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耀華 - 佔領中環是否不符合道德？——經濟學看道德和公義

2013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香港發生的許多社會事件，往往都涉及自由與公義之間的取捨。例如最近已經平息的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一方聲稱自由市場受到威脅，另一方則力爭較為像樣的待遇。在佔領中環運動的討論中，贊成者要追求普世價值，反對者認為佔中運動侵犯了中環人的自由，令他們無辜蒙受損失。筆者想在這裏談談經濟學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的作用和局限。

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

經濟學家經常被邀請對各種「規範命題」做評論：政府應不應該訂立這種法規？那家企業應不應該這樣做？…… 諸如此類。但是這類問題的答案，並不僅僅取決於對問題的了解，還取決於所採取的價值觀念。因此，對於這類問題，單靠經濟學本身是不能提供答案的，這是所有經濟學家都知道的局限。

經濟學區分兩類命題：實證命題（positive statement）和規範命題（narrative statement）。實證命題是關於事實真偽的命題，如「汽油費增加5%會令到新車購買量減少3%」 ﹑「提高最低工資會增加青少年失業率」，等等。規範命題則涉及價值判斷，如「政府應該增加汽油稅」，「政府應該訂立最低工資法」，等等。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要釐清複雜的事實，即建立或推翻實證命題。規範命題涉及觀點與角度，言人人殊，經濟學不強求有一致的看法。對兩種命題的區分以及經濟學使命的規定——研究「是非題」，而不是「應否題」——是大學經濟學入門課第一周的必然內容，是經濟學的ＡＢＣ。

經濟學家在研究是否贊成一個政策時——這是一個對規範命題的判斷——經常用上「效率」這個概念。粗略而言，一個政策的效率就是一個餅的大小，效率愈高，餅愈大。效率這個概念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定義清楚的、可以計算的，使用這個概念時，經濟學家們不會雞同鴨講，也可以互相檢查。基於以上優點，效率理應成為判斷規範命題的出發點。很不幸，由於經濟學並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所以經濟學家對規範命題的研究往往也到此為止。久而久之，這就給人們一個錯覺，以為經濟學有個公認的結果，認為效率是評價政策應否採納這類規範性問題的唯一標準。

佔領中環不符合道德？

經濟學家這樣強調效率，而忽略分配的公平性及其他考慮，是不得而已的，就像在漆黑的晚上掉了鑰匙的人，他不得不在燈柱下靠着燈光尋找，即使他懷疑鑰匙可能不在路燈照明範圍之內！下次倘若有經濟學家只強調效率而忽略公義，你可以這樣責問他：「你們的入門課中明明說經濟學是不主張特定的價值觀念，請你不要把效率最大化這個特定的價值標準，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共識！」

最近讀到一些關於佔領中環運動的評論，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佔中一旦發生，會影響中環人的工作效率，對中環人造成經濟損失，所以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這些評論甚至把佔中分子批評為「恐怖分子」云云。這種意見看起來有點言之成理。

佔中對中環的負面影響可以用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來分析。一個人在公眾場合抽煙，影響到周圍的人的健康，卻沒有給他們做出賠償，這類行為成為界外行為，對後者造成的影響則稱為界外效應。另一個常用的例子是工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影響到鄰近居民的健康，卻沒有給予人們賠償。界外行為在現實生活上無處不在，它可能是負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一個美女的出現，令周圍的男生眼前一亮，他們得到美女的恩惠，卻不用給予分文，這就是正面的界外效應。研究這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支叫做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開山祖師是凱恩斯的同代人，劍橋大學的同事庇古教授（Pigou）。當時福利經濟學主流意見認為，製造負面界外行為者（抽煙者﹑工廠﹑等等）是「始作俑者」，要為他們的界外效應負上責任。

這種主流意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一個叫高斯（Coase）的人在一篇196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這種看法的片面性。抽煙令周圍的人成為受害者，這是事實，禁止抽煙，抽煙者就變成受害者，這卻是被忽略了的事實。同樣道理，工廠污染讓鄰居成為受害者，不讓工廠生產則工廠成為受害者。高斯指出了問題的對稱性，不管我們站在哪一方，都會得罪另一方。經濟學從此出發，得出了許多趣味盎然的發展，此處不多說。高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事迹香港讀者應該很熟悉。

回到佔中問題上，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對稱性：佔中固然會影響到中環的經濟活動，同樣道理，不讓佔中人士去佔中，卻會影響到他們。如果前者因影響到中環人是不道德的話，那麼不讓佔中對佔中人士也是不道德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二者哪個更不道德，不過只指出前者而忽略後者，則是偏頗的。經濟學還是有點用的！

亞當斯密其實是道德學的教授，他在出版《國富論》（1776）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當中分析了人所具有的同理心和良知。《道德情操論》是非常成功的著作，還吸引了從歐洲大陸以及俄羅斯的學生來到蘇格蘭向他學習。其後出版的《國富論》強調自利，這好像是今天的我打到了昨天的我，其實並非如此。斯密覺得自利（他其實是用自愛，self-love，一詞）和同理心是可以並行不悖的，而兩書的思想在形成過程中也沒有先後之別。《國富論》中的核心內容在《道德情操論》出版之前，斯密就已經在課堂上講述過了。《道德情操論》中也有對人們在追求自利時如何做福社會的生動描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個比喻也在書中出現。

大師論公義

斯密以後的大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不乏對窮人的關注。庇古和凱恩斯的老師馬歇爾（Marshall）是19世紀末，20世紀早期英語世紀中最著名的經濟學家（Economics這個字就是他發明的，之前經濟學叫political economy）。他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開宗明義指出，經濟學最重大的任務，就是釐清事實，藉此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低層社會』是不是必須的？我們的社會是否一定需要有一大批人自出娘胎便辛苦勞作，以便為另一些人提供文明高尚的生活，而自己卻因為窮困而無法追求同樣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和基於此所做的推斷， 這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 它也體現了經濟學的主要和最高的價值。」

到了今天，經濟學著述中已經很少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了。但這並不是經濟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就如我們不能因為物理學中沒有出現對同情心和公義的論述，就認為物理學家反對同情心和反對公義一樣。物理學家比較幸運，當他對是否支持碼頭罷工工人﹑是否支持佔中一類問題表達意見時，公眾知道其意見是個人意見，而不是物理學的結論。當經濟學家表達意見時，公眾卻往往把其個人價值觀點當成是經濟學客觀分析的結論！

梁美儀 - 讓人心痛的謊言

2013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傳媒連日大事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中美元首會晤，大談是次會面帶來什麼成果云云，但最觸動筆者的，是外交部長楊潔篪就這場「莊園會晤」的一段總結：會晤期間，雙方還就人權問題交換了看法。習主席介紹了中國的人權觀，強調中國重視和促進發展人權事業，中國人權事業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隨着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的人權事業將會取得更大進步。

現實又是怎麼樣的？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太太劉霞的弟弟劉暉，因欺詐罪昨日被判監11年。劉霞在得悉判刑後，在傳媒鏡頭前，兩行眼淚在臉頰上不停地滑流着，神情激動地大呼完全不能接受判決，形容是一種迫害，屬於非法判決，完全不合理。她說，過去兩年多，她和家人已經承受太多難以想像的罪，對這個所謂開放、有法治的國家感到完全絕望。劉霞提及，在劉曉波獲頒和平獎後，北京當局已有人警告她若不聽話，便會針對她的家人。

被軟禁已兩年多的劉霞，曾言這位弟弟對她特別重要，她這個大姊，一直都是弟弟在照顧她，對於弟弟再被當局檢控，劉霞悲憤地說，當局在打斷她一個腿（劉曉波）後，再打斷她一個腿（弟弟）。

看完劉霞那段接近崩潰的哭訴後，再聽楊潔篪說「中國人權事業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的言論，心在揪着，這種謊言，聽得人也心痛。

正當習近平在美國，不打呔、一臉輕鬆的跟奧巴馬在加州的陽光下漫步，意圖展現習李領導的新風範之同時，國內卻不停發生這類打壓人權分子及其家人的事件，劉暉、正被軟禁的湖南民權人士李旺陽的胞妹李旺玲，還有大批被監控已24年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如此的強國「風範」，在天下間也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雲 - 火車便當

轉角   2013年06月10日

【am730專欄】三月三十日，清早從台北乘自強號火車往台東，約了劉克襄先生為團員講解風土人情。該車次是慢車，駛過工廠、貨倉、樹林、稻田與荒村，村鎮小站也停車。克襄坐我旁邊，談得投機。有些本土民情，他不講，我看不出來的。海岸邊的水泥廠，開採石灰和岩石為原料，污染環境，也令山坡塌方，工廠卻開在原住民的山谷，製成品用高架輸送路軌，運往海邊的碼頭，遠看是一列高架的鐵籠屋。早期出口日本，現在台灣內銷。阿美族很多因為男人飲酒欠債，用土地來抵償，丟失土地之後，變成水泥廠的工人。他們改信了天主教，村莊有教堂，火車路過的墳場，墓地都有十字架。

田裡種了甘蔗，南美洲來的黑蔗品種，以前我家也種這個品種的。紫黑色的皮，有一層光亮的蠟，故此叫烏蔗或蠟蔗。原本台灣的竹蔗，是跟廣東那種煮竹蔗茅根湯的小青蔗一樣的。蔗身青綠，故叫竹蔗。村莊有些煮糖的蔗寮、糖坊，磚瓦崩裂，該是荒廢了。

山邊樹林開了白花，一簇一簇，說不上好看，耀目而已。克襄說這是油桐，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引入的，屬於廣東品種，油桐的種子可以榨桐油，用來油漆家具。有了石油代替品之後，油漆價格下降，桐油沒了銷路，油桐樹林就丟荒了，粗生粗養，長得漫山遍野。這些外來樹種，令樹林過於單一，不利本土生態。然而，當地的客家縣卻以油桐花為標誌，每年舉辦慶典，吸引遊客欣賞，油桐也因此大量栽種為觀賞之用，成了災難。

十點半左右，克襄料到我們未食早飯，便說一會火車月台有台鐵便當賣，不算好食，但樸素實惠。台鐵便當可以遠銷日本，靠的也是樸素可喜的台灣風。我左看右看，不見賣便當的小販，看了克襄奔跑的背影，才知道便當在月台的煙酒和飲品攤位出售，六十元台幣一客。只有一款，排骨飯，內有滷蛋、醬瓜、豬排和滷肉碎。

火車駛過的地名，如富里、關山、池上、鹿野，有日本風。快到池上，克襄說池上車站的便當才是好食，剛才不早說，是要大家先食樸素的，再來好一點的。便當由兩位高中生模樣的男女發售，托盤掛在肩膀上，頗有古風。內容和價錢一樣，但米韌、豬肉香軟，確是好食。克襄知道我們喜歡那池上便當的民俗招紙，便向同車的鄉人討了五六張，轉送我們留念。

我想起了克襄與我同坐的時候，無心講出的一句話：「陳雲啊，我寫的都是民俗土食，不是寫美食的。世間上哪有這麼多美食？能吃飽就好了。」

周一刊登／陳雲：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何雪瑩 - 審議式民主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9日

【明報專訊】文章刊出這天，正值上千人在香港大學參與佔領中環的首場商討日。請1000人先讀一堆文章才出席一整天的討論，討論的更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這種正經八百的主題，這幾場商討日比萬人佔領中環的場面還更魔幻。戴耀廷說商討日本身才是整個佔領中環運動的真正「核彈」，因為商討日着眼的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深入香港的政治文化。

戴耀廷的商討日參考自兩名美國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S. Fishkin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人們喜歡說香港人政治冷感，除了每年春秋二祭上街，甚少主動參與深度政治討論。有些人甚至以港人政治冷感、政治參與低落來說明香港還未適合推行民主。這說法除了忽視現時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設計如何讓普羅大眾對政治感到無力，其實即使在有民主的西方國家，政黨和學者亦面對公眾不願參與公共事務的困境。

選民投票前未必細想各黨立場

極大部分民主政制的國會奉行代議民主。選民在定期選舉投下票值相等的選票，選出代議士參與決定國家事務。可是這種民主有也有缺陷，選民每四或五年才投一次票，中間他們將參與政治的公民責任交到代議士手上。這種程序上的民主只是民主政制的必要和基本條件，決不是完美狀態。現實是大部分人甚少花時間在履行公民職責，專業政客霸佔政治舞台，不同的壓力團體和社運分子為特定議題大聲疾呼奔走，但大部分人樂於以「食花生」的態度旁觀政治，即使他們投票亦不一定仔細思考過主要政黨在不同議題上的分別。

政治學者當然希望選民能更實質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可是他們明白全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只出現在古希臘的城邦，在幅員廣大，人口以千萬計的現代政體並不可行（連古希臘的民主政體亦排除女人和奴隸）。

美國大選審議日助選民深思熟慮

兩學者提出Deliberation Day並非希望完全扭轉代議民主，選民不必逐個議題討論。但他們提出每次美國總統選舉前舉行兩次審議日，讓選民能在投票前更深思熟慮誰才是更能代表他們的總統，在代議士的挑選過程中加入審議元素。

戴耀廷為佔領中環運動設計的商討日並非完全照抄美國版本，因為兩者的目的徹底不同：美國本身已是民主政體，商討日過程為選民分組選出他們最想問兩黨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由政黨的地方代表代他們黨的候選人代答，既可讓政黨地方組織有更多上陣訓練機會，更能透過地方組織向總統候選人傳達選民最關注的議題是什麼。香港佔領中環的商議日只是幼兒班，經過三日商討日只是想決定一個為大眾所接受的民主方案。

候選人電視辯論 觀眾即席發問

兩位美國學者希望利用每次大選前非常矚目的候選人電視辯論，雖然電視辯論都有現場觀眾，但一般市民不一定能就他們關心的議題向總統候選人發問。上屆美國總統選舉就被批雖然全球暖化危機迫在眉睫，但三場電視辯論兩黨候選人提及這個詞語的次數是零！美國的反恐政策擾攘多時，出兵中東，辯論也沒有觸及阿富汗這個爛攤子，主要還是繞着經濟問題打轉。

陽光下審議 保密環境下投票

學者提出每屆總統選舉年借用兩日公眾假期，全國分兩批放假參與商討日。商討日由早上9時開始，選民自願參加，聚首一堂觀看電視辯論現場直播。10時半辯論完結，選民分成15個人一組，發表他們對電視辯論的意見和提出問題，並選出一名組長主持討論。每人可獲5分鐘發言，並總結成一條他們認為應該向黨地方代表查詢的問題。最後每組收取小組內的所有問題，並以投票決定哪些問題最值得問並按優先順序排列。下午約30多個15人小組合體成500人大組，由一名富經驗的人士擔任主持人，主持人抽出每組的問題名單，讓小組發問其名單上第一順序的問題，由兩名黨地方代表作答。最後參加者回到早上的15人小組，總結整天經驗和地方代表的表現。

現代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以保障選民投票意向不會受外來壓力影響。但兩位學者認為審議過程反而要透明開放。十八世紀中英國政治哲學家J S Mill大力反對不記名投票。他認為不記名投票會讓選民有錯覺，以為選票只是為他們帶來快樂的一種商品，並不神聖；他們不會思考如何投票才對國家最有利，只會從一己私利出發，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會着眼如何為選民爭取私利，公民應該為公共利益制約私利的意義將會消失。後來為了更重要的選舉平等原則，當投票權擴大至草根階層，為了保障他們的選舉意願不被僱主左右，方採用不記名投票。兩位學者認為這種考慮雖然非常重要，但J S Mill的擔憂依然有道理。如果19世紀的少數人公開投票太精英主義，忽略草根階層的投票自主，20世紀的投票把公共決策矮化成未經深思熟慮的個人決定，學者提出的是兩個階段的民主制度：先讓審議在陽光下進行，思考後讓個人在保密環境下投票。

