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洪 - 幻想或破滅，理想未敢忘——回應「民主回歸派」落幕的說法

2014年9月11日

【明報專訊】蔡子強在《明報》提到他在8月31日晚上舉行的集會看到我和一群學者朗讀一份題為《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蔡說看到我在台上「一臉黯然」，他覺得心酸。其實當日參加集會的學者神情都有點肅穆，當天集會中間下了一場大暴雨，黑雲籠罩着維港上空，天氣加上政治的低氣壓同樣令人窒息。大家不禁要問「香港民主，究竟路在何方？」

對我肅穆的神情，蔡子強的解讀是「那不單是黃洪，也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蔡在事前或事後並沒有找我談過我的心境。若說這是他對我的解讀，倒不如說是他對我們這一代曾於1980年代參與學運中人的情感投射。而民主回歸派已經落幕的說法，近日亦不斷出現。若落幕是指一個時代過去，我可以接受；但若說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已經幻滅」，則有可商榷之處。

民主回歸「派」成一派嗎？

我和蔡均曾先後於80年代在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擔任職位。我是第13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的外務副會長，而蔡是第16屆副會長及17屆會長。蔡表示我是當年致函趙紫陽那屆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一個民主回歸派的中堅人物。其實我對當年學生會致信趙紫陽，以至更早的時候以個人身分去機場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示威，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個青年學生應該做的事。事前或事後我不覺得我們做了什麼大事，也很少以「民主回歸派」的中堅自居。我相信，就算我們不去發聲，歷史的軌道不會有什麼大轉變，中國最終仍然會收回香港。香港回歸肯定不是由所謂「民主回歸派」一兩次示威或致信所促成。我們一群大學生沒有這個企圖，亦沒有這個影響力。

我對蔡子強對「民主回歸派」的說法，大部分表示同意，但亦有小部分，但可能是非常核心的部分並不同意。首先，蔡用「民主回歸派」來概括這一代人。「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立場，認同香港應該脫離殖民管治，回歸祖國，並真誠的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會提供契機和空間，讓香港進行民主和社會改革，讓民主和民族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全其美。」

蔡子強再指出「30年來，就算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他們對民主回歸的信念仍然沒有變，仍然視自己為中國人，對於內地的種種苦難、流弊、不公等，仍然感同身受。他們鍥而不捨，年年出席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不是要顛覆中國，而是因為他們視此為需要癒合、國家民族歷史上的重大傷口」。

讀到這裏，我基本同意蔡子強上述的論說——支持「民主回歸」的這一代，對中國是有感情、有承擔的一代，希望香港與中國能在民主發展路一起往前走。蔡接着指出：「這些人往往發揮緩衝作用，苦口婆心的嘗試說服大家要互相諒解，讓社會不至走向極端，步向民粹和排斥內地，以及政治上的撕裂。他們相信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一種engagement的策略，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雖然蔡子強已表明這是「民主回歸派」中的一些人有上述立場，但我相信這主要是蔡子強及認同「中間溫和協調」路線的朋友的看法，並未能全然反映這一代人的不同走向。

其實，我認為「民主回歸派」這個說法有基本問題。因為參加過80年代學運的一代，在六四事件之後，對中國的看法或對「民族」原則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分歧，所以根本未能稱得上為「派」。

這批人當中有羅永生對民族立場的反思和批判，認為香港要去完成「未完成的解殖」；有羅沃啟以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來守護香港，反對中國任何不合人權標準的干預；有陳健民和我留在學院當學者，希望以研究來推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有像蔡子強、馬嶽集中研究香港的政治發展，也有葉建源成為泛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此外，在這批人當中亦有人成為建制派，如張家敏成為政協代表而梁美芬則成為立法會議員，並一再為中央的做法護航。

80年代學運的一代，過往共同的經歷，以及過往共同樸素的民族感情，也不能說無法識別出一群人來，所以有「派」。但是，這些人後來對中國有不同的認識、反省、立場，以至行動。可以說，這一代人基本在六四事件之後走上各自的道路，「派」不成「派」。若真的要說出現「民主回歸派」的落幕，其實早於六四事件後便完成了。

幻想，不是理想，破滅

六四事件之後，我已經向自己說要放棄一些幻想。中國政情的狀况，以至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令我決心要放棄自80年代中期對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的幻想。對於香港及中國政治發展，我絕不是理想幻滅，而是幻想破滅。理想與幻想雖一字之差，但非常關鍵。在過去25年，我的3個幻想逐一破滅。

我的第一個幻想是希望中國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能夠茁壯成長，帶領中國走向正面的政治改革，令中國人享有民主、法治與自由。可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較開明的領導人，先後被打壓與被迫下台。之後「胡溫新政」談到政治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一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黨內健康力量茁壯成長變成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治改革也顯得遙遙無期。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令我放棄幻想，知道香港和中國要有民主，不能寄望共產黨內健康力量的成長。因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缺少真正民主制度去監察及制衡掌權者，健康力量根本不能成長。

第二個幻想是中國為了讓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示範以達成和平統一，所以中央對香港不會作太過分的干預，起碼要維持表面的「兩制」。可是，澳門回歸後的政治格局，以至服貿協議中大陸與台灣的互動，充分顯示大陸藉經濟手段以達到操控政治的目的，無論在港、澳、台均已經愈來愈熟練。內地政府已經毋須作出要盡力保留香港「兩制」的表象，也不需要香港作為示範，而是直接與台灣的政府與群眾互動。中國不用香港對台灣作示範，不是不知道會嚇怕台灣人；而是維持「不統不獨」的局面不單是對台灣的最佳選擇，亦同時是對中央某部分鷹派也是最好的選擇。可以說，有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步向和平統一，更符合鷹派的利益。

第三個幻想是中央會逐漸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並不是要由「資本家專政」、並不是在政治制度和運作都要以保障資本家的話事權和決定權為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驗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的原因，並不是由於資本家話事當權，而是由於權力分散、不同階級的意見和利益可以交換和調和，避免出現嚴重的階級衝突，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得以再生產；分享政治權力才是社會整體利益所在。人大常委對政制改革的落閘，恐怕不單是表面上所說，怕會有不愛國不愛港的人做特首。而是由於更深層原因，是怕出現讓資本家不放心的人做特首；這才是為什麼提名委員會要沿用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真正原因。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清楚傳遞了上述信息。

實際上，這已不單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和位置問題。30年來香港資本組成最大的變化是國內不同的壟斷資本已經進駐香港；現時國內壟斷資本不單在經濟上與香港壟斷資本合作，更要在政治上合謀，希望持續地掌控香港的政治權力。中央政府、香港本地資本及在港投資的內地資本實在置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害怕失去現時不平等的政治制度為他們所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害怕分享政治權力。

幻想破滅，才能放下包袱；抹乾眼淚，方可重新出發。我們這一代正正認識到民主是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不能等待有權者良心發現而削去自己的特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資本家唯利是圖、力求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已經愈演愈烈。以上種種，必須要靠民主制度的建設來減輕其負面影響。雖然幻想破滅，但我們這一代對在香港實踐民主的理想，不敢忘記，不想忘記，也不會忘記。

在8‧31集會，我最感動的時刻是集會結束，與會眾一起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歌聲響起「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時，我已熱淚盈眶。幻想或破滅，民主理想未敢忘！

作者是中大社工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