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2日
民陣七一遊行頭條口號「一國兩制呃你廿年」是對的，但不準確。鄧小平84年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港事官員、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為空前的「歷史性偉大發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而鄧這個四川人，受落之餘還肯定知道這個「前期騙局」的歷史和戰略效用──並非一般指的「中共說一做二、貨不對辦」那麼簡單。
中華帝國史上僅剩的一批土司，於共產中國成立翌年陸續向北京交出政權。最後一位那樣做的土司叫安學成，大涼山彝族人。（註一）從衞星圖上看，由一條一條幾乎平行的山脈構成的大涼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幾百年來中土政權軍力多不能及，那裏一帶的土司遂成為清代改土歸流政策的漏網魚。大涼山在四川，與鄧小平的家鄉廣安市協興鎮相距不遠，用谷歌地圖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九七前避談歷史先例
鄧當年在四川念完預科（1920年）才離開，不可能不知道土司這回事。土司制乃國史上如假包換的「一國兩制」，一般中學生都知道；筆者念英殖學校中史科，讀過「改土歸流」而一直記得。今天香港DSE歷史課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這個課題，「改土歸流」是必教內容。可是九七前的黨國官員卻胡說「一國兩制」是鄧發明的，前無古人；那怎麼可能呢？如此不堪，不會只是為了替鄧大人「攞頭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種鬆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礎上，推出了更嚴格精緻的土司制，主要用在華南、西南一帶的苗、瑤、黎和古越族的後代壯、侗等外族人聚居處。明朝先是繼承此制，在七省廣設土司，包括廣東在內，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
這個過程後段尤其複雜、反覆、血腥，地方抗爭不絕，統治階級裏也不斷出現「一國」與「兩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與地方保存土司制的爭論，史書記錄很清楚。鄧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國際上推銷一國兩制之時，當然不想有人提起這段中華帝國殖民擴張鎮壓史，以免港人借古鑑今，看穿歷代中土政權「以藩治藩」背後如出一轍的殘酷與權宜，轉而不信任「一國兩制」承諾，拒絕回歸。提出「前無古人、偉大發明」論，時人信了，便懶得翻查歷史。
這顯然是掩眼法，而且相當成功。不過，今日港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已走樣變形，統治者手段也越見粗暴，令人擔心往後三十年是如何景象。有此憂疑，最好還是參考歷史，大家當會發覺，近年發生、和一國兩制有關的大事，都在歷史上出現過；下面舉出特別明顯的幾種。
西環治港就是「土流共治」
在雍正大力進行改土歸流之前，曾有一段很參差的「土流共治」過渡期，亦即在一些土司管轄地，朝廷派出流官在土司旁邊監督、輔導。這通常出現在土司管治無方或發生了大規模反中土運動的地方。（註一）這與北京九年前空降「第二支管治隊伍」到香港何其相似！
2008年1月，中聯辦曹二寶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張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陸人組成的團隊「輔助」特區施政。究其原因，無非是董建華無能，一心想通過廿三條立法取悅北京，卻激起龐大反抗運動。對此，北京的反應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樣：派流官進駐香港，表面上維持兩制，實質上走出改土歸流中轉步。
細看歷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還是地頭蟲，權力尚比從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佔上風，反過來控制土司。在香港，這種轉變也很明顯，但急促得多；在曾蔭權第二任的幾年裏，如果流官還沒佔得絕對上風，那麼靠西環助力以689票僅勝的梁氏上台之後，土司聽命於流官便成為常態。
但是，歷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奪權太早，政權的外來性太突出，不能服眾，矛盾加劇更難調和。中土政權為穩定地方，有時不得不反向微調、稍作妥協，於是一些地方出現「廢流復土」。
梁下林鄭上就是「廢流復土」
梁振英儘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個流官；那也許是因為他以兒皇帝、如黨員之身，所作所為須完全聽命於真正的流官即西環。然而，其結果也是和歷史上的一樣：由於管治性質趨同於外來政權，民眾不接受，在他任內五年之間爆出「三大革命實踐」──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和魚蛋革命；分離主義抬頭，年輕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戰術性退卻。梁被革職，由舊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鄭替上，演出中土政權廢流復土現代版。
有趣的是，中共在走出這一步之前，內部明顯有過一場爭拗；梁振英和西環一直以來高調合唱的港陸「融合」，忽然加進了來自習那邊的「初衷」論，要求「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後者是2015年12月梁在北京向習述職的時候習先對他說、然後公開的；一年之後，梁就被廢。兩支曲子對唱，最後是「初衷」論勝出。（當然，這是中共內部一派人現在認為的初衷，與香港人一貫認為的不同。）
融合 vs 初衷（清朝版）
