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逸飛 - 從神壇上拉下來

生命通識   2017年7月20日

劉曉波的逝世，蓋棺定論，該怎樣來定性他？說他是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運動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樣的形容大致正確。他是搞文藝出身，滿身文藝細胞，流着文藝血液，是性情中人，因愛國而晚年投入政治運動，成為人權鬥士。

他早年已與文藝結上不解緣，22歲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次年便與同學組成「赤子心」詩社。大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29歲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發表處女作〈論藝術直覺〉。他在31歲時，因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他到場以《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即興發言，以「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語驚四座，被稱為 「文壇黑馬」。

劉曉波隨即成為北京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博士研究生，33歲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後來他出國做訪問學人，主要也是講授中國當代文學，他從來不是一個歷史研究者。但他其後投身民運，因為愛國，便要回顧歷史，鑑古知今，要找出中國近代政治悲劇的癥結。

唐代劉知幾要求史家有三長，才、識、學。史才是編撰史書的才力，駕馭史料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歷史知識。劉曉波不是讀史出身，史才、史學皆欠，但他有史識，指他對歷史的看法。後來清人章學誠在「三長」之外還多了史德，指史學家的心術，但章學誠又說：「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但怎樣才算有正確的史識？劉知幾沒有明白說出，只是說「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可見史識背後，必有其道德情操，而劉曉波的道德情操理應不用懷疑，所以他的一些歷史觀點，值得大家反省。

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江澤民發表長篇講話，把中共的事業稱之為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台則在黃金時間播放有關孫中山的專題片，稱孫中山為「國父」，已有異於中共過去對孫中山的定位「革命先行者」。

今天中國，無論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已將孫中山領袖化，甚至神化，孫中山被供奉在「國父」的神壇上超過百年。但好一個劉曉波，那年他46歲，中年心事濃如酒，愛國情懷難釋，大概是對江澤民的講話作出了回應，翌日（10月11日）就在家中寫下了鴻文：《孫中山的遺產與中共的緬懷——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隨想》。

這篇鴻文擲地有聲，主要觀點是要還原歷史真相，將孫中山這尊偶像，從「國父」神壇上拉下來。劉曉波悍然指出：「儘管人們一提起孫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謂『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的遺產，但是，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

在劉曉波筆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是一脈相承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