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在香港主體意識下思考六四集會形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5日

儘管六四集會因暴雨腰斬，結束前市民仍擠滿維園。但今年的爭議，帶來支聯會以外的六四活動，顯示這個一年一度延續六四記憶的集會，已屆分水嶺。也就是說，隨着中國政治的結構性腐敗，中港關係的丕變，香港年輕一代自主意識的提升，支聯會沿用24年的形式，唱同樣的歌，台上同樣的哭腔，然後說一句「明年再見」，已不合時宜。

日前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調查發現，受訪的93名學生中，願意自稱「中國人」的是「零」，65%認是「香港中國人」，這是自90年代初開始調查以來首見。事實上，許久以來，幾乎所有香港人在國外被問到是哪裏人，都會回答「Hongkong Chinese」而不會說是「Chinese」。但過去回答問卷時仍有不少人自稱中國人。現在是連問卷調查都沒有一個人說是「中國人」，這顯示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已完全沒有認同感了。

中共喉舌把城邦派、自治運動派稱為「港獨」。但任何對政治現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港獨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的本土派都只是主張徹底按照《基本法》落實自治權，真正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反對以「一國高於兩制」為由，任由中共及中國各地侵犯《基本法》定下的香港自治權，更反對特區政府犧牲香港的利益一味迎合大陸的需要。筆者認為，立足香港爭取民主以及維護自由、法治的人士，可以本土，可以大中華，但一定要以「香港主體意識」為出發點。沒有香港主體意識，即使想促進中國民主也是空想，因為正如胡適所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促進中國民主也必須從爭取香港自主入手才能實現。如果是等待中國政改並實現中國民主之後，才賜予香港民主，這種期待恩賜的民主實際上是奴才意識。

上周陳沛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時的一篇文章中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她認為蔡主張包容，是反對「把『本土』窄化成一種排他性的觀念」。實際上蔡主張包容的基礎，是「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而且因為民進黨已肯定獲得台灣深綠民眾支持，她為了爭取淺綠和淺藍民眾的中間選票而提出包容的。在馬英九勝選後，蔡英文並不支持馬對大陸的開放政策。儘管馬的開放政策仍然是有限度的，與香港無底線地任由大陸政治經濟蹂躪不可同日而語。

陳沛敏又提到張鐵志所說的台灣思潮的改變，就是「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張沒有解釋統獨、省籍意識為甚麼激化。筆者約40年前就同當時的台灣「黨外（指國民黨外）人士」交往，台灣黨外人士曾經接近中共，但最終轉化為走向台灣主體意識，並組織獨立傾向的民進黨。促成轉化的全部因素就是中共唯我獨尊的對台政策和台灣人看到了大陸的現實。台灣人知道無法從一黨專政的中共國手上得到民主，只有不斷增強主體意識才有機會當家作主。而台灣這十多年的總統選舉，在大陸也引來驚艷，可以說爭取台灣民主就有助於大陸人的民主覺醒。

香港自89年六四後，原來多數市民也期望促使中共藉平反六四而走向民主，並由此獲民主中國賜給香港民主，近年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台灣一樣，全部原因也是中共唯我獨尊的對港政策和看到大陸的現實。在中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的前景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的增強是擋不住的潮流。在此趨勢下，支聯會的六四集會似應思考其他形式了。

筆者想到的往後的形式，可以與民陣7.1遊行形式相似，也就是由支聯會提供維園這個場地，讓不同派別的人以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去紀念六四。支聯會不必像中共每年國慶都提出當年的口號那樣，定下每年的主題，而是只定下紀念六四這個大題目，由不同的派別自行發揮。八九民運的主調是「爭民主」，而當局的暴力鎮壓則是「反民主」，紀念六四的意義是爭民主、反暴政。不管是大中華派、本土派、城邦派、自治運動派、溫和派或激進派，都可以在爭民主、反暴政的大旗下，以各自的方式去悼念六四和繼承民運。與其點燃中國式的同而不和的燭光，不如在香港主體意識之下舉辦和而不同的促民主、反暴政集會。