犧牲個人時間 車馬費意義大

審議民主面對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大部分人沒興趣甚至沒能力參與公共討論。學者提出兩點反駁，其中一點正是早前戴耀廷惹來極大非議的車馬費。美國學者提出的車馬費多達150美元，遠比戴提出的100港元高，甚至比98年美國人均日薪105美元高。學者認為這筆錢的意義非常重大，現實上人們犧牲自己的私人睡覺和玩樂時間來參與審議，父母甚至為了參加審議請保母照顧孩子。雖然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責任，但他們認為草根階層一向難以較少時間參與公事時務的，一筆可觀的津貼代表美國對平等公民參與的重視，實際上也讓基層能更認真看待公民責任。

更多了解可改變看法

沒有民主的香港政府喜歡做民意調查，一般民意調查只是問問題，作者Fishkin的團隊多年來進行審議式民調。首先隨機抽樣問問題，再即時邀請受訪者於周末參與小組討論，參與者事先須閱讀資料才能參與討論。學者統計參加者對公共事務看法在審議前後的改變。學者發現不少參加者因為對議題有更多了解而改變看法，而且對不同問題的意見變得更一致，減少自相矛盾。而且這沒有任何年齡、收入或職業階層明顯不懂得參與審議，各階層審議前後的觀點改變沒有根本上的明顯分別；而且事後逾7成參加者認為審議過程非常有意義。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審議，大部分人都不視審議為苦。

不少人說起佔領中環，都奇怪一向文質彬彬的戴耀廷為何突然如此激進。觀乎口號如愛與和平、行動如在中環靜坐、目標如商討一套廣為大眾接受又合乎國際定義的普選方案，其實佔領中環一點也不激。反而是被譏笑為書生味濃、有點理想主義的商討日才是最大野心最激的部分，它要改變的是政治冷感和被動、由上而下的公共決策，將審議文化帶入公共討論，是香港政治參與文代的一次重要實驗。

文 何雪瑩

編輯 顏澤蓉

唐柏橋 - 香港本土派何去何從——與陳雲商榷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8日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的論戰愈來愈激烈。這一爭論進入高潮是因陳雲痛批李旺陽紀念活動引起。我們常常會說，過猶不及。也就是說，什麼事情都不能做過頭。當然，有人認為陳雲是在利用這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出位，我認為這樣揣度陳雲，以此貶損他的人品，也是不合適的。

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讓我先向大家介紹兩段歷史：一是美國三K黨的發展歷史，二是我曾經歷過的一段往事。

大家知道，美國三K黨在歷史上有過數次大發展，最鼎盛時期甚至通過他們推出的政治人物控制了美國中部多個州政府。但是，現在他們在美國幾乎就是一個歷史名詞，已經沒有任何市場。而中國民運也有過一個黨，曾經來勢迅猛。他們主張通過比較極端的方式推翻中共。有一位該黨的負責人曾經請我加入他們，並客氣地請我去做主席，被我謝絕。他當時大惑不解，說他們黨現在是最紅火的民運組織，每天有數千人登陸他們的網站云云。我說這是暫時現象，短時間裏可能會聚集一些人氣，但因為主張的不可行性決定了組織無法真正發展壯大，很快就會有一個瓶頸無法突破，此後組織就會枯萎下去。就如一開始打造了一個較小的容器，無論裝得多麼快，但一旦滿了，就無法再盛東西了。果然，我不幸言中，該黨很快就進入歷史。因此，我們要把握好這個平衡點：既要盡快發展，也要避免為了盡快發展而局限自己，斷了自己今後更大的發展後路。我說這兩個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任何運動如果不能最終喚起多數人的認同和參與，就無法真正地改變歷史。現在香港本土派同樣面臨這一問題。

本土派愈來愈偏離正軌

以陳雲為首的本土派或稱城邦派，起初提出過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如香港人應該專注香港的民生和民主進程，爭取脫離中共統治。因此得到不少對中共感到絕望的香港年輕人認同和追隨。尤其受這種本土化思想影響而異軍突起的人民力量，對香港民主進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但是，最近本土派的一系列提法和做法愈來愈偏離正軌，套大陸時下流行的一個網絡詞就是「不靠譜」。

他們先是反對佔領中環，說這是精英聚會，是「佔領光環」；繼而呼籲香港市民抵制每年一度的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最近更是大言不慚地胡說什麼大家不應該紀念李旺陽，並用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參與紀念活動的人，稱他們為「左膠廢物」。我看到這段文字，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說我的朋友、長期關心中國民主事業的林建誠和呂秉權等是假惺惺？！虧他說得出這種沒肝沒肺的話！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考慮過我們這些真心懷念李旺陽的朋友們的感受嗎？考慮過李旺陽家人、李旺陽在內地無法發聲的戰友的感受嗎？他知道李旺陽的親人和朋友多麼希望相對自由的香港和海外華人為他們發聲嗎？如果我們都以自身利益的考量做為理由拒絕為社會正義發聲，連紀念死去的英雄都要反對，這個世界將繼續沉淪下去，直到你我遭到李旺陽同樣悲慘的命運而再也無人為我們發聲為止！

陳雲提出香港人應該保持更高的獨立性，抵制大陸不良之風和中共干涉香港事務，這完全正確；但是，他竭力反對香港人關心大陸民眾的人權，支持大陸民眾反專制爭民主的運動，則大錯特錯。道義上，我們通常說，面對罪惡保持沉默，與作惡者同罪，要求香港人對大陸發生的惡行保持沉默，是不道德的；策略上，反對香港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無異於告訴十三億大陸民眾不要支持香港民主事業，不要關注香港人的處境，讓他們自生自滅。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錯誤和愚蠢程度比支聯會上次提出的「愛國愛民」口號更甚。其次，從長遠戰略來講，中國內地不實現民主，香港就根本沒有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更不可能走向進步。藏人爭取自身權益五十多年，現在情况不僅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反而愈來愈惡劣。是他們不夠努力不夠決絕嗎？不是！他們在過去一年就有一百多位抗暴勇士自焚身亡！那是為什麼呢？是中共愈來愈猖獗，愈來愈暴力，愈來愈不把藏人放在眼裏。香港人如果不能把眼光放長遠，只顧香港人自己的權益，就會步藏人的後塵，甚至比藏人更慘，因為藏人至少還有一個倍受世人尊敬的精神領袖尊者達賴喇嘛，而香港不可能有。總之，這不是策略問題，而是是非問題，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是道德境界問題。你可以採取不同的策略，但你不可以在任何時候做道德上不正確的事情。

「破窗論」策略宜應用恰當

陳雲還有一些言論也是極為錯誤的。他說中國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條件，還說「中國民主了，更能禍害香港」，甚至搬出一大堆理由來嚇唬香港人。這純粹是聳人聽聞，不值一駁。這跟中共五毛所說的「中國如果民主就會亂，老百姓會更遭殃」如出一轍。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陳雲其實不是真正的民主理想主義者，至少不是堅定的民主普世價值信念者。陳雲骨子其實有一種類似德國納粹的國家至上和種族主義的思想。只不過所不同的是希特勒當年排斥的對象是猶太人，而陳雲排斥的是大陸人。陳雲口中還常常把美帝掛在嘴裏，帶有對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極度仇視的情緒。這更顯示出他有一種極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思想。陳雲對「美帝」的仇恨和敵視不知道從何而來？這種民族主義思想跟中共和北韓的反美有異曲同工之「妙」。受陳雲思想的影響，一些本土派年輕人現在非常喜歡將大陸民眾比做蝗蟲。這是一種嚴重的地區歧視，是在開歷史的倒車。現在很多香港本土派人士為了與中共暴政切割，連帶也把中共暴政的反對者和受害者也切割了。我們不能任由這種情緒蔓延，這不僅對中國內地的民眾不公平，對香港今後的發展也極為有害。

有人說，陳雲的做法是一種屬於魯迅所說的「破窗論」，只有當你揚言要掀屋頂，他們才會讓你開一個窗戶。我不反對這種策略，事實上，我也常常這樣做。我也曾一度被說成激進派，「口水革命派」，也曾經遭到孤立甚至圍攻。但是，這個策略的應用要非常謹慎得當。因為弄不好就真把房子拆了。現在本土派的做法就有這個危險。

迫守舊民主派轉向

雖然我說了本土派的這麼多不是，本土派的正面作用不容低估，本土派用這種激將法迫使傳統守舊的民主派轉向，在反抗港共政權上與他們展開競爭，也不惜為一件好事。如果沒有人民力量的挑戰，民主黨會走得更遠——他們從踏進中聯辦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偏離了做為維護香港人民利益的民主派的定位。因為你要談就跟香港特區政府去談好了，為什麼要去跟中共在香港的派出機構談呢？你這不是在告訴香港人，我們接受被中共專制統治香港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的現狀嗎？既然如此，又何必在自稱反對力量或民主派呢？直接叫自己建制派不就行了嗎？

香港正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在是考驗香港人政治智慧的時候了，香港需要更多有遠見的人來討論香港未來的路應該如何走。唇亡齒寒，香港各民主派，香港與大陸民主力量現在都非常弱小，面對強大的中共及港共政權，只有攜手起來，相互呼應，才能改變香港反對派目前被動捱打的尷尬局面，走上一個新的台階。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成熟而強大的專制政權，一定要保持高度清醒的頭腦，既要避免被他們同化，也要避免被他們分化！

陳玉峰 - 也是24年——愛莎尼亞船上記

獨立媒體     2013年6月7日 

去年八月，我一個人橫渡波羅的海，在往愛莎尼亞的郵輪上。晚上，窩在船艙看書，有位愛莎尼亞少女，手長腳長，從鄰艙過來敲門，「聽說這裡有個日本女孩？我婆婆想請她過來聊天」。我笑說「我不是日本女孩」，但聊天當然好。兩位婆婆一個60幾歲，一個80幾了。

這是我對愛莎尼亞的第一印象：幾十歲的婆婆對世界仍然好奇又熱情，主動、友善、開心。女人們穿色彩繽紛的東西，婆婆都戴口香糖一樣顏色香甜的項鍊。

婆婆們不諳英語，由孫女充當翻譯。「你是我們這輩子第一次見到的中國人。你為什麼要來愛莎尼亞？」

我的答案大概是她們意料之外。我一講Baltic Chain，她們就「啊」地一聲。我說我獨個兒來，是想看看，另一個中國，可能是怎樣的。

沒錯。也是1989年，愛莎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三個國家，整整200 萬市民手拖住手，在邊境圍了一條650公里長的人鍊，橫跨三國國境，200萬人緊緊拖住手一個鐘。不久，她們就陸續掙脫了蘇聯的高壓統治，宣佈獨立了。

這個故事在香港少人講述。雖然89年在亞洲這一邊、在中國也發生了驚心動魂的事，結局人盡皆知；但在波羅的海這一邊的革命，卻少人提到。同樣的24年過去，中國人幾番磨難、不見天日，波羅的海三國卻儼然從當年的人間煉獄，發展成怡人宜居的樂土。根據Freedom House 2012的研究，愛莎尼亞是地球上網絡最自由、互聯網穿透率最高的國家（愛莎尼亞自由度10分，中國是85分，南韓34分）。報告指，即使經過蘇聯統治蹂躪 50 年，這個 1990 才獨立的國家，卻快速發展文明，網上資訊自由發達，人們生活比較均富。我初聽到時無法想像：你叫香港人，從維園拖手拖到灣仔都已經好大陣仗了，怎可能有條人鍊是橫跨國境的。我說，我想看看人證：當年的人還在，「可以講給我聽嗎」，可以讓我見到活見證嗎。

24 年前，眼前兩老婦還是中年女人。婆婆說，我就是人證。然後她開始解釋我聽，當年她如何穿過森林，拿著無線電收音機，走到邊境，與民眾一起等待，首都電台的訊號。時候到了，就和旁邊的人，緊握著手，緊握著不放開，直到蘇聯放開他們為止。

然後她們問我：中國呢?

我羞愧起來，嚅嚅解釋著當時香港最熱烈的話題，叫做反國教：「你知道？就是中國要把她們版本的歷史強殖過來教學生。」一直充翻譯的漂亮孫女開口講自己意見：「我知道！ 就像我媽媽。婆婆那一代知道蘇聯有多壞，但是媽媽長大時，要讀蘇聯教的歷史，所以她不知道蘇聯殺了很多愛莎尼亞人，現在我們學的是真相了，有時媽媽反過來 問我：是嗎？歷史、當年原來是這樣嗎？我教她。」我說到教中文用廣東話，她說，「語言於我們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唱我們自己的歌」。我聽了眼前少女，嬌滴滴 地口吐「Our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幾字，當場暈得一陣陣。不是說笑， 1987 年他們被禁再講自己的語言，只能講俄語，30 萬個愛莎尼亞人眾在首都，示威項目就是唱當時嚴禁再唱的愛語國歌及聖詩，為之「Singing Revolution」。而後浴火重生，把握機會，真正文明的社會，便是稚女亦隨口講得出一國之尊嚴、人又憑什麼安身立命。

需時很久嗎？愛莎尼亞從一片戰火、頹垣敗瓦中發展過來，亦同樣是一個24年而已。我說89年，你們在森林裡牽著手瓦解蘇聯時，中國北京也有一群學生，嘗試爭取更開放的社 會，最後下場悲慘。24年後，你們已經變成一個文明模樣，我們的國家的人還未上到Google和 Youtube。

我說了種種中國令人傷心沮喪的情狀，而香港也快守不住了。我說我本來是個記者，放完這個假回去要做律師。在轉變的時空我有很多事沒想明白、有些事未決定，所以我想來看到你們，如活著的人證、跟我講以前的事，然後讓我相信，改變真的可以/已經發生。

許是我語氣傷感。婆婆笑得淡然：「但是你知道？革命就是這樣，it rises up a little，and then it goes down。」

然後她看著我，堅定活潑：「but please keep Hong Kong as its own way, because China does not know where she is going」

**********

告別這兩位愛莎尼亞婆婆時，我問她們要地址，以後連絡。80歲的她笑說：「其實我有寫blog，你會找到我」。

下！婆婆你寫blog？「我的家族太大、歷史太多，為免長氣講好多次，索性開個blog給兒孫。」我唯唯諾諾：即是平時用blog來和家人溝通嗎？

她輕描淡寫進一步：「唔係！平時我地一家人要傾計，有個facebook group。」

Reference:
Baltic Ch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ltic_Way
Singing Revolu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ing_Revolution

李怡 - 打破無基礎的大中國建設小中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8日

李卓人為支聯會的「愛國」主題作解釋，說他們的「愛國不是指現政權的中國，而是追求未出現的民主中國」。他顯然沒有看到已有一個民主中國出現了，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台灣現在無疑是獨立政治實體，國際社會也接受這個身份，世界各國給台灣護照免簽證的國家共132個，中國大陸就少得可憐了。

台灣近四十年的政治發展，絕對不僅僅是蔣經國的開明政策帶來的，而是台灣民主人士的爭取和思維的改變導致的。大約40年前，筆者主編《七十年代》月刊，與留美的以至台灣本地的台籍人士多有接觸，他們大都反國民黨專權統治，但他們基本上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當時台灣的制式小學作業本，在封底都印有兩行字：「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因此台灣人從小受教育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的中國是涵蓋大陸的。這些反對國民黨專權的台灣民主人士，當初對許多事情都從國民黨宣傳的反面去理解，因此也一度認為中共政權是支持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政權。當時有多批台籍人士去大陸，途經香港時筆者也有接觸，在大陸周恩來接見他們並親切交談，了解他們的想法。不過，中共的對台政策始終離不開唯我獨尊的大一統的思維，爭取與國民黨接觸是中共對台工作主要方向，因此台灣民主派就無法視為同路人了。隨後，文革權力鬥爭的殘酷面相暴露，中共專制程度比國民黨猶有過之，台灣民主派知道只能靠自己爭取民主了。

