，從而取得加國工作經驗，克服難題。
香港平機會和反對派中的左膠想通過修例，將大陸來港新移民和香港公民在待遇上一視同仁，基於居民身份的待遇差別將被定為歧視；僱主要對招聘要求提供合理解釋，否則會觸犯歧視法被定罪；大陸新移民在未成為香港公民前，要享有香港公民權利，包括福利、投票權和擔任公務員的權利。這不禁令我失笑，若新移民所有權利及待遇都和香港公民一樣，何以還有新移民及香港公民之分，豈不是新移民一入境就給予香港公民身份更名實相副。
加拿大作為備受尊敬國家，實行高福利制度，很多人說它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它不認為新移民和公民應有同等待遇。它的新移民是它應自己需要挑選的，香港沒得挑選，倒要新舊平等，有理嗎？
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蘇賡哲 - 香港才是弱勢者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9月14日
平機會要修改種族歧視條例，目的在立對大陸新移民有利、對老香港人不利的惡法。香港未來有兩股相對抗的群眾力量，一是土生土長擁有普世價值觀、不斷茁壯成長的新生代，另一是大部分飽受中共洗腦、愛國愛黨不可分的大陸新移民。建制派修例厚待新移民，爭取他們支持，藉以溝淡老港人中的反對力量，不難理解。反對派中的左膠竟也天真地認定新移民就是弱勢群體，支持福利向新移民傾斜，與建制派合流，老港人將陷入被構陷歧視罪的危局。
平機會要修例，令被控告歧視的被告必須自證清白，這違背普通法由控方舉證原則。其實，在國際標準中，新移民和老居民權利必然不平等，但這牽涉到香港接受大陸新移民，沒有自主審批權，只有無條件接受的義務。文明國家有自主權挑選新移民，拒絕無錢無學識技能的申請人被視為天公地道的事，因為要避免這種申請人將來造成老居民的負擔。外國接受親屬團聚申請，這種審批不能計較申請人的經濟能力，但批准入境居住後，在一定年限不能申領救濟金，生活有困難由擔保他的親人負責。香港則必須接受兩手空空、沒有居港親屬的大陸新移民，如果他們生活有困難，就需要公帑援助。
平機會和反對派中的左膠們，如果講公道講公義，大有必要注意：被迫接受任何大陸新移民，從來不得有異議的香港才是弱勢者。
平機會要修改種族歧視條例，目的在立對大陸新移民有利、對老香港人不利的惡法。香港未來有兩股相對抗的群眾力量，一是土生土長擁有普世價值觀、不斷茁壯成長的新生代，另一是大部分飽受中共洗腦、愛國愛黨不可分的大陸新移民。建制派修例厚待新移民，爭取他們支持，藉以溝淡老港人中的反對力量，不難理解。反對派中的左膠竟也天真地認定新移民就是弱勢群體，支持福利向新移民傾斜，與建制派合流，老港人將陷入被構陷歧視罪的危局。
平機會要修例，令被控告歧視的被告必須自證清白，這違背普通法由控方舉證原則。其實，在國際標準中，新移民和老居民權利必然不平等，但這牽涉到香港接受大陸新移民，沒有自主審批權，只有無條件接受的義務。文明國家有自主權挑選新移民，拒絕無錢無學識技能的申請人被視為天公地道的事，因為要避免這種申請人將來造成老居民的負擔。外國接受親屬團聚申請，這種審批不能計較申請人的經濟能力，但批准入境居住後，在一定年限不能申領救濟金，生活有困難由擔保他的親人負責。香港則必須接受兩手空空、沒有居港親屬的大陸新移民，如果他們生活有困難，就需要公帑援助。
平機會和反對派中的左膠們，如果講公道講公義，大有必要注意：被迫接受任何大陸新移民，從來不得有異議的香港才是弱勢者。
陳嘉文訪問Tim Hamlett：British 不過一面旗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9月14日
【明報專訊】決定蘇格蘭獨立與否的公投，四天後舉行，遠在香港的我，還是第一回為異地人們面臨關乎國家前途的抉擇而手心冒汗。
大概因為佔中在即，這難免讓我想到香港也正處於歷史時刻，只是，即使我們投過票，卻始終無法建設性地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個城巿裏，緊貼公投新聞的，還有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Tim Hamlett。
Tim是英格蘭人，八年前學起蘇格蘭風笛，結識不少蘇格蘭朋友，這陣子也有觀察他們的想法。
他說，相對於英格蘭人，蘇格蘭人一向務實，想法更像香港人，這段時間，兩個地方也確是有相同之處，同為未來而不安躁動，「蘇格蘭人，爭取獨立，關乎身分。
香港人爭取的，是自由、司法制度。香港人還是更實際。」
蘇格蘭人 討厭英政府的理由
英國廣播公司的網頁上，最近都以蘇格蘭公投為重點新聞，還為此特設新聞專輯。其中有一個圖輯，一次過網羅了蘇格蘭在香港留下的事物——以蘇格蘭城巿命名的延文禮士道（Inverness Road）、由蘇格蘭人創辦的匯豐、渣打、怡和，還有一九二七年蘇格蘭近衛隊駐紮香港時遺下的大型石徽。訪問當天，我這個香港人與英國人Tim談起蘇格蘭獨立，用來打開話匣子的，則是香港人熟悉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
鐵娘子鐵腕對付罷工工人
Tim說，蘇格蘭人要求獨立，已經要求了二百多年，但三十年前戴卓爾夫人所做的，毋庸置疑令更多蘇格蘭人更討厭英國政府，尤其保守黨，「現在保守黨在蘇格蘭，幾乎是毫無立足點」。早於十八世紀，蘇格蘭不少城巿都是工業重鎮，當中最大的格拉斯哥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更是舉足輕重。八○年代，戴卓爾夫人上台不久，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關閉大量國營企業，蘇格蘭重工業首當其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蘇格蘭爆發持續一年的礦工示威潮，結果戴卓爾夫人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工人，成千上萬的蘇格蘭人陷於失業。直至今天，蘇格蘭各地仍有為此而舉辦紀念活動。「她對於蘇格蘭人的一切憂慮，完全沒有顯露同情心。」除了不顧蘇格蘭工人死活，她也在蘇格蘭做實驗，試行人頭稅，國民不論貧富，劃一徵收同額的稅款，以幫補地方財政，引起強烈反彈，被認為是進一步壓逼窮人。
在蘇格蘭，戴卓爾夫人惡名昭彰，不過這天Tim提起她的名字，本來並不為試圖剖析蘇格蘭獨立的前因，而是因為他當年離開英國，也有部分原因是為逃離戴卓爾夫人的管治。一九八○年，Tim受聘於當時的香港《虎報》，於是從此移居香港，「那時候戴卓爾夫人剛上台，我對於此，實在不期待。我覺得她會是一場災難」。在Tim眼中，戴卓爾夫人是個可怕的教育部長，「她早期嘗試令學生這個身分更加昂貴。此前，政府會替學生付所有教育費用，還會津貼你在學時的生活費。大部分學生都不用負債。我當時認為，她銳意要改變這一切，而歷史證明我的想法沒錯。」
一筆錢 賣走蘇格蘭
Tim未到香港之前，曾在幾份小報工作，他說他的履歷裏，最有名的，算是替《衛報》寫自由稿。「我在英國入行時，第一份做的報章是在英國中部沿海城巿的地區周報，那時候什麼題材也要做，一腳踢，球賽也會寫。在小報工作，是很好的經驗，因為那個地方小，你今天採訪的人，不久你又會與他碰頭，所以寫的報道一定要中肯，不能揑造」。在香港，Tim先後在《虎報》和《南華早報》工作，八七年因為《虎報》調換總編輯，編輯部大換血，於是重返校園，後來執起教鞭，教傳媒法、專題寫作，一教就是二十多年。他形容，早期的《虎報》，有點像英國的本地小報，採訪新聞自由度大，報館運作彈性，離開傳媒前，他專責採訪偵查報道，曾報道過葵涌公屋結構偷工減料，「我們拿着儀器檢測，以歐盟標準來說，測試全都不及格。當時報道一出，方圓兩公里都找不到我們的報紙來買！」
我問Tim，在香港這麼多年，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抑或英國人（British）？「英格蘭人（English）。」他說得斬釘截鐵。這是在英國裏頭，相對於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的地域性概念。「British，是passport。它是一種政治上的概念，是一面旗幟、一首國歌，但與人們的生活、文化，毫無關連。」在一七○七年成為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以前，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國長年戰爭，英格蘭一直想要征服蘇格蘭，蘇格蘭幾百年來保持了獨立，但也因此而變得相對貧窮。直至一六九八年，蘇格蘭打算在中美洲的巴拿馬建立殖民地，全國上下投資極大，卻因為被西班牙侵佔，資金最後付諸流水，後來與英格蘭簽訂《1707年聯合法案》（Treaty of Union of 1707），獲英格蘭給予一筆金錢，不少蘇格蘭人視此為恥，認為是把國家「賣走」。然後，Tim突然念起一首蘇格蘭詩歌——Fareweel to a'our Scottish fame／Fareweel our ancient glory／...We're bought and sold for English gold——「最後一句，就是說蘇格蘭被賣成英格蘭金」。
考慮獨立 不止着眼經濟
二○一二年初，蘇格蘭議會執政黨宣布兩年半後舉行公投，消息一出，統獨兩派的爭論未停止過。反對獨立的一方，認為脫離英格蘭會影響經貿穩定，很多在蘇格蘭註冊的公司或會南遷，蘇格蘭近年依仗的北海石油雖然短期內能讓國家維持高收入，但石油存量有限，說不定二十年後，經濟上就會無法維持。雖然如此，Tim認為考慮獨立與否，不應該太過着眼於經濟層面。「人們常以過去的數據，來預測將來的經濟會怎樣怎樣，但將來的事，誰知道呢？預測的版本也可以有很多。」他說，過往也有很多地方爭取獨立時，曾被質疑不可行，早在一八一五年，比利時與荷蘭合併，十五年後比利時獨立成國，就是一個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分裂時也一樣，「從南斯拉夫獨立出來的斯洛維尼亞，雖然面積很小，沒有大型工業，蜜糖算是最大出口，但我不認為人民因此懷念以往的日子」。
高地大清洗 趕走大批農民
若不計「被賣走」後英國政府對蘇格蘭的政策是否公平、蘇格蘭向政府上繳的收入是否與獲得的支出成正比，Tim覺得，蘇格蘭還是應該獨立，因為「長久以來，它本來就是一個國家，至少蘇格蘭人這樣認為」。Tim說，普遍蘇格蘭人有兩種看自己歷史的角度，一種高傲，一種把自己看成受害者，但兩者其實都願意蘇格蘭能有一天獨立起來。「第一種，是認為蘇格蘭在歐洲一直舉足輕重，在啟蒙時期是其中一個中心點，很早期已建有大學，十九世紀又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第二種角度，則要從三百年前的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說起。當時，英格蘭和蘇格蘭經歷一場戰爭後，英國政府在蘇格蘭高地進行了一場血腥大清洗，後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氏族首領變成了大地主。地主認為養羊比種地賺錢，於是把大量農民趕出世代耕種的農地。這批農民，不少被迫遠走海外，散落在異地，如新西蘭、加拿大等。「對他們來說，當年的逼遷傷害很大，過去這麼多年一直生活在困難當中。所以他們很樂意看到蘇格蘭獨立。」相對於經濟是否能讓一個國家富庶，人們的身分、尊嚴、快樂，才是最緊要。「蘇格蘭獨立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是否加入歐盟、使用什麼貨幣，這些都是後話。更實際的是，蘇格蘭人或許活得更開心。」經濟環境，千變萬化，但人們的身分，卻是永遠無法改變。
蘇格蘭民族性強
雖然在英國，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仍有一定分野，例如人們會以口音和姓氏來嘗試了解對方來自南方抑或北方，但兩個民族的連繫很密切，除了在地方層面的政治上、經濟上可以被看成一個整體，「蘇格蘭不是惹麻煩的部分」，Tim說，在個人層面，蘇格蘭人會南下工作，英格蘭家庭裏親戚有一兩個成員有蘇格蘭血統是正常不過的事，在外頭也總會認識一些蘇格蘭朋友。蘇格蘭民族性強，在介紹自己時，更常會提及自己的故鄉在哪裏。Tim八年前開始學習蘇格蘭風笛，現在是香港聖安得烈風笛隊主席，在香港遇到不少蘇格蘭人。他說，香港有逾千蘇格蘭人，除了在匯豐、怡和上班外，還有不少是律師和會計師，以他所知，他們的想法與大多商人一樣，不希望營商環境會有任何改變，「他們對這議題並不怎樣熱中於發表意見，即使有票可投，他們看來會投反對票」。經歷過艱難時候，面對實際生活，人們認為穩定最重要，尤其一些有一定社會地位、脫離了貧苦的階層，維持現有狀况對他們的風險始終最小。可是，若最後結果是真的獨立、經歷幾百年後終能重新成為一個國家，「他們大抵還是會大事慶祝！」
關乎身分 爭取獨立何價？
香港近年亦面對身分認同問題，分歧甚至比發生在彼邦的更嚴重，雖在同一國土之上，以口音分辨敵我，繼而引發衝突，醞釀一次又一次的本地運動。當然，香港並不像蘇格蘭，絕大多數人爭取的並不是獨立，「香港人想要的，是一些政制上的安排，讓他們香港人的身分更強烈，更多自主，可以真正由本地人管理自己的事務。這些都不是關乎語言，而是分享相同價值的一個群體」。他說，雖然務實，但蘇格蘭人所爭取的獨立，終究還是比較浪漫的概念，反觀香港，「想要維護的東西，人們都可以用得着，自由、法律制度。香港人其實更實際」。相對於英國，Tim看來更肉緊這個住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發生的事，雖然已沒有在報館工作，但他偶爾還是會投稿到本地英文報章，隔幾天就會寫文章在網上博客發表，當中談到的，大部分都是關於香港。「近來香港的情况，讓我很沮喪。」當前的政局緊張，前景難以讓人感到樂觀，Tim覺得，特首要向北京獻媚是一回事，整個政府都只顧聚焦在政治問題上，不顧民生，這是讓他最氣憤的地方。「政府裏，還有很多委任的局長，還有副局長、政治助理，但根本沒有人在做事，污染問題、交通系統的問題、房屋政策，一直閒着無人着手改善。教育制度更是一團糟，全港三分之二學生無法上大學，但社會根本沒有地方容納他們。教育局長在哪裏？他不應該去了處理政治問題！」
異鄉人更着緊我城
雖然看來並沒有出路，可是Tim說並沒有想過要離開，回到英格蘭，「除非我被趕走吧」。他知道，在香港，他是局外人，常強調自己「這種可以隨時離開的人」沒資格指點什麼，但他堅持不平則鳴，「看到有人在撒謊，我覺得還是要說出來」。六十七歲的Tim，對答爽快但亦漸現老態，談到董建華最近出山說人大方案是真正民主，還是火氣十足：「It's nonsense !」一個老外姑且對我們的事如此上心勞氣，仍然選擇沉默隔岸觀火的人，面對當前困難重重的香港，怎忍心不聞不問啊？
文 陳嘉文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明報專訊】決定蘇格蘭獨立與否的公投，四天後舉行，遠在香港的我，還是第一回為異地人們面臨關乎國家前途的抉擇而手心冒汗。
大概因為佔中在即，這難免讓我想到香港也正處於歷史時刻，只是，即使我們投過票，卻始終無法建設性地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個城巿裏，緊貼公投新聞的，還有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Tim Hamlett。
Tim是英格蘭人，八年前學起蘇格蘭風笛，結識不少蘇格蘭朋友，這陣子也有觀察他們的想法。
他說，相對於英格蘭人，蘇格蘭人一向務實，想法更像香港人，這段時間，兩個地方也確是有相同之處，同為未來而不安躁動，「蘇格蘭人，爭取獨立，關乎身分。
香港人爭取的，是自由、司法制度。香港人還是更實際。」
蘇格蘭人 討厭英政府的理由
英國廣播公司的網頁上，最近都以蘇格蘭公投為重點新聞，還為此特設新聞專輯。其中有一個圖輯，一次過網羅了蘇格蘭在香港留下的事物——以蘇格蘭城巿命名的延文禮士道（Inverness Road）、由蘇格蘭人創辦的匯豐、渣打、怡和，還有一九二七年蘇格蘭近衛隊駐紮香港時遺下的大型石徽。訪問當天，我這個香港人與英國人Tim談起蘇格蘭獨立，用來打開話匣子的，則是香港人熟悉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
鐵娘子鐵腕對付罷工工人
Tim說，蘇格蘭人要求獨立，已經要求了二百多年，但三十年前戴卓爾夫人所做的，毋庸置疑令更多蘇格蘭人更討厭英國政府，尤其保守黨，「現在保守黨在蘇格蘭，幾乎是毫無立足點」。早於十八世紀，蘇格蘭不少城巿都是工業重鎮，當中最大的格拉斯哥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更是舉足輕重。八○年代，戴卓爾夫人上台不久，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關閉大量國營企業，蘇格蘭重工業首當其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蘇格蘭爆發持續一年的礦工示威潮，結果戴卓爾夫人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工人，成千上萬的蘇格蘭人陷於失業。直至今天，蘇格蘭各地仍有為此而舉辦紀念活動。「她對於蘇格蘭人的一切憂慮，完全沒有顯露同情心。」除了不顧蘇格蘭工人死活，她也在蘇格蘭做實驗，試行人頭稅，國民不論貧富，劃一徵收同額的稅款，以幫補地方財政，引起強烈反彈，被認為是進一步壓逼窮人。
在蘇格蘭，戴卓爾夫人惡名昭彰，不過這天Tim提起她的名字，本來並不為試圖剖析蘇格蘭獨立的前因，而是因為他當年離開英國，也有部分原因是為逃離戴卓爾夫人的管治。一九八○年，Tim受聘於當時的香港《虎報》，於是從此移居香港，「那時候戴卓爾夫人剛上台，我對於此，實在不期待。我覺得她會是一場災難」。在Tim眼中，戴卓爾夫人是個可怕的教育部長，「她早期嘗試令學生這個身分更加昂貴。此前，政府會替學生付所有教育費用，還會津貼你在學時的生活費。大部分學生都不用負債。我當時認為，她銳意要改變這一切，而歷史證明我的想法沒錯。」
一筆錢 賣走蘇格蘭
Tim未到香港之前，曾在幾份小報工作，他說他的履歷裏，最有名的，算是替《衛報》寫自由稿。「我在英國入行時，第一份做的報章是在英國中部沿海城巿的地區周報，那時候什麼題材也要做，一腳踢，球賽也會寫。在小報工作，是很好的經驗，因為那個地方小，你今天採訪的人，不久你又會與他碰頭，所以寫的報道一定要中肯，不能揑造」。在香港，Tim先後在《虎報》和《南華早報》工作，八七年因為《虎報》調換總編輯，編輯部大換血，於是重返校園，後來執起教鞭，教傳媒法、專題寫作，一教就是二十多年。他形容，早期的《虎報》，有點像英國的本地小報，採訪新聞自由度大，報館運作彈性，離開傳媒前，他專責採訪偵查報道，曾報道過葵涌公屋結構偷工減料，「我們拿着儀器檢測，以歐盟標準來說，測試全都不及格。當時報道一出，方圓兩公里都找不到我們的報紙來買！」