史上中土政權要廢流復土，不可能不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爭議。為要證實這一推測，筆者花了好些工夫，最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網站提供的古籍《黔南職方紀略》裏看到證據。此書作者羅繞典，清末湖南漢族人，曾任黔南（貴州）布政使；布政使就是永樂年間始創的流官。職方即地方，多指邊塞之地。貴州是元明清三代設土司最多的地區之一。羅在書中反對土司制，主張用流官：
「或曰唐宋之世，黔南之地，為羈縻、為化外，咸自有君長，各安其國族，奚待天子之撫存，分為縣郡，治以流官而後其民擧安也？此其說又不然。人之囿於一隅也，而異俗生焉，故其俗鄙陋，有傷於教；必督之以長官，徙五方之民，以觀感之，始日就平正通達之途而無所固蔽。……國家之盡力於黔也，重科舉以進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頑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覬覦。」（註二；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段文字太有意思。西方殖民主義有所謂「白人的包袱」論（White Man's Burden），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後甚或野蠻，白種人須不辭勞苦開化開導，視之為己任。（註三）其實，中華帝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有這種思想，而羅繞典是典型。
引文也提到中華殖民帝國的移民政策，作用是「溝淡」、影響當地人（「觀感」作動詞用即impress）。跟着，也提到要從教育着手搞教化，說得不好聽就是皇民化，「從幼稚園就開始洗腦」。最後，協助流官管好土著的，還得有槍桿子、解放軍、遼寧號，一應俱全。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義和這段舊中華內陸殖民主義同時發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論、「教化」論，以現代人眼光看，當不以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這兩個殖民主義的說辭便不是全無道理；先進統治落後，最終也會給落後帶來好處。不過，如果中國今天要來統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單從對待「敵對分子」的手法看，便知當今中國已退化到比北韓更野蠻；後者到底把給折磨得將死的植物人Otto Warmbier釋放了，但前者是怎樣對待還有知有覺的劉曉波的？
土司制的血腥結局
歷史的一個功用，是在人們試圖理解當下和推測未來的時候作為參考。然則看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場景呢？
雍正四年（1726年），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上疏：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先治內，後攘外……」。（註四）
雍正從其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起初一兩個月，手段還算平和，之後就越發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視野裏，鄂爾泰每一次對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規模掠奪、兇殘之極的屠殺。《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他和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的改土歸流軍事行動：
「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游擊紀龍攻者家海，破寨，盡殲其眾。勳與苗兵遇於莫都，戰一晝夜，破寨四，殺數百人。進攻奎鄉，戰三日，殺二千餘。元生、成貞自威寧攻烏蒙，射殺其渠黑寡、暮末，連破寨八十餘，擊敗其眾數萬，遂克烏蒙。鄂爾泰檄提督張耀祖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註四）
這些滿漢軍隊的行徑，跟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南美、非洲、南亞等地的最惡劣行為沒兩樣。不過，在大家一般讀到的國史裏，這些都一筆帶過，算作是古代中土皇朝的「文治武功」，反正自漢唐起至1955年共軍入藏，中土政權據說都是「以德威服人」。
二○四七改土歸流？
二○四七的景象會否與清代血腥改土歸流相似呢？很難說。共產黨既曾屠殺異族邊民，也屠殺過首都漢人，自也不會對港人怎麼心慈手軟。大家看《環時》一直以來那殺氣騰騰，以及一眾港事官員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實和鄂爾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災，香港的土司會是中土政權的幫兇，不像古時的那麼傾向叛逆。
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文明博弈」的一線空間。
（註一）見廣西民族大學鄭維寬的論文《論明代貴州地方流官政權的建立過程及特點》的第二部份：
http://ir.gxun.edu.cn/bitstream/530500/5181/1/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_郑维宽.pdf。
（註二）早稻田大學本《黔南職方紀略》：
http://archive.wul.waseda.a......94_0001/ru05_03294_0001.pdf ；引文分別採自原書第二和第四頁（不連目錄）。
（註三）參考英文維基「白人的包袱」詞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 %27s_Burden。
（註四）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清史稿/卷288。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