兩岸開放往來，台灣人對中共政權和大陸人有了親身了解，加上中共在國際上一直打壓台灣，台灣民主運動遂與中共徹底切割。千島湖事件，讓台灣人見識中國是如何專制獨裁不顧人民死活的國家，李登輝於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時，中共在台海進行導彈演習相威脅，2000年陳水扁參選總統時，中共繼續以文攻武嚇警告台灣人民不要投票給民進黨。中共的舉動和大陸的實況，促使台灣主體意識大大提升。李登輝的「兩國論」奠定台灣的主體意識，接着在李登輝主政後台灣人兩次投票選了民進黨人當總統。至此，台灣的民主已不可能走回頭路了。

有大陸民主人士在訪台時，對在黨綱上列明獨立取向的民進黨人士說：大陸不民主，台獨不可能；大陸民主了，台獨沒必要。民進黨人士的回應是：大陸不民主，統一不可能；大陸民主了，統一沒必要。

把台獨代入香港民主，將統一套入為融合，會是大中華派和本土自主派的分野嗎？

香港獨立無論從國際條件還是大陸政情民情來看，在可見將來都不可能。即使台灣實際上已等於獨立，但仍不能不假惺惺抱住「一個中國」的名號。但自主意識是爭取民主的唯一出路。有自主意識中共才會有所顧忌，近年中共對台灣是連統一都盡量少提了。

毛澤東1920年在長沙從事「湖南自治運動」，他反對湖南軍閥提出的「湘人治湘」，力主「湘人自治」，他在長沙《大公報》寫了十二篇文章，其中發表在1920年9月5日的文章說：「中國四千年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乾，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凡物沒有基礎，必定立腳不住。政治組織以社會組織為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只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所以中國之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謀之總，謀之上……是中國四千年來的老辦法。結果得了一個『沒有中國』。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

毛澤東晚年雖變成一個大怪物，但他年輕時寫的這些文章確實擊中中國政治要害，對中國今天仍適用，因為中國至今都沒有變。

台灣現在是建起了小中國，香港原來在《基本法》規範下也可以建起小中國，但在專權政治的「一國」之下，香港這個小中國迭遭破壞。「愛國」、「追求未出現的民主中國」，無視台灣已建起的小中國，都是「謀之總、謀之上」的大一統思想，實際上是希求從上而下恩賜民主的意識。

香港人要紀念六四嗎？要關心李旺陽之死和大陸維權人士處境嗎？要。但無論本土派和大中華派的出發點都應該一致，就是反暴政，爭民主，是維護《基本法》，建設香港這個小中國。

林忌 - 「愛字頭」的暴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8日

在旺角街頭悼念李旺陽，這種幾乎不應該有爭議的事情，卻出現疑似親北京人士，在和悼念人士發生口角之後，以手持摺凳襲擊參加者，令人受傷倒地頭破血流。

事實上，最近一年這些不同「愛字頭」以至流氓式破壞泛民示威集會的事情，無日無之。早前真普選聯盟在城大舉行論壇，即遭到親政府人士狙擊騷擾，主辦單位報警超過20分鐘，卻仍未見有警員到場執法，最終主辦單位只有腰斬活動；警方在這些事情上，可謂無能之極。

反過來，警方為「保護權貴」卻用盡每一分吃奶的力氣；有市民在居屋的樓梯塗鴉，警方竟然出動重案組去埋伏，原因是塗鴉內容是寫「習近平去死」；同樣道理，客觀事實有人玩立法會的電梯，其動機是甚麼根本無法確定，可是警方就已經一口咬定這是為了「阻止議員去投票」，然後派重案組拉人調查「玩電梯」。如果用同樣的標準，上述那些用行動、口角甚至武力對待市民示威集會的，為何警方不用同一標準去對待呢？

近年多宗泛民主派衝擊政府活動，示威者皆被不同罪名起訴，最經典莫過於2011年9月1日的「替補機制論壇」，梁國雄議員被控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裁判官在定罪判詞說：「示威者行為令人生厭……官員於無奈下才狼狽離去。」、「示威行使基本權利，但亦不可凌駕他人的基本權利。」用同一標準審視親政府示威者，為何多次都沒有人被檢控，甚至連到場執法都沒有呢？

更荒謬者，同一個場合向梁國雄作出叉頸襲擊的老翁，警方卻不作檢控，有如反法輪功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堆積到幾層樓高的橫額，明明阻塞駕駛者視線，更受到市民接近長達一年投訴，可是執法機關就是偏不執法。警方不斷說《公安條例》很重要，例如不斷用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去攻擊學民思潮，對真正破壞公安、甚至出動暴力令人頭破血流的，卻視而不見，這種雙重標準，市民點滴在心頭。

這顯示特區政府繼白色恐怖之後，更推動血色恐怖，不但把執法作為打壓異見的工具，更故意縱容親政府者隨便犯法去攻擊異見者，這是從法治社會的倒退再倒退，絕對不能容忍。

當律政司與執法機關都拒絕公正執法，泛民主派必須重新思索應對，除了組織糾察隊以及專門派人攝錄活動作為呈堂證供之用外，更應該組織律師團，對一些離譜的襲擊者作出普通法下私人檢控──即非由檢控機關，而是以市民身份提出相同的刑事檢控程序，去增加這些惡行的犯案成本，同時令證據變得更具體與實在，令更多市民可以了解，甚至把問題帶到國際層面去討論，才會令特區政府的不公正行為有所收斂。

聯絡作者：http://www.facebook.com/fokguyhk

林忌
時事評論員 

區樂民 - 六月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7日

那一夜，我站在擠迫的公立醫院病房內，收看驚心動魄的電視新聞直播。一個運送病人入院的救護員，平日雄糾糾的，看見這個畫面，忍不住垂淚。護士小姐給他遞上紙巾。

你和家人也在看電視，都呆了，不斷地問：「為甚麼會是這樣？」

那時候，你和我並不認識，但我們看着相同的影像，經歷相同的心情。

有一年的六月，我邀請你同去燭光集會，你拒絕，我問為甚麼，你答道：「太痛了。」

結果我獨自去了，真的很痛。

次天，我問你昨夜是怎樣度過，你說你燃點了一根蠟燭，默默地看着搖晃的火焰，直至最後的光芒。

悼念，是深沉的。

往後的集會，我再沒有叫你去。

你的身體漸漸虛弱，也是在六月，我去探望你，你看見我，微微一笑，道：「我快將和你悼念的人碰面，有說話想我轉達嗎？」

我仔細地看你，辨別你是否在說笑。

「我是認真的。」你正色道。

「請代我送上祝福，」我說：「祝他們快樂。」

我也是認真的。

杜婷訪問梁文道：六四那年我在幹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6月7日 

編按：今年六四晚會，有以萬計市民冒着風雨出席，受世界各地傳媒關注，引起更多中港議題。Co-China論壇總監杜婷，早前訪問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談當年六四，談六四對香港的意義，或對六四本土化議題帶來啟示。

梁：梁文道  問：杜婷

問：八九年的時候你在做什麼？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事的？

梁：那年我高中畢業，六四發生的時候，是我要考大學那段期間。這事，從一開始就知道了。胡耀邦去世，學生聚集，香港媒體就開始報道。

問：學生在新華門前下跪請願，你有什麼感受？

梁：他們在新華門下跪那一刻我很矛盾。一方面非常難過，另一方面在我的概念裏下跪是王權時代的平民給皇帝上書時的行為，而現在是在共和國，為什麼要下跪？

我們應該參與歷史

問：從遊行、罷課、下跪請願到五月份學生開始絕食，市民聲援，整個社會愈來愈深地捲入到這場運動中，香港的情况如何？

梁：香港也是這樣，整個社會的情緒被北京帶動，一天比一天熱。到了絕食前後就變了，那種關心不再是那種你關心有趣話題、一件和自己無關的事，你開始覺得那個事情和我們有內在聯繫，是讓人動感情的。那時因為要準備考試，同學們都在圖書館自修，大家都在講，我不覺得我的同學平時是很關心時事的人，但那時大家都講得很激動。

問：那段時間香港也舉行了幾次遊行來聲援北京的學生是吧？

梁：對，我印象很深的是五月三日學界發動了一場大遊行。我記得很清楚，是因為那天還在考試，要考大學，當時是考歷史。考到一半我就不考了，覺得再考下去也很無聊，我們應該參與歷史而不是在這裏答題。當時我就從考場出來，要去遊行。但後來也沒能參加，在路上突然腸胃絞痛，然後就進了醫院，結果試沒考成，遊行也沒參加，很尷尬。但離開時的確是為了要去參加遊行的。

問：還記得當時剛知道軍隊開槍時的情形嗎？

梁：三號晚上我們家特別早睡，因為之前幾天大家都睡得很少，一直在看電視。到了四號早上五六點吧，不記得是我外婆還是我媽睡不着起來看電視，一下看到，就過來拍門把我們都叫起來看。那種感覺很怪異，家裏面偶爾有人罵幾句，說幾句怎麼能這樣，但大致上很沉默。哭。四號那天很多人上街，不是遊行，就是想出門，在家裏對着電視呆不住。六四有個特點：它是第一個向全球二十四小時直播的政治運動，我們和它的經驗都是被仲介的，都是和電視的關係，那種關係和傳統的社會運動最不同的就是少了臨場的參與感。看電視的經驗是很孤獨、很寂寞、很壓抑的，你不在現場。所以四號上午很多人都要到街上去，就要出來，要看到人，要看到路上有人在走，雖然不知道在幹什麼。

六四：香港的民族主義運動

問：大家都說香港人政治冷感，但當時好像整個香港社會都很投入。

梁：香港人對這個事情如此熱中，第一個就是現實原因：九七就要到了。那時對香港人來講是一個信心動搖、同時又在觀望的時期。當時很多人在考慮移民，為什麼要移民？怕。怕什麼？怕共產黨。怕共產黨什麼東西呢？可能是一些過去的經驗。香港大部分人都是難民和難民後代，用更直接的方式來說，就是一些逃出共產黨統治的人和他們的子女構成的社會，這是很大的陰影。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會怎麼看待這個運動？最直接的解讀就是，如果這次民主運動成功了──雖然沒人知道什麼叫成功，但如果起到好的變化，甚至有一天出現多黨選舉了，那我們就不用走了。不是說中國一民主就馬上變得像美國一樣，而是說它不再可怕。或許會窮困，當時沒人知道中國會富成今天這樣，仍然會有很多社會問題，但本質上不再是一個可怕的政權了。所以從這點上香港人就把這次運動和自己的前途聯繫在一起。第二，我覺得它喚醒了曾經被埋沒、被壓抑的民族情緒。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香港意識的出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其實不大容易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因為很多人都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那時我們有廣東意識或者珠三角意識，但沒有香港意識。街上很多商店標榜自己是鳳城，我們常常說省港澳、佛山黃飛鴻，這些詞語就說明當時的香港人會認同自己是大珠三角地帶。但是當時很多東西發生變化，比如「抵壘政策」的取消、無綫電視的出現、公共房屋的普及、美孚新邨的出現等等，很多香港人開始覺得這個地方是我的家，我就要在這個地方住下去、活下去，取得我和我家人的成功，這個時候香港意識就出現了。香港意識剛一出現的時候很自然要找個對照的東西去建立，那個對照就是大陸。很多六十年代成長的人都記得過羅湖橋是多可怕的事情：解放軍面無表情，非常冷酷。穿五條褲子過關，是為了回到家鄉後脫掉四條送給親戚。拿麵包泡進糖水，再拿出來放在袋子裏帶過去，是為了到那邊等麵包徹底曬乾之後用刀刮掉上面的糖霜，他們才有糖吃。我們是用大陸貧窮、落後，甚至野蠻來建立起香港人先進、富裕、文明的形象。可是這並不表示和大陸的關係就斷掉了，沒有，它只是被壓抑了。就像一個人要建立自我認同的時候先否定父母一樣，但父母是一直都在的。到了八九年，那種被壓抑的情緒釋放了出來。所以我們那時喊的口號都是「血濃於水」，唱歌都是《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這在北京是不會出現的。所以在我看來六四不僅僅是發生在北京的，它也是發生在香港的，在香港它是民族主義運動多於民主運動。

不可饒恕的背叛

問：你和當時公衆那種熱烈情緒之間，好像一直保持距離。在六四發生那段時間，你一直冷靜、抽離，但到了後來，距離六四發生的時間愈久之後，你反而會更認真地投入，每年都會寫文章、做講座來談六四。為什麼？

梁：我是一年比一年覺得這個事情不能丟掉，一年比一年覺得需要去記住它，需要去討論它，不斷去發掘它的遺產和意義。六四在今天的我看來已經成為對抗這個時代我所不喜歡的一些東西的重要象徵，包括今天我發現當年和我一樣熱情，甚至比我熱情得多的人變得怎樣的冷漠或者是轉頭而去，這個東西在我看來是種不可饒恕的背叛。這種背叛不是他們的錯，是這個時代的病，這個時代道德的虛無，普遍存在的犬儒。所以六四在我看來是對抗這個時代所有錯誤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你怎麼看六四，回答這個問題基本就可以看到你有沒有生病──生這種時代的病。〔Vic：沒有生這種時代病的人，多數活得辛苦、沉重、孤獨。梁文道說「今天我發現當年和我一樣熱情，甚至比我熱情得多的人變得怎樣的冷漠或者是轉頭而去，這個東西在我看來是種不可饒恕的背叛」，但馬上又說「這種背叛不是他們的錯，是這個時代的病」，這未免太滑頭了。這個時代之所以生病，這些背叛者有極大的責任。〕其實這個時代的道德虛無和犬儒我認為是和六四有直接關係的。我們從中國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迅速進入冷戰，但冷戰在哪一年結束？你會發現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會答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終結。「蘇東波」對蘇聯和東歐造成的影響是冷戰在這些國家的斷然落幕，但中國沒有。你說今天我們冷戰結束了，對啊！但真結束了嗎？又好像沒有。冷戰不只是政治上的對立，同時又是兩套思想文化的對決，那種對決一定包括了懷疑對方和不信任對方，這些我們直到今天都還有，怎麼能說它結束了呢？我把今天中國的狀態叫「晚期冷戰」，就是一種很曖昧的狀態，好像走出去了，其實又沒有，好像結束了，但是你又說不清它怎麼結束、在哪一年結束。要先有這個背景再來理解六四就會有個鑰匙。當蘇聯、東歐那麼垮下去的時候，中國出了六四事件，這其實就是說中國用六四這樣的處理方法來拒絕冷戰的結束。從此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歷史軌道，在消費層面上我們完全自由，和今天的俄羅斯、東歐，甚至歐美完全一樣，他們有iPhone，我們馬上就有，但政治上我們則完全不變。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意味着從經濟到政治的巨變，我們用六四做到的事情是我們有保留地改變。於是造成的後果就是今天很多人用消費者的自由替代了公民自由，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很自由地下載美國最新電視劇，很自由地去買「偉哥」去喝可樂就是自由。我們用這種自由來麻痺對公民自由的追求，甚至以為這就叫做公民自由。這就形成今天的道德虛無。

六四的個人意義

問：六四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

梁：它奠立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東西的基本想法。六四的時候我在排戲，排我人生中第一部公開的舞台作品，那時我們分成兩派，有一派人認為這個戲不應該再演，我們那個戲的主題是談開放和自由，那當時最大的舞台就在街頭，我們直接上街去比在劇院用隱晦的方法表達更重要。另一派人覺得我們應該繼續做，因為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不是所有人都該做同一件事。上街遊行的確很有意義，但並不表示當大家都在上街的時候，我們去演戲，就是罪惡的。我們有這個自由。我屬於後者，我到今天都不後悔。這個東西使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在思考政治是什麼、藝術是什麼，政治、藝術、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時的思考奠定了我後來對事物認識的基本格局。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對六四的態度是我判斷我身處的社會是否正常的尺規，也是衡量我自己和這種社會的關係，我有沒有被同化，我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一面重要的鏡子。假如有一天我不再發聲，我就知道我變了。我必須要寫，每年都寫，每年都講，就是每一年再度確認自己是誰。