我問Tim，在香港這麼多年，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抑或英國人（British）？「英格蘭人（English）。」他說得斬釘截鐵。這是在英國裏頭，相對於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的地域性概念。「British，是passport。它是一種政治上的概念，是一面旗幟、一首國歌，但與人們的生活、文化，毫無關連。」在一七○七年成為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以前，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國長年戰爭，英格蘭一直想要征服蘇格蘭，蘇格蘭幾百年來保持了獨立，但也因此而變得相對貧窮。直至一六九八年，蘇格蘭打算在中美洲的巴拿馬建立殖民地，全國上下投資極大，卻因為被西班牙侵佔，資金最後付諸流水，後來與英格蘭簽訂《1707年聯合法案》（Treaty of Union of 1707），獲英格蘭給予一筆金錢，不少蘇格蘭人視此為恥，認為是把國家「賣走」。然後，Tim突然念起一首蘇格蘭詩歌——Fareweel to a'our Scottish fame／Fareweel our ancient glory／...We're bought and sold for English gold——「最後一句，就是說蘇格蘭被賣成英格蘭金」。
考慮獨立 不止着眼經濟
二○一二年初，蘇格蘭議會執政黨宣布兩年半後舉行公投，消息一出，統獨兩派的爭論未停止過。反對獨立的一方，認為脫離英格蘭會影響經貿穩定，很多在蘇格蘭註冊的公司或會南遷，蘇格蘭近年依仗的北海石油雖然短期內能讓國家維持高收入，但石油存量有限，說不定二十年後，經濟上就會無法維持。雖然如此，Tim認為考慮獨立與否，不應該太過着眼於經濟層面。「人們常以過去的數據，來預測將來的經濟會怎樣怎樣，但將來的事，誰知道呢？預測的版本也可以有很多。」他說，過往也有很多地方爭取獨立時，曾被質疑不可行，早在一八一五年，比利時與荷蘭合併，十五年後比利時獨立成國，就是一個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分裂時也一樣，「從南斯拉夫獨立出來的斯洛維尼亞，雖然面積很小，沒有大型工業，蜜糖算是最大出口，但我不認為人民因此懷念以往的日子」。
高地大清洗 趕走大批農民
若不計「被賣走」後英國政府對蘇格蘭的政策是否公平、蘇格蘭向政府上繳的收入是否與獲得的支出成正比，Tim覺得，蘇格蘭還是應該獨立，因為「長久以來，它本來就是一個國家，至少蘇格蘭人這樣認為」。Tim說，普遍蘇格蘭人有兩種看自己歷史的角度，一種高傲，一種把自己看成受害者，但兩者其實都願意蘇格蘭能有一天獨立起來。「第一種，是認為蘇格蘭在歐洲一直舉足輕重，在啟蒙時期是其中一個中心點，很早期已建有大學，十九世紀又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第二種角度，則要從三百年前的高地大清洗（Highland clearance）說起。當時，英格蘭和蘇格蘭經歷一場戰爭後，英國政府在蘇格蘭高地進行了一場血腥大清洗，後來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氏族首領變成了大地主。地主認為養羊比種地賺錢，於是把大量農民趕出世代耕種的農地。這批農民，不少被迫遠走海外，散落在異地，如新西蘭、加拿大等。「對他們來說，當年的逼遷傷害很大，過去這麼多年一直生活在困難當中。所以他們很樂意看到蘇格蘭獨立。」相對於經濟是否能讓一個國家富庶，人們的身分、尊嚴、快樂，才是最緊要。「蘇格蘭獨立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是否加入歐盟、使用什麼貨幣，這些都是後話。更實際的是，蘇格蘭人或許活得更開心。」經濟環境，千變萬化，但人們的身分，卻是永遠無法改變。
蘇格蘭民族性強
雖然在英國，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仍有一定分野，例如人們會以口音和姓氏來嘗試了解對方來自南方抑或北方，但兩個民族的連繫很密切，除了在地方層面的政治上、經濟上可以被看成一個整體，「蘇格蘭不是惹麻煩的部分」，Tim說，在個人層面，蘇格蘭人會南下工作，英格蘭家庭裏親戚有一兩個成員有蘇格蘭血統是正常不過的事，在外頭也總會認識一些蘇格蘭朋友。蘇格蘭民族性強，在介紹自己時，更常會提及自己的故鄉在哪裏。Tim八年前開始學習蘇格蘭風笛，現在是香港聖安得烈風笛隊主席，在香港遇到不少蘇格蘭人。他說，香港有逾千蘇格蘭人，除了在匯豐、怡和上班外，還有不少是律師和會計師，以他所知，他們的想法與大多商人一樣，不希望營商環境會有任何改變，「他們對這議題並不怎樣熱中於發表意見，即使有票可投，他們看來會投反對票」。經歷過艱難時候，面對實際生活，人們認為穩定最重要，尤其一些有一定社會地位、脫離了貧苦的階層，維持現有狀况對他們的風險始終最小。可是，若最後結果是真的獨立、經歷幾百年後終能重新成為一個國家，「他們大抵還是會大事慶祝！」
關乎身分 爭取獨立何價？
香港近年亦面對身分認同問題，分歧甚至比發生在彼邦的更嚴重，雖在同一國土之上，以口音分辨敵我，繼而引發衝突，醞釀一次又一次的本地運動。當然，香港並不像蘇格蘭，絕大多數人爭取的並不是獨立，「香港人想要的，是一些政制上的安排，讓他們香港人的身分更強烈，更多自主，可以真正由本地人管理自己的事務。這些都不是關乎語言，而是分享相同價值的一個群體」。他說，雖然務實，但蘇格蘭人所爭取的獨立，終究還是比較浪漫的概念，反觀香港，「想要維護的東西，人們都可以用得着，自由、法律制度。香港人其實更實際」。相對於英國，Tim看來更肉緊這個住了三十多年的地方發生的事，雖然已沒有在報館工作，但他偶爾還是會投稿到本地英文報章，隔幾天就會寫文章在網上博客發表，當中談到的，大部分都是關於香港。「近來香港的情况，讓我很沮喪。」當前的政局緊張，前景難以讓人感到樂觀，Tim覺得，特首要向北京獻媚是一回事，整個政府都只顧聚焦在政治問題上，不顧民生，這是讓他最氣憤的地方。「政府裏，還有很多委任的局長，還有副局長、政治助理，但根本沒有人在做事，污染問題、交通系統的問題、房屋政策，一直閒着無人着手改善。教育制度更是一團糟，全港三分之二學生無法上大學，但社會根本沒有地方容納他們。教育局長在哪裏？他不應該去了處理政治問題！」
異鄉人更着緊我城
雖然看來並沒有出路，可是Tim說並沒有想過要離開，回到英格蘭，「除非我被趕走吧」。他知道，在香港，他是局外人，常強調自己「這種可以隨時離開的人」沒資格指點什麼，但他堅持不平則鳴，「看到有人在撒謊，我覺得還是要說出來」。六十七歲的Tim，對答爽快但亦漸現老態，談到董建華最近出山說人大方案是真正民主，還是火氣十足：「It's nonsense !」一個老外姑且對我們的事如此上心勞氣，仍然選擇沉默隔岸觀火的人，面對當前困難重重的香港，怎忍心不聞不問啊？
文 陳嘉文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李怡 - 人大常委決定違反人大常委決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3日
普選特首方案自去年3月喬曉陽宣旨以來，中共港共和建制派都強調政改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決定」。按《基本法》規定，人大常委對《基本法》只有解釋權，若要修改須依第159條的程序，並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修改權，人大常委沒有修改權。2004年突然冒出個「人大常委決定」，這決定並非對《基本法》解釋，而是等同修改。《基本法》規定修改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需要三個步驟，即所謂「三部曲」，但人大常委的決定改為「五部曲」。人大常委等於擅自修改了《基本法》。對此，香港人似乎已經「硬食」了。那麼，是不是就應該以人大常委決定而不是以《基本法》作準呢？但8月31日人大常委作出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下稱「831決定」），就既不是依照《基本法》，甚至也違反了2004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下稱「04決定」）。
周一，本報刊登了自由撰稿人施路的文章：〈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在香港幾乎所有政治人物和評論界都認定「831決定」是無法逆轉的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文章提出清晰的法律觀點，挑戰「831決定」的合法性。文章很長，論述細緻，雖是一篇好文，但社會關注度不高，除了李柱銘有回應之外，社會輿論包括民主派都似乎未見有迴響。筆者覺得可惜了，因而在此略述施路文章的某些要點。並附網址，希望讀友可以讀全文。（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08/18859322）
所謂普選方案須依從「人大常委決定」，所指的是04年作出的香港政改五部曲的決定。所增加的兩步，一是特首向人大常委提出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二是人大常委對特首提出的報告作出「是否需要修改」的「確定」。人大常委在行使這第二步的權力時，一是只限於特首報告的內容，二是只就「是否修改」作「確定」，並沒有可以超越特首報告內容而定出「如何修改」框架的權力；這部份的權力，應屬於第三步，即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具體框架的範疇。因此，「831決定」，已違反了「04年決定」所規定的權限。
其次，即使人大常委要定出「如何修改」的框架，立法程序也需要有提案人和法律委員會的審查意見。但「831決定」無提案人也未經法律委員會審查，而只根據一些常委「認為」的意見就作出如何修改，這也違反中國自定的立法原則。
其三，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表示，「831決定」是「一份法律文件，具有確定的法律效力，對後面要進行的三部曲都有法律約束力」。但這文件的第三條又表明，框架原則要經過香港立法會三分二通過並完成最後兩步，才有法律約束力。究竟「831決定」現在已有法律約束力呢，還是要低一層級的香港立法會通過才有約束力？人大常委似乎無人搞清楚，反正大家做投票機器一致通過就是了。
施路的文章還點出中共其他思維的混亂。例如，一方面表示設定框架的目的是要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另方面又說提委會不排除任何不同政見者；多次表明只要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就有可能當選，這說法也否定了他們一向聲稱大多數港人「愛國愛港」；中共拒絕不同政見者參選的主要理由是危及國家安全，但只有在沒有真普選的情況下，才會誘發大型社會運動，並讓所謂「反華勢力」有介入機會，以致危及國家安全，即使與中央對抗的人被選上，中央還可以不任命，因此根本不存在危及國家安全的基礎。
施路的分析很確當。筆者有保留的，是他認為中共違反自定法律和政策，是基於思維混亂，只要揭開面紗，據理力爭，真普選之路是敞開的。事實上，中共不依《基本法》並非首次，1999年不依《基本法》所定須由終審法院提出人大常委才會釋法，而是特首提出就釋法，其後更是無香港機構提出就動輒釋法，和逕自作出在《基本法》中無地位的「人大常委決定」；《基本法》沒有規定治港者須愛國，更無規定法官要愛國，中共都自作規定；《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各省等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更是早被中共拋到九霄雲外了。不過，像這次人大常委決定違反人大常委決定的事，就太荒唐了。這說明，中共毫無「法」的觀念，《基本法》可以不算數，04年作出的人大常委決定也不算數，一切按黨的權力需要隨時任意搬龍門。「831決定」體現了絕對權力的無法無天，極權者向人民放權的真普選之路是封閉的。其後果是預示這種極權手段將君臨香港，也許吳克儉真箇是一語中的，「831決定」誠如禍國害民餓死三千萬人的「大躍進」也。立會否決，罷課，抗爭，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有效，而是要表示我們對極權主義的不服從。（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普選特首方案自去年3月喬曉陽宣旨以來，中共港共和建制派都強調政改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決定」。按《基本法》規定，人大常委對《基本法》只有解釋權，若要修改須依第159條的程序，並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有修改權，人大常委沒有修改權。2004年突然冒出個「人大常委決定」，這決定並非對《基本法》解釋，而是等同修改。《基本法》規定修改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需要三個步驟，即所謂「三部曲」，但人大常委的決定改為「五部曲」。人大常委等於擅自修改了《基本法》。對此，香港人似乎已經「硬食」了。那麼，是不是就應該以人大常委決定而不是以《基本法》作準呢？但8月31日人大常委作出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下稱「831決定」），就既不是依照《基本法》，甚至也違反了2004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下稱「04決定」）。
周一，本報刊登了自由撰稿人施路的文章：〈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在香港幾乎所有政治人物和評論界都認定「831決定」是無法逆轉的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文章提出清晰的法律觀點，挑戰「831決定」的合法性。文章很長，論述細緻，雖是一篇好文，但社會關注度不高，除了李柱銘有回應之外，社會輿論包括民主派都似乎未見有迴響。筆者覺得可惜了，因而在此略述施路文章的某些要點。並附網址，希望讀友可以讀全文。（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08/18859322）
所謂普選方案須依從「人大常委決定」，所指的是04年作出的香港政改五部曲的決定。所增加的兩步，一是特首向人大常委提出要修改選舉辦法的報告，二是人大常委對特首提出的報告作出「是否需要修改」的「確定」。人大常委在行使這第二步的權力時，一是只限於特首報告的內容，二是只就「是否修改」作「確定」，並沒有可以超越特首報告內容而定出「如何修改」框架的權力；這部份的權力，應屬於第三步，即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具體框架的範疇。因此，「831決定」，已違反了「04年決定」所規定的權限。
其次，即使人大常委要定出「如何修改」的框架，立法程序也需要有提案人和法律委員會的審查意見。但「831決定」無提案人也未經法律委員會審查，而只根據一些常委「認為」的意見就作出如何修改，這也違反中國自定的立法原則。
其三，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表示，「831決定」是「一份法律文件，具有確定的法律效力，對後面要進行的三部曲都有法律約束力」。但這文件的第三條又表明，框架原則要經過香港立法會三分二通過並完成最後兩步，才有法律約束力。究竟「831決定」現在已有法律約束力呢，還是要低一層級的香港立法會通過才有約束力？人大常委似乎無人搞清楚，反正大家做投票機器一致通過就是了。
施路的文章還點出中共其他思維的混亂。例如，一方面表示設定框架的目的是要防止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另方面又說提委會不排除任何不同政見者；多次表明只要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就有可能當選，這說法也否定了他們一向聲稱大多數港人「愛國愛港」；中共拒絕不同政見者參選的主要理由是危及國家安全，但只有在沒有真普選的情況下，才會誘發大型社會運動，並讓所謂「反華勢力」有介入機會，以致危及國家安全，即使與中央對抗的人被選上，中央還可以不任命，因此根本不存在危及國家安全的基礎。
施路的分析很確當。筆者有保留的，是他認為中共違反自定法律和政策，是基於思維混亂，只要揭開面紗，據理力爭，真普選之路是敞開的。事實上，中共不依《基本法》並非首次，1999年不依《基本法》所定須由終審法院提出人大常委才會釋法，而是特首提出就釋法，其後更是無香港機構提出就動輒釋法，和逕自作出在《基本法》中無地位的「人大常委決定」；《基本法》沒有規定治港者須愛國，更無規定法官要愛國，中共都自作規定；《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各省等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更是早被中共拋到九霄雲外了。不過，像這次人大常委決定違反人大常委決定的事，就太荒唐了。這說明，中共毫無「法」的觀念，《基本法》可以不算數，04年作出的人大常委決定也不算數，一切按黨的權力需要隨時任意搬龍門。「831決定」體現了絕對權力的無法無天，極權者向人民放權的真普選之路是封閉的。其後果是預示這種極權手段將君臨香港，也許吳克儉真箇是一語中的，「831決定」誠如禍國害民餓死三千萬人的「大躍進」也。立會否決，罷課，抗爭，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有效，而是要表示我們對極權主義的不服從。（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國家級後台 流氓般行為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3日
關於告密，以下是一件真人真事。
朋友的兒子是中學生。多年前，兒子曾讀本港某左派小學，有日有同學在班上搗蛋，老師為了找出搞事者，向同班各同學派兩張紙仔，一張要寫下自己的過錯，另一張則要告發同學的犯錯，老師收集紙仔後會核對查證，如果發現你先前沒有坦白認錯，後卻遭同學告發，將受更大懲罰。朋友得悉此事後極度氣憤，馬上向班主任和校長投訴，現在他猶有餘怒，唯一慶幸的是兒子當年拒做二五仔。
有些價值，阿媽教落，必須緊守。其一，就是你不應做二五仔。
對於學民仔，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作風，或認為罷課無用，但你更必須毫不客氣地指斥那幫成年人對付學界的卑劣行為。回望這幾天：
