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 - 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蘇曉康臉書   2017年7月11日

 

現在人們用很多言辭定位劉曉波，比如“公民社會”的代言人、憲政中國的殉難者、民主中國的頭號公民等等，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在當下中國的語境裏，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辭來定位他，所以，我說劉曉波是一個“民族英雄”。

1. 時勢造英雄。

在這個世紀之交，對中國文明和進步所做出貢獻者，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跟劉曉波比擬。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它會延續多久，至今沒人知道，因為西方也出現了衰退，整個國際社會籠罩著綏靖主義；人類文明自二次大戰以後，除了技術發明上仍稍有斬獲（如數碼時代的出現），其他可以說毫無進步，人類的自私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沉淪——人性貪婪、環境破敗、制度倒退，更為突出，所以余英時稱之為“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個黑暗中，“六四”的血與火淬煉了一個人，而且還是最懦弱、可憐的群體中的一個人，他就是劉曉波。他在這三十年裏做的事情，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見地堅持對暴政的和平抗爭，

他謙卑地攙扶襄助受難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尋中國擺脫暴力循環的政治轉型途徑。

中國文明自近代以來，是一個衰落、失敗的文明，所以滿清崩潰後社會解體，中國是按照現代極權模式重新再整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不過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萬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讓這個極權幾乎崩潰卻又存活下來，就給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機會，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是全世界曾未有過的“升級版極權”，中華民族也面臨滅頂之災。劉曉波探索了一個可能的政治路徑，是中國民間的一筆巨大財富。

2. 劉曉波實踐並重塑了知識階層的新人格。

中華民族嚇破了膽，知識分子打斷了脊樑骨，這個民族還有什麼救？西方那條路，什麼公民社會、民主選舉、代議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國的文化裏，都離不開一種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為中國幾千年的四民社會，必須由“士”來領導，現代化底下，就是這個“士”變壞了，中國才一塌糊塗。

劉曉波隻身防堵“道德資源”流失的後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為一個新的民間領袖，為此他必須重建“知識者人格”。年輕時代的劉曉波，是一個極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並走出一條新路。他在中國八十年代那場著名的“文化熱”中，是一匹桀驁不馴的“黑馬”，他挑戰權威，叛逆而激進，動不動發表震動一時的驚世駭言，令輿論大嘩、街談巷議。抗拒權威的叛逆經歷，使得他具有一種知識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銳，也給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膽和堅韌。

他做了三點：主動背上負罪感，懺悔自己；堅守國內，拒絕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謙卑地攙扶受難者。劉曉波在此實踐了一個“基督徒”的受難精神，比無數的中國基督徒都做得出色，雖然他並未接受洗禮；而他這種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為我們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適，都是蔑視和反對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的大知識分子，四九以後又都是向毛澤東投降的，後來幾代人都是努力爭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國知識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個人走到了這一步，他就是劉曉波。

3. 劉曉波活出了一個燦爛而富於傳奇的人生。

他雖然死於絕症，享年僅61歲，但是他卻活得比所有人都瀟灑。他的傳奇，不是標準的中國傳統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滿爭議，恰好跟中國的錯亂、顛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輝。

我曾這樣描述過他：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中國近三十年無非三件大事：改革與文化熱、大屠殺與經濟起飛、專制霸權與民族主義；這三件事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劉曉波的身影。站在大時代的風口浪尖做弄潮兒，這三十年裏，沒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繫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三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幾度波瀾，毀譽參半。但是最近二十年裏，他說“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他們幾乎演義了一場現代版的“革命加愛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為了報答劉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嚴重憂鬱症，他又來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國、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後一口氣，要把劉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輿論怎麼評價他。劉曉波我行我素到最終。世間沒有第二個劉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