（本文經編輯選節刊出。標題為編輯所擬）

整理．杜婷  編輯 袁兆昌

戴德正 - 名津校轉直資的信仰反思

主場新聞   2013年6月7日 

作者為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

最近一所百年名女校欲離開津貼學校的行列而走上直資之路，再次引起城中討論這個直接資助辦學模式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直資」計劃當然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但對筆者而言，這更是一個信仰問題！

筆者對新校以直接資助模式辦學沒有多大的反感，但對傳統津貼名校，特別是教會辦的學校轉為直資並收取高昂的學費卻深感憤慨。因為這涉及一個重要信仰原則，亦是舊約亞摩司先知對當時選民宣佈上帝審判的其中一宗罪。阿摩司書六章四至五節清楚告訴我們，上帝選民受審判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只顧享有自己的利益而忘記了自己從前的苦難，更對現在在相同苦難壓迫下的同胞不屑一顧。換句話來說，上帝厭惡選民（也是現今教會）的「忘本」。

阿摩司書：

6:4 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裏的牛犢；
6:5 彈琴鼓瑟唱消閑的歌曲，為自己製造樂器，如同大衛所造的；
6:6 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卻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

由此觀之，你就會知道為甚麼筆者認為名津校轉直資是一個信仰問題，因為這正正就是忘本，是昔日津貼教育制度下受益者的忘本，也是整個香港教會群體的忘本！教育和脫貧及社會流動的關係已不需要在此再多作討論；無論一個人怎樣說，名津校轉直資就自動剝奪了大部份低下層小朋友入讀的機會。就是造成社會的更不義，難道這與我們的信仰無關嗎？

很多名津校轉直資都會說因為現今的教育政策不濟、不公、不義。所以為求保護學校的「光榮」傳統（她們總忘記了教會辦學是為所有人，特別是被忽略的貧苦大眾，今天的所謂「光榮成就」只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並不是真正辦學的原因，更非是學校的傳統！），轉直資避開教育政策的種種不是好像是她們唯一的出路。但正如筆者說過， 直資計劃是政府教改的一隻重要棋子，所以政府不惜威逼利誘，驅使香港名津校轉為直資，以此直資計劃為市民，特別是中產市民對教育訴求減壓、降溫。從這個角度來看，名津校轉直資確實會從政府手裡拿回一些自主權，確實會避開一些不濟的教育政策；但所犧牲的不單是一些欠缺資源的家庭子女不能入讀，更大的不義是背棄了香港大部份的市民。

因為這些名津校，以其歷史背景、名氣和歷屆畢業生在香港社會的影響；本來就有牽頭作用，帶領一眾津貼學校和全港市民一起向政府爭取更合理的資源和更完善的教育制度，造福香港的下一代。但她們竟選擇獨善其身，只求自保而轉直資而去，置仍留在津貼系統的大部份香港市民於不顧，讓政府繼續推行不濟、不公、不義的教育政策，難道這不正正就是阿摩司先知所痛斥的忘本現象嗎？

同樣面對教育政策的挑戰，同樣面對政府的威逼利誘，天主教，特別是喇沙會、耶穌會在香港所辦的名津校如喇沙書院、港九華仁等卻拒絕轉直資。筆者引用華仁狄恆神父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受星島日報訪問的一段話來說明：

「現有教育制度的限制下，直資制度確實很吸引，因其給予學校在選取課程、科目、教學語言、收生、師生比例及收取學費上有很大的自由，以維持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但直資的自由卻要換來沉重財政負擔，且大部份更會轉嫁到家長身上。狄神父坦言，不想華仁書院變成主要為富有的家庭服務。『耶穌會的辦學精神是為有需要的人服務，包括窮人，特別在世界經濟轉差的今天，不少父母的財政負擔已經很重，故校董會已決定不會加入直資學校行列。』」

這是一個擲地有聲的宣告，縱然面對種種挑戰與艱難，仍以耶穌會辦學的精神作為最後的依歸，這就是信仰的見證！

主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主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教會辦學，若不以有需要的人，特別是以只能夠透過教育去脫貧的低下階層為念，是不是背棄了主耶穌對教會殷切的期望？

原文刊於《時代論壇》

李怡 - 在香港主體意識下思考六四集會形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5日

儘管六四集會因暴雨腰斬，結束前市民仍擠滿維園。但今年的爭議，帶來支聯會以外的六四活動，顯示這個一年一度延續六四記憶的集會，已屆分水嶺。也就是說，隨着中國政治的結構性腐敗，中港關係的丕變，香港年輕一代自主意識的提升，支聯會沿用24年的形式，唱同樣的歌，台上同樣的哭腔，然後說一句「明年再見」，已不合時宜。

日前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調查發現，受訪的93名學生中，願意自稱「中國人」的是「零」，65%認是「香港中國人」，這是自90年代初開始調查以來首見。事實上，許久以來，幾乎所有香港人在國外被問到是哪裏人，都會回答「Hongkong Chinese」而不會說是「Chinese」。但過去回答問卷時仍有不少人自稱中國人。現在是連問卷調查都沒有一個人說是「中國人」，這顯示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已完全沒有認同感了。

中共喉舌把城邦派、自治運動派稱為「港獨」。但任何對政治現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港獨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本土派都只是主張徹底按照《基本法》落實自治權，真正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反對以「一國高於兩制」為由，任由中共及中國各地侵犯《基本法》定下的香港自治權，更反對特區政府犧牲香港的利益一味迎合大陸的需要。筆者認為，立足香港爭取民主以及維護自由、法治的人士，可以本土，可以大中華，但一定要以「香港主體意識」為出發點。沒有香港主體意識，即使想促進中國民主也是空想，因為正如胡適所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促進中國民主也必須從爭取香港自主入手才能實現。如果是等待中國政改並實現中國民主之後，才賜予香港民主，這種期待恩賜的民主實際上是奴才意識。

上周陳沛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時的一篇文章中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她認為蔡主張包容，是反對「把『本土』窄化成一種排他性的觀念」。實際上蔡主張包容的基礎，是「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而且因為民進黨已肯定獲得台灣深綠民眾支持，她為了爭取淺綠和淺藍民眾的中間選票而提出包容的。在馬英九勝選後，蔡英文並不支持馬對大陸的開放政策。儘管馬的開放政策仍然是有限度的，與香港無底線地任由大陸政治經濟蹂躪不可同日而語。

陳沛敏又提到張鐵志所說的台灣思潮的改變，就是「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張沒有解釋統獨、省籍意識為甚麼激化。筆者約40年前就同當時的台灣「黨外（指國民黨外）人士」交往，台灣黨外人士曾經接近中共，但最終轉化為走向台灣主體意識，並組織獨立傾向的民進黨。促成轉化的全部因素就是中共唯我獨尊的對台政策和台灣人看到了大陸的現實。台灣人知道無法從一黨專政的中共國手上得到民主，只有不斷增強主體意識才有機會當家作主。而台灣這十多年的總統選舉，在大陸也引來驚艷，可以說爭取台灣民主就有助於大陸人的民主覺醒。

香港自89年六四後，原來多數市民也期望促使中共藉平反六四而走向民主，並由此獲民主中國賜給香港民主，近年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台灣一樣，全部原因也是中共唯我獨尊的對港政策和看到大陸的現實。在中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的前景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的增強是擋不住的潮流。在此趨勢下，支聯會的六四集會似應思考其他形式了。

筆者想到的往後的形式，可以與民陣7.1遊行形式相似，也就是由支聯會提供維園這個場地，讓不同派別的人以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去紀念六四。支聯會不必像中共每年國慶都提出當年的口號那樣，定下每年的主題，而是只定下紀念六四這個大題目，由不同的派別自行發揮。八九民運的主調是「爭民主」，而當局的暴力鎮壓則是「反民主」，紀念六四的意義是爭民主、反暴政。不管是大中華派、本土派、城邦派、自治運動派、溫和派或激進派，都可以在爭民主、反暴政的大旗下，以各自的方式去悼念六四和繼承民運。與其點燃中國式的同而不和的燭光，不如在香港主體意識之下舉辦和而不同的促民主、反暴政集會。

林濁水 - 神奇的香港六四 (附讀後感)

Thinking Taiwan   2013年6月4日

1989年才600萬人口的香港，竟為幾千公里外發生在天安門的事，街頭蜂湧出超過150萬人的聲援人潮，實在難以想像！

更難想像的是，六四屠殺，當年雖然震驚全球，但如今已經都過24年了，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台灣，老早已沒有人會再談到它時，香港年年都持續還有幾萬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上燃點燭光紀念，而且時光愈加飛逝，規模竟愈是愈宏大，2012年竟增加到了18萬人，這些使我年年都感受到新的驚奇，今年當然不可能例外。

六四在中國是禁忌，香港「民主派」偏偏非年年都去大大地挑釁禁忌不可，北京的感受可想而知。民主派甚至在議會中提案平反六四，北京賴以對抗的是「建制派」的保皇黨，今年很特別，要香港人不要太去管六四的，增加了一個有力的生力軍，那就是寫了香港暢銷書《香港城邦論》的名學者陳雲，他當然站在北京的對立面，他的「城邦論」也很得到呼應，但他對年年辦的六四紀念活動有意見。

1993年，距六四才4年，6月5日，我到了香港，在車上看到街上四處掛著零亂的布條，好奇地問香港朋友怎麼回事，他說昨天六四遊行啊，語氣很怪我香港這麼大的事我卻不關心，我幾分心虛地回答一聲哦。

第二年四月我又到香港一趟，同樣在車上，我滔滔地向他說那時正在台灣被吵翻天的千島湖事件，說事件中24名台灣觀光客及8名船工導遊遭到搶劫，並被兇手燒死，說了一半我發現香港朋友靜靜地聽，但那是基於禮貌而不是專注，這次該我怪他台灣這麼大的事，香港人卻漠不關心了。

兩番事件，一番對照，感受很深：六四遠在北京發生，香港人卻認為那是「我們的事」，而更鄰近的台灣人在只有到北京一半路程的千島湖出的事則否；相同的，台灣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千島湖上罹難的雖然都素昧平生但仍清楚地區分出一件是「我們的事」，一件不是。

經過歷史的鋪排，同樣是華裔，同樣是「我們」兩個字，香港，台灣界定起來竟完全不同，彊界分明。

香港人把六四當自已的事是因為香港人認為自己和中國同一國，套用中共近幾年來愛用的詞來說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台灣人對六四無感則是因為台灣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和香港人不同，自認為是「台灣人」，不和中國一國。

六四，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共的禁忌，香港年年大規模紀念六四，北京的觀感當然是可想而知；然而台灣對六四無感，對見面時「台灣同胞」不離口的北京恐怕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現在陳雲主張香港不必太管六四的理由正是這樣的：「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他呼籲香港人「不要一心將香港和中國的命運綁在一起」。

香港年年的六四紀念是簡稱「支聯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辦的，去年燭光晚會達空前18萬人，可以說民氣達到了最頂峰，沒想到今年辦「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活動竟在陳雲領導「本土派」民主人士批判之下，改了名，拿掉了「愛國」的號召只剩「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另外還有本土派人士準備發動杯葛六四燭光晚會。

看來，隨著時光流轉，回歸愈久，香港本土派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愈來是愈和「愛國者」想像的不同了，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因為「愛國己經被強烈主導到愛黨的方向了」，愛國等於愛黨這令人反感的事，在台灣也曾風行很久，所以台灣並不陌生，但，問題就是這樣簡單嗎?

台灣的命運共同體想像是想像自己是一個主權國家；這幾年在香港沛然而起的「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認同」想像的，邏輯上應該也是「一邊一國」，但一邊一國只是夢想還是願望難以分辨；支聯會想像的是中港命運共同，是一國，而且似乎是終局要發展到「在民主體制下的一國一制」；至於城邦論，最有趣，陳雲說城邦論反對港獨，但主張民主，本土主義，是真正的「一國兩制」。

看來，小小香港，面對中國陰影下自己的命運，他們想像到的突圍途徑真是比台灣更複雜。民主派的主張，到現在的發展已經很神奇了，有的志向難以想像的偉大，有的非常謙卑，但似乎全不中北京的意；至於未來，再多些預料之外的事發生我們恐怕也不必太驚訝。但說這很神奇貼切嗎？那應該是燦爛無比，向上帝借來時間的東方之珠最深沈的悲傷吧。

但無論如何，還是且先看看六四，今天的晩會再說吧，不管如何，燭光將燦爛如昔。


Vic：同樣是紀念六四的晚會，香港維園與台北自由廣場的規模，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台北這兩年，場中的參加者，比場邊的媒體工作者多不了多少。今年主持人稱呼參加者為「各位貴賓」，這在香港數萬人的場合，實在難以想像。

台灣人淡忘六四，看似無情，實則也符合情理：在台灣人心中，「這不是我們的事了」。現在有一些人以為，台灣人即使在1989年，對天安門民運也很冷淡，那是對歷史無知。當然，台灣人當年不如香港人那麼熱情投入，但對八九民運還是非常關心的。但是1989年起的這24年間，台灣在政治上走過了很長的路：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解散萬年國會、總統普選、政黨首度輪替、政黨二度輪替……今日的台灣，縱有千般不如意，任何一個清醒的人都知道，民主之路只有繼續向前走，斷無回頭之理。至於共產黨的統戰，固然值得警惕，但大多數台灣人，絕對珍惜現有的主權，絕對不想改變「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的現狀。

反觀香港，八九民運慘遭殘酷鎮壓之後，沸騰的民氣本來可以成就一場本土起義，至少可以替香港爭取到九七之後馬上全面普選，但是如此天賜良機，卻被當時的社運大佬白白糟蹋了（參見孔誥烽 - 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隨後的歷史，便是香港屈辱的開始。六四造就了以民主黨為核心的一眾政治明星，他們帶領香港人每年祭拜六四英魂，將香港與中國的民主前途緊緊綑綁在一起，然後在現實政治中節節敗退；他們個人事業成功，但香港人一敗再敗。到了今天，六四屠殺24年了，香港人還在自欺欺人，以為每年一度，數萬人以燭光悼念六四，八九民運便延續了，香港人的良心彰顯了，「燭光如海」啦，「香港最美麗的風景」啦……事實是，八九民運早就結束了，八九鎮壓卻延續至今，李旺陽也是2012年才遇難的！香港支聯會，二十多年來，除了搞悼念，到底支援了什麼民主運動？！

1989年見證民運與屠殺的香港人，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我不是決絕到認為六四悼念是錯的，我只是認為，香港人確實要更加關心自己悲慘的現況，先致力解救自己。香港人請捫心自問：如果可以選擇，你希望自己像台灣一樣，有實質獨立的主權，有憲政民主與自由，還是繼續那早已徒具虛名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南方朔 - 台灣已成「小吃毒國」

2013年6月3日

【明報專訊】我大學和研究所時，主攻的是樹木的生理代謝化學，因此我對化學這個行業並不算陌生。因為我早就知道台灣市面上食物點心有太多化學添加物，因此我極少去外面的小吃攤吃東西，也很少買外面的點心速食。在台灣，由於食品安全管理太差，飲食已成了一種最大的風險。台灣並不是「小吃王國」，而是典型的「食品毒國」。不久前，台灣才鬧過食品飲料的塑化劑風暴，上個星期新上演的是毒澱粉以及工業用化學物質添加在各種食物中的大醜聞。