反佔中八人高舉紙牌公佈告密熱線，以「保護」為名，鼓勵二五行徑，當中工聯會和教聯會都有份擔大旗；以「地溝油」形容參加罷課的學生、以「黑社會」暗喻學民，內地網站更一度刊登〈學民思潮多名女生未婚先孕〉的誣衊造謠文章。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長才公開批評告密熱線像文革批鬥，幾日後該校網頁就被黑客入侵，無故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字句，更有數人扮家長致電校方，用粗言辱罵校長。真費解，這些人都有強國大後台，為甚麼做的卻是此等流氓事。
最後，每月領着納稅人出的糧、教育局最高級的仁兄吳克儉，竟無視此等傷害教育界的行為，不但不敢說公道話，更埋堆指反佔中大聯盟是想保護學生。前教統局局長王永平撰文問到底大聯盟大抑或教育局局長大？我說當然教育局局長大，可惜他選擇自我矮化，最後為世人所不齒也是自己作的孽。
擂台較量須光明正大，豈容威嚇和偽善。你感受到那幫人正測試你我的底線？若你仍能對卑劣行為默不作聲，那麼將來被人踩上心口，可能還要多謝他們沒有要了你的命。
關於告密，以下是一件真人真事。
朋友的兒子是中學生。多年前，兒子曾讀本港某左派小學，有日有同學在班上搗蛋，老師為了找出搞事者，向同班各同學派兩張紙仔，一張要寫下自己的過錯，另一張則要告發同學的犯錯，老師收集紙仔後會核對查證，如果發現你先前沒有坦白認錯，後卻遭同學告發，將受更大懲罰。朋友得悉此事後極度氣憤，馬上向班主任和校長投訴，現在他猶有餘怒，唯一慶幸的是兒子當年拒做二五仔。
有些價值，阿媽教落，必須緊守。其一，就是你不應做二五仔。
對於學民仔，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作風，或認為罷課無用，但你更必須毫不客氣地指斥那幫成年人對付學界的卑劣行為。回望這幾天：
反佔中八人高舉紙牌公佈告密熱線，以「保護」為名，鼓勵二五行徑，當中工聯會和教聯會都有份擔大旗；以「地溝油」形容參加罷課的學生、以「黑社會」暗喻學民，內地網站更一度刊登〈學民思潮多名女生未婚先孕〉的誣衊造謠文章。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校長才公開批評告密熱線像文革批鬥，幾日後該校網頁就被黑客入侵，無故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字句，更有數人扮家長致電校方，用粗言辱罵校長。真費解，這些人都有強國大後台，為甚麼做的卻是此等流氓事。
最後，每月領着納稅人出的糧、教育局最高級的仁兄吳克儉，竟無視此等傷害教育界的行為，不但不敢說公道話，更埋堆指反佔中大聯盟是想保護學生。前教統局局長王永平撰文問到底大聯盟大抑或教育局局長大？我說當然教育局局長大，可惜他選擇自我矮化，最後為世人所不齒也是自己作的孽。
擂台較量須光明正大，豈容威嚇和偽善。你感受到那幫人正測試你我的底線？若你仍能對卑劣行為默不作聲，那麼將來被人踩上心口，可能還要多謝他們沒有要了你的命。
劉健威 - 文革再現
2014年9月11日
從小就很嚮往文化，所以對一位當教師的姨婆很是尊敬。
沒想到的是，文革期間，有一天，姨婆在教學的時候向學校請假——街坊在批鬥她的丈夫，她要去參與批鬥。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這姨婆。學生鬥老師、女兒鬥母親（如某粵劇紅伶）……是文革期間常發生的事。連動物都極少近親相噬，這是人類歷史上醜惡的一章。同樣的事情難保不在香港發生，因為有人把文革那一套搬到香港來了——反佔中聯盟設立熱線，鼓勵檢舉參與反假普選罷課的學生。
有一次，葉公跟孔子說：我們家鄉有個率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去舉證他。孔子答說：我們家鄉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率直在其中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是不主張大義滅親的。他很着重倫理的價值。法律和倫理是社會不同的層面，兩者最好不要相混。
一個人犯了法，在社會來說，他該受到制裁；但作為他的家人，即使他犯了法，都要包容他，這就是倫理。要是犯人的家庭採取跟社會同樣立場，連監都不去探，這世界多可怕？
要是一個人犯了罪，警察可以拘捕他，法官則負責判他有沒有罪，家人呢？該指正他，勸他自首；三者各司其職，要是親人偷偷打電話去檢舉他，就是同時扮演了警察和法官的角色。這是人性的泯滅，後果比包庇他更可怕。
文革發生那麼多師生、父子之間你鬥我，我鬥你的事，就是讓意識形態、讓法例凌駕於倫理的結果。當然，這裏不是要說，倫理可以凌駕於法理，這又很易造成腐敗，變成封建政治。小心平衡法理和倫理的關係很重要。
這次，學生為反假普選罷課，只是意見表達方式的一種，於人無害，更談不上犯罪；不去跟他們說道理，卻鼓勵朋友近親去檢舉他們，這樣既侵犯表達自由，又破壞倫理，還說是為學生好，多虛偽和邪惡！
從小就很嚮往文化，所以對一位當教師的姨婆很是尊敬。
沒想到的是，文革期間，有一天，姨婆在教學的時候向學校請假——街坊在批鬥她的丈夫，她要去參與批鬥。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這姨婆。學生鬥老師、女兒鬥母親（如某粵劇紅伶）……是文革期間常發生的事。連動物都極少近親相噬，這是人類歷史上醜惡的一章。同樣的事情難保不在香港發生，因為有人把文革那一套搬到香港來了——反佔中聯盟設立熱線，鼓勵檢舉參與反假普選罷課的學生。
有一次，葉公跟孔子說：我們家鄉有個率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去舉證他。孔子答說：我們家鄉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率直在其中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是不主張大義滅親的。他很着重倫理的價值。法律和倫理是社會不同的層面，兩者最好不要相混。
一個人犯了法，在社會來說，他該受到制裁；但作為他的家人，即使他犯了法，都要包容他，這就是倫理。要是犯人的家庭採取跟社會同樣立場，連監都不去探，這世界多可怕？
要是一個人犯了罪，警察可以拘捕他，法官則負責判他有沒有罪，家人呢？該指正他，勸他自首；三者各司其職，要是親人偷偷打電話去檢舉他，就是同時扮演了警察和法官的角色。這是人性的泯滅，後果比包庇他更可怕。
文革發生那麼多師生、父子之間你鬥我，我鬥你的事，就是讓意識形態、讓法例凌駕於倫理的結果。當然，這裏不是要說，倫理可以凌駕於法理，這又很易造成腐敗，變成封建政治。小心平衡法理和倫理的關係很重要。
這次，學生為反假普選罷課，只是意見表達方式的一種，於人無害，更談不上犯罪；不去跟他們說道理，卻鼓勵朋友近親去檢舉他們，這樣既侵犯表達自由，又破壞倫理，還說是為學生好，多虛偽和邪惡！
2014年9月11日 星期四
古德明 - 香港總督彭定康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1日
九月三日，香港總督彭定康嚴詞批評英國政府降志卑躬，為求中共錢財，一任香港民主遭假普選活埋，一詞不敢贊。新香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說，彭定康的話「不值得回答」；現任的梁振英則說，彭定康當年任港督，「不是由香港市民選出」。然則梁、董何不舉辦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市民寧願他們還是彭定康治港。
我稱彭定康為「香港總督」而不是「前總督」，中共之臣一定不以為然。這也難怪。他們對中國文化一竅不通。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載：神宗年間，王安石為相，力行新法，天下引以為苦。當時名臣司馬光和王安石政見不合，退而「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對中國人來說，得民心者才是真宰相，真總督。
又《菽園雜記》卷一載：明英宗、代宗年間，陳鎰為陝西巡撫，「用法寬平，民信愛之」，去職之後，有百姓家中掛其畫像，敬愛不減。繼任的巡撫，才德不如陳鎰，而改陳鎰遺規，「民雖陽畏（表面畏懼），而陰實怒之」。彭定康去職十七年，繼任的董建華以至梁振英，把香港弄成甚麼樣子，香港市民最清楚。
彭定康時代，香港立法局議員一律民選，香港廉潔、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文藝創作自由等，名列國際前茅。過去十七年，香港民主已成泡影，香港的廉潔、自由也日陵月替，於今尤甚。這是香港大學七月下旬民意調查所得，有數字可稽。
彭定康時代，香港人居住問題大致已經解決。廉租屋、居者有其屋等等，取代了一九四九年之後逃港避秦者漫山遍野搭建的簡陋木屋。過去十七年，香港這邊廂出現了所謂地產霸權，幾個財閥炙手可熱；那邊廂則出現了所謂劏房，無數市民安居無地，生活比當年木屋區居民還有不如。
彭定康時代，香港學校有教無類，招生以學業為準繩，牟利的私校無法立足，幾已絕迹。過去十七年，在當局大力鼓勵之下，殖民地時代的官立學校、津貼學校等等，紛紛轉為「直資」，轉為「私立」，招生以金錢為準繩，唯利是圖。兒女教育費，駸駸成為無數市民的沉重負擔；傳統名校，變成富裕家庭的禁臠。
此外，彭定康時代，政府不會收買流氓惡棍，和反對者鬥爭；不會指鹿為馬，把北韓式選舉說是「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彭定康當年還以港督身分，為民請命，批評英國不予港人居英權。董建華以至梁振英，則從來不見為港人福祉，向中共說過半句逆耳之言。
今年三月，彭定康訪港，獲大批市民熱烈歡迎，更有人舉起港英殖民地旗幟，說明在許多港人心目中，彭定康才是真港督。這一點，只懂得以力服人者，不可能明白。
九月三日，香港總督彭定康嚴詞批評英國政府降志卑躬，為求中共錢財，一任香港民主遭假普選活埋，一詞不敢贊。新香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說，彭定康的話「不值得回答」；現任的梁振英則說，彭定康當年任港督，「不是由香港市民選出」。然則梁、董何不舉辦公民投票，看看香港市民寧願他們還是彭定康治港。
我稱彭定康為「香港總督」而不是「前總督」，中共之臣一定不以為然。這也難怪。他們對中國文化一竅不通。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載：神宗年間，王安石為相，力行新法，天下引以為苦。當時名臣司馬光和王安石政見不合，退而「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對中國人來說，得民心者才是真宰相，真總督。
又《菽園雜記》卷一載：明英宗、代宗年間，陳鎰為陝西巡撫，「用法寬平，民信愛之」，去職之後，有百姓家中掛其畫像，敬愛不減。繼任的巡撫，才德不如陳鎰，而改陳鎰遺規，「民雖陽畏（表面畏懼），而陰實怒之」。彭定康去職十七年，繼任的董建華以至梁振英，把香港弄成甚麼樣子，香港市民最清楚。
彭定康時代，香港立法局議員一律民選，香港廉潔、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文藝創作自由等，名列國際前茅。過去十七年，香港民主已成泡影，香港的廉潔、自由也日陵月替，於今尤甚。這是香港大學七月下旬民意調查所得，有數字可稽。
彭定康時代，香港人居住問題大致已經解決。廉租屋、居者有其屋等等，取代了一九四九年之後逃港避秦者漫山遍野搭建的簡陋木屋。過去十七年，香港這邊廂出現了所謂地產霸權，幾個財閥炙手可熱；那邊廂則出現了所謂劏房，無數市民安居無地，生活比當年木屋區居民還有不如。
彭定康時代，香港學校有教無類，招生以學業為準繩，牟利的私校無法立足，幾已絕迹。過去十七年，在當局大力鼓勵之下，殖民地時代的官立學校、津貼學校等等，紛紛轉為「直資」，轉為「私立」，招生以金錢為準繩，唯利是圖。兒女教育費，駸駸成為無數市民的沉重負擔；傳統名校，變成富裕家庭的禁臠。
此外，彭定康時代，政府不會收買流氓惡棍，和反對者鬥爭；不會指鹿為馬，把北韓式選舉說是「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彭定康當年還以港督身分，為民請命，批評英國不予港人居英權。董建華以至梁振英，則從來不見為港人福祉，向中共說過半句逆耳之言。
今年三月，彭定康訪港，獲大批市民熱烈歡迎，更有人舉起港英殖民地旗幟，說明在許多港人心目中，彭定康才是真港督。這一點，只懂得以力服人者，不可能明白。
陳沛敏 - 舉報曾德成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1日
好不容易，A才撥通了一直佔線的2949 3193。
「有乜可以幫到你？」
「我想舉報有間學校有學生搞事。」
「邊間學校？」
「St. Paul's College」
「聖保羅書院？名校喎。啲學生點搞事？」
「有學生喺學校印製煽動反政府傳單，成三百幾份，仲喺課室入面派畀同學。」
「係？個學生叫乜名？讀幾年級？」
A：「預科二年級曾德成。」
1967年9月28日香港的時空，動盪躁動，卻沒有周融的「白色恐怖熱線」。當年向警方舉報曾德成同學的，是學校的英籍代校長。為此事判囚兩年兼留案底的曾德成很多很多年後做了局長，幾個月前卻因為同事吳克儉響應周融之流呼籲學校、教師和家長勿讓學生佔中，在公開場合再被問及當年違法之舉。
當時，曾德成理直氣壯的反問記者，他當年「何罪之有？」他沒有進一步解釋說話的含意，但相信他是想說，殖民政府高壓政權，通過惡法拘控集會和印發傳單的學生，打壓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即使法庭判他有罪，他仍然相信自己為了公義、為了理想，做了對的事情，何罪之有。
若果曾德成認為學生時代為了自己相信的公義犯法，是「何罪之有」，那麼現在香港的學生為了要求中共履行承諾，落實香港普選，而發動的只是罷課，那他們又何罪之有？但左派建制卻為了打壓罷課，無所不用其極。周融之流大搞文革式舉報，侮辱教育專業兼干預校政；左報瘋狂抹黑學生領袖，無限上綱；教聯會黃均瑜將學民思潮類比成黑社會，主張嚴懲。
作為教育局長的吳克儉，不但沒有糾正此等攻擊學生、踐踏教育專業、擾亂學校行政的亂象歪風，以正視聽，昨日反而和稀泥的回應說，大聯盟的出發點「似乎係希望保護未成年學生」。
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學生的本份就是學習知識。現在，因為當權的成年人背信棄義撕毀承諾，青年學生才不得不以罷課作為不合作運動的手段，表達抗議。昨晚，梁振英政府正式回覆，拒絕學聯罷課期間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集會的申請。孩子們面對四方八面的打壓進逼，作為成年人，我們又怎能袖手旁觀？
好不容易，A才撥通了一直佔線的2949 3193。
「有乜可以幫到你？」
「我想舉報有間學校有學生搞事。」
「邊間學校？」
「St. Paul's College」
「聖保羅書院？名校喎。啲學生點搞事？」
「有學生喺學校印製煽動反政府傳單，成三百幾份，仲喺課室入面派畀同學。」
「係？個學生叫乜名？讀幾年級？」
A：「預科二年級曾德成。」
1967年9月28日香港的時空，動盪躁動，卻沒有周融的「白色恐怖熱線」。當年向警方舉報曾德成同學的，是學校的英籍代校長。為此事判囚兩年兼留案底的曾德成很多很多年後做了局長，幾個月前卻因為同事吳克儉響應周融之流呼籲學校、教師和家長勿讓學生佔中，在公開場合再被問及當年違法之舉。
當時，曾德成理直氣壯的反問記者，他當年「何罪之有？」他沒有進一步解釋說話的含意，但相信他是想說，殖民政府高壓政權，通過惡法拘控集會和印發傳單的學生，打壓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即使法庭判他有罪，他仍然相信自己為了公義、為了理想，做了對的事情，何罪之有。
若果曾德成認為學生時代為了自己相信的公義犯法，是「何罪之有」，那麼現在香港的學生為了要求中共履行承諾，落實香港普選，而發動的只是罷課，那他們又何罪之有？但左派建制卻為了打壓罷課，無所不用其極。周融之流大搞文革式舉報，侮辱教育專業兼干預校政；左報瘋狂抹黑學生領袖，無限上綱；教聯會黃均瑜將學民思潮類比成黑社會，主張嚴懲。
作為教育局長的吳克儉，不但沒有糾正此等攻擊學生、踐踏教育專業、擾亂學校行政的亂象歪風，以正視聽，昨日反而和稀泥的回應說，大聯盟的出發點「似乎係希望保護未成年學生」。
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學生的本份就是學習知識。現在，因為當權的成年人背信棄義撕毀承諾，青年學生才不得不以罷課作為不合作運動的手段，表達抗議。昨晚，梁振英政府正式回覆，拒絕學聯罷課期間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集會的申請。孩子們面對四方八面的打壓進逼，作為成年人，我們又怎能袖手旁觀？
蔡子強 - 沉淪於舉報歪風蔓延時
2014年9月11日
【明報專訊】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當年極權國家是如何統治的？
30年前，當我在大學念書時，當時政政系其中一門熱門學科，就是「社會主義政制與政治」。1989年後，蘇聯和其東歐附庸國土崩瓦解，殘餘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亦大幅改革，讓原有的社會主義變得面目全非，這門學科也因此漸漸變得落伍、冷門，以至凋零。但縱然如此，當日所學的，直到今天，卻仍舊深深留在腦海裏，我仍覺得受用無窮，因為，它讓我了解極權統治的本質。
究竟當年這些極權國家是如何高壓統治，把人民種種可能反抗消滅於萌芽階段的呢？
這些政權倚靠的不單止是坦克和槍炮這些有形之物，它還有更厲害的一套無形手段，這套手段可怖的地方，不單在於為統治者張牙舞爪，鎮壓異己，它甚至把人性、人倫極度扭曲，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摧毁，讓社會不斷往下沉淪。
以恐怖氣氛來瓦解和消弭反對力量
那究竟是什麼？那就是一種恐怖氣氛的統治（Rule of Terror）。可能是通過秘密警察，也可能是通過鼓動群眾互相揭發和舉報，總之就是在寧枉無縱的方針下，把異見者（又或者只是涉嫌異見者），以至只是口吐幾句牢騷的人，都統統抓起來，以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極權國家的統治者不會計較自己是否抓錯人，是否錯判冤獄，他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營造一種恐怖氣氛，讓每個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和旁人，哪怕是同學、同事、親戚、朋友，以至家人，討論官方宣傳語言和論述以外的政治，因為怕被人揭發和舉報。這樣，政權就可以起到一個震懾作用。當大家發覺哪怕是發發牢騷，都會被人打小報告，都會被人舉報，為自己惹來麻煩時，那麼大家就會守口如瓶，哪怕是對着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都不會透露半句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此徹底被摧毁。
