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亦生 - 敢於對抗的金融中心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8日

中共正式撕漽給予香港民主普選的承諾，明確規定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都要先經過由小圈子組成、北京充份控制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然後才交由香港人投票。這種民主偽裝，一文不值，香港人不收貨，是必然的；繼續爭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制，從而解決香港的政治矛盾，是必須的。

不過在過去一周，勸香港人放棄政治爭拗、保住經濟的論調，又再出現，而且特別圍繞香港能否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做文章。有稱香港人為爭取民主，不惜與北京對抗，將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反過來指，隨着上海、前海等地的崛起，中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倚賴漸少，香港人沒有籌碼向北京爭取甚麼。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是其中一個例子。

搞清誰令香港優勢消失

劉利剛寫道，試圖用「佔領中環」的手段來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正常運作，進而來逼迫北京中央政府就範並同意泛民提議的普選提名程序，會「提升香港的政治風險，並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政治風險的飆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未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又提出，「如果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底線，不能與內地達成和諧的政治生態，未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將受到嚴重削弱。這一過程中，作為香港最為關鍵的競爭對手，上海將是最大的贏家。」劉稱有一個很明顯的共識，「是香港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上海正在迎頭趕上。」他相信伴隨着大陸相關改革的推進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很快超越香港。

他的結論是，「如果香港出現更加複雜的政治環境，層出不窮的公民抗命，不斷地與中央政府對抗和對《基本法》的蔑視，其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將不可避免地消失殆盡……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相對衰落也許已經開始。」

我不明白，香港人據理力爭一個真普選制度，挑戰北京無理的「底線」，要求中共履行承諾「找數」，如何會使「原有的司法制度的優勢」消失殆盡？我想知道，香港的相對優勢如果真的正在逐步喪失，究竟是源自與北京對抗，還是因為過於想與內地和諧相處而盲目靠攏、融合呢？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早前有文章如此一問：「Unequal before the law？」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起，多次以反壟斷之名，搜查外商辦事處，向外商徵收巨額罰款，被質疑沒有公正的法律程序，而且刻意針對外資。《經濟學人》又提到，中國大陸過去數星期的掃毒風暴，執法機關似乎特別針對外國人，隨意在北京酒吧找人驗毒，同樣沒有任何公正程序可言。

在中國的外商，近年越來越能體會到，中國式的法治，是為中共政治需要又或內地權貴利益集團而設；無論個人抑或企業，想在中國尋求法律上的程序公義，是緣木求魚。

法律監管　成就今日地位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數年前曾斷言：上海永遠趕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要擔心。他說：「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機場，不是你的電腦系統有多發達，不是你的辦公大樓有多少。造就國際金融中心的是甚麼？是軟實力，是法律體系，是監管體系，是信用、國際化的信用，是和國際操作的接軌，是國際化的人才，是國際化的business process。」許小年說得明白，一個金融中心的成長和確立，靠的是法律，有效保護各方權益的法律；靠的是透明的、高效的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一個城市能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當然不斷遭遇威脅，絕非不要擔心；但威脅不會是來自堅持和平的佔領中環行動，也不是因抗衡北京干預的努力。我們應擔心的威脅，是香港法官被要求愛國，香港媒體被收編、滅聲，中環逐步被紅色金融資本佔領，黨員、太子黨、黨國企業幹部紛紛加入各個政府諮詢和監管機構……

三年前，我在這個「金融中心」版面的第一篇文章裏，寫下了這段文字：「跟內地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失去自己的信念，走向『中國化』，這是香港人的悲哀。內地旅行團團友在香港跟導遊爭執，結果是香港旅行社賠錢了事，一句『息事寧人』，令香港人心碎。香港人連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司法系統也不相信，加上旁觀者不覺這種解決方法有甚麼不妥，息事寧人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人在一些重要事情上立場企得不夠硬，其他香港人不大聲喝止，我們向後退一步，再退一步，很快便退到內地常用的處事方法。」

三年後，情況似乎更難樂觀。香港要保有司法獨立、法治精神、資訊自由、公平監管等支撐金融中心的要素，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們要敢於對抗，而非不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