從沒正經檢驗 食品「無政府狀態」

長期以來，人們都以「小吃美食王國」來稱呼台灣，而台灣也以此沾沾自喜，來台灣的觀光客也稱讚台灣的小吃，例如台灣的珍珠奶茶裏的丸子非常Q；台灣的蚵仔煎勾芡均勻，口感非常好；台灣的豆花、板條、米線丶粉丸口味極佳。但人們不知道，這些口感其實都是化學添加物造成的，有些液狀和糊狀的東西，加了某種化學物質，就會比較均勻，不會沉澱；有些東西加了某種化學物質，就會緊實而有彈性；如果加了化學防腐劑，就可長期保鮮。由於口感這種感覺乃是化學物質造成的，因此每個政府都應嚴格的制訂食品安全的規範，並要有檢驗機構從事例行檢驗，使生意人不敢心存僥倖。但台灣的問題是，政府的食品管理機構從來就不去正經檢驗，等於食品無政府狀態，因此台灣食品的安全形同根本就不存在，只有陰差陽錯，才會突發式的爆發大案。去年出現塑化劑風暴，許多飲料業者為了使飲料均勻不沉澱，都加入塑化劑。但現在塑化劑風暴已過，台灣的飲料果汁已沒有了塑化劑嗎？這可沒有人敢打包票。很可能只是沒有繼續檢驗，生意人仍舊照用。只要沒有鬧出新聞，大家就依然混着過日子而已。

去年是塑化劑風暴，今年陰差陽錯爆發的乃是毒澱粉及工業用原料冒充食品的醜聞。

所謂的毒澱粉事件，乃是台灣有很多澱粉類加工製成的食品，如丸子、板條、麵線、粿類、豆花等，這些粉類食品，多半是樹薯粉，因為它成本廉價，業者在其中加了工業用的化學物順丁烯二酸，這些粉類加工食品就會凝結得比較均勻而緊實，吃到口裏，就一顆顆分明，很有彈性，做成板條麵線，也不會糊成一團。這是食品的「口感陷阱」，毒澱粉事件爆發後，全台灣已查獲毒澱粉200多噸，足見毒澱粉的氾濫已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

所謂工業原料冒充食品原料的醜聞，乃是指有不肖業者，將工業原料和過期的防腐劑等，賣給台灣的大型食品公司，大家都賺到了巨大利益，在台灣很有名的幾個冰淇淋、巧克力、布丁、奶酪品牌都在名單之列。

台灣經過塑化劑和毒澱粉，以及工業用原料冒充食品原料這幾個食品安全的大醜聞後，可以說已徹底的瓦解了台灣「小吃美食王國」的名號，台灣其實應稱為「食物毒國」才對﹕

（一）台灣從日本統治的時代起，由於受到日本食品化學的影響，在防腐劑、食品添加物上就很發達，只是戰後日本食品管理進步，業者的紀律嚴格，所以日本已很少食品方面的醜聞；但台灣則因政府的管理鬆懈，違規食品和黑心食品反而日趨發達，因而形成了畸形的台灣飲食文化，重外形、重口感、不重自然、不重健康、不重營養。台灣有名的小吃點心都有這種特色。

（二）由於台灣食品飲料過度依靠化學添加物，因此台灣的戶外飲食吃多了，腎功能和肝功能極容易受傷。台灣每年洗腎的病患極多，洗腎已成了一個重要的病患產業，許多醫學專家就認為過多的食品化學添加物即是元兇。台灣人的癌症比例偏高，也和食物中的化學有毒物質有關。

（三）台灣的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一向消極，只要食品安全沒有鬧出大新聞，通常都是睜隻眼閉隻眼拖過去。就以這次毒澱粉事件為例，案發之初，台灣的行政院衛生署甚至還在為毒澱粉找理由，只有事情鬧大了，它才亡羊補牢的要嚴辦，而它的嚴辦只是要飲食業者張貼原料業者的安全證明，而不是政府食品檢驗單位去強化例行的檢查，意思是說，台灣的食品安全只着重表面工夫，而不着重政府例行的安全管理，一切都只是在應付。這樣的食品管理，台灣的有毒食品怎麼可能徹底根絕？等到事情鬧過了，人們還是照吃，毒澱粉食物還是照做照賣！現代的有毒食品，它的毒害都是累積的，不是猛發性的，它會在不知不覺中侵蝕人們的健康！

塑化劑風暴時，這個風暴也延伸到了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國大陸。這次毒澱粉事件，同樣也擴散到了這些地區。這次毒澱粉事件，台灣有名的小吃已全部淪陷，因此最近這一個星期，台灣每個夜市都生意清淡，生意大受影響，觀光客也止步。問題是，台灣能從一再發生的食品安全風暴中領受到教訓，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體系嗎？我的態度是悲觀的，只要這個風波鬧過，新聞熱潮過了，一切又會恢復原樣。不能恢復的，乃是台灣小吃美食王國這個名號！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孔誥烽 - 六四悼念一定要堅持 ，也要去中國化

主場新聞   2013年6月3日

六四晚會爭論，起源於「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當初口號一公開，網上立刻起哄。如果沒有這個口號，本土派人士怎樣呼籲杯葛晚會，都一定成不了議題。我們本應該借這個口號爭議，好好反思六四對香港的意義，和香港人以後應該怎樣面對六四的歷史。但一些朋友卻好像無興趣討論這些問題，反而對「本土派」大興問罪之師，可說是「kill the messenger」之擧，有如以爲將告訴你有病的醫生殺死便能痊愈一樣。

忠君愛國的毒霧

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舉起愛國旗幟，就像古代士人要向皇帝進言，一定強調自己「忠君愛國」、沒有逆反篡位之心一樣。學運剛開始時三名學生高舉請願書跪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哀求領導人接見，這表現出的，正是這種情懷。但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從岳飛到屈原到袁崇煥，無論你怎麽表忠，皇帝看你不順眼你就是逆反，你就要含冤被殺或自殺。忠臣死後，懷念他的百姓士人，例牌會定時悼念，甚至上疏要求皇帝平反。

這種哭哭啼啼的、等待和哀求天降明君的戲碼，千百年來不斷重復。1989年6月4日淩晨以「孩子」自居，苦求「祖國母親」聆聽的年輕人被虐殺，之後支聯會帶領港人每年集體表達哀慟、要求「平反六四」，可説是這種忠君愛國悲劇的現代翻版。

當年學生運動當中，當然也有反對這種擺脫不了皇權意識的請願方式的聲音。例如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當時在電視鏡頭前毫不客氣地狠批在人民大會堂跪地痛哭的同學，問他們是在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爲何要跪求？

而64屠城剛發生後，香港群情洶湧，6月7日的罷工、罷課、罷市三罷行動如箭在弦。若當時三罷得以開展，便等如是將香港人目睹北京市民被殘殺的悲痛，導引成本土起義的怒火。當時香港的回歸倒數剛啓動，基本法進入最後定稿階段，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後制度安排與民主化進程的關鍵時刻。三罷起義挾著一百萬人上街的氣勢，就算不能改變97大限，也肯定能對當時基本法的最後定案發揮及時的影響。

我們今天可能忘記了64鎮壓後的中共是多麼虛怯、在國際上多麽孤立、在1989年下半年東歐骨牌開始倒下時，中共是多麼的害怕。當時香港就是唯一能幫助中共打破孤立的窗口 — 還記得無綫袁志偉笑咪咪地爲李鵬做了64後首個境外媒體訪問嗎？還記得東亞的李國寶奮身以真金白銀幫助中資銀行化解擠提危機嗎？當年這些因帶來的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支聯會的原罪

在1989-1990年中共的惶恐和香港對中共突破國際封鎖的特殊戰略價值的前提下，若本土起義得以成局、民主派提出97年全面實行普選等要求，中共是很可能會妥協的。若做不出這個效果，當時的港英政府，也絕對不敢鎮壓。這對港人可說是一場只能贏、不會輸，最差都是打平的完美賭局。但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支聯會在三罷前夕匆匆以旺角出現零聲騷亂、我們至今無法證實的有中共特務潛入香港要搞事（是又怎麽樣？）等不明不白的理由，取消了三罷，香港人連試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三罷被取消，香港人便白白錯過了影響97後政治狀況的最後一個黃金時機。1989年春天香港積累起來的巨大群眾力量，一下子被瓦解。1990年4月4日，一個極其保守的基本法定稿在人大通過，裏面的第二十三條條文，甚至比1989年2月第二稿的版本更爲嚴苛，將本來已經刪走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字眼重新加入，更加進禁止香港政治團體與外國團體有聯系的字句。

8964後東歐共黨不敢開槍鎮壓群衆，締造了民主革命的奇跡。8964後香港民主派領導人主動繳械，令香港人錯失起義良機，連在極反動的基本法版本通過之時，也完全無力抵抗。89民運本來為香港帶來的抗爭精神，被當時的支聯會壓了下去。香港市民沒有欠支聯會，而支聯會卻欠了香港市民，背負取消三罷抗爭的原罪。在以後的悼念集會中，市民只能被動地寄希望於蒼天有眼、忠良之士有日終得到昭雪平反，像中國歷代屁民六月吃粽悼念屈原般。整個事情，忽然變得十分中國，彌漫著一片懦弱自欺的忠君愛國毒霧。

當然，89之後，香港不是沒有先進之士對這種只有哀慟而沒有戰鬥的悼念儀式很有意見。1991年我入讀中文大學時，學生會、學生報的學長學姐便告訴我們，8964的精神，其實是「民主不是身外事、具體實踐生活中」。之後幾年，我們參加支聯會的活動，都不會跟著喊「平反六四」，熬過了越來越形式化的六四燭光晚會之後，都會跟其他大專的同學、四五行動等集合去新華社抗議，衝擊由警方鐵馬架起的無理防綫，企圖走近新華社，挑戰警權。我們也投入香港本土各地的基層抗爭。如當年參加荃灣與金輪天台屋抗爭的社工和同學，很多都是受到六四洗禮，是很有意識地將六四的抗爭精神實踐在香港本土。

在1990年代，對當時我們這些為97主權移交而十分焦慮的熱血年輕人來説，8964的精神，並非「愛國」，而是本土抗爭。在97年之後，這種抗爭精神，在不少悼念六四的活動中，仍然存在，例如之前的港大國殤支柱事件與保衛民主女神像事件。但畢竟這些抗爭都不是主流，無法改變支聯會悼念的儀式化和忠君愛國化。

六四不止是中國人的事情

今年的「愛國愛民」口號，「愛國」固然令人聼來生厭。喬曉陽當年挑起「愛國爭論」否決07/08雙普選，一眾天真民主派人士真的參加這個無中生有的「爭論」，正經八百地討論愛國的真定義。但這種「愛國」觀念，就像以前的「忠君」觀念一樣，是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當權者認為你愛國你便愛，他認爲你不愛便不愛，你認真理會它便中伏了。而「愛民」，則是更為不知所謂。是誰在愛民？如果是一般民衆愛民，那便是自愛、是相互間的博愛。說愛民，便令人聯想到以前皇帝和士人居高臨下的「愛民如子」。一邊要求平反、一邊說愛民，體現出來的，是一個既卑躬屈膝又精英傲慢的儒家忠臣潛意識。

「愛國愛民」口號，與香港民情脫節，現在連作爲運動主體的天安門母親也批評，可說是支聯會從未有過的大危機。支聯會將口號拿了下來，希望他們能認真反思爲何這個口號當初能出現、背後是一種什麽心態、為何他們可以撐那麽久、和爲何會出現侮辱丁子霖的鬧劇，千萬不要只歸咎於「個別人的偶然失誤」或「有人有心整死支聯會」，以爲急速切割和道歉後，便可當沒事發生過。

六四是中共對人類犯下的罪行（crime against humanity），與盧旺達、南非種族隔離、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等性質相同。香港是今天仍有一定自由的對這個罪行的直接、深入的見證人，有責任每年提醒世界有這樣的一個罪行曾經發生 — 現在要遺忘的，不單是中共與中國屁民，還有要跟中國做生意的各國權貴和怕其中國關係受損的各國知識分子。

我們要悼念六四，為的是要延續89年的抗爭精神，要在全世界帶頭給中國志士爭取轉型正義的事業，給與支援，而不是爲了有意無意地幫助北京誘使我們接受「愛國」這頭特洛伊木馬。這是任何一位香港人在考慮今年以何種方式悼念六四時，必須要正視的。 

Vic：我也同意，香港人要堅持悼念六四，但香港人如果認為，每年有那麼一日，到維園點起蠟燭，悼念烈士，彰顯良知，就是延續了民運，那實在是太自欺欺人。陳雲說「支聯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維穩組織」，你可能無法接受，話陳雲係癲佬，但你想想二十多年來，支聯會到底有何作為？支聯會就像一間殯儀館，每年只做一單case，就是維園六四晚會，如此而已。香港人就只懂得將民主運動寄望於一間殯儀館？識字的人，好好看看安徒這篇文章〈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問問自己：對於爭取民主，Are we serious？

鄧小樺 - 六四二十四：香港，需要距離－－本土與國家認同的個人思考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6月2日

去年曾寫過短文呼喚「六四共同體」，因當時覺得紀念六四已成為香港巿民一個重要共識，我們對於六四的經驗、情感與思考，足以建立香港人共同體之認同。誰料今年紀念六四出現爭議，支聯會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引起部分網民的強烈反彈，甚至有聲稱要把六四與香港切割，六四是中國的事，香港人不需要關心。短期內輿論出現反撥，不少本土派政治人物與「土著派」、「切割論」劃清界線，看來「土著派」與「切割論」已難成氣候。

但思考不以時勢的變化而止。當今日「愛國」成為一個如此尖銳的矛盾點，實應有更多人出來詳細梳理國家──本土──自身的關係，以供集體思考。本文願以分享為起步的嘗試。

愛國不可強迫

將「愛國愛民」等同於「香港精神」，是將口號這種形式裏「以偏概全」的缺點發揮到淋漓盡致──它把香港人一直不大願說的話用一種太刻板的方式說出來，於是引發反彈。「愛國愛民」中的「國」不等於黨，但八個字的口號沒有辦法將其中的差別釐清。

民族主義最強烈的其中兩個範疇，一是國土侵略，一是體育。而我從小反叛，比如打排球而特別不捧中國女排（長大了更曾與青年詩人呂某共赴紅館反中國隊，遭後排的中學生罵為漢奸，我立刻轉過頭去飽以白眼）。對保釣議題亦一直無甚反應，我基本上不願意看到民族國家因為疆土問題而有所爭執，交功課時寫過一篇關於保釣的時事評論（當時正值陳毓祥過身），被老師嚴厲指摘為「隔岸觀火」，分數之低前所未有。但我當時確是覺得隔岸觀望、不明所以，為什麼我的感覺不能成立？那時我明確感受到，民族主義出於血緣，帶有太多既定框架，不容選擇或異議之音。於是我不再願聲稱自己愛國。但同時我以背誦古詩詞度日，文化中國有時比同學與我更親近；大學時修讀中文，整個現代中國的感時憂國放在我面前需要研讀；至今，想起五四時魯迅等知識分子愛國啟蒙的情懷，仍然偶爾眼眶發熱。

將「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分割，是數十年來香港知識界與政治界的共識。我們不得不是「書面愛國」，從閱讀的隔阻經驗，在想像裏與五千年文化歷史認同。抽象的思考高遠，但卻未必有現實經驗承托，有時自己反思一下，都覺得虛妄。所以倪匡簡潔結語：你怎麼愛國呢？國家都不愛你。

今日談愛國更難，因為我們都無法逃避這個國家已遭中共騎劫的問題。許多年長巿民本都曾十分愛國，但日常與自由行的遭遇經驗太惡劣，國內許多駭人聽聞的新聞也讓他們傷痛心灰。六四集會裏那首《中國夢》我一直都不大願意唱：「五千年無數中國夢／內容始終一個。」不符多元價值──而且如果那個是強國夢的話，今日的浮誇中華已經將之實現為一個噩夢。許多持進步愛國觀、力爭民主的人，會說「愛國不等於愛黨」，這固然是進步愛國觀的基本起點，但必須添加新的論述，才能與當下接軌。