當政治發展到如此一個地步，大家連講都不敢講時，那麼彼此組織起來反抗，也就更加無從說起，所有反對的力量，也因而被瓦解和消弭。
我記得當年書本中給了這種統治手段一種叫法，那就是「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意即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成了一個孤立的個體，就像一顆又一顆的原子一樣。
在那個朋友、親戚、夫婦、父子都會互相揭發的瘋狂年代
之後，我又讀了很多1949年後共產主義中國的歷史，亦讀了很多傷痕文學作品，知道了很多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發生過的往事，對照以上一番學術理論，又有着更深入的一番體會。
原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經別有用心的政客之宣傳、操控和唆擺之後，同學真的會舉報同學；學生真的會舉報老師；子女會舉報父母；太太會舉報丈夫；下屬會舉報上司；同事、朋友、親戚，以至夫婦之間 ……一樣會互相揭發，互相出賣。當然，教唆者都大條道理，冠冕堂皇的說，那是為了「國家安全」，那是為了「共產主義大業」，那是為了「杜絕『反革命』」。
事過境遷之後，不少受害者都有出來剖白，在那個年代，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出賣，為他們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就連當年曾經有份參與舉報的人，都有出來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
但是，其實舉報者本身也一樣是受害者，雖然說他們是舉報別人，讓別人惹上麻煩，但同一時間，他們本來平靜和純真的生活，例如童年，就如此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玷污，在記憶中永遠留下政治最醜惡的一面，成了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們永遠難以忘懷，當年自己曾經舉報和出賣過朋友和親人。
以「救救孩子」為命去行惡
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瘋狂年代所作瘋狂的行為，不料，近日香港政局的發展，卻讓我感受到同樣一股讓人不寒而慄的蕭颯。今天教唆別人舉報的理由，變成了所謂的「救救孩子」。
周一，「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成立「情報熱線」，呼籲市民致電舉報在中學策動和招攬罷課或佔中的資料，聯盟經過所謂「核實」後，會通知學校、家長、家教會、教育局，以作「預警」。聯盟發言人周融否認活動是製造白色恐怖。
其實，這已經不是周融的頭一趟，上次是「陽光射佔中」，今次則更進一步，連與違法行為完全沾不上邊的罷課，周融也不放過，也要插手，要有組織地把參與者曝光，把他們置於白色恐怖和壓力之下。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那可以是通過投票，可以是通過上街遊行示威，也可以是通過罷課，後果由當事人自己承擔。今天學生呼籲同學罷課，並不是一些傷天害理、威脅和損害別人生命財產的行為，以什麼「有毒食物」和「食安中心」來作比喻，完全是不倫不類，引喻失義（當然，這是周融的慣用伎倆）。
難道大家想活在一個互相舉報、出賣、背叛的社會？
我真的想問問大家，難道我們真的想社會掀起一股互相舉報之風，讓以後校長、上司、老闆，甚至一天政府，習以為常來過問、插手、干預我們的日常政治生活嗎？我們想讓此風長下去，導致有天學生（甚至是我們自己）相約出來遊行、出席六四集會，都會遭到舉報嗎？
我相信一個互相舉報之風大盛的社會，也會是一個充滿出賣和背叛、人與人之間信任盡毁、彼此日防夜防、充滿虛偽和假惺惺、大家每天膽戰心驚地過日子的社會。
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朋友，我會接受自己的朋友支持罷課，又或者反對罷課，但若然他選擇走去熱線舉報的話，我會認真的思考，應否跟這樣的一個人繼續做朋友。
後記：推薦大家閱讀一篇在「評台」上載的文章：〈充滿出賣、背叛、「為了學生好」的中國教育〉，作者Jane對自己童年於學校的相關親身經歷，如何摧毁了她本來可以十分美好的校園生活，作出了一個剖白。連結：http://goo.gl/8ixbbV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明報專訊】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當年極權國家是如何統治的？
30年前，當我在大學念書時，當時政政系其中一門熱門學科，就是「社會主義政制與政治」。1989年後，蘇聯和其東歐附庸國土崩瓦解，殘餘下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亦大幅改革，讓原有的社會主義變得面目全非，這門學科也因此漸漸變得落伍、冷門，以至凋零。但縱然如此，當日所學的，直到今天，卻仍舊深深留在腦海裏，我仍覺得受用無窮，因為，它讓我了解極權統治的本質。
究竟當年這些極權國家是如何高壓統治，把人民種種可能反抗消滅於萌芽階段的呢？
這些政權倚靠的不單止是坦克和槍炮這些有形之物，它還有更厲害的一套無形手段，這套手段可怖的地方，不單在於為統治者張牙舞爪，鎮壓異己，它甚至把人性、人倫極度扭曲，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摧毁，讓社會不斷往下沉淪。
以恐怖氣氛來瓦解和消弭反對力量
那究竟是什麼？那就是一種恐怖氣氛的統治（Rule of Terror）。可能是通過秘密警察，也可能是通過鼓動群眾互相揭發和舉報，總之就是在寧枉無縱的方針下，把異見者（又或者只是涉嫌異見者），以至只是口吐幾句牢騷的人，都統統抓起來，以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極權國家的統治者不會計較自己是否抓錯人，是否錯判冤獄，他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營造一種恐怖氣氛，讓每個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和旁人，哪怕是同學、同事、親戚、朋友，以至家人，討論官方宣傳語言和論述以外的政治，因為怕被人揭發和舉報。這樣，政權就可以起到一個震懾作用。當大家發覺哪怕是發發牢騷，都會被人打小報告，都會被人舉報，為自己惹來麻煩時，那麼大家就會守口如瓶，哪怕是對着自己身邊最親密的人，都不會透露半句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就此徹底被摧毁。
當政治發展到如此一個地步，大家連講都不敢講時，那麼彼此組織起來反抗，也就更加無從說起，所有反對的力量，也因而被瓦解和消弭。
我記得當年書本中給了這種統治手段一種叫法，那就是「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意即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成了一個孤立的個體，就像一顆又一顆的原子一樣。
在那個朋友、親戚、夫婦、父子都會互相揭發的瘋狂年代
之後，我又讀了很多1949年後共產主義中國的歷史，亦讀了很多傷痕文學作品，知道了很多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發生過的往事，對照以上一番學術理論，又有着更深入的一番體會。
原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經別有用心的政客之宣傳、操控和唆擺之後，同學真的會舉報同學；學生真的會舉報老師；子女會舉報父母；太太會舉報丈夫；下屬會舉報上司；同事、朋友、親戚，以至夫婦之間 ……一樣會互相揭發，互相出賣。當然，教唆者都大條道理，冠冕堂皇的說，那是為了「國家安全」，那是為了「共產主義大業」，那是為了「杜絕『反革命』」。
事過境遷之後，不少受害者都有出來剖白，在那個年代，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出賣，為他們所造成的心靈創傷，就連當年曾經有份參與舉報的人，都有出來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
但是，其實舉報者本身也一樣是受害者，雖然說他們是舉報別人，讓別人惹上麻煩，但同一時間，他們本來平靜和純真的生活，例如童年，就如此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玷污，在記憶中永遠留下政治最醜惡的一面，成了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們永遠難以忘懷，當年自己曾經舉報和出賣過朋友和親人。
以「救救孩子」為命去行惡
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瘋狂年代所作瘋狂的行為，不料，近日香港政局的發展，卻讓我感受到同樣一股讓人不寒而慄的蕭颯。今天教唆別人舉報的理由，變成了所謂的「救救孩子」。
周一，「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成立「情報熱線」，呼籲市民致電舉報在中學策動和招攬罷課或佔中的資料，聯盟經過所謂「核實」後，會通知學校、家長、家教會、教育局，以作「預警」。聯盟發言人周融否認活動是製造白色恐怖。
其實，這已經不是周融的頭一趟，上次是「陽光射佔中」，今次則更進一步，連與違法行為完全沾不上邊的罷課，周融也不放過，也要插手，要有組織地把參與者曝光，把他們置於白色恐怖和壓力之下。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那可以是通過投票，可以是通過上街遊行示威，也可以是通過罷課，後果由當事人自己承擔。今天學生呼籲同學罷課，並不是一些傷天害理、威脅和損害別人生命財產的行為，以什麼「有毒食物」和「食安中心」來作比喻，完全是不倫不類，引喻失義（當然，這是周融的慣用伎倆）。
難道大家想活在一個互相舉報、出賣、背叛的社會？
我真的想問問大家，難道我們真的想社會掀起一股互相舉報之風，讓以後校長、上司、老闆，甚至一天政府，習以為常來過問、插手、干預我們的日常政治生活嗎？我們想讓此風長下去，導致有天學生（甚至是我們自己）相約出來遊行、出席六四集會，都會遭到舉報嗎？
我相信一個互相舉報之風大盛的社會，也會是一個充滿出賣和背叛、人與人之間信任盡毁、彼此日防夜防、充滿虛偽和假惺惺、大家每天膽戰心驚地過日子的社會。
朋友，你可以允許子女罷課，也可以反對子女罷課，但若然你知道子女準備舉報同學，務必請你嚴肅的把他叫停，向他解釋清楚，這不單是避免令社會沉淪，也是避免讓子女人生中留下他一天悔不當初的醜惡一頁。
朋友，我會接受自己的朋友支持罷課，又或者反對罷課，但若然他選擇走去熱線舉報的話，我會認真的思考，應否跟這樣的一個人繼續做朋友。
後記：推薦大家閱讀一篇在「評台」上載的文章：〈充滿出賣、背叛、「為了學生好」的中國教育〉，作者Jane對自己童年於學校的相關親身經歷，如何摧毁了她本來可以十分美好的校園生活，作出了一個剖白。連結：http://goo.gl/8ixbbV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黃洪 - 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
2014年9月11日
【明報專訊】蔡子強在《明報》提到他在8月31日晚上舉行的集會看到我和一群學者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蔡說看到我在台上「一臉黯然」，他覺得心酸。其實當日參加集會的學者神情都有點肅穆，當天集會中間下了一場大暴雨，黑雲籠罩着維港上空，天氣加上政治的低氣壓同樣令人窒息。大家不禁要問「香港民主，究竟路在何方？」
對我肅穆的神情，蔡子強的解讀是「那不單是黃洪，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蔡在事前或事後並沒有找我談過我的心境。若說這是他對我的解讀，倒不如說是他對我們這一代曾於1980年代參與學運中人的情感投射。而民主回歸派已經落幕的說法，近日亦不斷出現。若落幕是指一個時代過去，我可以接受；但若說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已經幻滅」，則有可商榷之處。
民主回歸「派」成一派嗎？
我和蔡均曾先後於80年代在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擔任職位。我是第13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外務副會長，而蔡是第16屆副會長及17屆會長。蔡表示我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其實我對當年學生會致信趙紫陽，以至更早的時候以個人身分去機場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示威，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做的事。事前或事後我不覺得我們做了什麼大事，也很少以「民主回歸派」的中堅自居。我相信，就算我們不去發聲，歷史的軌道不會有什麼大轉變，中國最終仍然會收回香港。香港回歸肯定不是由所謂「民主回歸派」一兩次示威或致信所促成。我們一群大學生沒有這個企圖，亦沒有這個影響力。
我對蔡子強對「民主回歸派」的說法，大部分表示同意，但亦有小部分，但可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並不同意。首先，蔡用「民主回歸派」來概括這一代人。「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蔡子強再指出「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
讀到這裏，我基本同意蔡子強上述的論說——支持「民主回歸」的這一代，對中國是有感情、有承擔的一代，希望香港與中國能在民主發展路一起往前走。蔡接着指出：「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雖然蔡子強已表明這是「民主回歸派」中的一些人有上述立場，但我相信這主要是蔡子強及認同「中間溫和協調」路線的朋友的看法，並未能全然反映這一代人的不同走向。
其實，我認為「民主回歸派」這個說法有基本問題。因為參加過80年代學運的一代，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的看法或對「民族」原則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所以根本未能稱得上為「派」。
這批人當中有羅永生對民族立場的反思和批判，認為香港要去完成「未完成的解殖」；有羅沃啟以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來守護香港，反對中國任何不合人權標準的干預；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有像蔡子強、馬嶽集中研究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有葉建源成為泛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此外，在這批人當中亦有人成為建制派，如張家敏成為政協代表而梁美芬則成為立法會議員，並一再為中央的做法護航。
80年代學運的一代，過往共同的經歷，以及過往共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不能說無法識別出一群人來，所以有「派」。但是，這些人後來對中國有不同的認識、反省、立場，以至行動。可以說，這一代人基本在六四事件之後走上各自的道路，「派」不成「派」。若真的要說出現「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於六四事件後便完成了。
幻想，不是理想，破滅
六四事件之後，我已經向自己說要放棄一些幻想。中國政情的狀况，以至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令我決心要放棄自80年代中期對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幻想。對於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我絕不是理想幻滅，而是幻想破滅。理想與幻想雖一字之差，但非常關鍵。在過去25年，我的3個幻想逐一破滅。
我的第一個幻想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能夠茁壯成長，帶領中國走向正面的政治改革，令中國人享有民主、法治與自由。可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較開明的領導人，先後被打壓與被迫下台。之後「胡溫新政」談到政治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一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黨內健康力量茁壯成長變成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治改革也顯得遙遙無期。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令我放棄幻想，知道香港和中國要有民主，不能寄望共產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缺少真正民主制度去監察及制衡掌權者，健康力量根本不能成長。
第二個幻想是中國為了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示範以達成和平統一，所以中央對香港不會作太過分的干預，起碼要維持表面的「兩制」。可是，澳門回歸後的政治格局，以至服貿協議中大陸與台灣的互動，充分顯示大陸藉經濟手段以達到操控政治的目的，無論在港、澳、台均已經愈來愈熟練。內地政府已經毋須作出要盡力保留香港「兩制」的表象，也不需要香港作為示範，而是直接與台灣的政府與群眾互動。中國不用香港對台灣作示範，不是不知道會嚇怕台灣人；而是維持「不統不獨」的局面不單是對台灣的最佳選擇，亦同時是對中央某部分鷹派也是最好的選擇。可以說，有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步向和平統一，更符合鷹派的利益。
