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 - 用理據說服市民，真的那麼困難？

2013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愈演愈烈，根結在政府就香港電視（下稱港視）落選，未能提出使市民信服的理據，證明政府處事公平公正。事態的處理，本來可以很簡單，政府偏偏以種種托詞藉口，拒絕解釋，這種取態，使人認定箇中有不可告人之處。從周日遊行和政府總部的集會場面，顯示發牌結果和政府的蠻不講理，已經激發極大民憤，特首梁振英不應該繼續迴避，要回應社會的廣泛訴求，開誠布公地交代，避免事態演變至管治危機進一步深化，危及香港整體穩定。

主流民意不滿發牌
建制派也要求交代

周日，大批市民遊行、參加集會，人數之多，場面之「墟冚」，熟知港情和遊行文化的人，都知道「大件事」，一場龐大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迸發出來；另外，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所做調查，由政府宣布發牌翌日，即上周三至周五訪問了532人，結果顯示七成人反對只增發兩個牌照，另外，受訪者亦有七成不滿未發牌給港視。市民的主流取態十分清楚。

市民遊行集會之後，除了立法會泛民議員尋求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此事，建制派人物，例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建聯的李慧琼等都要求政府交代，工聯會則要求政府交代非保密性文件等。其實，事件發生已一周，人們注意到建制陣營各方人士，鮮有出面替政府護航，建制派與政府保持距離的取態，較為少見，顯示政府陷入孤立無援境地，必須認真嚴肅處理，否則政局會動盪不安，政府更難實施有效管治。

政府以涉及行會保密原則和申請機構的商業機密為由，拒絕交代，不過，已經有多名官員（包括具行會成員身分的主要官員），前任行政局、行會成員等，都指出所謂行會保密，是在政策醞釀和討論之時，不能向外披露，而在下決定之後，行會須集體負責，成員有責任協助解釋政策，交代理據，但是不能透露成員之間的討論內容。特別是增發免費電視牌照這類事項，一方面涉及重大公衆利益，一方面關乎公平公正原則，政府更應該交代清楚，以免引發諸多聯想和揣測。

至於所謂有司法覆核和涉及商業機密，其實，行政會議決策之時，必然顧及會否有持份者提出司法覆核，一般而言，行會原則上有信心應對這類挑戰，才會下決定，因為這才是負責任做法。若行會在增發免費電視牌一事上害怕打官司，這是從側面反映行會的決定有問題。另外，港視要求政府交代，則起碼公開其申請相關資料，港視理應不會反對。所以，從保密原則以至涉及商業機密，都只是政府的藉口，並不使人信服。

這次發牌事件，政府必須在兩個問題上交代清楚：

（1）政府會發出3個牌照，一直是申請者以至公衆的理解，此所以2011年7月廣管局（後改名通訊局）向行會建議發出3個牌照；此後行會共6次討論和觸及發牌事宜，到2012年12月，政府的內部文件還顯示，政府在通訊局和3名司長支持下，完成審視申述工作，並在3名司長授權下，再向行會提交發牌文件，3名司長認同發牌給3個申請者。所以，按已披露的文件顯示，政府一直以發3個牌照為工作目標，現在變成「3揀2」，政府何時改變了政策，有必要交代。

（2）若說發牌數目改為「3揀2」，則為何香港電視落選，它在哪些方面不及其他兩個申請者（即是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其實政府不難交代。因為政府在不同時段委託顧問公司做了4個評估，據已披露的其中一個報告，一些評估基準有數據支持，只要全面公開這些報告，哪一個申請者更優勝，一目了然，根本毋須政府多費唇舌。

上周二公布發牌結果之後，政府一直強調公平公正處理，但是從發牌數量，目前看不到政府改變政策的依據；另外，根據傳媒獲得的其中一份顧問報告，港視與港娛比較，港視較優勝。還有是在壓力測試中，亞視的可持續程度最低，若按顧問公司評估5家免費電視不可能並存，則應該淘汰的不應該是港視。所以，政府說發牌結果公平公正，符合公義，從已知的資料卻非如此。政府應該知道，公義並非自吹自擂得之，公義不單要讓人知道，還要使人看到。以今次發牌事件的情况，看不到政府已經踐行公義。

與其執拗搞小動作
不如坦誠面對公衆

這幾天，政府面對大量負面不利情况，並不以釜底抽薪做法尋求解決，反而搞一些小動作，意圖含混過關。例如傳媒爆出3名司長認同發出3個牌照的文件，當局只是執拗並非行政會議文件，不過，律政司長袁國強證實行會討論過有關文件，可見當局這種「行會討論的並非行會文件」的說法，只是捉字蝨，明顯在詭辯，意圖轉移3司認同發出3個牌照的事實而已。另外，政府不公開交代，卻以所謂「政府消息人士」、「政府權威消息人士」等向一些傳媒「放料」，為政府護航，但是內容貧乏，沒有說服力。

政府在發牌事件，已經陷身十分被動景况，雪球有可能愈滾愈大。事件由政府一手造成，解鈴還須繫鈴人，梁振英經常把開誠布公掛在嘴邊，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若坦蕩蕩，則事無不可對人言，梁振英就應該向公衆全面交代整件事，而非藏頭露尾地躲在所謂保密原則、程序正義後面，損害政府和行政會議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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