本土與中國：有距離的情感

香港本土與中國，必須維持一種微妙距離，才有平衡生長的可能。我願舉香港文學的例子言說。

西西是受「文化中國」思想洗禮的一代，她早期的〈春望〉、〈龍骨〉等小說，既是本土文化的奠基作品，裏面卻在在有中國影子。〈龍骨〉寫中國在各種政治災難與折騰後，文化古物全數不保，是對「政治中國」現實的批判。而〈春望〉由香港人角度，寫對內地來的窮苦同胞的自然親愛，蓋過了解現實而生的擔心。甚至以本土特色而怡然自喜的〈南蠻〉，都是透過中國對照而成的活潑主體。西西一早就走得比城邦派遠，她在《我城》中，說香港是一個「只有城籍」的地方，其中既有無奈，亦引發生生活力。浮城香港的孤懸無主，但在這種狀態之下，反而生出獨有的文化、超越的視野。這些都是香港寶貴的本土特色。

李碧華關於六四的小說集《天安門舊魄新魂》，素材脫胎自八九年的時事新聞，以及中國建政以來的各種悲劇，裏面亦有當時城巿如何渾然一體支援民運的專欄紀錄。書後有她親筆題詞：「──誰真正願意面對『大時代』？作為香港人，只傷心尷尬地每朝北望。我們對『國家』的愛，相對而言阻隔如安全袋，並不『直接』，也無『結果』。國殤消息滲入大部分市民的情緒中，只為莫測的血緣吧。」如此直白，但其中的微妙掌握得非常好：即使在與中國最感親切的時候，我們也還是自知虛妄，因為距離太遠、非常無力；但我們若以積極的角度去看，這種帶有距離的情感與思考，毋寧正是香港的特色。

以上只提兩位本土作家的思考，固然是掛一漏萬，但我想她們都是有代表性的本土作家，是追溯香港本土性不可能繞過的標誌。雖然她們對中國有着明顯感情，但我希望她們不會被簡化為「愛國派」，因為她們在講述「愛」的同時，講述着愛之不可能。情感認同的辯證雙生，香港本土的國族思考層次一直豐富而複雜。

想想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在社會上仍是少數派，當時社會高唱「融合論」，結果過度融合而產生族群衝突。去年的反國教反洗腦運動，也是對於狹隘民族主義及中港教育一體化的強烈抗拒。過度的接近，消抹了情感必須的距離。

或者，我們必須正視香港的弔詭位置：中港距離太近，一衣帶水，利害關係根本是同呼同吸，莫說文化上有歷史認同感，根本經濟資源等等都倚賴中國，我們當然要時時監察與匡正中國──說中國可與香港徹底切割，根本是不現實的。但是，若要說香港精神本來就是愛國，實在也是葉公好龍癡人說夢，與現實偏差甚大。誇張中國與香港的距離，或是欲徹底消抹這個距離，同樣會置香港本土於狹隘、自我斷裂、並有實際危險的狀况中。冷靜地捉摸這個距離、進行調節，才是確立本土之道。

紀念六四與捍衛本土

雖然我認定六四是本土共同體的支柱性議題，但一直以來，反叛與本土的追求，確是常與支聯會分道。記憶所及的學運及社運實踐，略數如下（遺漏請諒）：從1992年開始有大專學生反省「支援」這個詞的意義，要「走出支運的困境」，把運動主要支點定在香港（見《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文獻選輯》，蔡子強等編，香港：青文書屋，1998）。1994年開始有人在六四遊行中要唱〈友情歲月〉，與支記相抗（見《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蔡子強等編，1998））。一直都有年輕人或文藝界說要突破支聯會式紀念六四活動，梁款的數本《文化拉扯》中便把六四集會描述成與支聯會風格截然相反的多元奇趣，試圖縫合兩方。1999年《打開．六四十週年特刊》，梁文道的〈廣場密碼〉試圖進一步把六四定義為「本土事件」。而文化界一直力求突破大型悼念的模式，包括：巿民每年六月四日到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獻花；九七至今自治八樓朋友「異議聲音」每年六月三日晚八時九分到文化中心外通宵思念；2009年八十後「六四文化祭」；2010年集體行為藝術「來往廣場的單車」；2011活化廳「拜山先講？──再問六四與我城」系列藝術展覽及行動；「沒有製作」一群年輕人歷年的六四街頭報哀音；字花編的《維園，你在嗎？》、《走，走到一九八九》、《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以至各年文學小團體出版的特刊、紀念詩聚……這些多元的紀念行為在九七後蓬生迸發，不是沒有理由的──它們自知紀念六四就是保存、確立、捍衛香港本土性。

六四一代的深刻記憶，必須傳承下去，因為一個族群的記憶不能及身而止。與支聯會主張歧出，是多元表達的追求，不代表不紀念六四，尤其必須反對麻木。出於「本土利益」而對人命無感，是明目張膽的自私。而對於尚未經歷過的九十後而言，叫他們不要理會六四，太容易太便宜了，這樣號召的人簡直是反啟蒙、鼓吹蒙昧。如果有人為這種反啟蒙的蒙昧自私，掛上「本土」的帽子，絕對不能接受。在中共與「土著派」的雙重進逼之下，如今再從本土說六四、說國家，須先確立以下價值與信念：有距離的關切，容納反思與抵抗的空間，以普世價值框正偏頗的民族主義，讓本身的獨特本土性生發，以城籍分解國籍，向目前這個歪斜的中國說不。香港必須要走自己的路，而這條路上有着許多他人，是為「開放的本土」，這方為反叛者即香港，不可逼視的驕傲。

文．鄧小樺   編輯 袁兆昌

葉蔭聰 - 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在英語通俗讀物中，談到中國政治經濟，往往分成「淡友」與「好友」兩派。前者預言中國即將崩潰，後者則認為中國是與美國匹敵的新興強國。而「好友」之中，又分兩類，一類是鼓掌歡呼，一類是憂心忡忡「中國威脅」。國際關係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花了五年時間，寫下《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他從一個他全稱整全的角度，評估中國在全球政經文化中的領導地位。

沈大偉用宏觀資料，分析中國在外交、軍事、全球管治、經濟、文化等的力量，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作比較。他發現，中國的國家力量，雖然足迹遍全球，但是，面對美國還是望塵莫及，在某些方面比歐洲大國還差。

單論軍事便最明顯。無論解放軍在東亞如何擴張，距離美國在全球370多個軍事基地的帝國大版圖還是太遠了。至於中國引以為豪的經濟實力，雖然在GDP及出口數字驚人，但是，也說不上是控制全球經濟，最多也是靠進佔低端市場分額，例如，中國廉價的工業產品的確加速發達國家去工業化，也打垮不少第三世界工業，但是，世界工廠難在高端或策略性位置佔優。在資源控制方面便更明顯了，以近年國際關注的中非關係為例，中國國營企業雖在非洲及部分南美洲擁有一些礦產（配合爭回來的基建工程合約），但與歐美公司控制的相比，還是微不足道。中國需要的大量金屬原材料基本上還是靠買回來的，而壟斷市場的亦正是西方大企業，中國能控制的礦產大概只有稀土。不止礦產，還有高端科技，也得靠國際市場，以及西方國家放寬限制。難怪由胡溫到現在習李，都比任何西方大國更怕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對中國來說，錢解決不到的問題的確是難題。

比較歐美 中華未成氣候

至於外交與全球治理，沈大偉更有點嘲弄中國，形容這個大國只能說「不」，例如在聯合國否決英美議案，卻提不出「是」，無法改造美國打造的國際秩序。

談到文化，中國的軟實力更無法跟大國相比。不要說美國了，過氣英帝國的英國文化協會能為英國人掙大錢，單看大量華人去英國留學及旅遊便可知一二。中國的孔子學院花大錢進駐世界各大學，拉攏海外人士，還要被批評為心懷不軌，招募海外洋「五毛」。美國政府不需直接投資荷李活，便有美國大片宣揚美國精神，還掙盡天下戲迷口袋裏的銀両。中國大片再強也只是民族工業，養肥一群中港台電影大亨，然而，這個民族市場之所以可能，還得靠中央守着大門口，限制美國電影進口才能達成。沈大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還是個不完全的強國（partial power）。這個結論對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稀奇，中共領導人也經常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沈大偉一書的最大功用，在於幫助美國精英減少中國威脅論帶來的不必要焦慮。沈處處以美國或歐洲大國為比較參照點，不難看出，相對美帝國，中共打造的中華「次帝國」還不成氣候。顯然，沈大偉一書表面是俯視角度或宏觀分析，但其實多少也是中美強勢觀點（Sino-Americana）下的產物，即強權之間的實力比較。因此，他無法從其他地緣位置理解大國崛起的意義。對於活在東亞的我們，又或者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及拉美，所謂不完全強國的冒起，已足夠改變以至支配我們的生活世界了，她跟美國國力的比較其實對我們的意義不大。

香港人權倒退 美政商界不上心

對非洲及拉美不少第三世界來說，走資中國的冒起，打破了他們對中共革命或另類出路的幻想，毛主席的三分天下，蛻變成來自東方的一個新興資本帝國。歷史上哪一個比較好，比較壞，都不是重點，第三世界都是新舊殖民地；不管是中是美，都是勾結當地的土豪劣紳，榨取資源。對於久活在美國主導的冷戰及後冷戰的我們，這個不完全強國其實與所謂完全強國美國根本就不是對立，而是互補。例如，香港作為金融資本城市，早有華爾街大鱷的地盤與足迹，而中國金融資本進佔香港，也得到美國金融資本協助，讓大量國營銀行體制改革，上市集資，加入全球資本遊戲。除了中美共同的金融資本既得利益外，中國早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擁有大量美國資產，支撐着美國的金融遊戲、財政擴張與量化寬鬆。因此，美國政商界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的關注要不是無能為力，就是口惠而實不至，對區區的香港政改及人權倒退更不會上心。

沈大偉提出的「不完全」強國，我們可能需要作另一番解讀。「不完全」的關鍵，不是她還未成為美帝，而是在於她未能完全（或永遠無完全）把其周邊的華人地區併入其國家體系之中：港澳還有半真半假的一國兩制，台灣則是一個實質的主權國家。反過來看，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亦多少需要這些「不完全」來維持，她們是中共國家資本大計的策略性地區。而且，正如沈大偉說，中共還沒有意圖及能力推動全球治理的制度及標準，它是一個自利、短視及務實的國家政權，追尋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權力，而且對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充滿了焦慮。因此，在她邁向全球的路途上，其着力點之一，很明顯會在這些未完全國家化或大陸化的區域。對我們來說，這些「不完全」狀態裏有多少是大國強勢支配控制？有多少我們可以協商調整？有多少空間可以抵抗與創新？香港人似乎需要作更系統及全面的分析與評估。

「不完全」強國須另一番解讀

簡而化之的「強國」論，甚至族群化的「強國人」說，跟美國人的「中國威脅論」一樣，恐怕只能製造宿命論式的敵意，或神經過敏，無助於理智的分析。沈大偉細緻的資料比較與分析，雖然有中美強勢觀點的缺點及偏狹，但他的分析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文 葉蔭聰

編輯 顏澤蓉

安徒 - 六四24：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Vic：我不知道有哪些本土主義者叫香港人「告別六四」〕，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着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着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着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王慧麟 - 維園燭光 告別中國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應考高級程度會考。我的考試時間相當長，由四月直踩至五月，因為我要考「中國歷史」。那是一個未改制的中國歷史科，共有三卷﹕是的，三份考卷，分兩天，共考九小時。

翻開當時准考證（見圖），我考完經濟科之後，約有兩個星期準備中史科。但隨後兩個星期，好不平靜。電視畫面整天到晚都是北京的學運消息。還記得有一晚，正與家父熱烈討論個人考試及前途之際，就被眼前的電視直播嚇呆了。電視上正讀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是日後著名的四．二六社論。

自此已經沒有太大心情準備考試，心緒頗不寧靜。中國歷史卷三是斷代史。中史老師避開了全宇宙都選擇的隋唐史，另闢蹊徑，轉攻清史。修讀清史，好容易民族主義上身。尤其是清中葉衰敗之後的種種事件，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中間的光緒新政、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都是一連串所謂「喪權辱國」的歷史紀錄，讀畢往往義憤填膺，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熱情。

當時一邊看報看新聞，追看北京學運最新情况，一邊卻要「死念」康梁變法失敗原因評析、甲午戰爭清國戰敗理由甚至英帝治外法權等模擬試題及答案，愈讀愈熱血沸騰，丁汝昌附體， 有千斤重擔兩肩挑、中國前途在我手之感。正是外邊打到飛起，自己卻要平復翻滾的心情應考，有立即劈筆拒考，飛去北京投入學生運動之衝動！

後來的事……大家也清楚。

我輩沒想「香港人vs中國人」

人生第一次上街，是六四屠城之後。中史老師好心，逐個學生打電話，一起上街。我負責買黑布，也順便買了一件黑衣。買布的時候，街檔的老闆，知道我買來參加遊行，給我一個點頭，以示支持。

至於高考，中史科考獲A(1)，順利考入港大。這是另一個故事。

畢業後，百無聊賴，在學兄李植悅介紹下，進入了政團工作。在九七年之前，大都在做議員助理及政策研究的工作，經常要落區幫手。在九七年前，民主派的議員助理或政策研究的同輩，六四或多或少是驅使參與公共政策研究，以至無悔無怨地，每天直踩十多小時工作的原動力。我輩當時相信民主派前輩的分析，認同「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同「中國無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口號（還未至於論述那麼高層次），認同既然中國一時三刻也沒有民主，在後鄧還是政治肅殺的年代，香港民主派更要緊守崗位，做好中國土地下之民主示範單位，接好民主棒，爭取民主，寸土必爭。

這是一個相信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必要、也是需要與中國民主發展扣連的年代。在九七年前，華叔有一次在民主黨黨校講座，談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不是從八八直選談起，也不是由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的政制改革談起，而是由1925年省港大罷工及鄧中夏談起，講到香港與鄰近的廣東省人民，如何一起英勇抗英反殖。華叔由這段歷史談起，我輩聽教聽話，咸認同香港與中國（至少是粵省）應放在同一視角下策動群眾運動，行裏應外合之效，對香港及中國命運繫於一線之口號沒有提出異議，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在香港參與群眾運動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更要先搞一輪身分認同之腦內思想鬥爭。

回想起來，中學時中國歷史科的教育，六四的洗禮，以至大學畢業後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從來不會質疑甚至懷疑有所謂「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爭論，更遑論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當時也不會想到，建設民主中國這句口號有什麼問題，更不用說討論應否杯葛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儘管過去我只是出席了兩三次），以至上升至國族論述之層次。參加六四之示威及悼念活動，就是一件很自然之事，既不會在出席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會問自己之國族、族群、身分以至性別立場，然後再反問，自己應否因為自己是不是認同愛（中）國，才決定出席。

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那一代的群眾運動。我輩的群眾運動，六四必然在心中排在首位。但八十後或之後的一輩，卻不是六四，而是七一。我輩對六四仍有一份執著，因為我輩對民主中國仍有一絲希望（可能現在這一絲只有一毫米那麼幼），因為我輩仍認同，當時北京的民主運動，希望終有一天，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在我輩的目光之中，六四不完全，甚至並不是一場本土民主運動，而是一場香港或港人有份參與及支持的中國民主運動。

回到七一，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香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牽動着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心。2003年之七一示威，讓八十後一代看到香港的希望，是他們那個年代的群眾運動，催生了之後更強烈的香港人主體意識，告別了「獅子山下」式的I love Hong Kong，而是重新建構對香港的認同，催生了日後皇后碼頭、反高鐵以至菜園村的抗爭行動，一場立足本土的社會運動。

正當我輩部分朋友，仍勉力理解和嘗試明白本土社運的發展及意涵的時候，民主派前輩卻變得手足無措，對於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來龍去脈，以至部分前輩至今還認為，菜園村明明是一個房屋安置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扯到城鄉矛盾以至規劃公義等議題。