第三個幻想是中央會逐漸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並不是要由「資本家專政」、並不是在政治制度和運作都要以保障資本家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資本家話事當權，而是由於權力分散、不同階級的意見和利益可以交換和調和，避免出現嚴重的階級衝突，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分享政治權力才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人大常委對政制改革的落閘，恐怕不單是表面上所說，怕會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做特首。而是由於更深層原因，是怕出現讓資本家不放心的人做特首；這才是為什麼提名委員會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真正原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清楚傳遞了上述信息。
實際上，這已不單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和位置問題。30年來香港資本組成最大的變化是國內不同的壟斷資本已經進駐香港；現時國內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與香港壟斷資本合作，更要在政治上合謀，希望持續地掌控香港的政治權力。中央政府、香港本地資本及在港投資的內地資本實在置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害怕失去現時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為他們所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害怕分享政治權力。
幻想破滅，才能放下包袱；抹乾眼淚，方可重新出發。我們這一代正正認識到民主是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不能等待有權者良心發現而削去自己的特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資本家唯利是圖、力求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已經愈演愈烈。以上種種，必須要靠民主制度的建設來減輕其負面影響。雖然幻想破滅，但我們這一代對在香港實踐民主的理想，不敢忘記，不想忘記，也不會忘記。
在8‧31集會，我最感動的時刻是集會結束，與會眾一起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歌聲響起「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時，我已熱淚盈眶。幻想或破滅，民主理想未敢忘！
作者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蔡子強在《明報》提到他在8月31日晚上舉行的集會看到我和一群學者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蔡說看到我在台上「一臉黯然」，他覺得心酸。其實當日參加集會的學者神情都有點肅穆，當天集會中間下了一場大暴雨，黑雲籠罩着維港上空，天氣加上政治的低氣壓同樣令人窒息。大家不禁要問「香港民主，究竟路在何方？」
對我肅穆的神情，蔡子強的解讀是「那不單是黃洪，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蔡在事前或事後並沒有找我談過我的心境。若說這是他對我的解讀，倒不如說是他對我們這一代曾於1980年代參與學運中人的情感投射。而民主回歸派已經落幕的說法，近日亦不斷出現。若落幕是指一個時代過去，我可以接受；但若說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已經幻滅」，則有可商榷之處。
民主回歸「派」成一派嗎？
我和蔡均曾先後於80年代在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擔任職位。我是第13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外務副會長，而蔡是第16屆副會長及17屆會長。蔡表示我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其實我對當年學生會致信趙紫陽，以至更早的時候以個人身分去機場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示威，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做的事。事前或事後我不覺得我們做了什麼大事，也很少以「民主回歸派」的中堅自居。我相信，就算我們不去發聲，歷史的軌道不會有什麼大轉變，中國最終仍然會收回香港。香港回歸肯定不是由所謂「民主回歸派」一兩次示威或致信所促成。我們一群大學生沒有這個企圖，亦沒有這個影響力。
我對蔡子強對「民主回歸派」的說法，大部分表示同意，但亦有小部分，但可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並不同意。首先，蔡用「民主回歸派」來概括這一代人。「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蔡子強再指出「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
讀到這裏，我基本同意蔡子強上述的論說——支持「民主回歸」的這一代，對中國是有感情、有承擔的一代，希望香港與中國能在民主發展路一起往前走。蔡接着指出：「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雖然蔡子強已表明這是「民主回歸派」中的一些人有上述立場，但我相信這主要是蔡子強及認同「中間溫和協調」路線的朋友的看法，並未能全然反映這一代人的不同走向。
其實，我認為「民主回歸派」這個說法有基本問題。因為參加過80年代學運的一代，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的看法或對「民族」原則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所以根本未能稱得上為「派」。
這批人當中有羅永生對民族立場的反思和批判，認為香港要去完成「未完成的解殖」；有羅沃啟以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來守護香港，反對中國任何不合人權標準的干預；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有像蔡子強、馬嶽集中研究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有葉建源成為泛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此外，在這批人當中亦有人成為建制派，如張家敏成為政協代表而梁美芬則成為立法會議員，並一再為中央的做法護航。
80年代學運的一代，過往共同的經歷，以及過往共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不能說無法識別出一群人來，所以有「派」。但是，這些人後來對中國有不同的認識、反省、立場，以至行動。可以說，這一代人基本在六四事件之後走上各自的道路，「派」不成「派」。若真的要說出現「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於六四事件後便完成了。
幻想，不是理想，破滅
六四事件之後，我已經向自己說要放棄一些幻想。中國政情的狀况，以至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令我決心要放棄自80年代中期對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幻想。對於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我絕不是理想幻滅，而是幻想破滅。理想與幻想雖一字之差，但非常關鍵。在過去25年，我的3個幻想逐一破滅。
我的第一個幻想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能夠茁壯成長，帶領中國走向正面的政治改革，令中國人享有民主、法治與自由。可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較開明的領導人，先後被打壓與被迫下台。之後「胡溫新政」談到政治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一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黨內健康力量茁壯成長變成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治改革也顯得遙遙無期。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令我放棄幻想，知道香港和中國要有民主，不能寄望共產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缺少真正民主制度去監察及制衡掌權者，健康力量根本不能成長。
第二個幻想是中國為了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示範以達成和平統一，所以中央對香港不會作太過分的干預，起碼要維持表面的「兩制」。可是，澳門回歸後的政治格局，以至服貿協議中大陸與台灣的互動，充分顯示大陸藉經濟手段以達到操控政治的目的，無論在港、澳、台均已經愈來愈熟練。內地政府已經毋須作出要盡力保留香港「兩制」的表象，也不需要香港作為示範，而是直接與台灣的政府與群眾互動。中國不用香港對台灣作示範，不是不知道會嚇怕台灣人；而是維持「不統不獨」的局面不單是對台灣的最佳選擇，亦同時是對中央某部分鷹派也是最好的選擇。可以說，有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步向和平統一，更符合鷹派的利益。
第三個幻想是中央會逐漸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並不是要由「資本家專政」、並不是在政治制度和運作都要以保障資本家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資本家話事當權，而是由於權力分散、不同階級的意見和利益可以交換和調和，避免出現嚴重的階級衝突，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分享政治權力才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人大常委對政制改革的落閘，恐怕不單是表面上所說，怕會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做特首。而是由於更深層原因，是怕出現讓資本家不放心的人做特首；這才是為什麼提名委員會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真正原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清楚傳遞了上述信息。
實際上，這已不單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和位置問題。30年來香港資本組成最大的變化是國內不同的壟斷資本已經進駐香港；現時國內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與香港壟斷資本合作，更要在政治上合謀，希望持續地掌控香港的政治權力。中央政府、香港本地資本及在港投資的內地資本實在置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害怕失去現時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為他們所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害怕分享政治權力。
幻想破滅，才能放下包袱；抹乾眼淚，方可重新出發。我們這一代正正認識到民主是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不能等待有權者良心發現而削去自己的特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資本家唯利是圖、力求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已經愈演愈烈。以上種種，必須要靠民主制度的建設來減輕其負面影響。雖然幻想破滅，但我們這一代對在香港實踐民主的理想，不敢忘記，不想忘記，也不會忘記。
在8‧31集會，我最感動的時刻是集會結束，與會眾一起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歌聲響起「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時，我已熱淚盈眶。幻想或破滅，民主理想未敢忘！
作者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
2014年9月10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袋住先」
2014年9月10日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會就特首選舉作出決定後，各方的焦點便集中在泛民身上。一如所料，人大常委會寸步不讓的取態迫使泛民只有否決方案的選擇，在中央政府設下的框架下，他們毫無機會出閘，反而在舊的機制下他們還有出閘的空間，中央設下的是一個很愚蠢的逼虎跳牆的方案，如果在提名門檻方面不下調至一個合理水平，這次政改恐怕只會拉倒。
中央政府可能認為這已是最好的方案，因為從中央的角度看，直選從來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回事，選舉只是給選民一個舉手的機會，但這只能在完全受控制的環境下進行，就如人大理論上也是以民主程序表決議案，但人大的組成已先天決定了它的投票結果，自人大成立至今，有多少議案不是獲壓倒性甚至90%以上的票數通過？這是因為所有議案均是深獲民心，還是制度本身的所謂民主機制只是自欺欺人？
張曉明最近的一番話正好印證了這說法，他說這不是「袋住先」的方案，因為「袋住先」意味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方案，反而較正確的比是這方案是個美女，只是「鎖在深閨人未識」，勸港人「見好就收」，意味這已是終極方案，日後也再沒有修改的空間。「鎖在深閨人未識」乃來自〈長恨歌〉中描寫楊貴妃的「養在深閨人未識」，但楊貴妃的下場是馬嵬坡下「宛轉娥眉馬前死」，只留下「此恨綿綿無絕期」，不知這可是這次政改的寫照？
他甚至拿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9名委員須7人同意才能通過任命作比，指過50%的門檻也不是太高，但這比不倫不類，委員會有30%非業界人士，而法官任命是終身制，與委任5年的行政長官是完全兩回事！
張主任最後這樣作結：「長期在香港生活的人，也要跳出香港圈子去想問題、看世界，對仍懷有偏見、對抗思維的人士，應該檢視一下自己的心態。」或許我會回贈一句：「長期在國內生活的人，也要跳出中國圈子去想問題、看世界，對仍抱殘守缺、不願面對現代民主思維的人士，應該檢視一下自己的心態。」
李怡 - 羅范一語道破假普選陷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0日
論政人士必須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的原則，而根據對極權主義死抱權力不放的了解，不能不使筆者懷疑：2007年中共何以會作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謎團終於被超級梁粉、人大代表羅范椒芬道破，原來中共的目的就是要藉假普選產生的特首的認受性，去加強「行政主導」，並削弱立法會的權力。羅范說，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不應過份對其縛手縛腳：「立法會應該畀多啲空間行政機關，執行政綱……唔係我開一個位又要去立法會，攞一百萬又要去立法會、攞二百萬又要去立法會。」這樣做不是違反《基本法》所定的立法會職權之一「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嗎？屆時由人大再來一個釋法就可以啦。反正違反《基本法》的釋法已不止一次也。
弄一個中共欽點的人去讓全港市民投票，特首取得市民認受性，就可以一人「話晒事」，可以隨中共意願去任命法官，可以提出23條立法，可以由人大釋法來改變立法會職權，甚至改變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00市民提名的方式，改由須經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參加地區直選。理由也充份，不是特首選舉都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嗎？
九七問題是最早在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1979年提出的，筆者關注香港命運已三十多年，幾乎是一生的志業矣。從一開始，筆者就不相信有「民主回歸」這回事。極權政治不可能放權給人民，不管是出於任何自身利益的考慮，因為任何自身利益都不會比權力更重要。但筆者從來不罵主張「民主回歸」的人是「賣港賊」，因為如果中共收回香港主權不可逆轉，那就只有民主才可以制衡絕對權力，儘管推動民主很困難甚至徒勞，但推動民主本身已是抗拒極權的表現。
