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羅范一語道破假普選陷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10日

論政人士必須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的原則，而根據對極權主義死抱權力不放的了解，不能不使筆者懷疑：2007年中共何以會作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謎團終於被超級梁粉、人大代表羅范椒芬道破，原來中共的目的就是要藉假普選產生的特首的認受性，去加強「行政主導」，並削弱立法會的權力。羅范說，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不應過份對其縛手縛腳：「立法會應該畀多啲空間行政機關，執行政綱……唔係我開一個位又要去立法會，攞一百萬又要去立法會、攞二百萬又要去立法會。」這樣做不是違反《基本法》所定的立法會職權之一「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嗎？屆時由人大再來一個釋法就可以啦。反正違反《基本法》的釋法已不止一次也。

弄一個中共欽點的人去讓全港市民投票，特首取得市民認受性，就可以一人「話晒事」，可以隨中共意願去任命法官，可以提出23條立法，可以由人大釋法來改變立法會職權，甚至改變立法會直選議席由100市民提名的方式，改由須經一個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參加地區直選。理由也充份，不是特首選舉都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嗎？

九七問題是最早在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1979年提出的，筆者關注香港命運已三十多年，幾乎是一生的志業矣。從一開始，筆者就不相信有「民主回歸」這回事。極權政治不可能放權給人民，不管是出於任何自身利益的考慮，因為任何自身利益都不會比權力更重要。但筆者從來不罵主張「民主回歸」的人是「賣港賊」，因為如果中共收回香港主權不可逆轉，那就只有民主才可以制衡絕對權力，儘管推動民主很困難甚至徒勞，但推動民主本身已是抗拒極權的表現。

現在行騙長官、高官和建制派，都強調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普選」一詞，普選是《基本法》提出的；又強調過去港督都從英國派來，似乎英國才是獨裁，而中共則恩賜給香港人民主。事實是怎樣呢？

在《基本法》起草初期，筆者有一次與港澳辦副主任魯平同桌，魯平說，《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中國對收回香港後實施的政策，都是中方提出來的。筆者就問：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也是中方提出的嗎？魯平猶豫地表示：「當然也不一定都那麼具體。」其含義實已表明有關香港政制的基本架構，是應英方要求而寫進去了。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意思，就是行政機關間接向全體選民負責。在《中英聯合聲明》發佈時，這基本架構多少挽回一點港人當時幾乎全面流失的信心。因為文明社會的選舉，從來就是普選，沒有誰會想到是「民主集中制」的假選舉。

其後有趙紫陽總理給港大學生會的信。這封信絕非出自趙紫陽個人的開明意向，他只是執行黨的統戰手段。他說回歸後實行「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因此他的意思是，將根據中國政治生活裏的根本原則去實施「民主治港」。甚麼原則？就是一黨提名的原則也。

中英談判時，中共強烈反對「三腳凳」，也就是反對香港人有決定香港前途的角色。《基本法》起草時，中共反對建立民主制度。1987年港府就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作公眾諮詢，當時港人普遍支持直選，而中共喉舌則明言「立法局斷然不能搞直選」。一路走來，中共始終反對香港實行民主，已是無人不知的事。

2003年23條立法因大遊行而擱置，其後中共就不斷強調《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不存在的「行政主導」，習近平又提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的三權分立架構，主張「三權合作」，白皮書更踩入司法獨立的範疇，提出要法官愛國。梁振英上台後，在政府和公營機構安插梁粉，在電視牌照問題上一人獨斷。中共通過他來實現行政主導的最大障礙，就是立法會對他的權力制衡。現時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民主派的制衡只能靠拉布；而制衡的基礎，除了憲政規定，就是民意授權。立法會議員聲大大，是因為特首由689人選出。筆者幾可斷言，在一黨提名之下產生的候選人，必有梁振英。按中共的原意，現任特首應過渡到普選特首。即使有梁振英A或B陪跑，但忠於黨的梁振英機會最大。在一人一票選出梁振英後，他的選民基礎大於任何立會議員，他的專斷可以更肆無忌憚，而人大釋法也會予以配合，立法會拉布會被禁止。香港在一黨專政魔爪下，自由法治不是褪色而是可能蕩然無存。

人大的政改決定，是把香港導向一人獨斷的行政主導的陷阱。若立法會通過，那不是民主的開始，而是迅速滑向墮落的開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