年輕人主體意識爆升、躁動，催生了一個朦朧的本土意識，以至本土認同。而且，相關討論在網絡有愈來愈烈之勢：有因應本土認同而產生的本土性與中國性的爭論，有因為本土認同而催生了國族認同的討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矛盾（if any），政治上則是質疑「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論述，認為香港民主命運可以甚至應該與中國命運割裂，甚至應如何建構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香港歷史，而不是由北京當權者定義的香港歷史，所以既然中史要必修，則香港史亦同時要獨立成科及必修！

這些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罵戰，對民主派前輩而言，是一件火星的事情。因此，當「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惹起了紛爭，他們確實搲破頭，因為他們不理解或不知道，原來年輕人的主體意識已經爆晒燈，也不理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上的討論，已經去到何等程度。兩個世代，出現另類的「數碼區隔」。所以，當有青年朋友提到，六四事件是否應該有本土視角的時候，民主派前輩怔了一怔，因為他們腦裏面，還是認為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在香港之中國人，參與的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要有本土視角？

問題是，主體意識之上升，就等同本土化，就等同族群矛盾、在地鄉土以至最後之去中國化嗎？這次支聯會的口號，特別是有關「愛國」、「愛民」的網上或社會討論，則見這幾個概念不斷拋來拋去。事實上，每個概念都有其背後的系譜，極需要詳細梳理，但可悲的是，網上及主流報章，並不是意識形態討論的場域，結果是，你用族群意識開帖，他就用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講港獨回擊，你用國家認同開帖，他用去中國化還帖，一時之間又變成誰是真正本土，誰是假本土真賣港的口水討論！

對普羅市民而言，這些論爭都在互聯網發生，的確「離身」。我輩好多「正常生活」朋友上網，談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子女playgroup，平日對政治無甚興趣。他們會一年復一年地去六四維園悼念死難者，相信也不太理會（或者不理解）這些論爭的緣起及走向。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討論愈烈，遲早也會燒到現實社會。當「中國人 vs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以至主體性等語言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像台灣一樣，在民主化之後，身分認同等學術語言走入群眾及選舉）之後，已不再是學術語言，而是街坊語言，也不是談論Stuart Hall或Frantz Fanon，而是談論為什麼柴米油鹽衛生巾都給強國人搶光光。對街坊而言，主體意識的呈現，是藥房買不到奶粉，是嘲笑強國人喝益力多居然可以豐胸，而不是什麼後殖民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悼六四 想像美好中國

悼念六四，是一種對民主中國的期待，到底，還是懷着一種對美好中國的想像。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從來都是兩回事。假如有人說，因為六四是人類災難而值得香港人悼念的話，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各地，每天都有災難發生，例如為何不在每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維園搞一場悼念美國九一一死者的悼念晚會，向紐約消防員致敬？願意出席六四晚會的話，到底心底裏，還有一點兒「中國」的存在。有親北京人士常說，不希望看到六四晚會有那麼多燭光。好的，今年支聯會在自己隊友亂踢波，開罪了丁子霖，結果不喊「愛國愛民」，沒有了「國」。假如未來幾年，六四晚會出席的人數愈來愈少，又或者在表述、口號以至文宣都沒有了「國」，北京官員也不要沾沾自喜，可是一個「告別中國」的開始。


李純恩 - 迷思得頭痛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日

今年維園舉行的紀念「六四」晚會，因為「本土派」對主辦機構「愛國愛港」的口號反感，可能會因此杯葛。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香港「民主力量」的分裂，本應是當政者樂見的，但實際上，卻是給北京出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因為所謂的「本土派」的主張，在北京看來就是分裂主義，分裂祖國和香港，那就是「港獨」。

對於北京來說，香港人念念不忘「六四」不可取，但「港獨」更加有害，如果香港人都聽了「本土派」的話，不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了，那就意味着有更棘手的事情發生。所以在理論上，如果「六四」集會和「港獨」一定要二選其一，北京當然寧可要大家去維園點蠟燭算了。「兩害取其輕」嘛！

所以，這天我打開報紙，看着支持今年「六．四」集會的人和杯葛集會的人在報上的論壇版為各自主場辯論，我倒沒去想什麼「民主力量大分裂」，而是忽然代入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十分有趣地發現，萬一迫不得已，就得發動群眾，去維園參加「六．四」集會，以壯大維園的人數，來突顯「港獨」不得人心。你說，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會不會多出許多來自民建聯、工聯會的生力軍？

家明雜感：《中國合伙人》之不可一世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中國合伙人》叫我們再次認命，有怎樣的國情、怎樣的市場、怎樣的政權，就有怎樣的華語電影。

它的包裝有點像《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但它的戲味遠遠不如，二十分鐘後那三個朋友的別離流於強擠淚水。坦白說，不到半個小時我已很不煩耐，頻頻看表。陳可辛從前應是說故事的能手，為何在《中國合伙人》（下稱《中國》）方寸大亂？《中國》由法律訴訟回憶的結構，令人想起《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它有時想仿效《社交》的機智，快速的對白剪接（那場三人乒乓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沒必要），但完全不是那回事，劇情及對白都笨拙。《中國》的敘事更是一團糟，電影的前半段很可笑，幾個角色輪流念旁白，互相為對方交代心路歷程，王陽（佟大為）說：「成東青一面上課，一面嘲弄他的愛情，心裏一定非常痛苦。」然後到成東青（黃曉明）為王陽說話：「王陽說人一累記性就不好……不問現在做什麼，反而更開心。」知道了，你們很苦惱。

沒有哪場戲拍得好

有什麼說出來就好，省力省時，觀眾一定懂，《中國合伙人》有段時間還真像廣播劇。影片特愛那種聽上去很酷的soundbite對白，《中國》的百度官網已羅列出一堆所謂的「經典對白」了：「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愛情就像錄像機，有時候要按快進，有時候要按暫停，生活也一樣」……沒法子，活在微博140字年代，電影免不了目光短淺，不講究戲劇張羅。《中國》沒有哪場戲拍得好的，大量流行歌是劇情單薄的掩飾；旁白很多時候淪為影像的彌補、蒙混過骨的手段，方便角色互相崇拜。成東青說：「第二天來mock interview的學生，一直排到大街上。」畫面呢，找幫臨記扮學生排長龍，以證明孟曉俊（鄧超）的自信回來了。但孟對着一大幫人說什麼？他所謂沒人比他更了解美國具體又是什麼？……算了吧，編導亦不求甚解，我們還乾急什麼。

另一問題是《中國》的野心太大，在1988、1992、1996這些年間跳來跳去，寫角色及時代，東拉西扯的很難不零碎；而在今天合拍片體制下，拍歷史注定力不從心。陳可辛這次立定決心為主旋律服務，引述的幾個事件俱有「憤青」意味：1999年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被炸，2000年的新浪在納斯達克上市，還有1993年北京申奧失敗（王陽的旁白又為成東青交代心迹了）。申奧失敗的同一夜，蘇梅（杜鵑）向成東青提出分手，於是集體的失落映照個人的憂傷——《中國》的編導應該去看看婁燁的《頤和園》或麥婉欣的《蝴蝶》，兩片都比你們有志氣得多！角色的愛慾糾纏、失戀的絞痛，不是跟「國力高低」而是跟六四扯上關係。「這一晚，北京申奧失敗了……」可以有多唏噓呢？！對三個人的成長有多大意義？！[Vic：申奧失敗，合該慶祝。說到這裡，忍不住要說一句，多年前關錦鵬的《藍宇》雖然沒有多了不起，但至少也有一場六四的戲；不是說不加六四的戲就怎樣，而是你如何處理這個重大歷史事件，reflects a lot about you。六四屠殺產生的集體失落，與申奧失敗相比……天啊，這哪能比！]

雖然早對《中國合伙人》沒有期望，但話說回來，成東青、王陽、孟曉俊三人1988年入讀燕京大學，1989年的學運、六四屠城怎能完全不記一筆？是人命還是國人的國際地位重要？面對龐大市場、動輒億元的票房，《中國》製作人的良知往哪裏擱了？國民自信真的虛怯到一個地步，非要《中國》這種阿Q的電影來自我陶醉一番？

「夢想」不知所云

再說電影唸唸有詞的所謂「夢想」，聽來聽去也不知所云。首先三人在燕京念的是什麼專業的？成東青夜裏偷偷躲在圖書館讀的800本是什麼書？不會全是新華字典及TOEFL試題吧？影片的所謂夢想，要不是空喊的口號，就是乏味及淺薄的目標。即使最初礙於成長環境，入大學、出國後是不是應該對「去美國」或「搞上市」這些淺薄的口號夢想作一點反思？據說成東青的基型來自「瘋狂英語」的始創人李陽，《中國》一旦沒有深究國人瘋狂學英語、李陽的爆紅現象，成東青一廂情願的好人形象，比十多年前張元的紀錄片《瘋狂英語》呈現的要遜色得多。若《中國合伙人》真想企及《社交網絡》，它對成名、發達跟友情的討論亦幼稚得可憐，跟《社交》比起來貽笑大方，像成東青提起孟曉俊，「是追趕的對象，惟只能望其項背」。

「Chinese Dreams in America」

《中國合伙人》穿插很多流行歌影，它播放蘇苪的《一樣的月光》、齊秦的《外面的世界》，以為透過觀眾朗朗上口的歌詞可令影片更有深度。但你以為它真心相信《一樣的月光》中的「是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這句反問？片末，成東青一臉傲氣說：「吃完飯，我們去攻陷美國。」然後在談判桌上以流利的英語重奪優勢，他們仗着國內市場龐大、貿易保護而雄據一方，連翻版都大條道理。這好比華語電影人在中國的外片配額、單邊主義及無理的審查制度中，輕易脫穎而出，平庸像《泰囧》成票房冠軍，更多有價值的電影卻沒法被引進，沒有開拍機會。陳可辛說自己是《中國合伙人》的王陽，其實他更像孟曉俊，當年闖荷李活星運平平，憑藉扭曲、不健全的中國市場名成利就，再到紐約已是衣錦榮歸，由捧餐搖身一變成為實驗室的捐款主人。《中國合伙人》的英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只是幌子，真正的名稱應是「Chinese Dreams in America」。這部電影，拍來不是聊以自慰還是什麼？

我甚至覺得《中國合伙人》心術不正，戲裏面的強國男人都「改變世界」，真正被「世界改變」的只有蘇梅。成東青意氣風發了，不再是戴着眼鏡的莽撞小子，蘇卻一個人帶着混血小孩（不是單親就是欠缺家庭溫暖），昔日灑脫清麗、不可方物的氣質大學女生不見了。《中國》之前把蘇梅拍得不吃人間煙火，脫俗的有些過分，原來是為了後面突顯她有多平凡。

他們的心沒停留在1989

單眼皮的蘇梅讓我想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明。當年楊德昌拍《牯嶺街》不到50，陳可辛今天拍《中國合伙人》已50歲了，這又是另一種難望項背，難怪說人比人比死人。關於改變世界，小明在《牯》有類似台詞，她對小四說：「你怎麼都不明白呢？這個世界是不會因你而改變的。」楊德昌是真心相信這句話的，小明說罷的結局你知道，小四一家的命運你記得。在《牯嶺街》的世界，那是楊德昌成長的回憶，時代壓抑，所有人物皆有困惑與苦衷，他們的難題，並不如《中國合伙人》三傢伙來得那麼廉價、便宜，只要相信、努力就可成功，不但發財立品、為國爭光，還友誼永固。他們在紐約開車好不威風，他們的心沒停留在1989，他們是當今國人寫照，被市場及名利冲昏了頭腦，不可一世，以為自己真可以改變世界。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Vic：家明和石琪都提到《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這部印度電影，它跟數年前的《海角七號》一樣，在台灣與香港都可說是叫好叫座，許多觀眾感動得四處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有點尷尬的是，這兩部電影我都不喜歡，3 Idiots我更是相當討厭。3 Idiots這種電影賣座鼎盛可以理解，因為它就是那種加了大量高明的化學調味料，一意要感動你的電影：以刻意堆砌的情節令你又笑又哭，最後feel very good。但是，這部電影竟然也獲得不少影評人讚好，我就真的難以理解了。

石琪說戲：中國英語夢瘋狂生動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在現役香港導演中，陳可辛是戲路特別多姿多采的一位，廿年來執導作品有古有今，有華有洋，有文有武，有悲有喜，還拍過大型歌舞片和小品恐怖片，作為監製亦多元化。他拍片當然有成有敗，但特長是常能試探新題材新作風，每當好像「才盡」、「技窮」之際，往往變出新招，甚至帶來驚喜。

陳可辛最佳作品之一

他的前作《武俠》反應欠佳，其實別具特色，不過整體無疑不理想。新作《中國合伙人》完全不同，香港上映前已在內地叫好叫座，陳可辛顯然回勇反彈。事實上，這是他從影以來最佳作品之一，我認為亦是迄今為止香港導演處理當今中國大陸題材最好的一部。

大陸開放改革卅多年來變化極大，坦白說香港導演頗有隔膜，加上內地電檢限制多多，難怪港導北上往往拍古裝或民國背景，拍到當今內地人物故事往往不大對勁。奇怪的是陳可辛生於香港、長於泰國、留學於美國，然而在《甜蜜蜜》、《三更》和《如果．愛》處理大陸人都不落俗套，獲得好評。不過前兩部拍攝大陸人移居香港和美國，後一部拍攝港男與北女在內地的情緣離合，都與香港有關，都有香港明星演出。

《中國合伙人》則全由內地明星飾演內地人，儘管進一步顯出港星面臨失勢，但當地人演當地故事，並請當地編劇參與，其實合情合理。今次就做到成績甚好，况且導演陳可辛、攝影杜可風、音樂金培達等香港元素的貢獻很大，兩地合拍可說相得益彰。

《作死不離三兄弟》中國版

片中黃曉明、鄧超和佟大為飾演北京合伙拍檔，最初同為一九八○年代大學生，都苦學英文想去美國。其中兩人不獲簽證，反而開辦英語課程逐漸發達，鄧超角色赴美失意後回流助陣更如虎添翼，成為全國最大的民辦英語培訓學校。《中國合伙人》靈感來自大陸真實的「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同樣三人創辦，亦和劇情同樣在新世紀被美國機構控告侵權索償，又在美國上市成功。情節就自由發揮，重新創作，妙在有點像印度賣座歌舞喜劇《作死不離三兄弟》的中國版，只是沒有歌舞，拍得很風趣生動，又有男女愛情和死黨恩怨。

此片充滿反斗妙趣，好在還逼真拍出八○年代至今北京的巨變，由初期殘舊寒酸而至現今摩登繁榮，財大氣粗，都富於實感。其中黃曉明角色出身窮鄉，性格戇直，在情場和事業上都飽嘗挫折，卻能創出奇蹟，真是有笑有淚。鄧超角色的美國夢亦滿含辛酸。此片英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很多中國人確實瘋狂學英文，大發美國夢，不過全片強調美國夢未必美麗，更重要是中國人爭取現代化富強的中國夢。

後段過火仍值得捧場

我最喜歡《中國合伙人》刻劃主角們八、九○年代窮得有志，苦中作樂，拍出寫實又好玩的喜劇感。新世紀發達後則太精裝豪闊，死黨們還爭執不和，幾乎樂極生悲。後段三人前往紐約講數，鬥贏美方，更誇張地迎合民族感情，我覺得過火了，主角們大講英語是否流利亦有些疑問。雖非由頭到尾都好，但今次陳可辛無疑拍出水準，值得捧場。而且這題材是目前內地導演不易掌握的，演員都好，黃曉明尤其演得出色。

順便提提，中國內地民辦學堂教英文，最早其實是香港人北上創辦，然後內地人自辦，李陽的《瘋狂英語》還拍過紀綠片。今日學英文的中國人極多，加上港台和海外華裔，華人大概是全球最多人花錢學英文的市場。