現在行騙長官、高官和建制派，都強調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普選」一詞，普選是《基本法》提出的；又強調過去港督都從英國派來，似乎英國才是獨裁，而中共則恩賜給香港人民主。事實是怎樣呢？
在《基本法》起草初期，筆者有一次與港澳辦副主任魯平同桌，魯平說，《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中國對收回香港後實施的政策，都是中方提出來的。筆者就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也是中方提出的嗎？魯平猶豫地表示：「當然也不一定都那麼具體。」其含義實已表明有關香港政制的基本架構，是應英方要求而寫進去了。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意思，就是行政機關間接向全體選民負責。在《中英聯合聲明》發佈時，這基本架構多少挽回一點港人當時幾乎全面流失的信心。因為文明社會的選舉，從來就是普選，沒有誰會想到是「民主集中制」的假選舉。
其後有趙紫陽總理給港大學生會的信。這封信絕非出自趙紫陽個人的開明意向，他只是執行黨的統戰手段。他說回歸後實行「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因此他的意思是，將根據中國政治生活裏的根本原則去實施「民主治港」。甚麼原則？就是一黨提名的原則也。
中英談判時，中共強烈反對「三腳凳」，也就是反對香港人有決定香港前途的角色。《基本法》起草時，中共反對建立民主制度。1987年港府就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作公眾諮詢，當時港人普遍支持直選，而中共喉舌則明言「立法局斷然不能搞直選」。一路走來，中共始終反對香港實行民主，已是無人不知的事。
2003年23條立法因大遊行而擱置，其後中共就不斷強調《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不存在的「行政主導」，習近平又提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的三權分立架構，主張「三權合作」，白皮書更踩入司法獨立的範疇，提出要法官愛國。梁振英上台後，在政府和公營機構安插梁粉，在電視牌照問題上一人獨斷。中共通過他來實現行政主導的最大障礙，就是立法會對他的權力制衡。現時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民主派的制衡只能靠拉布；而制衡的基礎，除了憲政規定，就是民意授權。立法會議員聲大大，是因為特首由689人選出。筆者幾可斷言，在一黨提名之下產生的候選人，必有梁振英。按中共的原意，現任特首應過渡到普選特首。即使有梁振英A或B陪跑，但忠於黨的梁振英機會最大。在一人一票選出梁振英後，他的選民基礎大於任何立會議員，他的專斷可以更肆無忌憚，而人大釋法也會予以配合，立法會拉布會被禁止。香港在一黨專政魔爪下，自由法治不是褪色而是可能蕩然無存。
人大的政改決定，是把香港導向一人獨斷的行政主導的陷阱。若立法會通過，那不是民主的開始，而是迅速滑向墮落的開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論政人士必須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的原則，而根據對極權主義死抱權力不放的了解，不能不使筆者懷疑：2007年中共何以會作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謎團終於被超級梁粉、人大代表羅范椒芬道破，原來中共的目的就是要藉假普選產生的特首的認受性，去加強「行政主導」，並削弱立法會的權力。羅范說，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不應過份對其縛手縛腳：「立法會應該畀多啲空間行政機關，執行政綱……唔係我開一個位又要去立法會，攞一百萬又要去立法會、攞二百萬又要去立法會。」這樣做不是違反《基本法》所定的立法會職權之一「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嗎？屆時由人大再來一個釋法就可以啦。反正違反《基本法》的釋法已不止一次也。
弄一個中共欽點的人去讓全港市民投票，特首取得市民認受性，就可以一人「話晒事」，可以隨中共意願去任命法官，可以提出23條立法，可以由人大釋法來改變立法會職權，甚至改變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00市民提名的方式，改由須經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參加地區直選。理由也充份，不是特首選舉都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嗎？
九七問題是最早在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1979年提出的，筆者關注香港命運已三十多年，幾乎是一生的志業矣。從一開始，筆者就不相信有「民主回歸」這回事。極權政治不可能放權給人民，不管是出於任何自身利益的考慮，因為任何自身利益都不會比權力更重要。但筆者從來不罵主張「民主回歸」的人是「賣港賊」，因為如果中共收回香港主權不可逆轉，那就只有民主才可以制衡絕對權力，儘管推動民主很困難甚至徒勞，但推動民主本身已是抗拒極權的表現。
現在行騙長官、高官和建制派，都強調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普選」一詞，普選是《基本法》提出的；又強調過去港督都從英國派來，似乎英國才是獨裁，而中共則恩賜給香港人民主。事實是怎樣呢？
在《基本法》起草初期，筆者有一次與港澳辦副主任魯平同桌，魯平說，《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中國對收回香港後實施的政策，都是中方提出來的。筆者就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也是中方提出的嗎？魯平猶豫地表示：「當然也不一定都那麼具體。」其含義實已表明有關香港政制的基本架構，是應英方要求而寫進去了。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意思，就是行政機關間接向全體選民負責。在《中英聯合聲明》發佈時，這基本架構多少挽回一點港人當時幾乎全面流失的信心。因為文明社會的選舉，從來就是普選，沒有誰會想到是「民主集中制」的假選舉。
其後有趙紫陽總理給港大學生會的信。這封信絕非出自趙紫陽個人的開明意向，他只是執行黨的統戰手段。他說回歸後實行「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因此他的意思是，將根據中國政治生活裏的根本原則去實施「民主治港」。甚麼原則？就是一黨提名的原則也。
中英談判時，中共強烈反對「三腳凳」，也就是反對香港人有決定香港前途的角色。《基本法》起草時，中共反對建立民主制度。1987年港府就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作公眾諮詢，當時港人普遍支持直選，而中共喉舌則明言「立法局斷然不能搞直選」。一路走來，中共始終反對香港實行民主，已是無人不知的事。
2003年23條立法因大遊行而擱置，其後中共就不斷強調《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不存在的「行政主導」，習近平又提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的三權分立架構，主張「三權合作」，白皮書更踩入司法獨立的範疇，提出要法官愛國。梁振英上台後，在政府和公營機構安插梁粉，在電視牌照問題上一人獨斷。中共通過他來實現行政主導的最大障礙，就是立法會對他的權力制衡。現時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民主派的制衡只能靠拉布；而制衡的基礎，除了憲政規定，就是民意授權。立法會議員聲大大，是因為特首由689人選出。筆者幾可斷言，在一黨提名之下產生的候選人，必有梁振英。按中共的原意，現任特首應過渡到普選特首。即使有梁振英A或B陪跑，但忠於黨的梁振英機會最大。在一人一票選出梁振英後，他的選民基礎大於任何立會議員，他的專斷可以更肆無忌憚，而人大釋法也會予以配合，立法會拉布會被禁止。香港在一黨專政魔爪下，自由法治不是褪色而是可能蕩然無存。
人大的政改決定，是把香港導向一人獨斷的行政主導的陷阱。若立法會通過，那不是民主的開始，而是迅速滑向墮落的開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
丘亦生 - 敢於對抗的金融中心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8日
中共正式撕漽給予香港民主普選的承諾，明確規定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都要先經過由小圈子組成、北京充份控制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然後才交由香港人投票。這種民主偽裝，一文不值，香港人不收貨，是必然的；繼續爭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制，從而解決香港的政治矛盾，是必須的。
不過在過去一周，勸香港人放棄政治爭拗、保住經濟的論調，又再出現，而且特別圍繞香港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文章。有稱香港人為爭取民主，不惜與北京對抗，將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反過來指，隨着上海、前海等地的崛起，中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倚賴漸少，香港人沒有籌碼向北京爭取甚麼。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其中一個例子。
搞清誰令香港優勢消失
劉利剛寫道，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會「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提出，「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劉稱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他相信伴隨着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他的結論是，「如果香港出現更加複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我不明白，香港人據理力爭一個真普選制度，挑戰北京無理的「底線」，要求中共履行承諾「找數」，如何會使「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消失殆盡？我想知道，香港的相對優勢如果真的正在逐步喪失，究竟是源自與北京對抗，還是因為過於想與內地和諧相處而盲目靠攏、融合呢？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早前有文章如此一問：「Unequal before the law？」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起，多次以反壟斷之名，搜查外商辦事處，向外商徵收巨額罰款，被質疑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且刻意針對外資。《經濟學人》又提到，中國大陸過去數星期的掃毒風暴，執法機關似乎特別針對外國人，隨意在北京酒吧找人驗毒，同樣沒有任何公正程序可言。
在中國的外商，近年越來越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法治，是為中共政治需要又或內地權貴利益集團而設；無論個人抑或企業，想在中國尋求法律上的程序公義，是緣木求魚。
法律監管 成就今日地位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數年前曾斷言：上海永遠趕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要擔心。他說：「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機場，不是你的電腦系統有多發達，不是你的辦公大樓有多少。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是甚麼？是軟實力，是法律體系，是監管體系，是信用、國際化的信用，是和國際操作的接軌，是國際化的人才，是國際化的business process。」許小年說得明白，一個金融中心的成長和確立，靠的是法律，有效保護各方權益的法律；靠的是透明的、高效的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然不斷遭遇威脅，絕非不要擔心；但威脅不會是來自堅持和平的佔領中環行動，也不是因抗衡北京干預的努力。我們應擔心的威脅，是香港法官被要求愛國，香港媒體被收編、滅聲，中環逐步被紅色金融資本佔領，黨員、太子黨、黨國企業幹部紛紛加入各個政府諮詢和監管機構……
三年前，我在這個「金融中心」版面的第一篇文章裏，寫下了這段文字：「跟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失去自己的信念，走向『中國化』，這是香港人的悲哀。內地旅行團團友在香港跟導遊爭執，結果是香港旅行社賠錢了事，一句『息事寧人』，令香港人心碎。香港人連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也不相信，加上旁觀者不覺這種解決方法有甚麼不妥，息事寧人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人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立場企得不夠硬，其他香港人不大聲喝止，我們向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很快便退到內地常用的處事方法。」
三年後，情況似乎更難樂觀。香港要保有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資訊自由、公平監管等支撐金融中心的要素，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要敢於對抗，而非不對抗。
中共正式撕漽給予香港民主普選的承諾，明確規定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都要先經過由小圈子組成、北京充份控制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然後才交由香港人投票。這種民主偽裝，一文不值，香港人不收貨，是必然的；繼續爭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制，從而解決香港的政治矛盾，是必須的。
不過在過去一周，勸香港人放棄政治爭拗、保住經濟的論調，又再出現，而且特別圍繞香港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文章。有稱香港人為爭取民主，不惜與北京對抗，將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反過來指，隨着上海、前海等地的崛起，中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倚賴漸少，香港人沒有籌碼向北京爭取甚麼。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其中一個例子。
搞清誰令香港優勢消失
劉利剛寫道，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會「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提出，「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劉稱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他相信伴隨着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他的結論是，「如果香港出現更加複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我不明白，香港人據理力爭一個真普選制度，挑戰北京無理的「底線」，要求中共履行承諾「找數」，如何會使「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消失殆盡？我想知道，香港的相對優勢如果真的正在逐步喪失，究竟是源自與北京對抗，還是因為過於想與內地和諧相處而盲目靠攏、融合呢？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早前有文章如此一問：「Unequal before the law？」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起，多次以反壟斷之名，搜查外商辦事處，向外商徵收巨額罰款，被質疑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且刻意針對外資。《經濟學人》又提到，中國大陸過去數星期的掃毒風暴，執法機關似乎特別針對外國人，隨意在北京酒吧找人驗毒，同樣沒有任何公正程序可言。
在中國的外商，近年越來越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法治，是為中共政治需要又或內地權貴利益集團而設；無論個人抑或企業，想在中國尋求法律上的程序公義，是緣木求魚。
法律監管 成就今日地位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數年前曾斷言：上海永遠趕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要擔心。他說：「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機場，不是你的電腦系統有多發達，不是你的辦公大樓有多少。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是甚麼？是軟實力，是法律體系，是監管體系，是信用、國際化的信用，是和國際操作的接軌，是國際化的人才，是國際化的business process。」許小年說得明白，一個金融中心的成長和確立，靠的是法律，有效保護各方權益的法律；靠的是透明的、高效的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然不斷遭遇威脅，絕非不要擔心；但威脅不會是來自堅持和平的佔領中環行動，也不是因抗衡北京干預的努力。我們應擔心的威脅，是香港法官被要求愛國，香港媒體被收編、滅聲，中環逐步被紅色金融資本佔領，黨員、太子黨、黨國企業幹部紛紛加入各個政府諮詢和監管機構……
三年前，我在這個「金融中心」版面的第一篇文章裏，寫下了這段文字：「跟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失去自己的信念，走向『中國化』，這是香港人的悲哀。內地旅行團團友在香港跟導遊爭執，結果是香港旅行社賠錢了事，一句『息事寧人』，令香港人心碎。香港人連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也不相信，加上旁觀者不覺這種解決方法有甚麼不妥，息事寧人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人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立場企得不夠硬，其他香港人不大聲喝止，我們向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很快便退到內地常用的處事方法。」
三年後，情況似乎更難樂觀。香港要保有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資訊自由、公平監管等支撐金融中心的要素，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要敢於對抗，而非不對抗。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陶傑 - 「民主回歸」之死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6日
本港有學者表示懊悔，聲稱三十年前，誤信所謂「民主回歸」，以為中國會讓香港有民主普選，反責英國堅持「不平等條約」。現在才知道，太天真了。
主張「民主回歸」的一位資深學者，最近病逝。可憐這些活在象牙塔裏的讀書人，盼望香港「民主回歸」，像沙田那尊揹着孩子、盼丈夫從西方回來的望夫石一樣，盼成了石頭，也不會有「民主回歸」。
香港的學者，有許多讀「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行政管理、社工。「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在西方，屬於左傾理想主義份子的大本營，這個類別，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歷史的基礎訓練，尤其是：一、由一九二一年開始的中共史；二、三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三、自一七八九年以來的世界史。
不但要有這三大歷史系統的訓練，而且還要有在這三條史脈之間比對分析的能力，從而認識中西文化。
但香港的社會學者，像逝世的那位，許多只讀過馬克思主義，海耶克，加一點人權理論，遠遠不足夠應付一九九七年一個成為中國特區的香港面臨的種種現實挑戰，正如讀醫科，也必須懂得中學程度的化學、生物、物理，沒有這一層基礎，怎樣研讀內外科，細菌學和病理學？
一九九七年之後，絕對沒有「民主回歸」這回事，只要讀過一九五○年之後的現代中國史，包括「公私合營」、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然後藉一本《紅樓夢》，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為止，就會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幾件事，香港人又有幾個聽說過，幾個明白，又有幾個看得透？
「民主回歸」之虛妄幼稚，在於香港社會學者之無知。他們是殖民地香港教育培養出來的一群，沉迷於千萬字的「論述」，而昧於常識；記得太多的西方學術名詞和著作名稱，但記不得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大事，他們空談「民主回歸」，「民主中國」，正如空讀怎樣有一天可以令阿拉伯世界的十六億伊斯蘭人口都吃豬肉，最後，荒廢了他們的生命，也誤導了香港的蒼生。
本港有學者表示懊悔，聲稱三十年前，誤信所謂「民主回歸」，以為中國會讓香港有民主普選，反責英國堅持「不平等條約」。現在才知道，太天真了。
主張「民主回歸」的一位資深學者，最近病逝。可憐這些活在象牙塔裏的讀書人，盼望香港「民主回歸」，像沙田那尊揹着孩子、盼丈夫從西方回來的望夫石一樣，盼成了石頭，也不會有「民主回歸」。
香港的學者，有許多讀「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行政管理、社工。「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在西方，屬於左傾理想主義份子的大本營，這個類別，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歷史的基礎訓練，尤其是：一、由一九二一年開始的中共史；二、三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三、自一七八九年以來的世界史。
不但要有這三大歷史系統的訓練，而且還要有在這三條史脈之間比對分析的能力，從而認識中西文化。
但香港的社會學者，像逝世的那位，許多只讀過馬克思主義，海耶克，加一點人權理論，遠遠不足夠應付一九九七年一個成為中國特區的香港面臨的種種現實挑戰，正如讀醫科，也必須懂得中學程度的化學、生物、物理，沒有這一層基礎，怎樣研讀內外科，細菌學和病理學？
一九九七年之後，絕對沒有「民主回歸」這回事，只要讀過一九五○年之後的現代中國史，包括「公私合營」、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然後藉一本《紅樓夢》，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為止，就會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幾件事，香港人又有幾個聽說過，幾個明白，又有幾個看得透？
「民主回歸」之虛妄幼稚，在於香港社會學者之無知。他們是殖民地香港教育培養出來的一群，沉迷於千萬字的「論述」，而昧於常識；記得太多的西方學術名詞和著作名稱，但記不得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大事，他們空談「民主回歸」，「民主中國」，正如空讀怎樣有一天可以令阿拉伯世界的十六億伊斯蘭人口都吃豬肉，最後，荒廢了他們的生命，也誤導了香港的蒼生。
李怡 - 青年學生奮起給香港帶來希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6日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過：儘管強權不能代替真理，但真理卻往往敵不過強權。這是世上許多強權奉為圭臬的話，他們甚至相信強權就是真理。
全港大多數市民對中共的政改決定失望、洩氣，稍有羞恥心的建制派都選擇沉默，只有中共官員和行騙長官每天歪理連篇。在強權欺凌下，佔中十死士已有三人遭打壓，蔡東豪結束《主場新聞》後佔中人士再聯絡不到他，錢志健在《信報》的九年專欄被停，徐少驊突然轉軚退出佔中。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接受《彭博》訪問時也承認佔中運動策略失敗，認為中央姿態強硬，和港人現實心態，參與佔中人數可能減少。儘管他後來說自己失言，佔中秘書處亦表示佔中的爭取真普選目標雖被粗暴扼殺，香港人在民主路上絕不認命，但已被周融以一副小人得志的口吻譏誚佔中民眾運動變成小眾運動。形勢顯示，佔中很可能會草草收場。基於現實和怯於強權，有事業有身家的富商，沒有選擇，只能扭曲自己接受去北京面聖，以求暫時穩定在香港和大陸的生意；眾多中產者或則計劃移民，或則選擇默默地創造離港的條件。
「袋住先」已成為臭名昭彰的陷阱，因為中共官員從沒表示人大決定是一個暫時的、日後可以更趨完美的方案，相反表示這已是一個「靚女」，港人應「見好就收」；而且決定沒有指明是2017年普選特首適用，因此這是一個中共認為毋須再改進的永遠適用的決定。泛民主派已大不可能接受「袋住先」了。
無論根據這個狗屎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能否在立法會通過，都是災難。曾鈺成說過，如果實現普選後，香港市民歡天喜地，那就證明普選方案成功；如果天愁地慘、抗議連連，那麼只能說是失敗。目前是哪一種情況已很清楚。如果方案在立會被否決，香港政制原地踏步，也許最大得益者是梁振英，他或會獲連任。但在2016年及以後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議席有可能增加，立會繼續拉布，行政立法關係仍然惡劣，施政長期陷癱瘓，香港只會加速向一國一制滑行，文明凋零。如果方案通過，則情況更糟，因為除了上述的禍害，更加上市民對香港前景的絕望，對維持高度文明和推動建立較優政制的心灰意冷。香港成為一個絕望都市。
不過，文前所引的尼克遜的話也可以有另一理解，就是：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卻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相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的人，面對當前形勢，會傾向認命；相信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人，會選擇用各種手段繼續抗爭，為了忠於自己而拒絕認命。美國哲學家Erich Fromm說過：「世界上最使我們感到羞恥的，莫過於不能表現我們自身；最使我們感到驕傲和幸福的也莫過於想、說和做我們要想、要說、要做的事。」
在強權使許多成年人不能表現自身的時候，年輕人奮起，開展學生抗爭運動。中大、港大學生會已作出罷課決定，其他院校也開始呼應，部份教授學者表示支持，校方也願意尊重學生的表達自由和在必要時作出支援。中大學生會在罷課宣言中說，罷課是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希望學生能放棄制度下安排的課堂，暫停大學的固定規律，反思當下香港。因為面對現時政治不公、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的香港，如果只顧埋首於紙堆中，不理世事，實在不符合學習的本意。
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發表兩篇文章，想要遏止香港學生的罷課行動，說學生受反對派唆擺，污衊學生受外國勢力青睞。又說罷課耽誤學業，留下犯法案底，又於事無補等等。
反對派唆擺？學生正是有見於反對派力量不足才挺身而出的。外國勢力青睞？外國勢力實際上已因經貿利益的考慮和懾於中共淫威，早就不大為香港人出頭了。是的，罷課學生會耽誤學業，有可能留下案底，恐怕也真是於事無補，但在強權面前屈服，不理世事的學生絕不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沒錯，學生是應該在課堂好好學習的，這是他們的成長期。但社會的淪落又怎能使熱血青年安坐在平靜的課桌前呢？青年學生的奮起，給香港帶來希望，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一代的。
今年二月，港大學生會的刊物《學苑》出了一個「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提出香港自決前途的呼籲。從中國現實和目前世界形勢來看，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專題反映香港年輕人對中國越來越疏離。如果中共繼續要香港人過不能表現自身的羞恥生活，那麼香港的「人心回歸」恐怕越走越遠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過：儘管強權不能代替真理，但真理卻往往敵不過強權。這是世上許多強權奉為圭臬的話，他們甚至相信強權就是真理。
全港大多數市民對中共的政改決定失望、洩氣，稍有羞恥心的建制派都選擇沉默，只有中共官員和行騙長官每天歪理連篇。在強權欺凌下，佔中十死士已有三人遭打壓，蔡東豪結束《主場新聞》後佔中人士再聯絡不到他，錢志健在《信報》的九年專欄被停，徐少驊突然轉軚退出佔中。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接受《彭博》訪問時也承認佔中運動策略失敗，認為中央姿態強硬，和港人現實心態，參與佔中人數可能減少。儘管他後來說自己失言，佔中秘書處亦表示佔中的爭取真普選目標雖被粗暴扼殺，香港人在民主路上絕不認命，但已被周融以一副小人得志的口吻譏誚佔中民眾運動變成小眾運動。形勢顯示，佔中很可能會草草收場。基於現實和怯於強權，有事業有身家的富商，沒有選擇，只能扭曲自己接受去北京面聖，以求暫時穩定在香港和大陸的生意；眾多中產者或則計劃移民，或則選擇默默地創造離港的條件。
「袋住先」已成為臭名昭彰的陷阱，因為中共官員從沒表示人大決定是一個暫時的、日後可以更趨完美的方案，相反表示這已是一個「靚女」，港人應「見好就收」；而且決定沒有指明是2017年普選特首適用，因此這是一個中共認為毋須再改進的永遠適用的決定。泛民主派已大不可能接受「袋住先」了。
無論根據這個狗屎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能否在立法會通過，都是災難。曾鈺成說過，如果實現普選後，香港市民歡天喜地，那就證明普選方案成功；如果天愁地慘、抗議連連，那麼只能說是失敗。目前是哪一種情況已很清楚。如果方案在立會被否決，香港政制原地踏步，也許最大得益者是梁振英，他或會獲連任。但在2016年及以後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的議席有可能增加，立會繼續拉布，行政立法關係仍然惡劣，施政長期陷癱瘓，香港只會加速向一國一制滑行，文明凋零。如果方案通過，則情況更糟，因為除了上述的禍害，更加上市民對香港前景的絕望，對維持高度文明和推動建立較優政制的心灰意冷。香港成為一個絕望都市。
不過，文前所引的尼克遜的話也可以有另一理解，就是：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卻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相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的人，面對當前形勢，會傾向認命；相信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的人，會選擇用各種手段繼續抗爭，為了忠於自己而拒絕認命。美國哲學家Erich Fromm說過：「世界上最使我們感到羞恥的，莫過於不能表現我們自身；最使我們感到驕傲和幸福的也莫過於想、說和做我們要想、要說、要做的事。」
在強權使許多成年人不能表現自身的時候，年輕人奮起，開展學生抗爭運動。中大、港大學生會已作出罷課決定，其他院校也開始呼應，部份教授學者表示支持，校方也願意尊重學生的表達自由和在必要時作出支援。中大學生會在罷課宣言中說，罷課是不合作運動的第一步，希望學生能放棄制度下安排的課堂，暫停大學的固定規律，反思當下香港。因為面對現時政治不公、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的香港，如果只顧埋首於紙堆中，不理世事，實在不符合學習的本意。
人民日報海外版連續發表兩篇文章，想要遏止香港學生的罷課行動，說學生受反對派唆擺，污衊學生受外國勢力青睞。又說罷課耽誤學業，留下犯法案底，又於事無補等等。
反對派唆擺？學生正是有見於反對派力量不足才挺身而出的。外國勢力青睞？外國勢力實際上已因經貿利益的考慮和懾於中共淫威，早就不大為香港人出頭了。是的，罷課學生會耽誤學業，有可能留下案底，恐怕也真是於事無補，但在強權面前屈服，不理世事的學生絕不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沒錯，學生是應該在課堂好好學習的，這是他們的成長期。但社會的淪落又怎能使熱血青年安坐在平靜的課桌前呢？青年學生的奮起，給香港帶來希望，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一代的。
今年二月，港大學生會的刊物《學苑》出了一個「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提出香港自決前途的呼籲。從中國現實和目前世界形勢來看，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專題反映香港年輕人對中國越來越疏離。如果中共繼續要香港人過不能表現自身的羞恥生活，那麼香港的「人心回歸」恐怕越走越遠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面書隨筆 - 鼠輩橫行之地
2014年9月5日
今日（9月5日）好奇望兩眼周融在明報以及麥國華在信報的文章，都在說民主派如果否決中共的偽普選方案，將是違逆民意之舉。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會被此類文章騙了，但看到昔日堂堂大報如今不斷刊登此類鳩噏廢文，仍覺黯然。此外便是感嘆中共在香港收買了太多人，如今香港實在已是鼠輩橫行之地。
那麼多香港人背叛香港的根本利益，投靠極權黨國，為虎作倀，此乃香港人道德之崩壞。香港社會崩壞的另一現象，是香港人已基本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如今在香港公然反共，必須做好犧牲的心理準備。已經有不少人，連對FB上公開的反共訊息按讚都不敢了。
2014年9月4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
2014年9月4日
【明報專訊】30年前，我入中大念書，參與學生運動。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香港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更曾經發生過9月風暴，港元暴瀉。在那個大時代，學運當然不能也不會置身事外。