《中國合伙人》IIA

潘泝0.5★

強國人最醜陋一面盡顯露無遺，肆意無情嘲弄習近平新領導新夢想中國，麻甩老土財大氣粗小家子氣不在話下，那繃起面孔死命決志式的自以為是最令人不忍卒睹，驕傲或者是在跌倒處站起來，但美國夢碎唯有以另一個更大的美國夢救贖報復才不知是那門路民族自尊，劇情橫跨不同年代又故意輕描隱藏所有重大歷史變故，解決問題就靠金曲金句流吓眼淚打吓架一念yes或no，陳可辛合伙創作能力到此為止，「我愛我的國家」充其量都只是一句自我感覺良好的土鱉阿Q式口號。

石琪3.5★

三個大學死黨的奇趣故事，有點像印度《打死不離三兄弟》反斗過癮。不同的是此片有中國真實創業藍本，環繞瘋狂英語浪潮，拍出前後廿多年來北京重大變遷，觸及美國夢和中國夢，豐富多采。這是導演陳可辛轉型回勇的佳作。

清心4★

故意典型地透過八十年代一個土鱉，一個海歸，一個憤青的友情、愛情、夢想、奮鬥、成長與世界與現實相遇後的一個故事；關於成功關於青春也關於時代，陳可辛以一個香港導演的視角，實感地鋪寫了中國一個時代和一代人的心迹。三位內地實力同時偶像派演員演繹絲絲入扣。香港導演再一次漂亮示範了處理華語電影與中國人的故事如魚得水。陳可辛向來有勇氣向新類型挑戰也常交出佳績，今次筆者對他也沒看錯。

Vic - 我以為，八九民運的靈魂是自由民主

2013年6月1日

今天是6月1日「國際兒童節」，我很想像個小孩般玩耍，而不是在這酷熱難耐的午後，寫不知給誰看的文章，談論什麼是「愛國」。但我不得不寫，因為看了今日明報社評〈「愛國愛民」讓路給「愛國愛黨」？荒謬！〉後，有些話不吐不快。

魯迅先生數十年前有一篇題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文章，當中寫道：「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說法，令我印象深刻。我總覺得，理想的社會，不外乎如此。這樣的社會，是不必爭論「愛國」問題的──想討論的人盡可自由討論，只是如果人人皆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誰還想爭論什麼「愛國」？

今日的明報社評，有很多話令我非常反感，摘錄一二在此：

因為八九民運的最根本精神，就是愛國；支聯會領導香港市民堅持要求平反六四事件，最主要的精神支柱，就是愛國；若六四事件抽走愛國，則八九民運算什麼呢？若支聯會與愛國剝離，還靠什麼號召市民？

「愛國」是這場運動最重要元素，也是中共、特別是當年參與血腥鎮壓當權者的夢魘；若抽走了愛國元素，則這場民運算什麼，難道是中共定義的動亂？

當年，港人對八九民運熱切回應，並不因為認識與當權者鬥爭而遇害、被捕的學生和民眾，而是港人與他們之間有一條無形的紐帶連繫起來，那就是愛國。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關鍵在愛國，是持續團結市民抗爭了24年的最重要元素。可以說，當年港人支援學生，出於愛國，持續要求平反六四，也是出於愛國。

愛國是六四事件和支聯會的靈魂，支聯會應該制訂策略，適時重提此事，打破當權者壟斷愛國話語權的局面，使愛國不再淪為統治者的專利和禁臠。

不知是我一廂情願還是昧於史實，我總覺得，八九民運最根本的精神，根本不是愛國，而是反貪腐、爭民主、要自由；民主與自由，才是八九民運的靈魂。多少年來，最能觸動我心的一首民運歌曲，不是〈血染的風采〉，而是〈自由花〉。「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唱到這一句時，我只想高呼自由，而絕不是什麼愛國。

那麼，當年北京學生與市民為何如此強調他們的運動是愛國的？卑見認為，那主要是對中共動亂說的回應，是出於自保的一種自我標籤，目的有如掛出「中國人」的招牌，希望同為「中國人」的中共軍人，不至於「中國人打中國人」。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塊「愛國」招牌，根本發揮不了作用；中國人不僅會打中國人，而且會絕不手軟地屠殺中國人。當然，我不否認，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多數是以家國為己任的愛國者。但是，我們可以說，八九民運的最根本精神，就是愛國嗎？

我認為不可以。在我看來，愛國無論如何，不是什麼根本的精神，終極的目標，甚至連民主都不是。我們的終極追求，說白了，不外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了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們必須有憲政民主，使得權力正當化（權力源自人民，公權力必須是人民經過正當程序授予的），確立人的尊嚴，保障個人基本權利（基本人權），使人人皆可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

一切的追求，歸根究底，是為了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之尊嚴、自由、幸福。「愛國」是一種異常虛妄的說法，歷史上以愛國之名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日本軍國主義是非常愛日本國的；納粹黨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是非常愛德國的；如今連本來強調國際主義、不愛一國一族的中國共產黨，因為理想與論述破產，也要祭起「愛國」這面大旗，高呼什麼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愛國」二字，沾了一身洗不清的污水，何其可悲。此所以向來愛國的李怡先生，也要激烈批評愛國主義。誠如魚之樂王教授批評，李怡對愛國之批判，容或不夠客觀持平，但是想到歷史上「愛國」思想如何誤國，那實在不算什麼。

明報社評的愛國論，令我非常不舒服。但我願意花時間寫這篇蕪文，想來我應該也是愛國的。只是，我絕不願沾上洗不清的愛國污水。我愛國，不外乎希望同胞能「合理的做人，幸福的度日」，不要自我作賤，道德淪亡，甘願作權力與金錢之奴隸，變成為禍世界的「強國蝗人」。我悼念六四，支持民運，不是為了愛國──至少，不是像明報社評說的那樣。

梁啟智 - 給蘭醫生一個交代

2013年6月1日

【明報專訊】內地刊物《南方周末》昨日刊登一篇專題報道，說到四川綿陽一位「瘋子醫生」的故事。她的名字是蘭越峰，因為揭發醫院濫用汶川地震捐款而被迫待崗，最終走投無路而終日待在醫院走廊。回說早前香港立法會審議雅安地震捐款，有建制派議員聲稱就算明知會有巨額貪污也要通過捐款，筆者想藉此問一問他們，能否給予蘭醫生一個交代。

按照報道的說法，綿陽市人民醫院在汶川地震後獲得了來自澳門的900萬元捐款，以作購買醫療儀器之用。蘭醫生當時是超聲科的主任，當新的超聲波儀器來到要簽收的時候，她發現發票上竟然沒有銀碼。到她投訴過後，送來的發票聲稱儀器價值235萬。她也許「過分熱心」，發現儀器的型號相當老舊已經停產，5年前她已經接觸過，而當時的諮詢價格也只是160萬左右。

蘭醫生很負責任地拒絕簽收，然而接下來便要大倒楣了。她負責的部門被整頓，她自己被多次投訴，然後被「待崗」處罰不得上班，科主任的位置也被免除。她為免因曠工為名而開除，也就連續一年坐在醫院走廊，是為無聲抗議。

這是個別例子嗎？綿陽市人民醫院原來早有前科，而且還和香港的捐款有關。據《新京報》2011年1月的報道，這間醫院以災後重建為名，在土地使用權還未拿到手的時候便強行拆除了一座住了28戶人、質量完好的住宅樓房，以開闢土地予香港援建的殘疾人康復中心。當記者質疑醫院的做法時，醫院代表還聲稱是因為香港的援建項目要求開工，所以來不及完成手續。沒錯，香港社會的資源和聲譽，通過這所醫院的作為，竟然成為強拆民房的藉口。

若捐款被拿來做壞事
我們還要捐嗎？

建制派的議員說就算捐款只有一部分能夠做好事，也應該捐款；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去問，要是捐款將會被拿來做壞事，我們還要捐款嗎？說白了，建制派議員的說法是假裝的效益主義。但如果我們真的跟從此一進路，我們就得考慮當捐款將會同時換來十袋大米和拆毀十座民房的時候，這個所謂的效益到底是正數還是負數。

香港政治一天太長，大家都在內鬥內行樂此不疲，但賑災撥款的事情不會因為議案通過了便結束。相反，對於災區的居民來說，新一輪的災難可能才剛剛開始。多少建設以災後重建之名火速上馬，有沒有問過災民的需要？是為了災民而建還是政績而建？這些，都需要我們捐贈方去監督。

六四將至，香港社會又掀起了愛國爭論。筆者搞社會科學出身，不相信人與生俱來就有愛國的責任。不過建制派的議員既然自稱愛國，他們應該說到做到，好好跟進內地媒體揭發的災後醜聞，還災民一個公道。畢竟相對於官方宣傳中的什麼中港一家，近日香港市民自發合資刊登廣告反對捐款，引來內地網民支持讚好，似乎才是兩地民情的更佳寫照。

林忌 - 勿視本土派為敵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日

近日的六四集會的「愛國愛民」爭議，引發應否愛國的激辯，一些愛國者如何俊仁說：「批評者的邏輯混亂，本土派的批評如中共一樣，是『黨國不分』。」支聯會令人太失望，面對批評不是開放接受，卻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甚至因為丁子霖拒絕作幫兇，更有常委對這位可憐可敬的天安門母親，出言侮辱。

「愛國不愛黨」是一個理想，可是現實就是中共控制了國家的一切，包括由國歌到國旗，於是包括何俊仁在內的民族主義者去保釣，就搬出了中共的五星旗，唱《血染的風采》紀念民運，結果所謂「愛國不愛黨」，事實上的「中國」，就是中共「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多年來劫持國家，藉「愛國」去洗腦，中共根本不需要你愛黨，只要愛國就夠；黨即國家，只要你愛國，那麼餘下的只要你服從權威，又或者搬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他自然有很多「民間人士」完成餘下的統戰工作，包括稱呼中共為「阿爺」，透過家長式的權威政治，就可以令大多數人臣服於共產黨。多年來，很多民建聯的支持者是如何批評民主派呢？就是「對抗國家、漢奸、勾結外國勢力」；「愛國不愛黨」根本不能說服這些人，而廿多年來泛民得票率不斷跌，早已證明此路不通。

「黨即國家」是中共的統戰法寶，故不斷威逼利誘要香港人「愛國」──用錢贊助的「愛國遊學團」，重點項目即為「觀看升旗禮」，為國旗落淚，為中國感到「驕傲」，一旦確立這愛國洗腦的種子，邏輯即容易混亂，理智則容易喪失，面對中國的醜聞，因為人性的陰暗面，而不願意面對及逃避；根據港大民意調查，2008年香港市民觀看北京奧運會高喊「中國加油」的那一年，就是香港人「中國人身份」最高漲的一年，於是特區政府立即乘勢通過四川的百億賑災撥款，當年除了七票棄權之外，全體泛民都盲目投票支持，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十年前土共以「沒有國，哪有家」，以保護國家為名，來為23條立法辯護，初期成效甚大；然而愛國根本是後天洗腦的，愛因斯坦曾說：「民族主義是嬰兒病，是人類社會的麻疹。」事實上，他八代祖先都生於德國長於德國，大半生都活在「大德意志」──即德國、奧地利與瑞士，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寫下了這句：「傳承上我是猶太人，公民權我是瑞士人，形容我時，我就是人──沒有任何特殊的國家認同或國籍身份。」反之，為何香港的一般人卻認為，因為血統上是華人，就必須是中國人，就必須愛中國？

愛國，絕非與生俱來，更非必須。呼籲徐漢光等曾代表支聯會的人士，不要把反對愛國者，視為敵人。

林忌
時事評論員

李怡 - 丁子霖對香港民主派最珍貴的回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日

民調顯示，今年港人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創97年以來新高，超過了09年20周年時的61.2%，達至62.8%。問卷是在支持或不支持「平反六四」中作選擇，沒有用「追究屠城責任」等其他提法的選擇，因此未必表示有這麼多的市民同意「平反六四」這口號 [??]。而同一調查顯示，市民對支聯會評分和認為不應解散支聯會的比率均下跌。

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如此之高，按理說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人數也應該創新高。但照目前的形勢估計，今年人數很可能下降。本土派在網上發起杯葛，他們不是不支持悼念六四，而是反對支聯會提出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主題口號，他們另起爐灶，在尖沙嘴鐘樓舉行悼念六四活動。維園燭光有可能較往年黯淡。

近十年支聯會定下的六四主題，都沒有「愛國」字眼，何以今年會獨抱「愛國」琵琶呢？很難讓人不想到這同近年中港矛盾加劇、喬曉陽提出參選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有關。如果聯繫到在歷年來中港矛盾中，大中華派政治人物，極少站在香港自主立場參與抗爭，而這時候藉六四提出一個「愛國」主題，香港民情會怎麼反應，其實不用評估就知道了。

「國」被黨綁架，在香港已人所共知。反國教，其實反的就是「黨教」。在大陸，還沒有被「愚」的清醒的知識人，也早看清楚了這個「愛國」含義。因此，當支聯會以本土派杯葛燭光集會為由，幾次向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寄郵件和報章，叫她批判本土派的「歪論」時，丁子霖的回答是反對杯葛燭光晚會，但同時表示對「愛國愛民」的口號不滿，指1989年血腥鎮壓之後，愛國的概念變味了，政權把愛國變成愛黨，她說：「我不了解支聯會出於甚麼考慮，提出這個口號，這麼愚蠢！」丁又說，支聯會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丈夫蔣培坤也為此感到很生氣，「他說，怎麼講起『愛國』這個詞，真是莫名其妙，你讓人家抓住了把柄。我不懂那些抓住了把柄，是別有用心，還是善意的提醒。」

支聯會不但沒有對丁的意見作反省，反而由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回了她一個電郵，丁指該郵件有16點意見，其中第4條提到對該「愛國」口號立場是「撐到底」，第5條就批評她不了解香港形勢，第3條就說泛民本質關心中國的事和發展，這就是愛國，又指丁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丁說「這簡直是對我人格的侮辱，太過份了」，「我對他今年的燭光晚會提點意見，希望他有所改進，即使不對，也不至於招來如此辱罵啊」。

丁子霖接下來說的話，真是值得支聯會和相關團體、各泛民領導人深刻反省，她說：「這樣一個民主機構，但行事方式卻這麼不民主，以這樣不民主的態度來對待我，我提點意見，你就把我說成這樣子。我看他們轉來的一些東西，我看人家（本土派）提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啊。」她續說：「老子天下第一，以我獨尊，我覺得這是不民主。一個爭取民主的機構，用這種辦法來對待包括我在內，包括香港一些本土派，那也太專制了……。」

老太太發火了，徐漢光深夜致信給丁子霖道歉，信中強調，有關言論純屬個人意見，因為支聯會常委在討論「口號」事件時，他表達了有關意見，他認為有必要將副本給丁觀看，不意帶來冒犯。他並提出引咎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李卓人與徐漢光切割，說事前不知道徐給丁子霖那封信。但徐不是說他的意見是在支聯會常委討論時提出的嗎？常委至少沒有反對徐的意見吧。李卓人昨天宣佈，決定更改原訂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改為「平反六四，永不放棄」。但我們也不禁要問：沒有丁子霖的發聲，他們會更改嗎？此外，李也沒有就丁子霖所提出的「不民主」的指摘作出檢討。

同丁子霖的意見一樣，筆者認為，即使支聯會不收回那個倒胃口主題，認同普世人道價值的市民還是應該去六四集會的。

對香港人來說，這場爭論的最大意義，不是看維園有多少人，而是爭論帶來最深刻的丁子霖的話語：一個號稱爭取民主的機構，卻用老子天下第一、以我獨尊的專制態度來對待不同意見，我們怎麼相信他們是真正民主的呢？

這是丁子霖先生對香港民主派最珍貴的回饋。所有爭民主人士，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是大中華還是本土，是組織是傳媒還是個人，好好想想丁先生的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