80年代走進舞台的民主回歸派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起了前途問題談判的序幕。當時一群中大同學先後在啟德機場及立法局門外示威，向戴氏抗議3條不平等條約，亮出「侵華條約 不容肯定」的橫額。與今天人人爭相「愛國」之情况不同，在那個年代，當主流社會仍是戀棧着殖民統治以及帶來的經濟繁華，對「回歸」仍然是噤若寒蟬時，在很多人眼中，學生無疑是「不識時務」。
當時學生為香港前途苦思出路，結果，中大和港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贊同民族回歸的同時，一致要求必須在香港實行民主。結果，趙紫陽覆信兩大學生會，在肯定同學之餘，於港大那一邊的覆信，更具體提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港大致趙函中，曾將「港人民主治港」解釋為「民主：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
這些兩大同學，就是當時社會上新冒起的「民主回歸派」之一員，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那時中國文革剛結束，國家仍是一窮二白，反而香港卻如日方中，所以當時贊成民主回歸，是需要頂着不少壓力的，但縱然如此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基於理想、信念和一顆赤子之心，而不是因為在大陸有投資、商貿關係等具體利益。
30年來的苦口婆心
之後，這些人陸續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如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等，甚至進佔樞紐位置，成了體制裏的中堅，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而不是如今天一些新生代所說，「地球村上眾多發生過的不幸事件之一」。在中港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例如「蝗蟲論」爆發時），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
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網友Stanley Ma：文中講到 engagement，不過接觸（engagement）與遏制（containment）只係大國能夠玩，蔡子強條傻佬，當咗香港係美國呀。〕
也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幾年前2010年政改一役，縱然在排山倒海的指摘甚至是醜化下，也嘗試力挽狂瀾，力主應該爭取與北京達成政改協議，為的就是希望中港雙方能夠在民主發展這個課題上，開啟良性互動，逐步增加彼此間的對話、了解和互信，為彼此在民主、普選等觀念和看法上，奠定基礎以至共識。
結果，事與願違，政局的發展仍是各走極端，走向撕裂。
周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行政長官普選頒布框架，為政改落閘。30年來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爭取，換來的竟然是一個關卡重重的篩選而非普選特首方案。
這讓這些「民主回歸派」，感到前所未有的氣餒、沮喪，以至憤慨。近日，在大家的電郵以及WhatsApp群組當中，充斥着的都是心灰意冷、意興闌珊的言論，例如說：30年過去了，或許大家真的是錯了。
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周日晚上，「佔中三子」在添馬政府總部旁舉行集會，到集會尾聲，一群學者上台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中一位在台上的是朋友黃洪，他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也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趙函事件的策劃者，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看到他在台上一臉黯然，不禁令人心酸，那不單是他，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一輩的朋友，「18學者政改方案」的倡議人，教院的助理教授方志恒，近日在其個人facebook戶口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標誌着「民主回歸論」的壽終正寢，「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30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
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
當然，我相信這些民主派不會一夜間因憤慨而變成什麼「本土派」、「城邦派」，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
當然，中國如今正值「大國崛起」，在香港不缺前倨後恭的所謂「朋友」，但或許，它將會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之支持。
縱然花綠綠的鈔票，以及赤裸裸的權勢，這些所謂「朋友」都不缺，但他們卻永遠成不了社會上的道德力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看了這篇文章，對蔡子強這位民主回歸派十分失望。事到如今，蔡先生還是如此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民主回歸派是「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直教人瞠目結舌。
香港今日之困局，真係多得民主回歸派唔少！一群天真的年輕人，懷著虛妄的民族主義感情，錯判形勢，被中共利用，促成香港「回歸」極權黨國，以為自己能像超級大國那樣，與邪惡黨國玩engagement。因為自己的天真無知和狂妄，害到香港今日雞毛鴨血，還絲毫不懂反省，真係好撚道德啊！
【明報專訊】30年前，我入中大念書，參與學生運動。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香港局勢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更曾經發生過9月風暴，港元暴瀉。在那個大時代，學運當然不能也不會置身事外。
80年代走進舞台的民主回歸派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起了前途問題談判的序幕。當時一群中大同學先後在啟德機場及立法局門外示威，向戴氏抗議3條不平等條約，亮出「侵華條約 不容肯定」的橫額。與今天人人爭相「愛國」之情况不同，在那個年代，當主流社會仍是戀棧着殖民統治以及帶來的經濟繁華，對「回歸」仍然是噤若寒蟬時，在很多人眼中，學生無疑是「不識時務」。
當時學生為香港前途苦思出路，結果，中大和港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贊同民族回歸的同時，一致要求必須在香港實行民主。結果，趙紫陽覆信兩大學生會，在肯定同學之餘，於港大那一邊的覆信，更具體提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而港大致趙函中，曾將「港人民主治港」解釋為「民主：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
這些兩大同學，就是當時社會上新冒起的「民主回歸派」之一員，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那時中國文革剛結束，國家仍是一窮二白，反而香港卻如日方中，所以當時贊成民主回歸，是需要頂着不少壓力的，但縱然如此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那是基於理想、信念和一顆赤子之心，而不是因為在大陸有投資、商貿關係等具體利益。
30年來的苦口婆心
之後，這些人陸續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如政界、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等，甚至進佔樞紐位置，成了體制裏的中堅，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力。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而不是如今天一些新生代所說，「地球村上眾多發生過的不幸事件之一」。在中港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例如「蝗蟲論」爆發時），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
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網友Stanley Ma：文中講到 engagement，不過接觸（engagement）與遏制（containment）只係大國能夠玩，蔡子強條傻佬，當咗香港係美國呀。〕
也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幾年前2010年政改一役，縱然在排山倒海的指摘甚至是醜化下，也嘗試力挽狂瀾，力主應該爭取與北京達成政改協議，為的就是希望中港雙方能夠在民主發展這個課題上，開啟良性互動，逐步增加彼此間的對話、了解和互信，為彼此在民主、普選等觀念和看法上，奠定基礎以至共識。
結果，事與願違，政局的發展仍是各走極端，走向撕裂。
周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行政長官普選頒布框架，為政改落閘。30年來鍥而不捨、努力不懈的爭取，換來的竟然是一個關卡重重的篩選而非普選特首方案。
這讓這些「民主回歸派」，感到前所未有的氣餒、沮喪，以至憤慨。近日，在大家的電郵以及WhatsApp群組當中，充斥着的都是心灰意冷、意興闌珊的言論，例如說：30年過去了，或許大家真的是錯了。
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周日晚上，「佔中三子」在添馬政府總部旁舉行集會，到集會尾聲，一群學者上台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中一位在台上的是朋友黃洪，他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也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趙函事件的策劃者，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看到他在台上一臉黯然，不禁令人心酸，那不單是他，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一輩的朋友，「18學者政改方案」的倡議人，教院的助理教授方志恒，近日在其個人facebook戶口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標誌着「民主回歸論」的壽終正寢，「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30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
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
當然，我相信這些民主派不會一夜間因憤慨而變成什麼「本土派」、「城邦派」，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
當然，中國如今正值「大國崛起」，在香港不缺前倨後恭的所謂「朋友」，但或許，它將會永遠失去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之支持。
縱然花綠綠的鈔票，以及赤裸裸的權勢，這些所謂「朋友」都不缺，但他們卻永遠成不了社會上的道德力量。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看了這篇文章，對蔡子強這位民主回歸派十分失望。事到如今，蔡先生還是如此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民主回歸派是「一股社會上最重要的道德力量」，直教人瞠目結舌。
香港今日之困局，真係多得民主回歸派唔少！一群天真的年輕人，懷著虛妄的民族主義感情，錯判形勢，被中共利用，促成香港「回歸」極權黨國，以為自己能像超級大國那樣，與邪惡黨國玩engagement。因為自己的天真無知和狂妄，害到香港今日雞毛鴨血，還絲毫不懂反省，真係好撚道德啊！
陳沛敏 - 肥彭遇上Vincent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4日
彭定康確是高手。以前港督身份撰文投稿英國《金融時報》，標題和文中多番強調針對英國卡梅倫政府，批評英國未盡道義責任，沒有為香港此時的政改困局出聲。但英式幽默綿裏藏針，兜了一個圈，還是狠狠的譏刺了北京及建制派一下。
中共最愛罵英美干預別國內政，言及香港事務必反覆強調「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日前，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致函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要求對方取消調查《中英聯合聲明》頒佈30年實施情況，所持理由就是調查「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並警告會影響中英關係。
不過，英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奧塔韋隨即回應，表明不會終止調查，更指出若中方限制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的參選人數，已是中方違反《聯合聲明》承諾的表面證據。
彭定康昨日的文章接力，形容人大常委會剛通過的香港政改安排，排除泛民或任何北京不認可的人入閘選特首，形同伊朗式普選。他一方面強調文章的意見「主要不是針對北京」，但又說「當中國官員抨擊英國議員和其他人評論香港事態發展時，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英國也負有50年的（《聯合聲明》）條約義務，反映我國過去曾經說過的話、作過的承諾。未能履行我方承諾將顯然是不光彩的。」
彭定康文章最絕之處，是以這個小故事作結：九七離港前探訪一家精神病院，遇到一位病人，禮貌的問彭定康：「一個以世界上最古老民主政體自豪的國家，怎能在既不徵詢市民、又不給他們留下民主前景守護未來的情況下，把這城市交給政治體制非常不同的另一個國家？」肥彭憶述，當時他的助手說：「奇怪，在香港居然是一個住在精神病院的人，提出了最清醒的問題。」而當時，他們曾向這個精神病院裏的香港人，承諾過民主。
看到這裏，我禁不住想起那些鳩嗚「提委會可愛」的京官、高呼「興奮」的港區人大，以及念口簧「袋住先」的建制派。真是一幅眾人皆癲的圖畫。跟着，我又想起寫梵高的《Vincent》的最後一段歌詞：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陳沛敏
記者
彭定康確是高手。以前港督身份撰文投稿英國《金融時報》，標題和文中多番強調針對英國卡梅倫政府，批評英國未盡道義責任，沒有為香港此時的政改困局出聲。但英式幽默綿裏藏針，兜了一個圈，還是狠狠的譏刺了北京及建制派一下。
中共最愛罵英美干預別國內政，言及香港事務必反覆強調「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日前，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致函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要求對方取消調查《中英聯合聲明》頒佈30年實施情況，所持理由就是調查「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並警告會影響中英關係。
不過，英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奧塔韋隨即回應，表明不會終止調查，更指出若中方限制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的參選人數，已是中方違反《聯合聲明》承諾的表面證據。
彭定康昨日的文章接力，形容人大常委會剛通過的香港政改安排，排除泛民或任何北京不認可的人入閘選特首，形同伊朗式普選。他一方面強調文章的意見「主要不是針對北京」，但又說「當中國官員抨擊英國議員和其他人評論香港事態發展時，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英國也負有50年的（《聯合聲明》）條約義務，反映我國過去曾經說過的話、作過的承諾。未能履行我方承諾將顯然是不光彩的。」
彭定康文章最絕之處，是以這個小故事作結：九七離港前探訪一家精神病院，遇到一位病人，禮貌的問彭定康：「一個以世界上最古老民主政體自豪的國家，怎能在既不徵詢市民、又不給他們留下民主前景守護未來的情況下，把這城市交給政治體制非常不同的另一個國家？」肥彭憶述，當時他的助手說：「奇怪，在香港居然是一個住在精神病院的人，提出了最清醒的問題。」而當時，他們曾向這個精神病院裏的香港人，承諾過民主。
看到這裏，我禁不住想起那些鳩嗚「提委會可愛」的京官、高呼「興奮」的港區人大，以及念口簧「袋住先」的建制派。真是一幅眾人皆癲的圖畫。跟着，我又想起寫梵高的《Vincent》的最後一段歌詞：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陳沛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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